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苏州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网络伦理失范

第一篇：2015苏州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网络伦理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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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信息化技术给人类带来了便捷、快乐与希冀，赋予人类新的生存领域与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隔膜、痛苦与危机也相伴而来，情感纠葛、道德滑坡、人性异化等由网络社会滋生出的各种伦理失范问题也层出不穷。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逐步升级，不断触及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

深度解析

[网络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 一是网络谣言肆无忌惮。

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常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出现了网络谣言，伴随手机、即时通讯工具、微博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运用，网络谣言呈激增之势。与一般谣言相比，网络谣言无须面对面传播，其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途径多、危害大等特点，容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稳定、国家形象造成严重影响。网络谣言所具有的特点，使其不能不引起全社会高度警惕。

二是个人隐私暴露无遗。

网络为人们进行信息交流提供了无限可能。在信息的海洋中，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同在，人们在共享他人信息的同时，经常以牺牲个人信息为代价。在网络世界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和一部电话，就很容易一览他人的私人信息。互联网便捷了信息的联络，但也使个人的隐私信息暴露无遗。

三是网络诈骗层出不穷。

网络欺诈是指利用网络技术在网络上通过非法编制诈骗程序、发布虚假信息、篡改数据资料等手段，非法获取信息、实物或金钱等网络违法行为。网络诈骗比其他诈骗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其诈骗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常见的有黑客诈骗、网友诈骗、网络钓鱼诈骗等多种形式。网络诈骗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会危及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四是网际关系疏离冷漠。

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和多样，这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互动频率。如果善加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人际关系更加亲密。但由于网络信息的简单化和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反而疏离冷漠了人际关系，现实社会中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在网络空间中异化为以网络和数字符号为中介、在超文本多媒体链接中实现“人—机—人”互动的冷冰冰的网际关系，具有了虚拟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网际关系已严重危及人际关系的正常状态，使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淡。

[如何应对网络伦理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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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公教育：http://js.offcn.com/ 网络伦理失范造成了网络生活的失序，严重冲击了真实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网络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伦理失范问题，亟须根据其根源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完善立法、严格执法，用法律来规范广大网民的网上行为，加强网络伦理规范建设，是促进网络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保障。

第一，加强网络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教育。

虽然道德与法律具有一定的界限，但道德往往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治理网络伦理失范必须道德与法律双管齐下，并将法律作为最终保证。要使人们遵守道德和法律规范，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加以重视，使之在思想上意识到网络社会存在着与现实社会相同的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为此，政府机关和网络管理部门需要不断加强网络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教育和宣传力度，通过教育活动使广大网民充分认识到网络伦理的重要性，在网络生活中切实做到用道德良知和法律规范要求自己。

第二，建立健全网络立法。

网络空间不仅是一个道德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法治空间。离开了法律的规范，网络伦理就失去了坚强后盾。为确保网络的畅通和健康发展，为顺应网络时代发展需要，1997年以来，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诸多部规范网络秩序的法律法规，这意味着我国网络社会向着法治化与规范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违法与犯罪的情形日益严重，但与此同时，我国诸多有关网络空间的立法尚处于空白状态，一些现存的网络法律规范则与法治化要求相差甚远，网络立法效力的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调整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三，加强网络安全执法。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严格执法是保证网络安全、防止网络伦理失范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网络法律执法力量还十分薄弱，执法力度明显不足。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由于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是在高科技领域发生，我国执法人员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执法力量仍然十分薄弱，面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很难及时有效展开工作。因此，需要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科技水平和法律素养，建立一支精通业务的执法队伍，有效防止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为网络伦理的良性运行奠定可靠基础。

总之，网络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网络伦理建设也将是一个艰难、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从思想、文化与制度等各方面协同并进，通过立法、执法、法律教育和宣传等各种手段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环境，才能不断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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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5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网络伦理失范[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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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网络伦理失范

【背景链接】

网络时代，信息化技术给人类带来了便捷、快乐与希冀，赋予人类新的生存领域与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隔膜、痛苦与危机也相伴而来，情感纠葛、道德滑坡、人性异化等由网络社会滋生出的各种伦理失范问题也层出不穷。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伦理道德的失范不断地触及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逐步升级。

