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为何力荐习仲勋主政广东范文

第一篇：叶剑英为何力荐习仲勋主政广东范文

叶剑英为何力荐习仲勋主政广东

叶剑英和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年长习仲勋16岁，他们早年在延安相识。当时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等职。当时，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两人交往并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习仲勋和叶剑英分别于1952年、1954年进京工作，由于两人主管工作不同，交往仍旧不多。习仲勋和叶剑英接触较多的时间是“文革”结束之后，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蒙冤16年依然保持革命激情的习仲勋尤为赞赏，不仅坚决支持为他平反，还力荐他主政广东，并在其工作的艰难时刻，给予十分重要的支持。

力荐习仲勋主政广东

“文革”结束后，在叶剑英、胡耀邦等人的关怀下，1978年2月22日凌晨，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下放地洛阳，途经郑州返回北京。习仲勋形容此时的心情时说：“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此前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叶剑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期间，叶剑英亲切接见了习仲勋。他见到习仲勋时非常高兴，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说：“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习仲勋由衷地感谢叶帅在百忙中接见自己，并简要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叶剑英年事已高，工作异常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要职，因兼职较多，且长期在中央工作，无暇兼顾广东工作。而广东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十年“文革”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当看到习仲勋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身体依然很好后，叶剑英认为安排他去广东做出一番开创性工作，是非常合适的。

叶剑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商定后，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1978年3月22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国家机关14个部委疑难案件座谈会并讲话。在讲话中，胡耀邦郑重指出：“我再告诉大家一件事，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当第二书记。总之，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老同志要安排。”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为习仲勋安排实际工作。同月，习仲勋恢复党组织生活。在当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胡耀邦正式宣布：“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剑英)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在习仲勋到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叶剑英等人的高度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很受鼓舞。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第二天，即4月6日下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会后不久，第一书记韦国清回京工作，广东的工作由习仲勋主持。

来信赞习仲勋：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

习仲勋抵达广州6天后，4月11日至5月8日，叶剑英就到广东进行了将近一月的视察工作。在叶帅下榻的南湖宾馆，习仲勋多次和他促膝长谈，并向他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以6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此后，习仲勋一直把这36字真言作为座右铭。

习仲勋到达广州时，由于当地干部群众的思想仍然受“左”的错误影响，全省工农业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调查后，习仲勋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于是，他决定从整风入手拨乱反正。

6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时，参会干部对个别省委常委提出了许多意见，强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决好路线是非问题，把全省的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鉴于这种情况，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决定，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以此开展省委常委的整风。在习仲勋主持下，这次整风放手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领导干部也各自主动承担责任，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革”中的经验教训，使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的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

但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彻底清除，这次整风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中个别人的发言讲话还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烙印，往往上纲上线，言词有些过火。针对一些“出格”的话，这部分人是异常排斥和恐惧的，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中央。了解到这些争论后，8月，叶剑英代表中央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叶剑英的这封信，无疑给了习仲勋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干得对，中央就支持。

号召全党学习习仲勋

习仲勋去广东工作时，惠阳地区治水有两项大工程，一是淡澳河工程，一是潼湖工程。习仲勋在视察惠阳地区之后，在梅县、汕头、惠阳地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多次提到惠阳整治水工程不错。习仲勋的讲话传达后，广东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于9月25日给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说他对惠州两项治水工程的效果评价过高，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凡参加淡澳河工程的生产队，没有一个没有意见的。这条河还没有收拾好，现在又提出整治三江两湖工程，此项工程比淡澳河更大，“淡澳河工程已经是骑虎难下，潼湖这个工程更大，为什么一定要蛮干？所以说，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建议习仲勋“应该听听群众的意见”。麦子灿还指责习仲勋重视信访工作是“漂亮话，是句空话！”信的结尾还写道：“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习仲勋收到这封信后，在省革委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说其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10月18日，习仲勋回信给麦子灿：“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习仲勋还建议把这封信和他的复信发给各地委、县委，提倡这种好风气。

