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程——春暖大地 解说词[范文大全]

第一篇：伟大的历程——春暖大地 解说词

大型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

解说词整理（2）

1979年1月1日，这里人们习以为常的炮声戛然而止，硝烟散去，台湾海峡恢复了平静。这一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炮击。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一天，中美两国首脑互致贺电，祝贺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1979年1月1日，同时发生的这些事情，在那个寻常的冬季，吹来让人惊喜的春风，铺排出波澜壮阔的新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同一天都有了气象不凡的新开端。

第二集：《春暖大地》

在人们印象里，北京大学定格了这样一道永恒的青春风景。三十年前，这番景象曾经在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心头迸发出勃勃生机。“书声动大地，春色满寰中”。走出“文化大革命”严冬的季羡林被刻苦求学的学生所感动，写下了一篇春满青春气息的文章，取名为《春归燕园》。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归，又回来了，就是要春永远保留在燕园里边。意思就是，希望美好和谐的生活，永远保留在我们13亿人口的大国中。”

走过严冬的人们，更懂得春天的美好。在当时的中国，许多人的人生春天正是从1979年开始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央领导全国进行拨乱反正。这项工作最主要的是首先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当时由胡耀邦同志具体组织下，先后对错误批判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知名人士作了平反，同时对社会上一批冤假错案也作了平反。”与此同时，党中央纠正了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错误，大规模地调整社会关系，农村中的地富分子一律摘帽，给予社员待遇。城市中70万户原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这些举措使上千万人的命运有了新的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有效地调动起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大地沐浴在春风之中，世界也开始倾听中国重新出发的脚步。

1979年1月，邓小平来到了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邓小平的到来，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旋风。美国政府特地租用了两架大型客机供记者们跟踪报道。美国主要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在肯尼迪中心，文艺演出结束后，邓小平走上舞台亲吻了这群演唱中国歌曲的美国孩子。在休斯敦，他对石油大亨哈默说：“你是列宁的朋友，你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们。我们也欢迎你到中国去。”无数美国人在近距离打量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同时，也第一次进近距离地看到了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朴实、从容、睿智。在出席一次外交宴会时，邓小平说：“我这次访问美国，肩负着三项使命：第一是向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情谊；第二是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三是同贵国的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出访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公开宣布向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经济建设经验，这在当时，一些人或许还不太习惯，有的或许还不相信，但这的确是当时中国迈出的坚实步伐。

事实上，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在中国南方，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正悄然打开（蛇口旧貌）。毗邻香港的深圳，正在发生着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这个渔村（深圳罗湖区渔民村）见证了深圳的成长。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称宝安县渔民村。村旁20多米宽的河对岸就是香港。渔民村原村委会主任邓志标：“那个时候我们渔民村是很穷的，一天只赚几毛钱，甚至有的几份钱。香港那边工资高，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天，物质上又是反差太大。香港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什么票都不用，没有办法，往香港跑了。”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时就说：“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个时候，新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的袁庚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时任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广东保安县蛇口公社要办一个工业区，建立一些工厂，引进一些外资，这样可以把香港的优势和国内的优势结合起来。国内什么优势呢？就是土地非常便宜，劳动力非常廉价、充裕，而香港呢，有资金有技术，有香港一套发展工业的管理办法。1979年1月6号打报告，当时我们要多少呢？要2.14平方公里土地。当汇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李先念同志非常兴奋。”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与会的习仲勋、杨尚昆等向中央汇报，提出多给广东一点自主权，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个想法得到邓小平的赞同，他建议出口加工区可以叫特区。他还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是一个没有先例的重大举措。“杀出一条血路”道出了改革开放、披荆斩棘、冲出重围的点睛之语。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特区”。半个月后，广东省开始起草《特区条例》，希望能依法办事，依法与国际交流。《条例》全文2000字，却十三易其稿，费时一年。广东省原省委书记吴南生：“这是社会主义以前没有的东西，没有立法我们不敢办，大家的意见要在全国人大通过才好。有些同志不大同意，说全国过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讨论过地方的法规，那么广东省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怎么拿到全国人大来讨论呢？我就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只是在广东办，所以叫广东特区。但是立法一定要全国人大立法，因为它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作了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这一天《特区条例》通过，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随后，几乎是奇迹一般，逃港的人群一下子少了。相反，开始有人从香港到还是一片荒芜的深圳来投资。百事可乐的香港总代表李文富当年就是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来谈项目的。深圳百事可乐原董事长何耀：“为什么一下子看中深圳这个地方呢？他（李文富）就考虑，中国人口那么多，而且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布的改革开放，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他要抓住这个时机，哪怕我们冒险他都要进来。”面向大海的深圳，从此创造了让全世界惊叹的“深圳速度”。深圳是一个窗口，从这里中国人看到世界，世界也看到了走向开放的中国。

