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转干部安置:乡村文化之魂在于农村的繁荣 农村的繁荣在于农业生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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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军转干部安置:乡村文化之魂在于农村的繁荣 农村的繁荣在于农业生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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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转干部安置:乡村文化之魂在于农村的繁荣 农村的繁荣在于农业生产的进步

曾经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

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

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骨子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狡猾的农民。

无论是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

五四一代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赶上“救亡图存”。然后是大建设、大运动、大开放、大破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断了。

“国故”当然有许多糟粕。“民国大家”每人在乡下几乎都有个代表顽固势力的“老爷子”,为他们娶了未曾谋面的媳妇。三老四少的坚守维系了乡村二千年来的稳定,但这些“瘸腿的中国绅士”(费孝通语)不能对新形势作出有效的调整。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更不欢迎革命。他们被铲除了。可取代他们的是谁?用南怀瑾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就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针对“乡土中国”,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首先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文化自觉”的另外一个内涵是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文化自觉性并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产生,它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对话中产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杜维明认为,这16个字是儒家哲学最高的理想——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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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传统文化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再造;同理,复兴乡村也需从乡村自尊、自觉再到乡村再造。可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

所谓新农村运动,所谓新乡绅回乡,都应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

文化,是文化和氛围留人。让农村变得可爱起来,需要一次新文化运动,在破败的基础上重建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衰落当然也有例外。广西贺州的毛家村仍能维系一方清净,村里规划有序,自然环保良好,有一口泉水清澈见底。我得出的原因之一是这个状元村九成以上均属毛姓,村里有个毛家祠堂,每年春节,无论多远,无论当多大官,都要回来聆听族长训话,村长书记也在列。这里仍保留着续修家谱、村谱传统,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村里一位94岁阿婆仍在织布。

什么是传统节日?一大家子几十口,烹鸡宰鸭,推杯把盏,共叙乡情,这样的乡村才愿意回去,这样的乡村才让人有归根之感。

纵观南北差异,但凡宗族势力保存较好的南方农村,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不错;而北方农村尤其是杂姓村落则呈现一派凋敝,村支书一权独大。

当然光靠传统宗族势力是不行的,它有着天然的局限,不接纳外来文化,无法与普适价值对接。

所谓新农村运动,应该是几方合力的结果。新乡绅运动需要农村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大学生村官当政,需要复员军人、退休人员荣归故里,共议村事。当然也需要白领社群,有机合作社,欧宁们的NGO,带来全球化之风、新生产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

但首先还是要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试问,有什么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家族根基?祖先在那里,他还会远离吗?

新乡村运动不应是乌托邦愿景,而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解决农二代三代进城问题是当务之急,乡村文化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更是长远需要,因为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新世代对传统的传承,才是真正的维稳。比国家更久远的是民族,比民族更久远的是文化。

了解中国,了解乡土,你就知道家庭、家族、血缘要比文艺更有根、更恒远。现在要修的不是哪个姓的家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谱”。否则我们真不知自己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日本工业化走过污染弯路,但最终并未以破坏乡村为代价。从宫崎骏动漫中的乡村诗意,可见乡村仍是诗意的母体。韩国也拍了很好的乡村文艺片。日韩的乡村并未凋敝,并未发生所谓革命,文化得以传承,香火得以绵延。国际上,一度日韩才代表东方。

在台湾苗栗三义乡广盛村,一群年轻人在种糙米,回乡开发有机生活农场。他们是知名大学的研究生,久居都市之后返乡去种田。苗栗的有机模式是一种新机制,是一种商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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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一代台湾人对土地价值的回归与社会责任。原本在都市里吹冷气的白领,如今卷起袖子和裤管,成为脚踩乡土的都市新农夫。

广东也有位海归硕士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务农。2006年,陈健永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放弃证券公司优厚待遇去务农。“留学3年,花费70多万元,然后回来经营果园?”2008年11月,父子俩顶着各种压力开干,先后租下了70户村民的200亩撂荒地,开办起了农场。客户说,“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

苗栗的招牌是有机农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庄经济和观光经济。苗栗保有1083个世界第一。苗栗要向世界推介,每年都要开国际派对,并曾请国际三大男高音来站台。古朴的民风和原生态经济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诚如“山水米”创始人叶淑蕙所称:越是在地的(本土的),就越是国际化的。

都市新农夫们的乡土实验颇具代表性。反哺已成当下台湾新潮流。我听到一个传奇故事,说一位父亲送子留洋,可儿子学成之后帮他务农,父亲质问“你回来干什么?”儿子用从海外学来的市场理念和新型农业模式,打造出了有机农产品,市场叫好,于是父亲心服口服。

台湾学生仔为接受农村文化启蒙,利用寒暑假,以不同主题(比如“腌咸菜”)进入农村生活,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思考农村与都市发展之关系以及粮食自给率与食物文化的关系。而大陆的学生娃学习紧张,报奥数还报不过来呢,哪有空啊。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土地的责任感,也失去了对乡土的亲近感,失去了对祖上的敬畏,我们会变成什么人?当然,恢复对土地感情的根本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每年农药中毒事故达十万人次,死亡一万多人。农药化肥的慢性危害更干扰亿万人的激素平衡,影响男性生育力。失去对土地的敬重,将几千年来干净无污染的土地,在一两代人间快速地毁坏,教后人情何以堪?

