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第一篇：读书报告

《译介学导论》读书报告

一．译介学导论学习笔记

拜读了谢教授的《译介学导论》，作为一个翻译的门外汉，我受益颇丰，现谈谈我的收获和体会。

初读此书，以为译介学就是翻译的一部分，用于指导翻译，可读了此书后方明白，译介学是一种从比较文学立场出发的针对翻译的研究，并非一般意义对翻译实践操作的规定、指导。它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表达和理解，也不评论翻译质量的好坏，而是把翻译文本，即翻译结果，作为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把翻译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因此也更富美学成分。

译介学并不研究什么是翻译技巧和什么是翻译理论，不能用于训练和提高人们的翻译水平。它关心的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并不在语言层面上关心两种语言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关心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译介学与传统意义的翻译研究的区别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次是研究重点的不同，最后是研究目的的不同。

本书主要介绍了译介学的产生、概念、意义、理论基础、研究内容以及各理论、学派与译介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第一章告诉我们译介学的诞生一方面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西方翻译研究在当代实现文化转向以后的一个必然趋势。翻译方法和翻译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针对这一现象，译介学应运而生。

第二章带我们了解了现我国翻译界长期存在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一味地强调“怎么译”.怎么译只是翻译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

第二个误区是片面强调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认为理论学好了，就能翻译得好。相反，翻译的质量不好就是因为对翻译理论掌握的不好。就好比做菜，菜谱是一样的，但不同的人做出的菜肴口味差异却很大。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你能说这与菜谱好不好或对不对有关吗？

第三个误区是在谈到翻译理论或翻译学时，习惯强调“中国特色”或 “自成体系”，忽略了翻译理论的共通性。译介学为我们梳理了译学观念现代化的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要正确对待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理论并不完全决定实践的质量，反之，实践的质量也并不完全受理论影响。其次，译学观念现代化要求从事翻译实践和教学的人中应有一部分追求成为专门翻译理论家。

最后，译学观念的现代化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第三章

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实践表明，人们赋予文学翻译的目标与文学翻译实际所达到的结果之间始终是存在差距的。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中获得了新生命。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与叛逆性不可避免。因为对于原著的理解共同受译者和接受者的语言环境、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甚至政治环境的影响。犹如道德经中的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意思说，说出来的道理，一经出口，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道理了。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型和无意识行两种，并表现为以下四种类型。1.个性化翻译

这是译者因为主观原因而进行的有意识的追求。其主要特征是“归化”和“归化”。异化是一种用异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现象。比如，傅东华将《飘》中的所有英文人名和地名都翻译成了地道的中国人名和地名。归化是译语文化屈从于原著文化的现象，如李白“荒城空大漠”的翻译例子。2.误译与漏译

其中误译分为无意识和有意识两种。造成无意识误译的原意是因为译者队员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与此同时，还存在一种有意的误译。有意的误译也是一种翻译手法。3.节译与编译 4.转译与改编

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更多地反映在文学翻译和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翻译的跨语言和跨文化性质，是的一些原本很清楚、很简单的词语，在进入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之后，都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形，从而导致出人意料的反应。比如新标准大学英语教材中49页第四单元课文中提，Of course这个短语作为回答时，对于俄国人只有一层含义，即“yes, it certainly is.”但对于英国人却有两层含义，除了刚提到的含义，还有一层话外音，即“Don’t be so stupid, of course it’s a nice restaurant, I wouldn’t take you to a nasty restaurant… would I ?”

