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5篇）

第一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来源：智豪刑事律师网 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

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义：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刑法第313条），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相关刑法条文

第三百一十三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相关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4．8法释〔1998〕6号）为正确适用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保证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现就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解释如下：

第一条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二条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

第三条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情节严重”：

（一）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巳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

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致使执行工作无法依进行的；

（四）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五）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四条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本解释第三条所列行为之一，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对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与被执行人共同实施本解释第三条第（三）、（四）、（五）、（六）项规定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条暴力抗拒人民法院执行判决、裁定，杀害、重伤执行人员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七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第八条人民法院在执行判决、裁定过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人，可以先行司法拘留。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人民法院依法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人定罪判刑，先行司法拘留的日期应当折抵刑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2002年8月23日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

下列情形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一）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量刑标准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犯罪构成：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法院的正常活动。人民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唯一机关，它对各类案件制作的判决和裁定，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形式。判决和裁定一经生效，就具有法律强制力，有关当事人以及负有执行责任的机关、单位，都必须坚持执行。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申诉，而不允许抗拒执行。维护这种生效的判决、裁定的权威，就是维护法律和法制的权威，就是维护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本罪拒不执行的对象，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这里包括两层含义:(1)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判决是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就案件的实体问题所作的决定;裁定是人民法院在诉讼或判决执行过程中，对诉讼程序和部分实体问题所作的决定。

作为本罪对象的判决与裁定，包括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经济案件等各类案件所作的判决和裁定。但从审判实践看，主要是拒不执行民事案件、经济案件、行政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至于刑事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很少有可能拒不执行。(2)是具有执行内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所谓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包括已经超过法定上诉、抗诉期限而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以及终审作出的判决和裁定等。至于没有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因为尚不具备依法执行的条件，自然不会发生拒不执行的问题。

经人民法院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生效后，能否成为本罪的对象，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种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后，即具有与生效判决、裁定同等的效力，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因而从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需要上来考虑，这种生效调解书也能成为本罪的对象，拒不执行刑事自诉案件、民事案件、经济案件等诉讼中由法院主持达成并已生效的调解书的，也可以以本罪论处。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情何严重的行为。

1、要有拒绝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行为。所谓拒绝执行，是指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采取种种手段而拒绝履行。既可以采取积极的作为，如殴打、捆绑、拘禁、围攻执行人员，抢走执行标的、砸毁执行工具、车辆，以暴力伤害、毁坏财物、加害亲属、揭露隐私、破坏名誉等威胁、恫吓执行人员，转移、隐藏可供执行的财产，命令停止侵害仍不停止侵害而故意为之等等，又可以采取消极的不作为方式，如对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置之不理或者躲藏、逃避等。既可以采取暴力的方式，又可以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既可以公开抗拒执行，又可以是暗地里进行抗拒。不论其方式如何，只要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即可构成本罪。

2、执行义务人必须具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倘若没有能力如执行义务人本身无执行财产而无法履行判决、裁定所确定的义务，则是无法、不能执行，而不是拒不执行。所谓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人民法院查实的证

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行为人在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生效后，为逃避义务，采取隐藏、转移、变卖、赠送、毁损自己财物而造成无法履行的，仍应属于有能力执行，构成犯罪的，应以本罪论处。

3、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构成本罪。情节尚不属于严重，即使具有拒不执行的行为，也不能以本罪论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情节严重”:(1)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2)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3)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4)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5)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6)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为特殊主体，主要是指有义务执行判决、裁定的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l64条和第77条的规定，对判决、裁定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某些个人，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与被执行人共同实施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暴力抗拒人民法院执行判决、裁定，杀害、重伤执行人员的，依照本法第232条、第234条第2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对该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而故意拒不执行，如果确因不知判决、裁定已生效而未执行的，或者因某种不能预见或无法抗拒的实际困难而无法执行的，因为不属于故意拒不执行，所以不构成犯罪。至于行为人故意拒不执行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这并不影响本罪的构成。

