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良灿：主体重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四次转型（共5篇）

第一篇：马良灿：主体重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四次转型

马良灿：主体重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四次转型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14-09-29 12:50:42

进入专题： 主体重建 乡村政治 社会治理

● 马良灿

从“官政自治”到“专政劣治”、从“集权统一”到“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经历了四次转型。对于历次治理转型与巨变，应放置在农民、基层政权与国家之多维互构关系的场域中加以认知。“官政自治”突出国家治权与村治的对接，彰显乡村治理的主体性。“专政劣治”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依靠赢利型恶棍推进村治，使农民遭受双重剥夺，乡村治理恶化。“集权统一”通过纵向协调机制和运动型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总体支配，造成村社组织、农民主体性消解，乡村关系更加紊乱。“乡政村治”脱离村落文化传统，村治被融汇到乡政中，沦为权威自治，基层政权的利益共谋引发新的治理危机。历次乡村治理留下的经验教训，是对农民主体性的漠视。将农民社会权利置于乡村治理的核心，重建农民主体，通过社区组织能力建设实现国家治权与乡村治权间的协商共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思路。

一、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乡村治理溯源

封建帝国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官政自治”图景传统封建帝国建基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礼俗制度、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是这一帝国时代最典型的特征。面对数以万计的村落和亿万民众，封建皇权可谓鞭长莫及，无法延伸至每个村落。皇权不下村，并不意味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脱节，更不能由此推断封建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无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中间阶层或曰乡绅、或曰族长、或曰乡保、或曰村老，该阶层作为链接国家与社会相互交织的“第三领域”和“第三区间”，是“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的存在”［1］，他们作为乡村社会的自治主体和“国家权力与村庄共同体之间的重要交接点”［2］236，在乡村社会与底层国家之间进行斡旋，是乡村治理中的主角。通过利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将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有效结合起来，既是封建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突出特征，也是这一时代乡村治理的独特之处。这种“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确保了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两千多年超乎寻常的稳定，期间尽管经历了农民的反叛、王朝的更替、帝国的轮回，但乡村社会秩序依旧。

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的有效对接是“官政自治”的鲜明特征。封建帝国时代，国家治权一般只延伸到县衙门即所谓“国权不下县”，皇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种想象。只有在交粮交租、征兵充军、治水、赈灾时，老百姓似乎才会领略到国家的在场。即便这样，国家和老百姓也不直接打交道，而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如族长、乡绅士绅、长老等群体来完成国家对乡村的汲取、摊派与公共事务分配，由此形成“官——绅（长老、族老）——民”的乡村治理结构。国家尽可能将管理事务交给民间，尽量减少对民间事务的介入。因此，“在满足国家对地方控制和财政税收基本需要的前提下，最理想的治理方式，是尽量减少官府的直接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流弊，转而依靠民间力量管理地方，听民自便”［3］102。让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国家治权尽可能不干预村庄自治与村庄公共秩序，这既是儒家仁政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更是历代帝王追寻的乡村治理图景。费孝通先生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官政自治”模式称为“双轨政治”。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在自上而下的中央国家治权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之间通过乡绅阶层的中介性角色寻找契合点，实现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的有效对接，进而确保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与公共事务的有序展开［4］。因此，国家治权与非正式的民间自治相并行的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封建帝国时代乡村治理的特色，也是其优势所在。

突出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性，彰显乡村自治的价值，是这种“官政自治”模式的核心。传统帝国时代的乡村治理主张将中央集权的无为而治与乡村社区的自主性治理结合起来，遵循乡村治权的自主性治理逻辑。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调适与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不是靠皇权的威慑与专制权力，而是靠乡村礼俗、村社伦理、非正式的村规乡约。因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国家尽可能把地方治理的很多功能让渡给民间乡村精英和基层组织，让乡村精英依照乡村礼俗和乡村伦理来解决纠纷，遵循的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5］路径。这种路径中，国家将乡村治理的权限下放到村庄，由村民推选和认可的乡村精英来自行行使治权，只有在民间调解机制失效时国家权力才介入，可谓“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国家既赋予乡村社区较大的自治空间，又保留介入乡村社会的必要治权［6］。国家、村内精英、乡民之间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支配——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因此，村庄的自主与自治，“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相反，在正常情况下，它意味着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靠”［3］80，意味着皇权的“官政”与民间的“自治”的结合，体现的是“乡村精英和农民合作的自治”［7］。

总之，封建帝国时代所形成的“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使国家治理成本大为降低，确保了中国乡村社会两千多年的和谐稳定。这种社会稳定的前提，建基在国家政治制度高度统一性、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小农经济的滞后性、居住空间的固定性和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基础之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晚清帝国的腐朽没落、清末新政与民族救亡运动、民主革命和民族复兴运动的兴起，都在激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封建王朝。随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建基在这一制度基础之上的“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也逐渐走向了终结。然而，“官政自治”的终结，并没使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民国年间国家治权的不断深入和各大军阀对乡村社会的掠夺，致使乡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乡村治理进入“专政劣治”时代。

二、民国年间乡村社会治理的“专政劣治”图景

从清末新政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及其“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国社会掀开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何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如何通过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意志，成为各种政权当局者必须应对的问题。民国年间，国家治权逐步向村落共同体延伸，各种政府试图通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来达至截取更多财富和资源的目的，“强人和暴力是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8］42。它们推行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运动，蕴含着国家对底层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压榨和剥夺。这些政府通过将乡村地方自治纳入政府的治权掌控之中，最终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对乡村物质资源的索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国家依靠乡村劣绅和无赖之徒来推进乡村自治，致使乡村社会长期处于失序状态，农民成为土豪劣势、痞棍恶徒的鱼肉，农村的衰败与乡村治理的恶化是当时乡村社会生活的常态［9］。

民国年间，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等各种政权都先后推行了各种类型的乡村自治运动，都企图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因此，各种政府推行的乡村自治运动，尽管披上了一层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但有自治之名却无自治之实，名为自治实则官治，其目的不是为民众造福、维系乡村秩序，而是最大限度地从乡村索取资源。民间社会所认可的保护型乡村精英被官府安排的赢利型乡村恶棍取代。这些乡间无赖既是国家在最底层的代理人，又是村社领袖，这种双重角色使他们成了典型的“官之差役”，扮演了“外界政府”向村庄“要钱、要粮、要人”和索取更多资源与利益的“赢利型经纪”，他们早已将村庄公益建设抛之脑后。延续两千多年的国家治权与“乡民治乡”相融合的“双轨政治”出现了断裂，乡村政权“痞化”、无赖土豪痞棍充任公职，乡村治理危机日益恶化［10］。

国家一方面尽可能将权力延伸到乡村并依赖土豪痞棍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一方面又无从对这一群体的乡村治权进行有效监管，造成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的脱域，使底层民众遭受到各级政府和乡村恶棍的双重剥夺，国家政权建设在人民心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了普遍质疑，“村庄与国家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之中”［2］34，国家威信更为降低。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渗入与赢利型经纪相互作用，加之土豪恶霸滥用职权践踏村庄，最终导致旧日的乡村关系发生质变，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在土豪劣绅和国家权力渗入的双重压力下瓦解崩溃了。因此，民国年间各种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建设运动，非但未树立国家在底层民众中的权威，反而对乡村社会造成了新的困扰，出现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国家将乡村治权转交给以土豪劣绅为主体的“掠夺经纪”；由于这一群体本身就是乡村社会的吸血虫，他们充任政府公职不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和村庄利益，是为了追逐私利；由于乡村治权落入这群贪求名利的地痞恶棍之手，因而“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1］。