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重点讲了“发扬民主”的问题：

我们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讲到这里，叶剑英特别表扬了正确处理麦子灿来信一事的习仲勋，号召全党学习他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

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一个领导干部，要能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民主作风，也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支持习仲勋在广东搞经济特区

1978年7月，习仲勋到宝安县考察，看到一街之隔的香港繁华热闹，这边却荒凉冷清。这使他意识到：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难以有大的发展，如果中央能给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11月10日至12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说：“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习仲勋的报告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决定，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1月2日至15日，叶剑英到广州休息。在和广东省委常委吴南生谈话时，他说：“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穷了，你们有什么办法，快想一想，得把经济搞上去啊！”叶帅的嘱托，使广东省委加快了工作步伐。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班子成员制订了一个各省委常委带队去全省各地调研的计划，其中吴南生在汕头调研后，于2月21日晚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提出了办类似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一些设想，得到习仲勋的支持。

4月，习仲勋和吴南生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专门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大胆地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叶剑英当即表示赞成，嘱咐广东省委尽快制定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对广东省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调研。5月14日，习仲勋等人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提出了试办进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与此同时，4月29日至6月5日，叶剑英再次赴广东视察、休息。对于习仲勋等人提出的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如何先行一步等问题，叶剑英和习仲勋等省委领导多次进行了深入交流。

6月1日，叶剑英亲自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在听取一些同志发言之后，他高兴地说：“我同谷牧同志讲，发展经济不能顾北不顾南。现在，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向中央提出要求，经济体制要改变一下，下放一些权力。究竟下放多少，改变多大，还没有把握。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对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叶剑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听完叶帅的发言，习仲勋表示，一定要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

6月5日，叶剑英离开广东回到北京。6月6日，广东省委就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23日，叶剑英参加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在会上再次明确提出广东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加快建设步伐。还特别强调广东要利用好海外关系多的社会条件和亚热带气候的自然条件。

在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重视下，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为了表达对特区工作的支持，叶帅率先视察特区，为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排忧解难，成为第一个到达特区视察的国家领导人。1980年4月27日，叶剑英到达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工地视察。次日又到珠海市视察。特区创立伊始，各方面都有所不便。时值叶剑英双腿行动有些困难，交通又不方便，且当时深圳住宿条件很差，蚊子又多，他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连床垫也是临时从一家床垫厂找来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叶帅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肯定，他告诉这两个特区的领导人：“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时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在广东的改革开放遭遇非议和阻力时，叶帅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

在叶剑英的关心和推动下，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由习仲勋提出的在广东搞经济特区的建议，终成现实。

特区正式成立后，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习仲勋不再兼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正式调回中央工作。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任命习仲勋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积极配合叶剑英的工作，更加钦佩叶剑英的伟人风范。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我调离广东到中央工作以后，同叶剑英同志直接接触和接受教益的机会更多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他顾大局，守纪律，团结同志，扶植后辈的高尚品德，他渴求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第二篇：观习仲勋记录片《主政南粤》有感

观习仲勋《主政南粤》有感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的课堂上，老师让我们观看了习仲勋记录片《主政南粤》，让我们对习仲勋有了一定的了解。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在陕西富平县城西南10余公里外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春，习仲勋进入渭北地区最有名的立诚公学高小部。这是一所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学校，也是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在这里，习仲勋开始了人生的新起点。不到13岁，习仲勋就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底，习仲勋与数名进步学生被抓，入狱4个月。在狱中，习仲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习仲勋挥泪辞家，走上了追寻革命的道路。1932年3月，习仲勋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建立的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也成了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毛泽东带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就十分惊讶：“你这个主席原来这么年轻。”

1936年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

抗战胜利后，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

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被誉为国务院的“大总管”。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被停职审查。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文革”爆发后，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后身陷囹圄。直到“文革”结束后，习仲勋才彻底平反。

蒙冤时期的习仲勋，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其子***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7年后再见面)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到广东不久，习仲勋就遇到“偷渡外逃”这个老大难问题。他实地来到收容站，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习仲勋意识到，制止偷渡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经过深入思考，他认为，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郑重提出，广东邻