【标准表述】

[网络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 网络谣言肆无忌惮。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常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出现了网络谣言，伴随手机、即时通讯工具、微博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运用，网络谣言呈激增之势。与一般谣言相比，网络谣言无须面对面传播，其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途径多、危害大等特点，容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稳定、国家形象造成严重影响。网络谣言所具有的特点，使其不能不引起全社会高度警惕。

个人隐私暴露无遗。网络为人们进行信息交流提供了无限可能。在信息的海洋中，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同在，人们在共享他人信息的同时，经常以牺牲个人信息为代价。在网络世界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和一部电话，就很容易一览他人的私人信息。互联网便捷了信息的联络，但也使个人的隐私信息暴露无遗。

网络诈骗层出不穷。网络欺诈是指利用网络技术在网络上通过非法编制诈骗程序、发布虚假信息、篡改数据资料等手段，非法获取信息、实物或金钱等网络违法行为。网络诈骗比其他诈骗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其诈骗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常见的有黑客诈骗、网友诈骗、网络钓鱼诈骗等多种形式。网络诈骗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会危及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备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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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际关系疏离冷漠。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和多样，这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互动频率。如果善加利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人际关系更加亲密。但由于网络信息的简单化和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反而疏离冷漠了人际关系，现实社会中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在网络空间中异化为以网络和数字符号为中介、在超文本多媒体链接中实现人—机—人互动的冷冰冰的网际关系，具有了虚拟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网际关系已严重危及人际关系的正常状态，使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淡。

[解决思路] 网络伦理失范造成了网络生活的失序，严重冲击了真实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网络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伦理失范问题，亟须根据其根源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完善立法、严格执法，用法律来规范广大网民的网上行为，加强网络伦理规范建设，是促进网络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保障。

[具体措施]

第一，加强网络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教育。虽然道德与法律具有一定的界限，但道德往往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治理网络伦理失范必须道德与法律双管齐下，并将法律作为最终保证。要使人们遵守道德和法律规范，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加以重视，使之在思想上意识到网络社会存在着与现实社会相同的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为此，政府机关和网络管理部门需要不断加强网络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教育和宣传力度，通过教育活动使广大网民充分认识到网络伦理的重要性，在网络生活中切实做到用道德良知和法律规范要求自己。

第二，建立健全网络立法。网络空间不仅是一个道德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法治空间。离开了法律的规范，网络伦理就失去了坚强后盾。为确保网络的畅通和健康发展，为顺应网络时代发展需要，1997 年以来，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诸多部规范网络秩序的法律法规，这意味着我国网络社会向着法治化与规范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违法与犯罪的情形日益严重，但与此同时，我国诸多有关网络空间的立法尚处于空白状态，一些现存的网四川中公教育：http://sc.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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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法律规范则与法治化要求相差甚远，网络立法效力的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调整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三，加强网络安全执法。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严格执法是保证网络安全、防止网络伦理失范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网络法律执法力量还十分薄弱，执法力度明显不足。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由于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是在高科技领域发生，我国执法人员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执法力量仍然十分薄弱，面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很难及时有效展开工作。因此，需要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科技水平和法律素养，建立一支精通业务的执法队伍，有效防止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为网络伦理的良性运行奠定可靠基础。

总之，网络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网络伦理建设也将是一个艰难、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从思想、文化与制度等各方面协同并进，通过立法、执法、法律教育和宣传等各种手段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环境，才能不断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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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5苏州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公积金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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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住建部发布了《住建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住房公积金服务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明确各地目前在住房公积金服务方面还存在突出问题，决定在今年下半年对此开展专项督查工作。我国住房公积金使用率低、大量被闲置的问题一直在饱受诟病。

公积金的“水”，究竟有多深，估计没人能说得清。

但公积金变为“公急金”，似乎早已有目共睹。正如有专家表示，公积金产权属于职工，但缴纳和使用都受到限制，各地公积金管理中心虽然只是一个“管家”，但公积金的使用情况，作为“主人”的缴纳者却并不知情。各种公积金重要相关信息的不透明已经为相关管理者创造了寻租的空间。

相对于专家的理性评价，公积金在现实中的鲜活表现更让不少人着急：在山东济南，开发商跑量回笼资金的需求很高，公贷从审批到放款一般得一两个月的时间，很多开发商等不及，就会引导客户选择商贷。“各大银行与开发商合作，会有相应的返利，这部分利益也不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部分银行也会给公贷制造阻力。

