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家庭教育蓬勃发展 仍存三大挑战亟待破解 Microsoft Word 文档
中国家庭教育蓬勃发展 仍存三大挑战亟待破解
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称为现代教育三大支柱的家庭教育,今年走过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一方面,《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相继出台,各地推进家庭教育建设如火如荼。另一方面,中国家庭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困难,同样不容忽视。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新的起点上全面谋划教育改革发展”。众多关心支持家庭教育的人士,也在思考、谋划、行动,推动家庭教育在新起点上再次出发。
家庭教育蓬勃发展,三大挑战亟待破解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颁布六年来,中国家庭教育得到较大发展。组织发动工作加强:全国各级妇联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密切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家庭教育活动众多:小公民道德建设活动、双合格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成为推进家庭教育工作有效载体。留守流动儿童等群体得到关注:全国妇联等部门共同开展“共享蓝天”全国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大行动,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家长提供指导和帮助。
但同时,家庭教育也面临严峻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相比家庭教育推动国家发展和强盛的基础性作用,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落后;相比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家长自身的教育和素质明显落后;相比家庭教育在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家庭教育指导的理论、方法研究落后。
不因成绩而止步,不因困难而退缩,中国家庭教育抓住新的机遇,今年在立法等领域努力向前,力求突破。2月,我国首份家庭教育指导性文件《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发布,阐述了各年龄段家庭教育的要点;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发,多处涉及家长、家庭和家庭教育,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家庭教育立法:进入实质性阶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要求,“制定有关考试、学校、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十年内完成家庭教育立法的任务,已经摆在众人面前。
前不久,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全国妇联在南京召开家庭教育研讨会,中心议题之一就是研究如何制定家庭教育法。
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李明舜教授提出,家庭教育立法是家庭教育规范化、专业化、系统化发展的需要,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在内容上则需要明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家长及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责任,同时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市场监管,构建全面的社会支持系统。
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赵海荣说,家庭教育立法牵涉面广,耗时长,短则三五年,长则八年,需要开门立法,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抓紧动手。
家庭教育合力:政府、社会和家长找准位置
非洲谚语说:“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众多家庭教育失败案例背后,是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家长配合。
200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今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鼓励“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培养人才。
如何把这样的理念变成现实,人们正在探索出路: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广大家长,找准自己的位置以形成合力——
政府:纳入规划、经费支持、组织保障。
厦门湖里区金山社区创建“四点钟学校”,每周一至周五下午4时起,学校免费向社区未成年人(包括流动儿童)开放,家长下班后再到学校接孩子。而这项工作是当地组织部门出面搭台的。来自全国妇联的消息说,目前22个省区市有家庭教育工作经费,不少省份把家庭教育浓墨重彩地写入当地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
社会组织:在政府主导下,发挥专业优势,做好专业服务。
今年6月,山东省教育厅与北京关爱家庭中心以及青岛出版集团签署协议,合作设立“山东省中小学家长委员会项目”。项目组受委托在全省推广建设中小学家长委员会,推进家庭教育。山东省创造性地引入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家庭教育搭建了家长委员会这个有效的平台。
广大家长:学习爱的智慧,建设美好家庭。
家庭教育,如果不把广大家长发动起来,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让众多家长参与其中,就要为广大家长服好务。青岛市李沧区探索“3B1K”家校合力教育模式就是一例。“3B”指以班级为单位、以班主任为主讲教师、以班级学生家长为基本学员的家长学校授课模式。“1K”则是一个课堂,设置“教学为主,活动为辅,满足家长不同层次需求”的菜单式课程。此举受到家长欢迎。
家庭教育行业:手段多样化 内容更深化
种种迹象表明,2010年,中国家庭教育的传播手段有了新的发展,从业者对于家庭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
近年来,顺应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大量家庭教育的“网络阵地”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今年10月,全国网上家长学校网站在南京开通。网站由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共同举办,并得到教育部支持,该网站与各地家长网校实现了链接。
