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去一降一补”与“双创”的深入解析

第一篇：对“三去一降一补”与“双创”的深入解析

对“三去一降一补”与“双创”的深入解析 2016-07-15 01:09:00 上海证券报

抓住供给侧问题，必须面对与需求侧总量问题迥然不同的供给侧结构问题，就需要攻坚克难推进改革而首先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进而可以提高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生活中互动的、互为存在条件的、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而主要矛盾方面抓供给，就是要抓住我们现在要发力的优化结构这样一个着眼点：在“供给侧”的后面标注“结构性”的表达，也就意味着要正视我们以攻坚克难的改革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高、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复杂性。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挥“创新发展”第一动力作用的重大供给侧实践选择。近些年，财税等部门把调控管理、深化改革和改善服务相结合，在支持“双创”中做出工作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间的联结关系

大家都很关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的要领，首先是“三去一降一补”。为正确理解和掌握它，首先应把“三去一降一补”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逻辑关联之内。总书记的讲话里表述出这一战略方针后，大家都在深化理解，如果从直接字义上来看，有三个词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笔者认为，首先要注意到它是落在“改革”上，这表明什么呢？可知现在决策层所强调的这个概念，不是横空出世全新的东西，它就是在邓小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就设定为大政方针的改革之路上“继往开来”的要求，当然它必是战略方针层面的要求。最高决策层的这样一个明确的要求，在继往开来的改革这一内容里，又突出了一个新意，即新在“供给”，直接表明了改革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问题——这个供给侧改革的鲜明表达，是得到学理支撑的，就是在最高决策层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支持下，通过学理分析而认定，我们新阶段的主要矛盾方面，在于供给侧。而抓住供给侧问题，必须面对与需求侧总量问题迥然不同的供给侧结构问题，就需要攻坚克难推进改革而首先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进而可以提高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生活中互动的、互为存在条件的、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而主要矛盾方面抓供给，就是要抓住我们现在要发力的优化结构这样一个着眼点：在“供给侧”的后面标注“结构性”的表达，也就意味着要正视我们以攻坚克难的改革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高、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复杂性。因为供给侧改革是制度供给问题，制度供给首先就要涉及所谓利益格局的问题、制度结构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冲破利益固化藩篱”这样的啃硬骨头、涉险滩、攻坚克难的挑战性问题。它又要落在整个供给体系通过结构优化而总体质量与效率的提高上。

如果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以上三个具体概念，把它联结在一起理解，笔者想结合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切入点，对于“三去一降一补”这样的具体要求、以及应怎样认识这个“三去一降一补”的要领，简要地做些分析。另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谈些观察到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三去一降一补”是侧重供给管理的方略组合

第一，说到“去杠杆”，比较直截了当地讲，这是一个宏观间接调控体系里货币政策当局主导的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方面要把握的要领与“适度扩大总需求”而同时宏观审慎地防范风险的权衡有关，与如何更好掌握总量型的需求管理有关。实话实说，它和我们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并没有直接关系。其他宏观管理部门，则需要对我们的货币当局提供协调和配套。比如今年的财政政策，强调要提高赤字率，而提高赤字率意味着举借债务的规模要扩大。财政部门对此的总结是，这是以财政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这就体现了全局观与国家层面的部门协调。这是从宏观角度来说的，必须把握“去杠杆”概念实际上是对于相关管理主体的要求。另外，从地方的角度来说，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全局的去杠杆并不排除局部的加杠杆，而且局部的加杠杆一定是要求“理性供给管理”的结构性加杠杆。比如，黄奇帆非常明确地提出，在全局去杠杆的同时，重庆在自己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发力优化结构的一些关键点上，是要加杠杆的。这当然需要以一种理性的供给侧的管理方案来设计，以求达到优化结构、从而也服务于降低总体杠杆风险程度的意愿。总之，所谓去杠杆，主要是从宏观角度、从间接调控来说，管理当局要协调好的事情，地方、行业在这方面往往要理性处理好怎么样以必要的结构性加杠杆来顺应全局去杠杆，从而贯彻好发展战略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供给管理的任务了。