最近，检察机关正在侦查一起有关某地公积金中心的案件，其营业部主任仅靠模仿前来贷款职工手迹的方式便轻松套取上千万元。“新华视点”记者在全国多个地方走访发现，数万亿元的资金分散在全国几百个住房公积金中心，从部委到省、市、县多级公积金管理部门只是松散指导管理关系，监管看似完备，却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真正“管得着”。住房公积金领域大案频发，倒逼“九龙治水”“监而不管”的监管模式改革，但公积金联网监控年年成为工作重点，却年年难以实质性推进(7月20日新华网)。

现有公积金的运行机制，一方面，“主人”必须缴纳资金，却用着难、支配难、受益难;另一方面，部分“管家”打小算盘搞糊涂账，搞权力自肥，让公积金变成了自己的“摇钱树”、“小金库”。

公积金俨然变为“公急金”的套，谁来解，怎么解? 可能不少人会主张完善制度，改善机制，提升现有公积金运行水平。这既符合“管家”的利益，也符合政府包办群众衣食住行的惯性思维。

不过，在笔者看来，照这条路走下去还是泥泞不堪。这是因为，公积金机构既缺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规模和专业，又缺少企业的客户导向、服务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忧患意识，提升服务水平于他们而言，绝非易事。

事实上，政府部门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和效益，与市场相比，存在着天然的劣势——这从我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可知。

在我国，多数人的住房需求要靠市场来满足，所以多数人的相应金融需求也可以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满足。如果政府真想给予群众住房上的支持，是不是可以通过补贴银行等金南京市白下区中山南路8号苏豪大厦22层

江苏中公教育：http://js.offcn.com/ 融机构来增加住房贷款供给，降低住房贷款负担，既满足群众住房需求，又刺激住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因此，公积金变“公急金”的套要靠立法机构和政府通过法治手段、市场手段来解，而且解得越快，就能解得越好，群众也就会越欢迎，越受益;党和各级政府的公信力也能更加深入人心。但愿，“公急金”在不久的将来能让我们不再纠结、不再着急。苏州公务员考试网:suzhou.offcn.com/?wt.mc_id=bk6352 南京市白下区中山南路8号苏豪大厦22层

第四篇：伦理价值观的失范

最近有几件事，折腾得很是热闹：被指涉嫌抄袭的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辞职；贵州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世杰被曝雇用枪手；新一轮张爱玲热。这几件事本身，都让人觉得怪怪的，好像还应该再往深处想一想。这一想，让我想到了伦理价值观。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长期形成的各种伦理观念。这些伦理观念不是平面的，也不是线性的。同一件事，因角度的不同，常常会出现两种以上的相互矛盾的伦理标准，于是就有了一个“谁管谁”的问题。一般来讲，当然是低阶位的伦理服从高阶位的伦理，但在实际上，对于究竟哪个高哪个低，人们的看法往往不一致，就形成了不同的伦理价值观。比如“孝”，本来是一个很高阶的伦理，素有“百善孝为先”、“以孝治天下”一类说法。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嘛！可是一旦遇到“忠”，就要打折了。皇上要用你了，主子要用你了，老爸老妈的事只能后搭搭。“义”的阶位稍低些，跟“孝”也比较容易“两全”，问题是就怕碰上“大义”，一旦碰上了，就有“大义灭亲”一说了。不过那个“大义”得弄对。当年儿子揭发、批斗老子，其实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那里面没有大义，连小义都没有。

高阶位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像“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一种“高标准严要求”。如果某人真能一辈子一闪念都不曾闪过，自应受到尊崇，但这种人即便真有也不多，更何况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同样应该受到尊重。但是，这儿又有一条底线，就是不能损人利己，也不能损人不利己。这种要求不高但却是做人底线的伦理，也是一种高阶位的伦理。

当作家，搞创作，有种种的写作伦理。对于一个有追求、有出息的作家来说，创新意识只是起码的要求。再降低一点，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应该不难做到。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初学者模仿模仿别人，一个江郎才尽的老作者重复重复自己，也不是多么严重的事。然而，不抄袭，不剽窃，却是写作伦理的底线。既然底线属于高阶位伦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作为越过这条底线的借口。

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底线又经常会受到挑战，尤其是受到某些话语强势者的挑战。郭敬明抄袭案就是一个彰明显著的例子。

