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两建案件分析--侦破范和荣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做法和体会

第一篇：三打两建案件分析--侦破范和荣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做法和体会

产业垄断中的欺行霸市及其防控——侦破范和荣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做法和体会

2012年2期

张元彬 林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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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范和荣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非法手段强行垄断汕头市澄海区至浙江省义乌市的货运经营路线，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团伙隐蔽性、组织性和暴力性较强。因此，在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中必须加强协调配合，明确责任，形成合力。同时，要加强对高危行业的监管，铲除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建立健全扫黑除恶工作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 扫黑除恶 欺行霸市 产业垄断 打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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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汕头市公安机关根据工作中掌握的线索，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省公安厅的直接指导下，成功打掉了一个以浙江人范和荣为首的非法垄断汕头市澄海区至浙江省义乌市货运经营路线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抓获范和荣等涉案人员16名，查扣涉案汽车6辆，冻结涉案赃款460多万元。2011年12月，澄海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范和荣等骨干分子作出一审判决。该团伙的成功侦破，充分体现了公安机关坚决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坚强决心，在社会各界中产生良好的反响，有效地维护了澄海区货运行业正常的经营秩序，货运经营逐步走上了市场调节的轨道。

一、成功侦破范和荣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主要做法

（一）领导重视，专案侦办。2010年4月初，汕头市公安局澄海分局接到群众报案，称在澄海区经营货运站的范和荣、金旭红和杨冬民等几名浙江省义乌市人，为攫取高额利润，采取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强迫交易等非法手段，打压其他竞争对手，强行垄断澄海区至义乌市的货运经营路线，大部分被害人敢怒不敢言。接报后，澄海分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开展外围摸查，印证了群众举报情况基本属实。汕头市公安局和澄海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坚决予以打击取缔，为地方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创造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省公安厅也高度重视，省“打黑办”把该案列为督办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汕头市公安局及时成立专案组，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抽调精干警力全面铺开侦查工作。

（二）精心经营，果断出击。由于该犯罪团伙成员分散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涉案跨地广，反侦查能力强，犯罪手法隐蔽，特别是一些受害人害怕打击报复不敢反映情况，给侦查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专案组迎难而上，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历尽了千辛万苦，在较短时间内迅速锁定了该犯罪团伙的骨干成员及其行踪，并制定了详细的抓捕方案，果断采取抓捕收网行动，为突破全案取得了先机。2010年4月21日至5月6日，专案组先后在澄海城区、义乌市、漳州市等地抓获该团伙7名骨干成员陈广伟、陈瑞雄、李安定、陈进发、范和荣、金旭红、柯嘉晖。

（三）深追细查，除恶务尽。随着骨干成员的逐个落网，专案组加紧开展内审外查工作，逐步查明了该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经查，范和荣、金旭红和杨冬民先后于2004年和2007年，两次纠集、胁迫其他几家经营澄海至义乌线路的货运站成立联营实体。为非法垄断澄海及周边地区至义乌的货运业务，范和荣等人勾结陈广伟打压其他竞争生意的货运站，肆意提高货运费；勾结陈进发、陈瑞雄父子和李安定操控货运司机压低运输费；勾结柯嘉晖疏通公路执法部门恶意扣押其他货运站的货车。根据审查情况，专案组对涉案人员加紧开展追捕，至7月7日，经过艰苦的辗转追捕工作，又先后抓获杨冬民等9名犯罪嫌疑人。

（四）用足法律，快侦快捕。专案组牢固树立侦查意识、证据意识、保密意识和诉讼意识，及时提请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5月28日和6月23日，澄海区人民检察院分别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批准对犯罪嫌疑人范和荣、金旭红、陈广伟、陈进发、陈瑞雄、李安定、柯嘉晖、周强强、杜定明、杨卫民、林金盛、曾进柱等12人执行逮捕，其他涉案人员被取保候审。

二、范和荣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的主要特征

以范和荣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先后于2004年和2007年，两次纠集、胁迫其他几家经营澄海至义乌线路的货运站成立联营实体，采取非法手段强行垄断澄海区至浙江省义乌市的货运经营路线，直至被公安机关成功打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团伙隐蔽性、组织性和暴力性较强。一方面公安机关日常工作中难以掌握犯罪线索，另一方面受害人慑于暴力淫威不敢轻易举报，提供线索。