当世界通过深圳感叹中国的变化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正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深刻变革，而且这场变革来得更早。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声重鼓室在广袤的农村敲响的。在这些整齐的徽派建筑（中国包产到户纪念馆）中，留存着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温暖记忆。走进这里，你就会了解了为什么30年前这里的农民会率先包产到户，勇敢地迈出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步。1978年9月15日，山南镇黄花村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悄悄召开会议，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点粮食度过饥荒。时任黄花大队党支部书记解绍德：“78年老天百日没有下雨，百年没有遇到这个大旱，田里庄稼禾苗都干死了，都能够点着火，庄稼之后没有收。在这种情况下，汤书记提出借地种麦，种保命麦。”社员们果然支持这个决定，立刻就来了积极性，当夜包田到户。第二天天还没亮，不用吹上工哨社员们就下地播种。

同属山南镇的小井庄听到消息后，在全村人员的支持下，干脆把地包了，先干一年再说。肥西县小井庄原会计李祖忠：“23号开始分，24号早上就不一样了，男女老少，除了一个老，除了一个小，整个上田里去了，都到自家田里去了。那样干，用刮子刮，那干劲非常十足。我们没有到十天工夫，那样干，就种了70亩小麦、30亩油菜。托老天一个福，什么福呢？下场大透雨，麦子绿油油上来了，非常漂亮。”

不过，包产到户这场及时雨却引来了争论的波涛。在山南镇的街道，在小井庄的墙上，一时间都贴满了大字报。一封状告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当人们还在争论不休时，1978年12月，同属安徽的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已经在这张大包干契约上摁下了自己的手印。这一更为大胆的举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后的岁月中，小岗也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象征。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安徽省原农委主任周曰礼：“常委会意见也不一致，说中央文件明确讲得清清楚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我们现在搞，不是和中央对着干嘛？他一言，你一语，意见统一不起来。万里最后讲话了：这些事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说明问题。所以他主张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即使将来山南公社因为包产到户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也不要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省委支持的消息一宣布，整个肥西县甚至其它各市县都动了起来。然而，随着这种做法的影响扩大，争论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

1979年3月15日，一份报纸发表了一份读者来信，提出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编者按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与此同时，有的地方甚至刷出大幅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民顿时忐忑不安，不知何去何从。5月21日，小井庄的李祖忠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通知，有领导来家了。李祖忠：“一听到讲上面来人，非常大吃了一惊，因为我是分田干就是违背政策，我们也知道。我就喊队长李树田，我们心里上下跳，浑身都出冷汗，走路也没有劲。”原来是区党委副书记张玉兰陪着省委书记万里和农委的领导来到了小井庄。陪同人员：“万里讲„怕什么？那不要怕嘛。你这里搞包产到户，是省委搞的试点，是我点过头的，省委常委集体决定的，即使将来搞错了，也没有你们责任。‟”

到1980年春，肥西全县9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大增，比上年增产13.6%，向国家贡献粮食是上年的3倍。里里外外一算账，的确天壤之别。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老师。1980年1月，安徽省委确认包产到户也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个消息迅速在全省引起轰动，但这毕竟只是安徽地方户口，还不能在全国通行。

1980年5月31日，一向尊重实践的邓小平表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个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的话发挥了巨大作用，农村的改革趋向逐步形成共识。

1982年1月1日，新时期第一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出台，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此后，又连续四年，发了四个1号文件，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在全国迅速推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段应碧：“事实上农村改革都是跟着市场的方向在前进。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它不仅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而且构建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个改革，大家都看清楚了，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改革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增强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画面。1984年10月1日，在庆祝建国35周年的游行队伍中“联产承包好”的五辆彩车特别醒目，这就是中国亿万农民心声的生动写照。这一年，全国99%的生产队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宣布：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那么，因为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农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农业的生产快速地发展，那么一方面给我们城市改革提供物质基础，二方面又让我们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有更大的信心。所以，我可以讲农村改革应该讲起来就是我们这30年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农民的创造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对干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还将继续创造，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

就在小井庄的人们忐忑不安地包产到户的时候，数百公里外的浙江萧山县一个叫鲁冠球的人创办的农机厂靠向农民提供一些小农具、农机小配件已艰难地生存了十年。万象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偷偷摸摸搞的。改革开放了以后，我们名正言顺了。”从1979年开始，无数像鲁冠球这样的农民办的企业在广大农村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当时人们或许还没有预料到，这类企业的迅速发展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在农村改革迅速推进的同时，城市里也涌动出新的气象。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老舍茶馆16天接待12位总统，2万多中外宾客。今天，老舍茶馆更像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高雅而亲切。但在1979年，它为解决就业问题应运而生的时候只是大栅栏一个露天摊点。那年，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各地政府面前，仅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城市，相当于当时中国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就业问题一下子变得异常严峻。为了扩大就业门路，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城市改革由此迈出了步伐。