2003年末，庄羽将郭敬明告到法院，诉称被告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了原告的《圈里圈外》。2006年6月，北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挺郭的一方，主要是郭的粉丝，一直没有停止鼓噪，一面支持“小四”，一面攻击庄羽。终审判决出来以后，郭敬明被判定抄袭成立，被告方支付了罚款和精神抚慰金，但是却拒绝道歉。这个“不道歉”激起了强烈的谴责声，但是――至少据我的印象――仍然高不过郭的粉丝们的支持声。然后，人们又看到了法律的边界――法院可以判令侵权者道歉，但是无法强迫其道歉。这也对。道歉本质上属于当事人的意愿表达，别人（包括法院）很难强迫，而且强迫出来的道歉也不是真的道歉。法院的办法是，“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刊登本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承担”。应该说，这是一种比强迫出来的假道歉更好的解决办法，相当于明白昭示那个当事人没有悔改之意，亦不失为对粉丝们的鼓噪一个有力的回答。

但是，最终决定天平向哪边倾斜的，是另一家机构。就在这之后不久，这个拒绝道歉、没有悔改之意的抄袭者，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此举同样明白地昭示出一种伦理价值观。从协会的性质看，这应该是一种官方的伦理价值观，或者说是具有实际社会影响力的伦理价值观。虽然它既不能代替所有协会会员个人的伦理价值观，也不能代替所有各省市协会的伦理价值观，在此之后，仍然有很多作家继续谴责抄袭者，而新疆作协更是毫不含糊地将抄袭者遥远开除出会。但是，无论是作为个人的作协会员，还是作为地方机构的地方作协，其实际社会影响力都是无法与中国作协相比的。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讲，一个没有悔改之意的抄袭者照样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意味着抄袭行为已不再是写作伦理的底线。如果抄袭者手里握有其他方面的筹码，仍然可以就此做一番博弈，输赢仍在两可之间。郭敬明就赌赢了。遥远则是赌输了的例子；或者如有的论者所嘲讽，“很少有抄袭的作家像他（遥远）这样倒霉”。

在这样的背景下，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被指抄袭一事闹腾得如此沸沸扬扬，就不免带上了一种怪怪的味道。

这事儿咱们从后往前说。最近事情有了结果，有报道说：“承德作协前任主席刘英被指新作《草叶上晶莹的露珠》涉嫌抄袭后，承德市文联高度重视，责成相关人士开始核实详情。调查人员分别对刘英、出版社等相关人士进行调查，文联调查人员发现，《草叶上晶莹的露珠》书中收录的文章的确与原作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承德市文联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关于刘英是否抄袭其他作者文章，‘现在也不好说，因为文联没有权力对是否抄袭进行认定’。”

看来承德市文联不仅高度重视，而且高度慎重，所以在最后表态时，还记得他没有“认定”权。美中不足的是，他忘了他实际上也没有“调查”权。当然，这里所说的“调查”权、“认定”权，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如果只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是不是抄袭其实很简单，因为《草叶》是本散文集，不像小说还可以抄情节、抄人物关系，散文要抄，只能抄文字，所以只要把相关的文字两相对照，应该一目了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刘英的抄袭与否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拿“有很多相似之处”打马虎眼。至于确定是抄袭之后，数量有多少，性质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难做出文学上的考量。

所以，这件事的怪异之处，就在于它本来没有涉及诉讼，却偏要拉开一副做大的架子，去做法律意义上的考量。这可真是一道奇怪的风景线：按报道中开列的名录，被抄袭者人数众多，健在者亦有多人，他们的作品被人抄袭，却没有一个人起而维权，倒是一些旁观者在那里义愤填膺抱打不平。那么，你既然想就这事儿抱打不平，就理应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情吧？像承德这样的“厅级”，它的“市作家协会”是怎么回事，该协会的会员是什么样的作家，它的协会主席是哪一级干部，是怎样的“文坛掌门人”，又是怎样产生的，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事实上，我看到过一篇文字，其作者说曾在网上将“刘英”百度了一下，发现在有限的几个条目中，除了说到她是承德市作协主席，开过什么会，在会上讲了什么话，并未涉及她有什么作品。可惜，该作者仍然只是将这些当作挖苦的材料，却没有想一想，虽然抄袭确实是很不光彩的事，但对于这样一个没什么像样作品行世的作者，有必要闹腾得如此沸沸扬扬吗？何况那本《草叶》根本不是正版书，只是买一个书号就可以“出版”十本那种。这种书根本进入不了市场，更赚不了钱。从常理上讲，确确实实没什么值得闹腾的。如果说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在拒绝道歉、毫无悔意的抄袭者郭敬明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后，人们既然对大抄郭敬明无可奈何，就只好拿刘英这样的小抄来足足地显示一下自己的正义感了。

