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国企改革方案已征求意见 涉逾2万亿国资

第一篇：山东国企改革方案已征求意见 涉逾2万亿国资

拥有逾2万亿国资的山东国企改革有望破局。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山东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已经征求意见，而两份涉及国企改革中职业经理人选聘、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问题的文件已经印发相关企业。

探索建立股权激励机制

山东国资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山东省市两级国资监管机构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1440亿元，其中省管企业资产总额12906亿元，占到山东国资总量的六成。

然而在这个以大煤炭、大钢铁、大有色著称的经济大省、国资大省，国有企业特别是省管企业在经历了多年高增长后却面临业绩滑坡的尴尬局面。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历史数据发现，2011年山东省管企业实现利润494.61亿元；2012年山东省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6亿元，同比下滑超过50%；2013年实现利润109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6亿元，同比下滑54%。从利润大幅下滑原因来看，主要是省管企业产业布局问题，传统产业比重大，煤炭、黄金、钢铁等资源类企业效益不佳，特别是煤炭和黄金等资源型企业产品价格大幅下滑侵蚀利润。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在山东代表团开放日回答中国证券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山东国资结构在分布上还不太适应现在形势的需要，能源、原材料、重工业领域以及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比较多，面临环保、民生压力，所以这类国有企业必须进一步调整。

针对山东省国资改革方向问题，郭树清以两个“能不能”给出了答案，即高管人员薪酬、普通人员的薪酬能不能和市场化的企业有同样的竞争力，鼓励技术进步、鼓励创新方面能不能有同样的激励机制。

在选聘职业经理人和股权激励上，山东已经开始尝试。据了解，山东省近期下发的《关于开展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契约化管理的试点工作的通知》已明确在试点单位授权董事会选聘职业经理人。《关于山东省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有关问题的通知》则明确了股权激励的相关条件，如在公司治理上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应达到一半以上，薪酬委员会全部由外部董事组成且主任委员由薪酬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士担任；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的负责人在上市公司兼任职务且拟参加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兼任职务应满两年，且母公司总资产证券化率70%以上。此外，该通知还明确了股权激励对象、方式、股票来源、授予价格、业绩要求等条件。文件还明确，如因通过增发新股方式进行股权激励导致国有股失去实际控制权的，不得实施股权激励。

就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问题，山东省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张超超此前曾表示，将健全省管企业科技人才激励机制，选择几户高新技术型权属企业开展创新团队技术入股或创新收益分红试点。

加快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

根据山东国资改革工作安排，2014年将加快省管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步伐，积极推进整体上市或主营业务整体上市，引入各类社会资本参股企业,研究省管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参股的方式方法；逐步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开展企业经理层契约化管理试点；深化企业用人和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

山东一国企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山东按照会议相关精神起草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文件，并已经征求意见。全国人大代表、鲁商集团总经理凌沛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山东正准备出台一系列操作办法，把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国有企业变成国有不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体，同时引入诸如职业经理人、期权制度等各种激励措施。

据悉，山东省提出2014年将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公共服务领域、重要资源性行业、战略性新兴行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集中，引导国有资本从部分产能过剩领域退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集中；全面落实亏损企业三年治理方案，大力清理低效无效资产。

一向被市场认为管理较为严格的山东国资监管方式也将有所改进。山东省明确，2014年将开展新一轮清理审批核准备案事项，到2014年底比目前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办理时限缩短三分之一以上。

第二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1会议简介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于2013年12月17日在上午举行的上海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作会议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即“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以下为本社在会议现场获得的文件全文。

2会议背景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主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党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领导，营造鼓励改革创新的良好环境，推动国资国企成为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力量，现就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3会议内容

一、进一步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一)重要意义。上海国资国企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对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对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也具有积极影响。近年来，上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全力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国资监管体系基本确立，国资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国有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国有经济实力得到增强。

但是，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动力和发展活力仍需进一步增强。当前，上海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和新型发展的新挑战，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上海国资国企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抓住国家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机遇，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动上海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坚持提升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内涵发展、和谐发展，为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坚持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为着力点，以推进开放性市场化重组为途径，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国有经济整体竞争力，促进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繁荣，实现上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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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境外国资已超12万亿 国企管理层腐败导致巨额损失

境外国资已超12万亿 国企管理层腐败导致巨额损失

现状篇·境外国资已超12万亿元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称“央企境外资产基本上未进行过国家审计”。由此一石激起千层浪，诸如“海外国资究竟有多少，近年来发展速度如何？国企海外风险该如何防控？这些资产究竟该如何审计和监管？”等问题，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国资报告》编辑部历时近一个月查阅相关资料，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的分析和研究，并联系了相关部门、涉外律师事务所及关注国企境外资产的专家学者，对以上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答。

据《国资报告》记者调查统计发现，目前，境外国资总量已不少于12万亿元。一方面由于境外国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着复杂性，因此，也就不断有国资流失的案例发生。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向更深层次推进，我们相信，中国的境外国有资产必然会更加庞大，可能被侵蚀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必须从现在起着手系统地构建针对境外国资的常态化监管机制，以有效防止境外国有资产流失。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广泛参与国际国内两种市场的竞争。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更是成为中国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已经逐步进入国际化发展时期。

比如，近年来李克强总理力推的“高铁外交”，不仅促成了南北车合并成中国中车，也将中央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更多的国有资本将“出海”。而与我国国企国际化发展相伴相随的，是境外投资的风险与监管难度与日俱增。

2015年，国务院国资委将“深入开展国际化经营”列为七大重点任务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服务国家战略，加快优势产业‘走出去’步伐，探索创新‘走出去’模式，注重防范国际化经营风险，探索国际化经营规律”等。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通过日益频繁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等方式，形成了巨额的境外资产。尤其是自2009年之后，大量国有企业前往国外“抄底”，境外国有资产增长更加迅速。

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编著的《中国500强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1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总额约3.25万亿元。此后的“2012、2013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分别为3.82万亿元、4.5万亿元，以接近17%的速度增长。

到2012年年底，中国海外资产最大的47家央企，海外资产总规模已经达到3.8万亿元，海外收入达4万亿元，员工总人数达到44.8万。这47家央企海外资产总量占到全国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海外总资产的85%，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绝对主力。

在“2014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榜单中，100家中国公司的海外总资产达到5.24万亿元，增长比例接近16%，国有企业的总数量已经增长至84家。其中，中央企业首次达到50家，海外资产约为4.5万亿元；民营企业共16家，海外资产约为2593.2亿元。

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绝大部分中央企业都在境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遍布在世界150余个国家或地区，资产总额已经达到38.7万亿元。而在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中，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已分别达到4.68万亿元、4.49万亿元和1200亿元。

除了110多家央企在境外的巨额资产，地方国企境外资产也颇具规模，仅在“2014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榜单中的34家地方国有企业，其海外资产已经达到4757.8亿元。除此之外，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境外资产规模更加庞大。根据中国银行[-1.21% 资金 研报]业协会发布的《2013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1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在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127家海外分支机构，总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按照现有汇率，折合人民币7.45万亿元。

因此，仅从上述所涉及到的境外国有资产来说，这一总量已经是一个超过12万亿元的天文数字。

近几年来，中国的境外国有资产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长速度都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也让社会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这么庞大的境外国有资产究竟该如何进行有效管理？都有哪些特点？

