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祖社：“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

第一篇：袁祖社：“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

袁祖社：“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

——兼论“世界公民人格”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内蕴

作者：袁祖社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04 年7 月 来源日期：2009-6-3 本站发布时间：2009-6-3 0:11:04 阅读量：572次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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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 世纪的人们所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是一个业已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现代“全球公民社会”,它是对近代以来以“现代性”为理念支撑的“原子式社会”的反思、重构与超越,旨在实现人类实践经验与精神文化观念的全面共享。“全球公民社会”秉持“世界公民”的生存理念观,着眼于“世界公民人格”的养成与全球“公共价值”意识的化育,表现为一种普世但非同质的价值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规范———宪章、规则、目标、机制等。全球公民社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根据,它自身禀赋着多方面独特的功能性特质:一是谋求多极主体实践行为的统一性,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二是化解全球自由市场无限扩张与民族国家有限生存之冲突,探寻两者间必要张力生成的可能性空间;三是致力于全球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谋求全球公共秩序与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 全球化;全球公民社会;世界公民人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探究———当代公共哲学的理论视角”(批准号03BZX015)中期研究成果。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影响、制约人们生存、活动和交往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全球化带给人们的丰富想象与诸多期待中“, 世界一体化”、“世界性社会”、“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体”等事实上构成一种主体性景观描述,即21世纪的人们所面对并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是一个业已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公民社会”。

从当下人类经验来看,关于世界公民社会图景的想象与提出,虽仍不免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理想色彩,但作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不懈追求的一种公共秩序追求与公共生活信念,即一种集“生存”、“利益”、“命运”等多重意涵为一体的新质的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直接反映,上述描述就不仅仅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抽象、虚幻或应然的理论设想,在当下它实际地表现为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为全球社会不同民族和国家所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运动。

一、近代“国家”本位观的反思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文化诉求

面对全球化,生存于当代条件下的人们有理由追问:如果人类社会是一个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整体,那么在这种合作正在遍及全世界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期待世界性“公民社会共同体”的出现呢? 事实上,这种期待首先可以从当今人类所普遍持有的四种基本意识中得到说明,即从我们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的人类学意识;把人类视为在同一生物圈中有共同人性的生态意识;对我们所共有的责任和团结的公民意识;以及基于一种批判精神和对相互理解的需要的对话意识。[1 ](P11)今天,虽然跨国性的公民社会、国际性公共领域和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日趋强烈的意识正在形成,但全球性的共同体文化却还远未实现。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的结构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实体)的分立式结构。特别是近代以来,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更成为公认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单元(实体)。这一单元(实体)担负着管理人们社会生活,整合人们社会关系,维系正常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这种分立式社会结构具有自主性、自助性、自足性。当今的全球化过程已经并不断地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越来越充分的选择机遇和生活空间,人们原有的阶级局限性、国家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相应呈现出弱化趋势,遵照平等互利、互补互济原则从事世界性交往的人们,日益突破原来那种单向度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等羁绊,自觉地培育和不断增强自身生活与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在这种互为主客体的交往中,人们信守着同等的规约,无高低贵贱之分,无“中心”与归属之念。总之,随着市场经济向全世界的扩张和全球性相互依存的形成与日益强化,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原子式社会受到严峻挑战。

(1)自主性开始削弱。一是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市场、全球金融、全球贸易以及全球问题的制约,从而表明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权和发展战略与目标的实施已难以做到完全自主,经济自主权受到打击;二是与此同时,政治自主权受到威胁,国际干预的力度空前加强,人权、民族主义乃至领土完整等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存在着被国际共同体干预的现实可能性;三是文化自主权面临“文化霸权”挤压,而这种霸权却以更加精致的面目出现,它以高科技为基础,有着难以否认的合法性。国际传媒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因特网的开通更是文化自主权受到挑战的最新体现与证明。

(2)自助性被弱化。自助性关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国内意义上的统一的政治权威,所以显现为无政府状态;二是国家利益具有对抗性,因此世界各国不可能存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人类社会的现实表明,尽管国内意义上的统一的政治权威至今尚未出现,但国际机制的权威性却与日俱增,它体现为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对各国约束力的加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在被逐步控制与改变。不同国家的利益虽有冲突性的一面,但并非没有相容性的一面。更何况人类共同利益日渐凸显,它要求摆脱自助性而走向对话与合作,否则在人类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生存利益)无法保障时,各国的国家利益将变得毫无意义。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毒品泛滥、爱滋病肆虐,这些关系人类整体命运的问题在一个强调自助性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3)自足性被超越。在通常的理解中,自足性与农业社会、特别是与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工业社会虽然打破了农业社会的自足性,实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但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工业社会仍然是一个原子式社会。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足性,并以国家为轴心,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和制度的安排,管理的模式无不体现出国家中心主义。20 世纪60 年代以后,这种自足性开始显露出其脆弱性的一面。由于经济领域日益深化的相互渗透与依存,国家在物质上的完全自足性已愈来愈困难,它必须从国际社会中寻找市场、资金、技术,否则有被开除球籍之危险,而一旦经济上融入全球体系,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模式、制度框架的调整以及角色的重新定位。

民族国家的削弱确实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人眼里,全球化意味着非民族化,意味着民族国家及其政府会日益失去行动能力和塑造力量,因此当经济活动冲破国界向全球扩展的时候,当跨国公司、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 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膨胀的时候,人们开始为一种他们认为是危险的趋向担忧:民族国家作用被削弱,有效主权空间被逐渐剥夺,边界、国籍、民族认同、民族统一、民族文化等国家基本要素受到侵蚀。于是,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开始关注民族国家的未来,并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发出了维护主权、维护民族统一和加强国家作用的呼声。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并不是“民族———文化的共同体”,而是指“政治———意识形态共同体”,后者是“以拥有对一块领土的主权统治为特征的、在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如古老帝国或城市国家)的国家”[2 ](P78)。其典型的特点是地域性和政治集团的统治。这种政治的共同体只不过是笼罩在“民族———文化共同体”之上的外壳。真正作为国家基础的则是隐藏在其内部的“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在削弱民族国家的同时,是“民族———文化的共同体”真正展示了出来。所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将逐渐被各民族文化上的对立所代替。因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打破了“政治———意识形态共同体”的地域性,而且削弱了它对社会的政治统治,使其职能进一步转向社会发展领域。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价值而不是政治集团的价值成为其价值选择的依据。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对文化经验的共享,其实质是将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纳入同一人类共同体的生活之中,各种不同文化必将发生碰撞和冲突。因此,传统“原子式社会”结构与功能的重塑就成为必然。