刘世杰是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这个职位应是副厅级。他在一部“小说”上署了名，而且是惟一作者，但这部“小说”他没写过一个字，甚至没抄过一个字，完全是“坐享其成”。事情好像挺明白，但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它是个什么“案件”，就难说了。如果让法庭来判，未必多么难判，问题是和前一件事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人进行告诉。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说”是由“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是一个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你不署小说原作者的名，人家肯定不干。但是一个由电视剧改编的“小说”，署不署原编剧的名，很可能就不是“问题”，因为它有很多个编剧，而这些编剧们没人把那个据以改编为“小说”的剧本当作自己的作品，只认为自己干了其中派给自己的那份活儿，并且已经得到了该得的报酬。你看在那么多的议论纷纷、纷纷议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一句话提到谁才是这部“小说”的无可争议的作者！有报道说，“书的真正作者是女诗人言美芳”，也就是那位所谓被雇用的枪手。虽然我对言女士的很多方面都极为同情，但我仍然认为她只是个写作者而不是创作者，最多是个改编者。说白了，我们面对的是一部从流水线上“组装”出来的“小说”，一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创作者的“小说”。如果有谁真想有意义地闹腾闹腾，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闹腾一下的地方。当一部电视剧可以有很多编剧，却没有一个编剧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作品时，当一部这样的电视剧又被书商找来写手改编为“小说”，因而这个“小说”已经不存在确定的作者，以至电视剧的制作方觉得自己有权“指定”谁是作者时，我觉得――至少是在这部“小说”中――确实是“文学已经死了”。文学都死了，谁是作者还有什么可闹腾的？

张爱玲热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有人喜欢、很喜欢，有人不喜欢、很不喜欢，都正常。不正常的是“张爱玲热”――总是隔几年“热”一次，隔几年又“热”一次，每次都“热”不了多久，慢慢凉下来，然后就有人再把它炒热。依我看，一次又一次的张爱玲热，并不是真正喜欢她的作品的人炒起来的。张爱玲是个特点突出的作家，这些特点决定了她的价值，决定了她的局限，也决定了哪些人会喜欢她的小说，而这些人手里并不握有足够的公共资源，不具有把她炒热的能力。既有动机也有能力的，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是那些某种意义上的“知识精英”。两年前，借电影《色?戒》上映，一轮新的张爱玲热卷地而来。它几乎成为近二十年以来最热的一次张爱玲热，可惜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像炒家们估计的那么健忘，结果大热变成了大凉。两年以后，更新一轮的张爱玲热再次卷地而来，这次借助的是一部叫《小团圆》的长篇小说。跟着掺和的还有一部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倾城之恋》。掺和而已，从三万字的小说变成了36集的电视剧，里面还有多少东西姓张，已经是很难说清的事了。实际上，一次又一次的张爱玲热，本质上决不是对她早年那些作品的关注。那些能“代表”她、决定她的文学地位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地方，它们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以及有哪些不足，缺少什么，如果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到今天还搞不清楚，那么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没一个人还配活着。真正在那里来回“炒”的，不是张的这些作品，而是张本人的“行状”，说白了就是她和胡兰成那点事，最多加上那点事在她后期的作品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剩下了一些什么样的渣子。炒《色?戒》时如此，炒《小团圆》时仍然如此。炒《色?戒》时，《南方周末》发表了梁文道的《焉能辨我是忠奸》（2007年11月15日），它首先批评“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除了忠臣和奸贼，“再无第三条路”。然后引用德国在二战后清理“通敌者”的故事，谴责“一些没有什么天分”的人，借“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心态很阴暗”地“取而代之”。接着又引用加拿大的中国史学家的话，认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藏匿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的人究竟是好是坏，也“很难判定”，因为这样做“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经过这样一番弯弯绕，真是“焉能辨忠奸”了。连忠与奸都不可辨了，还有什么伦理价值观可言？最近炒《小团圆》，《南方周末》又刊登了对陈子善的访谈《张爱玲也许不高兴》（2009年3月26日），说“张爱玲被胡兰成连累了”，并质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说汉奸的老婆不能纪念，那汉奸的哥哥能不能纪念，鲁迅是汉奸周作人的哥哥，周作人是比胡兰成更大的汉奸，怎么可以开研讨会？”做此质问，居然还提到逻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先生真的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比如，鲁迅在周作人当汉奸之前就已去世，而张爱玲是在胡兰成正当着汉奸时成为他老婆的？