第二，是“去产能”。至少要从以下几点来说：

其一，笔者不太同意笼统地讲去所有的“过剩产能”。我们现在必须聚焦的其实是要去落后产能。各个行业里产能的过剩还是不过剩，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更准确的说法是，在行业里垫底的落后产能，是可以相对而言较好把握的概念。放在去落后产能上，实际上更直接、更聚焦地对应我们所说的打造升级版。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也正是落实共享发展的机制创新；它还会给一批跟政府合作的企业打开取得“非暴利但可接受”的长期投资回报这样的生存发展空间；它又对接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对接非常重要的中国必须推进的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建设，是一种对全面法治化的倒逼机制和催化剂。同时，它又是非常重要的引领新常态过程中把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成功转为有效产能、进行有效投资、聪明投资的新制度机制。比如在北京，在原有地铁4号线PPP项目的基础上，现在继续运用这种成功经验引进外资建设地铁16号线，正是缓解首都公共交通体系有效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的建设项目。PPP可以把这种建设项目投资做得更快，在“好事做实、实事做好”的同时，加快建设所需要的钢材、建材、水泥这些原来被很多人指责的“过剩产能”，但是PPP这个机制创新会把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很快转为有效产能。所以，笔者认为一定要在去产能概念的实质上作准确把握。

其三，我们要意识到在行业、企业升级换代中，如果做得成功，也就是把所谓的一部分过剩产能转为有效产能，并不能说所有在竞争力上有一定劣势的企业，马上认定为所谓“僵尸企业”。“僵尸企业”这个概念是可以用的，但是它会带来某些认识误区。因为某些企业在竞争中已经感到有压力、有困难，但是如果能成功地实现升级换代的创新，就可能改变面貌，原来被人们认定为是过剩产能的代表，可能转为有效产能的组成部分，这是可变的，是要靠“事在人为”的努力。所以，在去产能方面，一定要真正聚焦到在整个行业或者某一个领域里那种实打实的落后产能能不能去除这个关键问题和“真问题”上。

其四，去产能的主体与机制何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去产能中，对于某些成规模的企业，政府可以认定它就是落后产能代表，在没有挽救可能的情况下，就可以由政府为主体实施关停并转的操作，这是最便捷的操作，但是这种方式的适应性非常有限。中国现在整个企业数量、市场主体数量接近7000万，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中谁是落后产能代表，政府没有能力一一甄别，必须依靠政府维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让整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以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解决去除落后产能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去产能的主导机制。

第三，是“去库存”。其实大家都意识到，去库存主要针对的首先是房地产，而房地产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一定要有结构分析。大体而言，房地产现在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房地产去库存，绝对不能再烧“火”。“北上广深”的房地产早已经火得一塌糊涂，它还去什么库存？它要赶快组织有效的供给，要缓解这种供需矛盾，平息民众新的不满。大量的二线城市，曾经更多的感觉是“冰”的压力，现在要开始转成“火”的压力了，那就要未雨绸缪，赶快借鉴现在一线城市的一些做法及教训，要有提前量地准备提供有效供给。相匹配的制度供给的问题，一定要提到日程上：中央所说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个方针怎么跟现实对接已经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所以，房地产去库存，现在真正要抓住的主要是三四线城市怎么去库存，“冰”的这块怎么去库存的问题。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又必须注意不是简单依靠现在已有的商业性消费信贷、商业性的融资支持，就可以如愿达到去库存目标的，因为三四线城市最值得争取的住房主体是所谓的“农民工”。未来几十年，还要有差不多4亿人从农村到城镇来定居，需要在城镇中“住有所居”从而形成与他们的需求所对应的供给。完成这一目标，最主要的部分不是一般商品住宅——他们的支付能力大多还跟不上——而是低价的共有产权房或者公租房。要把这样的供给在现在的存量基础上提供出来，就一定要使用政策杠杆。所以，这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在全局的去杠杆、控制杠杆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政策性加杠杆”的合理解决问题，这才能如愿在三四线城市真正使一大批农民工住有所居，得到有效供给的共有产权房，而且在他们支付能力更低下的时候，对应的要有公租房的供给。如果这些都能做好，确实可以把一些房地产库存，从原来的“存”的状态转为“用”的状态。

