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案件中的被害人谈话材料的证据属性之我见

第一篇：危险驾驶案件中的被害人谈话材料的证据属性之我见

“醉驾”案件中被害人谈话材料的证据属性之我见

“醉驾”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简称，是危险驾驶罪规制的行为之一，在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

（八）》第二十二条增设后入刑律，基本罪状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在《刑法》中以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列明。

由于危险驾驶罪归类于《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下，所以该罪侵害的法益是公共安全。所谓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①在第二章的各罪名下，大部分的罪名区分危险犯和结果犯进行分档量刑的，一部分是分条进行规定的，第114条和第115条，第116、117、118条和第119条等等；也有一部分是在一个条文中进行规定的，如第123条、第124条。也有单纯规定的是行为犯，如第120条、第121条。对于事故入罪的要件基本是犯罪主体违反规章制度发生事故，并有严重后果的。

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章下的各个罪，危险犯罪的要件只需要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未必需要行为后果即可定罪；而对结果犯罪的要件不仅需要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还需要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达到一定标准才可定罪。在这一章下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一般以出现人员伤亡或经济（财产）直接损失为要件，所形成的案件一般都会出现被害人。有时一些危险犯罪也会出现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但 ① 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13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是这些后果并没有达到入刑的标准，此时这些危险犯罪的案件中也会出现伤亡主体或经济损失的主体，那么这些主体所形成的言词证据属于被害人陈述还是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是指作为自然人的刑事被害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依法向公安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被害人陈述既然作为《刑诉法》的证据种类之一，也即赋予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被害人可以在侦查阶段提供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此阶段的法律地位与证人类似；在公诉阶段享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出权，以及对不起诉决定的异议权，这是刑案中证人所不具有的法律地位，在审判阶段经审判长许可享有向被告人，证人、鉴定人的发问权，调取新物证的权利，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权利，向鉴定人提出意见的权利以及对一审裁判中的附带民事部分不服的上诉权等权利，这也是刑案中证人所不具有的权利。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以自诉人法律地位向法院提出自诉案件。

将《刑诉法》和《民诉法》、《行政诉讼法》进行比较，在证据种类部分，《刑诉法》将言词证据分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三类，《民诉法》和《行政诉讼法》则分为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两类。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在刑事诉讼中，不存在第三人的概念，由于公诉人是代表国家支持公诉，不同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地位，但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原告有类似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原告地位，故归于当事人概念内。在《刑诉法》第196条第（二）项，对“当事人”

作出了规定，即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在“大调解”机制下，在侦查阶段或公诉阶段，部分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已调解获得赔偿，减少了被害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诉累，钝化了社会矛盾。

被害人既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又是被害人陈述这类法定证据的提供主体。但并不是被害人所作的一切叙述都是被害人陈述。在这里以“醉驾”来分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刑法规定的是一种行为犯，是指行为人只要是明知自己喝了酒仍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与驾车有没有造成事故无关。但难免不会发生事故，一旦发生事故，事故中的人身或财产受损在没有达到交通肇事罪的标准，只能作危险驾驶案件。因为危险驾驶罪不以行为后果为构成要件，故“醉驾”中的被害人不具有上文提到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享有的权利，只有民事诉讼的请求权，因此“醉驾”案件中的被害人所作的言词证据不具有被害人陈述的属性，宜作证人证言体现。

第二篇：从司法实践探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从司法实践探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王俊林律师

近年来，笔者接触到许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他们多因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不满经多次上访后前来咨询的，从咨询的内容笔者发现：一起他们多次上访的原因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不明原因的释放；