在对《小团圆》的炒作中，经常引用张爱玲自己的一句话：“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其实这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也正是张爱玲的一个死结。她在为《色?戒》辩解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中，说到王佳芝行为的心理依据时，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强调王佳芝对“表演”的痴迷，仿佛易先生的上钩，只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她还设置了种种其他的依据，例如“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再如把王佳芝及其同伙都说成是“羊毛玩票”，并非专业的特工；甚至还有个“远因”，即第一次在香港谋刺未成却枉失了童贞，以至“有点心理变态”。总之，张爱玲为了使王佳芝的行为有合理的解释，什么理由都可以用，连“心理变态”都用上了，惟独铁嘴钢牙死也不往“爱国动机”上说。原因很简单，一旦确立了王佳芝引诱易先生是出于爱国，那么最后的“捉放曹”就是叛国。“冰雪聪明”的张爱玲当然不会干这种傻事。说到底，《色?戒》只是一篇回避了国家立场的小说。它并没有为汉奸辩护，更没有歌颂汉奸。那不是张爱玲的动机。张爱玲的动机仅仅在于――为一个女人爱上一个汉奸寻找种种与国家立场无关的理由。

她不是不知道，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国家立场是“大义”，是伦理底线。她的刻意回避，恰恰证明她知道。这是她的态度，是她的选择。围绕张爱玲热所出现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对她的这种选择和态度，我们应持什么态度。而这些不同态度的分水岭，就在于伦理价值观中的伦理底线有没有刚性。这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但背后却是一个利与害的问题。强调伦理底线的刚性，对某些人显然不利；而对这种刚性的削弱乃至抹杀，则明显有利。

如果要找个人来和张爱玲比一比，为什么不选郁达夫？即便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做出最高的估价，也高不过郁达夫――再退一步，高不过很多吧？郁达夫的个人行状并非完璧无瑕，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国家立场毫不含糊，决非张爱玲那种含糊、回避可比。但是，我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张爱玲热，郁达夫热却是一回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就叫伦理价值观失范。

第五篇：2016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网络群众路线

2016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网络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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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是老百姓的一部分，老百姓在网上就意味着部分民意在网上。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一项民意调查，以前往往需要打印厚厚的一沓纸，要么让政府工作人员下去分发再收回，要么委托专业调查工作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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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 [权威论述] 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要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习近平

[原因分析]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的各项工作归根到底都是在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党的任何一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都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集众人之心为一心，聚分散之力为合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最大人心和磅礴力量。

„„ [当前现状]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和领导干部了解民情民意最直接、最快捷的有效途径，各地通过开设官员微博、开通市长信箱、与网民在线交流、设立民声专栏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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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措施* [参考对策] 中公教育总结，践行“网络群众路线”，首要是正视网上民意。无须讳言，部分领导干部对网络民意有抵触情绪。甚至有人把网民的批评，看成是“一小撮” 不法分子的别有用心。如此讳疾忌医，只能激化对立情绪，撕裂舆论、破坏共识。践行“网络群众路线”，就是要俯下身子，抛弃鸵鸟心态，正视网络民意、服务网民，进而形成共识，形成良好的官民互动，打造晴朗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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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素材* [标题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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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倾听网意，让网络群众路线走得好 „„ [开头示例]

1.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在哪，党的干部就要工作在哪、服务在哪。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兴起，群众开始逐渐由线下走到网上，积极拥抱“互联网+”，享受数字化生活带来的便利。面对世情、民情的改变，广大党员干部也要与时俱进，将群众路线走到网上。

„„ [结尾示例]

1.“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决定事业成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同心干，网上网下齐努力。顺应时代大势，走好群众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实现亿万人民的伟大梦想而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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