总之，民国年间各种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运动，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之道，使乡村治理陷入“专政劣治”的困境，导致底层农村社会更加混乱。这样的乡村治理局面的出现与各种政权的掠夺性和赢利型土豪劣绅的贪婪性直接相关。因此，要改变乡村治理的“专政劣治”局面，就应当从根本上颠覆国家政权性质、根除土豪劣绅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伴随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国时代形成的“专政劣治”的乡村治理模式走向了终结。

三、集体化时代“集权统一”的单轨治理图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普通民众的压榨，而且重构了乡村社会与国家、国家与农民、乡村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的阶级权力关系。随着新生政权的稳固、土改运动的完成、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逐步确立和一系列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展开，乡间土豪劣绅被彻底铲除，广大农村社会的发展能量得到了充分释放，中国乡村社会治理迈向“集权统一”的单轨治理阶段。集体化时代，自上而下的国家治权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每个毛孔之中，乡村社会成为高度行政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单元，“政治权力的高度渗透和严格的计划经济使农民失去了传统的自由”［12］。作为国家与农民之中介性存在的乡村精英阶层，要么作为土豪劣绅、权贵阶层被打倒，要么作为地主、富农被进行政治改造与批斗，乡村精英的中介性角色被彻底颠覆，传统乡村社会形成的双轨治理模式被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控制型治理模式所取代。国家通过采用“控制型治理”的单向度控制策略，形成了以集权主义和政治运动为基础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8］218。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通过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劳苦大众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然而，如何消解传统小农的私有化生存逻辑，如何将传统分散的个体化小农组织起来，如何将以家户经济为基础的农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这是当时党和国家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因此，新生政权通过一系列的农民合作化运动，通过在广大农村先后成立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村社会被彻底改造了，农民被成功融合在国家治权的体制之中。农民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打破了常规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先后指派了政治忠诚、阶级立场坚定、代表国家“专断权力”［13］的工作组（队）直接主导了乡村社会的改造过程。通过常规权力与专断权力的有效配合，通过一系列的乡村政治运动，新生政权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集体化改造。随着农村高级社的建立和合作化运动的持续展开，国家权力强制性地嵌入乡村社会，这不仅改变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格局，而且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乡村社区组织，使乡村社会形成了“村社合一”的政治结构。可以说，到了高级社阶段，国家专断权力和国家权威已经彻底摧毁了原有乡村的社会组织基础，乡村社会已完全整合到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然而，农村高级社的建立不是农民合作化运动的终点。新生政权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广大农村社会的高度政治化、组织化和社会化。最终，迈向人民公社成为农民合作化运动的归宿。因此，“人民公社的建立，将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与乡村社会的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政社合一”［8］261。

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直接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底层国家治权代理人的角色。人民公社组织结构中，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三者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权力整合机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与改造［14］。在这种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中，中国农村社会形态呈现出组织规模扩大化、日常管理军事化、社会生活政治化、行政体制科层化等特征。以人民公社制度为基础，新生政权形成了以集权统一为特征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与单轨治理格局。在这种治理格局下，农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平等的关系结构中。人民公社作为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全面支配着农民的社会生活，任何农民都不可能离开公社而独立生存。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更是严格限制了农民社会流动的可能，造成农民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高度组织性依附。

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和泛政治化是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农民社会生活的常态。从人民公社的成立直至终结，各种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从未停止过。农民社会生活中充斥着革命、斗争和红色恐怖的阴影，农民参与政治运动表现出较强的盲从性、被动性和非理性。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通过红色暴力对乡村社会进行政治控制的治理体系，它不仅抑制了农民的首创精神与农民的自主性、消解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而且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高度紧张。

建立在集权主义政治基础上的人民公社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协调机制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管控。农民合作化运动中，“社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物，社会的活力被大大地抑制了。”［12］36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一系列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原来建立在集体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经济被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户经济取代了。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以追逐理性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市场观念对农民生活的渗透，使人民公社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广大农民逐渐摆脱了集权主义政治的羁绊，期盼着个体化、自主化和自由化时代的到来。因此，破除人民公社制度，成为民心所向，民意所归。在农村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背景下，国家对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公社重新改建成乡镇，将生产队大队改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村民委员会。从此，国家权力收缩至乡镇一级，国家尽可能减少对农民社会生活的干预，建立在集权统一基础上的农村单轨治理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乡政村治”图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从根本上释放乡村社会的发展能量、搞活农村经济，决定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以乡镇政府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来行使国家治权，而在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自行选举村干部组成村民委员会来自行管理乡村社会事务。从国家制度设计的初衷看，这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体现了国家对农民政治参与权利的尊重，它“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组织化的进程，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8］419。然而，国家治权与民间自治的分离并未使乡村社会走向“善治”，乡村自治的理想图景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乡政村治”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名实分离。

“乡政”即国家将原来的公社建制改造为乡镇建制，通过设立乡镇人民政府来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社会管理。以乡镇政府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既是国家在基层农村社会的政权代理人，又是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这种双重身份使其既可能成为国家与农民之关系的协调者，也可能成为两者之关系的离间者。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干部在国家制度的保护下已蜕变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15］，他们兼具经济角色和政治身份为一体，通过利用政治身份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为自身营造更大的利益空间和生存空间。乡镇干部的这种经营活动直接损害了其政治权威，使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权威的分割结构”中。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国家总是一个力不从心的被动者”［16］，国家利益和基层社会的利益被基层政权所绑架，国家与农民之关系被离间了。乡镇干部不仅利用政治权力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利用国家政权代理人的公共身份直接向农村社会索取资源。

“村治”即撤销原来的生产大队的国家权力，将之改造成具有村庄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乡村自治是国家力量强行推动与建构的产物。由于这种制度不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一开始便缺乏内生性的社会组织基础，暴露出先天性的组织缺陷。在急速变迁的乡村社会中，村民自治已无从承载起社会治理的重任。由于这项制度并未真正根植于村落文化与乡村社会的土壤之中，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实的现象较为常见。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由于村民缺乏自治的主体性，处于被动、单向和内敛的弱势地位［17］，乡镇干部通过对村党支部和村落选举过程的操纵，使村两委直接受控于乡镇政府，使村治融汇于乡政之中，成为受乡镇政府控制的半行政组织。最终，“村治”中的“自治”与“乡政”的“官治”合二为一，蜕变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性自治”，这种自治抑制了农民公民权利的发展［18］。

以“乡政村治”为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由于缺乏对农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乡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基层政权的利益共谋行为引发了新的治理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村干部不是将精力花费在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建设事业上，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掠夺，各种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现象盛行，广大农民形象地将基层政权的掠夺本性比喻为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政府。乡村干部的掠夺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而且加重了农民负担，导致农村干群关系恶化，引发了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加之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和乡村混混充斥乡间社会，致使整个中国乡村社会基本上处于失序、甚至无序的状态。

