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化债需理清学校政府的责权问题

第一篇：高中化债需理清学校政府的责权问题

普通高中化债需厘清政府学校责权

高中债务不简单是个钱的问题，还是包括人、政府和学校管理体制的问题。高中学校要彻底走出“被债务”的怪圈，就必须要明确政府与高中学校的责权边界。

近日，全国高中负债1600亿元的信息披露，让公众感到吃惊。而依据笔者长期调查的情况估计，这个数据还是不完整，总体上会被低估。

2005年，笔者到中部地区某县，当地领导以如何重视教育的名义带笔者看了他们投资12亿元，其中举债8亿元整体搬迁重建的县中，当时我就问：“这么多债，高中学校怎么还得起？”不料对方毫不迟疑地回答：“收费。”并拿出他们20年内还款的计划。

高中负债发展这股潮流源自1999年的大学扩招，一时间各地升学率大赛拉开了广阔的序幕。升学率不只是高中的荣誉，也是当地政府的脸面，于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提高当地大学的入学人数和入学率，不顾长远和实际地盲目投资办高中。这些做法对改善当时的高中办学条件曾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同时也让高中不自主地背上沉重的债务，被迫走进借钱、扩建、还债的怪圈。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高中普遍存在以下现象：校舍做得很奢华，但却不太适合做校园；教师工资相对低，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高中教师争着去当初中教师的情况，或违规补课收费；对学生收费很高，加重了家庭的负担，一些学校70%到80%的经费来自学生的收费，千方百计想各种名目收费。也就是说这一发展方式既不利于教师，也不利于学生和家长。

那么是谁撑大了高中消费的胃口呢？是一些好大喜功缺乏理性的政府管理者。如果没有对升学率排名过分追求，没有对高中示范校（重点高中）的过分追求，就不会有过去十多年高中的非理性发展潮流；如果高中的扩建仅仅是一个责权明确的高中学校范围的事，它一下借不来那么多债，很多债都是地方政府发力让银行借给学校的。

当然，还有一种隐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就是这种发展中有个别官员的利益，高中所背债务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扩建或迁建，甚至用来建与教学毫无关系的大门或装饰，也就是说高中的盲目超前扩建是一些人充分利用了民众对孩子升学的渴望情绪，私下满足了自己的灰色需求。

这种发展方式在改善高中办学硬件的同时，给高中留下的事实上不只是沉重的债务，以及债主冲击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还把高中绑架到一条难以健全发展的路上，使学校有更大的压力去追求升学，更加不顾高中应实现青年学生这一阶段独特的成长发展目标，使学生题海没志，受害的是所有当事学生；使高中更彻底地成为大学的升学训练营；使高中文化、质性、精神的内容进一步流失，债务缠身的教职工和学校只能追求量的扩张、粗放式发展的“教育GDP”。

一些人从重视教育的角度呼吁政府给高中还债，这种想法其实太简单。过去高中学校之所以背上重债，是由于一个无限责任的政府与一个无限责任的高中学校瞄准公众的某一诉求而进行的一种盲目而不乏自私自利的共构。事实上这些借债的当事人基本不在那儿了，现在暴露出这些信息也仅仅是指出那里有个坑。如果不能找出这个坑出现的原因，就用纳税人的钱把那个坑填上，难保明天后天还要出现第二、第三、第N个坑。

一些人仅仅将这种行为归因于当地财政资金投入不足，才让学校走上借债扩大规模的道路。这种看法忽视了高中学校的管理体制障碍。曾经有一位高中教师向笔者诉说，政府财政只给学校公办教师的基本工资，仅占整个开支的不到20%，公办教师的非基本工资部分以及非公办教师的开支等都要靠各种收费，每年为筹资的事太劳神。当笔者了解到当地这类高中还不在少数的时候，笔者问为何不将一些高中直接转为私立，回答是教师身份和校长级别问题无法解决。

综上所述，高中债务不简单是个钱的问题，还是包括人、政府和学校管理体制的问题。高中学校要彻底走出“被债务”的怪圈，就必须要明确政府与高中学校的责权边界。一方面，要明确政府的权力清单，政府不能鼓动学校做个不着边际的发展计划，帮它借钱而不问来日能否还账，当事人自己名利下袋便转身走人或升迁，要消除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另一方面，要立法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明确高中学校的责权边界，让高中学校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自己当家，自主地依据教育特性和内在规律确定自己的发展规划，适度考虑教育的产业特点，以节俭和有效为原则使用经费，避免为金钱和债务所绑架。

解决了这些思想观念和体制性的问题，高中所要还的债才是有限的，否则就是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