对此，《国资报告》记者联系了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庞明川。庞教授认为，一般来说，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双重性。即境外资产必须同时接受投资国(母国)和投资所在国(东道国)的双重管理。第二、国际性。境外资产是经过最初的国际贸易进而演化为国际投资形成的，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主要依托国际市场的发展，进而带动国内外向型经济更好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第三、灵活性。境外资产主要是投资主体在跨国投资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形成的，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资金投入、投资方式和投资地区选择等方面都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第四、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经营管理上的复杂和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等。

一方面是由于境外国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着复杂性，因此，也就不断有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发生。

案例篇·境外国资流失“五宗最”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企走出国门，海外经营的风险也在加大。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性增高，既与走出海外所面临的不同环境有关，也与国有企业自身的经营和管理能力密不可分。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认为，首先，海外国有资产流失是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盲目进行扩张而“饥不择食”，吞下许多难以下咽又弃之可惜的海外项目，尤其是一些资源类项目。例如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大量投资的铁矿石和煤炭项目，现在经营很困难；其次，是为了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明知有风险仍要仓促上马。再次，是国有企业内耗严重，例如南车北车竞标的时候互相拆台。像这样“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现象有很多。另外，管理层腐败也会导致巨额海外国有资产损失。目前，由于常态化的监管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十余万亿元境外国有资产随时都面临着被侵蚀的风险。那么，那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境外国资流失的案例都有何特点？它们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通过梳理发现，境外国资流失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宗最”：“最草率”的仓促上马；“最遗憾”的经营失策；“最内讧”的恶性竞争；“最无奈”的审批僵化；“最腐败”的管理漏洞。

1.“最草率”的仓促上马：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 过程：波兰A2高速公路工程是波兰政府公开招标的项目，中海外联合体于2009年9月中标其中A、C两标段，总长共49公里。这是中国公司在欧盟地区承建第一个基础设施项目，但由于中海外提出的报价只有波兰政府预算的52%，曾一度引来低价倾销的指责。2011年5月，因为中海外没有按时向波兰分包商支付货款，后者拒绝继续向工地运送建筑材料，最终造成工程从5月18日起停工。2011年6月初，中海外最终决定放弃该工程，并赔偿1.885亿欧元。

反思：随意的投标体系。中海外急于进入欧盟基础设施市场，制定了低价中标的策略，希望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降低成本，并通过工程中途变更抬高价格获取利润。殊不知预想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并不存在，在施工过程中原材料又不断上涨，而波兰又是个财政相对透明的国家，工程制度也很健全，容不得中途加价，这使得中海外的如意算盘落空。国企走向海外时急功近利的现象很严重，最终成了自己给自己下套，搭上了大量国资换来一次深刻的教训。2.“最遗憾”的经营失策：中航油陈久霖事件

过程：2004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首席执行官陈久霖接受警方对中航油巨额亏损案的刑事调查。此前，陈久霖闯荡海外市场7年整，遭遇了冰火两重天：一个因成功进行海外收购曾被称为“买来个石油帝国”的石油大亨，却因从事投机活动而造成企业近5.5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一个曾引领亚洲经济潮流、年薪490万新元的“打工皇帝”，却因在期货市场的违规操作而接受审判。

反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曾任中海油CEO的陈久霖只用了7年时间，就把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从一个半死不活的海外国企经营成风靡亚洲的石油帝国。但在此之后，陈久霖由于对期权油价判断失误，在一夜之间从顶峰跌落谷底。完全不顾市场趋势而进行逆向操作，其代价只能是既坑了自己又搞垮了一家上市公司。这颇有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味。

3.“最内讧”的恶性竞争：南北车的海外竞标

过程：自2000年分拆于原铁道部下属的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之后，中国南车[-2.54% 资金 研报]和中国北车[0.00% 资金 研报]一直在明争暗斗。2011年，在土耳其的机车招标项目上，中国北车刻意压低价格，与中国南车竞争，最终使得该项目被韩国公司抢走。一年后，在阿根廷政府机车外包项目上，南车欲报一箭之仇。首轮竞标中国北车报价230万美元/辆，比国外阿尔斯通等竞争对手的报价性价比更高，因此有望中标。然而，中国南车却开出127万美元/辆的“超低价”，最终从中国北车手中抢下了总额近10亿美元的订单。

反思：同根相煎何太急。中国南、北车在海外的恶意竞争以及互挖墙角，致使原本可观的项目利润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打水漂了。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曾在第四届国际投资论坛上发声：“以前在国外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他国遇老乡，两眼露凶光。这种竞争导致国家的利益大量丧失。”正是如此，这种各自为战的恶性竞争让中国企业在国际谈判中十分被动，最终不得不采取低廉的报价或者接受昂贵的价格，致使国资大量隐性流失。

4.“最无奈”的审批僵化：五矿等痛失发展良机

过程：2005年，五矿公司向国家某部门申报，以20多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有色金属巨头诺兰达公司，但是有关部门认为该项目风险大、可行性研究不充分，对项目申请不予批准。结果第二年诺兰达公司的价值翻了一番，上升到50多亿美元，五矿因此痛失发展良机。无独有偶。2006年，上海宝钢为参与高端钢材市场竞争，拟就近低成本利用澳洲铁矿石和焦炭建设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总投资近700亿元。然而，项目直到2012年5月才获批准，此时国际钢材市场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宝钢的只能在产能严重过剩的市场上居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反思：僵化的审批机制。央企属于公众委托经营企业，不仅负有国家经济安全的责任，更负有让全民财富增值的义务。可是，却因为某些部门僵化的审批程序，大大降低国有资本的运转效率，致使国有资产长期难以增值。市场瞬息万变，而有关部门的审批机制却对其不管不顾。机遇稍纵即逝，如何提高审批效率，如何在强化监管与激活市场经济活力之间拿捏得当，如何在控制投资风险与谋取国资效率最大化收益之间寻找平衡，考量着有关部门的智慧和担当。5.“最腐败”的管理漏洞：薄启亮中饱私囊

过程：作为主管中石油海外业务的中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同时也是中国石油[-1.83% 资金 研报]海外勘探开发公司总经理的薄启亮，曾是整个中石油最大的实权派，其负责的海外业务占据中石油的半壁江山。薄启亮利用亲朋好友在海外项目中寻租，中饱私囊。据媒体披露，薄启亮的哥哥通过代理人开设公司，专门负责中石油海外业务材料采购。中石油80多个海外项目，80%都是该公司的材料，每年收入在200亿左右。2014年5月16日，中纪委监察部通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薄启亮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反思：用监管堵住制度漏洞。长期以来，由于中石油在海外资产监管上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漏洞，致使薄启亮之流能在并购、采购等项目上假公济私，寻租自肥。通过成立关联公司自己与自己做生意，致使国有资产落入个人腰包。而境外代理又衍生敛财“猫腻”，很多海外项目是以私人名义操作的，但投入的资金是国家出，不少项目最后就真成了私人的了。这成为国企海外机构某些心术不正者的生财之道，又往往令人难以发觉。自身的贪婪加上制度上的漏洞，给薄启亮之流打开贪腐和堕落之门。