21世纪初，为调和干群关系、减轻农民负担、缓解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解决乡村社会治理危机，中央先后采取了全面取消农业税费、国家政策与项目下乡、新农村社会建设等一系列惠农举措，试图使乡村社会秩序重新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农业税费的全面废止和取消切断了基层政权向乡村社会索取资源的可能，使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民再次感受到了国家给予的实惠，乡村干群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农业税废止后，农村基层政权的性质由汲取型向与农民关系较为松散的“悬浮型”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该组织非但未转化为服务农村的主体，而且正在脱离与农民旧有的联系，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陷入财政空壳化、社会管理职能单一化的半瘫痪状态［19］。基层政权职能的弱化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断，中国乡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启动了以项目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建设，其目的在于通过财政资金的专项划拨和涉农项目投入的方式来重建国家、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新型关系，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然而，农村涉农项目由于受到基层权力利益关系绑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社会团结，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和治理风险，致使乡村社会治理问题更加复杂。

总之，在农民生活个体化、农民行为理性化、乡村社会组织碎片化、人口流动超常规化、村落共同体空心化、农村社会“过疏化”背景下，以乡政村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以说，这种较为僵硬的治理模式已无从应对和适应当今急速变迁的乡村中国，它所制造的治理问题远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多。

结语

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验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教训，便是缺失对广大农民群体主体性权利的保护与尊重。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如若缺失对农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一味地向乡村社会索取资源，这种治理最终必然走向劣治，必然遭到底层民众的唾弃与抵制。民国年间各级政权与赢利型经纪对乡村社会的剥夺、大集体时代国家对乡村社会财富的无条件汲取、改革开放时代基层政权对农村资源的掠夺，均只重视如何向乡村社会获取资源，而置农民基本的社会权利于不顾。这种只注重国家利益或基层政权利益的治理逻辑而无视农民主体性需求的做法，背离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文化传统和生存道义准则。因此，将农民群体的主体性权利置于乡村社会治理逻辑中，从农民的主体性需求出发改善当前乡村治理的困境，是确保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基层政权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乡村社会“善治”不可或缺的条件。

尊重农民主体性、重建农民主体，就是要树立农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直接受益人的价值理念，就是要将尊重和实现农民基本的社会权利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国家和基层政权组织应改变自上而下的思维逻辑，应当从乡村资源的索取者转化为乡村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应当多关注一下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治理、他们对治理有什么要求，该群体面临的主要困难和实际需求是什么，面对农民的具体困难和需求国家和政府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实际上是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要求从农民群体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将农民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就业权和社会福利权置于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通过国家与社会、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合作共治，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善治目标。

同时，尊重农民主体性，就应当重视村落内生性组织的培育，使之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和重要治理主体。面对乡村公共性衰落、村落空心化、农民个体化、社会组织松散化的困境，国家应当重视乡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内生性社区组织的培育，并通过社区组织的建设，来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重建乡村社会团结。与悬浮在村落共同体之上的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不同，乡村社区内生性组织是植根于村落社会文化、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的乡村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是村落共同体延续与发展的灵魂。通过社区组织能力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国家、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协调能力，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治权与自下而上的乡村治权之间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这既是对封建时代形成的“官政自治”的双轨治理模式的借鉴，又是对旧有模式的超越。如何通过“新双轨治”重建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新局面，是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组织保障。

总之，当我们将农民的主体性需求嵌入乡村社会治理逻辑中，将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视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时，这就无疑跳出了“就治理论治理”的思维陷阱，进而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中来探求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之道。然而，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何去何从、缓解当前乡村危机的出路何在、能否找到一种更合理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来替代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这依然是一个在理论层面、特别是实践层面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SH0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1XJC840004）

作者简介：马良灿（1979—），男，教授，博士，从事社会学研究。从封建帝国时代的“官政自治”到民国时代的“专政劣治”、从集体化时代的“集权统一”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乡政村治”，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历了四次转型。历次村治转型与巨变，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社会团结与社会秩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这种转型与巨变，直接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都紧密相连。因此，有必要将这四次转型放置在农民、基层政权与国家之多维互构关系的场域中认知，并从中探索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变动规律，提炼其中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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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乡村治理需加快转型

乡村治理须加快转型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历史变动之中，这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传统农业为支撑的农村很容易沦于边缘地位。为因应这一变化，中央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要适应这一战略举措，乡村治理必须进行重大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以下两大转变。

一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是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农业税历史最长的大国。封建社会，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收税，通过税收满足专制统治和公共工程建设的需要。孙中山先生说：“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

在传统乡村，民众大量“别的事”是由家族等基层社会组织来处理的。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对民众而言，纳税只是一种外在于他们生活和命运的义务，他们与主要承担收税任务的政府只是水与油的关系，政府只是漂浮于上层的“官府”，其治理方式也是一种悬浮式治理。1912年结束帝制，建立民国，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权下乡”，即国家政权由县向乡镇延伸，但这种延伸主要还是为了管制的方便和税收的获取。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农村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取多于予”。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取向逐渐改变。国家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一举废除农业税。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但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有的政府与农民间的联系削弱了，新的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治理“真空”。

那么这种新的联系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服务。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愈来愈高，政府职能急需向服务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而我国近些年农村综合改革的方向主要是精简乡镇机构，对如何加强服务则重视不够，在新形势下，应该将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定位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向下给力，着眼于服务，着力于基层。这方面，广东省云浮市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首先，是在乡镇“大部制”改革中，设立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如农情研判中心、民居办等，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其次，是在村一级设立服务性合作社，乡镇办事人员在村办理公务，做到“办事不出村”，由此实现服务性管理的“纵向到底”，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政府权威。这类权威与民众需要是相吻合的，因此更具有民意基础。

当然，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还需要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上级政府也需要更多地向下给力，增强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财政基础。

二是社会向“组织化社会”转变。组织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石。近些年，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家有了雄厚的财力，这是能够一举废除农业税的条件，也为改善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国家治理除了经济基础，还需要社会基础。现在一些地方期望以简单的经济方式处理社会问题，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经营体制，农村横向联系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呈现“分散型社会”特征。人员分散且处于流动之中，资源分散且处于外流之中，乡村治理缺乏组织依托。孤立的个人是软弱的，孤立的个人可能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以极端的方式应对问题，由此导致治理成本高昂。

当前仅仅依靠政府管理“纵向到底”是有限度的，政府无法包办也包办不了大量的社会事务。而村、组两级干部职数有限，也很难将所有社会事务都管起来并管理好。农村大量社会事务“无人管”，存在许多“空白点”“薄弱点”，这就需要建立各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加强横向联系，吸纳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一精神同样适用于乡村治理。近年来，一些乡村探索建立了村民理事会、社区理事会、乡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主导下，以理事会为制度平台，将农村中有威望的各类人员积聚起来，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实行共谋、共建、共管、共享，兴办了大量公益事业，实现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横向到边”，成为“纵向到底”服务性管理的重要补充，为乡村治理转型拓展了新的方向。

第三篇：重建中国乡村的“共治”机制

重建中国乡村的“共治”机制

重建中国乡村的“共治”机制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秋风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乡村如何治理？这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难题。而从最新的权威文件可以看出，执政者仍然没有走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向。