另外，还有“降成本”。很显然，对于企业自己可以降低的成本来说，不用政府太操心，政府只要维护了公平竞争环境，企业会千方百计把事情做到极致，在“细节决定成败”的所有的节点上去控制成本、降低成本。从政府角度来说，真正需要发力的降成本，一定要针对制度性成本。在制度性成本里，税收上已经在做一系列的减税改革，但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这方面的成本，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以及社保体系的“五险一金”，还有降的空间和必要。特别是隐性的成本，比如一个企业开办要盖几十个章。这种综合成本能不能降下来，绝对不是减税能覆盖的事情，一定是综合配套改革才能覆盖和解决的问题，要抓住这个实质。

最后，是“补短板”。笔者认为，一定要清晰地注意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高，在补短板方面的原则是非常鲜明的：它一定是要解决结构问题，但这个结构问题的具体分析基础上的对策，必须在各地、各行业、各企业“对症下药”地制定方案，绝对没有一个笼统拿来就可以套用的补短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这就是供给管理明显区别于需求管理的特点之所在：需求管理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指标单

一、政府以调控作反周期操作的模式，而到了供给管理、供给侧的补短板，特别强调的是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因行业制宜，一定要有高水平的特定的解决方案设计，这是大家必须面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但在实践中应充分意识到，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我们只有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守正出奇”，把有效市场和有限、有为的政府结合在一起，真正解决“攻坚克难”的改革与发展历史任务。

“双创”中的现实问题与对策建议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挥“创新发展”第一动力作用的重大供给侧实践选择。近些年，财税等部门把调控管理、深化改革和改善服务相结合，在支持“双创”中做出工作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双创”，财政政策及管理工具涉及税收优惠、政策性投融资、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补贴、会计制度、经费使用的管理规则等，也涉及部门间协调。在实际调研中有如下几方面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部分政策规定过于复杂，可操作性不高。如科技企业孵化器优惠政策，对孵化器提出三项条件，再对孵化企业设定七个要求，导致政策覆盖面过窄，据反映全广东省仅有数家企业能够享受。

二是由各部门去甄别哪些企业享受优惠，自由裁量权较大，容易造成不公平竞争和“设租寻租”。如创业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要求企业必须登记为“专业性法人创业投资企业”，将非专业性法人创业投资企业排除在外，而且概念颇有弹性，如何界定专业性与非专业性，容易滑向靠“处关系”来解决的状态。

三是仍然存在空白地带。如“国发201532号文”要求制定对众创空间、天使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至今尚未出台。

四是部门间协调不顺，形成扯皮、推诿、紊乱。如《企业所得税法》对小型微利企业有划分标准，工信部又对于中小微企业有划分标准，实际上导致相关概念的“标准化”程度低、往往出现莫衷一是的尴尬结果；又如科技部门和税务部门对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认定和条件控制不一，使优惠政策难以落地。

五是“营改增”面临的一些具体矛盾与挑战有待破解。比如高科技企业和高智力轻资产的咨询公司，进项抵扣很少，实际税负高，应考虑作出针对性区别对待。又如，进行公路交通运输的几百万辆货运卡车，绝大部分为在全国随机流动接单运营的个体车主车辆，已无法按以“有车承运”为前提的税制设计与进项抵扣的规定在车主原籍操作，必须适应“无车承运”物流平台公司的现实发展，对接这些平台公司的大数据系统，来落实该行业“营改增”的实施细则。但是具体方案迟迟不能在管理部门形成，迫使无车承运业务要伪装有车承运的成本构成，已催生了多种潜规则乱象。这些现象抬高了经济活动成本，引发“设租寻租”和经济秩序紊乱，严重扭曲、损害了该行业“营改增”的“激励创新”效应。