风险篇·国企国际化是一种必然

近几年来，国有企业“出海”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有些代价也是十分惨痛的，有些失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有些高管走向腐败也是令人惋惜的。以上所列举的境外国资流失的“五宗最”，也许未来仍会有类似情况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等到事情发生之后再被动应对，相反，我们可以用更积极的方式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首先，我们需要对境外风险的成因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庞明川认为，近年来国企尤其是央企的境外资产在总体上运行良好，但是，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因素以及企业自身的原因等，严重影响境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乃至资金安全。

首先，从政府层面上看，(1)多头管理、缺乏完善的境外投资管理体系。(2)对外投资服务功能不完善。(3)境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缺失，致使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其次，从企业层面上看：(1)部分国企缺乏长期的境外投资战略。(2)缺乏可持续的国际核心竞争力，无法支撑并购后的企业国际化管理。(3)缺乏优秀的国际化管理团队，并购后的整合(PMI)能力欠缺。(4)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横向沟通与合作，甚至相互拆台。再次，从外部环境上看：(1)金融危机之后虽然给国企的海外并购带来了新一轮的机遇，但也给这些在海外的企业带来大量的不良资产和投资损失。(2)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包括政治商业周期、重大自然灾害等，也会给国企的境外资产带来安全隐患和投资损失。

国有企业走出海外将面临诸多风险，这些风险的成因复杂，也包含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当前有一些声音认为，既然目前无法做到对这些风险的有效防范，既然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就说明当下国企尤其是央企的海外战略是存在问题的。与其冒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走出国门，不如老老实实呆在国内，或者与更具风险意识的民营企业“混合”后才走出国门。

这一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无可辨驳之处，但仔细品一品又觉得有些问题。确实，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可以推动国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等也能够明确分工、互相制衡，在防范国有资产流失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如果把国企规避海外风险的解决方案完全依托于混合所有制，似乎也有所不妥。

实际上，近几年国有企业“出海”基本保持相对稳定，而民营企业在海外的并购则呈现下滑趋势。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要承担实现国家海外战略及其它的社会责任，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根据经营收益来选择是否“出海”，因此会或主动或被动地面临着更多来自海外的风险。比如，虽然我们知道某一邻国是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我们一些国有企业依然会选择参与到国家已经承诺援建或达成合作共识的项目，甘冒风险为两国睦邻友好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例如，位于全球著名的地震带——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上我们的邻国尼泊尔。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3年末，中国对尼直接投资的存量达到7531万美元。中尼两国已经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双边经贸发展。尼泊尔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中资企业和个人在尼泊尔的投资项目数量已经超过印度，成为尼泊尔最大外资来源国。投资主要集中在水电、基建等领域，参与其中的绝大部分是国企，比较有代表性比如中国电建、三峡集团和上海建工[-1.60% 资金 研报]集团等。

相对于民营企业的机动灵活，可以对海外风险做到望“风”而行、伺“机”而动，国有企业为响应国家战略而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更像是一种必然。因为，在海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500强企业进行竞争，在竞争中逐渐加速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有效路径。

而相对与我们自身面临的海外风险，如今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为什么一百七十多年前，西方国家为了打开中国国门而大量消耗枪炮弹药，如今却比我们自己还关心中国国有企业走出海外的风险，希望我们不出去才好？其中的缘由，相信不辩自明。

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过于强调某一方都有失偏颇。实际上，既然选择了出海，哪会没有风浪。中国古代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可歌可泣的事迹，又有哪一个不是九死一生。与其被潜在的风险吓爬下，不如提前做好迎难而上的准备，在风险控制上早作打算。

在国有企业走出海外的风险控制上，庞明川认为，主要是需要完善并购模式，规避投资风险，确保国企境外投资持续快速发展。第一，拓展海外并购模式，增加并购成功几率。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海外并购中，战略性海外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在投资方式上则明显呈现出向非控股或少控股股权投资转变的趋势，比如持有少数股份、建立合资企业和联盟等。这无疑是一个上佳的策略——从中既可以积累和开展更为复杂的交易所需的经验，又可以融入当地的环境。第二，充分运用国际规则，灵活应对并购风险。从我国近期部分“走出去”企业屡屡受挫来看，目前跨境并购中的风险主要是政治风险，主要是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并购资产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风险，二是投资所在地的居民和环境风险。

对于如何规避和减少政治风险，主要方式包括：(1)通过非官方的互惠互利项目规避所在地的政治风险，比如兴建学校、医院等；(2)及早和发生并购交易的所在国的审批机构沟通，以避免国家层面的政治风险；(3)选择灵活的并购方式，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时不宜大张旗鼓，而应在保持低调的同时，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进行收购，或者在国内通过企业重组等方式“走出去”等，可能更有利于实现海外并购的目标；(4)央企还应精通国际商务运作规则和所在国的相关法律，通过限制性条款维护自身在海外并购中的权益。当然，要实现海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仅仅靠风险防控也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审计和监管机制，形成一整套系统化、常态化的解决办法。对策篇·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

近日，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提到，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国有资本效率，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要“出台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出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工作的意见。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

对于国企“出海”来说，《意见》的这两段表述中有三层意思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国企走出海外并不是为了搞跟风式或者口号式的运动，主要目的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提高核心竞争力，形成核心竞争优势。第二、未来海外国有资产不仅要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另一方面还要从资本的角度考虑如何运作才更有效率，这可能需要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第三、在强调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基础上，提出要增强抗风险能力。这意味着，未来国有企业在海外的经营管理将面临更加严格的考核和监管，有望形成一整套常态化的监管机制。

实际上，《国资报告》编辑部在《意见》出台之前半个月，就已经开始策划并组织“海外国资风险与监管”的专题报道。直到《意见》公布时我们发现，本刊的调查结果和得出的结论与其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比如“数万亿海外国资面临流失风险、应完善境外国资审计制度、建立常态化海外国资的监管机制”等。

我们之所以会提前预判到海外国资风险与监管的问题，除了是注意到自3月份以来持续不断的关于“央企境外资产审计”的报道外，还源于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如何既能积极有效地促进国企境外资产的保值增值，又能保障国企境外资产的安全”这一重大课题。

随着我们持续的关注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完善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机制已经迫在眉睫。这一方面自然是由于近年来境外国有资产的迅速增长超过了现有制度所能防范的有效范围，另一方面是由于国有企业在面对海外风险时，往往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比如，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央企既要实现保值增值同时也要服务国家战略，而当这两者有冲突时又只能服务大局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有时候就不得不面临更多的国际化经营风险。

那么，除了在风险防控上做足文章，还需要怎么做，才可以尽量减少风险将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才能进一步实现海外国资的保值增值的目标？对此我们认为，需要建立一整套针对境外国资的常态化监管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健全境外国资的审计制度，这是对境外国资进行系统化和常态化监管的前提。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凡是涉及管理、分配、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部门、单位和个人，都要接受审计、配合审计。

一般意义上，应该是先建立健全审计机制，才能够实现有效的监管。但现实情况是，海外国有资产的增长远超预期，是前所未有的情况，而相对应的国家审计制度又没有建立。因此，当前不能把防范国资流失的期望全部放在系统性的国家审计上。