1979年9月29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同志明确指出：目前在有效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有了这个依据，北京前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尹盛喜带着几个待业知识青年毅然辞职下海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当时诞生了老舍名剧《茶馆》的北京连一家茶馆都没有。尹盛喜女儿尹智君：“我父亲特别想干一番事业，那么，无论他觉得改革开放了，说下海了还是去游泳了，应该不应该能够成功，其实谁都不知道。可能他自己暗下了一种信念：一定能够成功！”当时的待业青年王建辉：“刚一来我们没有想说在这儿长期待，先待一段，待一段完了有正式进工厂、进商业这些渠道，你就走你的了，最起码不在社会上游动。这样，你每天上班，每天去卖东西，有一定的收入。”

尹盛喜们硬是从大碗茶里干出了名堂。1988年底，他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第一家京味茶馆——老舍茶馆。一曲《前门情思大碗茶》更是将大碗茶的传奇传向了五湖四海。今天，老舍茶馆还保留着大碗茶的传统。碗还那个蓝边的碗，价也还是那个两分的价，30年来，它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脉搏共同跳动。

1979年，全国乡尹盛喜这样的个体户有31万人。1981年，中央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明确指出：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就在这一年，全国个体户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一个自称“傻子”的人给人们出了个不小的难题。安徽芜湖炒卖瓜子的商贩年广久把自己的商品取名为“傻子瓜子”，销量大增。1981年，他开始请一些待业青年作雇工，有人一数竟有12人，问题出来了。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说的要雇到八个人才能称为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数量上表现为突破了。两个、三个、七个、八个，你不讲马克思讲八个人是一条界限吗？过了八个人就变成资本主义经济了。那现在个体经济是不是性质变了？突破八个人，那就不能让它发展了，再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了。那么，当时这种思想观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傻子瓜子”的事情传到了邓小平那里，他明确表示：“雇工问题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 „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社会主义吗？”这段话后来上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的话保护了年广久，也推动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起步。如今，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也发生了革命性飞跃。而当年开创者们尊重实践的思想方法至今仍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当个体私营经济逐渐被人们认可的时候，国营企业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在改革开放之初，最有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已经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包袱！”后来人们用 “乔厂长”来称呼那些推进改革的企业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乔厂长上任记》，它应该说是以文学的这种方式，高度地概括和反映了那个时代历史的呼声和人民的心声。所以，应该说特别是对企业，当时迫切需要企业的自主权的问题。它提出来，而且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种解答。”

1979年，以首都钢铁公司等八家企业为试点，国有企业改革拉开了序幕。当时改革的关键词是“放权让利”。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有效增强了国营企业的活力，一些国有企业也迈开了开放引进的步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演绎自己的序章。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宝钢建设78年就开始了，生产钢铁1600万吨了，大大超过了我们当年的预期。我觉得不仅仅是建了这么一个世界一流的顶尖级的钢铁联合企业，更重要的是宝钢的引进开创了我们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不断推进，原有政治体制中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了现行《宪法》。这部《宪法》经过几次必要的修正，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正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时期之初，政治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1年，根据陈云的建议，中央专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部署选拔年轻干部工作。邓小平：“真正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这一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否则我们搞„四化‟会只变成喊口号的。老同志要让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要选拔年轻干部，必须首先解决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中央顾问委员会原秘书长李力安：“从党建立一直到28年的革命，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当时大家都革命到底，中途有人假使回了家，叫做中途妥协了，要批评，革命不坚定。因此，思想上都准备是干到停止呼吸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说道60岁退下来。那么，党就及时地提出了离退休制度。这是一种形势发展实际的需要。”1982年，中央颁发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一年，3万多名老干部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刚刚恢复领导职务。这些革命的老功臣，以令人尊敬的方式为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做出了贡献。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20世纪80年代初，这首风行大江南北的歌，展示出八十年代新一辈的进取胸怀，传达出改革开放的精神基调，明快而自信。