（一）隐蔽性强，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从事非法活动。该犯罪团伙从一开始便披着合法企业的“外衣”。范和荣、金旭红和杨冬民分别经营澄海至义乌的货运站，陈广伟是澄海区168物流中心的负责人，陈进发是澄海区发达玩具厂法定代表人，陈瑞雄是澄海区协大玩具厂法定代表人和威达货场经营者，柯嘉晖则是漳州市嘉晖饭店的老板。2007年6月，范和荣、金旭红和杨冬民重新成立货运联营实体时，便胁迫其他货运站签订了一份协议，明确规定了运作模式、利润分配和各股东（货运站）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协议的规定，联营实体实行利润上缴、红利返还的运作模式，即各货运站每月将营业利润上缴联营实体扣除各种费用后，剩余的利润在次月召开的股东会上分红。扣除的各种费用由范和荣、金旭红和杨冬民说了算，其他股东无权过问。

（二）组织性强，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在该犯罪团伙中，范和荣、金旭红和杨冬民无疑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作为外地人员为了在澄海站住脚跟和实现经济扩张，范和荣等人勾结了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陈进发、陈瑞雄和陈广伟等人，双方相互倚重，狼狈为奸。团伙骨干成员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如陈广伟负责疏通交通运输部门不再审批其他同类经营者，并雇用“打手”打压没有货运牌照的竞争者，使澄海至义乌的货运线路只能由联营实体“一家”经营。陈进发、陈瑞雄父子和李安定通过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手段，强行操控货运司机为联营实体运输货物和非法敛财。柯嘉晖则疏通公路执法部门恶意扣押其他货运站的货车，使其他货运站不得不加入联营实体接受范和荣等人的操控。

（三）垄断性强，以威慑恐吓手段取得行业垄断地位。为达到非法垄断的目的，该犯罪团伙通过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一方面打压其他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操控货运司机压低运输费，大肆敛财。一是从各货运站每月上缴的利润中按运输每立方米货物抽取5元作为开拓业务费，并按每车次600元付给陈广伟，由陈广伟负责打压其他竞争对手。至案发时，范和荣等3人共抽取开拓业务费约1300万元，付给陈广伟约600万元，剩余700万元由其三人支配。二是从各货运站每月上缴的利润中抽取4万元，共支付给柯嘉晖120万元，由其利用在漳州市的人缘关系，疏通汕厦高速公路的执法部门恶意查扣其他竞争对手的货车违章超载。三是联合陈进发、陈瑞雄和李安定压低货车司机运输费。陈进发、陈瑞雄父子雇用安徽人李安定在其经营的威达货场打工，由李安定组织其外甥周强强等人通过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迫向停放在威达货场及外面的货车司机收取每晚10元至100元不等的“停车费”。陈进发、陈瑞雄和李安定于2007年8月操纵为联营实体运输货物的司机罢运，迫使联营实体同意每趟货车运费上涨500元，陈进发等3人从中瓜分到200元。2009年12月，为安全隐蔽地收取“保护费”，陈进发等人迫使货车司机将运费压低400元后，由受益的联营实体将其中的200元直接支付给他们。陈进发等3人从中非法牟利共500万元。通过以上手段，联营实体实现了非法垄断的目的，将货运费从每立方米货物50元提高到85元。

（四）暴力性强，以暴力手段保护既得利益，进而盘剥进入该行业人员。同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样，联营实体从成立开始，便带上明显的暴力特征。2004年8月，范和荣、金旭红、杨冬民等人因与在龙湖区外砂镇经营货运站的义乌市人龚某竞争生意，在义乌市持刀砍打龚某致重伤后，被抓获并判刑。2006年11月，陈广伟以义乌人虞某欠保护费48万元为由，指使他人打砸虞某的货运站，打伤两名员工。2007年6月，义乌人陈某准备到澄海经营至义乌的货运站，陈广伟等人得知后对其进行恐吓和殴打，使陈某不敢在澄海立足。犯罪嫌疑人李安定并不满足于收取“保护费”，而是千方百计地盘剥货车司机。李安定伙同杨卫民在澄海经营一家旅馆并强迫货车司机到该旅馆住宿，伙同杜定明经营一家汽修厂并强迫货车司机到该汽修厂维修汽车，支持林金盛、曾进柱非法经营两部流动加油车，雇用曾庆侠、廖世杰为司机，强迫给货车加油，稍有不从，即由李安定带人砸坏汽车玻璃。