第二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称《刑法》）第313条规定了本罪。规定本罪的立法目的旨在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维护司法权威。然而，虽然现实中存在大量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现象，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却寥寥无几，未能发挥刑法的惩处和教育功能。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对本罪构成的掌握尺度不一，二是该罪的管辖难以确定，三是公、检、法机关对本罪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实际情况所反映出的共性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因此，适应本罪的思路就是在解决这三种情况的同时，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就本罪的具体适用问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简述。

一、构成犯罪的标准《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本罪是结果犯，只有达到情节严重，才构成本罪。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只有达到条文中“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因为本罪在现实中适用不多，最高人民法院尚未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根据法律的有关理论，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构成本罪的“情节严重”：

1、以暴力、威胁手段来抗拒强制执行的。所谓暴力，是指对法院执行人员的身体实行打击或者强制，如殴打、捆绑等。值得注意的是，对法院执行人员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强制，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只能是轻伤或轻微伤。否则，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所谓威胁，是指对法院执行人员以将要对其实施暴力、揭发隐私、加害亲属等进行威吓。同时，要注意本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区别：对被执行人本人实施本行为，以本罪论处，对其他参与者，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2、由于妨碍或者躲避判决、裁定的行为致使判决、裁定长期不能执行，给有关当事人造成困难和损失。

3、由于拒不执行的行为致使本来可能执行的判决、裁定不可能执行。

4、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的数额较大。数额大小的确定以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财产标的额为参照，所隐藏、转移、变卖、毁损的数额占应当履行义务的财产标的额的50％以上（包括50％）即视为数额较大。

二、管辖的确定刑事案件的管辖，按照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一般由犯罪行为地司法机关管辖。所谓犯罪行为地，包括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涉及财产性犯罪，罪犯在异地取得财产的，该地司法机关有管辖权。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如果发生在执行法院的管辖范围内，一般都不存在管辖问题，由该法院通知本地公安机关立案侦察即可。但一旦犯罪嫌疑人处在执行法院管辖以外的地方，则产生了管辖问题。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没有侦察权，也不享有逮捕执行权。当执行法院在异地执行，遇到抗拒执行的情况时，执行法院则无法采取有力措施，致使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管辖的确定是本罪能否得到执行的最根本之处。对于本罪管辖的确定，不能超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另行作出规定。否则，法便具有了随意性，这是法治要求所不允许的。故笔者认为，本罪管辖仍应当也只能按照犯罪行为地来确定管辖。大致程序是：公安机关立安侦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当地法院进行审判。就实际操作当中可能会遇到的管辖问题，笔者分述如下：

1、被执行人的犯罪行为都发生在执行法院管辖范围内，则由该地司法机关管辖。

2、被执行人在执行法院管辖范围内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数额较大，达到构成犯罪的标准，然后逃逸至外地。此时，根据犯罪行为发生地管辖原则，执行法院所在地司法机关有管辖权。如果被执行人在逃逸地对前来执行的法院执行人员实施暴力和威胁，并且也达到构成犯罪的标准。此时，按照管辖原则，逃逸地司法机关也有管辖权。这时，执行法院所在地和逃逸地的司法机关的管辖权发生冲突。笔者认为，为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应当由执行法院所在地司法机关管辖。由此引申，只要有一行为发生在执行法院管辖范围内，并且该行为单独或与其他行为共同构成犯罪，也应当由执行法院所在地司法机关管辖。

3、被执行人的犯罪行为都发生在同一外地，则由该地司法机关管辖。被执行人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不同的外地，则各该地的司法机关都有管辖权，但应当以被执行人暴力或威胁实施地的司法机关全案管辖，这样有利于对法院执行人员的人身及时保护。如果被执行人没有实施暴力或威胁行为，应由被执行人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所在地司法机关管辖，有利于保护执行案件申请人的权利。如果被执行人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的行为不在同一地点，应当由涉案标的数额较大行为实施地司法机关管辖，理由同上。