二、“社会”之群体主体凸显:“全球公民社会”场域的历史生成

首先,全球化对以民族P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原子式社会”的深层解构,促使传统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格局发生了一个最具本质性的重大的变化:国家的意义逐渐缩小,社会的意义不断上升,人类社会生活开始突破国家界限,发展到可能意义的全球范围。

全球化背景下,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这些新质的出现,造成无数私人空间的延伸及个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扩展,进而将国家从原来的意义上逼退。虽然国家,甚至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共同体,还是许多问题言说的现实语境,但情况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国家虽是较大的共同体,却不再是最大的共同体;是社会政治哲学的较高环节,却不再是最高环节。即使关于国家的考虑在一些政治构想中仍旧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已经很难说是全部的考虑所在。因为,如果国家利益和国家本位总是终极标准,而没有一些从人类前途和共同发展方面的考虑的话,也就没有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就很难有一个正常、均衡的国际秩序了,从而也就不会有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与“国家”意义的缩小相对应,“社会”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出一种不断上升的强劲势头。当然,此处所谓“社会”已经是一种新质的社会形态,而不只是与国家相对的规定物。原来社会是在服从国家的前提下只与国家结成统一体,社会带有明显的对象性的印记,现在社会从国家中走了出来:一方面,社会本身的意义扩大了,另一方面,国家成为达到社会的必要环节,社会成为包含国家在内的,在量度和质度的双重意义上得到扩展和深化的新东西:不再仅仅与国家相关,而是成为包含国家在内的新的成长力量。总之,在全球化的强力推动下,相对于国家意义的缩小,社会意义的放大成为经验可以把握的事实存在。这一事实意味着,社会生活从“国家———社会”发展到“全球社会”,这种“全球———社会”也就是“世界———社会”,或者可以称之为“世界社会”。在新的情势下,社会可以包括国家,国家成为社会的重要环节。当然,国家仍然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在国家范围内所演绎的社会生活也是现实存在,只不过国家不再是社会的最后界线了。虽然还难以准确描述社会的新的规定的具体内容,但它必然是一个与国家之间实现了辩证同一性的、具有更为复杂联系、诸多因素、方面相互有机耦合的新质的活性的结构体。

其次,全球“公民社会”场域的呈现。当代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在20 世纪90 年代,明确提出了一种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理想的主张:“在所有重要的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世界上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地方的人们,找到通往自由的公民社会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需要有较大的经济供给,而且也需要公民身份地位的充分的应得的权利,二者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协会和自治机构里确定下来。”[3 ](P246)应该说,这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洞见。显然,此处所谓“全球公民社会”首先是一种普世但非同质的价值的理想,同时它还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宪章、规则、目标、机制等等。作为一个复合性概念,其主要特征:一是从历史理论需求和现实行为标准来看“, 全球公民社会”应当是多元化的,而在实际行为评价标准层面上却应当是一元化的。这是因为国际社会既有共同利益,又有不同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因此,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必须坚持一元与多元的统一;二是从本质规定和表现形态来看,“全球公民社会”在理论本质上应该坚持某种同质意义上的全球性普世性规范,而在实际表现形式上却应是某种散裂意义上的本土化、区域化的民族规范。因为全球化只是意味着全球整体关联性的增强,并不表明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因此消失。真正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只有具备如下两个条件才是可能的:一是只能建立在多元文化传统的相互对话和重叠共识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任何单一的同质性既定原则上。也就是说,一种能够为全球化时代各地区、各个国家所普遍认同并实际承诺的共同体及其规范,只能是各民族国家或地区平等参与和对话的契约性产物,绝对不可能是任何普遍性掩盖下的文化帝国主义、单一市场逻辑扩展甚至政治霸权主义的结果。即现代全球公民社会不应该成为“为跨国公司的经营及资本的流动排除障碍,帮助资本主义市场扩展”[4 ](P25610)。质言之,全球化引起的包括生态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反恐问题、贫困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使得“共在”这样一种人类生存状态日渐显朗,它们从客观上促使人类在许多方面需要达成全球一致的基本理念和共同规范。同时全球交往中所存在的问题,如经济冲突、文化价值冲突等问题同样需要人类建立合理的规范。“我们怎么才能建立一种非霸权的全球化模型?”马丁·奥尔布罗说:“在这一时刻,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已经停滞了很长时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8 ](P78),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的确需要一种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秩序的达成。这就不能不促使人们普遍在思考: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如何成为可能? 换言之,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如何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根据?着眼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功能性特质,对此可从以下几点展开分析。

功能之一:谋求多极主体实践行为的统一性,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当今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交往主体,既有传统意义上的,也有新出现的。即使是传统上的交往主体,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显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通过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以确保全球交往的有效进行。此处所谓协同就是对于一切分歧都主张平等讨论和协商,求同存异,尽可能多地去理解周围那些正处于变化中的环境条件;尽可能多地理解我们所肩负的新责任;这种责任将深刻地蕴涵于我们与地球的已经改变了的关系中;所谓合作,就是实践上的相互支持、相互联合,共同承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职责。

现代国家关系与国际规制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自私、理性的国家行为体之间有可能通过合作实现自身利益。而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可以为国际合作架设桥梁,使合作稳定有效,因此,协同、合作而不是冲突才是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这种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基欧汉这样界定国际合作:首先,合作不同于和谐,和谐是指行为体自然而然地有利于他人目的从而达成的利益一致状况;其次,合作更不同于分歧,分歧经常要求对方改变政策而适应自己,当这种企图遭到抗拒的时候,就产生了政策冲突;合作是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的一种反映,是各种行为体通过谈判使政策协调到彼此相适应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就产生了。[9 ](P5114)。