比技术工具更重要的,是能够影响亿万家庭的家庭教育家。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献身教育事业、具有先进教育理念和独特办学风格的人民教育家。这是振兴我国教育事业的希望所在。”除了办学需要教育家,社会也期待一大批家庭教育家的涌现。
多年的实践表明,全面的家庭教育观,首先一条是家庭关系的建造,特别是夫妻的相爱,然后才是如何教育子女。北京关爱家庭中心执行总干事钱红林的这番话,表明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工作者正以更新的视角看问题,打造适合当代中国的家庭教育。
社会组织:在政府主导下,发挥专业优势,做好专业服务。
今年6月,山东省教育厅与北京关爱家庭中心以及青岛出版集团签署协议,合作设立“山东省中小学家长委员会项目”。项目组受委托在全省推广建设中小学家长委员会,推进家庭教育。山东省创造性地引入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家庭教育搭建了家长委员会这个有效的平台。
广大家长:学习爱的智慧,建设美好家庭。
家庭教育,如果不把广大家长发动起来,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让众多家长参与其中,就要为广大家长服好务。青岛市李沧区探索“3B1K”家校合力教育模式就是一例。“3B”指以班级为单位、以班主任为主讲教师、以班级学生家长为基本学员的家长学校授课模式。“1K”则是一个课堂,设置“教学为主,活动为辅,满足家长不同层次需求”的菜单式课程。此举受到家长欢迎。
家庭教育行业:手段多样化 内容更深化
种种迹象表明,2010年,中国家庭教育的传播手段有了新的发展,从业者对于家庭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
近年来,顺应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大量家庭教育的“网络阵地”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今年10月,全国网上家长学校网站在南京开通。网站由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共同举办,并得到教育部支持,该网站与各地家长网校实现了链接。
比技术工具更重要的,是能够影响亿万家庭的家庭教育家。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献身教育事业、具有先进教育理念和独特办学风格的人民教育家。这是振兴我国教育事业的希望所在。”除了办学需要教育家,社会也期待一大批家庭教育家的涌现。
多年的实践表明,全面的家庭教育观,首先一条是家庭关系的建造,特别是夫妻的相爱,然后才是如何教育子女。北京关爱家庭中心执行总干事钱红林的这番话,表明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工作者正以更新的视角看问题,打造适合当代中国的家庭教育。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赵正中说:接下来,我们必须推动、扶持家庭教育学科建设,鼓励、培育家庭教育科研出版,力争早日培育更多家庭教育研究者和家庭教育家。
以2010年为新起点,中国家庭教育任重道远。
非洲谚语说:“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众多家庭教育失败案例背后,是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家长配合。
第二篇:发展仍存差距 亟待做大做强
发展仍存差距 亟待做大做强
颍上县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的发展升级,正是当前我市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的真实反映。为充分发挥本地比较优势、做大做强食品工业,2012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出了具体措施,大力扶持食品工业发展。各地通过举办名特优产品展销会,拓宽食品销售渠道;实施食品工业提升行动,组织有关部门进厂帮助食品企业规范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品质;采取领导包点服务企业,为企业解决从签约到投产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难题等,有力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阜阳农产品加工业虽然实现了稳步持续发展的好成绩,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据市农委有关同志分析,2013年,全省农产品规模以上企业加工产值达7000亿元以上,我市仅550亿元,占比不到8%,与农业大市的地位严重不符。
第三篇:城市低保制度仍存三大突出问题
城市低保制度仍存三大突出问题
■ 低保标准虽不断提高,但幅度太小,远远落后于在职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
■ 配套救助措施增加了低保制度的含金量,削弱了低保户找工作的积极性
■ 目前不少城市的低保资金筹集机制中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
受民政部的委托,2006年7-9月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及其同事对我国城市低保制度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调查地点分布在全国的五大地区、九大城市,包括东北(沈阳、哈尔滨)、华东(南京、上海)、西北(兰州、西安)、华南(南宁)和华北(北京、天津)等区域。共发放问卷2740份,包括2200份居民问卷(针对低保对象)和540份机构问卷(针对基层低保工作人员)。回收有效问卷2495份。下文即为此次调研的初步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低保制度进入更加完善的转型期,实现了一系列转变:从生活救助向综合救助的转变、从平均主义救助向分类救助的转变、从普遍型救助向选择型救助的转变、从维持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的转变、从不太规范的救助向比较规范的救助的转变。但是,调查显示,城市低保制度仍存在三大突出问题:
低保标准偏低难解饥渴
2003年,低保制度开始了“分类救助”的制度建设。分类救助对“三无”人员、重病重残人员、在读中小学生、优抚对象等采取上调一定比例待遇的做法,使特殊困难的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一定改善。调查表明,目前享受分类救助的家庭占低保家庭总数的80%以上。
城市低保制度建立以来,低保标准虽不断提高,但幅度太小,远远落后于在职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全国在建立这一制度时确立的保障线不足100元,到2006年上升到169.6元/人、月,人均补差82.9元/月,上升幅度不到1倍。除整体保障标准过低外,各地保障线之间的差别也很大。2004年全国低保标准最高的地区(京、沪,290元)和最低的地区(甘肃,118元)之间相差接近3倍。
对有特殊困难的低保对象救助力度不足是整体保障标准较低导致的后果。我们在低保机构问卷中设计了一个问题:当前的低保标准是否能满足这些对象的实际需求?