三、具体操作规则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件（国家公职人员犯罪和自诉案件除外）一般由公安机关立案侦察、检察机关批捕和提起公诉、法院审判。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比较特别，犯罪嫌疑人所对抗的是人民法院的依法执行行为。由此，便产生了公、检、法机关之间的职责履行问题。在现实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都不愿意涉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类案件。他们认为，这类案件是法院自己的事，应当由法院自己解决。如何保证公、检、法机关之间确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笔者认为，应当加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根据公、检、法机关之间的职权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就具体操作规则，在未有法律规定之前，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可以联合制定以下规则：法院在执行案件中，认为被执行人的拒不履行行为已构成了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可以先对被执行人实施司法拘留15天，同时向有管辖权的公案机关发出《请予立案侦察函》(尚不存在该法律文书，以下各法律文书都尚不存在)。《请予立案侦察函》应当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由院长签发，加盖法院印章，并向发送公安机关移送有关证据材料。收受《请予立案侦察函》的公安机关将《请予立案侦察函》及其他证据材料作为举报材料，应当在3日内决定立案侦察。如果公安机关不予以立案侦察，应当在决定不予立案侦察之日起2日内向法院发送《不予立案侦察通知书》。法院认为必要，经审委会讨论、院长签发，可以向

该公安机关的同级检察机关发送《请予法律监督函》。检察机关在收到《请予法律监督函》2日内决定是否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察。如果检察机关决定行使法律监督权，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察，公安机关则必须立案侦察。如果检察机关决定不行使法律监督权，则应当在决定之日起2日内向法院发送《不予法律监督决定书》。在收到检察机关《不予法律监督决定书》书后，法院认为必要，在经审委会讨论后、院长签发，向该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发送《请予督促函》。上级检察机关在收到《请予督促函》后2日内作出是否行使督促权的决定。如果上级检察机关认为必要，可以作出行使督促权的决定，要求下级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下级检察机关在收到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之日起2日内必须要求同级公安机关立案侦察。公安机关在收到同级检察机关的决定之日起2日内必须立案侦察。如果上级检察机关决定不行使督促权，则在作出决定之日起2日内向法院发送《不予督促决定书》。至此，法院不得再要求立案侦察。否则，法院将给人以先入为主之嫌，不利于法院的中立形象。之所以设定比较紧凑的3日和2日的期限，一是为了在司法拘留15日内完成立案侦察程序，二是为了防止拖延时间过长致使被执行人再行逃逸。当然，如果是在执行法院管辖范围内发生犯罪行为，可按照一般刑事案件的程序期限办理，不必拘泥于上述期限。如果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察，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则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操作，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建议“两院一部”共同制定以上规则之目的，就是为了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确保罪犯得到依法惩处，从而为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笔者认为，也只有“两院一部”共同制定以上规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才具有可操作性。否则该罪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成为“空白立法”。最终是否对犯罪嫌疑人给予刑事处罚，应由当地法院经过审判后依法判决。按照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执行法院的观点（“应当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不能作为最后的定案结论。最后，当地法院如果进行地方保护，只能由审判纪律和职业道德予以约束。法律和制度只能规定一个良性的理想状态，故我们只能认为所有法官都是具有正义和良知的社会精英。“依法治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法官的公正裁判。当地法院能否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法官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第三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

作者： 章筱青 姜跃军 发布时间： 2006-08-23 15:12:57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

本罪的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5条的规定，有以下三种：

1、被执行人公民，即由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规定的负有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自然人。

2、被执行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些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拒不执行，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也构成本罪主体。

3、与被执行人共同实施妨害执行和拒不执行的行为人。这种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因其不是被执行人，故实际上不是拒不执行行为，而是妨害执行行为，只因这种行为是为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服务，从属于拒不执行行为，故以拒不执行犯罪论处。如果被执行人不构成该罪，而其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则以其他罪名论处。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要有拒绝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行为

所谓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所谓拒绝执行，是指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采取种种手段而拒绝履行。既可以采取积极的作为，如殴打、捆绑、拘禁、围攻执行人员，抢走执行标的，砸毁执行工具、车辆，以暴力伤害、毁坏财物、加害亲属、揭露隐私、破坏名誉等威胁、恫吓执行人员，转移、隐藏可供执行的财产，命令停止侵害仍不停止侵害而故意为之等等，又可以采取消极的不作为方式，如对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置之不理或者躲藏、逃避等。既可以采取暴力的方式，又可以采取非暴力的方式。既可以公开抗拒执行，又可以是暗地里进行抗拒。不论其方式如何，只要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即可构成本罪。