三、几点体会和启示

成功打掉这个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汕头市澄海区运输市场呈现良好的秩序，运输价格明显下降，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上升。我们深感扫黑除恶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扫黑除恶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为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一）必须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扫黑除恶的合力。一是要坚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主力军作用。成功打掉范和荣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公安机关处于扫黑除恶斗争的第一线，要切实坚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主力军作用，一把手要亲自动员、亲自部署、亲自组织指挥、亲自解决斗争中遇到的困难和重大问题。各职能部门特别是基层派出所在日常管理中，要注意发现、掌握黑恶势力插手纠纷矛盾的线索，加强犯罪情报信息的收集与积累。在侦查破案工作中，对涉及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的团伙违法犯罪案件，不能就事论事、就案办案，要强化专案经营意识，重点深挖为首分子、骨干分子，切实提高打击效能。二是要加强政法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政法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强化侦查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检察机关要提前介入，引导取证，依法快捕、快诉。审判机关要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对黑恶案件依法快审快结，防止纠缠细枝末节，久拖不决，尽快进入司法审判程序，营造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黑恶犯罪的强大声势。三是各有关职能部门要积极配合政法部门依法办案。工商、税务、金融、海关、文化、交通、建设、教育、劳动等部门，要有大局意识，积极协助、配合政法机关的查处办案工作，为扫黑除恶创造有利条件。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发挥社会管理职能，加强对滋生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分子活动的场所、行业、领域的管控，努力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犯罪的土壤。宣传部门要加强宣传攻势，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适时适度地开展对扫黑除恶斗争的宣传，弘扬正气、震慑犯罪。四是要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广泛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力争扫黑除恶斗争取得最大和最好的社会效果。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治保会、调委会等基层组织，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扫黑除恶的积极性，发动群众揭发、检举违法犯罪线索，主动配合政法部门及时了解动态，掌握线索。

（二）明确责任，严格落实责任制。一是要明确领导责任。各有关部门要将扫黑除恶作为保一方平安、为民造福的政治责任，成立由一把手任第一责任人的专门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要亲自组织，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要实行定人员、定时间、定措施、包破案的“三定一包”措施，限期侦结。对因隐瞒黑恶势力实情、工作失职致使黑恶势力犯罪滋长蔓延，或黑恶势力猖獗、长期横行得不到有效治理的地方，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要加强协作，严肃查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及黑恶势力犯罪的违纪案件。对那些与黑恶势力串通一气，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深挖彻查，予以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二是要明确工作责任。要落实摸排责任制、涉黑查处责任制、办案全程跟踪制、群众举报查证制以及完善办案质量责任制、纪检监督责任制等制度，确保扫黑除恶斗争落到实处。为保证扫黑除恶顺利进行，要加强对专项斗争的经常性检查督促，及时分析研究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千方百计保证扫黑除恶斗争顺利进行。三是要实行责任倒查追究。一方面，实行摸查责任倒查。因工作不落实，摸排工作不深不细，漏掉黑恶犯罪线索，对本地黑恶势力犯罪线索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故意瞒报、漏报，或者对群众举报、上级通报的黑恶势力犯罪线索不调查、不核实的，要严肃追究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实行办案责任倒查，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过程中，对有黑恶势力当地排查不出来，排查出来打不掉的；对群众举报的线索查处不认真，致使黑恶势力逃脱打击的；在侦、诉、审中有玩忽职守、放纵犯罪的；对正在服刑的黑恶势力采取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措施没有从严掌握的，都要实行责任倒查，依法追究有关部门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三）加强对高危行业的监管，铲除黑恶势力的生存土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市经济的发展壮大，巨大的市场形成了滚滚的客流、物流和资金流，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货运业是市场的配套产业，发达的市场必须配置相应的货运行业，它既依附于市场，同时又独立于市场。长期以来，我国的交通运输属于国家垄断行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国家放开了部分运输业务，由运输管理部门将各条运输线承包给有能力的企业或个人经营，但是对这种个体承包经营却没有相应的规范来约束，致使该行业容易受到黑恶势力的渗透。范和荣、杨冬民、金旭红在2004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抓获判刑后，交通运输部门没有及时吊销其经营许可证，致使其释放后继续为非作歹，坐大成势。因此，要提高货运行业的准入门槛，建立背景审核、资格审查制度，切断黑社会性质组织向合法领域的渗透。对于有违法犯罪背景的企业和个体承包者，要及时吊销其经营许可证，防止其牟取非法利益。要建立监控违法企业运行的相关制度，按照“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进一步落实各项管理防范措施，彻底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和温床，提高发现、控制、防范黑恶势力犯罪的能力。同时，要发挥行业管理的优势，对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发现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要及时通报公安机关调查处理。