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有过三次大变化：第一次比较显著，是周秦之变。第二次不那么显著，是秦汉之变。第三次则是唐宋之变。

周代是经典的封建制，人们生活在小型共同体中，也即封建之“家”。这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国、天下就是这样的家的组合。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封建之家解体，七口或者五口核心小家庭成为基本社会单元。

这些家庭如何联合？秦制提供了第一个方案：国家权力直接统治每个人。此为周秦之变。然而，秦制给国家施加了自身无法承担的成本，结果不二世而亡。

于是，有了秦汉之变。董仲舒－汉武帝推动复古更化，其核心是树立儒家士君子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产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后果：儒家士人在基层社会建立起有效的治理单位。由此，在政府之外形成基层社会之自我治理，两者共同治理乡村。由此，政府的治理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而可以维持相当稳定的社会治理秩序。

唐宋之变不过是基层自治的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形成人们十分熟悉的以祠堂为象征之宗族治理。宗族是一个乡村公共治理组织，借助于宗教因素，把内在地具有离散倾向的农户组织起来，自我生产和分配公共品。“皇权不下县”的前提正是宗族在县以下社会进行自我治理。

到二十世纪，这样一套“共治”机制面临危机。原因很复杂，此处不赘。到二十世纪中期，当局面对乡村治理转型之困境，采取极端手段，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自治机制，土改、农业集体化、农村中反复发生的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完成这样破坏的工作，以便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党政权力体系深入乡村社会，直接统治每个人，在乡村拥有治理权威的是自上而下授权的基层党政组织，并且它是唯一的。

这是秦制的回复。当然，结果也相似：这种治理机制成本太高，无法维系，八十年代趋向于松动。其标志是人民公社体制解体。此后，党政权力有所收缩，乡村原有的自治机制部分恢复。这一点在南方沿海地区，比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表现得最为明显。原因很简单：这些地区的传统文化根基最为深厚。因此，在这些地区，宗族的恢复最为强劲。宗族部分地恢复了自治的权威。

在这些地方形成了三种权力的共治格局：首先是存在了大半个世纪的基层党支部的权力，其权威来源是自上而下的。其次是九十年代初中期以后，政府推行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由村民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会。但同时，八十年代以来，宗族也借助于宗教和文化权威，而拥有广泛的治理权。

这里存在三个治理主体，其权威-权力来源不同，行使治理权的方式也大不相同，民众与它们的关系、各自的治理效果，自然也大相径庭。简单地说，前两者分别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合法性，但缺乏文化的依托。后者具有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而在政治和法律上则不被承认。这种正当性、合法性之错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不过，不少实证研究都表明：宗族的存在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公共品的高效生产和公平分配。只要对比一下南方乡村与北方乡村，就可以立刻发现这一点。

这一事实，以及前述秦制、及汉制、宋制的经验，提示了乡村治理的基本原则：单纯依靠国家权力是不可能在乡村有效地建立和维系健全的社会治理秩序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是必要的，在很多时候也是重要的，比如，它可以提供大范围的安全。但是，迷信国家权力的统治也是致命的，国家权力必须给社会的自我治理以足够的空间。民众也有这个能力。实际上，这个原理，孔子早就揭示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从这个角度看，执政当局目前关于乡村治理的原则性构想存在严重的盲点。比如，中共中央今年发布的一号文件关于乡村治理提出如下原则：

1、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2、加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

3、坚持党和政府主导，依法维护、统筹兼顾广大农民群众多种利益。

4、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安全。这里强调了前面提出的三个治理主体中之前两者，而基本上无视第三个。

当局无视并不等于它不存在，也不等于它不应当存在。在南方沿海地区，宗族为中心的社会自治机制是存在的，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制度和政策设计过程中无视它的后果必然是，治理过程中容易发生结构性冲突。实际上，乌坎事件就可以说是社会自治权威与正式权力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在北方地区，压制、至少是不鼓励社会自治，完全依靠党政基层权力，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而严重的治理真空。笔者在关中乡村所见之乡村公共品供应匮乏与社会部分失序，与南方沿海地区形成鲜明对比。

执政者应当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学习智慧，应当从秦制、从二十世纪中期的治理失败中记取教训，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建设过程中，承认具有历史文化正当性的自治性机制的政治和法律合法性，以便重建共治体制。即便是新兴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也必须协调其与固有的社会自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第四篇：为什么“华中乡土派”是可能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简介（共）

为什么“华中乡土派”是可能的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简介

贺雪峰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自2004年11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已有近5年时间，在这近5年时间里，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不是农村调研，不是乡建实验，也不是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及所获得的学术和社会影响，而是人才培养。在这5年时间，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长期在学生培养上勤抓不懈，注重方法，培养出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三农研究人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具体介绍：一是人才培养的状况，二是人才培养的模式，三是主要体会，四是未来展望。我们相信，继续实施将人才培养尤其是学生培养放在首要位臵这一战略，将使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成为中国三农研究人才的最重要的培养基地。我们希望再过10年，全国最活跃和最优秀的50位三农专家中，有10多人乃至20人是由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培养出来的。

一、研究生的状况

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有在读博士生17人，在读硕士生约20人，已毕业博士生7人，这些在读和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刻苦的治学态度，表现出优良的学术潜质，在掌握社会科学基础理论、调查研究、撰写论文以及对外学术交流方面，具有相当良好的整体纪录。

先从成绩讲起。最能集中反映中心博士生整体素质状况的，是学校2007年以来连续三届文科“学术十杰”评选中中心学生的表现。在2007年第一届“学术十杰”评选中，主办方要求每个院系只能报送两名选手参赛，中心经社会学系报送两名博士生参评，分获第1和第3名；在2008年第二届“学术十杰”评选中，中心报送6人参加评选，全部进入前20名，其中4人进入前10，2人进入前3；在2009 1 年第三届“学术十杰”评选中，中心报送10人参评，8人进前20名，4人进前10，3人进入前5。在三届“学术十届”评选中，中心报送参评博士生，不仅获奖人数多，而且三届“学术十杰”前三名，均有两名为中心博士生，表现出中心博士生良好的整体实力。

2007年中心首届博士生毕业，博士论文报送评选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有两篇博士论文获奖，这对于之前没有博士生培养经验的中心来讲，可谓出手不凡。中心博士生所撰写博士论文，材料扎实，论证充分，外审专家好评甚多。比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曾一连用三个“相当优秀”来评价中心博士生论文，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教授评价中心博士生论文为“近年来读到的最优秀的博士论文”。

中心博士生在大量阅读和调查基础上，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很少（仅3位），研究任务主要依靠博士生，中心博士生也十分有力地承担了这一重任。查中国期刊网，仅2008年一年，中心发表论文99篇，超过我校大多数文科院系全院发表论文总数，这99篇论文绝大部分为中心博士生撰写。中心博士生发表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档次高，在读博士生中，有近一半同学发表cssci论文数超过10篇，发表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各类报刊转载数十次。中心博士生协助主持的课题，大多获得好评，比如由中心博士生陈柏峰、杨华分别承担的冶方基金会两项课题，被评为所有课题中的最优成果。有关部委和湖北省委多次专文转发中心博士生的论文，并多次邀请中心博士生讨论相关问题。200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十六种，绝大多数为中心博士生所撰写。