六是对科研团队和课题经费的管理套用官本位制和行政化办法。

七是创新发展中一些政策界限不清。

“问题导向”下，必须积极寻求解决之策。具体对策建议是：

第一，支持“双创”的各项政策，需要作出反思与优化，力求明白简洁，有可操作性。

第二，对部门的“甄别”、“定性”实权，应力求有所限制约束，流程应力求“阳光化”，把“设租寻租”的可能性尽量压低。

第三，积极填补政策空白，确有必要的政策设计，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力求尽快落实操作细则和配套措施。

第四，结合政府部门架构改革、职能转变，应有效加强和优化相互协调机制，对“双创”的方方面面，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种种细节，各部门尽力排除扯皮、拖延现象。

第五，针对诸如公路交通运输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必发展的“无车承运”公司等现实情况，及时组织“营改增”具体方案如何优化的专题调研，力求尽快解决问题。

第六，坚决贯彻落实国办关于优化科研创新学术环境和中央关于重视培养、使用人才的文件精神，尊重科研规律，及时改进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机制。

第七，高度重视、及时合理规定创新中的政策界限，引导、鼓励专业人士为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并取得合法收入。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第二篇：三去一降一补什么意思

三去一降一补什么意思

供给侧改革是改革制度，改革制度需要一个过程，而当下还面临迫切的供给管理任务。所谓供给管理是指针对供给侧问题而开展的管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并非改革制度，不属于供给侧改革的范畴，而属于供给管理的范畴。因此，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还要做好供给管理。

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有的供给侧改革可能做不了，需要等中央将顶层制度设计好后才能在本地贯彻落实，但供给管理则完全可以在本地进行。做好供给管理，一方面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进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地特点进行大胆探索。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2016年如何做好供给管理作了非常明确的部署，具体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各级地方政府要分别在这五个方面做好供给管理工作，同时不能忽视了“去超建”。

第一，“去产能”，即淘汰实体经济的落后过剩产能。

产能过剩是各地存在的普遍问题，特别是重化工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情况更为严重。产能过剩带来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债务负担和金融风险，已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障碍，必须尽快通过供给管理予以解决。

去产能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尊重市场，由企业通过自行淘汰、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方式主动去产能;二是分类处置，避免“一刀切”，鼓励探索多种模式;三是标准处置，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技术标准、质量标准、能耗标准、环保标准、安全标准等去产能;四是依法处置，即按规则、按程序处置不良资产，尽可能避免后遗症;五是稳妥推进，制定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配套政策，做好职工安置等工作;六是淘汰僵尸，做好淘汰或重组僵尸企业工作，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七是培育接续，关键是加快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附加值较高、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

第二，“去库存”，即减少房地产行业的库存。

十多年来各地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已形成了供过于求局面，既带来了高房价问题，也带来了高库存问题。高库存已成为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且，房地产还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收入、债务负担和金融风险等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高度重视、谨慎处理。

房地产去库存要注意几点：一是要发挥企业在去库存中的主导作用，将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减少新的无效供给，作为去库存的重要手段;二是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购房，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扩大房地产有效需求;三是要通过改革土地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预售制度等解决房地产发展的深层问题;四是要认识到房地产去库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做好打持久战准备，有一部分房地产库存因成本代价太高是不可能去掉的，不能不顾代价强行去掉;五是要认识到去库存只是房地产去泡沫的过渡性手段，房地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去泡沫来实现。

第三，“去杠杆”，即降低政府的负债水平。

多年来，许多地方在追求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债务负担日益加重，积累了很高的杠杆率。有的地方负债占GDP的比重早就超过了200%，由此带来了较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因此，有必要采取去杠杆等措施，尽可能地把风险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避免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

