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发文：当前中国思想分化有余 共识不足

第一篇：中央党校发文：当前中国思想分化有余 共识不足

中央党校发文：当前中国思想分化有余 共识不足

2014-06-09 14:36:00|来源：海外网

海外网电 6月9日的《学习时报》刊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的文章《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思想状况分析》，文章指出，在我国改革攻坚与全面深化新阶段，意识形态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它涉及人们的预期和期望，关乎社会各个领域。要做好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从学术上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做出科学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问题背景分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当代中国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可以用三个词来分析：其一，“物化生存”。物化生存，即人对物有一种依赖，人依赖物而存在和生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传统意识形态逐渐祛魅化，价值观日益回归日常生活世界，人们较多关注自身现实利益，物质财富的积累与占有逐渐成为一些人行为的主导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市场经济基因的致富欲望与谋利冲动“迸发”，物化生存与精神懈怠现象较为明显。其二，“利益分化”。改革实质上是利益格局和关系的深度调整，利益分化与冲突必然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多样与分歧。其三，“文化植入”。在当前中国理论界，用西方思想理论、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思考、评价中国现实的现象较为普遍。西方文化的这种植入与影响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相对更高，某些领域的实践发展先于我们而展开，这必然使其理论成果相对而言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实际、糅合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理论建构与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一个较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期间，借重外来的思想资源就成为必然。但无论如何，这种西方文化的植入化现象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应自觉进行反思的。

思想状况及其具体表现

全面准确深入分析把握中国思想状况，应避免随意性、主观性及碎片化。由此，就需要提供一种全面准确深入分析中国思想状况的科学分析框架。思想状况的深层基础是人的精神结构状况，人的精神结构有六个基本要素，即欲求、情感、认知、评价、伦理和超验。其中，欲求和情感发挥着动力作用；认知和评价主要对个体欲求的合法性做出合理判断；伦理和超验是对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调整和规范。这一研究成果相对合理严谨。依据这一研究结论，要全面准确深入分析当前中国思想状况及其问题，可从以上六个基本要素入手。

就欲求而言，一些人在意志品质上缺乏担当，过于关注自我诉求。欲求与人的意志和行为动力有关。这方面的思想状况可集中概况为：一些民众关注个人权利甚于个人义务，关注个人利益甚于个人责任，关注私利甚于公益，关注索取甚于奉献。利益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私利与公益相统一、索取与奉献相统一的公民意识尚未在全社会成员中有效确立和养成。一些领导干部过于注重自我利益与眼前利益，尤其是自身升迁，无能担当、不愿担当、不敢担当、无心担当甚至反感他人担当的情况也非少见，奋斗进取意识较为缺乏。

就情感而言，一些人在精神状态上缺乏自信，否定过去、贬低自我的历史虚无主义时有流行。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主观裁剪史实，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中出现的某些错误和问题，把对当下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对自身过去的否定。历史虚无主义表面上虚无的是历史，实际上虚无的是现实，表面上虚无的是过去，实际上虚无的是当下。有否定就要有肯定。透过各种碎片化语言可以看到，一定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所肯定的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理论与制度。这种有选择的否定与肯定显示了内心一种深深的不自尊与不自信。其误导人们的认知，造成价值观的混乱，消解社会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须认真对待和解决。就认知而言，一些人在思想理论上缺乏基本共识，思想分化较为严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逐步推进，随着社会利益不断分化，传统大一统意识形态在逐步转型，思想领域的分化成为必然。对这种思想分化应做辩证分析。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思想分化是正常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而言，思想虽有分化，但亦应有共识，正所谓求同存异。在价值目标方面，在整体制度设计方面，在发展道路方面，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都应有基本的底线共识。思想分化应以这种底线共识为边界。当然，这一边界是动态变化的。然而，对于当前中国社会而言，往往是思想分化有余而共识不足，分歧有余而整合不足。在当前中国思想理论界，除了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思潮。这些思潮中的某种合理因素应当借鉴，但很难说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实践和现实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之中的。在当前思潮的交融交锋中，一些思潮在理论界与社会上的影响不可小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具有明显错误的思潮须进行有效甄别，否则其将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

就评价而言，一些人在评判标准上缺乏中国话语，以西方模式为圭臬。在当前国内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种盲目崇拜西方学术且难以识别其隐含的政治本质的现象。无可否认，西方学术思想中确具有某些积极合理的因素，应当加以汲取。然而，有些研究者对西方学术话语范式不加科学分析地予以照抄照搬，把西方理论看作无所不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反而对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创新成果缺乏认同与自信。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研究者任意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不善于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来分析中国改革与发展现实。这种对西方学术话语神化的现象存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多研究领域。西方的学术话语当然可以使用，但无批判的盲目接受与简单认同则也是有害的。任何社会意识都对应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源自西方的学术话语能够在多大程度与哪些方面适用于当代中国应持审慎的反思态度。