请问你有谦恭有礼的文化吗?你有淡定安宁的乡村吗? 先从感恩和敬畏做起罢。

第二篇:军转论坛:乡村文化之魂在于农村的繁荣 农村的繁荣在于农业生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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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转论坛:乡村文化之魂在于农村的繁荣 农村的繁荣在于农业生产的进步

关键词:军转 军转干部安置 转业干部 军转论坛 军转干考试 军转网 曾经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

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

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骨子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狡猾的农民。

无论是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

五四一代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赶上“救亡图存”。然后是大建设、大运动、大开放、大破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断了。

“国故”当然有许多糟粕。“民国大家”每人在乡下几乎都有个代表顽固势力的“老爷子”,为他们娶了未曾谋面的媳妇。三老四少的坚守维系了乡村二千年来的稳定,但这些“瘸腿的中国绅士”(费孝通语)不能对新形势作出有效的调整。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更不欢迎革命。他们被铲除了。可取代他们的是谁?用南怀瑾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就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针对“乡土中国”,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首先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文化自觉”的另外一个内涵是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文化自觉性并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产生,它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对话中产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杜维明认为,这16个字是儒家哲学最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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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

复兴传统文化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再造;同理,复兴乡村也需从乡村自尊、自觉再到乡村再造。可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

所谓新农村运动,所谓新乡绅回乡,都应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

文化,是文化和氛围留人。让农村变得可爱起来,需要一次新文化运动,在破败的基础上重建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衰落当然也有例外。广西贺州的毛家村仍能维系一方清净,村里规划有序,自然环保良好,有一口泉水清澈见底。我得出的原因之一是这个状元村九成以上均属毛姓,村里有个毛家祠堂,每年春节,无论多远,无论当多大官,都要回来聆听族长训话,村长书记也在列。这里仍保留着续修家谱、村谱传统,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村里一位94岁阿婆仍在织布。

什么是传统节日?一大家子几十口,烹鸡宰鸭,推杯把盏,共叙乡情,这样的乡村才愿意回去,这样的乡村才让人有归根之感。

纵观南北差异,但凡宗族势力保存较好的南方农村,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不错;而北方农村尤其是杂姓村落则呈现一派凋敝,村支书一权独大。

当然光靠传统宗族势力是不行的,它有着天然的局限,不接纳外来文化,无法与普适价值对接。

所谓新农村运动,应该是几方合力的结果。新乡绅运动需要农村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大学生村官当政,需要复员军人、退休人员荣归故里,共议村事。当然也需要白领社群,有机合作社,欧宁们的NGO,带来全球化之风、新生产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

但首先还是要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试问,有什么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家族根基?祖先在那里,他还会远离吗?

新乡村运动不应是乌托邦愿景,而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解决农二代三代进城问题是当务之急,乡村文化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更是长远需要,因为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新世代对传统的传承,才是真正的维稳。比国家更久远的是民族,比民族更久远的是文化。

了解中国,了解乡土,你就知道家庭、家族、血缘要比文艺更有根、更恒远。现在要修的不是哪个姓的家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谱”。否则我们真不知自己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日本工业化走过污染弯路,但最终并未以破坏乡村为代价。从宫崎骏动漫中的乡村诗意,可见乡村仍是诗意的母体。韩国也拍了很好的乡村文艺片。日韩的乡村并未凋敝,并未发生所谓革命,文化得以传承,香火得以绵延。国际上,一度日韩才代表东方。

在台湾苗栗三义乡广盛村,一群年轻人在种糙米,回乡开发有机生活农场。他们是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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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研究生,久居都市之后返乡去种田。苗栗的有机模式是一种新机制,是一种商业,也是新一代台湾人对土地价值的回归与社会责任。原本在都市里吹冷气的白领,如今卷起袖子和裤管,成为脚踩乡土的都市新农夫。

广东也有位海归硕士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务农。2006年,陈健永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放弃证券公司优厚待遇去务农。“留学3年,花费70多万元,然后回来经营果园?”2008年11月,父子俩顶着各种压力开干,先后租下了70户村民的200亩撂荒地,开办起了农场。客户说,“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