功能之三:责任大于自由———致力于全球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地席卷世界之际,许多超越民族国家地理疆域的国际层面的公共事务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跨国交往与交流日益频繁,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激增,全球公共问题日益广泛地涌现。另一方面,传统所谓的“国际”与“国内”事务的界域受到挑战,在军事安全、经济事务、环境等诸多领域内国内事务日益上升到跨国层次。全球化时代各国都因全球性问题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式命运共同体,每一个国家都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参与选择的结果都部分地取决于其他参与者所做的选择,收益也部分地取决于其他成员的影响。

全球公共事务由于突破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而在世界范围内又不存在一高级权威,这就使得这类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人们要么寄希望于全球范围内同意的中央权威的形成如霸权政治,要么寄希望于各国间的一纸契约而对违规者一筹莫展。各国政府以国家地理疆域界为基础解决问题的狭隘个体理性模式导致全球问题的潜在恶化,全球公共利益经常不能够得到应有的维护。这就是说,目前已有政府组织及政府间组织均不能凭借现存力量有效解决全球公共问题,国际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迅速增长与现有的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形成鲜明反差:“国家不仅变得太小以至于无法解决大问题,而且也变得太大以至于无法解决小问题。”[12 ](P9)这样以来,全球治理的主要重担,就必然要全球公民社会组织来担承。所谓治理,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所做的定义是:“治理是公私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和机构同意的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 13 ](P76)由此可见,所谓全球治理作为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是一种给超出国家能力范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带来更有秩序和更可靠的解决办法的努力,它是全球公民依照某种普遍认可的规则,参与及管理各层次国际公共事务并形成新的得到认可的规则或制度,从而建立并真正确保全球公共秩序。全球治理所要管理的公共事务是全球性公共事务,这类事务是多中心的、分散的。这种多中心、多层次的全球公共事务的存在,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国内社会意义上的秩序,它无法由集中的行政机构通过颁布和强制实施的法令来完成,而只能通过自发的、非集中的全球公民社会治理来完成。显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以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强权型国际关系日益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反抗与抵制,以独立、平等参与和互利合作为特征的民主化社会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它们的日益成长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而且改变了国际社会以国家为中心的局面,在表达公民利益与需求、重新配置资源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除民族国家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外,世界各地公民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广泛深入参与及获得发言权甚至决策权的愿望,包括那些在全球问题和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发达的地区或群体。

综上,全球治理反映了从民族国家中心观的治理模式向全球公民社会为中心观的转型,表明了人类的政治生活正从国家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形态转化。反过来,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实践又有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形成与全球化的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全球公共管理,突破民族国家及其体系的局限,提高民间社会在治理中的作用,以和平手段调节全球化过程中各个国家、社会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以协调与合作代替冲突与暴力,以对话代替对抗,净化全球社会环境,保证全球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公正秩序。[14 ](P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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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袁祖社述职报告

袁祖社述职报告

今年是本人任现职的第五个年头，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本人在努力做好本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紧紧围绕2009年学校在科研、学科建设以及研究生培养方面的目标规划和各项工作部署，立足政治经济学院的各项中心工作，在日常实践中始终着眼政治经济学院的长远和近期发展规划和目标，识大体、顾大局，通过具体工作并在具体工作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全力配合院长、书记和各位主管院长，尽心、尽责、尽力地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下面，从四个方面，给各位做一简要汇报。不到或不当之处，敬请批评、监督。

一、政治思想道德方面

本人热爱祖国、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坚定的政治觉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工作作风，政治上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爱岗敬业，工作责任心强；为人正直、待人热情、诚恳，善于团结同志，虚心听取院班子成员以及各位老师平日里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改正。努力做到德行坚定、品节详明、宽厚仁德。

二、工作能力和业绩方面

在本职工作中不断地认识并深刻地体会到，以科研强院、学科建设兴院，切实加强研究生教学、管理等的规范化，探索学院内涵式发展道路，关乎学院生存、发展的大计。

首先，从科研方面来看，与以往相比，政治经济学院教师的科研意识普遍增强、科研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也不断增强。但从国家级以及省部级等各层次科研课题的申报以及获准立项率、高水平、高层次科研成果的产出以及研究成果的获奖情况等来看，与校内兄弟院系存在一定差距（兄弟院系相比，我们已经落后了一大截。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已经可谓四面楚歌，压力很大），院内教师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

其次，不仅如此，在硕士点学科和博士点学科逐渐增多的情况下，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加强和改进研究生管理的规范化、常规化，为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真正调动研究生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实质性地促进其科研水平、切实提高其创新能力的提高等方面，过去的一年也有一些思考和尝试。

本人注重通过具体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有较强的工作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对待本职工作态度认真，舍得投入时间和精力、无怨无悔。2009年，结合自己所分管的科研、学科建设与

研究生教学与管理等具体工作的实际，注重在科研工作、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日常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方面，在如何促进各项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上台阶方面下功夫。主要做了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科研方面，结合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校庆65周年的活动主题，依托院内“启夏论坛”，采取多种措施，邀请国内外各学科专家学者前来政治经济学院做学术交流活动，活跃院内学术气氛。

这方面，去年一年内，主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所谓走出去，就是鼓励院内各学科教师，争取一切机会，多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广泛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动态，搜集学术信息，加强与同行的学术交流，扩大本院相关专业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所谓请进来，就是根据院内学科建设和科研规划与目标，一年之中，先后聘请了国内外十多名在本学科有较高学术地位和相当学术影响的专家、学者来院内为教师、研究生和博士生以及本科生做专场系列学术报告。其中主要的报告内容有：

华裔美籍著名学者黄勇教授所做的“道德生活的困境与美德伦理的复兴”的主题学术报告，著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哲学教授王庆节先生所做的“《真理与道理——也来谈谈解放思想》”的主题学术报告，华东师范大学著名哲学教书俞宣孟教授所做的“论哲学的本体之思”的专场学术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马俊峰教授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分别为院内全体研究生和博士生就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以及研究生的治学方法等做专场学术座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政治学研究》副主编杨海蛟研究院为政治学院教师、博士生和研究生做“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热点问题及其研究趋势”的专场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树人先生的“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的专场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朱葆伟教授的“理性与合理性关系论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江怡教授的“分析哲学的历史和现状”台湾著名学者、台湾大学哲学系陈鼓应教授“中国哲学中的道家精神”的专场学术报告、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杨国荣教授政治经济学院师生作了题目为《分析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学术报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厡主任董京泉研究院就国家社科基金申报的相关政策、动向等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院教师进行专场座谈和交流。