第四章阐述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误译。因为不同文化中的文化意象在语言转换中无法达到一致，尤其在成语与谚语的翻译中，作为喻体的意象有很多错位。所以翻译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误译。语言中的意象之美难免会失落与歪曲。如文中提到的扬州和牛奶路的翻译，如以蘑菇和狗为喻体的谚语的翻译等。

第五章讨论了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并厘清了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的差异。文学翻译是对外国文学原作的艺术加工。翻译文学的性质对不少人来说是模糊的，认为不管怎么翻译，都是一种对外国作品中信息的传递。而事实上，翻译的作品理应算作一种文学，而非单纯的译文。因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充分领会了作者的想法后，在翻译过程中会对原著进行再创作和叛逆。有时译文的美或表达的精确度甚至会超过原作。如果针对华裔写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称之为海外华人文学，那给这类文学定义为翻译文学，有什么不妥呢？ 翻译文学的归属，即国籍问题应该按照译者的国籍划分。

第六章区分了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文学翻译史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历史过程历时性的线索。而翻译文学史不仅注重历时性的翻译活动，更关注翻译事件发生的文化空间、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学文化目的，以及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的外国作家极其作品。

后三章讨论了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前景，如解释学，解构主义以及多元系统论。最后，书中列举了译介学无比广阔的研究前景。

二、读后感

译介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并不为广大学习者所熟悉。本书介绍了译介学的概念、本质、研究范围以及一些相关的容易混淆的定义，如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使初学者能够清楚的掌握和理解译介学的宗旨和作用。译介学既与翻译有关，又不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它不研究翻译过程，即怎么译，不研究某种翻译方法或者理论，也并不在语言层面上关心两种语言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把翻译结果放在文化背景中作为一种文化去进行研究。它具有美学的意义。

译介学的理论基础—创造性叛逆向我们指出了无论译者多么追求贴近原文，由于文化、语言、思维、政治和社会环境等差异都不可能百分百的贴近原文。因此我们不要局限于字面的字斟句酌，而是要关注在文化等大环境的影响下，翻译所表达的意义。

译介学的出现肯定了一直以来默默奉献的翻译家和翻译学者的身份问题。数百年来，我国的翻译者功不可没。自鸦片战争以来，翻译人通过对国外经典著作的翻译，使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让世界看到了我们，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我国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但在这些译作变得家喻户晓时，翻译工作者们却始终默默无闻，其身份也得不到肯定。译介学通过创造性叛逆这一理论，使读者明白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因此译文永远不可能与原文一致，而是在另一种文化中的重生，从而肯定了翻译文学并非简单的译文，而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这使得翻译家们的身份得到了肯定。另外，也由于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的存在，译者无论怎样力求贴近原文，也无法隐去自身的痕迹。译者语言，文化，甚至性格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对译文产生影响。

译介学不仅为译者找到了身份认同，同样也为译作找到了身份认同。一直以来，无论一篇译作多么精彩和成功，都既不被承认为是中国文学，不更不属于外国文学，他就像是一个弃儿，没有归属。译介学指出，译文绝非百分百的原文。译文中夹杂着本国文化和环境影响下的再创造，早已不是原文，所以它应该被划分为一种不同的文学形式—翻译文学。三 反思

译介学还指出了异化归化这一现象。异化是一种用异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现象。归化是译语文化屈从于原著文化的现象。我认为译者在翻译时要斟酌这一方法的使用。比如傅译的《飘》，明明典型的西方人名和地名硬让他采用异化手法，译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如思嘉、媚兰等人名和肇嘉州、钟氏坡等地名。我不评论翻译如何，我只疑问究竟有没有必要这样翻译？虽说翻译有时要考虑译入语的习惯用法，和译入国读者的思维习惯，但翻译的任务之一是让我们了解国外的风俗人情，这也包括名字。明明是西方化的斯嘉丽和梅兰妮偏要译成思嘉和媚兰，这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让人读上去很别扭，失去美感，还有点牵强附会的感觉。中国化的名字我们耳濡目染，接触一下耳目一新的外国名字不好吗？这是不是属于过度异化了呢？

再说说归化问题。文学层面我不敢妄自谈论，我只想就日常语言讨论一下。英语词汇中的一些词，如hamburger，Coca-Cola等专有名词进入中国后并没有与之对应的汉语名称，我们只是采取音译，译成汉堡包和可口可乐。可一些中国的专有名词进入西方国家后，我们却想尽办法早出与之对应的英文单词，比如饺子要说成dumpling,包子要说成stuffed bun, bun和包子是一回事吗？我们就不能直接说这是jiaozi和baozi吗？为什么不让世界知道我们就是有这些东西？尽管他们没有！这是否属于过度归化呢？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一点感想。不知道是否正确和偏颇。