2、被害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和尊重；

3、案件久拖不决。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事么呢？笔者通过在几起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的经历，并对相关法律进行研究认为：1997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虽然在理论上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被害人的保护方面，尤其是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的保护方面彰显不足，笔者将结合司法实践谈及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谈起，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据该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在侦查阶段是排斥于诉讼程序之外的，那么，被害人权益是否得到了保护？只能靠被害人自己去了解，然而，现行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对被害人的回答往往是“保密”的，被害人向侦查机关陈述完自己受害的经过后，好像什么都和自己无关似的。譬如，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是否采取了强制措施？采取了何种强制措施？等等。从法理上讲，受害人有权利从公安机关那里得到回答。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侦查机关向被害人的告知义务，经常出现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控有犯罪嫌疑的人早已从羁押场所释放而“逍遥法外”。由于侦查机关桎梏于侦查阶段的“保密”规定，使得被害人对案件的了解形成“真空”，因此，侦查机关的“独来独往”难免使受害人产生不满。更有甚者，即便《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被害人享有的权利，在侦查机关那里也会因“保密”为由将被害人推之于知情人之外。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被害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在需要“保密”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忽视法律规定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应当告知却不告知，导致被害人丧失申请重新鉴定的时机。笔者曾在接受一位被害人父亲的咨询中了解到这样的事：其儿子被殴打致死，尸体被公安机关尸检后想知道尸检的结果，在向公安机关了解时，公安机关以保密为由拒绝告知，笔者以被害人亲属的名义，要求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告知结论时，该刑警队的大队长反问笔者说:”有这样的规定吗？”，后经再三协商，该刑警队队长才以“看在我的面子”送达了在该机关存放已久但从未用过的格式《告知结论通知书》。在侦查阶段，当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嫌疑人不能被检察机关批准时，《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公安机关认为有错误的，可以要求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并未规定被害人有何救济措施。譬如：检察机关能否将作出不批准的原因告知受害人？受害人街道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的决定以后，是否可以要求复议或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是否可以向检察机关提供新的证据或线索？现行《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当中，当检察机关做出不批捕的决定时，又有几起案件被公安机关提请复核到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呢?虽然《刑诉法》赋予受害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利，但是，这对于权力本就受限的受害人来说简直史如履蜀道。笔者认为这是《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不足之处，也是一大缺憾，它使得被害人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丧失了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关键环节。《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在侦查阶段应该享有何种权利，且斥诉讼代理人于侦查阶段之外是被害人不能全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要原因，也是产生司法腐败和被害人上访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来看。在此阶段，被害人既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自己或自己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等，在被害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的权限相比较侦查阶段多些。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却发现这些权利非常的有限。由于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的知情权受到很大限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可能会想这下我可以知道案件的情况了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譬如：受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是否享有向检察机关查阅、复制法律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的问题。检察机关态度不一，有较多的检察机关允许，少数检察机关不允许，不允许的原因是《刑诉法》只规定被告人的辩护人享有此项权利，而没有规定受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享有此项权利。办案中，一位检察官说：“工作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受害人的律师也要求查阅、复制法律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情况”，这位检察官当作笔者的面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后说：“没有明确规定，我不能提供”。那么，司法实践当中经常出现受害人直到法院开庭之前还不知道侵害人是谁也就不难理解了。假如，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没有受到上述限制，也仅能够从公安机关的起诉书中了解到公安机关侦查认定的事实，如果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侦查认定的事实以及采取的强制措施有异议有何救济措施要求公安机关改变？《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只能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提出，应该说审查起诉阶段是保护被害人最关键的阶段，但是，司法实践当中，检察机关往往不是很重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尤其是在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上，公安机关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的，到了检察机关很少被改变。因此，对于被害人来说权限也非常有限。从根本上讲是不能保障其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的。

其三，我们从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来看。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诉讼地位往往被忽视，审判机关以公诉案件由检查机关代表国家行使了追诉权利为由，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的意见不是很重视。笔者经历的两起公开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法官对公诉人提出的公诉意见以及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时，不问被害人的意见，当笔者提出时，法官不以为然。更有甚者，在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中，法院有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除不能查阅刑事部分事实材料外，庭审中仅能就民事部分进行陈述。民事部分如在庭前得以解决或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如想了解庭审情况，不得以被害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只能以旁听人员的身份进行旁听。笔者在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因民事部分在庭审前和解，当要求参加庭审时被告知只能以公民身份旁听，而庭审时出奇的快，前后不到五分钟就做出了一审判决，对于这样的庭审，被害人又怎么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呢？