通过上述一系列学术活动，开阔了师生眼界，提升了学术境界，产生了应有的学术效果。

（2）参与组织和承办了一次国国内学术会议、两次省内学术年会、两次学术沙龙活动。努力探索并不断明确科研工作发展和管理的新思路，着力提升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品位、努力塑造政治经济学院的科研新形象。

一是2009年4月份，在陕西师范大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期间，受临潼区委、区政府领导委托，邀请院内王振亚教授、陈答才教授、叶普万教授

等参与了“西安市临潼区‘和谐使者’与和谐文化建设研讨会”，在省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是2009年10月份，受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委托，由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承办、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邮电学院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协办，在陕西师范大学圆满召开了“全国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学术研讨会’”，院内金延教授、宋宽峰副教授、赵卫国副教授等参加了会议；

三是参与组织了有陕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资助，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承办的陕西省伦理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伦理学与当代生活”学术研讨会；院内张卫兵副院长、哲学各专业研究生和部分博士生参加了会议；

四是按照学校社科处安排，组织院内王振亚教授、王继教授、王俊栓教授、王晓荣教授、任晓伟、张亚泽副教授等参加了陕西省庆祝建国60周年理论研讨会。

五是正式启动政治经济学院“慧泉青年教师学术沙龙”活动，本后半学期，先后组织参与了两场活动，一场是由院内青年教师朱玉龙发起，围绕““由王伟光的民主理论说开去”的主题展开讨论，院内各学科教师丁为详教授、雷龙乾教授、宋宽峰副教授、肖士英副教授、王保贤副教授、范建刚副教授、任晓伟、张亚泽副教授积极参与了此次学术活动；展示了我院相关学科的学术力量，扩大了学术影响。另一场是由院内刘学智教授发起，由西安雅韵咖啡茶座赞助，邀请西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大学以及西安邮电学院、西安晚报的部分专家学者，外绕“教育产业化与高校学术风气”主题，展开广泛、深入交流、院内赵卫国副教授等教师应邀参加。

（3）学科建设方面，在稳定硕士、博士点总数量的基础上，积极组织相关力量，积极做好2010年院内拟新增硕士学位、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的材料准备工作。为2010年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硕士、专业硕士和博士点申报工作做精心准备的充分的准备工作。

2008年以后，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全国硕士和博士点申报政策有了很大变化，将专业硕士学位如法律教育硕士学位、MPA硕士学位、社会工作硕士学位等的授予权下放各省，由各省根据情况自主决定。

按照学校主管部门安排并经学校正式审批立项，2010年政治经济学院将有三个专业，即法学教育、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申请硕士学位，哲学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中共党史二级学科、社会学二级学科、中共党史等四个学科申请博士学位授权点。各项工作都做了周密安排，目前各专业点都已初步完成了前期论证和填表工作，进入后期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工作。

（4）采取激励机制，在课题申报方面实施了一些新的举措，建立了政治经济学院科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申报的院内外专家、学者论证、听政和必要的经费资助和奖励制度。具体做法是：召集拟申报课题的老师，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学校社会科学处的主管领导和已成功申请到国家级课题的院内外老师，介绍政策、动态，交流经验，听取课题申报者的汇报，对申报课题进行可行性论证，提供必要的智力、技术、思路等方面的支持。

（5）完善各项科研奖励制度。为了提高全体教师科研工作的积极性，2009进一步完善了院内科研奖励体系。具体做法是：

对院内教师在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对院内教师获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等实行力度较大的奖励。科研论文奖励标准和具体做法是，学院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本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奖励2000；属于标志性成果的每篇奖励4000元，并配套6000元；多人合作的按前2人奖励，每人奖励金额减半；学院副高级职称的教师，本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奖励500元；多人合作的按第一人奖励；学院中级职称的教师，本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奖励4000；属于标志性成果的每篇奖励8000元，并配套2000元；多人合作的按前2人奖励，每人奖励金额减半；学院中级职称的教师，本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奖励1000；多人合作的按第一人奖励。

承担课或申报课题的奖励标准和做法是：学院教师本承担国家重大课题，由学院给课题主持人一次性奖励3000元；承担国家重点课题，给课题主持人一次性奖励15000元；承担国家一般课题，给课题主持人一次性奖励10000元；学院教师本承担教育部重大课题，由学院给课题主持人一次性奖励1000元；学院教师本承担教育部重点课题，由学院给课题主持人一次性奖励5000元；学院教师本承担教育部一般课题，由学院给课题主持人一次性奖励1000元；学院教师本承担省级课题，由学院给课题主持人一次性奖励2000元；学院教师本申报国家重大课题或相当于国家重大项目，由学院给课题申报人一次性奖励2000元；学院教师本申报国家一般课题，由学院给课题主持人一次性奖励500元。

（6）本着交流学术信息、营造活跃、良好学术环境的目的，建立了政治经济学院教师外出参加学术会议院内汇报制度。此举的实施，旨在打破院内传统的学科壁垒，开阔学术视野、拓展学术思路，实现政治经济学院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全院教职工之间“学术共创、智慧共升、繁荣共享”的目的。

（7）进一步完善院内研究生经费管理制度。依据学校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新规定，在广泛、认真听取了各位研究生与博士生导师意见的基础上，会同院内其他几位领导，制定了政治经济学院新的研究生经费管理制度；

（8）按照校研究部的安排，承担了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公共课改革课题研究项目，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之中。

（9）按照院教学院长的安排，完成了“陕西师范大学非师范专业——哲学专业建设专项任务申报书”。

三、教学、科研方面

本人教学工作态度端正，坚持教书育人相结合的原则，圆满完成了本教学工作任务，教学效果良好。

（一）教学方面1、2009，本人共承担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三个层次、七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它们分别是：文科基础部2008哲学本科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哲学论文写作》课、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本科毕业班《人文科学导论》、政治经济学院哲学专业、伦理学专业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人学专题》、《伦理学原著选读专题》；全校文科博士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思潮；以及全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公共课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2、工作量570。