图表显示,大部分低保干部认为当前的低保制度对于“三无”人员、享受低保待遇的重残人、享受低保待遇的70岁以上老人而言标准尤其偏低;比例分别为53.9%、46.6%和45.6%。
相当一部分实际生活存在巨大困难但又达不到当地低保补助标准的边缘家庭难以成为制度照顾的对象。当然,个别地方也出台了相应政策,例如江苏省个别城市对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保障标准但低于1.5倍的家庭,实行对患重大疾病人员特殊生活保障的救助政策。但从全国看,这毕竟是少数。
对策建议:首先,适当提高低保补助标准,扩大低保制度的覆盖面。其次,在完善分类办法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救助标准体系。建议各地政府通过实际调查,对低保对象做更为科学、合理、细致的分类,归纳不同困难人群的特点和需求,深入细化分类救助的办法,实施多种救助方式(标准),以更好地满足这些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需求。此外,适当考虑对贫困边缘户的救助。建议各地根据实际,逐步将贫困边缘户纳入低保制度的保护范围,至于办法与形式可以灵活采用。
与再就业机制缺乏有效衔接
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出台了关于促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实施低保制度与再就业制度联动或衔接的相关措施。这些措施对低保对象再就业起了促进作用。以上海市为例,到2005年6月底,该市有15个区县连续12个月低保退出人数大于进入人数,2005年6月底全市城镇领取政府救济的人数较2004年12月底净减少2.53万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地对低保对象中有劳动能力者加大了再就业培训的力度(见图1),对低保家庭中就读子女的照顾也在不断强化。
从就业培训来看,受访低保户中75.4%表示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但是只有33.6%认为这些就业培训有用。从对再就业低保户的优惠政策来看,不少城市都采取了“救助渐退”的政策,但时限太短,各市的救助渐退政策最多不超过三个月。显然,这种鼓励措施在实质上起不到太大的激励效果。更有甚者,纳入低保的困难家庭,尽管所获得的低保金不高,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可能获得配套救助。配套救助措施增加了低保制度的含金量,削弱了低保户找工作的积极性。此外,低保户一旦参加工作,获得收入,就要退出低保。然而他们的收入普遍不高,扣除就业成本,就相差无几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可能拒绝就业、享受低保。
对策建议:强化制度促进再就业的功能。为了防止福利依赖,促进再就业,我们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在保障标准上,扩大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与无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之间的差别;其二,民政部门积极配合劳动部门加强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培训,改进培训方式与培训内容,使之真正切合低保对象的就业需要。其三,对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保障待遇在支付方式上尽量避免直接的现金支付。各社区可以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和公共服务,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提供临时性就业岗位,将救助金转化为推动其工作的劳动津贴。
低保资金筹集机制中存在平均主义倾向
到上个世纪末,由于各级政府重视,低保制度的资金来源较有保障,为推动“应保尽保”与适度提高保障的水平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但是,低保资金筹集机制却存在一定的问题。调查显示:在社区低保资金的构成中,国家财政和省财政所占的比例较低,市、区两级财政是资金的主渠道。由于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即使在同一个市,不同的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有差异的,各区财政能力也就有所不同。但目前不少城市的低保资金筹集机制中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即市财政给各区的拨付比例是固定的,各区所要自筹的比例也是相同的。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财政困难的区在资金筹措方面捉襟见肘;而资金不到位,又影响了低保工作的正常开展。
对策建议:完善低保制度的筹资机制。中央、省、市、区各级政府所应承担的比例应当合理划分,做到各尽所能,不宜“一刀切”。一方面,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中央和省一级要建立社会救助专项调剂资金,用于补充贫困地区保障资金的不足。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要合理确定市、区两级财政各自的负担比例,根据保障对象的分布状况和财政承受能力合理分担,市财政应适当向贫困市区倾斜。除此之外,为确保“应保尽保”所需资金,各地还可以采取开拓社会筹资渠道作为补充。
第四篇:中国雾霾治理取得初步成效 仍面临六大挑战
中国治雾取得初步成效 但仍面临六大挑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0》发布会9月29日在京举行。《报告》以“大国治霾之城市责任”为主题,分专题讨论了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对全国重点地区主要城市采取的治理措施进行总结,系统评价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状况,分析研究城市雾霾治理取得的成效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强化雾霾治理、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城市健康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建议。