去杠杆要注意几点：一是要摸清家底，了解本地真实的杠杆率;二是要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严控债务增量;三是要加强全方位监管和风险监测预警，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四是建立“银政企”合作机制，三方定期进行沟通与协调;五是以可控方法和节奏主动释放一些债务风险，淘汰或重组僵尸企业，避免风险的累积;六是要依法处置信用违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七是要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防范“道德风险”;八是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

第四，“降成本”，即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

当前实体经济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受到市场需求缩小与“高成本时代”到来的“两面夹击”，导致很多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一部分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财务成本、电力成本和物流成本等，为企业赢得发展空间。

降成本需要从两个方面使力。一方面，要通过改革降低成本。如通过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等，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坚决打击向企业吃拿卡要的违规腐败行为，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财政制度改革和税费制度改革等，降低企业的税费成本;通过金融制度改革等，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通过电力体制改革等，降低企业的电力成本;通过流通体制改革和路桥收费制度改革等，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另一方面，要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寻找低成本要素新来源等，为实体经济企业开拓消化高成本的“蓝海”。如支持企业加大对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相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的力度;通过多种形式组织针对产业升级的人才和技术工人培训;建立产业升级项目数据库，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服务;加快“走出去”步伐，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开拓国际低成本的要素新来源等。

第五，“补短板”，即在一些被忽视或滞后领域增加有效供给。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补短板”内容包括生态建设、精准扶贫、培育发展新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资、农村发展等。增加有效供给，即增加有市场需求、符合消费结构升级方向以及能够产生合理回报的供给。

补短板要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要打好脱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等。当前，重点要补好生态短板和农村贫困短板工作。补好生态短板，要通过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来实现，如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资源能源价格改革等，减少和抑制垄断，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土地浪费;推进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明确资源保护主体和责任，避免“公地悲剧”，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通过环境制度改革，明确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主体和责任，划定生态红线，遏制环境污染恶化趋势等。补好农村贫困短板，要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

最后，“去超建”，即减少基础设施领域的超前、超标、超大、超量建设。

“去超建”是笔者提出的新概念，是针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说的。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超前建设、超标建设、超大建设、超量建设等问题，需要通过“去超建”，使其回归正常发展的轨道。

去超建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高度重视去超建工作，将它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协同推进;二是要分类去超建，区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程度的基础设施超建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三是从根源入手去超建，通过推进政府管理制度、干部考核制度改革等来釜底抽薪;四是要处理好去超建过程中可能引发的人员安置、债务兑付等问题;五是要将去超建与优化基础设施结构相结合，加减乘除并举，尽快形成科学合理的基础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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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三去一降一补的解读

三去一降一补的解读

发布时间:2016-05-19编辑:德秀 手机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央确定的工作方针是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但是不能够因为是持久战，当前就不干了。所以，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打歼灭战。今年主要是五大任务，叫“三去一降一补”。以下是关于三去一补的解读!

一是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

有些产品价格再怎么下降，消费总量也已经不会再扩大了，钢铁和煤炭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价格一直在下跌，但是去年煤炭的消费总量和今年粗钢表观消费量总量上都会净减少，原因是产能过大。僵尸企业没有及时实现市场出清，在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扩大投资解决不了问题，长期下去会把行业当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最后一起死。所以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坚定地处置僵尸企业，实现去产能，使产能和总的需求量大体均衡，止住价格下跌的趋势，让优质企业看到希望，增强信心。处置的信心是坚持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这是总的方针和原则。接下来要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在财税支持、不良资产的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专项奖补，对处置压力大的一些地区要给予专项奖补，以及在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支持。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这是五中全会就确定的一项50项重大新举措之一，所以明年就开始要做，我国总的来看收入还是中等收入，8000多美元，但很多方面的成本偏高，呈现一种未富先高的现象。所以必须要从全球的视野，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样一个问题。我国的创新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是目前还不足以弥补快速上升的成本减弱的竞争趋势，所以要尽量保持和延长竞争优势，必须下决心降成本，否则长期下去很多企业会被高成本压垮。企业没有盈利一两天可以扛下去，三四年以后恐怕就撑不下去了，所以一手要去产能，当然去产能并不一定是所有的行业都这么做。另一手是要降成本，这是普惠性的。微观主体有活力了，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发展动力，所以明年要实行“七降”，在七个方面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