然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错乱现象在社会上并没有完全消失，加上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不良思潮的冲击，一些人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现了彷徨与迷茫，更有一些人开始趁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此，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表示：“我今天要说的四条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后来被人们称为立国之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有了“四项基本原则”，但历史是非的清理还没有结束。此时，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我们党的面前，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怎样告别过去，更关系到我们如何开辟未来。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一见面就向邓小平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永远保留下！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的一生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事实上，在回答法拉奇问题的时候，中央正在组织起草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从79年12月开始起草，在起草过程中，四千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当时讨论当中意见众说纷纭，很多意见，特别是集中在了对毛泽东同志怎么看，然后发言很踊跃，慷慨激昂，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谈到激动的时候是声泪俱下。小平同志知道以后，非常明确地讲：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整个决议与其不做。这说明他对这个决议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而且很坚定。”邓小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大。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历时19个月，经7次修改后，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解决了历史的遗留问题。中国描绘未来的蓝图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针对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国情，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目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与老百姓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对这个问题好奇的不仅仅是中国人。1979年底，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访的时候，径直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这个问题使邓小平陷入了沉思。时任翻译王效贤：“小平同志当时想了想就回答，„你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美元，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金。所以我想，比如说我们用20年的时间，我们翻两番，那时候我们就是人均1000美金，那就是你们现在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的人口是你的十倍啊！这样我们的总量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了。尽管我们还很穷，人均还很低，但是我们有着这样的总量，我们就可以做点事了，就可以在世界上也做点贡献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国民生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可以吃饱穿暖。‟他说，„我呢，就把这个叫做小康‟。” “小康”这一家喻户晓的概念，人均1000美元的数字让中国人真正明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也进一步拉近了现代化目标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任何理论，任何目标，只有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确立“小康”建设目标，使全体中国人感到道路就在脚下，希望就在前面。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这次大会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分两步走，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正是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致词中，邓小平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几十年来的艰辛奋斗得出了一个震古烁今的历史结论。邓小平：“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江流：“中国现在是13亿多人的大国，哪一个地方的经验简单地搬到中国来都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这30年的历史经验就可以看出，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成为凝聚全国各民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旗帜。一条通衢大道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了领导中国人民在这条大道上顺利前进，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次大会实现了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大会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达到211名，其中包括当时担任电子部部长55岁的江泽民。9月13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与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见面，并一一握手。他们当中最年轻的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担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的胡锦涛。

第二篇：春雁飞回大地暖散文

【春回雁来】诗：春来大地暖，雁叫声声甜。追思入夜梦，悠然回故乡。

【春回故园】诗： 春回大地人间暖，雁来冰河波光闪。清风化雨万物新，故园一派好风光。

【一】

大雁飞回，春天来了。在外的游子，看到此景，都会想到儿时站在故乡的田野上，沐浴着温暖的春风，仰望着春雁飞回时，那高兴的心情和美好。

耳听雁叫声，脚淌碧水中。和小伙伴们一起开心叫喊：雁来了，雁来了。春雁回来了，春天回来了。呵呵呵呵。。。

无忧无虑的童年远去了，嬉戏玩耍的伙伴远去了。可那一幕幕美好的童年生活，那一个个熟悉的故乡风物，只能在梦中去追忆了。

【二】

飞回的春雁啊，你们又勾起了我对故乡的向往，对童年的思恋，我远在天边，曾历经尘世的苦难，可始终把故乡装在心间，忙里偷闲，总会把美好的故乡遥望。总会望着你们远去而悲伤，看着你们归来而欢喜。

遥想那孩童时代，我看着你们走南闯北，不停的飞翔。喜爱求知的我，总以为你们见多识广，一定能告诉我这个世界的模样。然而，你们总是那么行程匆忙。转眼间便消失在那蓝天白云之间。

失望中，我曾娇嗔的哭喊，可怜的奶奶，只好把我拥抱在怀间。用她那干枯多皱的脸，去抚慰我这天真无知的心房。用她那优美动听的故事，来构筑我，一个又一个新的梦想。用雁来雁去，始终追随春天的热望，来鼓励我要坚强勇敢，心胸要像蓝天般宽广，大雁才会飞进我求知的心田。我明白了：心中装有春天，人生才会远离寒冷，永远与温暖结伴，生活才会充满希望。

秋去春来，一季又一季；

雁来雁往，一年又一年。

我随着秋去春来的日子，在坚强地成长；我合雁来雁往的节拍，在奋力地飞翔。成长中，我不仅尝到了生命的甘甜，也体味到了生存的艰难。飞翔中，我饱受着岁月的风霜，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我从来没有停止成长，也从未放弃过随雁飞翔。我很自信，也很浪漫。头顶是白云蓝天，身下是大海高山。无边的草原，送来悠扬的歌声，为我壮行；浓郁的森林，散来清幽的芳香，沁我心灵。离不开的是阳光，舍不掉的是同伴。黄昏里，我在寻找爱的殿堂，晨光中，我又去启程飞翔。我懂了：爱自要先爱人，同心同行，生命才不会感到寂寞孤单，遥远的路程，永远少不了与自并肩同行的战友。我明白：路途遥远，每一程都充满艰险，只有携手结伴，才能有望到达那春光明媚的地方。