中心博士生每年都会有十数次乃至数十次由对方付费的应邀外出学术交流，几乎每次都是受邀最年轻的参会人员，并几乎每次都获得好评。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每年寒假会举办一次世界当代中国研究高级研讨班，只有很少人可以得到全额资助参加研讨班，中心连续几年都有两人受邀全额资助参加，并且在与来自世界各大名校的博士生的较量中位居优势。

中心博士生取得以上科研实绩，来自他们长期的努力付出。中心博士生基本上都来源于中心培养出来的硕士生，中心培养出来的硕士生中，最优秀者通常都会选择在中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中心硕士生培养，十分强调多学科的学术基础训练，经过2—3年严格的硕士阶段的学术基础训练，就为进一步开展农村研究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而在博士生期间，中心会组织大量的个人的和集体的驻村调查和形式多样的频繁的学术研讨。有了理论基础，又有大量经验调查，自然就会对农村研究深有体会，自然可以写作和发表大量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和政策评论。

中心博士生的状况，不仅仅是学风扎实，调查深入，发表论文量大质高，而且在学术趣味和品格素养方面，也颇值得赞扬。中心将“又红又专”作为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中心研究生也大都怀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在中心的语境中，基本上找不到社会上流行的那一套庸俗的东西，同学们大都有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服务农民的愿望，有终生从事三农研究的决心和热情。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中心从来没有一个博士生叫苦叫累，中途退出，也没有一个博士生在研究中应付了事，敷衍塞责。在回答“中心研究生为什么会如此优秀”这一问题时，我说：“如果一个人在研究生6年（硕、博）都不分昼夜地读书、调查、思考、写作，他们怎么会不优秀呢！”

中心博士生在读书和调研期间，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实现了个人的全面发展。作农村研究的前提是个人具有良好的素质，具有与农民打成一片的能力。在中心读博期间，中心博士生往往要在10个省以上的农村地区开展长期调研，这本身就可以训练出中心博士生良好的与农民和乡村干部打交道的能力，并极大地提升了中心博士生的综合能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祝东力研究员参加中心组织的一次农村调研后，对中心博士生的全面发展大为赞叹，他评价说中心博士生与农民无任何障碍的沟通和交流能力，是他以前都不敢想象的。

中心博士生的优异表现，是我们对未来华中乡土派有信心的原因。而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我们以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业上的分阶段打扎实基础，二是人生观上的理想主义教育。我们常说要做一个阳光和阳刚的人，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二、研究生培养模式

中心研究生培养分为截然不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一是硕士生阶段，主要强调阅读经典著作，打扎实学术基础；二是博士生阶段，主要强调做农村调查，打扎实经验基础。我们称之为研究生培养要扎实抓好“两经”，即抓好学术经典的阅读和农村经验的积累。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三农研究专家。

中心培养研究生，强调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延续性，因为不经过硕士阶段严格的 阅读经典著作的训练，进入博士阶段就无法适应大量农村经验研究的需要，就无法将农村调查所获经验材料上升到理论高度。同样，若只有理论阅读，而无经验研究，理论阅读往往会变成纸上谈兵，书斋里的哲学思考，这样的理论阅读，也不可能触及当前中国社会的实质，不会真正有效地影响中国政策的发展。因此，虽然每年有意报考中心博士生的人数在百人以上，中心每年却基本上只从自己培养的硕士生中招最优秀者读博士。同样，中心最优秀的硕士生也都愿意留在中心继续攻读博士。

中心硕士生的培养模式始于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当时我调入华中师大不久，痛感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而下决心改变之，并身体力行，强力推之，形成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具体而论，当时华中师大硕士生培养存在的固疾是，硕士生在未接受严格学术训练之前，就大量参加导师的课题，且将发表论文放在最为优先的位臵，而忽视了在硕士阶段打扎实基础的训练，尤其忽视了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阅读。而恰恰是考入华中师大的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基础较差，对经典理论的阅读太少。我因此提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两不要一要”原则，即硕士生“不要参加课题，不要发表论文，要读书”。提出并践行这一原则，极大地提高了所培养硕士生的质量。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生中，大多数就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培养出来的华中师大的硕士生。

要读书，并不是泛泛而读，而是要读经典著作，打学术基础。我们一般会要求硕士生读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和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要求每月至少读6本，每天至少读10个小时。提倡“午睡只睡5分钟”。在读研期间，不能参与任何商业性的活动，不能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由外出家教等。这一原则，在我们离开华中师大，到了华中科大后，立即在华中科大践行下来。而因为我们的离开，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就不再组织这种高强度的研究生读经典活动了。

在中心的强有力组织下，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乃至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读经典著作蔚然成风。在校图书馆文科阅览室，每天最早到和最晚走的，基本上都是中心的研究生，一年四季如此。自2002年开始，中心每个月会在每个硕士年级召开一次读书检查汇报会，坚持不懈，至今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且行之有效的读书检查汇报制度。

在华中科大硕士生培养由三年制改为两年制以后，为了保证研究生有两年的经 典阅读时间，中心调整培养办法，自硕士生保送和录取开始，即要求学生提前进入角色，每月通过电子邮件汇报当月读书情况，中心统一进行指导，这种办法有效地弥补了学制上的缺陷，效果很好。目前，中心博士生中，虽然有两届由两年制毕业硕士生为主，但是这两届博士生因为在硕士阶段受到严格的经典著作和扎实理论基础的训练，而在博士生阶段很快就崭露头角。

自2007年开始，中心在抓硕士生读书训练的同时，开始抓本科生读书。2007年开始在社会学系成立“三农研究读书会”，在每一届本科生中成立读书分会，由中心老师和中心博士生分别指导本科生各年级的读书会，两年来，效果良好。而“三农研究读书会”中最优秀的同学也大都愿意保送到中心读硕士研究生，以在将来走三农研究之路。

无论是硕士生还是本科生，在中心指导下的读书活动，可谓是当前国内高校的一道风景。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北大、清华、人大，还是南大、浙大、复旦，没有任何一所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有目前我们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是这样整齐有成效长时期地阅读经典著作的严格训练！中心指导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在阅读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和打扎实理论基础上的状况，无论是就数量还是就质量来讲，都远远优于全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的同年级学生的整体状况。目前中心已经形成最优秀的本科生保送中心硕士，最优秀硕士生报考中心博士生的机制。中心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读书口号是“将‘学在华工’落到实处”，和“为十年后社会学界的‘华科大现象’而读书”。

与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心在博士生培养阶段强调“驻村调查”，“驻村调查”并非仅仅是到农村搜集资料，而是要通过大量的农村调查，懂得中国国情，形成经验质感，透彻理解经验研究的进路，掌握做经验研究的方法，从而学会做一个独立的有创新能力的研究者。经验研究的前提是有良好的理论素养，良好的理论素质又来自大量的长期的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阅读。没有长期扎实的经典阅读，要做好经验研究也是很难的，因为中心以外的硕士研究生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中心所要求的经典阅读的质与量，中心以外硕士研究生即使进入中心读博士，也会感到格外吃力，这也是中心一般不招收中心以外人员读博士的主要原因。