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那些脑袋僵化、死抱教条的人，对这一创举和试验，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那时反对办特区和反对邓小平的人不少，广东地委书记中，就有两三个是反对邓小平的，北京也有人说，邓小平不懂经济，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对于办蛇口工业区，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少了一‘块罗!”也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即便在中央高层当中，也有不同意见。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得到许多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对此非常赞同，并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谈到配套资金，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习仲勋主张发展广东省的经济，走对外开放的经济道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首先发展农业，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资源优势结合起来，鼓励广大农民群众种植荔枝，获得了较好的收益，为农民群众找到了一条发展的道路。

在广东，习仲勋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在习仲勋的努力下，不到3年的时间，“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11.2万名干部被平反。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叶剑英元帅的嘱咐，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寄予无限的希望。因为习仲勋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能够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封封要求平反的信件，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卷，如雪片似的飞进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他的案头。

经过听取汇报，审阅大量的案卷，并经过深入到各地调查研究，习仲勋基本弄清了广东各种冤假错案的情况。经过他的努力，很多宗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全省各级党委为原划右派分子做好摘帽、改正工作，并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等。

可以说，习仲勋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人民，他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我国的一代伟人。

第三篇：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领导干部

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领导干部(1)(2014-03-18 11:03:36)转载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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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改革开放初期主政广东领导干部(1)作者：带刺玫瑰万古存

近日广州市政协有人提议电视台应取消(后改口减少)粤语节目，在广卅引发大爭论。前天羊城晚报报道广卅某小学规定学生课余同学间交谈不准讲粤语，并制定惩罚规则，使广卅家庭的学生因不懂粤语无法与奶奶交流，老人听不懂孙子要吃鸡翅要求，引发家庭矛盾。这类极端令人不安。

21CN网的截图

行政命令是绝不可能使某一方言消失的，一个方言区的方言是千年数千年形成，成为代代相传的父母语，即使全民族公用语普通话完全普及，方言仍不会退出，况且港澳海外华侨讲华语(多为粤语)的人不少，他们都在接收广东粤语台节目，乡音乡情是根。国家普及普通话初衷是让不同方言的群体、民族有公用语言交流交际，绝沒有消灭方言之意，50年代推广普语这样阐述：“实行既会说方言，民族语言，又会说普通话的双语制。”方言是不会消亡的。不仅中国，当年的苏联，各加盟民族都讲自己的语言，但又有公用语言俄语，全世界都一样。

现在参政议政的都在思考些什么，牛人牛语冲口而出，语不惊人死不休。

这都令人怀念广东改革之初在南粤大地运筹帷幄，从政为民，建立丰功伟业，造福这方水土的老领导，他们都不是广东人，心中却处处为广东百姓着想，他们就是习仲勋，杨尚昆，任仲夷……。

广东的新老领导亲密合照。

习仲勋复出后主政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广东平反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杨尚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协助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又兼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任广卅军区司令。许世友是在73年6大军区对调时到广州军区当司令员，74年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严惩了入侵的南越军队，79年亲赴前线指挥对越东线自卫反击战!

1977年冬，叶剑英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等在广州留影。

胡耀邦每一次到广东，一定会到贫困地区视察。有心的广东人，记录了他每次到贫困地区的行程足迹。

以下节录相关著作文章及照片，以寄托对他们的怀念：

习仲勋

摘自《习仲勋主政广东》《改革八贤》：

从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习仲勋主政广东共两年零八个月，“把守南大门”（胡耀邦语），发挥出惊人的能量。这段不长的时期，成为他“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之一”（秘书俞惠煜语）：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同时为深圳、珠海特区奠基。

反“偷渡外逃”

“面对偷渡者潸然泪下

习仲勋到广东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很多人以命相搏，到异地寻求“乐土”。根据相关资料，当年8月全省就发现偷渡外逃6709人。