【三】

忘不了，故乡的小石磨；忘不了，故乡的大槐树；忘不了，奶奶暖和的那件旧棉袄；忘不了，爷爷垦荒的那把铁镢头；忘不了，爸爸的破草鞋；忘不了，妈妈的慈目光；忘不了，池塘边招摇的野花草；忘不了，课堂上调皮的小伙伴；忘不了，熟悉的上学路；忘不了，昏黄的小油灯；忘不了，闲聊唠嗑的老邻居；忘不了，温暖舒服的小土炕；忘不了，纸糊的花窗户；忘不了，院里的甜水井；忘不了，那座朴素的小木桥；忘不了，那条清澈甘甜的老河水；忘不了啊，祥和安宁的小村庄；忘不了啊，果实飘香的大果园。忘不了啊，我离家时亲人的嘱咐叮咛，泪湿衣襟的深情；也忘不了啊，雁回我去时，故乡那依依的杨柳，清清的河水，柔柔的微风，悠荡的白云，明媚的春光。

我的亲爱故乡啊，你永远是我最真的梦，你永远是我生命的根。我热爱的故乡啊，我带着你浓浓的乡音，带着你甜甜的亲情，在雁去雁回里，迎着人生的风风雨雨，一程一程的寻找着美丽的风景。累了，望望故乡路，苦了，想想故乡人。喜了，让雁送份家书。为梦，青春离家。为梦，老来归家。追求的目光里永远透着故乡爱，故乡的山水永远牵着游子的情。我难忘的故乡啊，你何时才能再回到我的梦里来！

【四】

高飞的春雁呀！我心中敬仰的朋友。你们与大地同在，你们与白云同行。你们是我生活的希望，你是我心中的向往。谁和你们结伴，谁的心中就会永远是春天。谁就会把自己的童年，故乡和向往，永远紧系在这广阔无边的蓝天。

第三篇：党史：伟大的历程——历史转折 解说词

大型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

解说词整理（1）

一个时代的精神，常常凝聚在它的代表人物身上。200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四川广安，为刚刚落成的邓小平铜像揭幕。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邓小平铜像”五个大字。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向一位伟人，一个伟大的时代致敬。30年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尊重人民愿望，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并和人民群众一道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今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在这里瞻仰伟人风采，他们仿佛是在寻访历史的踪迹，解读历史的真谛；又仿佛是在汲取历史的智慧和勇气，牵连从昨天走到今天的历史逻辑。

第一集：《历史转折》

讲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常常要从这样的场面开始。1976年10月，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从首都北京敲到了全国各地，整个中国被喜庆和狂欢的氛围所笼罩。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场浩劫终于过去。一位参加过当年庆祝游行的亲历者，多年后仍然保持了这样的记忆：“那一天我和剧院的同志们一起参加了游行，等到回来的时候发现食堂已经准备好了饭菜，还备了酒。那天后来才知道，好多单位都准备了酒。我这个人平时不喝酒，可那一天很多和我一样不喝酒的人也都举起了酒杯，心里高兴啊！那一天，我就即兴借着酒劲说了几句诗，大家听了都说好。这诗写得好！把它编成歌词吧。于是呢，我就连夜整理了一下，把它写成了歌词寄给了施光南，请他谱曲。”

曲作者施光南久积于心的激情喷薄而出，吐出心中的旋律：“今天啊畅饮胜利酒，明日啊上阵劲百倍，……”（歌声起）这首起名《祝酒歌》的歌曲很快流行开来，成为难忘的时代旋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洒热血和汗水”歌词表达出了当时人们共同的心声。实现现代化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旋律，即澎湃着时代的精神，更浓缩着历史的情怀，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最热切的期盼，是几代人奋斗牺牲的不懈追求。

1949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从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基本建立起来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那时建设的重点企业，有些至今仍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背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1970年，中国第一颗卫星发射。）以 “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更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中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为了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1957年2月，他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西子湖畔的丁家山有这样一方幽静的空间。1959年冬天，毛泽东来到这里，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专门研究一本苏联的著作，这就是毛泽东当年阅读过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一次读书小组的讨论会上，毛泽东拍着这本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要认真地读一读，深入进去，边读边议，想一想我们自己身边的事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逢逄先知）：“毛泽东他所说的的身边的事情，当然是中国的事情。读了以后，他发表了很多意见，甚至还有批注，总数大概有10万字。这应当说是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理论，重要的思想。”带着对中国前途的思考，毛泽东在读书小组度过了自己的66岁生日。

第二年早春时节，毛泽东的专列又出发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逢逄先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经讲过，他说：„我们现在今天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的我们把它做起来。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就做这件事。当然，中国要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所以，邓小平这几句话就很好地揭示了改革开放和毛泽东那代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历史联系。”

毛泽东那一代人的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并非易事，探索一条前无古人的发展道路，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一搞就是10年，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当中，现代化的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文化大革命‟ 开始以后，1967年、1968年、1969年生产一个劲下降，（周）总理1970年直接来抓，生产好像上来了一点。1973年底„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这一下子1974年生产又下去了。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抓国务院的工作，生产又上去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生产又下去了。所以，这十年三起三落。”