一直以来，中心对博士生的要求是，在做博士论文前，每个博士生必须先在全国8—10个省，每个省选1—2个村，每个村至少住15天以上的深入调查。中国农 村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很大，中国一个省往往比世界上一个大国的人口还多，地域还广，没有对中国农村广泛深入的调查，必然会以偏概全，其研究结果往往会漏洞百出。广泛深入的调查，不仅增加了博士生对经验的感受力，而且极大地拓宽了博士生的学术视野，提升了他们的学术能力，也增加了他们对农民生活的理解和对农民的感情，提高了他们与农民打交道的能力和对社会的感悟力。三年下来，中心博士生驻村调查时间都会超过300天。这样广泛深入长期的农村调查，是当前国内绝大多数著名三农学者都不曾达到的。

因为有相当良好的理论素养，又有广泛深入长期的农村调查，中心博士生就可以写作大量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和政策评论，他们往往不仅可以研究艰深专门的学术问题，而且对政策问题具有相当敏锐的视野。长期的投入，在博士生阶段几乎是无一例外会有丰厚的回报，硕士生阶段“两不要一要”的不要发表论文，到了博士生阶段，往往是厚积薄发，在很短的时间即不仅可以发表大量学术论文，而且有能力对一些政策问题发表评论，并引起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

中心博士生的调查，一律吃住在农户家中，这样一是食宿费用低，二是可以更方便观察体验农民的生活。调查方式有两种主要类型，第一种形式是个人独立调查，几乎任何时候，中心都会同时有4—5个人在全国不同地区农民家中进行驻村调查，这样密集的驻村调查，在全国可谓绝无仅有，这也使得中心成为“离中国农村最近的地方”；第二种形式是集体调查，所谓集体调查，就是中心组织起来集中于一个地区进行的调查。集体调查一般是白天分散调查，晚上集中讨论，这样就将农村调查变成了现场研讨，调查一个月，就研讨一个月。经过一个月的现场研讨，能够极大地提升参与调查者对农村经验的感受力和问题意识，这种集体调查已经成为中心培养人才的有力武器。近年来，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三至四次大规模的集体调查。比如今年暑假，中心师生80余人，顶着酷暑，同时在辽宁凤城、湖北大冶、安徽长丰3县12村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体调查，收获良多。

在读书与调查以外，或者说在念好“经典”与“经验”的“两经”以外，中心还强调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之间的互动。中心研究生已举办“硕博论坛”14届，中心博士生指导本科生读书，和由中心硕士生出任本科生各年级三农读书会会长，已成惯例，并取得良好效果。正是从本科一年级到博士后的总共10多个年级同学的互动，才营造出一个极其良好的向上的氛围，这种氛围的核心是高扬的理想主义，是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唯有牺牲多壮志”的奉献精神，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处世哲学。我们将之归结为“做一个阳光和阳刚的人”。

因为理想主义高扬，中心也吸引了大量具有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近年来，每年报考中心的研究生人数众多，尤其是一些有志于三农研究，有志于服务农民的年轻同学，不惜放弃更好的机会而到中心攻读研究生。一些名牌大学（如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的本科生，以保送到中心读研究生为荣。众多“211”大学三农社团负责人也纷纷以报考中心研究生为荣。中心的理想主义氛围吸引了更多的有志于三农研究的热血青年来报考，这些热血青年的到来，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心的理想主义，增加了中心选拨人才的空间，提升了中心学生的个人境界。在中心各个年级之间及年级内部形成的这种良性的“比学赶帮”气氛，使得中心具有无比的活力。我们常常自我鼓励说：“一个团队几十人，每个人的每一天都在努力进步，这样持续10年，该可以创造出多么伟大的人间奇迹！” 2009年中心暑假调查，有同学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心师生每天晚上同时在12个村召开高质量的调查研讨会，这样规模的深入农村调查，会让所有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自叹不如。我认为这话说得不错。

从2002年我们在华中师范大学抓硕士生读书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7年时间，从2004年11月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算起，时间已经过去近5年。经过这5到7年的培养，学生们开始一批又一批地成长并成熟起来，他们毕业走向社会，开始以一个老练的三农专家身份来研究三农，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我们相信，再过5到7年，这些已经踏入社会的中心毕业生，一定会成为中国将来最优秀的三农问题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一批地成长起来的，一批一批地冒出来的，是“立地顶天”的中国学者。这就是我们自信“华中乡土派是可能的”理由。

目前中心大致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是我和吴毅、董磊明等已经在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第二代是目前在读及已毕业的博士，第三代则是目前本科高年级和硕士生中最为积极优秀的那些将来准备继续在中心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目前中心第二代中，有10余人具有成就大器的气象，第三代也有10余人已经在阅读经典中有相当不凡的表现。我相信，再有10年时间，中心培养出来的杰出学者，足以造成一个华中奇迹！“顶天立地、长期坚持”，这是我们团队的口号，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行动原则，我们已经坚持了5年、7年，无论今后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或有多 少甜蜜的陷阱需要跨越，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再坚持5年、7年甚至10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华中乡土派成长和成熟起来了。

三、几点体会

应该说，中心自成立以来，在研究生培养上费力良多，效果良好。我们的朴素观念是，“有人才就有了一切”。我们中心常讲的目标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出人才，出成果，出影响”，而出人才是中心排在第一位的任务。我们认为，如果中心可以在未来10年时间，培养出既懂中国国情，又具理论素养的大批三农研究人才，中心就一定可以在全国立于不败之地，中心的教学与研究也一定可以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新气象，这也是我们在向校领导汇报时，称希望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可以成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面旗臶的原因。

以下谈四点体会。

1、顶天立地、长期坚持

中心研究生培养，得力于中心一开始就制定了十分清晰的“顶天立地”战略目标，并在实施目标的过程中，以不变应万变，以钢铁般的意志长期坚持既定方案，从而可以在人才培养和调查研究各个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团队的发展，尤其是人才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可以通过资源的堆积，在短期内形成学术生产力的。团队的发展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必须有长期的计划，有清晰的路径，并有可行的方案。必须有足够的提前积累和长远的未来预期。只有将长期目标确定下来，着力长远和根本，放弃眼前小利的诱惑，才能气定神闲、宁静致远。“深山老林好练功”。一旦目标清晰，现在怎么做就不再存在问题，大家也就可以以最好的心态来为未来作准备。

早在中心成立之前，我们即定下发展学派、形成学术团队的目标，并以“顶天立地”作为中心核心竞争力的座右铭。“立地”就是要打好两个基础，练好“两经”，即前面所述研究生培养中，硕士阶段大量阅读社会科学经典著作，打好扎实理论功底；博士阶段大量开展经验调查，打下扎实的经验基础。能“立地”，也就可以“顶天”。在中心的语境中，“顶天”是指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国家政策、影响国家政策。二是将西方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这两个方面的“顶天”，8 都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问题只是“立地”的功夫做得如何。中心向研究生讲清楚了“顶天”与“立地”的关系，中心研究生就有了目标，就可以长期坚持苦练基本功，并能在不长时间，取得很多很大的学术成绩。