传统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优点和不足

语言学从科学层面知道了翻译，给翻译提供了技巧支撑，与经验层面上的翻译研究相比，显得更直观和科学。但对于文学翻译来说，就有局限性了。文学翻译中不同语言的转换虽然有人含有科学成分，但更多的是艺术性。

文学翻译中创造型叛逆有哪些形式？

创造性叛逆主要有两种类型：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种：

1.个性化翻译 主要表现为异化和归化 2.误译和漏译

绝大部分误译和漏译都属于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

误译也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无意的误译是因为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而当译者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这时就产生了有意误译。漏译也分为无意和有意两种。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有意的漏译即节译。3.节译与编译

属于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其形成原因有很多种，为与接受过的习惯、风俗相一致；为迎合接受国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等因素的考虑。4.转译与改编

都属于特殊型创造性叛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

转译指的是借助一种外语去翻译另一外语国家的文学作品。改编，不单指作品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同时还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

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的概念区分？

文学翻译是对外国文学原作的艺术加工，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属于艺术范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经过了个性化翻译，误译漏译、节译编译、转译改编等创造性叛逆后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文学传达的基本上是外国文学原作的内容，表达的也是外国文学原作的形式意义，但他并不是外国文学原作的直接呈现，它已经是翻译文学家再创造的产物了，是外国文学的承载体。因此，我认为外国文学是原作。翻译文学是译作，文学翻译是原作向译作转换的过程。也就是外国文学经过文学翻译变成了翻译文学。

用译介学解释下列现象：美国寒山热，庞德英译唐诗，傅东华《飘》专有名词的中国化

当要译介的外来文学、文化与本土主流文学相符合时，译介就容易取得成功。当20世纪50年代当寒山诗进入美国时，美国正盛行禅宗。寒山诗中所包含的禅宗精神正与之契合。寒山本人不羁的形象也受到当时美国垮掉一代人欢迎。这与翻译质量的好坏并无主要关系。这体现了译介学的本质，即译介学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表达和理解，也不评论翻译质量的好坏，而是把翻译文本，即翻译结果，作为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把翻译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

而庞德英译唐诗体现了翻译中不同文化的误解和误释。

译介学指出了异化归化这一现象。异化是一种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现象。归化是译语文化屈从于原著文化的现象。我认为译者在翻译时要斟酌这一方法的使用。比如傅译的《飘》，明明典型的西方人名和地名硬让他采用异化手法，译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这是典型的异化

第二篇：读书报告

盛世危言——若有所思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

12历史学 2012211292 余茜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中国爆发。愚夫愚妇们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对这一妖术的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著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这是本书立足的背景，作者通过分析解释“叫魂”这一妖术传言的来历，以及地方政府和后来中央皇帝对于这种妖术恐惧的处理，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警醒我们切勿走向清帝国曾经走过的悲催老路。

三个层面

以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联性为前提，全书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第二个层面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这样地方官员也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第三个层面是专制君主乾隆。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本世纪的似曾相识

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帝国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映射出清帝国即将走上的悲催的道路。在讲完了三个层面的故事后，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通过分析叫魂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他将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同时提出“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

读《叫魂》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 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自己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相信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有似曾相似之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把此书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第三篇：读书报告

本书的作者收录了四个村庄的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讨论，分别从对农村教育的质性思考，农村教育的外向性，精英教育的历史渊源和平民教育的兴起，农村教育和人观，宗教信仰，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这四点宏观的分析了农村教育出现的问题及问题的源起。