重庆炼钢厂有两台清朝末年从英国引进的蒸汽式轧钢机，1978年，一位日本记者访问重庆炼钢厂时惊奇地发现这两台100多年前生产的设备居然还在使用。日本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以为标签的年代写错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1966年到1967年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我们党给我们国家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在广大的农村温饱问题仍然困扰着无数农民。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渴望告别过去，迎来新的变化。然而，告别过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巨轮在惯性驱使下继续在过去的轨道上运行着。1977年2月7日，那个年代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两报一刊”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做《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怎样才能打破旧的思想束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找到一条发展的新路呢？1975年，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大刀阔斧地主持整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再次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1977年3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尽管他们的提议被从简报中删去，但这一消息却不胫而走，引起强烈反响。几个月后，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在政坛沉寂已久的邓小平出现在一场足球赛的看台上，这一刻，欢呼的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以后的岁月，中国的命运将和这位容光焕发的老人紧紧连在一起。人民的意愿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人们期待着邓小平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变化，而此时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则冷静地思考和寻找着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文化大革命”期间，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蓬勃展开，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大大落后了。当时，美国有科研人员120万，苏联有90万，中国只有20多万，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科教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对于中国的科技教育现状，邓小平十分忧心。中国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严建琪：“1977年5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恢复工作，就对中央的两位同志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气力，那么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决定从科技教育入手推动拨乱反正的展开。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一批学者强烈要求中央下决心恢复高考。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我讲了以后呢，邓小平同志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今年恐怕来不及了吧？‟他说完了以后，我们就说今年还来得及。虽然招生会议开过了，但是还没有正式开始招生，所以只要下决心还来得及。我们跟他说，假如是一年早一点纠正过来，就是关系着几十万人的问题，这样一个情况。那个时候我记得，刘西尧就坐在小平同志的边上，当时小平同志还是考虑今年是不是来不及了。”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我讲要是推迟开学呢？今年也还可以。小平同志听了这话（说）好，那就决定就从今年恢复高考。他当时就拍板了。”

邓小平一锤定音，中断11年的高校招生制度得以恢复。由于新的招生制度10月才能批准，197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新生于1978年2月前后入学。1978年春天，全国有27万新生步入了大学校园。这一政策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改变了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被耽误了的一代人圆了自己的大学梦，青春、热血、责任和希望，在他们心中激荡。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当时学子们的共同心声。给这些学子们带来人生春天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30年后的今天，这些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莘莘学子，已经成长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坚。七七级大学生、现任中青网总经理刘学红：“30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当时恢复高考是中国历史转变的第一声春雷。它不仅改变了我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当时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的命运。现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能像当时恢复高考这样具有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的这种象征性意义。”

当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美好生活愿望的时候，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邓小平有着更深的思考，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把人们的思想从过去“左”的教条框框里解放出来。1977年11月18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旗帜鲜明地肯定了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对象。知识分子的形象由此发生变化。1978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此前默默无闻的数学家陈景润因此成为了全中国最为轰动的新闻人物。人们从他的奋斗和追求中捡拾起失落太久的理想，感受到知识的力量，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可敬和可爱。

这一年的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人们从各种媒体中又看到了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邓小平：“科学和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段对于知识分子的公正评价激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一听说科学大会可以来参加了，到北京来参加会，你想再听到小平同志那样讲话，心里头能不受感动吗？（那时候）离科学太远了，今天一下忽然间有了机会回来了，说老实话，我跟你说这是现在想起来都有点热泪盈眶。”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宋健：“1978年3月召开的那次全国科学大会，对当时的全国人民来说，特别对科技界、知识界来说，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联系起来，这的确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以后不久，小平同志又加了一句，说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实现现代化，我们要搞现代化，首先要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搞起来。”

欢聚一堂的科学家们切切实实地体会到春天来了。（恢复上映的影片《洪湖赤卫队》）与此同时，文学艺术领域也开始复苏。（恢复上映的影片《早春二月》）这些久违的艺术作品仿佛一朵朵重放的鲜花进一步唤起了人们（恢复上映的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思想解放的渴望（恢复上映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短篇小说《班主任》、《伤痕》等一批作品，展示了“文化大革命”烙在人们心里的创伤，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从触摸伤痕到反思历史，文学创作感应着思想解放的脉搏。人们透过文学来感悟时代，是在用特殊的方式与过去告别。

要彻底告别过去，还必须从根本上把人们的思想从“左”的理论框框里解放出来。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修改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锋芒直指“两个凡是”。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宣传唯物主义，就是宣传实践第一，就是宣传实事求是。那么它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对待 „文化大革命‟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所以这就为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武器。”这篇理论文章一经发表，迅速在全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哲学命题。为什么对这么一个最基本的、最普通的哲学命题进行讨论？而且还石破天惊地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呢？实际上是为了推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为了把全党、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争论不断升温引起邓小平的高度关注。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此后，他又多次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驳不倒，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