中心研究生培养中的长期坚持，是在方向明确、路径明确和方案明确基础上的长期坚持，朝令夕改不叫长期坚持，左右摇摆不叫长期坚持。长期坚持的核心是按既定的培养路线走，不要在乎短期利益，不要考虑具体环境的变动，不要急功近利。这其中，中心老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坚持，最为重要。目前中心研究生培养已经取得小小的成绩，这点成绩是5年前甚至是7年前的努力的结果，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中心很快就会进入出产人才的高峰期。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停留在目前已经取得的成绩上，我们必须为下一个5年、7年甚至10年计划作准备，我们要为华中乡土派培养第三代、第四代人才。目前我们在全校、全武汉乃至全国一些高校范围内组织学生读书和调查，其目的就是立足长远，为中心和华中乡土派未来的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人才基础，为创造中国三农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奇迹积蓄力量。

将来无论环境如何变，机构如何变，中心“顶天立地，长期坚持”的方针都不会改变。我们相信，坚持就是力量，坚持就有希望，长期坚持，水滴石穿，我们就一定可以创造出任何奇迹来。

2、个人努力，团队鼓励

如何处理好个人与团队的关系，是一个团队能否发展起来的关键之一，也是一个团队能否培养出一流人才的关键之一。中心一直将团队建设臵于十分重要的位臵，认为团队是我们的共同归属，强调团队意识（我们又称“狼群战略”）是中心一直以来未变的方针。我们常说，我们不是要培养北大的二流人才，也不是要培养北大的一流人才，而是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一流人才，意思是说，我们要以“又红又专”作为标准，要培养出既具有强烈的团队合作精神，又具有高度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从个人努力上看，凡是进入中心读研究生的同学，几乎没有人不努力。中心硕士生，除了上课，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泡在图书馆阅读经典著作，基本上做到了午睡只睡五分钟，起早贪黑读经典。中心博士生除调查、写作与阅读以外，几乎不再 9 有空闲时间。我曾对中心2008级21个硕士生一年的读书情况作出这样的评价是：“2008级硕士生读书，最令人振奋的是21个同学的读书竞赛中，没有一个掉队的”。中心博士生的努力程度也是超乎寻常的，中心博士生也没有一个掉队的，没有一个没有在博士毕业时不取得超出他们自己预料成绩的。

从团队鼓励来讲，中心研究生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其中，之所以硕士、博士生都会有如此的个人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来自团队的“传帮带”和“比学赶帮”。“比学赶帮”在中心团队中，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切实感到。正是因为中心的整体氛围，中心的“阳光和阳刚”之气，给每个进入中心的研究生以强大的感染力。在这样的空气中，一个人除了百倍努力，就别无选择。

中心的团队精神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中心每周都会举行数次分年级的读书会，每个年级读书会上，总会有其他年级的同学主动参加。低年级同学是来学习取经，高年级同学则是义务指导。高年级不仅包括硕士高年级同学，而且大量的博士生会主动参与本科生和硕士生读书会，介绍自己读书的体会、方法和感受，从而引导师弟师妹们尽早走上学术之路。中心读书会有一项规定，即每人每月必须将自己当月所读书目与体会上传到中心主办“三农中国网”的“读书论坛”栏目，“读书论坛”栏目也因此成为中心同学相互交流读书经验和相互鼓励的重要平台。其中，部分读书贴子的点击率在一年时间就达到1万多个。

团队精神还表现在近年来，中心博士生和高年级硕士生自动分年级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现在这一活动已经形成制度，每1—2个月，中心同学就会分年级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最近发生的各种事情，清理个人思想上不良倾向，提升个人境界，同时，强化团队整合。

中心近年来开展的“硕博论坛”和“本硕论坛”，也是同学们主动组织开展的。硕博论坛已经开展十四次，几乎每次都会激发大量的学术灵感，论坛综述也多次在相关报刊发表，显示了中心良好的学术氛围，在武汉乃至全国高校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团队精神与个人努力之间，有着正相关的关系。正是团队精神，使得中心每个同学的个人努力脱离了单纯的个人奋斗，而变成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使得中心可以形成“比学赶帮”的良好风气，才防止了中心同学之间的负面竞争，才使得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团队的温暖，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从而努力练功。

也正是中心良好的团队精神，使得中心学生之间可以相互帮忙，相互鼓励，遇到问题及时沟通，相互理解，从而可以让中心的目标通过同学之间的传递，而潜移默化为同学们自己的目标。中心老师对同学们的严格要求就不再被认为是负担，而变成激励同学们苦练内功的动力。中心也因此可以十分有效地管理学生，整合内部，形成众志成城、上下一心的合力。

3、营造理想主义氛围

任何一个与中心师生接触较多的人，都会感受到中心所弥漫着的理想主义气氛。中心会对所有进入中心学习的研究生讲理想主义的重要性。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是机会众多，舞台极大，而市场经济最大的坏处恐怕也是机会太多，诱惑太多。因为机会多，诱惑多，人们容易急功近利，而不能真正静下心来苦练功夫，也就反而不能积累能力。理想主义则是抵挡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利益诱惑的有力武器。理想主义高扬理想，注重未来，从而可以在浮躁的氛围中变得“从容淡定”，可以静下心来苦练功夫。因为可以沉心静气练功，也就可以具备到市场经济舞台上一搏的能力。

因为市场经济诱惑太多，人们变得急功近利，无法积累足够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博弈的能力。而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讲稀缺，讲实力，没有能力，就无法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跳舞。市场经济下的浮躁，使得很少有人可以练就在市场经济舞台上进行高水平表演的功夫。也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真功夫、真能力、真才实学的人，是稀缺资源，是可以从市场经济上大获好处的人。而正是因为理想主义可以克服急功近利，而最可能具备在市场经济舞台上进行表演的能力。

理想主义者不讲利益，但并非得不到利益。不关心利益，却反而更容易获得更大的利益，其中的关键是放弃短期利益，追求长远利益，放弃小利，获得大利。这个意义上讲，理想主义与市场经济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承，相得益彰。

正是因为讲清了这个道理，中心同学就可以且愿意放下短期利益而谋求长远利益。在中心，我们从来鼓励同学们要立大志，成大业，我们鼓励他们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每个人积累时间长了，就成了天才。我们在积累，别人却应付了事，未来难道不是我们的吗？中心的硕士、博士生们也在与外校研究生的接触 11 中，强烈感受到外校（无论北大、清华、人大，还是其他高校）研究生的浮躁无积累，不读书不调查，也因此增强了信心。而团队学长们所取得的成绩，又进一步使得同学们看到理想主义投入可以获得丰厚回报。

在中心目前的理想主义氛围下面，同学们思想单纯，学习努力，很少有人会谈未来收入和吃喝拉撒等俗问题，而多谈未来理想、人生目标等雅问题。“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下面，中心学生怎么可能不积累深厚的学术功力，及怎么可能不形成强大的能力，从而怎么可能不在市场经济中后发制胜？！