城市导向的农村教育，即农村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目前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源起。从精英的教育历史探究，自春秋末期起，教育就有着外向性的性质，“学而优则仕”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最重要的表述。直到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教育还是始终是外向性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打破原有的制度，并推向了极端，导致了教育的落后。70年代被纠正后，外导向的精英型的教育又成为主流。在此，作者特别指出，“科举下论“乡学”和“国学”都没有和乡村疏离“[1]，乡土社会恰恰是科举制度的基础，也就是那时候的私塾一部分是建立在乡土社会基础上，比如刘云杉对黔西南的一个民族村寨的研究发现，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们，对乡村文化比较熟知，成为乡村文化的精英。这些大都受私塾和党政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在农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中，诸多学者对乡村教育的发展对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目的的平民主义教育“。乡村教育，几经破折和改革，如今，却完全了以”入学率，辍学率，完学率“的硬性指标来衡量。而在原本的就不公平的背景下，乡村教育始终被贴上落后的标志，极少数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而大部分未”走出去“的学生为”种田不如老爸，养猪不如大嫂，肩不能/员扛，手不能提/愿提“的”废人“。在城市二元制度下，城乡经济、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农村教育的课堂上为学生们灌输着遥不可及的城市生活，学生们向往着城市生活，却不能走出农村，最后只能处于农村与城市的流离状态。

本文第一篇是李小敏的《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滇西北永宁拖支村田野调查》，首先笔者对拖支村的做了基本的描述，看得出作者在进入田野的时候，首先会对自己所调查的田野点做一全面，宏观的观察，比如，作者对学校铁门，高墙的描述和对村庄篱笆矮墙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以国家意志的学校和村落的强烈反差与不协调。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对村小愿校长的个人生活史看地方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沿革，是往往一个人的历史映射出可以出一个村庄的历史。通过这种个人生活史反应出的村落变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对个人生活史的叙述折射出他所处的文化场域中多重力量的互动。

在第二节，村落知识与文化权利空间，首先作者提出两个主要概念“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力空间”。“因文化的疆界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中形成的”故作者将文化结构与空间概念结合到一起进行描述和研究，并在描述知识资源的产生与发展时，引入了空间理论方法。对于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利空间的关系作者提到“国家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与地方性知识资源所能占的文化权力空间息息相关”“通过本地人的缓解和译解，国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会肌体之中”（P49）

其次，作者通过对摩梭社会的阅读和观察，看到了摩梭文化与外来主流文化的碰撞，指出，“空间压缩和文化渗透可能会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进行“（P58）。作者对摩梭女子当家，却登记户主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得出，“男主外女主内，是家屋本位导位下所做出的劳力配置，其表现不是公众领域对家户领域的侵入和宰制，反而是家户领域以柔性的方式渗透于公众领域，适应本土文化的需求”（P63）。这也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中，无论主流文化多么的强势，却还是退位了适应乡土文化的文化模式。制度虽然会变化，但是，”民族的、本土的文化意义体系却仍然可以经由符码和日常生活的空间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下一代“。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在家户领域和公众领域既分隔又相互渗透的条件下，知识资源的分配与传承也呈现多重空间的模式“通过对拖枝村不同民族文化经济差异的调查，发现不但在摩梭民族中，在拖支村中不同族群文化的互动中也存在中心与边缘。”“在社区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反应着外部世界的影响和渗透。（P64）“

第三节，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之间，作者分析了乡土文化被主流文化的冲击，同样这种现象在乡村教育中也尤为突出，作者参与了拖支村完小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学校生活，及教学中的语言使用，看到了，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通过对教育的“失败者”和游走于体制边缘的人的访谈与观察，更体现出了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国家教育和本土文化的脱离所出现的问题。

本文选取文化的传承和知识资源的分配作为切入点，而重点是通过国家教育之于乡土社会的作用，考察国家力量对于村落社会的渗入，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间内的表现。并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去国家强势文化的中心化，恢复和增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能产性，重构民族认同和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思考：本文从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力切入，对拖支村进行了考察。文章利用空间的概念用来分析，把文化环境放在一个空间中去考察。借用“内”“外”两个概念，描述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小到家户，大到社区，族群之间，最后延伸到教育。本文，形散而神不散，紧扣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利空间，对拖支村不同空间互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从研究方法上看，作者应用了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个人生活史，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初次进入田野的时候对村庄就进行了大概的了解，在初入村庄的初次影响作者就看了，树立在村庄里代表国家意志的村小与村庄形成的鲜明对比，作者并没有描述太多的现象，但却对村庄的观察细致入微。包括代表国家意志的标语“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却没有带给太多的力量。从而提出了本文要讨论的重点问题，即，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立，脱离本土，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被教育者对本土的不适应。本文提到了地方知识精英的作用，“通过本地知识人的缓冲和译解，国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会肌体中”（P49），但是，本文没有过多的提到地方知识精英，也没有阐述地方知识精英对外来文化如何的缓解与译解。阅读本文，本人受益匪浅，无论从首先作者采用对的研究方法和村庄的进入方式，作者虽然研究村落的教育，却并没有只是从学校去分析教育，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出发来进而分析教育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学着，需要知道最底层的声音，而不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学校。其次，作者的行文貌似比较零散，实质却富有逻辑，以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利空间切入点，从各个方面考察了国家力量对于村落社会的渗入，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间内的表现。

