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了我们的语文课本还要拿孩子实验多久

第一篇：30年了我们的语文课本还要拿孩子实验多久

30年了，我们的语文课本还要“试验”孩子多久？

“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在此之前的多次回答记者采访时，我都斗胆强调，语文教材是教育思想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文教材。对比这些八九十年前的老国语课本，再考量新旧两种教材的核心教育思想，我对所谓的“新”与“旧”这两个字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被我们下意识地理解为“旧”的教材，因其浓烈的人道主义思想飘香，反而显得历久弥新。有些美好的价值，流经八十年仍然熠熠生辉，有些虚伪的课文，即使只是被我们阅读一次，也已经陈腐不堪。判断课文的优劣，不能仅仅着眼于时间的单向顺序，而要着眼于思想的包容度和人文价值的传承。

我们目前的语文课程标准，把语文工具化，而失去了人文性考量。其培养目标不是使得个人自我完善的公民，而是建设者——其象征是“螺丝钉”。由于老国语课本的教材编写并不由政府指定机构垄断，当时的优秀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学者，都热心从事编写小学国语课本。《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就是典型的顶尖专家强强联合打造出来的精品。

这些出版于上世纪的老国语课本，距今已八九十年，早该属于落后、过时、反动，乃至要扔进垃圾堆里的垃圾了。根据我从小就学到的正确历史观以及特有的“新旧定律”，我知道，凡是旧的都是差的，凡是新的都是好的。这些国语课本如此陈旧，早该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被滚滚灰尘淹没了。

我们常被教育说：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我也早就知道，历史的车轮现在归我们管，爱怎么开就怎么开爱碾谁就碾谁，怎么没有把“陈旧”落后的国语课文碾得粉碎了呢？这里面的真正原因，值得深究。也许，从核心的文化价值传递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角度来评估，旧的反而是新的，新的反而不如旧的。

语文教材是学校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材料，不仅要传达出准确合理的教学目标，而且要通过基本的识字教育过渡到美德教育和修辞教育。这里的美德，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历史深处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并且把这些历久弥新的道德，用美好的修辞表达出来。我们现在的语文教材，三十年来核心价值不明确，虚浮的道德到处飘忽，教材编写一再变更，几十年过去了仍在试验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30年了，我们的语文课本还要“试验”孩子多久？(2)

我不知道如今的语文教材编写者看到这个旧教材畅销的消息时作何感想。我想知道，却只能猜测。假设他们看到了这些教材，并对比新旧两种教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论？现在的教材编写、出版，已变成了一桩极其神秘的事情。教材的编写组、出版以及教材的主管部门之间，形成了稳如磐石的链条，跟诸葛亮的一字长蛇阵般无懈可击。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像老国语课本那样历久弥新的优秀教材放在我们现在的孩子课桌上？

现在的语文课本饱受指责，不仅是因为太多的功利性让孩子早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孩子们的思维，也少了许多人味和常识，特别是常识。1960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医生叫王善生，那时正是大饥荒时期，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公社干部找王医生来治疗，他看了看，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 而那味药就是粮食。50年后，在中国教育上也有一种通病久治不愈，原因也是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

我们都知道长大后的理想是学习过程中必定会遇到的问题，然而在现在的课本和老师教育中，往往都是定以远大的目标，最常见的就是科学家，领导者之类，似乎在他们眼中，这些职业才是最高尚的职业。而教育也是以灌输式为主，以分数为最终目标。然而进入学校不仅仅是要学习知识更要学习常识，现在许多的孩子甚至不知道吃的米是怎么来的。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常识，而这些常识则会影响将来的做人习惯和人生价值观，孩子们需要学习的不是浮夸虚伪的远大理想，而是符合生活的常识。那些所谓的从下树立远大的理想从来都是未实现者对孩子们的强加，孩子们应该有独立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就是从日常累积而成，不受其他思想的强加。童年是每个人最美好的时期，童年所需要的不是别人灌输式的想法，而是自己接受常识性的东西而衍生的思想。

陶行知先生一言以蔽之：“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孩子求真知办真事说真话做真人，这是小学课本所应追求的。但前段时间就有浙江民间教育团队指摘小学教材中种种的“假”，比如教材中母亲的形象普遍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却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生活中的母亲”。还有人举出一篇《看浪花》的课文，说的是三个孩子看到浪花，一个孩子说要让海水变淡水浇庄稼，另一个说想到海底去打猎，还有一个说想到海底去采矿。连他们的想象都被虚伪地拔高了。这样的课文，在《开明国语课本》里是一篇也找不到的。就算要教会孩子认识社会，也是这样引导的：“爸爸在园里种菜，弟弟问：‘为什么不种花？’爸爸说：‘先种菜，后种花。’”以这样的形象引导孩子认知“生存”，哪个孩子会不心领神会呢？

30年了，我们的语文课本还要“试验”孩子多久？(3)

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30年了，我们的语文课本还要“试验”孩子多久？(4)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重点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这三种使用较广的版本进行分析找错。这份报告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报恩”、“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据《长江商报》)

在“二期课改”之后，普遍加长的课文，让老师和学生们疲于应付。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上个月，20位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共同发起和成立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发布新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30年了，我们的语文课本还要“试验”孩子多久？(5)

跟课堂教育较劲

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课后练习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

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思考题设问：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写上，“不会，因为妈妈会骂我！”

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Sunny妈妈坦陈，“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有意挑战一下。”

绍兴稷山中学的语文老师蔡朝阳，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对北师大版、苏教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概念加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拔高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上海江湾中心小学，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王老师的一对女儿，“尽管语感不错，但文章不太会写。”一道世博会的命题作文，姐妹俩的笔墨泼洒在观礼世博烟花，争辩烟火的形状上。“但会写文章的同学，就能从世博烟花联想到世界和平。”

这道同题作文，在作家叶开的家里，则引发了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编”。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女儿又为“要不要写厕所”发愁，因为“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即使不好的东西，也要写好的方面。”

徒生出这样的无奈，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三年前，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应《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之约，写了十二期“语文之痛”专栏。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

就像绝大多数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孩子一样，乔乔偏爱原版英文课本胜过语文课本，每每看到一个人偷笑。上海中心学校五年级学生Ian比较中英文教材，认为“英文课本突出知识点，而在语文书里总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诉你一个课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课本里的“餐厅”一课，调动起了研究菜谱的兴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语文课本也可以讲烧菜，只是最后要加一个感悟‘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Sunny妈妈的话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还有课外书

Ian一结束考试，向妈妈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课外书了吗？”

乔乔在学习时，会偷偷夹塞一本《波西杰克逊》瞄上几眼。这让爸爸叶开感叹好书的诱惑，但仍难释怀“抄词、归纳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费小孩子的时间，二是让小孩子在语文作业这个问题上学会了阳奉阴违。”

虽然，从2001年语文教材放开以来，领袖的故事有所减少，但是王老师还是对叙述陈毅年少时的《神童》等课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主题先行’观念作怪”，叶开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缺失到了贫瘠的地步。蔡朝阳历数三个版本，也就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的《不肯长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旧文，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垄断”。

但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遗传”着“男读《三国》，女读《红楼》”的传统。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但《一千零一夜》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王老师揣测道：“因为那样考点只能出一个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