1978年9月，争论最激烈的时候，邓小平开始了著名的东北之行。他先后到了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一路上，他动情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希望全党的工作重点能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实现这个转变，东北之行，他谈得最多的是解放思想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他这一次就是到处点火，一路上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强调思想僵化就不可能搞现代化建设。他认为实事求是很不简单，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他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与此同时，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发表谈话、文章或通过其他形式，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当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迅速走向深入。到1978年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和部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先后通过报纸公开表明了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立场和态度。

1978年6月，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通过卫星录播了第十一届世界杯决赛实况。通过小小的足球，人们开始放眼全球。人们第一次实时地感受到了世界性的竞争，看到了世界的脚步。1978，年世界也开始感受中国的脚步。这一年，中国政府派出了好几个代表团赴国外访问和考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等五个国家，参观了众多的工厂、矿山、港口。这个代表团后来被称为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先遣队”。西欧的高速公路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这样30多米宽，车速在80、10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当时的中国连一公里都没有。将目光投向世界的中国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冲击。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那个时候我们管经济工作的，看看国际的形势，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觉得我们不发展得快一点不行。”

从这年9月起，邓小平开始频繁地出国访问。两个多月内，他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六个亚洲国家，对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经济开始起飞的情况有了亲身的感受。

这是一幕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情景：邓小平乘坐的是时速210公里的日本新干线高速列车。记者：“怎么样，乘新干线以后有什么想法？”邓小平：“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更合适坐这样的车。”在神奈川的一家汽车制造厂，邓小平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居然比当时的一气高出几十倍。他感慨地说：“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后来他解释说：“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中国应该怎么办？”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会前，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会议先用三天的时间讨论1979年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次会议本来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一个例行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但是，一个看似意外的发言，却改变了会议的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冲：“当时的报告是农业学大寨的问题，结果第二天就没人听了，被他们这几位老人给批掉了。报告还没讲完，就让陈云同志给轰下台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原来呢，实际上这个会就是按部就班讨论农业问题的决议。陈云一讲以后呢，就向思想路线问题、政治路线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来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建议引起强烈反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慕华：“那么，你不平反这些冤假错案，不把他纠正过来，人心不顺，你就达不到安定团结的目的，因此，你就没有办法来搞经济建设。”历史转折的来临，有时看似不经意，其实背后已经承受了蓄势已久的推力。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则中国就没有出路；不真正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原定半个月的会议，一直开了36天。在激烈的争论中，一些曾被视为禁区的问题，一些最敏感的话题摆上了桌面。会场内惊雷阵阵，会场外也不平静。

一名叫宗福先的上海普通工人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正在上演。（话剧《于无声处》片断）话剧讲述了1976年，一名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青年遭到“四人帮”通缉的故事，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痛恨和对“两个凡是”的蔑视。《于无声处》片断：“党心、民心不可侮，于无声处听惊雷。”11月14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210多名代表也集中观看了这出话剧。当天，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对这次会议应该作怎样的总结？应该怎样引导人们面对未来呢？这是会议结束20多年后才被人们偶然发现的邓小平的一个讲话提纲。（讲话提纲原件）三张16开的白纸，400字左右，邓小平亲笔写下了提纲。看来，这次讲话在邓小平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邓小平：“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本来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这一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与持续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只开了5天，顺利得令人吃惊，仿佛瓜熟蒂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次会议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选举他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这次会后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我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历史常常在曲折中寻找方向，经过失误开辟新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灾难，但也正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为中国的历史转折，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善于总结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这样把曲折当作财富，在反思中抓住了机遇，确立了未来的方向。

1978年12月22日，白雪消融，空气新鲜，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们都是那么的严肃和认真，因为他们知道，在做出了重大的抉择之后，中国的未来依然任重而道远。

30年过去了，镜头中的这些人今天大多已离开了我们，但历史将永远记住正是他们和人民群众一道推动和实现了这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四篇：《伟大历程》观后感

观看了《伟大的历程》，作为一名大学生，看到祖国历经的世事沧桑感触颇深。艰难险阻让每一个中国人成长，也让日益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虽然过去我们有过悲伤，但中国人是自强不息的，通过自身的努力，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刻画了属于中国的一个个光彩篇章。

眨眼间，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已经经历的风雨60年，然而回过头看那旧中国的屈辱史，不仅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迅速腾飞而感到自豪。随着影片镜头的一步步转换，让我看到了近些年祖国的一次次伟大时刻。有悲伤，有喜悦，洗涤我的灵魂，让我感受到一个热血青年的历史使命。

