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云遵式创建的天台寺院制度

第一篇：慈云遵式创建的天台寺院制度

慈云遵式创建的天台寺院制度

闽南佛学院

心皓

内容提要：遵式不但以制忏著称，也重视天台寺院制度的制定。他在杭州天竺寺创建十方讲院，制订了《天竺寺十方住持仪》和《别立众制》等数则寺院制度。《天竺寺十方住持仪》共有十章规范，主要是针对寺院法主而立。《别立众制》是对普通僧众的规范，此一仪制后来被元自庆收录于他所编的《增修教苑清规》一书中。除了《别立众制》外，相对于僧众的日常行事，遵式还制定了《凡入浴室略知十事》和《纂示上厕方法》。四篇仪制均收录于遵式的五世法孙慧观所编的《天竺别集》一书中。遵式所制订的寺院规制为天台教寺在宋代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证。

关键词：教院

十方住持

别立众制

共住

The Monastery Institution Created by Master Ci-yun Zunshi

By Xin Hao

Abstract: The master Ciyun Zunshi is famous not only for making the rituals of kşama, but also for formulating the institution of the Tian-tai Buddhist temples.He once dwelled in the Tain-zhu-si temple of Hangzhou where he formulated the Rites for Tian-zhu-si Temple Dwellers from Ten Ddirections and the Institution Set-up Specially for the Samgha etc.The former consists of ten chapters dealing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 of the leading body in the temple, whereas the latter is to governing the behaviors of monks in the temple which as a set of pure regulations were by the Monk Zi Qing in the Yuan Dynasty taken into his the Enlarged Edition of Pure regulations for Chan Garden.Besides, the Master Zun Shi also laid down quite a few institutions like the Outlined Ten Things for Entering the Bathroom and the Notices for Going to the Toilet.All Zun Shi’s writings in this aspect were by his fifth dharma grandson Hui Guan collected into the Tian-zhu-bie-ji(Additional Collection of Tian-Zhu)and provides a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ian-tai Buddhist monasteries develop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Song Dynasty.Keywords: Buddhist monastery;temple-dweller from ten directions;the Institution Set-up Specially for the Samgha

前 言

天台势力在宋代佛教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天台教观的弘扬，从羲寂、义通到慈云遵式、四明知礼益趋兴盛。四明尊者知礼大师，广演教法，专务讲忏，多事著述，使天台宗蔚然中兴。与知礼同时振兴天台佛教的另一天台法系是慈云遵式。遵式自幼在天台出家，学行孤高，博习天台教观。如果说知礼是以义学见长的话，那么遵式则是以德行名世，曾有“天台忏主之誉”，二人学修互为补充，并行不悖，被称为义通门下二神足。遵式于苏、杭等地多次讲经修忏，学者沛然向慕。后复兴天竺寺居之，忏讲不绝，从学者恒逾千人，受到朝廷推崇。遵式曾于乾兴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忏，并奏请天台教典入藏（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编入）。为此还著有《教藏随函目录》，叙述诸部著作大义。天台教典的入藏表明官方对天台佛教大师的认可，同时有利地促进了天台佛教的发展。志磐在《佛祖统纪》中对知礼、遵式二师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引镜庵①的评述说：

逮我圣朝，此道复兴。螺溪、宝云振于前，四明、慈云大其后。是以法智之创南湖，慈云之建灵山，皆忌躯为法，以固其愿。而继之以神照启白，运辩才兆上竺，于是淛江东西，并开讲席。卒能藉此诸剎，安广众以行大道。②

这是将遵式在复兴天台义学的贡献与知礼相提并论，天台中兴实有赖于二师。二师所住持的天台寺院在当时亦呈并驱之势。知礼于三十七岁（996）承接了显通所舍的保恩院，随即辟为“永作十方住持，传演天台教观”的千古道场四明延庆寺，遵式则在杭州天竺寺创建十方讲院，两大道场共同推进了天台佛教在江浙一带的蓬勃发展。遵式与同门的知礼又是至交，二人法谊颇深，同为山家派的代表人物，当时一宗的势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为重心。二人同样重视教寺的丛林制度，均为各自的寺院制订了寺院仪规。然而天台宗的寺院制度鲜少为人注意，故笔者不揣浅陋，将遵式所制订的数则寺院制度作一简单介绍以求教于方家。