目前，可以实现相对有效的审计办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抽查式”。通过抓重点、抓典型，形成对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威慑力，比如中纪委巡视组的巡视，国务院国资委针对一些央企开展的特定审计工作等。二是“委派式”。通过第三方审计机构的介入，开展调查审计工作。比如今年4月15日，7家会计师事务所中标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2015集中重点检查项目和境外国有资产检查项目服务，中标价格合计达到1139万元。这并不是国资委首次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来审查境外国资，近年来每年都有过类似的审查。三是“自查式”。当前情况下，每一个国企自身的情况都不一样，只有企业自身才对自己在海外的子公司最为了解。通过借助国企自查，是目前能够实现境外国资大范围审计的可操作方式。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张明杰博士在接受《国资报告》采访时认为，目前，在针对境外国资的国家级审计机制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采取“地毯式”的审计工作方式恐怕并不现实。当前比较适宜的方式，应该是“综合式”，即将抽查式、委派式和自查式三者有效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有所侧重。

第二、进一步发挥外派监事会制度的优势，加强对境外国资的监管力度。

审计制度的建立，仅仅是实现对境外国资有效监管的第一步。央企海外资产监管≠“地毯式”审计，即使审计这一环节再怎么完善，如果没有一整套系统而常态化的监管机制，恐怕也未必就能够有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因此，要实现更加有效的监管，还需要加强对境外国资的监管力度，尤其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的工作。

据相关专家透露，现阶段的国企监事制度缺乏比较权威的手段。有些国内的国企的二级三级公司，监事会都难以深入进去，更别提其在境外的子公司了。这使得很多国有企业的监事会、审计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起到了“摆设”作用，监督根本无从谈起。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国务院国资委的外派监事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工作方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由以前的事后监督改善为现在的事前和事中监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要转化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就更要进一步发挥外派监事会的制度优势，把其作为平台，将审计、纪检、巡视等各种有效监督力量整合起来，这样才能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对于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境外国资的监管力度，国务院国资委也一直在努力探索。比如自2011年以来，国资委就陆续出台了《央企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央企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央企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力图构建央企境外资产监管体系，旨在加强监管力度的情况下提高监管成效。未来，需要将这些文件通过法律方式形成更强的制度约束，同时在可操作性上加以完善，这样才能进一步对身在海外的国有企业形成更有效的约束力。第三、形成以纪检为核心的监察体系，严查与境外国资有关的腐败问题。

今年4月30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了一批央企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其中，对中国南方航空[-3.16% 资金 研报]集团公司、中国海运等企业的通报中都涉及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问题。此前在中石油系统中，已经有多位负责过海外业务的高管被查，其中包括中石油股份公司原副总经理、中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原总经理薄启亮，以及曾任中石油加拿大公司总经理的原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等。

自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严整治政府、军队、国企中存在的腐败乱象，通过“打虎拍蝇”初步实现了“不敢腐”的效果。但是，这也会让一部分人，比如身处海外的国企高管，为了避风头而选择暂时隐藏自己，从而大大加强下一步反腐工作开展的难度。这也意味着，一旦反腐工作稍有松懈，一些腐败势头就可能会卷土重来。要想将这些身处海外的国企高管手中的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就需要进一步创新制度设计。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国资委正在大力推进的“四项改革”中，就包括派驻纪检组试点等。

作为反腐主力军的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形成以纪检为核心的监察体系，将反腐常态化和长期化，严查与海外国资有关的腐败问题。一是紧紧围绕海外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严肃查处侵吞、贪污、输送、挥霍国有资产的违法违纪案件；二是重点查处利用职务之便在企业重组改制、投资并购、产权转让、招标投标、物资采购、选人用人等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的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和权钱交易等。

第四、进一步完善国企内部监督机制，健全境外国资经营责任的追究体系。

随着国企改革深入发展，国企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但是，目前国企在海外的内部监督缺位现象依然很严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些在海外的国企虽然形式上采用了现代企业制度，但距离规范化还一定的距离；第二、由于“天高皇帝远”，加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人治”现象仍比较突出；第三、一些国企在海外设置的监督部门掌控在被监督对象手中，缺乏独立性，难以实施有效监督。

要建立和完善海外国有企业的内部监督和制约机制，就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使决策权与监督权相分离，相互制衡；要增强内部纪律监督部门的权威性，充分发挥内部监督职能；同时，还要拓宽民主渠道，重视民主监督。比如，可以设置直达集团纪检部门的举报热线等。

另外，境外投资经营有很多失败的案例，除了外部环境以及监管的缺失外，主要则是由于管理者存在着严重的侥幸心理：成功了是自己的成绩，失败了有国家买单，也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和风险。因此，要遏制某些管理者不顾风险的“投资冲动”，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境外国资经营责任的追究体系。第五、组建境外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加强和提高境外国资的投资管理和运行效率。

对“出海”的国企加强内外部监管，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另一方面，要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还需要从资本运作的角度考虑如何才能才更有效率。因此，这就需要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本的企业，是以投资融资和项目建设为主，通过资产经营和管理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履行出资人监管职责；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要以资本营运为主，强调资金的周转循环、追求资本在运动中增值，通过资本的运营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并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境外投资和运营管理的机构，可以进一步加强境外投资管理，完善对外投资服务等功能。这一机构的职责和作用可以包括对外投资审查、重大对外投资活动风险预警、加速国有资本运行效率等。背景篇·国企国际化的三个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中国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海外投资、并购等活动日趋活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开始海外“抄底”，海外并购等投资活动更加频繁。

据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2010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别为407亿美元、433亿美元和590亿美元。2011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同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601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中国国内企业已经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8万家海外企业，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领域。

2012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2013年为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此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占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22.24%，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近年来，中国企业加快对外投资步伐的原因是什么？对此问题，《国资报告》联系了相关专家。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缪荣分析，一是由于国内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有些海外市场的竞争强度相对较弱；二是一些产业资本需要拓展更大的国际市场来实现规模和范围经济；三是为了回避日益提高的贸易壁垒，不得不选择在海外投资；四是为了增加资本的灵活性和套利机会，主动优化资本的区域配置。根据商务部最新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对外投资规模据估计应该在1400亿美元左右，比我国引进外资高出约200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个历史性跨越对中国而言意义非凡，标志着中国资金匮乏、外汇短缺的“双缺口”时代彻底结束，进入到国内资金相对充裕、有条件开展大规模对外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新时代。这对于全球投资格局、国际分工以及中国国内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是中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2015年2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将促进我国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进一步“走出去”，实现互利共赢。从国内产业发展看，以高铁、核电为主的装备在国际市场具有高性价比的竞争优势。推动中国装备走向国际市场，优化外贸结构，既能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也对构建互利共赢的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在外贸方面一直处于顺差位置。但是，出口结构却不尽合理，出口的主力军长期停留在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中，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被贴上了低端、廉价的标签。目前，这些情况已经有所改观。据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分析，目前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投资输出国转变。以高铁、核电为代表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以质优价廉的优势赢得国际认可，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自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逐渐成为海外投资的主力，这也是与其国际化进程密不可分的。那么，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都有什么特点？带着此话题，《国资报告》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吴教授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各有其特点。