第二篇 村落社会文化与国家教育——川西南泸沽湖镇一村小及其所在村落的田野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以泸沽镇的一所村小——南山小学为调查对象，并以他为切入点，了解他所在国家教育的整体情况。笔者分两个阶段进行了田野调查，第一个阶段，在暑假期间，作者首先对南山小学所在的村落做了一个调查，了解社区的情况，人们的受教育水和国家教育的态度等。在调查的后一个阶段，学校开学后，作者主要在学校进行田野调查，和同学们一起听课，一起交流，在基层实践者那里了解他们所受教育和他们想要的教育之间的差距。作者不但对该村的山南小学做一调查，因山南小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和其他学校是有着联系的，作者还对泸沽湖中心小学和泸沽镇的中学。作者首先对摩梭人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村落的经济生活，远嫁他乡和打工等人口流动状况，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其次，作者针对该村出现的教育受教育低，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教育男女不公平的现象，从教育被实施方、国家、学校进行了分析，作者从家长和学生的角度探讨教育问题的发现有三个主要原因：经济贫困，经济生产方式对低龄劳力的需求，家庭对教育的现实，选择有关。从教育实施方来看，即学校和各级主管部门，学生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低的原因是教育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落后、农村教育资金严重不足、现行的农村教育内容和导向。最后一部分，作者对农村教育进行的新举措的实践情况和村民的反应做了调查，提出了对农村教育的思考和建议。即：第一，加大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第二，因地、因时制宜的改革农村教育。第三，尊重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解决好宗教信仰自由和义务教育的关系。

思考：首先，本文作者更多从主位的视角去考察，并与民族间进行了比较。作者对摩梭人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经济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摩梭文化的时候，作者基于摩梭的母系文化的对走婚制和宗教信仰进行调查和描述，提到了走婚制。提到了子女花费中父母双方的承担情况，映射出文化和教育的关系。对宗教的调查发现，喇嘛教在摩梭文化的重要地位。作者在对山南、舍垮、直普三村进行了的经济情况也进行了调查，他们经济来源的单一，促使人们远嫁他乡和外出打工。作者对该村的文化，宗教、经济的调查和了解，不只是简单的调查，而是通过调查摩梭文化、宗教、经济去探究该村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和他们乡村教育之间的关系互动。从中我们看出，作者把乡村教育放村庄里进行探讨，并不就教育论教育，或者只在学校里谈教育。作为一个民族学研究者，就是要将教育的放在村落中探究，才会得出乡村教育的真正问题所在。

第三篇 贫困乡村教育的文化嵌入——黔西北石门坎的田野调查

作者沈红在在引言部分首先总结了大家都石门坎教育落后的几种观点，在对这些观点的分析，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作者以老师的角色进入田野，这种职业更容易让人亲近，得到别人的尊重，也给调查带来了很多便利。作者应用了在田野当中，根据调查的深度和情况，采用了不同的田野调查方法，参与观察和非结构性访谈通常用于初步进入社区。深入调查，作者通过拟定访谈提纲而进行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访谈。作者也会对见多识广的村民进行个案研究，不过这需要长时间的深入社区。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所调查的社区石门坎的经济和地理做了一个宏观的调查和介绍。第三部分，作者对村民的教育程度进行了了解，从性格，民族差异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及教育出现受教育程度男女比例不协调，民族之间的差异等问题。第三部分，作者对村寨中年丰小学、云炉小学、石门民族学校的调查，发现学校教育和学生教育的困境。第四部分，从乡村教育的历史来看乡村教育发展的问题。作者通过之前苗族办学和求学的故事进行的白描，那时候的教育落后却“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使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西部比比皆是人才却出现了困境。引发，作者想用以苗教苗的系统来，吸引本土人才回归。