就伦理和超验而言，一些人在价值目标上缺乏理想信念，多关注于当下的物化世界和物化生存。这种对物的过度关注与理想信念缺失，一方面可以视为对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前所宣扬的那种过于高远价值观的矫枉过正；另一方面也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以及过于强调经济与财富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市场化的推进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物质意识和利益冲动，一定意义上也推动着人们思想认识的进步。然而，过于强调经济GDP与物化发展模式，也诱发和滋长了一些人的物欲、贪欲。由于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及人的文明素养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致使被唤醒、激发起来的利益意识未得到有效规范与约束，从而使唯利是图、贪婪自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与行为蔓延。面对五光十色的物质利益诱惑，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往往被突破，一些人的理想信念被动摇。

认识自觉与有效应对

对于当前中国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既不能过分夸大，也绝不可无视与低估，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深入认识、全面把握基础上，积极应对。

坚定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对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挑战，我们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当前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鉴别、批判、整合和引领作用，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释、批判、整合和引领等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并切实取得成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解和运用方面切实做到立足现实、与时俱进。只有不断加强基本理论研究，才能更为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自由主义有非常深入的批判。这一批判对我们今天认识相关问题有何启示？如何以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看待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如何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与把握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今天，马克思主义能否发挥对整个中国社会思潮的鉴别、批判、引领和整合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指导思想的理解是否能够做到正本清源、不断深化。

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消除各种错误思潮与价值观存在的体制机制环境。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当前我国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矛盾、问题与挑战，是引发思想意识领域各种分歧与困扰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各种社会思潮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思路对当前我国改革进行不同的设计。不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就无法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做出有力回应。要进一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解决公民的利益表达、权利保障以及权力腐败问题，在整个社会真正树立起法治的权威，进一步确立良好的法治秩序，既切实培育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又有效规范约束领导干部的行为。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加强民生建设，推进社会结构合理转型。只要扎实推进改革且取得明显成效，解决思想意识领域的各种纷扰与问题就具备了有利条件。

对国民加强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和国情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国史教育，相应增加在高校公共政治课教材中对相关错误思潮进行科学分析的内容。今天，一些民众有一种“历史归零”的历史观，对中国诸多历史予以“碎片化”，缺乏全面深入了解和认知，没有“历史记忆”，分析问题和认识事物往往割断历史，没有历史感。这是产生许多思想认识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历史观教育与国情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与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深刻认识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深刻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中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以此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真正增强“三个自信”。

（执笔人：李海青）

第二篇：当前中国基层干警警力不足的现状及对策

当前中国基层干警警力不足的现状及对策

徐文君

[摘要]警力不足并非是全由公安机关自身造成的，也不是近年才出现的问题，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就重庆市的情况来看，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迅速转型，这一现象表现得日益突出。警力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已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的有序开展。既有警察机关自身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也有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警察机关管理的体制和观念陈旧的原因，为从根本上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和警察的上层决策部门应从共创和谐社会出发，对内转变观念、更新机制、改善内部结构，对外从法律上和制度上保证有足够的警力充实到基层，从而使警察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社会治安环境。

[关键词]警力不足 公安机关 民警

2007年夏，作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04级的一员，我满怀兴奋与期待参加了学院的集中实习。因为平时的学习中就对刑事诉讼比较感兴趣，所以得知自己被分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实习时，心情非常的高兴。第一天实习，渝北区分局政治处的老师把我和杨阳分在了分局的法制科，与另外三位同学一起留在分局，其他同学被分到分局下属的各派出所实习。实习中得到了所处科室领导老师的帮助和教导，受益颇多，领悟颇多，启发也颇多。

对于基层警力不足的现状尤其有了深刻地认识，以往书本上轻飘飘的几句话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刑事、公安这一领域却是用血的事实证明。这在我没有参加实习的时候是想不到的。我们基层的干警太苦，太累，基层的警力实在不足！

一、血的教训

双凤派出所是重庆市渝北分局管辖的十几个派出所中的一个，而今年该派出所中的一名普通干警却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不是遭遇危险追捕歹徒始遇害，也不是意外是身亡，而是在连续工作后累死！胡昌伟，1964年8月28日出生，作者实习单位：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局