二、执行义务人必须具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倘若没有能力如执行义务人本身无执行财产而无法履行判决、裁定所确定的义务，则是无法、不能执行，而不是拒不执行。所谓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人民法院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行为人在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生效后，为逃避义务，采取隐藏、转移、变卖、赠送、毁损自己财物而造成无法履行的，仍应属于有能力执行，构成犯罪的，应以本罪论处。

三、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构成本罪 情节尚不属于严重，即使具有拒不执行的行为，也不能以本罪论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解释》规定，下列情形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1、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2、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3、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4、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5、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刑法第385条、第397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第四篇：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典型案例

最高法公布：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典型案例 | 附裁判规则

2015-12-20

本期导读：失信被执行人以各种方法逃避执行，使申请执行人拿着生效的裁判文书，却得不到实际履行。对于这类问题，人民法院利用刑事审判这一把利刃，惩处了一大批拒执案件，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效惩治了不良社会风气。2015年12月4日最高法院公布了《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典型案例》。本期就《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典型案例》的案例进行梗概要旨提炼，并整理了相关权威案例及权威观点，供读者参考。

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典型案例

1.在收到判决执行通知书后，有执行能力非但不执行而将财产另行处分的，可认定为具有拒不执行判决罪的故意——王翼军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本案要旨：行为人多次收到判决执行通知，不仅置之罔闻并且将财产变卖用于支付与之无关的他人的，主观上应认定为故意。基于行为人的拒不执行判决的行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以拒不执行判决罪定罪处罚。

2.因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被司法拘留后，仍然拒不执行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杨宏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本案要旨：对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长期拒不执行并因之被司法拘留，且在被拘留后依然拒不执行的，系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依法可判处拒不执行判决罪。处理这类案件时，审判过程中行为人主动履行执行义务得到受害人谅解的，结合具体案情在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时可依法适用缓刑。

3.在判决生效后转移财产抗拒执行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朱兴福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本案要旨：在判决生效后，转移财产，抗拒执行的，系有执行能力而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行为，其中转移财产的行为较一般拒不执行的行为，可认定为情节严重。对于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情节严重的行为，依法以拒不执行判决罪论处。

4.在财产被查封后，私自处分被查封财产，致生效判决无法执行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庞国发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本案要旨：在判决生效、被害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查封相关财物后，行为人私自变卖被查封的财物并主要用于清偿其他债务，致使被害人的申请无法全部执行。对于上述行为，行为人主观上属于故意不履行执行义务，客观上处分可供执行的财物导致无法执行，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应评价为拒不执行判决罪，但考虑到行为人在私自变卖被扣财物时部分清偿被害人，且系初犯，同时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对其依法宣告缓刑。

1.行为人采用暴力、威胁方法帮助当事人或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人阻碍判决、裁定执行的,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共犯——姚正升等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案

本案要旨：对判决、裁定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某些个人，可以成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其他人采用暴力、威胁方法帮助上述当事人或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人阻碍判决、裁定执行的，可按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共同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案号：（1996）娄中刑终字第30号

审理法院：湖南省娄底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2.采用拖延、躲避和欺骗的手段，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孙本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本案要旨：在判决生效后，对于具有较好的经济能力，具有支付债务能力而一味采取拖延、躲避和欺骗的手段，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权威性的行为人应以拒不执行判决罪 论处。

案号：(1993)刑初字第19号

审理法院：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3.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法院强制执行的执行费用应计入拒不执行金额中——施慧英拒不执行判决案

本案要旨：进入执行程序是由于负有执行判决、裁定的义务主体没有自动履行其义务而启动的。在执行程序中，法院依法收取的执行案件受理费和产生的执行费用，依法应由该义务主体承担。执行等费用的产生，是为实现判决、裁定所确定的给付内容而派生的，实质上也就是义务主体没有自动履行判决、裁定所造成的损失，理应计入拒不执行的金额。审理法院：四川省泸县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选》(2004年刑事专辑)(总第47期)

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认定要把握拒不执行的对象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拒不执行的对象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规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所作的裁定属于本条规定的裁定。