首先是“初步尝试”阶段，即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随着竞争实力的增强，开始自发地走出国门。但是，由于国企在资本、技术和国际管理经验缺乏等方面的原因，同时国家对国资的对外经营审批也比较严格，这一阶段企业的对外经营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吸引技术和FDI方面，国企对外投资极其有限。当然，也有一些在境外经营影响较大的案例，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首钢并购秘鲁铁矿企业，开始时争议非常大，后来随着铁矿石价格升高，目前来看，收益还可以。

第二个阶段是本世纪初以来的“大举进军”阶段，国有企业改制后实力逐渐增强，以及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央政府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等大背景，国有企业开始加速走出国门。这一阶段国企走出去既取得辉煌成绩，同时问题也存在很大问题，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有些投资或经营失败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非常惨痛，损失很大。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还处于摸索学习阶段，我国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经验和风险管控能力还有较大差距。另外，此阶段央企对外投资的资产监管体系并不健全。

第四篇：国资委副主任：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出台

国资委副主任：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出台

据国资委网站消息，国资委副主任黄书和今天强调，要着力做好五件事。一是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二是高度关注地方机构改革中地市级国资委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防止出现体制弱化和倒退。三是积极推动地方综合性立法，完善地方国资监管体制。四是加大地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五是加强县级国资监管机构建设。

全文如下：

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在全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黄淑和（2013年10月20日）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国资委系统“一五三”发展战略，总结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党委书记张毅同志要求认真组织开好这次会议，继续把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下面，我讲四点意见。

一、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

五年多来，各地国资委紧密围绕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大局，切实加强政策法规工作，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

（一）立法工作全面推进，法律规范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截至今年6月底，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现行有效规章27件、规范性文件297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出台地方国资监管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3400多件，立法工作迈出新步伐。推动体制完善的地方立法取得新突破。各地国资委坚持党的十六大确立的改革方向，运用多种立法形式，不断推动完善本地区国资监管体制。湖北、山东先后出台本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国资委的机构性质和全覆盖监管职责，积极探索以地方性法规推动体制完善。天津市政府印发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工作方案，大力推动“大资源、大配置”的统一监管模式。浙江省政府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统一本地区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山西、辽宁、内蒙古、河北、福建、江西、云南等地国资委陆续完成国资监管条例起草，积极推动出台有关地方性法规。

加强国资监管的制度探索取得新进展。各地国资委深入总结实践经验，探索监管规律，出台了一大批国资监管制度规范。重庆、厦门、宁波等地国资委适应企业国有资产向境外扩展的发展需要，及时制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北京市国资委根据国有资产向子企业延伸的特点，研究出台《重要子企业重大事项管理办法》。贵州、新疆兵团等地国资委积极探索股权多元化背景下出资人的履职方式，制定了履行多元投资主体公司股东职责的有关办法。上海市国资委及时出台有关内幕信息管理办法，主动规范国资委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后的相关行为。河北、四川、海南等省国资委出台指导监督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指导监督的机制、内容和途径。

促进国企改革发展的立法得到明显加强。各地国资委加快国企改革发展的立法步伐，切实推动企业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广东、天津、上海等省市加强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出台有关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本地区深化国企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和具体措施。陕西省国资委大力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出台《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指导意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制重组。北京、青海等地国资委制定一系列董事会建设文件，大力提升董事会规范运作水平。安徽、深圳等地国资委通过制定自主创新奖励扶持办法，引导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云南省国资委下发《省属企业转方式调结构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企业优化产业、产品和经营结构，促进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二）法律审核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依法行权履责水平进一步提升。

五年来，各地国资委根据出资人机构行权履责的新情况、新特点，不断拓展法律审核的广度和深度，着力加强机关法律风险防范。

行权履责的法律审核机制逐步健全。河北、辽宁等省国资委进一步树立“决策先问法、违法不决策”的法治理念，制定出台重大事项法律审核办法，明确法律审核范围、机构和程序。大连市国资委出台公司章程管理办法，对章程的制定、修改、审核、备案等，实现全流程规范管理。上海市国资委区分企业类别制定章程范本，增加选择性条款，既强调章程的统一规范，又兼顾了不同企业的个性化、差异化。湖北省国资委每年对200多件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意见进行法律审核，为体现出资人意志提供了法律保障。西藏自治区国资委在接收政府部门所属企业工作中，深入开展法律论证，认真拟定整体划转协议及相关方案。河南省国资委通过制定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合同范本，有效规范和保障省管煤炭企业的调整重组。新疆、吉林等地国资委组织常年法律顾问，深度参与需要出资人审批的企业重大事项的法律审核，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

机关法律风险防范得到进一步加强。各地国资委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机关合规文化建设，积极探索建立事前防范与事后补救相结合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天津、辽宁等地国资委全方位排查机关行权履责的法律风险，杜绝“风险死角”，并对各个风险源点逐一提出防范措施。福建省国资委依法开展各类审批事项清理，将其中16项出资人审批事项改由企业自主决策。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建立了委主任授权委托书制度，确保授权委托的内容、形式均依法合规。深圳市国资委针对信访领域案件多发现象，加大法律咨询和审核把关的力度，有效化解信访工作的涉诉风险。五年来，各地国资委共发生诉讼、复议案件120件，目前已经结案100件，绝大部分案件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三）地方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作推进力度加大，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健全。五年来，各地国资委深入推动落实地方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作第二个三年目标，取得了积极成效。据初步统计，全国省级国资委监管的906户出资企业中，设置法律事务机构的有732户，占81%；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的有478户，占53%。建立重要规章制度、经营决策和经济合同法律审核制度的比例，分别为80%、94%和85%。广东、上海、陕西等十几个省市还主动实施了本省企业法制工作第三个三年目标。

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稳步推进。山东、山西、重庆、宁夏、青岛等11个省市中，省级国有重点企业全部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北京、山东等地总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向重要子企业延伸。江西、湖北、安徽、海南等省国资委明确将总法律顾问纳入企业领导班子，列入企业领导人员职务名称表。据统计，全国共有432户省属国有企业，明确制定总法律顾问相关办法或将总法律顾问制度写入公司章程，为总法律顾问有效履职、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江西、湖南、辽宁等省国资委组织总法律顾问述职，进行考核评价。

企业法律业务的指导工作逐步深入。湖北省国资委出台法律审核管理办法，规定企业重大决策必须进行法律风险评估论证，出具有关法律意见书。上海市国资委制定国有企业法务管理工作指引，指导企业加强合同管理和重大事项法务管理。四川、江苏等省国资委深入组织监管企业开展法律风险排查清理，指导夯实法律风险防范的基础。天津市国资委组织监管企业与中央企业开展对标，大力提升法制工作水平。湖南、江西等省国资委还将企业法制工作情况纳入经营业绩考核范围,强化法律风险防范的硬约束。

企业重大法律案件协调不断加强。河北、新疆等地国资委积极协调化解标的金额大、法律关系复杂、历时较长的积案，帮助企业化解风险、减少损失。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通过协调“拨改贷”转为国家资本金有关案件，争取有关部门出台政策，达到“协调一起、杜绝一批”的良好效果。福建省国资委对监管企业之间的纠纷，坚持“先协调后诉讼”，减少纠纷处理成本。不少地方国资委还注意总结协调个案的经验，完善有关制度机制。广西自治区国资委建立了与有关机关共同化解国有企业涉诉纠纷案件的协作机制。黑龙江省国资委有效整合法律资源，组织监管企业法律顾问集体会商重大纠纷案件，形成案件协调的合力。