第五部分，一个村庄两种教育，作者对村寨中的国家教育和民间教育做一调查，并发现这两种教育对苗族的影响和，和这两种教育之间的互动。最后作者，从国家角度，少数民族的心声和保护文化资源三个方面，揭示了现代教育在贫困地区的嵌入所引发的问题，并对石门坎教育的走向做了总结。

思考：本文作者巧妙的应用了不同的田野调查办法，对村落及三所学校作了调查和比较，这三个学校从不同的方法反应出来教育的普遍问题：教师资源不稳定，各种原因引起的学生的流失，高年级升学率和玩学率低。笔者在德昂族的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情况，这也教育的问题在其中都存在某些普遍性。这说明这些教育问题不只是存在于一个村寨，一个民族，而是存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尤其存在于中西部，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后文，作者提到的基督教的传人，基督教对教义比较适合，在不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基督教的所引导的乡村教育也之得笔者去关注。乡村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无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更是对个人来说有着深刻的影响。作者将村落教育历史用过老人的陈述做一调查，更可以让我们看到教育发展的变化，借鉴历史，找出解决教育问题的有效方法。笔者是历史科班出身，更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

第四篇 村庄与教育—黔西南一个民族混居村庄的田野研究

作者在考察教育，依然把他放入村庄的大背景下。进入具体的村庄，具体的性别，具体的经济阶层，具体的亲戚关系、活动空间、信息空间之中，来看村庄的人，他们的生计操持、文化表达与教育诉求，来考察教育之于村庄的的意义。（P230）。作者通过村民对作者自己这个外来人的看法和表现，暗示出了村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与幻想，但还是过着自己的平静的乡村生活。在写到村庄的人口和政府的管理中，计划生育代表着这种政府管理与村民有着冲突和矛盾。作者分别在政府人员和村民的立场了对此执行计划生育的看法。在此，作者以一个冲突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叙述了整个事件中，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本文应用大部分的篇幅写到了村庄的人们如何走出去，和走出去的困惑及无奈走出去又回来之后对乡村生活的不适应。既然以打工方式的走出去终究还是回到村庄，那么是不是教育才是真正走出去的通道。作者通过对四个村庄年限的调查，其居住地的开放程度而呈现的教育年限不同。作者对海庄村五代人的年限并加上性格变量，每个村庄都有着男女受年限虽有不同，但每个村庄的男性受教育的年限都比较高。问题又回到原点，如何走出去，作者分析出四个可以走出去的路，其一，参加革命；其二，招工（打工）；其三，参军；其四，升学。在当今和平时期，革命和当兵已经不能成为走出去的理由，而且目前招兵学历要求是高中以上。作者最后得出升学的是走出去的唯一出路。接下来作者将通过要教育走出去的青年分别以个案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可以看出教育走出去不是不可能，却只是少数，而且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指出一些农村学生的局限和懒散的缺点。作者应用在课堂中青蛙和小鸟的例子，指出了乡村受教育者的观念的局限性，只仅仅跳出。最后一部分，作者陈述了乡村世界的变化及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的冲击下，村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朴实，也会因为赚钱做些危害身体的食物。而这大多取于教育低下眼光的短浅，也正是因为教育的缺失。结尾，作者对乡村教育提出自己的思考，针对“教育如何更贴近乡村生活”，提出以下建议，乡村教育的规范化与多元化，乡村教育质量与师资准入机制的建立，民族文化的保护。