（四）建立健全扫黑除恶工作的长效机制。一是要建立协调一致的合作机制。要建立由政法委牵头，纪检、组织、宣传、监察、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民政、工商、审计等部门参加的扫黑除恶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协商、研究工作中碰到的有关问题。二是要建立整体作战的保障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花钱买平安”的意识，想方设法保障政法公安机关破案追逃的经费，要旗帜鲜明地为政法部门特别是战斗在扫黑除恶第一线的公安民警撑腰、打气。三是要建立严谨高效的办案工作机制。政法公安机关要落实领导督办、责任倒查等制度，严格追逃缉捕工作目标管理和工作责任制，提高办案效率，确保办案质量，扩大斗争成果。四是要建立适应实战的基层基础工作机制。对涉黑涉恶线索排查收集要日常化、制度化，加强了解掌握黑恶势力的苗头、动向，分析研究黑恶势力活动的规律特点，落实各项有效侦控措施。五是要把扫黑除恶纳入综治考核。要把扫黑除恶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体规划，纳入综治考核范畴，加强行业组织管控，有效挤压黑恶势力的活动空间。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在扫黑除恶工作中的责任，把扫黑除恶作为考核党委、政府的政绩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

第二篇：范某某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审查与认定

范某某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组织卖淫、敲诈勒索案—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审查与认定

【裁判要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因居于幕后，往往否认指使手下成员实施犯罪行为。对此，应从该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性质、被害人与首要分子或其组织的关系、该组织成员的供述及其他证据等多个方面，综合分析认定首要分子的罪责。此外，在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首要分子和骨干成员应着重体现从严，对一般参与成员可着重体现从宽。

【案号】（2007）昭中刑一初字第8号二审：（2007）云高刑终字第1257号复核审：（2008）刑五复35060064号

【案情】

2004年下半年，被告人范某某通过收取六合彩赌债结识了宋逢源、王傲，进而网罗了陈思学、宋某某、翟某某、常某等多人，并纠集社会无业人员、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在校学生，至2005年初恺撒歌城非法开业，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范某某组织、领导下，该组织以恺撒歌城及范某某持有空股的多家煤矿等经济实体为依托，凭借范某某作为云南省镇雄县林业局林政稽查队队长的身份，在镇雄县大肆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并从中聚敛钱财，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自2004年下半年至2005年底，以范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不断扩大组织势力和影响，与对立的以王林（另案处理）为首的另一团伙长期展开帮派斗争，多次发生殴斗，造成对方2人死亡、1人重伤；殴打与范某某发生纠纷、干预其组织活动的群众，致1人重伤、3人轻伤；多次实施随意殴打、追逐、辱骂他人，强拿硬要、损毁他人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等寻衅滋事行为；利用恺撒歌城组织多名妇女卖淫；同时，采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宋玉奇、段定云、陈琨等人支付六合彩赌债；为收回范某某的工程投资款或收取赌债，拘禁镇雄县板桥隧道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许忠俊和申杰、邓成松；以帮助解决煤矿纠纷为由，迫使镇雄县乌峰镇富华煤矿老板李祖汉，塘房乡兴源煤矿老板李丕清、陈治兴，中屯乡张家院煤矿老板吴某某分别出具收到范某某所谓股金的空股收据，并让4人共出资约40万元给范某某购买丰田路霸越野车；聚众哄闹富华煤矿以威胁原富华煤矿老板李世华；采用滋扰、威胁等手段，迫使熊洪德、徐国超放弃购买张家院煤矿；威胁、殴打富华煤矿职工涂云清，煤矿周边村民张孟学、柯昌达、张孟江、周训江等人以及在恺撒歌城娱乐消费的客人李克江、文浩等人。