一、宋代天台教院的开展

宋代寺院因性质不同主要可分为禅刹、律寺、教院三种③。由于中唐以来，禅宗勃兴之故，当时寺院不分教、律，概称禅院，经唐末、五代，禅刹制度渐趋完备，教院与禅院之间的分别日渐分明。至宋代，天台等诸宗亦称兴盛，正如同当初禅院从律寺独立出来一样，相对于兴盛的禅宗，天台宗也设有教院，以示禅、教并立之实。北宋江浙地区名山峙立，寺院多系禅宗与天台丛林。浙江台州、宁波、杭州则为天台教区，寺院多为天台僧侣住持，并有独立的“教院”之称。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敕以知礼所住持的四明延庆院永为十方传教住持，此系天台十方教寺之滥觞。

① 镜庵景迁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住天竺灵山，取台宗最早撰史者北宋元颖的《天台宗元录》及南宋宁宗朝吴克己的《释门正统》，重加诠次，增立新传六十余人，名《宗源录》。此书虽不十分完善，有“不立体统之失”（志磐语），但仍有许多借鉴之处。② 《佛祖统纪》卷十，《大正藏》卷49，第209页上。③ 据黄敏枝《宋代政府对于寺院的管理政策》一文研究，宋代寺院因性质不同分为禅刹、律寺、教院、（或认为禅、教、律三宗乃分别以佛心、佛言、佛行为主）廨院、庵舍（有时又细分为庵、舍两种）、白衣社会、道场（奉佛处所）、戒坛等不一而足，其中以禅、律、教三者最多最重要。宋元志书中保存一部分有关禅、律、教院之数量，如嘉定赤城志和宝庆四明志。《东方宗教研究》第一期，1987年9月出版。在延庆寺成为天台教寺之前，还有羲寂的螺溪定慧院和义通的宝云教院，二院虽因未立十方住持制而没能被视为十方教寺丛林，却在宋代最早以天台教院的形式开展。

螺溪羲寂建有传教院。因他有复归教典之功，吴越忠懿王为其建寺螺溪，匾曰“定慧”，故寺称为螺溪定慧院。羲寂天台道场的创建，最初得到螺溪居民张彦安的捐地，和齐禅师施钱三十万，凿山肇基，度木兴构，先建起了法堂三间，厨屋数舍，他默然遂率学徒二十人住持此地。后来又得到德韶国师的帮助，才建起了较大的螺溪传教院。据《建传教院碑铭》的描述是这样的：

云居韶公禅师，以其传灯之地未广，函丈之规，乃疏于今汉南国王：“智者大师位登诸地，迹示四依，得总持门，获无碍辩，所述教法盈数百卷，净光大师羲寂传而讲之，如水分器。而所居精舍，栋宇未丰，愿许经营，用安枢衣之众。”王从之。……五年及丁卯岁，建创始毕。凡重构忏堂、法堂、禅室、经室，及隶寺宇制者，罔不毕备，中间内外总一百三十余间。林泉相辉，金碧明媚。①

德韶是吴越王的国师，他见羲寂有心弘扬天台教观，而“传灯之地未广”，于是写信给吴越王，希望能扩建栋宇安众，得到吴越王的准许和赞助，方建起了螺溪道场。羲寂为光大智者教法，花了五年时间建起了一座拥有一百三十余间的天台讲学道场，其中有体现天台修学特色的忏堂。寺院建好以后，应忠懿王之请，羲寂曾讲了《法华经》一座、《金光明经》一座，由此更得到众多王臣的施钱赞助，使寺院建设更加完善。羲寂在螺溪大弘天台，“平素讲《法华经》并《玄义》二十遍、《止观》、《维摩》、《光明》、《梵网》、《金刚錍》、《法界观》、《禅源诠》、《永嘉集》各数遍，述《义例》、《不二门》等科节数卷。②”从学者如雾扩云集，达数万人之多，一家教乘由他开始得到重兴。

