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好安全首先要管好干部--贵州正安县“4·5”特大交通事故调查

第一篇：管好安全首先要管好干部--贵州正安县“4·5”特大交通事故调查

管好安全首先要管好干部--贵州正安县“4·5”特大交通事故调查

今年4月5日，地处黔北山区的贵州省正安县两辆中巴车追尾后，相继冲出路面，坠下180余米深的悬崖，造成车上的32名人员中，4人因抛出车外坠落在路边受伤，28人随车坠入悬崖死亡，两辆中巴车报废，直接经济损失达165万元。

经过5个多月紧张的调查取证，日前，贵州省安委会、贵州省交通厅等有关单位和部门通报了这起特大交通事故的处理情况。这起特大交通事故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值得人们反思。

“追车大战”酿惨剧两车先后坠下悬崖

4月，在黔北大娄山区，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4月5日上午11时30分，正安县万通公司驾驶员朱豫县驾驶的车号为贵C32037、核载19人的中巴车，在装载了17人之后，从正安县班竹乡出发，驶往正安县城所在地凤仪镇。

因为是沙石路，所以一路上都很颠簸，但大家说说笑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

当车行驶到该县境内317县道30余公里处一个叫“九道拐”的地方时，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当时，从正安县中观镇晏溪村方向开来一辆中巴车。这辆中巴车核载19人，实载15人，车号为贵C34410，也正在开往正安县城，而且走在了朱豫县所开的中巴车的前面。

“九道拐”山高路险、弯多坡急，在当地素有“死亡路段”之称。为了赶在前面多拉一些乘客，朱豫县开始猛踩油门，准备超车。谁知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同样猛踩油门往前冲。

一场“追车大战”就这样开始了。两辆车从“九道拐”的第九拐，一直追到第一拐，距离越来越近。眼看弯路即将走完，朱豫县再次猛踩油门，企图一举超过正在第一拐外弯行驶的贵C34410中巴车。

事故就在这时发生了。朱豫县的中巴车一下子像脱缰的野马，眨眼间撞在了前面贵C34410中巴车的右后部。正在外弯行驶的贵C34410中巴车，当即冲出路面，坠下180余米深的悬崖。随后，朱豫县的车由于此前刹车已经失灵，在强大的惯性作用下，也跟着冲出路面，一同坠落。

群众揭开黑幕“包保”交警连夜造假

事故发生后，由遵义市副市长刘明任组长的事故调查组正式成立。同时，鉴于这起事故的复杂性，事故调查组下面又专门成立了技术组，由贵州省交警总队副队长胡益林任组长，组织进行还原试验等技术鉴定工作。

在调查组的艰苦努力下，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很快就查明了。原来，朱豫县驾驶的这辆中巴车，右后轮制动气室皮膜是假冒伪劣产品。在上路前，右后轮制动气室皮膜就已呈现陈旧性破裂的状况。上路后，在使用制动中，制动气压导致了皮膜裂痕薄弱处贯通。车辆的连续制动，又使得膜内制动气压迅速下降，最终失去了制动效果。

对事故间接原因的调查过程，则是一波三折。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调查组的有关负责人询问当地交警部门对这两辆车安全进行“包保”的干警，两辆车的行驶证等是否齐全，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问题。

但调查组刚刚离开，群众的举报信就纷纷寄到了有关部门。这些举报信要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群众的举报集中在三个问题：一是县运管所的人直接参与了这起事故车辆的经营，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二是事故车辆的二级养护，只是在养护站里走走过场，并没有真正进行。三是朱豫县的准驾证是假的，属违章驾驶。

接到这些举报信后，调查组成员当即再次赶赴正安，并分头进行调查。

调查组在调查中发现，朱豫县所驾驶的中巴车，确实背后有“主”，这个“主”就是县运管所稽查员何世攀。原来，在2003年5月，何世攀就与当地个体户周明、周元胜等人，合股以55万元的价格，收购了经营正安至班竹专线的客运车辆，并利用职务之便，垄断了这条客运线路的经营。

朱豫县所驾驶的中巴车的二级维护保养是在万通公司保养场里进行的。但所谓的保养，不过是修理工赵友南打个招呼，万通公司保养场职工冯昆仙就给这辆车开具了二级维护保养合格证。

另外调查组也发现，在事故发生时，朱豫县的这辆车的准驾证已过期；另一辆中巴车司机的准驾证号为贵C34420，所驾车为贵C34410，准驾证与所驾车号不符。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事故发生后，为逃避事故责任追究，正安县交警大队一中队对这两辆车进行“包保”的交警郑世壮和贺孝高，竟连夜伙同县交警大队车管股股长谢磊，私刻实际上已经在事故中死亡的朱豫县的私章，伪造假的准驾证，企图蒙骗调查组。已经死去的另一辆中巴车驾驶员何勇持有的贵C34420的准驾证，也被涂改为贵C34410。

管好安全首先要管好干部

在贵州省今年初以来发生的5起特大交通事故中，正安县“4·5”特大交通事故是第一起发现有运管部门执法人员直接参与客运市场经营的事故。运管执法人员的直接参与，是最终促成这起特大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调查组成员介绍，在这起事故发生前，正安县的交通运输秩序极其混乱。9个人的正安县交通局运管所，三分之二的职工之间都有亲属关系。而且在2002年到2003年间，这些人和其家属，无一例外地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当地客运市场的经营。

正是在这一特殊的管理背景下，何世攀等人挂靠在正安县万通公司经营的“班竹车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可以不进站发车，以逃避始发前的安全例行检查。这些人上路后更是“惟我独尊”，强令送客到班竹乡的出租车司机，必须放空车回城，不准载客。

“安全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到了这里都成了空话。驾驶员的安全培训、管理教育，也都处于严重的失控状态。”调查组的成员谈起这起事故，心情依然沉痛。

对于本系统职工直接或间接参与客运市场经营的问题，正安县交通局也并非一无所知。但直到今年4月1日，正安县交通局才正式下文，要求全县交通系统干部职工及家属，“不得参与或变相参与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并要求各单位将清理情况于4月10日前报局党组，4月30日前“自行作出处理”。

而从事故发生后正安县交通局运管所上报的情况看，这个所对所内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客运市场经营的“自行处理”，最迟在去年10月份就已“完成”。其中包括此次出事的何世攀及其爱人邓孟霞，更是早在2002年7月，就已经从这一市场“退出”。但实际上，在一些人的庇护下，何世攀根本就没有真正退出。

贵州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富庆说，正安县这起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确实暴露出贵州省安全生产工作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并没有真正按照国家和省里的要求，把安全生产摆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真正把管安全的干部先管好。

更让人担心的是，贵州省目前究竟还有没有、有多少运政管理人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客运市场的经营？正安县这起事故发生后，贵州省运管部门虽然在全省进行了运政整顿，但结果至今还不得而知。而在全省公安交警部门中，对客运车辆的安全实行了“包保”的交警，表面上“包保”了，实际上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也不得而知。

贵州省运管局副局长章友竞说，从今年7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行的我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对运政执法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客运市场经营，已有明确规定，省运管局也专门要求各地运政执法人员不得再直接或间接参与客运市场的经营。但是，如何保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真正得到贯彻实施，而不再是一纸空文，看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