（二）科研方面

本本人共发表学术论文四篇，它们分别是：《纯公益人假设与政治伦理的价值之维》（《思想战线》2009/4）、《人民本位于正义社会的理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文化公共性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性澄明》（《学术月刊》2009/12）、《虚无主义的文化镜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6）。

三、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和打算

（一）科研和学科建设方面

1、进一步明确院政治经济学院中长期学科建设主攻方向和发展具体目标，在进一步做强、做大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一级与中国哲学两个博士点的基础上，力争在新增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建设方面有大的长进和突破；

2、充分挖掘、利用、盘活、整合政治经济学院学术资源、激活本院潜在的学术力量，实施政治经济学院各学科、各专业“名师治学方法谈系列讲座”，致力于做好科研工作的传、帮、带，使政治经济学院的科研工作获得强大的后劲；

3、努力发现、培养、扶持新生代科研与学术骨干，在课题资助、参加学术会议、论文写作和发表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科研后备力量健康成长；

4、以主题参与的方式，继续组织院内各系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沙龙”活动，力争每周一次，邀请省内外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就一些学术上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中讨论，达到学术交往上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共同提高、共同发展；

（二）研究生教学和管理方面

1、编制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各专业学生阅读书目以及本专业各导师科研成果；

2、成立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教学“质量检查和督导小组”，通过听课、召集研究生座谈等方式，负责各专业研究生导师教学的检查和监督工作，切实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

3、成立整个政治经济学院“导师协作组”，对各专业在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新问题，组织院内导师，实行跨专业授课、论文指导和最后答辩；

4、配合政治经济学院“启夏名家学术论坛”，为切实提高、加强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科研水平和质量，由院统一组织领导，拟定期组织开展政治经济学院“‘慧泉’文化沙龙和研究生学术论坛”；

5、开办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学术网站”，创建一个新的学术平台，展现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的风采，提高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的管理水平和质量，全面扩大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影响。

总之，一年的工作下来，感慨良多、感受良多、感动良多。不只是多了一份人生的历练、体验和境界的提升机会，我觉得这其中最重要的多了一份责任意识的自觉，多了一份要努力通过本职工作，尽自己所能，与各位老师一道，努力开创政治经济学院工作新局面的信心。

第三篇：宝钢教育优秀教师特等奖候选提名人袁祖社教授简介

附件1：

袁祖社教授工作简介

一、基本情况

袁祖社，男，1963年2月生。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2002至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两个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哲学硕士学位一级学科中“马克思主义人学”（2007年以前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制度伦理学”两个方向硕士生导师。1996年入选陕西师范大学首届“跨世纪学科骨干人才”培养计划，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者”，2008陕西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级（基础理论研究类）惟一推荐人选。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伦理学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副会长、特邀研究员，宝鸡文理学院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二、教学与科研情况

在教学方面，自2005年以来，袁祖社同志先后为政治经济学院本科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人文科学导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专题”、“哲学专业导引”、“哲学论文写作”、“公共伦理学”等课程；为政治 1

经济学院哲学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硕士以及高校教师研究生班的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题研究”、“人文学专题研究”、“价值哲学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专题”、“西方伦理学思想史”、“制度伦理学专题”、“伦理学前沿研究”等课程；为全校文科博士生开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专题讲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专业博士生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专题研究”以及“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研究”等课程。袁祖社同志每教学工作量均在800以上，均超额完成教学工作任务。袁祖社同志还于2006年10月，主持申报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思想品德实验室建设”修购计划，获得150万建设资金；该同志积极参与专业课教学改革工作，2007和2010分别参与了陕西省省级精品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及《人文科学导论》的申报工作(均为第二参人)；在兼任哲学系主任期间，还主持申报2008年“陕西省哲学特色专业建设项目”，以及2009年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公共课改革项目，获得批准。

在科学研究方面，袁祖社同志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文学、现代公共哲学以及制度伦理学等。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有：《权力与自由——市民社会的人学考察》（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合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5部；袁祖社同志分别于1996年和2003年主持过国家级社科基金资助课题各一项，2001年主持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一项，2002年主持中国科学院、教育

部联合资助的博士后专项研究课题一项，2001-2003年主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委托课题两项，2008年主持教育部社科规划专项委托课题一项,参与国家级社科基金规划课题三项；袁祖社同志还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00余篇，发表于国内核心及以上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各一篇）、《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学术月刊》、《思想战线》、《南开学报》、《中山大学学报》等刊物，有1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30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伦理学》、《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转载。系2008 年“学科高被引作者”，在逻辑伦理(总被引频次/被引文章数)中，排名情况为：袁祖社(14/6)（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现有文献数据的规范、整理、加工及科技监测、评价基础数据库建设（2006BAH03B01）成果）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三、教书育人及社会服务工作

努力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是袁祖社同志从教20多年来所秉承的一贯宗旨。在教学实践中结合不同教学对象因材施教，不断探索并尝试教学方法的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师生一致好评。

在日常教学和研究实践中，该同志能够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认真学习并吸收国内外同行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明确所从事专业课教学的基本内容和改革的基本目标,根据各门课程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课后经常深入到学生中间，经常和学生谈心和交流，发现并帮

助学生及时解决学习、生活与思想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在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该同志虚心向同行学习，经常吸收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倡导并努力践行现代“探究式教学”，注重教学中“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统一，尤其是注重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及时运用到专业课教学中去，努力摆脱照本宣科式。譬如，在每一门专业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文科学导论”等）的教学中，该同志都非常注意在充分理解、消化课本知识的基础上，灌注“有效教学”的理念，尝试利用专题式讲座、学生分组研讨、课堂集中讨论、撰写小论文等形式，鼓励学生实质性地参与到日常教学实践中来。