1982年12月5日参加工作，生前系分局双凤派出所治安民警，二级警督。2007年2月7日上午9时，根据双凤派出所值班安排，胡昌伟与冉夏宇和邱岚两名年轻同志值班，值班领导为曾令柱。作为值班组长，胡昌伟同志带领值班民警连续接处警13起，处理刑事案件3起、治安案件9起、处理群众救助1起。

“我太累了！”竟是胡昌伟同志留给战友的最后一句话。上午11时许，胡昌伟身体状况恶化，抢救无效去世。

长期以来,警力不足一直是困扰公安工作的老大难问题,警力紧缺已成为制约公安机关发挥职责作用的重要障碍.一些基层所队单位由于警力严重不足,民警长期超负荷、超时限工作，积劳成疾甚至累倒在岗位上；而许多案件因人手不够得不到及时的侦破和处理，使治安管理工作往往处于彼于应付的被动局面。

二、当前警力不足的现状及其表现形式

警力不足并非是全由公安机关自身造成的，也不是近年才出现的问题，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就我们重庆市的情况来看，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迅速转型，这一现象表现得日益突出。警力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已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的有序开展。

（一）警力配置结构与实际需要之间差距过大

1.机关警力所占比例数难以下降。

2.基层单位承受巨大的治安压力。

3.基层民警休息难以保障。

（二）内部管理体制中存在警力内耗现象

1.管理规章中缺乏“人本意识”。

2.管理惩处多、教育引导少、且存在不公正现象。

3.警察的自我荣誉感丧失。

（三）综合效率低限制了基层单位的工作效能

1.基层警力不足影响了工作效率。

2.基层警力不足影响了社会治安效果。

3.专项行动过多干扰基层民警工作自主性。

（四）警力绝对数与社会公众安全感需求存在差距

1.警力增加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的矛盾突出。

2.警力增长与公众对安全感需求的矛盾突出。

（五）警察职责和警力配备缺乏严谨的法律保障

1.警察的定性与当前的职责、职权范围部分不符。

2.警力扩充缺乏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

三、改善当前警力不足现状的途径初探

造成当前警力不足的现状，既有警察机关自身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也有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警察机关管理的体制和观念陈旧的原因，为从根本上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和警察的上层决策部门应从共创和谐社会出发，对内转变观念、更新机制、改善内部结构，对外从法律上和制度上保证有足够的警力充实到基层，从而使警察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社会治安环境。

（一）合理设置机构，科学安排警力

1.合理调整机关功能，精减警力。为适应新的形势，县区级局机关应调整功能，强化对基层的服务和指导，精减机构设置，坚决裁减职能交叉的机构，将精减下来的警力充实到一线岗位。

2.做强做实基层、坚持警力下沉。为充分发挥对基层所队在打击、防范管理中的排头兵作用，机关应不断为基层排忧解难，增强服务的实效性，尽可能地减少基层的负担和压力，同时将年富力强的警力下派到一线工作，真正做强基层，特别是做实做大派出所。而基层单位应充分利用好警力下沉的优势，集中力量做好打击防范和管理工作。

3.科学安排，调动基层警力的积极性。精简机构、警力下沉，一方面可以减少管理环节，增加基层警力绝对数，在城市内可以设想撤销公安分局，基层所队可由市局直管；另一方面可以使基层民警上班正常，加班加点适度减少，减少基层民警积劳成疾的概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干警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二）注重内部挖潜，最大限度地释放警力

1.树立“人本理念”，注重管理实效。树立“人本管理”观念，远离家长式、惩罚式管理措施，在从严治警的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出从优待警的一面，使基层民警在现有的条件下，放下包袱，大胆工作，最大限度地释放警力，发挥潜力，使警察队伍内部的管理处于一种健康和谐的状态。

2.完善激励机制、深挖内部潜力。坚持以激励性的考核办法来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这样，既能激发民警的创造力，又能使民警的工作主动以考核办法为中心开展工作。

3.重视警察的荣誉建设，培植警力新的增长点。从提高警察的政治地位入手，以维护警察的正当权益为切入点，为警察的正常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环境，努力维护警察的荣誉感，培养警察对自己职业的认可度和归属感，让现有的警力现不再流失，让未来的警力源源不断，从长远出发培植新的内在的警力增长点。