另外，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关民事赔偿的范围也有诸多非常不利于被害人的规定。从审判实践来看，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主要依据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00年《规定》）、2002年7月2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2002年《批复》）进行审理。根据2000年《规定》与2002年《批复》中的内容，刑事附带民事的范围仅包括人身权受到侵害及其产生的直接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在大陆法系各国民事立法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均强调其慰抚功能，而将其称之为“精神损害慰抚金”，旨在最大限度减轻被害人所受的痛苦。但是，2000年《规定》中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批复》中进一步明确：根据刑法第36条和刑诉法第77条，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

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最高院2000年《规定》及2002年《批复》中规定的赔偿范围和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赔偿范围由着非常大的差异，尤其是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同时与2001年3月10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不相吻合。因此，有学者呼吁：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到了必须认真加以检讨和重构的时候了！同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也有非常大的差异。而司法实践当中，很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在受到伤害以后，关注的更多的是在民事上能够得到多少赔偿。由于最高院的上述规定，当被害人等到刑事附带民事的判决结果时就会非常的失望，虽然被害人享有待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起诉的权利，但等到那时，因赔偿于量刑无益，被告人即使有能力赔偿也不再考虑赔偿的问题。更多的是被告早已转移了自己的财产，即使判决生效也难以执行，就更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权利。

综上，由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不健全，加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方面缺乏明确、有效的保护性条款，使得这部法律在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因此，笔者建议在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个阶段的权利，增加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侦查阶段介入权，以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维护良好的司法秩序。

第三篇：危险驾驶案件审理情况调研

危险驾驶案件审理情况调研

一、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审理情况

自刑法修正案八将酒驾入刑以来，我院受理危险驾驶案件210件，结案202件，无上诉。

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1、201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中规定对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等八种情节的应当从重，但从重处罚的标准如何掌握，上级院应当予以指导。同时，原酒精含量标准已经不符合该《意见》的酒精含量标准，上级法院应当结合该《意见》变更量刑指导意见。

2、上级法院指导意见中对于酒精含量所适用的酒精含量幅度标准不一，拘役一个月的是80到120，二个月是120到180,三个月是180到240，四个月是240到300，五个月是300到400，六个月的是400以上，可以看出拘役二个月到四个月的刑期均是以增加60毫克为一个参考值，而拘役五个月也应当以60毫克为参考，超过360毫克的应当判处拘役六个月。

3、目前审判实践中出现了酒精含量高的量刑轻的情况，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告人酒精含量高且又发生交通事故，但因其如实供述罪行，积极赔偿对方损失，法院会将上述情节作为从轻情节予以考虑，实际量刑中会与酒精含量低而没有发生事故的被告人的刑期相同，达不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危险驾驶罪作为危险犯，只要被告人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起刑标准其就具有人身危险性，如果造成交通事故应当作为从重情节考虑。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中没有把危险驾驶罪作为量刑规范化的罪名，所以在具体量刑时关于量刑幅度是否应用百分比进行调节。

4、中院指导意见中对于罚金的适用幅度较大，实践中各基层院均进行上限处罚，即适用缓刑的处罚金2万元，实刑的处罚金1万元，危险驾驶罪作为一种较轻的罪名的附加刑已经超过了一些侵犯财产罪的罚金数额，这会给社会造成一种轻罪重罚的影响，同时也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罚当其罪的原则。

第四篇：敖汉法院集中宣判三起醉酒危险驾驶案件

敖汉法院集中宣判三起醉酒危险驾驶案件近日，敖汉旗人民法院审结三起因醉酒驾驶而触及刑罚的危险驾驶罪案件，三人均被依法判处拘役，并处罚金。被告人郭某某、王某某、张某某均系敖汉旗居民，三人酒后分别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被敖汉旗公安局交警大队查获，经司法鉴定部门对三人血液酒精含量进行检测，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均已达到醉酒驾驶标准，三人的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三被告人都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

第九条的规定，判决三被告人犯危险驾驶罪，分别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人民币1000－2000元不等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