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农民，习仲勋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习仲勋到沙头角，看到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而我们这边却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觉得一定要搞经济特区，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在广东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问题上，习仲勋斩钉截铁地说：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

习仲勋在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 来源《习仲勋主政广东》

平反冤假错案

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广东面临和全国一样的现实，大量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以及随后到广东上任的杨尚昆被寄予厚望：因为习、杨本身就曾是受害者，同时据广东省原副省长杨立所著《古大存沉冤录》记载，“叶剑英表示，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两个可以压得住阵。

习仲勋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对冤假错案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其中，华侨、归侨和侨眷侨属因为有“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1979年3月，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为他们平反昭雪。此后在广东的改革开放中，正是这些有“海外关系”者引来巨额外资，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向中央要权

在197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杨尚昆代表广东向中央“要权”，希望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认可，直接促成了经济特区的设立。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杨尚昆

摘自 改革开放之初杨尚昆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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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两年，杨尚昆协助习仲勋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发挥地方优势，使广东走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

排除干扰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在广州，按照当时市委的统计，96%的冤假错案都已平反。实际上认真一查，问题还很多。很多同志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彻底解决。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给本来应该彻底平反的干部留了尾巴；一种是政治上虽然得到平反，但在组织上不落实，工作安排或者生活安置不适当。广东还有个反地方主义问题，还有“反右派”、“反右倾”的遗留问题。在广东有些人被错划为右派又是与错误批判地方主义联系着的，问题十分复杂，要完全搞清楚，是要花费些时间的。因此，当时省委抓得最多的两件事，一是怎么把农业搞上去，就是解决吃饭这个首要问题；一是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干部的调整。

1979年3月24日，省委决定抽调一批力量，组成工作组，由李坚真、龚子荣负责，分赴各地调查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整顿领导班子。要求当年国庆节前搞完。

关于为犯地方主义错误的干部平反问题，涉及到冯白驹、古大存和一大批老同志。冯白驹在海南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20多年，红旗始终不倒。1950年，他领导的琼崖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立下了卓越功勋。古大存无非是同冯白驹来往多些，就被牵连在一起。对于平反冤假错案，习仲勋的态度是明朗的，但是在干部中认识还不够一致。这样，省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耐心地做工作，达到统一认识，落实政策。杨尚昆在省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指出，"关于为犯有地方主义错误的干部平反问题，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无非是还有一些具体事情，究竟错了？对了？还要弄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地方主义应该平反。我们的思想应该解放一点，看问题要看它的本质，是不是地方主义，一不能根据这些同志是不是本地干部；二不能根据他们之间来往是否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判断是非，那么同志之间就不敢来往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广东，有人来看了我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说我们相互勾结，被整得很苦。党内生活这种不正常现象，再也不允许继续下去了。

杨尚昆与霍英东

祝贺农民“恭喜发财”

在广东，佛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工副业比重大，1979年，佛山地区南海县农民人均年收入240元，这在全省、全国都是比较高的。1980年春节，杨尚昆同刘田夫、杨应彬等到南海县西樵公社给农民拜年，杨尚昆祝贺他们“恭喜发财”。在当时，省委领导人敢于鲜明地支持农民发财致富，影响就大了。后来，杨尚昆到番禺去，也讲“要发点财”，就是说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富裕一些，提出要善于利用广东的优越条件，把农林牧副渔搞得更多些，发展得更快些，大家要多想办法，怎样富？用什么办法富？要解放思想，不要被老框框限死。当然，致富要靠发展生产，不是搞歪门邪道。

研究广卅花园酒店建设

解放思想 试办特区

1978年11月，习仲勋在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广东毗邻港澳、面对东南亚，海外华侨众多，发展经济具有特殊优势，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实行对外开放；建议中央授权广东省委处理问题有较多的机动余地。这些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习仲勋回到广东，立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杨尚昆到广东后，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后半段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搞补偿贸易、加工装配、合作经营。开始省委想在深圳办个特区，设想叫“对外加工贸易区”。

1980年11月9日，中央决定，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