（三）提高综合素质，努力发挥最佳工作效能

1.抓好教育培训关，提高队伍业务水平。在现有警力条件下，应重视对基层干警的业务技能教育和培训，变科技为生产力，以提高工作效率。

2.把好警员入门关，提高警力综合素质。今后，进入警察队伍的人员应以警察院校毕业生为主，尽量减少从地方上或部队复退军人中入警的数量。新警应先下基层工作，一者可及时弥补基层的警力不足，提高基层群众的见警率，为基层增加生机和活力，二者可以让新警员尽快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为他们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有利于整个警察队伍综合素质的提高。

3.把好科学决策关，提升社会综合效益。科学决策，使整个公安工作有系统，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还基层以工作的主动权，鼓励基层结合实际，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切实解决当地群众关心的治安热点，难点问题，尽量减少“大兵团”作战模式，使现有警力发挥最佳的社会效益。

（四）转变观念放眼长远，使警力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1.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视“平安”为一种资源。从长远发展看“社会平安是一种资源”，是一个地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保证。为此，警力的增长必须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以实有人口配置警力，努力保持地区治安的持续稳定，尽量避免出现治安形势大起大落。

2.转变观念，使基层警力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为缓解警力不足与实有人口不断增多之间的矛盾，必须对现有的警力配置结构予以调整,在警力扩充不可能的条件下：一方面减少内设机构的数量，使机关人员绝对数减少；另一方面可借鉴国外的经验，新设“文职警察”，让正式警察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压向基层、压向

路面，将一些事务性工作交给文职警察来完成，这既有利于内部管理，又可以节约工作运行成本。

3.完善保障机制、促进科技强警。公安机关财力不足又是造成警力不足的一个瓶颈。装备的落后与力量的不足，造成了公众对社会安全感缺乏信心，对政府的满意率下降。要改善这一现状，只有依靠完善的保障机制才有出路，才能使科技强警变为现实。各级地方政府应从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认识完善警务保障机制的重要性，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综合战斗力。

（五）依法划定警察的职责职权，最大限度地发挥警察的职能作用

1.在法定范围内承担责任并行使职权，减少警力浪费。针对警力不足的现状，国家应重新定义警察的权力与义务，“在法定范围内做好警察该做的事情”是减少警力浪费的一条有效途径。特别应规定警察有权拒绝非警务活动，并要保证在拒绝后不受指责和牵连，从而使警力能更集中优势兵力做好本职工作，减少警力浪费，才能真正立足本职、服务于民。

2.建立警力保障和警察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支撑体系。警力保障应成为一种国家行为。警察行为是国家在和平年代协助政府管理社会秩序的体现，警察在代表国家和法律行使职权过程中，应由一整套的法律体系作后盾，使其履行职权行为不受人为干扰。随着经济的发展，警力不足的状况改善必须着眼于发展，国家应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来确保警力的适时增加，应建立一整套确保警察依法行使职权和不越权执法的法律支撑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警力在绝对数上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综合素质上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结构调整上能适应发挥职能作用的需求，杜绝警力浪费，杜绝无所作为。

第三篇：再造“语词”——当前中国思想言说的根本困境

再造“语词”——当前中国思想言说的根本困境

近代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是一场完成了文言向口语化转化的运动，但同时也是中国语言西方语言化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量的重要概念，经过日本语的转化，形成了今日我们思维结构的组成部分：比如帝国、民族、民族国家、主权、宪政、政党，等等。在此一类西方语词中，最主流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类。自由主义要求按照人权、自由、法治、民主等基本理论范畴、概念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马列主义也同样要求按照自身的概念来认识和改造中国。在这些政治性、规范性和分析性的概念背后，有着两种势力。第一种势力是坚持西方的意义，坚持西方话语在汉语系统的解释权和规范权；第二种势力是中国经验要求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权。这第二种势力对于前者的自信有深深的疑问：第一，这些导源于西方历史和现有经验概括出的语词能否承担起认识中国的功能？第二，如果连认识功能都不能实现，能否改造？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这种语词上的困难，可以从三个大的概念来说明。

第一个概念是“政体”。西方自利玛窦以来，一直面临着用西方语词表达中国“政体”的困境。利玛窦在中国所看到的政体是西方人从来不知道的，但他又必须向西方人说明这个问题。于是，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玛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来描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他先是说中国是君主政体——因为有皇帝，然后他否定了这一判定——因为中国还有士大夫，他又下了中国是个贵族政体的判断；然而，中国的贵族是流动的，这也不符合贵族政体的定义——最后，他下了中国是“民主政体”的判断，这种论断一直延续着。到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作《汉学菁华》时，他还把中国的选举制度（即科举）与西方的选举制度相比较，认为美国的选举是“票箱选举”，这种选举选出的大都是“蛊惑人心者”和有钱人，而中国的考试选举，是真正民主的，能够真正产生精英的治理阶层。