人民法院的判决是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就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决定；裁定是人民法院在诉讼或者判决执行过程中，对诉讼程序和部分实体问题所作的决定。对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确定的执行内容，有关当事人应当按照要求及时履行。所谓生效判决、裁定，包括已经超过法定上诉、抗诉期限而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裁定以及人民法院终审的判决、裁定等。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因为不具备依法执行的条件，自然不会出现拒不执行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实践中作为本罪拒不执行对象的判决和裁定，主要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所作的判决和裁定。但从法律规定上讲，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也属于本条规定的“判决、裁定”。刑法修正案(九)还在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中专门明确，违反人民法院作出的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决定，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释解与适用》，雷建斌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行为应同时满足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三个要件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本罪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1）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属于不作为犯罪，必须以有作为能力为前提条件。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

（2）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属于不作为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但在具体行为形式上多种多样：既可以是以暴力抗拒执行，如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押、殴打执行人员，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等；也可以是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执行财产的行为。司法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类型不应当限于立法解释明确列明的情形，特别是涉及非财产给付义务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应当根据修正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予以认定，必要时可以纳入“兜底项”予以认定。

（3）情节严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属于情节犯，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

（摘自《<刑法修正案

（九）>条文理解与适用》，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法院刑法修改工作小组办公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第五篇：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几个问题刑法论文_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几个问题刑法论文

【内容提要】情节严重的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特别是近年来暴力抗法事件频频发生，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挑衅。但现行法律规定在本罪的犯罪对象、犯罪主体、客观方面、追究程序和处断上均有不完善之处，制约了司法机关对这类犯罪的及时打击。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论文关键词】犯罪 刑罚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暴力抗法目前，法院执行难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尽管我国刑法对此早有惩处规定，但现实中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为数不多。由于打击不力，一些被执行人长期赖债而逍遥法外，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司法权威，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①在现行刑事法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为“本罪”）的规定模糊、适用范围狭窄、追究程序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打击力度太弱，使“执行难”的问题难以缓解。更为严重的是，“暴力抗法”的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福建省高级法院统计，该省2000年上半年共发生暴力抗法事件38起，因暴力抗法而受伤的执行干警达25人次，比上年同期上升177％。而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字是：从1999年7月到2000年11月，全国法院执法过程中发生暴力抗法事件249次，384名法官被打伤。②“执行难”尚可归咎于多种客观因素，譬如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地方保护主义、财产难于查找等等，但暴力抗法事件的频频发生，不得不引起司法高层和学界的高度警惕。这种势头如不能得到充分的遏制，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则面临着开倒车的危险。制裁不力无疑是“执行难”和“暴力抗法”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加大本罪的打击力度，对本罪犯罪构成的各方面从立法上予以明确，乃是当务之急。

一、人民法院一切生效法律文书均应作为本罪犯罪对象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作为本案犯罪对象系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明确规定，自无 疑义；但是体现人民法院司法权威、具有实体和程序意义的法律文书却远不限于这两种。因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有罪类推，这种机械的限制遂成了制约该项法律规范发挥其作用的枷锁。试看以下的案例——“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案”：被告人：陈建明，男，２９岁，浙江省金华市人，无业。１９９３年８月９日被逮捕。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一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陈建明与赵素英因债务纠纷，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拱墅区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起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止，陈建明分月支付赵素英本息共６０４００元。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之后，陈建明仅在前两个月支付了２０００元，以后就不再履行。为此，赵素英于１９９０年１月向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采取划拨陈建明所开的卤味店银行帐内存款、查封店面等强制措施，迫使其分批偿还了１２６３０元。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陈建明仍在经营卤味店，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却无视法院的多次教育和通知，不按期偿还欠款。１９９１年４月，拱墅区人民法院传唤陈建明到庭，陈建明谎称近日内即支付部分欠款。然而三日之后，陈建明竟关闭店面，带妻儿、母亲举家携款外逃。其间，陈建明先后在福建省三明市和浙江省金华市开烤禽店。直至１９９３年７月３０日，陈建明潜回杭州时被依法逮捕。陈建明被捕后，赵素英与陈建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陈建明一次性偿还人民币３万元，其余债权，赵素英自动放弃。陈建明在其家属帮助下交付给赵素英人民币２万元，美元１０００元。拱墅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建明与赵素英之间的债务纠纷，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既是当事人双方协商结果的记录，又是人民法院认可和批准当事人之间协议的法律文书。它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与生效的判决、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被告人陈建明无视国家法律，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采取欺骗、躲避的方法，公然拒绝执行，其行为情节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３条（３）项的规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予以处罚。鉴于被告人陈建明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催促家属支付了人民币２万元，美金１０００元，可以从轻处罚，而且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宣告缓刑。据此，杭州