五年来，各地国资委在开展政策法规工作中，始终坚守职责定位，抓住重点、突破难点，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出资人依法行权履责水平进一步提升，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健全，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我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一是部分地方国资委政策法规工作站位不够高、定位不够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政策法规工作职责被分散化的现象。二是地方国资监管立法工作的规划、协调力度仍然不够，重点立法推进能力需要提高，有关法规制定与执行“两张皮”现象仍不容忽视。三是指导推动省属国有企业法制工作进展还不平衡，有些地方的工作推进乏力，有些地方还存在畏难情绪。上述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

二、全面深化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十分复杂，加强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西方国家通过重构国际经济秩序和经贸规则，力图抢占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从国内来看，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各类企业都要适应准入放宽、监管从严、责任更重的立法趋势要求。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调整已经进入“深水区”，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亟需从政策法律层面寻求新的突破。在监管体制上，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目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现象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仍比较突出，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的难度还不小，全国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也亟待从立法上统一规范。所有这些，充分说明新形势下做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最新部署，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要求，及时研究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努力推动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再上新台阶。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工作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紧紧围绕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培育世界水平跨国公司的目标任务，将工作重点由注重国资监管制度创设向推动制度体系化、提高制度执行力转变，由注重法律审核把关向全面推进法治机构建设提升，由注重指导企业建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向对标国际先进企业、全面提高法制工作水平迈进，力争在完善国资监管法规体系、全面启动企业法制工作第三个三年目标、抓好国企涉外议题研究应对、提升委机关依法行权履责水平等四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为推动国资监管上新水平、国企发展上新台阶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任务是：

（一）以加快综合性立法为核心，不断健全完善国资监管法规体系。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应当不断深化立法工作，努力完善国资监管法规体系。一是积极推进国资监管综合性立法。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继续建议修改完善《企业国有资产法》有关条款，为促进改革、完善体制努力寻求法律突破。加快起草《企业国有资产法》的配套行政法规，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要子企业重大事项管理等基本制度。要根据本地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实践需要，积极推动出台地方综合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努力推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二是深化和完善重点业务领域立法。要深入总结10年来国资监管的经验做法，及时修订完善投资规划、业绩考核、产权管理、薪酬分配等领域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监管方式和手段，探索分类监管，健全完善责任追究制度，提升国资监管效能。着力加强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董事会建设等方面的立法。要使各项制度设计更加有利于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和科学发展。三是进一步规范立法工作程序，提高制度执行力。要科学制定立法工作计划，严格立项审核，完善立法起草、审核、协调和审议程序，切实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水平。注意把法规清理作为完善法规体系的重要内容，坚持立改废并举,及时废止或修改不符合改革方向、不适应监管要求或与上位法不一致的文件规定，形成科学统一的法规体系。加强对立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探索建立法律实施后评价制度，确保国资监管各项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二）以全面启动省属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作新三年目标为抓手，推动企业法制建设再上新台阶。

指导推动企业法制建设，既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重要基础。今后三年（2014－2016年），全国省属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作的总体目标是：紧紧围绕“一五三”战略，适应做强做优、国际领先的企业改革发展需要，在法制工作第二个三年目标完成的基础上，加快完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推动监管企业全面设立总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专职率和法律顾问持证上岗率均达到70%以上；加快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推动监管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重要决策的法律审核率全面实现100%；加快监管企业法制工作与中央企业、国际先进企业对标步伐，进一步提升企业法律管理能力和水平，努力推动省属国有重点企业法制工作实现新跨越。

各地国资委要根据上述目标，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或完善实施方案，全面启动第三个三年目标的各项工作。一是加快完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扩大实施总法律顾问制度的企业范围，在监管企业全面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在规模较大、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重要子企业积极推行这项制度。要切实保障总法律顾问依法履职，通过出台企业总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列入企业章程、积极纳入国资委直接管理干部序列等多种途径，确保企业总法律顾问的定位层级和职责落实。大力推进总法律顾问专职化、专业化，鼓励考取法律执业相关资格证书。认真组织开展法律顾问岗位等级资格评审，加强总法律顾问后备人才队伍培养。二是加快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全面实现三项法律审核率达到100％，是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硬要求。要指导推动企业法律审核制度化、流程化，使法律审核成为监管企业各项经营业务运行不可逾越的重要关口。重视推进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向重要子企业、重大项目的延伸，努力构建法律风险防范的完整链条。三是加快与国内外先进企业法制工作对标步伐。指导推动监管企业从做强做优、加快发展的战略高度，通过依法治企能力、法制工作体系和法律顾问队伍等方面的对标，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经验做法，不断强化企业法制工作与经营管理业务的有效融合，积极打造与省属国有重点企业相匹配的法制工作软实力。

（三）以国企涉外议题研究应对为基础,指导企业加强国际化经营中的法律风险防范工作。

加强国际化经营中法律风险防范，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国资委要适应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大趋势，认真组织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是高度重视国企涉外议题的研究应对。国务院国资委在中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投资协定和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中，深度参与了涉及国企议题的研究应对。这项工作由我分管，具体由法规局会同外事局等厅局负责落实。国企议题的研究应对，事关国有企业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国资委系统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各地国资委要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相关工作，注意跟踪研究国企涉外议题的最新动态，共同发声发力，维护国有企业正当权益。要重视组织监管企业配合开展好WTO贸易政策审议，充分反映监管企业合理诉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二是指导企业抓紧建立健全境外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结合省属国有重点企业新三年目标的实施，推动企业不断完善国际化经营规章制度，认真开展境外项目的法律论证和尽职调查，严格规范境外子企业公司治理、合规运营和法律管控。重视将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向境外业务延伸，嵌入境外上市并购、重大项目承揽等业务流程，实现国际化经营活动从项目可研到决策、从谈判签约到运营的法律风险防范全覆盖。三是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走出去”遇到的重大疑难法律问题。指导企业坚持独立市场主体地位，运用国际贸易规则，通过当地行政、司法等救济途径，妥善应对东道国有关外资准入、国家安全和反垄断等方面的审查，争取公平待遇。重视加强与政府商务、外交等部门的沟通配合，指导企业积极应对境外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妥善处理重大涉外诉讼案件。针对国外跨国公司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时提醒并指导企业主动申请贸易救济措施，依法维护企业权益和国内产业利益。

（四）以法治机构建设为目标，大力提高国资委依法行权履责的工作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国资委作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在依法处理政企关系、政资关系上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各地国资委应当按照推进法治机构建设的总体部署，大力提高依法行权履责的工作水平。一是切实做到在法定框架内履行出资人职责。结合转变政府职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要求，及时清理取消不属于出资人职责和面上监管职责范围的审批核准事项，进一步理清出资人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依法履行好出资人职责，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二是切实增强国资委重大决策的合法性。进一步健全重大决策工作流程和程序，坚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凡属于出资人机构的重大决策，无论是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为，还是决定监管企业重大事项等具体行为，都应当通过法规处室合法性审查后，再提请委主任办公会或党委会审议决定。三是加强委机关法律风险防范。进一步健全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发展可能涉及的重大矛盾纠纷的监测、预警、处理和回应机制。注意收集分析企业改制、产权管理、信息公开等矛盾纠纷多发领域的信息，及时制定预案，堵塞漏洞。依法妥善处理有关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切实维护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和国资委的良好形象。四是全面提高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权履责的意识和能力。结合落实“六五”普法规划，探索建立委领导和机关干部法律培训长效机制，在干部任前考试中增加法律知识内容，加强国资委系统典型案例宣传，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和“红线意识”。