2005年6月4日1时许，经被告人范某某授意，陈思学指使王团、王鑫、涂波、涂代祥、胡德勇、胡彪在镇雄县南大街街心花园将与范某某组织有冲突的另一团伙成员李某砍死。同年7月3日晚，范某某手下成员常庆带领余勇、邓彬、沙国品（已另案判刑）等人在镇雄县东站持刀将向万元砍死。

2005年1月21日1时许，被告人范某某手下成员陈思学、宋某某、常某、翟某某等人在E之路网吧，将曾经干预宋逢源等人收赌债的万红砍成重伤。同年5月13日下午，范某某手下成员胡波、赵春、邓卓（均已另案判刑）等人在南天桥天源大酒店外，将曾经打伤赵春的周虎砍成重伤。2004年8月21日晚，范某某指使宋逢源、王傲等人持钢筋、铁铲、木棒等，将与范发生争执的高波打成轻伤。2005年1月29日晚，范某某指使王傲、刘百远（另案处理）等人，将与范发生口角的张林打成轻伤。2005年8月21日，在范某某带领下，朱启东、付业超将张家院煤矿周边村民龚秀春打成轻伤。

2005年5月，范某某组织的骨干成员宋逢源组织王傲、陈思学、翟某某、胡波、龚富等40余人持刀、钢管等工具，到镇雄县彭家瓦房欲与王林、李某一伙人斗殴，被公安人员驱散。

自2004年6月至2005年10月，以被告人范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了以下寻衅滋事行为：聚众哄闹镇雄县松林湾大顺煤矿，打伤工人吕强、余勇、帅先祥，砸烂门窗、车辆；持械追打朱启春、李朝明；聚集百余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聚众冲击镇雄县甘家湾治安岗亭，并持械威胁、辱骂协警员；随意殴打韩一江、朱启管、常开绪、王靖、成信远、张波、张帅等。

2005年1月，被告人范某某非法开办恺撒歌城，安排范泽义、李维琼负责经营管理，组织多名妇女在歌城内从事卖淫活动。

此外，被告人范某某归案后检举揭发原镇雄县煤管局局长熊某某收受张家院煤矿老板吴某某贿赂2万元，经查证属实。

【审判】

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范某某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组织卖淫罪，应依法数罪并罚。范某某在整个组织犯罪过程中属首要分子，造成李某、向万元2人死亡，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归案后虽有立功表现，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范某某犯敲诈勒索罪、窝藏罪，不能成立。被告人宋逢源、陈思学、王傲等人亦应对各自实施的行为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三百一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范某某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对被告人宋逢源、陈思学、王傲等32人分别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不等的刑罚。