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６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的规定，于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７日判决被告人陈建明犯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宣判后，被告人陈建明表示认罪服法，没有提出上诉。这个案件发生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前。按照修订后的法律，本案的处理反而会遇到诸多的困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调解书并非本罪的犯罪对象。这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困难。笔者认为：

1、调解书理应明确纳入本罪犯罪对象的范围人民法院的调解书从性质看是法院的裁判文书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和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调解书经当事人签收后，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调解是人民法院对审理的民事案件依法进行的一种审判活动，调解书的性质是在法院诉讼活动中进行的、经法院确认、以人民法院名义发出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一种司法文书。①所以从理论上讲，其强制执行的效力与判决和裁定是等值的。无论是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还是拒不执行法院调解书，在达到情节严重的时候都应该受到刑事追究。否则，一些当事人为规避法律会采取假意调解的办法，一但调解书下达，其强制执行力逊于判决和裁定，且不会因拒不执行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与法治精神是相悖的。有学者认为，现行司法解释已明确将法院调解列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对象之一，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作出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3条的规定。②但从法律的效力位阶和“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上讲，修订后的刑法仅列举了判决和裁定，让最高法院在几年前的司法解释再适用于此当然不妥。尽快出台一个有权解释显得尤为必要。

2、人民法院生效的决定、通知、命令亦应纳入本案犯罪对象人民法院的生效决定、通知和命令，均是体现法院审判权的重要法律文书。其中一些因其解决的问题的特定性，甚至不允许复议和上诉。象人民法院的决定，具有即时执行的法律效力。①事实上，无论是判决、裁定，亦或是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律文书，均是司法权的有形的载体，其作出和执行，均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对社会公众有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的规范作用。无论是拒不执行哪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均是对审判权的亵渎和挑战；无论是对法院作出的哪种法律文书拒不执行而未受到制裁，都足以降低人民法院行使职权行为的社会公信力。对一般公众而言，并不能完全地知悉在人民法院与被执行人之间产生约束力的介质是一份判决书、裁定书，还是一份调解书或其他法律文书；他们只需要知悉体现在各种文书上的人民法院的意志得以不折不扣地实施就足够了。一但这种意志被推诿、阻碍甚至暴力抗拒，而人民法院又不能对此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司法权威已然受到损害了，这与法院生效文书是何种类没有直接关系。2009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有关立法解释，已将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明确下来，按照这个精神，对其他法律文书作同样对待，应在情理之中。从外国立法例看，亦未将此类犯罪的对象局限于判决和裁定。如最早出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刑法立法——1810年《法国刑法典》。该法第209条规定，“对于法院附属人员，田野森林之看守人、官兵、赋税征收人员、强制执行人员、海关人员、诉讼两造相争物之保管人、行政警察及司法警察官员，于其执行法律或政府机关之命令、法院传票、拘票或判决书时，实施攻击或以暴力抗拒者，依据情况，构成抗拒政府之重罪或轻罪。”明确包含了对暴力抗拒执行法院判决——甚至包括拘票和传票——的行为予以治罪的内容。②