三、当前深化指导监督工作需要强调的几个问题

在今年1月的会议上，我对国资委系统的指导监督工作已经作了总体部署。从今年来地方国资国企发展形势看，当前地方国有经济运行出现下滑的情况，应当引起各地国资委的高度重视。1-8月份，不少地方监管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现象，其原因比较复杂。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外需不足，内需预期不稳定，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重型机械、造船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大多陷于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经营困境。从内部因素看，一是企业增长模式和经营方式还比较粗放。过去效益来源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投资规模上不去，经济效益势必下滑。二是企业运营质量不高、管理不精细。今年的成本费用和负债规模持续上升，且增幅高于同期收入和资产规模增幅。三是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竞争力不强，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较弱。四是地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还不尽合理，一些地方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造成重复建设；一些地方没有及时清理整合劣势企业和低效资产，导致整体效益下降。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坚持稳中求进，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确保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根据这些要求，我对深入做好指导监督工作再强调以下几点：

（一）指导本地区国有企业全力以赴保增长。

当前，各省市国资委要切实承担起指导推动本地区国有企业实现保增长的责任。一是重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要加强对市场变化和企业运行情况的分析，摸清影响企业利润增长的主客观原因，抓紧明确保增长的任务和具体措施。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助解决企业面临的重大困难。对重点亏损企业，要一企一策，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二是指导企业大力开拓市场。引导企业围绕市场抓经营、抓生产，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打造拳头产品，提高高附加值产品贡献度。对有市场优势的项目，要集中力量加快实施。要重视指导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搭建本地区国有企业产业对接、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企业在主导产业、重大项目上的协同合作，支持企业抱团发展。三是着力推进精细管理，降本增效。指导企业加强营业成本和各项费用控制，防止人工成本不合理增长，大力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强化应收账款、存货的清理和管理。同时，注重防范大宗商品融资性贸易、金融衍生品等业务风险，防止出现新的损失。四是大力提高资产配置效率。要指导企业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坚决清理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止住出血点。从严从紧监管国有企业投资，严控非主业、产能过剩以及超过财务承受能力的投资。大力整合辅业资产，推动国有资本向本地区优势特色企业集中。

（二）指导本地区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

我国国有企业仍处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出新的部署。对此，各地国资委要高度重视，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主动地研究本地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要牢牢把握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改革方向，立足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以资本为纽带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夯实国有企业作为合格市场主体的体制基础。要认真研究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政策措施，根据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要求，推动企业在改制上市、兼并重组、项目投资等方面，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和战略投资者，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要根据企业产权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变化，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规范的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加快形成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要研究界定监管企业的功能定位，深入探索分类监管的途径和方式，提高国有资产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三）指导本地区国有企业切实做好“转型升级”这篇大文章。

加快转型升级，是我国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实现可持续发展躲不开、绕不过的一道坎。各地国资委要紧紧抓住这个“牛鼻子”，着力营造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发挥业绩考核、薪酬分配、资本经营预算等监管手段作用，促进本地区国有企业做强做优。要指导推进产业优化升级，以提高技术含量、增加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重点，促进国有企业现有资源向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集中、向价值链的高端集中，着力打造形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和地方特色的支柱企业。要指导推进本地区国有企业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重视品牌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要指导推动地方国有骨干企业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强海外战略布局，构建国际化经营网络，不断提升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为培育一批国际跨国公司奠定基础。

（四）高度关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地市国资委的机构设置和职责定位。

地市国资委是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重要环节。在今年地市国资委主要负责人培训班上，我们对机构设置和职责定位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地市国资委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的还占20.3%，作为政府组成部门或工作部门的达到61.2%，履行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职责的不到60%，还有35%的地方未实行收益管理。这种情况，与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前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深化机构改革做了全面部署。各地国资委要把握新一轮地市政府机构改革的时机，按照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完善的原则和要求，深入推进地市国资监管机构建设。要按照中央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要求，落实《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抓紧做好地市国资监管体制的完善。少数没有设立国资委的地市，要推动其尽快设立，力争使中央、省、市三级国资监管体系形成完整链条。要坚持国资委作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性质和职责定位，明确地市国资委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和专司国有资产监管，努力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不行使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其他机构、部门不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要求落到实处。要按照“同一件事情由同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积极推动地市政府有效解决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职责分散的问题，努力实现管资产与管人、管事职责的有机结合。各地国资委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主动加强与省机构编制部门和地市党委、政府的沟通汇报，积极争取支持。对机构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各地国资委要及时向国务院国资委反映。

四、进一步做好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的几点要求

深化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必须统一认识、凝聚力量、狠抓落实。这里，我提出五点要求。

（一）要把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的探索突破，离不开政策法规工作的支撑和保障，也离不开指导监督工作的有效推动。各地国资委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将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解决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深层次矛盾问题。要注重发挥好政策法规工作在推动完善体制中的谋篇布局作用，在制度建设中的攻坚破难作用，注重发挥好指导监督工作在推动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中的全方位促进作用。对全局性的重点任务，委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组织协调；分管领导要切实负责，全力投入，解决工作中的突出困难和问题。要立足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职责，充实人员力量，确保各项工作责任落到实处。

（二）要认真抓好重点任务的组织落实。

对这次会议提出的重点工作任务，各地国资委要结合实际，抓紧研究拟订工作方案，加大工作推进力度。要进一步明确本地区完善法规体系的重点项目，确定企业法制工作新三年目标的具体指标，细化本地区指导监督工作的目标要求。要加强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的跟踪，明确时间节点,随时掌握进展情况。对落实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及时研究，紧抓不放，集中力量予以突破。切实加强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合理运用纳入业绩考核、开展工作评价等多种手段，强化对重点任务落实的硬约束。国务院国资委将在国资委系统探索开展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的评价通报，加大有关工作推动力度。

（三）要进一步增强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合力。

政策法规是一项综合性、基础性工作，指导监督工作则涉及国资委各个业务领域。做好这两项工作，是国资委系统的共同责任，必须强化工作合力。各地国资委要充分发挥立法计划的作用，系统梳理全委立法需求，统筹各个业务领域的立法项目，避免交叉重叠。要进一步强化指导监督工作计划的执行，促进各项指导监督工作任务落实到位。要通过制定机关法律风险防范预案，将各个处室、各个业务环节都纳入法律风险防范链条。要在推动落实企业法制工作新三年目标过程中，充分发挥相关处室的职能作用，齐抓共管、共同推动。对全局性、综合性工作，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处室要大胆牵头、勇于担当、加强协调，其他业务处室要积极协同配合；对各业务领域的专项工作，其他业务处室要负起责任、抓好落实，牵头处室要积极做好服务、协调和把关。要通过全委上下共同努力，继续开创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的新局面。