宣判后，被告人范某某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其有立功表现，量刑过重等为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一审将向万元被杀的事实认定在上诉人范某某名下，将范某某朝谢毅泼酒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均不当。但一审认定范某某的其他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范某某作为有特殊身份的公职人员，知法犯法，应依法惩处。其虽有立功表现，但鉴于其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严重危害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不足以从轻处罚。对范某某上诉所提意见，均不予采纳。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范某某的死刑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范某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在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范某某系首要分子，应当按照该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范某某指使该组织成员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在范某某组织、领导下，该组织成员受其指使或为维护组织利益，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聚众持械斗殴，随意殴打、追逐、辱骂他人，强拿硬要、任意损毁他人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范某某同时利用非法经营的娱乐场所组织他人卖淫以获取经济利益支持该组织活动，范某某的行为已分别构成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组织卖淫罪。以范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造成1人死亡、2人重伤、3人轻伤，后果特别严重；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情节恶劣，组织多人卖淫，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虽然范某某具有一般立功表现，但其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多种暴力性犯罪，严重危害了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对范某某所犯数罪，应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1款的规定，裁定核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范某某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以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评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组织程度较高、等级次序较严密的犯罪组织，首要分子通常不直接实施具体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往往不直接出面向具体实施者发出指令，而是通过其骨干成员层层下达指示，甚至最终的具体实施者已经超出了该组织成员的范围。这就使得首要分子及其最初的指使行为十分隐蔽，一旦案发，首要分子就会以不明知、没有指使等为由进行辩解。对此，不能因为被告人不认罪就简单地不予认定，而要根据此类案件的特点，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来分析认定。以故意杀人犯罪为例，对首要分子否认指使手下成员杀人的，可以通过如下几个角度来具体认定。

第一，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性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特征之一就是暴力违法性，即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但暴力程度不同，违法犯罪活动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也就不同。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将违法犯罪活动限制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实施暴力的范围内，未造成人员伤亡的危害结果，甚至首要分子明确将不造成伤亡结果作为其组织的“规矩”。如果这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某个或某些成员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那就可能超出该组织一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性质和范围，一般不应认定在该组织首要分子名下。当然，具体案件中仍要根据全案证据仔细分析成员行为是否明显超出首要分子的授意范围，构成行为过限。而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大肆实施各种暴力违法犯罪活动，对暴力程度毫无节制，已致多人轻伤、重伤甚至致人死亡。这种组织的全部成员都知道其组织活动的性质，在实施具体的违法犯罪行为时，通常无需首要分子再作出明确、直接的指示，无论最终造成何种结果，都在首要分子的意志范围内。

第二，被害人与首要分子或其组织的关系。在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能否认定在首要分子名下时，被害人身份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被害人与首要分子或其组织有矛盾，曾干涉该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是与该组织对立的其他犯罪组织或团伙的成员，那么，该组织成员杀死被害人的行为，就很大程度上可认定在首要分子名下。但是，如果被害人与首要分子不存在矛盾，又与该组织没有关联，也不是与该组织对立的其他任何组织、团伙的成员，一般情况下不能将该组织成员故意杀死被害人的行为认定在首要分子名下。

第三，全面考察案件证据，尤其是组织成员较为一致的供述以及首要分子的供述。由于首要分子不实施具体犯罪行为，通常也不与具体实施者发生直接接触，实践中，能够证实首要分子与其组织成员实施的故意杀人犯罪有关联的客观性证据往往很少，甚至没有。在首要分子拒不供认的情况下，认定首要分子应否对其成员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负责，就只能从言词性证据主要是该组织成员的供述入手，同时结合案件其他相关事实、证据、首要分子曾作出的部分供述，综合分析判断。

本案中，一审认定被告人范某某应对其组织成员实施的2起故意杀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但范某某对该2起事实均不予供认。二审认定了其中1起事实，对另1起事实则没有认定在范某某名下。首先，根据全案事实、证据，可以认定，以范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从事暴力违法犯罪活动，与其他黑恶势力团伙展开帮派斗争，多次发生持械斗殴、围攻等暴力性冲突，并经常对普通群众实施随意殴打、伤害等行为，造成了多人伤亡的结果。因此，范某某组织所实施的暴力违法犯罪活动暴力程度高，对该组织成员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一般应认定在范某某的意志范围内。但对于这2起故意杀人犯罪能否均认定在范某某名下，还要从其他角度作进一步分析。