该同志在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学生基本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怀疑与批判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意识和公益意识等的培养。数十年坚持下来，该同志所教过的学生，许多从本科生阶段就树立起了明确的科研意识，能够积极申请国家大学生创新项目、大学生勤工助学项目以及暑期社会实践调查项目和实验室开放项目,其中的不少学生在大学阶段就已经在国内一些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该同志还重视实践教学，能够通过专业教学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关注现实、了解现实，增强其主人翁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譬如利用陕西地区丰厚的本土文化资源，多次以项目调研的形式，亲自组织、带领学生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延安革命圣地、陕西户县东韩村（新农村建设示范基地）等参观访谈。此外，该同志在《陕西日报》理论部、陕西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西安市临潼区委等单位为哲学专业的学生建立的长期稳

定的教学实践基地，为培养哲学专业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

正是由于该同志的上述努力，2005-2006年与2008-2009，该同志连续两年获得陕西师范大学“优秀本科生指导教师”。

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该同志积极努力地探索以健康人格教育为基础、以学术训练为推动、以创新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从2007年指导博士研究生以来，既严格要求又精心指导，其指导的博士生在读博期间成功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级人文社科项目、西安市社科项目、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等多个项目，还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4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该同志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科研能力较强，专业综合素质高，就业率为100%，且就业质量较高，受到用人单位一致好评。

在社会服务方面，该同志关注社会现实，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能够利用自身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影响，积极承担、组织和参与学校学院的各项服务社会的工作。近几年，在校内，该同志多次为文科基础部的新生做“大学生如何开展科研工作”等的学术报告，为国际商学院研究生做“社会科学的知识论逻辑”等治学方法的学术报告，在校外，该同志先后前往省内外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宝鸡文理学院等十多所大学，做了十多场学术报告；在科学发展观学习期间，先后多次去西安市临潼区、碑林区教育局、长武县、宝鸡文理学院等地区和学校进行科学发展观的专题讲座，直接参与组织“科学发展观与和谐临潼研讨会”，2010年陕西省诚信教育活动月期间，受西安市“市民大讲堂”邀请，为多个企

业做了“诚信与企业文化”等讲座，受到了各个单位的一致好评，得到了《西安日报》、《华商报》等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积极组织学院师资力量与铜川矿务局进行合作，为铜川矿务局培训了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受到了良好的评价；2009年分别受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省交通厅的委托，作为主要负责人，承担了《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建设规划》(已完成)以及“和谐交通与交通行业职工创新型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项目(项目正在进行中)。

四、获奖情况

1.《经济全球化与现代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研究》（发表于《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获2007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中国特色市民社会问题的哲学探究》（系列论文）2006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3.《市民社会与公共精神》（系列论文）2007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4.《现代公序良俗社会公享性合理价值观的确立及其意义》（2008年教育部委托课题）获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委宣传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征文二等奖。

5.《公共性信念的养成：和谐社会的实践基础及其文化价值意义》获2009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6.《经济全球化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现代公共哲学的视角》，2009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7.自2005-2009年，连续四年均获综合考评优秀。

第四篇：创建幸福社区、建设公民社会的开创意义的探索

为创造幸福社区而努力

我在深圳工作了23年，当过体改委主任，那时天天忙改革，搞股份制。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后，我有一个感悟：国家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我们口袋里的钱比过去多了，但是人活得并不愉快、并不幸福。

中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深圳每年有两千人自杀。报纸上经常看到大学生和不同年龄的人自杀。中国有1600万严重精神障碍者，深圳10年间精神障碍率翻了100倍。这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开放，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而活着？我想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活得愉快、活得快乐、活得幸福。

改革开放30年，是追求财富最大化。政府是发展第一、民众是挣钱第一，实践证明，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幸福。所以，我们的理念要改变，就是追求幸福最大化。这并不是不要发展、不要挣钱，而是怎么发展、怎么挣钱才幸福？不顾一切的发展、不择手段的挣钱，肯定不幸福。发展的成果怎么分配、挣来的钱怎么花才幸福？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不幸福，吃喝嫖赌、奢侈腐化也不幸福。

所以，我一直呼吁创建“幸福中国”、“幸福深圳”，也就是政府要为民众幸福创造条件。但光由政府努力是不够的，我们要创造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幸福家庭、幸福人生。作为社区居民就要组织起来，为创造幸福社区而努力。

居民幸福感问卷调查

怎么创造幸福社区呢？这就要大家共同来探讨、摸索。今年8月份，由深圳市市民幸福生活促进中心与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在宝珠花园做了居民幸福感问卷调查。建设幸福社区，首先要问一问我们居民哪里幸福啊，哪里满意啊，哪里不幸福，哪里不满意。可是，我们的政府认为把GDP搞上去就好了，不问我们哪里幸福、哪里不满意？而我们对家人，比如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孩子、子女对老人也往往不关注对方，把我们认为的幸福强加于人。既然为了人家幸福，首先得尊重人家的意愿。这是我们的新的理念与做法。

小区大约有1000家住户，5000多人，我们发放了260份问卷，回收了163份，有效问卷139份。问卷分为与自我关系、与他人关系、与环境关系、与社会关系一共69个问题，5分最满意、4分比较满意、3分为满意、2分为不太满意、1分为很不满意。调查结果是，评分最低的是对与社会关系的评价2.67分，其次是对与环境关系的评价3.4，再次是对与他人关系的评价3.42，最高评分是对与自我关系的评价3.26。幸福感总平均分为3.1分，刚刚及格。

分项来看，在对与社会关系的评价中最不满的是“对食品卫生安全”、“对社会的道德风气”、“对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对社会法治水平”；在对与环境关系的评价中最不满的是“对社区的噪音管理”、“社区医疗机构服务”、“社区的清洁卫生”、“ 社区乱张贴乱晾晒”；在对与他人关系的评价中最不满的是“社区组织文体活动”、“社区组织社团活动”、“和邻居来往”；对与自我关系的评价中最不满的是“在郁闷时有否倾诉的渠道”、“是否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是否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睡眠状况”等。

归纳起来，对社会环境最不满意，这可以向政府反映。对社区管理不太满意、对邻里关系不够满意、对家庭关系与自我关系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这就应该我们自己作出努力。