二、单位应当纳入本罪的犯罪主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争论不休的 “协助执行义务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问题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所作的立法解释画上了一个句号。根据中国的司法实践情况，执行判决、裁定的义务人大体有如下几种：一是败诉的当事人；二是协助执行判决、裁定的义务人；三是其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人（包括两类，一类是虽非当事人但却与判决、裁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再一类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而是败诉当事人的亲友、同事、邻居、单位领导等，出于对败诉人的庇护而实施妨碍执行的行为）。③但是单位主体并未明确规定为本罪的犯罪主体。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典第三十条对单位 犯罪明确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故认为本罪可以由单位构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且情节严重，对行为人也只能按自然人犯本罪论处。④所以现在对单位（包括作为被执行人的单位和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还不能对单位判处刑罚。从概念上讲，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团体等社会组织，为了给本单位牟取非法利益，或者为了维护本单位的局部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故意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不履行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⑤从我国刑法典分则的规定来看，单位犯罪广泛存在于大多数的类罪当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所属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也不鲜见，共涉及23条33个罪名。笔者认为，对本罪，也应当明确规定单位犯罪。理由如下：

1、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职务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履行法定义务协助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时，无论是银行行长及其他负责人，还是临柜职工，都是在履行单位的职责。在通常情况下，拒不协助行为的发生动机，往往是考虑到银企关系，出于对被执行人的一种短视和狭隘的保护。有的企业认为，如果开户银行没有能尽到保护自己存款安全的“职责”，即为服务不到位。个别银信机构为了拉拢客户，遂不惜以身抗法，有时能够造成裁判无法执行的严重后果。

2、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个人决定或单位领导的集体决策来对抗法院裁判的执行，较之自然人主体的对抗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在单位领导的公开决定、支持、怂恿或默许下，法制观念不强的职工极易产生过激行为，暴力抗法、冲击法院、围攻党政机关，诱发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3、可以提高单位员工，特别是单位领导履行人民法院裁判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明确规定本罪为单位犯罪，会进一步树立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权威，促进执行义务单位的履行行为。

三、“软抵抗”和“硬抵抗”都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屡见不鲜的暴力抗拒执行事件，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一种常见的客观方面的表现。但该罪更多的情形体现为一种“软抵抗”。与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疾风暴雨式的对抗，以其明显的反社会性，无疑会受到相对迅速的控制和制裁；但如果采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措施来抗拒执行，其手段和方式的隐匿性使其更易得逞。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具有下列情形的，认为“情节严重”：

（一）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这是两种常见的非暴力情节。类似的情形还有：

1、转移财产的行为早在诉讼之初即发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扩充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表述为“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取消了最高法院解释中“发出执行通知”这个时间限制。但还有一个问题随之产生：被告（人）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初，甚至在预感到诉讼不可避免之时，就开始了“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致使判决和裁定无法执行。在这个时候，行为人还不是“被执行人”，也不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如果将“被执行人”变更为“当事人”，似更合理。至于诉讼进行前的类似行为，还不宜规定为罪，对于行为人“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受害人可依据合同法行使撤销权。

2、协助执行单位或第三人与被执行人的串通（或在特定情形下未经串通）的实行行为。这种行为在当前甚难查明。就以金融机构协助执行为例，当前金融机构已基本普及微机办公，在被执行人与之串通的情况下，临柜职工可以进行简单的操作，将被执行人的存款余额只剩一个零头；如果执行人员未要求进一步查看其帐簿和凭证，就很容易被蒙骗。更有甚者，即使执行人员要求查看凭证，金融机构会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支票或其他票据（空白票据存放于开户的金融机构，可由金融机构职工临时填写应付法院执行）。这种串通行为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因为

在表面上金融机构对法院执行公务采取的是积极协助的态度。有时虽未经串通，金融机构也会想方设法为开户单位“保全”其财产。当然，以上的情况极其个别，但社会危害性不可小觑。

3、逃匿行为。为避债举家消失，法院的判决、裁定形同白纸。这种情况绝非少数。本文前述“陈建明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案”即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一但确知被执行人下落且其有履行能力者，均应视为“情节严重”而治之以本罪。