这个总的判断是：现在的房地产库存，包括建好的和在建的，相对于现有户籍人口肯定是多了，但如果加上2.5亿多非户籍人口而言可能就不多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不鼓励甚至限制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购房和租房，所以中央确定明年要在两个方面深化改革：一是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方案已经有了，但是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二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和上一轮的要有所区别。这次住房制度改革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了，要以满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为新市民服务，即2.5亿非户籍人口，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对有能力直接买房的仍然支持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的城镇居民购买产权房，对一时买不起的，支持他们先租房，因为大多数人实际是不可能一下买得起的，特别是对农民工、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对难以承受市场化房租的，而且符合条件的，政府可以给予租金的补助，公报当中也有一句话，叫做把公租房扩大到所有的非户籍人口。所以，为此要大力鼓励支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现有的库存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等等，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多元主体的房东，让他们先买房子，然后出租，为此也要取消过时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四是扩大有效供给，就是补短板。

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农村贫困人口是短板，从产业来看，现代农业是短板。刚刚开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现代农业基础建设是一个要加强的地方。新兴产业是短板，从产品来看，生态产品是短板。从产品的质量来看，高品质的产品是短板。从资本来看，刚才曾培炎理事长已经讲到了，相对于物理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是短板。所以，要提高投资的针对性、有效性，针对短板来进行投资，包括打好扶贫攻坚战，加强农业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当中的短板。

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是底线。

在结构性改革当中，一些风险点会水落石出，会显露出来，但掩盖不是根本之策，所以既要守住底线，也要对信用违约依法处置。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要做好存量置换，完善全口径的政府债务管理，对金融风险要加强全方位的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间接遏制、非法集资蔓延的势头，妥善处置风险案件等等。

第四篇：三去一降一补小专题

三去一降一补（申论考点）

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要在巩固成果基础上，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完善政策措施，努力取得更大成效。

扎实有效去产能。今年要再压减钢铁产能５０００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１．５亿吨以上。同时，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５０００万千瓦以上，以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提高煤电行业效率，为清洁能源发展腾空间。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坚决淘汰不达标的落后产能，严控过剩行业新上产能。去产能必须安置好职工，中央财政专项奖补资金要及时拨付，地方和企业要落实相关资金与措施，确保分流职工就业有出路、生活有保障。

因城施策去库存。目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仍然较多，要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人员购房需求。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加强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目前城镇还有几千万人居住在条件简陋的棚户区，要持续进行改造。今年再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６００万套，继续发展公租房，因地制宜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让更多住房困难家庭告别棚户区，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住有所居中创造新生活。

积极稳妥去杠杆。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逐步将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

多措并举降成本。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３０万元提高到５０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５０％提高到７５％，千方百计使结构性减税力度和效应进一步显现。名目繁多的收费使许多企业不堪重负，要大幅降低非税负担。一是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二是取消或停征中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３５项，收费项目再减少一半以上，保留的项目要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各地也要削减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三是减少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性收费，清理取消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违规收费，推动降低金融、铁路货运等领域涉企经营性收费，加强对市场调节类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监管。四是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五是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舍小利顾大义，使企业轻装上阵，创造条件形成我国竞争新优势。