幸福驿站

调查完了以后怎么办，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就是今天成立幸福驿站和情感护理站的目的。这两个站是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由社区热心公益的人组成。比如杨槐友先生特别热心，做了很多工作。但他要去美国探亲了，只能当名誉站长，由陶惠琴担任站长。社区里有不少有爱心、有能力的人，他们退休了，希望为社区做点事，幸福驿站就要发现、动员这样一些人来参加。

幸福驿站的宗旨就是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感。那么，如何开展工作呢？就围绕这份调查报告，从居民最不满的，又是最容易改的做起。比如小区管理方面，居民意见最大的一项是噪音问题，评为2.48分。幸福驿站就要研究居民为什么对噪音问题反映这么大。大家清楚吗？（居民：是狗叫。）原来是这样。比如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居民有意见怎么办？向管理处反映，管理处说我没办法，然后去居委会、社区工作站、派出所，他们也不会管。这样推来推去就永远解决不了。（居民：这不是我们小区的问题，建议由幸福驿站向政协、人大提案。）我想，政协、人大也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幸福驿站可以讨论一下。我提一个办法，哪家小狗狗叫，引起居民投诉3次以上，养狗者必须作出处理。幸福驿站是自治组织，不是权力机构，可以与管理处和业主委员会联系，向他们提出建议，然后由管理处和业主委员会发出通知。

所以，幸福驿站应有一个联络组，负责联系管理处、业主委员会、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等，反映小区居民的意见，改善生活环境。还有小区车辆乱停放、社区医疗等问题，一项项来解决。对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评分也比较低，居民之间缺少来往，社区的文体活动较少等。我看过你们的演出，尤其是歌咏队很不错。是否可以按兴趣多组织几个活动队，也可以安排增加居民之间交流的活动。这可以由宣传文艺组来负责。幸福驿站由深圳市市民幸福生活促进中心派出辅导员田瑞敏负责联系。

情感护理站

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的改善，这就是情感护理站的任务。主要是接听居民电话（26752561）和接待来访，对发生情感困惑或冲突的居民进行疏导，也可以让他们打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免费咨询电话88851085，意思是“帮帮我一定帮我”，尤其要了解居民情感存在的突出问题，由市民情感护理中心派专家来社区举办专题讲座。情感护理站站长由关惠芬担任，市民情感护理中心派出李颜浓咨询师作为辅导员负责联系。

情感护理站要向居民传播关注人的情感的理念。现在我们往往不重视人的情感。比如丈夫对待妻子就是忙于挣钱，不关心妻子的情感需要，应酬交际多，与妻子情感交流少。比如对孩子，就是要他好好学习，好好考试，不重视孩子的情绪。也不懂得与孩子沟通的方式，造成与孩子的情绪对立，这时讲什么道理，他都听不进。对待老人比较重视赡养，但不重视他们的情感需求，很少与老人交流，更没有给老人讲话的机会。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最快、最优先获得的是人的情绪信号。他板着脸，还是很高兴，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但我们对情绪信号往往不重视、不在乎。老婆耷拉着脸，孩子不高兴，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他情绪背

后的原因，再来沟通、解决。不关注情绪，会带来严重后果，轻者感情慢慢疏远、冷漠，重者就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一个人一旦情绪恶化，就会不计后果，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北京发生灭门惨案，将老婆、两个孩子、父母、妹妹全杀了。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人从小和父母关系紧张，情绪压抑，与老婆在一起，关系也紧张。情绪长期积压，长期压抑，来一个总爆发，就发生了这起惨案。他不是没有钱，是情感出了问题。

人与人的情感是快乐、幸福的源泉。夫妻很恩爱，婆媳很和谐，与孩子沟通很顺畅，邻里之间很友好，还有一批知心的朋友，谈得来的同事，这个人一定很幸福。现在我们很多人，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挣钱上，不重视改善人与人关系，尤其不重视对方的情感，最后并不愉快、幸福。大家都知道挣钱不容易，要竞争，要算计，很疲惫，有风险，还要靠运气。但获得情感的快乐与幸福，是很简单、很快捷、很方便的，不用竞争与算计，你对人家好，人家就对你好。情感护理站的主要工作就是倡导情感关怀的理念、创造情感关怀的氛围。

互助银行

光幸福驿站和情感护理站还不够，我们还要充分调动居民的力量进行互助。小区居民中有各种专业人士，比如律师、教师、医生，有各种专长，比如弹琴、外语、厨艺，他们愿意利用业余时间，向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帮助。小区居民也有各种困难，比如老人、小孩需要临时性的照看等。幸福驿站准备向各家各户发一张表，愿意提供帮助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可填写。然后，由幸福驿站向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帮助。对提供帮助的志愿者进行登记，记录服务的时间、成效。他们若有需求，可优先获得帮助。年终公布志愿者名单，对服务时间长与服务优秀者进行表彰。这样，就可以利用小区居民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提高幸福感，称之为互助银行。

居民们各自都有事情，即使退休了，也有一些家务事，或者图一个清闲，凭什么来做这些公益事呢？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存在能为他人带来快乐、幸福，这个人就活得充实，有意义、有价值，这就是幸福。我今年69了，我在做这些事，觉得很有意义，感到很快乐，身体很健康，做公益，受益的首先是自己，给自己带来幸福。

建立幸福驿站和情感护理站，填补了我国社会治理结构的空白。管理处、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站、派出所都不能真正深入到社区、家庭、居民，而社区、家庭、居民的许多问题也是这些机构难以解决的。动员、组织社会居民的力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从而提高幸福感，这是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个创举。这是很有开创意义的事，希望宝珠花园创造经验，推向全国。

第五篇：现代社会弘扬孝文化的意义

现代社会弘扬孝文化的意义

文学院 100114128 魏文丽

据考证，“孝”字源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孝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现今社会，弘扬孝文化仍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孝文化在现代社会究竟有何现实意义？曾国藩所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著名学者黎鸣说：“中国人最主要的生活习俗是孝敬父母。”就连西方的学者也对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进行过充分的描述，黑格尔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法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马克斯·韦伯说过中国人“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由此观之，中国的孝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甚至是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统治。

在中国古代道德体系中，孝文化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范畴。在中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实践中，许多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自己的见解，丰富和补充了孝文化的内容。主要概括为一下几点：