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发布的第三个年头,雾霾治理攻坚战依旧在继续。《报告》指出,随着政府重拳治霾和地方防治措施的升级,城市空气质量逐步得到改善,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降低,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和达标城市增加,雾霾天气出现频次和覆盖范围减少。2016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同比增加11个,平均优良天数所占比例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PM2.5年均浓度同比下降7.1%,空气质量总体向好。但与此同时,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人口密集地区的空气污染程度依然较重,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的PM2.5浓度相比上年不降反升,各地区雾霾成因各异、复合型特征突出,全国范围内重污染天气频发、空气重污染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报告》认为,从近年来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来看,我国的雾霾治理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总体情况有所改善,但污染状况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局部地区污染依然严重,形势不容乐观,仍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
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产生雾霾的重要原因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第一大煤炭消费国,也是全球第一大环境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国,生产和生活高度依赖煤、石油等化石燃料。2015年,中国原煤、原油、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分别为72.1%、8.5%、4.9%和14.5%,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4.0%、18.1%、5.9%和12.0%,煤炭占能源消耗的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源消耗中煤炭仅占20%左右)。不合理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及其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是形成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特别是我国使用的煤炭大多是高硫煤,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排放到大气中,进一步促成了雾霾的形成。
经济结构转型滞后是雾霾重污染地区面临的普遍挑战
从蓝皮书报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的雾霾天气形成和分布与工业污染物排放有很大的关联。大多数雾霾污染的重灾区,也是高污染和高排放产业占比较大、产业结构偏重、经济结构转型相对滞后的工业发达城市或老工业基地。以7座城市位列PM2.5年均值前十位、雾霾污染较为严重的河北省为例。2013年河北省生铁和粗钢产量分别是16358.54万吨和18048.4万吨,分别占全国的22.99%和22.19%,产能均居全国之首;消耗煤炭31663.3万吨,占全国的7.5%,而煤炭、钢铁企业排放的大量污染物正是形成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导致部分地区环保责任弱化
环境执法是加强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存在着“重发展、轻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甚至认为雾霾治理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部分地区环保措施不到位、环保责任不落实,对于企业排污、环境违法等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干预环保监测、监察和执法,导致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区域协调治理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从雾霾构成来源看,上海市来自外地输送的污染源约占20%,北京市来自外地输送的污染源则超过30%,浙江省自身的大气环境质量状况相对良好,但是受到外地大气环境污染的影响,雾霾天气仍然时有出现。这说明加强联防联控对于区域雾霾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部分区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虽然已经形成了协调治理机制,但是这种松散型的行政合作,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财力支持,致使涉及跨行政区域的环境规划、生态保护等难以落实。当地区经济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发生矛盾时,地方政府经常会选择牺牲环境、追求GDP。同时,这种松散的合作机制也很难保持长效化,联合执法机制则更加弱化,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性。
部分污染源控制工作缺乏配套技术支撑
近年来,环保部门在重点生产企业、各类施工工地、燃煤供热站以及拆迁现场分批安装了在线实时监控设备,对向大气中超标偷排污染物以及违规扬尘污染行为实行全天候24小时环保监察;同时,为部分大气污染防治管理网格员配备了流动监控设备——“环保通”,方便网格员流动巡查、抓拍污染源。这些措施起到了很好的大气污染防治效果,但部分污染源控制工作由于缺乏配套实施技术,会产生新的环境或社会问题。例如,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秸秆处理处置技术,秸秆焚烧的监控治理工作虽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仍然难以完全禁止,而且大量废弃未烧的秸秆也成为新的环境问题。