思考：作者刘云彬对海庄村的四个小组做了比较调查，对其四个教育年限进行量的比较，又进行质的研究。数据更可以清楚的展现，从中也明了的看到四个村庄年限变化和男女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在对村庄的调查中，作者这一方法值得笔者的借鉴。作者在村庄的调查中大量的使用个案研究，虽然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但是不一定是全部。作者每个案例说明每个一个教育问题，这是值得借鉴的。但对于本村民的评价中，难免于主观。作者提到乡村孩子比城市的孩子懒散，沉迷于电视等虚化中，但作者并没有深究原因。他们之所以这样，是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无法走出去，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他又有什么动力去学习。而城市的孩子，有目标，而且知道努力可以得到。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就像小说中的孙少平大家都想走出去，走向城市，而不得与平凡一生。只是站在外来角度看待乡村教育，有失片面性。那么有没有想过，不管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其实都想走出去的，都想去更好的地方，这不仅仅是乡村教育的局限性，这只能说是人的本性。其实，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少人也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教育可以看作是人们一个觉悟的过程，他可以不知觉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当乡村教育中，受教育者改变自己的观念，让教育变成一种对自己本身的长期的投资，教育出现的本质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当然，乡村教育的多元化，比如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也会促使乡村教育有着良好的发展。

第四篇：读书报告

读《反对本本主义》有感

最近读了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确实颇有感触。这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也是我们党的理论的伟大的光辉点之一。《反对本本主义》是毛主席的心得体现，不仅仅是在1930年的革命年代对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对党内作风起了很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在今天的我们党看来，它依旧是实用的，是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们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一起为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行动也当然是要理论指导的。毛主席的心得是他的智慧结晶，也是我们党的智慧结晶。

这本书作为毛主席的经典之作，几乎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了。这其中的很多理论和话语是我们听了和看了都有醍醐灌顶之感觉的。在《反对本本主义》这本书中，毛主席用最易懂的话语，直截了当的，一针见血的指明我们在建设，在行动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的方面和应该注意到的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书中反复被提及的只有在深入调查，自己亲身经历之后才具有发言权。在一开始，毛主席就很明白的用简短的话语，铿锵有力的指出我们应该做到的方面，以及我们的行动已经出现和很可能出现的误区和瓶颈。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就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这犹如一声断喝，矛头直指那些不深入实际调查就针对某个问题胡乱发言的人。就是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读到这里，如果我们对某个问题没有深入实际调查就胡乱发言、随便决策，依然犹如芒刺在背。接着文章用了14个字，4个感叹号，分四个自然段，近乎深恶痛绝的指出了对有些共产党员不深入实际调查的愤慨：“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这一句话就让我们将先调查再发言的重要性铭记在心。毛主席交给了我们不能只听信教条主义，即他所指的本本主义。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很多方面是很相近的。教条主义是指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所以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特点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轻视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所以，我想，这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告诉我们一定要调查，要调查之后再进行发言和行动。

一切只是生搬现有原则，或者说是墨守陈规，是我们党乃至我们所有人行动的可以说是致命的误区之一。这将会导致我们的行动的僵化，不能跟进时代的步伐。因为毕竟书本上的很多定义，公式之类的是在当时有着符合当时时代的特点和情况的。而社会和时代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就像历史的车轮一样是永远不可能停歇的，发展和变化是绝对的。毛主席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在我们党内乃至全国提倡对本本主义的反对和对深入研究事实的赞同以及认可。就譬如说，在选择我们革命道路的时候，毛主席就是根据我们中国自己的国情，坚决而又明智的选择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结果也证明了这确实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带领我们走向光明的道路。而试想，如果不知变通的人，只会生搬苏联的革命道路模式，不知道对我们自己国家真正的国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没有开展过调查，而采取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的话，不知道将会是怎样的结果了。这就是实践出真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反对本本主义的一大成功之处。我们今后不管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必然要先调查，再发言，最后依据理论成果再深入实践，这样才能够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对我们今天的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拿深入调查实践来说，我们党在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都全面考虑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提出“三个代表”：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把人民的需求真正放在第一位，号召全党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实现党的性质所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党提出的“四位一体”建设布局，也正是在调查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的伟大而正确的政策。将社会建设纳入我们建设的内容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正是与时俱进的一大表现。随着我们前进步伐的越来越快，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问题着实开始出现，这是必然的。每个社会发展必然会有社会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党积极贯彻了在调查基础上的政策的提出和制定。经济建设是很重要的，是中心建设，而社会建设也要成为建设需要考虑的因素了。要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和谐了，国家方可长治久安，百姓方可真正的安居乐业，换句话说，我们的经济也可以在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下更加蓬勃的发展。这将成为一个良性循环。