可以说，从利玛窦以来，对中国是什么政体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判断。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政体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是君主专制政体、封建专制政体等等的讨论，又重新泛起。“五四”前后，西方自由主义及进化论的叙述进入中国，关于政体的叙述又融入了从“专制到民主”的线性叙事。如果用西方的概念来认识中国，只能用“民主和专制”这一组概念来表达。那么，按照西方概念来说，选举的就叫民主，不选举的就是专制，中国没有几年一次选举最高领导人或议员的制度，所以，中国就是专制的——但这种关于政体的表达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些论述并不能确证中国到底是什么政体，也不能说明中国政体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演变的。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从1927年到1934年，在中国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国共两党的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论战各方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基本概念：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但用马克思的史观如何解释中国？当时的争论也是一塌糊涂，根本没有答案。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以发展阶段论的方式，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下了一个政治性的描述，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套历史叙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史观,这个史观也为共产党提供了信仰的基础和行动的纲领。但在“文革”结束以后，这一叙述又基本被颠覆了。我基本上认为，正是这个历史叙述框架的衰落，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思想混乱的总根源。

第三是“法治”的概念。如果按照西方的“法治”概念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会怎么样？美国是比较标准的法治国家，这意味着其法治资源在GDP 中占了很高的比重，全球最高。印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已被改造成法治国家，但是，2006年出版的《不顾诸神》提到，如果印度按现有的法治资源审判已经积累下来的案件，需用300年的时间。在转型国家，如果所有的案件都诉诸于法律，这个成本高得无法承受。这就使得转型国家必须退回到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把大量的案件在法院外解决。同时，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我们也要分析我们过去的法治经验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应该给予正面判断还是负面判断。要知道13亿人的大转型引起的纠纷和冲突是惊人的。我相信，这个大转型中纠纷和冲突不可能全部到法院里去解决。转型国家处于老子说的“失道”状态，老子说，“失道后有德，失德后有礼，失礼后有法，法令词章，道德多有”。在没有道德的国家要用法律来管理，成本会非常高。

我只是用这三个案例说明用西方的大概念很难切中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对一系列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是必要的；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格局不改变，我们就很难认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就永远模糊一片。但是，西高东低的格局，使得我们摈弃了传统的语言，向西方语言、西方概念看齐。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是知识、概念和理论生产的中心，非西方国家都是消费者。中国的大部分大学、研究所，其实都是西方设在中国的分部，是西方理论、概念的分销站。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很难避免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困境；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将生活在这种语词和概念表达的困境之中。看上去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解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主流来看，所发生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淡出之后，自由主义的叙事上升。在总的趋向上，我们不过是大量地从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的范畴内找一些概念来讨论我们的问题，来规划、解释我们13亿人如此复杂、如此快速而且居然还很平稳的转型。靠这些概念很难解释历史，也很难认识清楚当下正在发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个亿的农民在整体上如此快地适应市场、适应货币、适应资本，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没存在过的现象；我们用30年完成了西方用300年完成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如此快速的过程中，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居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反抗，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居然是如此拥抱市场，这也是在其他国家都不存在的。这些事实在中国经验地发生了，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不能把中国纷繁的、丰富的历史经验，贬低到西方理论的注释之中。无论我们自信也罢，不自信也罢，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困境。

思维就必须用语词，必须注意到语词是个大问题。西方的语词虽然表面以分析性概念或论证性概念的形态存在，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我们绝不能被完全套进去。这就意味着对这些概念本身的梳理非常重要。金观涛梳理了一些，他想梳理出一些概念在中国是如何变化的，但还是远远不够。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我个人对其描述的时候仍感到犹豫不决。我们在概念的迷雾中很难走出——我自己也得用这些概念表达。问题提出来了，但远没有解决。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所谓语词、概念背后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西方的解释，一方面是根据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解释——这两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可以说贯穿了思想界的一百年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思想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千万不要低估这一斗争。这些概念进来以后，不用这些概念我们无法思考，使用这些概念我们就胡乱思考。这是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困境，我们如果不从这一根本的语词问题中解放出来，所谓“文化自觉”云云，都是空话。

也许，只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到了获得民族自信的地步，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这种状况，我们才有可能用自身的经验来解释我们自身的问题，并通过对我们自身经验的解释，给予这些概念某种价值规范。这是中国后面二三十年要完成的转变，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为这一天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定的自信，但不够；费孝通说“文化自觉”，不够，文化自觉背后一定是民族自信，没有民族自信，没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有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