关于杀害李某的事实。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以范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以王林为首的团伙存在矛盾，李某是王林团伙的骨干成员。案发前，李某带人围攻为范某某组织成员存放刀具的地方，范某某手下骨干成员宋逢源、王傲、陈思学遂决定搜寻王林团伙成员报复。宋逢源、王傲向范某某报告后，范称拉帮结伙地干没意思，冤有头，债有主，要干就要干对方领头的，并让宋、王转告陈思学。宋逢源将范某某的意思转告陈思学后，陈据此并考虑到与李某有过冲突等情况，将目标锁定为李某，指使当地职业高中学生陈义、喻均带领王团、陈旺、高进等人搜寻李某。后王团、王鑫、涂波、涂代祥、胡德勇、胡彪等6人找到李某，持刀将李砍死。陈思学随即告诉宋逢源，宋又向范某某报告，范安排人交给陈思学3000元钱逃跑，并将宋逢源、王傲送到外地躲藏。可见，被害人李某是与范某某组织对立团伙的骨干成员，其与范某某组织有利益冲突，完全可能成为范某某组织报复的对象。同时，多名被告人均证实是在范某某的授意下杀害李某的。陈义、喻均、王团等人供称，他们受陈思学指使搜寻李某并将李杀死，而陈是范某某手下的骨干成员之一。宋逢源、王傲、陈思学的供述证实，宋、王向范某某报告如何对付王林团伙后，范说“要干就干对方领头的”，宋按照范的要求将这一指示转告陈后，陈指使其手下的人杀死了李某，事后范某某安排人给陈3000元钱逃跑，并将宋、王送到外地躲避。陈思学并供称，如不是范某某发话下来，他不会有那么大胆杀李某。虽然范某某本人对于其指示“要干就干对方领头的”这一情节未予供述，但对该起犯罪的起因、他安排陈思学逃跑及送宋逢源、王傲到外地躲避等事实均作了供述，且与其他证据相印证。这充分表明，正是范某某的授意直接促成了其手下成员杀害李某，范某某应当对该起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杀害向万元的事实。据案卷材料反映，范某某组织成员常庆因向万元打伤其朋友崔刚、陈剑，在不属于范某某组织成员的夏权指使下，邀约余勇、邓彬等人将向万元砍死。没有证据显示被害人向万元与范某某及其组织有矛盾，或系上述王林团伙或其他与范某某组织对立的团伙成员，也无证据显示夏权、崔刚、陈剑系范某某组织成员或与范某某组织有其他关系。据常庆供述，其系受夏权指使，邀约余勇、邓彬等人为朋友崔刚、陈剑报仇而将向万元杀死；余勇、邓彬均供述系受常庆邀约；宋逢源供述案发时他不在案发地，不知道常庆等人杀人一事；范某某则始终辩称其不知道该起犯罪中杀害了何人。据此，将常庆等人杀死向万元的事实认定在范某某名下，证据不足，二审未予认定是正确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时，需尤其注意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宽严相济，就是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罪。严，要求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对罪行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地判处重刑或死刑。宽，要求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和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历来是严惩的重点。但是，在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也应分清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首要分子、骨干分子，要着重体现严的一面，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而对于一般参加者，特别是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则应侧重于体现宽的一面，依法从宽处理。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提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整体从严惩处的同时，也强调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予以区别对待，即“对犯罪组织或集团中的为首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要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或死刑的要坚决判处重刑或死刑；对受欺骗、胁迫参加犯罪组织、犯罪集团或只是一般参加者，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缓刑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

本案虽然发生在《意见》出台之前，但在案件处理的总体把握和对各被告人的具体处罚上，已经充分体现了《意见》相关规定的精神。具体而言，以被告人范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造成1人死亡、2人重伤、3人轻伤，后果特别严重；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情节恶劣，组织多人卖淫，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虽然范某某具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但只是一般立功，并非重大立功，而其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多种暴力性犯罪，严重危害了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故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应依法判处死刑。范某某组织的3名骨干成员宋逢源、陈思学、王傲直接听命于范某某，根据范的指示，组织、指使各自手下人员实施具体犯罪，在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也是应当依法从严惩处的对象，原审对3人分别判处了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年的重刑。可见，对范某某、宋逢源、陈思学、王傲等4人的处罚，着重体现了严的要求。而其他被告人，虽然具体实施了犯罪行为，甚至实施了杀人行为，但鉴于他们是在范某某的层层指挥下犯罪，在犯罪中只是充当打手，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原审根据这些被告人参与犯罪的不同程度、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分别判处了不同刑期的有期徒刑，有的还宣告了缓刑，较好地体现了从宽的精神。

文/徐琛；朱岩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