一、善事父母，孝敬父母。孝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家庭伦理，孝首先倡导就是孝敬尊重父母。孝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家庭伦理，孝首先倡导的就是孝敬尊重父母。敬养父母即是“敬爱”、“奉养”父母。儒家倡导对父母首先要“敬”。古之人有言曰：衣与！缪与！不女聊。今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无此三者，则何为而无孝也？’如果对父母的行为不恭敬，言语不和逊，面色不柔顺，即使早起晚睡，耕耘栽种，十分辛苦劳累来奉养父母，也不会成为孝子的。孔子还在回答子夏问孝时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里是说，如果只养活父母，对父母不尊敬，即是每一顿都给他们酒肉吃，也不能算做到“孝”。孝顺不但要奉养，更要尊敬。这种援“敬”入“孝”的思想，拓宽了孝道的内涵，使一般的亲缘血亲关系规定上升为规范化的道德情操。

二、珍爱生命，生儿育女。《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保全身体以至发肤，是孝行的起码要求，是最 初步的践行孝道。敬养父母以保全身体为前提，孟子对此点有如下论说：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这里的意思是若是毁伤身 体，自身残疾，就不能尽到敬奉父母的责任；即使身体健全，但品行不端，名声有损，也是尽不敬养父母的职责的。因此，全身是事亲的前提，而全身 又是为了更好的敬养父母，实现孝道。保全自己的身体还有更深层的意思，那就是不要便自己生病，更不能陷自己于不义而使父母担惊受怕，也就是说 保全身体、保全名望是为了不要给父母增加精神负担。朱熹注：“言父母爱 子之心，无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 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以为不孝乎？”孔子曾 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而《孟子》有云：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摆在了孝行得首位。

三、慈老爱幼，和谐万物。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孟子》说: “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庄子》也说，挟太山以超北海，此不能也，非不为也；为老人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都强调的是要尊重关心长辈老者，也要关怀爱护小辈。《孝经》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博爱也）；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广敬也）”博爱的人不会以恶劣的态度待人，广敬的人不会怠慢他人。博爱、广敬是孝文化的进一步扩大，是一种惠及众生的仁爱之孝。爱天天下之人，拥有最广博的胸襟承载浑厚的孝道。

四、承志立身，忠孝相通。“立身行道，扬名传后世，孝之终也。”继承先祖的遗志，成就事业，光耀门楣，这是对父母最大的行孝。我们孝敬父母，尊崇祖辈，于是追求功名以光门楣。因此在家庭中得孝与政治仕途相联系。我们由家庭系统中的“小孝”转变为国家的“大孝”。“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强调的就是忠孝相移。

我们研究孝文化，不仅仅是因其优秀的文化理论和其重要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要与我国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用优秀传统文化来引导社会的精神进步，和谐社会。而现代社会弘扬孝文化的意义归纳为：

一、和睦家庭。敬亲养亲的思想，维持了家庭的和谐。“孝”最基本和核心的涵义就是“事亲”，而且不仅要在物质上奉养亲人，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尊敬亲人。能做到这样，年老的父母就不会因为衰老而没有生活的保障，他们的心灵就不会孤独和空虚。当今社会大多是独生子女，这就代表每对夫妇平均有四个老人需要赡养。老人变成了一个家庭中最特殊的存在。只有善事父母，才能使家庭和睦。进而言之，如今儿子不满老母将其杀害、子女不养老父使其流落街头沦为乞丐„„且不谈这些不讲孝道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极其恶劣的影响，只谈谈这样的家庭有和睦可言？也许是家的支离破碎，也许是良心的不安，总之不讲孝道的家庭是不可能稳定幸福的。

二、稳定社会。珍爱生命是作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思想素质。正是每个人都珍爱生命，才是法律拥有了可行性。人们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因而不会轻易去触犯法律，以免获得物质、肉体或者是精神上的惩治，有些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种珍爱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法律束缚，巩固了法律的有效性。而孝文化中所倡导的慈老爱幼，提倡的是一种博爱与广敬的思想。博爱的思想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互助、友爱，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广敬的思想所要求人们尊重万物，也是从侧面时刻要求自己修身养性，以仁爱之心对世间万物。其中既包括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物的关系。追求孝道，事亲敬老稳定了家庭也为稳定社会做了重要贡献。敬老院，退休金，老人免费乘车优惠等等都体现了孝道的思想，同时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博爱万物，广敬自然，也要求我们要尊重爱护动物植物，各种保护动物的条例都体现着孝文化在稳定社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振兴民族。由古代孝文化中承志立身，忠孝相通而繁衍出来的是对祖国深沉的热爱。人们由对父母、家庭的爱以及对于祖国的爱的情感升华，必然能够转化为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实践行为，为社会、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而且，现在的“忠孝一体”具有了新的内涵，不再是忠君，而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这就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责任心，使全球的炎黄子孙在孝文化的陶冶下，更加热爱中华民族，团结一起来担当民族复兴的大任，振兴中华民族。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等等孝的观念，大家都以孝文化中有利于人际关系维护的经典言语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都尊老爱幼，推己及人，将爱从家庭辐射

到社会，辐射到整个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将会趋向和谐，社会将会成为一个和和睦睦，温暖备至的大家庭。而且孝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之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由爱家，爱社会，到爱国家，每一个人都将为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国家的振兴，做自己最大的努力。

孝道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在所有的传统道德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人类文明不管进化到何种程度，孕育、出生、成长、衰老直至死亡，这一过程乃是一切正常人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孝道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传统中国社会和文化中，孝具有根源性的重要作用。孝在中国文化中，有广泛的文化综合意义，它不仅是一种亲子间的伦理价值观念与规范，而且包含着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教育的、民俗的、艺术的等诸多文化意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因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孝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定于孝道之上的社会。

在一个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时代里，我们迫切的渴望一切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养料。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流传至今，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感染力与穿透力。由爱父母到爱他人，由爱自己到爱社会，由爱社会到爱国家。它以它优秀而独特的文化精髓，以及其日益完善的文化内涵，引导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民在这片黄土地上繁衍生息，衍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