《反对本本主义》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作为新青年的一代，肩负着祖国未来的建设和发展的重大责任，更要与时俱进，不被教条主义僵化了思想，要在不断地开拓中前进，不断深入调查，不瞎说，明白人民真正的需求，从而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第五篇：读书报告

建设生态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读《生态文明论》有感

丁庆龙1

（1.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20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出现了新情况：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矛盾、对立和冲突不断激化，社会—经济危机有了新的形势；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矛盾、对立和冲突不断激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全球性问题，严重威胁人类生存，成为新问题、社会的中心问题。

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矛盾之所以在20世纪中叶不断涌现，这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远古前文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在人类最早的渔猎文化的远古时代，人类以捕鱼打猎为生，现成地利用已有的自然资源，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然文化”，它经历了数百万年，人类与自然生态都能和谐共存，因为人类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于渔猎的不稳定性，人类开始了农耕与养殖活动，将自然的不确定性用人类活动以确定下来。这时的社会文化是人文文化，以农业生产和发展为核心，称为农业文明。人文科学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成就，自然科学以经验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农业文化取代渔猎文化是人类第一次文化革命，人类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但农业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自然，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很大程度是停留在认识自然的层面，人类通过认识自然的规律来进行生产生活。

然而这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较前两个文明而言有了质的飞跃，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以化石燃料与电力作为能源，不断地掠夺自然。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已超过了自然可调节的范围，因此，生态自然问题不断浮现并渐渐累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矛盾、对立与冲突不断激化。

《生态文明论》的主要观点这正印证了上面所陈述的事实：资本主义是工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工业文明的本质是资本专制主义。资本的唯一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增值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了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它需要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是资本的经济和政治的两个主要的根本属性。为了资本利润增殖，它不断加剧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不断加剧对自然的剥削，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矛盾、对立和冲突不断加强。虽然资本主义对这种矛盾、对立的冲突曾经不断进行调整，但是这种矛盾积累到20世纪中叶形成全面总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爆发，表示世界历史一次根本性变革时代的到来，人类新文明——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

1972年，第一次世界人类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宣告：“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30多年来世界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调动了优秀的科学技术人员、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强大的经济手段来用于环境保护事业。现在，虽然人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并没有扭转环境问题继续恶化的趋势，或者说“局部有所改善，整体继续恶化”。

结合现阶段的中国，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是显而易见的。雾霾在这些年越来越严重，不断侵害着居民的身体健康，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半个多世界前的伦敦。伦敦的教训是惨重的，而我国现在正重蹈伦敦的覆辙。比较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其中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我国能源对煤炭的依赖度极高，而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气体与污染物则是雾霾产生的罪魁祸首，加之汽车尾气排放等其他原因，如果在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现在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却愈演愈烈，看不到改善的迹象，被国外报刊评价为“世界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列为世界污染最严重地区的榜首。环境和资源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成为困扰中国崛起的最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困扰着中国崛起发展的问题，就应该从生态文明建设上开始做起。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在人类史上，中华文明曾经达到农业文化的最高成就，中国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的中心，对人类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只是在100多年中华民族沉睡和落伍了。因为成熟和完善的农业文化的强大惯性，完善和高稳态的封建社会制度，中国失去了率先向工业文化发展的机会。而现在，中华民族应该抓住机遇，在建设生态文化中重新获得复兴和崛起的生机。

生态文明的本质是超越资本专制主义，以人为本实现人民民主、社会平等公正和共同富裕，实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但是，它不是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以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对人与人社会关系矛盾和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矛盾两者统一的分析，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生态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