精准加力补短板。要针对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突出问题，结合实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加大补短板力度，加快提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创新发展、资源环境等支撑能力。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１０００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３４０万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３０％以上。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开发，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劳务输出、教育和健康扶贫，实施贫困村整体提升工程，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强化资金和项目监管。创新扶贫协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切实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最严格的评估考核，严肃查处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确保脱贫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第五篇：三去一降一补实施方案

三去一降一补实施方案

三去一降一补实施方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5月16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分别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

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工作方案的汇报，听取了江苏、重庆、河北以及深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的汇报。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

深化价格、财税、社保等领域改革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作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后，各地区各部门认识不断提高、主动开展工作，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许多地区研究制定了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成效逐步显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有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

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全局、关系长远，一定要切实抓好。要深刻理解时代背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准确把握基本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习近平强调，要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一方面遵循市场规律，善于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勇于承担责任，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勇于担当，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要突破重点难点，坚持重点论，集中攻关，以点带面。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有针对性制定政策、解疑释惑;具体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盯住看，有人管，马上干。要平衡好各方面关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注意减少风险隐患。

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

习近平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

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中等收入群体如何界定?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介绍，中等收入群体有很多定义，国际通行的标准是收入处于社会平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数及其附近区间的劳动者。

我国高度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

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关键是让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建设“橄榄形”社会的重要基础。此前，迟福林提出建议，应当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国家战略，在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基础上，制定专项国家规划。

XX年，我国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形”分配结构逐步形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

近年来，全社会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但迈向“橄榄形”分配结构仍有发力空间。苏海南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和难点是：一方面要使偏低收入者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要让现有的中等收入劳动者不因为各种原因重新下掉到低收入群体。

三去一降一补实施方案

我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经过3年努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全社会创新能力稳步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成长，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壮大;落实“五大任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有效化解，各类市场风险总体可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盈利能力回归合理水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再经过2年努力，到“十三五”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显著提高，形成多层次、高质量、高效率的供给体系，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三去一降一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内涵十分丰富，任务十分繁重，既要在战略上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也要在战术上抓住主线和关键。从当前来说，重点就是要聚焦“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改革创新、结合南京实际，全力以赴抓推进、抓落实，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

围绕“去产能”，《意见》明确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有序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4项重点改革任务。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确保到2020年，全市退出钢铁产能200万吨、压减粗钢产量300万吨，化解水泥产能448万吨，化解船舶产能90万载重吨，同时在化工、轻纺、机械等传统产业退出一批低端低效产能。分类处置“僵尸企业”。处置“僵尸企业”，要分类有序做好处置工作，做到该退出的退出、该兼并重组的兼并重组、该扶持的扶持。

5年退出钢铁产能200万吨

围绕“去库存”，《意见》明确了分类施策做好去库存工作、有效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发挥合理住房消费政策效应、支持房地产行业转型升级6项重点改革任务。对主城六区以及江宁、浦口商品住宅项目，按照价格区间分类指导，申报均价每平方米2万元以下的，年化涨幅不宜高于12%;每平方米23万元的，年化涨幅不宜高于10%;每平方米3万元以上的，年化涨幅不宜高于8%。

商品房按价格区间“限涨”

围绕“去杠杆”，《意见》明确了提升股权融资比重、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规范政府债务管理、落实风险防范化解责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6项重点改革任务。

抓住资本市场改革机遇，加快上市企业梯队建设，鼓励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力争到2018年，全市到境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企业达到300家。到2018年，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增量的比重达到30%。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落实差别化金融政策，引导金融企业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

3年内300家企业挂牌上市

围绕“降成本”，《意见》明确了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降低用能用地成本、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合理降低企业用工和物流成本5项重点改革任务。通过扎实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确保今年为全市实体经济企业直接减负80亿元以上，降低其他各类成本22亿元。

今年为企业直接减负80亿元

围绕“补短板”，《意见》明确了着力完善城市现代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推进扶贫攻坚专项工程、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健全生态经济发展机制5项重点改革任务。通过抓牢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精准扶贫等七大领域补短板专项工程，重点推进120个重大项目，使城市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