4、以身作则的传统

中心一直坚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传统，中心老师在对待研究生上面，功利色彩比较少，人才培养被放在绝对重要的位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严格要求学生，以学生成长作为最高目标。比如，中心老师主持各种层次的学生读书会，从来未得任何报酬，均为义务。中心老师找同学们谈读书、学习、人生占用大量时间，严格认真，从来是“不抛弃、不放弃”。中心研究生参加中心组织的调查，大多是由老师课题经费支出，老师却不求回报。

二是尊重学生的科研劳动，不占用学生的科研成果。在中心，无论是参加中心老师课题调研成果，还是从与老师的交流中获得学术灵感，学生撰写论文，老师均不在其中署名侵占，而是将学生推到独立负责之科研第一线，让他们有成长机会，也有表现机会。

三是在频繁的田野调查中，与学生同吃同住同调查，手把手教学生进现场、做调查、写报告。比如2009年的暑假农村调查，中心80名师生分赴辽宁、安徽、湖北3省12村调查，3省带队教授均与同学一起吃住在农户家中，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

中心老师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传的行为，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从而使得中心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有极高的读书调查不畏吃苦的精神，也使中心能够形成强有力的认同，从而使中心能够上下齐心，共同努力，快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5、将培养人放在最为重要的位臵

因为中心创办时间不长，掌握体制资源和其他学术资源有限，在众多目标中，中心必须有所取舍，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而其中始终如一的最优先目标是人才培养。我们相信，有了人就有了一切，若我们可以培养出大批的人才，华中乡土派就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了。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自2004年11月中心成立以来，我们用十分有限的资源来较好地支持了人才培养，同时又防止了为功利目的而浪费学生时间，从而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短视行为。我们相信，发表论文、主持课题等等都不是目的，获奖和获得研究经费也不是目的，所有这些若与人才培养发生冲突，我们就一定要“有所不为”，这也是我们从来不要求研究生发表论文，甚至要求硕士生不发表论文，从来不接受无助于提升中心团队学术水平和中心团队人才培养的课题。我们要让同学们轻装上阵，盯着农村基层和学术前沿，立足长远，打好基础，以经过若干年训练，即可以成为中国三农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从目前中心人才培养已经取得的成绩来讲，做到这一点应该不难。

四、未来展望

目前中心培养的博士生中，包括已经毕业和仍然在读的博士生中，共有20多人，就目前的态势看，其中至少有10人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农村研究的领军人物，这些同学目前的研究领域分布在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不同领域，部分人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比如，2008年毕业的博士陈柏峰被法学学者称为“中国第一位80后法学家”，09年即博士毕业的申端锋被称为“中国最富有创造能力的青年学者”，等等。相信再过几年，这些被称作中心第二代的在读和已毕业博士生中，会有越来越多人在各自不同学科取得重要地位，并最终会位居各自所在学科和研究领域最靠前的位臵。

目前中心在读硕士生和拟保送到中心攻读研究生的本科生共有40余人，其中部分同学在阅读经典著作中，表现出极为良好的学术潜质和学术品格。最近几年跟随中心读书的本科生中，也出现了大批具有很好学术潜质且有强烈从事农村研究愿望的同学，中心将从这些同学中选择最优秀者进入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以作为中心第三代的核心成员培养。

因为中心已经有比较大的学术影响，中心读书会在全国高校亦颇有名，中心理 想主义热情也感染着大量年轻学生，目前全国高校中，有越来越多具有学术潜质同时又有理想主义热情的年轻人愿意报考或保送中心攻读研究生，中心目前的研究生资源之好，超出任何时期。我们学校本可以保送北大的本科生，宁愿保送到中心读研，而一些文科强校的本科生也陆续报送或报考中心。以拟保送2010年硕士研究生为例，目前已有10多名“211”大学的本科同学申请保送我名下的2010级硕士研究生。大量优质生源为中心提供了良好的选人空间，这也就为华中乡土派提供了未来的不竭的力量源泉。

我们相信，目前40多位正在读硕士研究生和打算保送中心研究生的本科生中，一定可以成为华中乡土派第三代的骨干力量，第三代也一定会超过第二代，到那个时候，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就不只是创造了三农研究领域的奇迹，而且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提供了一个范例。

最后，我愿意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再说几句，核心就是，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内一流学校，在这样的一流高校，创造出任何学术奇迹都不奇怪，因为华中科技大学这个层次的高校，不仅可以吸引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老师，而且具有创造奇迹所需要的各种必需的资源。比华中科技大学层次低的高校，如华中师范大学，即使可以集中全校资源于一处（比如目前华中师范大学集中全校之力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也很难吸引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教师，这也是我们在华中师大和华中科大各工作数年之后的切身体会。没有一流的老师和研究人员，没有一流的学生，仅仅集中全校资源于一处，也是做不出一流的研究团队和研究中心的。

比华中科技大学更好的高校也很难创造出学术上的奇迹。目前比华中科技大学更好的学校比如北大、清华、人大，其文科都很强，我对这三所高校的文科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且被人大聘为客座教授，但就我们的了解来看，这三所高校，因其超一流，而往往显得保守，担心出错，且各种既得利益盘根错节，相互牵制。这些大学要创造出学术奇迹，就要克服远较华中科大更大的阻力。就我们的了解来看，这三所高校的文科，基本上都是我们所讲“老虎战略”，即每个教授都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都掌握一定的学术资源，且都各自为政，相互不来往，每个教授都是一只老虎，每个教授都只带领自己学生进行手工作坊式的教育，不同教授之间的合作极少，我们所提倡的“狼群战略”更是没有可能。

若以中心的研究生培养来比照以上三所大学（北大、清华、人大），至少有三 处不同：一是中心是合作培养，讲求团队精神，而以上三所大学是师父带徒弟式的手工操作；二是中心将学生培养放在第一位，不会因为做课题而荒废学生的培养，而以上三所大学，有一定知名度的教授要么与学生没有见面的时间，要么让学生做大量与培养无关的课题，最终学生得不到有效的培养；三是中心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氛围，不浮躁，不急功近利，而以上三所大学的学生大多急功近利。因此，目前中心无论是硕士生的阅读经典，打理论基础，还是驻村调查，打经验基础，都远较以上三所大学做得扎实，不仅仅是团队整体做得扎实，而且就个人来讲，就单兵作战能力来讲，中心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颇具优势。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之所以取得目前的成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鼓励。2004年11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创办之时，校领导朱玉泉书记、刘献君书记、欧阳康书记给予了极大的支持；2005年李培根校长视察社会学系，对中心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在此后通过多种渠道屡次鼓励中心研究人员，从而使中心全体师生受到极大鼓舞；校领导路钢书记、冯友梅书记、林萍华校长、杨勇校长、段献忠校长、骆清铭校长、邵新宇校长都曾多次给中心以鼓励；校研究生院在博士生招生指标分配上多次给中心以照顾；校人事处在精神上给予了中心很大的鼓励，并成为中心的娘家；科发院和社会学系作为中心的直接领导，更是给予了中心很多的具体支持。一个具有热情、愿意下定决心从事学术研究的文科学术团队，只有在象华中科技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才会受到如此众多的青睐，才可以获得如此众多的支持，也才可以如此迅速地成长起来。

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华中科技大学的华中乡土派一定会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国内外产生影响，并为华中科技大学争得荣誉。

2009年8月1日匆草，8月1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