苗栗的招牌是有机农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庄经济和观光经济。苗栗保有1083个世界第一。苗栗要向世界推介,每年都要开国际派对,并曾请国际三大男高音来站台。古朴的民风和原生态经济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诚如“山水米”创始人叶淑蕙所称:越是在地的(本土的),就越是国际化的。

都市新农夫们的乡土实验颇具代表性。反哺已成当下台湾新潮流。我听到一个传奇故事,说一位父亲送子留洋,可儿子学成之后帮他务农,父亲质问“你回来干什么?”儿子用从海外学来的市场理念和新型农业模式,打造出了有机农产品,市场叫好,于是父亲心服口服。

台湾学生仔为接受农村文化启蒙,利用寒暑假,以不同主题(比如“腌咸菜”)进入农村生活,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思考农村与都市发展之关系以及粮食自给率与食物文化的关系。而大陆的学生娃学习紧张,报奥数还报不过来呢,哪有空啊。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土地的责任感,也失去了对乡土的亲近感,失去了对祖上的敬畏,我们会变成什么人?当然,恢复对土地感情的根本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每年农药中毒事故达十万人次,死亡一万多人。农药化肥的慢性危害更干扰亿万人的激素平衡,影响男性生育力。失去对土地的敬重,将几千年来干净无污染的土地,在一两代人间快速地毁坏,教后人情何以堪?

请问你有谦恭有礼的文化吗?你有淡定安宁的乡村吗? 先从感恩和敬畏做起罢。

第三篇:2013年军转:乡村文化之魂在于农村的繁荣 农村的繁荣在于农业生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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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军转:乡村文化之魂在于农村的繁荣 农村的繁荣在于农业生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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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

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

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骨子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狡猾的农民。

无论是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

五四一代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赶上“救亡图存”。然后是大建设、大运动、大开放、大破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断了。

“国故”当然有许多糟粕。“民国大家”每人在乡下几乎都有个代表顽固势力的“老爷子”,为他们娶了未曾谋面的媳妇。三老四少的坚守维系了乡村二千年来的稳定,但这些“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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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的中国绅士”(费孝通语)不能对新形势作出有效的调整。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更不欢迎革命。他们被铲除了。可取代他们的是谁?用南怀瑾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就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针对“乡土中国”,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首先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文化自觉”的另外一个内涵是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文化自觉性并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产生,它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对话中产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杜维明认为,这16个字是儒家哲学最高的理想——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

复兴传统文化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再造;同理,复兴乡村也需从乡村自尊、自觉再到乡村再造。可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

所谓新农村运动,所谓新乡绅回乡,都应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

文化,是文化和氛围留人。让农村变得可爱起来,需要一次新文化运动,在破败的基础上重建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衰落当然也有例外。广西贺州的毛家村仍能维系一方清净,村里规划有序,自然环保良好,有一口泉水清澈见底。我得出的原因之一是这个状元村九成以上均属毛姓,村里有个毛家祠堂,每年春节,无论多远,无论当多大官,都要回来聆听族长训话,村长书记也在列。这里仍保留着续修家谱、村谱传统,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村里一位94岁阿婆仍在织布。

什么是传统节日?一大家子几十口,烹鸡宰鸭,推杯把盏,共叙乡情,这样的乡村才愿意回去,这样的乡村才让人有归根之感。

纵观南北差异,但凡宗族势力保存较好的南方农村,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不错;而北方农村尤其是杂姓村落则呈现一派凋敝,村支书一权独大。

当然光靠传统宗族势力是不行的,它有着天然的局限,不接纳外来文化,无法与普适价值对接。

所谓新农村运动,应该是几方合力的结果。新乡绅运动需要农村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大学生村官当政,需要复员军人、退休人员荣归故里,共议村事。当然也需要白领社群,有机合作社,欧宁们的NGO,带来全球化之风、新生产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

但首先还是要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试问,有什么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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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祖先在那里,他还会远离吗?

新乡村运动不应是乌托邦愿景,而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解决农二代三代进城问题是当务之急,乡村文化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更是长远需要,因为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新世代对传统的传承,才是真正的维稳。

比国家更久远的是民族,比民族更久远的是文化。

了解中国,了解乡土,你就知道家庭、家族、血缘要比文艺更有根、更恒远。现在要修的不是哪个姓的家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谱”。否则我们真不知自己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日本工业化走过污染弯路,但最终并未以破坏乡村为代价。从宫崎骏动漫中的乡村诗意,可见乡村仍是诗意的母体。韩国也拍了很好的乡村文艺片。日韩的乡村并未凋敝,并未发生所谓革命,文化得以传承,香火得以绵延。国际上,一度日韩才代表东方。