不科学的城市规划建设导致自然生态功能下降
目前对雾霾治理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化石燃料和污染物减排方面,而忽略了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本身也具有自净功能。实际上,当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相对完整、生态环境容纳能力和自净功能较强时,很多大气污染物都会被森林、草地、水体等自然生态系统所吸收、消纳。但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因为不科学的城镇建设开发模式,往往导致区域生态环境容量下降。主要表现为: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大量森林、水体、林地、草地等被开发占用,导致各类生态用地减少,自然生态环境系统遭到破坏;二是中国城市普遍存在过度建设与过度硬化的问题,城市集中连片大面积硬化建设,使自然降水不能渗入地下,水土交换功能丧失,大量污染物无处消纳,只能悬浮于大气中,遇有局部静稳天气就会形成雾霾;三是盲目的城市扩张导致城市规划不合理,建设用地大量占用耕地,既破坏了生态环境,也阻碍了大气流通,人为造成了局部静稳天气,更易促成雾霾的形成。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报告》建议,应立足各地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根据各地区的主要致霾原因,因地制宜推进雾霾治理。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齐抓共管,共同打赢这场“蓝天保卫战”。
第五篇: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面临三大挑战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面临三大挑战
发稿时间:2015-01-16 10:30:00 来源:中国青年网
作者:李晗
“一带一路”包括路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资料图片
中国青年网北京1月16日电(记者 李晗)昨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在京发布《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报告认为当下中国引领与塑造周边的能力与意愿显著提升的同时,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着三大挑战。
报告主要由亚太与全球战略院的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人员完成,同时邀请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内蒙古社科院以及国观智库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加盟,并得到了国观智库的支持。
推行“一带一路”面临三大挑战
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是一种跨区域的开放性框架,以周边地区为起点和重点,但不限于此。“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要把倡议变为现实,取得成效,也面临诸多挑战。
挑战之一是战略疑虑,即对中国倡议的战略意图有怀疑。一些近邻国家怀疑中国借此实施扩张,对于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网络存有疑虑,不太愿意让中国参与大通道的建设,把经济的问题政治化,一些非政府组织受到其他力量的鼓动,散布一些抵制中国参与的舆论;一些大国出于担心排斥自己的考虑,也对自己的伙伴国施加压力,甚至直接出面做工作,制造中国主导的舆论。
挑战之二是如何妥善解决或者化解争端。比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需要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创建搁置争议、合作建设的环境和气氛,以合作代替争斗。
挑战之三是如何创建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以往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主要是在资源领域,即开发利用中亚的资源,建设通往中国的能源输送管道。
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日益严重 印度欲与中国争夺话语权
当前,中日关系虽然仍处于可控状态,但是两国关系受制于各种矛盾和障碍,尤其是安倍政府的对华战略也一时难以进行根本性调整。鉴于此,中日关系近期内不会很快得到根本改善。
报告透露,日本学界对“一带一路”极为关注,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已经着手研究中国国内形势,以及中国与主要周边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印度看来,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首先是国内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的需要。印度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计划通过“港口和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在相关伙伴国家建立经济特区,以此保持出口竞争力,消除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转型。
报告分析,印度关于“一带一路”规划内容的解读包括三点:一是谨慎欢迎,留意观察,拒绝表态;二是保持沟通,密切往来,试探底线;三是推出“印度制造”,冲淡“一带一路”,夺回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