四、关于诉讼程序某法院在执行一宗案件时，被执行人黎某拖欠150多万元债务拒不清还，并在诉讼前大量转移其个人财产，使法院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数次落空。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从黎某家中搜出的财务账册和单据里发现黎某在法院执行期间还向他人借出现金40多万元。鉴于黎某的行为已涉嫌犯罪，该院在对其进行拘留后，将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报请检察机关批捕，但检察机关却以行为人的行为不属情节严重为由一直拒绝批捕，结果黎某在司法拘留期满后即逃去无踪，使该院对此案一直无法执行。类似黎某行为的例子在法院执行中并不少见，但由于法网太疏，很多赖债者从其不法行为中尝到了“甜头”，对其所负的债务能拖得拖、能逃得逃、能抗得抗，根本不把法院放在眼里。①关于追究本罪的诉讼程序之悖论，学界的文章已经很多见了。根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４条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学者认为，这类犯罪的立案管辖权由公安机关行使，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不科学，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不能有效打击犯罪，客观上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对赖债和抗债的被执行人不能产生有效的威慑作用。这使得法院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侦查和批准逮捕中扮演了尴尬角色，且产生一些实践操作上令人困惑的问题：法院在这类案件的立案侦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中处于什么地位，充当何种角色？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不同意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时，法院是半途而废，还是据理力争？在公安机关、检察院询问证人、被害人的过程中，法院执行人员是否以证人或被害人的身份接受调查？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是由法院以决定的形式作出的，那么，法院的意见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来说是公文还是证据？因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立案管辖权由公安机关行使，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弱化了法院的公信力，违背了司法独立的原则。②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制定的目的，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在一般情况下，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各司其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完成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任务。但就本罪来说，机械地坚持和强调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不利于对犯罪的打击。现在已经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２６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在判决前，应当允许当事人陈述意见或者委托辩护人辩护”的规定，自有其合理性，可使司法活动的阻碍和浪费最小化，效果和支持最大化。

五、对本罪处断的几点建议我国刑法强调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认为刑罚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教育。屡禁不止的暴力抗法事件和执行难的不可缓解，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也许就是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打击效果是不明显的。笔者认为，目前对本罪的法定刑宜加重，特别应当注意重典惩治暴力抗法行为，保持刑罚适用的严肃性，确保刑罚效果。

1、加大打击力度，严惩暴力抗法行为。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与严重的暴力抗法事件，特别是聚众围攻冲击型的抗法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相比，处罚太轻，对行为人来说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难以达到，对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目的就更谈不上。对此类行为，应当参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款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行为的规定定性，以本罪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进行数罪并罚。

2、规定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单位应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本文前面已经论及，对单位犯本罪的，应按一般原则，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3、对于拒不执行以给付财产为内容的判决、裁定的，一律并处罚金。罚金刑的基本功

能在于通过一定数额财产的所有权的剥夺，形成一定的制裁结果，藉此强化行为人的规范意识，以期达到抑制、预防犯罪的目的；或者通过财产的剥夺杜绝继续犯罪的可能性。罚金刑并不具备类似自由刑持续作用于犯罪人人格的强制功能，也不直接剥夺犯罪人的行为自由，属于“非设施化”的刑罚方法，一般适用于较轻微的犯罪以及以财产为目的的犯罪。①但单纯适用罚金刑远不能起到足够的作用，对于拒不执行以给付财产为内容的判决、裁定的，应一律在科以自由刑的同时并处罚金，有助于发挥罚金刑对这类贪利型或财产型犯罪的反动机功能。①潘建国《维护一国法律和秩序的基本方法，就是保证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得到执行——试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追究刑事责任难的原因及对策》，载 2001年3月29日《人民法院报》② 赵俊梅《暴力抗法事件不断》，载2001年3月29日《人民法院报》① 魏俊哲 王培历《拒不执行调解书行为的处理问题》，载2009年6月30日《人民法院报》。② 赵秉志《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见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六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8页。① 参见马原主编：《中国行政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祝铭山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柴发邦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② 赵秉志《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见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六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4—295页③ 赵秉志《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见赵秉志主编《疑难刑事问题司法对策》第六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5—326页④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谢望原撰稿，《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61页⑤ 苏海澍《试论我国刑法的单位犯罪问题》① 这个案例转引自：潘建国《维护一国法律和秩序的基本方法，就是保证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得到执行——试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追究刑事责任难的原因及对策》，载2001年3月29日《人民法院报》② 何永刚 谢阿桑：《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立案管辖权》载2009年7月1日《人民法院报》① 陈浩然著，《理论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