（四）要夯实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基础。

要继续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工作制度，明确规章规范性文件起草制定、重大事项法律审核、授权委托、机关涉诉案件处理等工作的内容、程序和责任，切实做到有章可循。要建立完善政策法规工作联络员制度，加强立法技术培训和工作交流。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将有关工作要求融入管理流程，通过建立政策法规工作数据库和网络交流平台，实现信息的互通共享。要提高指导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抓紧建立基层联系机制，确定省国资委对下级国资监管工作的联系点，争取以点带面，推动指导监督工作向纵深发展。要健全培训工作机制，积极开展对地市国资委、县区国资委负责人的培训。要探索建立督促检查机制，注重对下级国资委指导监督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评价。

（五）要加强队伍的作风建设。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以此为契机，深入加强作风建设，努力打造一支业务强、作风硬的国资监管队伍。要坚定做好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克服在推动完善体制中可能存在的“畏难情绪”、在职责定位方面可能存在的“边缘意识”。要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充分听取有关方面对国资监管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的意见建议，了解基层的现实困难和迫切需求，防止工作中“自说自话、自弹自唱”。要坚持“抓重点、做精品、出亮点”，对已经确定的重点任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顽强作风，锲而不舍、长抓不懈，做出品牌。

最后，我就如何把握上述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再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搞准一个定位。要牢牢把握出资人机构的职责定位。职责范围内的要干好干到位；职责范围外的尽量不干、少干，不得不干的要把握好角度和分寸，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定位准不准，检验标准在于出资人机构依法监管工作是否到位、有效，同时企业是否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二，突出两项重点。一是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和集中优化配置。二是做强做优一批地方优势特色企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地方国资监管工作要紧紧抓住这两项重点。下决心予以突破。

第三，宣传好“三句话”。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这三句话对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至关重要。当前国资改革不顺畅，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不到位，就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要坚持好、宣传好这三句话，进一步推动国资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第四，推动企业做好四篇大文章。一是转型升级。要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注重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二是清理包袱。要重点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清理企业不能干、干不好的项目，做到“轻装上阵”。三是完善机制。良好的体制机制，是市场竞争的制高点。要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要求，抓紧健全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四是管理提升。要推动企业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提高企业效益。

第五，着力做好五件事。一是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二是高度关注地方机构改革中地市级国资委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防止出现体制弱化和倒退。三是积极推动地方综合性立法，完善地方国资监管体制。四是加大地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五是加强县级国资监管机构建设。

同志们，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的舞台广阔、使命光荣。让我们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振奋精神、不断开拓、再接再厉，全面深化政策法规和指导监督工作，为国资监管上新水平、国企发展上新台阶，继续做出新的贡献！

第五篇：沪版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发布在即 推动分类监管

沪版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发布在即 推动分类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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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3年12月04日 08:33 我要评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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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版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发布在即，目前正在做最后“措辞上”的修改，国企分类监管、建立国资流动平台、开放性市场化重组等大方向基本明确

中国证券报报道

接近上海国资委的知情人士透露，沪版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发布在即，目前正在做最后“措辞上”的修改，国企分类监管、建立国资流动平台、开放性市场化重组等大方向基本明确。目前资本市场对于国资国企改革的基本预期是“地方国资改革走在中央国资之前，上海国资改革走在地方国资之前”，沪版国资改革方案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全国范围内的国资国企改革将有一定标杆意义。

知情人士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论述和顶层设计将在沪版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中得到体现。《决定》提出的“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内容将得到具体实践。

推动国企分类监管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将明确国资国企的功能定位，并按不同功能进行分类监管，深耕细作国资国企。目前明确的基本分类有三大块：竞争类国资国企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功能类国资国企以完成各类重大专项及贯彻重大战略方针为主，经济效益在考核中的重要性降低；公共服务类国资国企以服务百姓，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行为目标，追求企业社会效益，以运营效率、服务质量、运营安全等为考核指标。

这一分类监管思路符合《决定》提出的改革方向：“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

具体而言，在沪版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中，竞争类企业剑指市场，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力争成为市场、行业中的领军企业。沪版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提出，未来形成若干家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集团以及若干家全国布局、海外发展、整体实力领先的企业集团。功能类企业以上海乃至中国发展对上海国资的要求为导向，服务于重大战略和重大专项，兼顾经济效益。公共服务类企业着眼于保证城市平稳有序运行，以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引入社会评价，社会影响和社会评价是其关键考核指标。

分析人士指出，上海对国资国企的分类，在划定各类企业指向的不同领域、范畴的同时，铺就了市场化改革之路。竞争类企业的开放重组、管理体系、现代化企业制度、企业激励机制等议题将交给市场，国资管理部门将重点监管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在市场和行政之间划出一条必要界限。

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将明确国资委系统80%的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在分类监管原则下，竞争类企业将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做大做强，另一类则将逐步退出。

对于A股相关投资机会，市场人士指出，未来对竞争类国企的经营指标、盈利能力将有更明确要求，应重点关注未来将被划入竞争类企业、符合国资布局方向、基础扎实、能做大做强的国资上市公司。

激活国资流动平台

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将进一步明确搭建国资流动平台，形成2-3家符合国际规则、有效经营的资本管理公司。国资流动平台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激活”3年多前成立的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该平台契合上海国资管理部门的思路，即由具体管理国资国企事务转向产业投资平台监管、最终指向资本运作与管理的“淡马锡式”。

分析人士指出，上海此前对于国资运营平台的思考和探索显现出一定前瞻性。事实上，作为国资重镇，上海前期国资改革创新及改革经验，特别是对国资的资本流动、运营等，也对其他省市的国资国企改革思路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具体改革落实举措上，市场人士称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一是国有上市公司部分股权进入国资流动平台，在不影响国资控制力、影响力的前提下，通过股权转让引入社会资本，并腾挪出资源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的建设等；二是部分已经整体上市的国有上市公司整体股权划转进入平台，企业经营管理权仍在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股权则可以在这一平台上充分流转，实现国资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并充分发挥国资流动平台配置资源的作用，优化国资布局和结构。知情人士称，第二种路径相对于第一种创新意义更大，也是上海现有国资改革路径的必然延伸，获得高层和国资管理部门认可的可能性较大，但具体实施中也需要考虑不同国资国企的功能定位与分类监管需要。

而畅通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渠道的背后，还有一条隐藏的逻辑链，即继续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革，实现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推进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整合。预计上海国资国企的证券化率将进一步提高。

股权激励有望扩容

据了解，此次改革方案同时明确，分类完善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和激励约束机制，持续激发企业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转型活力。

知情人士称，本轮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可能会在国企激励机制上取得较大突破，将允许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推行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高新技术及创新型企业，则可实施科技成果入股、专利奖励等激励方案。这也是对《决定》“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精神的落实。

事实上，在上一轮国资改革开局之前和开局之初，上海市国资管理部门在不同场合就表达过将对国资股权激励进行因时、因地制宜的改革创新。不过虽然有上海家化、光明乳业等股权激励的先例，资本市场对其他一些上市公司的激励方案也一直有所预期，但实际进展和外界预期并不十分一致。对于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涉及激励机制的内容，资本市场抱有较高的期待和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在潜在标的中，可以关注一些具备产业优势的竞争类公司，这类公司引入激励机制的动力更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