在台湾苗栗三义乡广盛村,一群年轻人在种糙米,回乡开发有机生活农场。他们是知名大学的研究生,久居都市之后返乡去种田。苗栗的有机模式是一种新机制,是一种商业,也是新一代台湾人对土地价值的回归与社会责任。原本在都市里吹冷气的白领,如今卷起袖子和裤管,成为脚踩乡土的都市新农夫。

广东也有位海归硕士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务农。2006年,陈健永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放弃证券公司优厚待遇去务农。“留学3年,花费70多万元,然后回来经营果园?”2008年11月,父子俩顶着各种压力开干,先后租下了70户村民的200亩撂荒地,开办起了农场。客户说,“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

苗栗的招牌是有机农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庄经济和观光经济。苗栗保有1083个世界第一。苗栗要向世界推介,每年都要开国际派对,并曾请国际三大男高音来站台。古朴的民风和原生态经济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诚如“山水米”创始人叶淑蕙所称:越是在地的(本土的),就越是国际化的。

都市新农夫们的乡土实验颇具代表性。反哺已成当下台湾新潮流。我听到一个传奇故事,说一位父亲送子留洋,可儿子学成之后帮他务农,父亲质问“你回来干什么?”儿子用从海外学来的市场理念和新型农业模式,打造出了有机农产品,市场叫好,于是父亲心服口服。

台湾学生仔为接受农村文化启蒙,利用寒暑假,以不同主题(比如“腌咸菜”)进入农村生活,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思考农村与都市发展之关系以及粮食自给率与食物文化的关系。

军转干考试

而大陆的学生娃学习紧张,报奥数还报不过来呢,哪有空啊。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土地的责任感,也失去了对乡土的亲近感,失去了对祖上的敬畏,我们会变成什么人?当然,恢复对土地感情的根本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每年农药中毒事故达十万人次,死亡一万多人。农药化肥的慢性危害更干扰亿万人的激素平衡,影响男性生育力。失去对土地的敬重,将几千年来干净无污染的土地,在一两代人间快速地毁坏,教后人情何以堪?

请问你有谦恭有礼的文化吗?你有淡定安宁的乡村吗?

先从感恩和敬畏做起罢。

第四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繁荣农村文化 焕发乡村文明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繁荣农村文化 焕发乡村文明

背景链接

一号文件指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公考角度中公解读 [问题] 一是道德力量衰落。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随着“村庄共同体”被打破,村庄逐渐成了陌生人社会和半陌生人社会,利益原则成了乡村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纬度。先前乡村社会既有的行为范式、价值观念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产生存在的意义危机,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呈现某种紊乱无序状态。

二是人情关系异化。传统农村人情往来是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使每个农民及其家庭形成特定的“人情圈”。改革开放后,利益因素的侵入已在不断地侵蚀着乡村社会人情关系中的感情因素和亲密感,农民们逐渐以物欲化、工具化的角度来看待人情关系,导致了乡村社会村民间的信任危机,此时的乡村人情关系由已经蜕变成一种人们用以谋生、维持生计的手段,从而使得人情关系变得更加势利、冷漠、虚伪而世故,从而也就部分丧失了人情所应有的价值。最终让农村熟人社会实质上已处于“解体”的状态。

三是民俗传统消失。传统民俗是乡村特有的文化遗产。其承载着村民的精神归宿和身份认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民俗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尤其是随着大量劳动力的外流,农村空巢化突显,其实质是农村成人的集体缺席,加深了农村的民俗危机,许多民俗仪式如各种生活仪式,喜宴仪式、婚礼仪式、丧礼仪式;各类手工制作,脸谱、木版年画、剪纸、刺绣、草编、面花、纸扎;乡间艺人技艺绝活、表演评论等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找不到传承的对象。民俗的流失在不断地吞噬着农村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

[意义] 乡村文化是乡村生活的生命内涵,是维系乡间传统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一代代乡土村民的精神根基;近年来随着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生活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内涵,乡土村民生命存在的根基也逐渐发生动摇,成了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

可以说,随着乡村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公共精神的丧失,农民们沉溺于对物质与利益的追逐,这使得农民的精神逐渐无处可依。这不仅极大冲击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地位,并使在乡村社会中产生具有同一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价值体系逐渐“瓦解”和趋于“崩溃”,使其越来越失去自身的意义而走向消亡,内聚力消弭,村庄也越来越成为一盘散沙。

[对策] 一是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三管齐下,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有效方式,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挖掘农村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推进诚信建设,强化农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主人翁意识。

二是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

三是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按照有标准、有网络、有内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县级公共文化机构辐射作用,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实现乡村两级公共文化服务全覆盖,提升服务效能。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公共文化资源要重点向乡村倾斜,提供更多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四是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深化农村殡葬改革。加强农村科普工作,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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