当南方纷飞的大雪阻断了返乡人民的脚步，党在第一时间果断做出行动，畅通被大雪阻断的道路，同时安抚好各地的旅客。让我们看到了党实实在在为民解难，体谅人民之所急，解决人民之所困，感受到了党是广大人民坚强的后盾。然而阻碍中国人民前进步伐的困难又源源不断。时间停留在2008年5月12日，这是一个举国哀悼的日子，这是一个举国悲痛的时刻。大自然的无情，让四川同胞承受着地震带来的巨大破坏，无数的同胞在这场浩劫中失去了生命。然而坚强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因此退却，反而凝固了坚强的信念，与困难抗争，解救人民，在困难中爬起，重建美好的家园。可以看到，在这场百年一遇的灾害中，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民族。人民子弟兵迅速奋战在救灾抢险的第一线，可爱的人民纷纷伸出援救之手，为受灾群众奉献爱心。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叫中国加油！

艰难险阻让每一个中国人成长，也让日益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虽然过去我们有过悲伤，但中国人是自强不息的，通过自身的努力，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刻画了属于中国的一个个光彩篇章。还记得去年那个激情的夏天，中国人终于梦

圆百年奥运。给世界人民奉献了一场空前的体育盛宴，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多少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连去参加一届奥运会都是一种奢望，然而今天，我们不仅成功举办了奥运史上最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而且获得的金牌数也历史性的突破得到了第一。不得不说是国家的强盛造就了现在辉煌的成绩，也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勤奋。可以看到中国在各个领域内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成就，让无数的中国人民为之喜悦。神七升天，让浩瀚的太空第一次留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当看到中国的航天员走出船舱，挥舞着五星红旗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动的为之流泪。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背后是多少人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也看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迅速进步，在高科技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切都是党领导伟大的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一个个丰厚硕果。

作为一个学生，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看到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感到身上的担子也逐渐变重了。有如此自豪的国家，现在的我们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为人民服务，更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付出自己应尽的责任。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伟大历程.

（伟大历程）共同理想铸民魂——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新华网北京７月２日电（记者李兴文）以往提到青岛，人们只会想到迷人的海滩、清爽的啤酒。如今，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又多了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微尘”。

“微尘”，起初是一位青岛普通市民数次捐款时的签名，在其爱心感召下，越来越多投身公益事业的热心人都留下了“微尘”的名字。如今，“微尘”逐渐成为一个关爱他人的爱心符号，以此命名的募捐箱、徽章等走进了青岛的大街小巷。许许多多类似“微尘”的行动，汇集成我们时代的共同价值追求。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翌年６月２５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说，在总结近年来思想道德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观点，并首次将其写入具有指导地位的中共中央全会文件，这是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的重大创新。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党提出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和体制。与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和体制相适应，必然有一个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是维系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指引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旗帜，鲜明地亮出这面旗帜，就是要昭示人们，不论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不论人们价值取向发生怎样变化，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能动摇。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其

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使人们知荣弃耻，褒荣贬耻，扬荣抑耻，为全社会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和规范。

陈胜华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很明确、很具体，就体现在社会成员的具体行为中，体现在现实生活里，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这种场面令人动容：共产党员、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扎西达通村第三社社长才哇的三位亲人在玉树地震中失去了生命，他却顾不上掩埋亲人的遗体，在震后的十天里，这位康巴汉子，不顾危险四处救助受伤群众、卸救灾物资。他说：“大灾面前就要舍小家、顾大家，尽量帮助更多的人”。

——这种美德令人景仰：辽宁鞍钢矿业公司普通职工郭明义几十年如一日将奉献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捐款１０多万元，资助了１８０多个孩子；坚持２０年无偿献血挽救他人生命。他执着的无私奉献激发了身边５８００多名鞍钢干部职工和普通市民的爱心。２０１０年，他的事迹广为传颂，被誉为“新时期的雷锋传人”。

——这种壮举令人感怀：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１日，江西省宜春市伯塘街一处民房起火，幼童被困火海，谭良才和王茂华翁婿二人挺身而出，先后３次冲进火海，救出５名被困儿童，被救孩子安然无恙，但王茂华全身烧伤面积高达９８％，谭良才烧伤面积达８５％。因伤重不治王茂华献出了年仅２７岁的生命。

一个个道德模范，一位位时代英雄，他们倾心播撒奉献爱心，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起一面面引领社会风尚的旗帜，他们用大爱善举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从２００７年以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两次举办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在两届活动中亿万群众踊跃投票，评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共１０８名全国道德模范和５１６名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从２００８年５月起，中央文明办在全国广泛组织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民、群众在熟悉的人群中推举好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好事，展示和评议“身边好人”先进事迹。目前全国各地已推荐先进事迹１．８万余件，有２９４０位“身边好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吴孟超、张云泉、吴天祥、王顺友、李素芝……虽然他们的身份不同，经历各异，但他们的事迹都让人感动。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种理想，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从不同角度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谛。

一名网友深情写道：“善行不分大小，好人不分长幼。好人的美德已深深扎根于社会，植入了我们心田。”

从小事做起，从小我做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