除羲寂的螺溪定慧院外，其弟子义通也建有宝云教院。据《四明图经纪院事迹》：“宝云教院在县西南二里，旧号传教院，皇朝开宝元年建，太平兴国七年改赐今额。本漕使顾承徽舍宅，为法师义通传教处。乞额宝云，昭其祥也。③”义通本高丽人，从羲寂学成后欲返高丽国，途经四明，为郡守钱惟治再三挽留，咨问心要，并请问菩萨戒师。漕使顾承徽居士于是舍宅为传教院（即宁波云石街之地），供他作传授天台教之用。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赐额“宝云”予传教院，故世称其寺为“宝云教院”。可惜宝云教院于二百年后毁于兵火。④天台宗历史上真正重大影响的十方教寺丛林是知礼所住持的延庆寺。

延庆寺是知礼讲学的地方，位于浙江鄞县，鄞县属于四明（宁波）地区。此地有“日”、“月”二湖，月湖居城西，又称“西湖”，日湖居城南，又称“南湖”。延庆寺就建在南湖的莲心岛上，故延庆寺又有“南湖”之代称。延庆寺创建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初名保恩院。知礼于至道元年（995）迁居此院聚徒讲学。次年，院主显通法师舍此院给知礼，永作传演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以安僧修道。知礼扩修了保恩院，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建造了一座基宇宏 ①② 《教行录》卷七。《大正藏》卷46，第925页中。

《教行录》卷七，《大正藏》卷46，第929页下。③ 《教行录》卷七，《大正藏》卷46，第930页上。④ 《纪通法师著述遗迹》：“惜哉！师所建院宇已二百二十二年，兵尘之后，古迹扫地而尽。” 邈，讲忏兼备的大道场。延庆寺建好的次年，为了维护道场，使能永续智者的家业，且毋违显通舍院的初衷，知礼在重建保恩院落成的第二年（大中祥符三年）七月，即经使衙陈状，备录因依，奏闻朝廷；十月，随蒙降旨，准予“永作十方住持，长演天台教法”①，并颁赐敕额，改称延庆院。四年，敕以四明延庆院永为十方传教住持，延庆寺即成为天台教院之滥觞。

知礼为了维护延庆寺作为天台十方丛林的制度，曾制订出选择天台教院住持人必具的五种条件，是为《住持五德制》。所谓“住持五德”，即：“一曰：旧学天台，勿事兼讲。二曰：研精覃思，远于浮伪。三曰：戒德有闻，正己待物。四曰：克远荣誉，不屈吾道。五曰：辞辩兼美，敏于将导。②”凡具有“五德”的，他便“无择迩遐，将授以居之”。与此同时，一向重视忏仪制度的遵式也为天竺寺制订了《天竺寺十方住持仪》和《别立众制》等寺院制度，为天台教寺在宋代的开展做出了良好的制度保证。

二、《天竺寺十方住持仪》的制订

遵式的主要道场在天台东掖与杭州，他往返于台杭两地讲学修忏，并将天台忏法、仪轨等与民间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天台佛教的发展。宋咸平六年（1003），杭州刺史薛颜从天台山邀请遵式法师来杭住持南天竺寺，并于大中祥符初（1008），由朝廷更名为“灵山寺”。《释氏稽古略》有云：“大法师遵式，讲于天台东掖山，十有二年矣。至是，始西渡，居杭州古灵山寺（今下天竺）。③”

天竺寺历来有讲习《法华》、《华严》诸大经的传统，最初为西晋天竺慧理法师所居。隋开皇十五年（595），真观、道安同至石室修头陀行，檀越陈仲宝拓而修之，号南天竺寺。唐大历年间（766～779），法诜、澄观、道标先后住此讲演《华严》、《法华》，徒近千数。贞元二十一年（805），住持道齐劝请四方学者至本寺讲《华严经》，显种种奇瑞，蒙敕额“天竺灵山寺”。因此遵式说“则知其地，素宜传唱（大经）”。可惜此寺于唐末中和年间（881～884）遭兵火烧毁。五代时，虽有吴越王钱镠再兴，但没有人弘法，尤其是“钱唐寺宇数百，无一处山家讲院，诸法师多寄迹他寺，主客相妨，师徒系属，因相触恼，讵免屡迁？④”出现无法安住的现象，所以遵式便有了创建天台讲院的想法。

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遵式发心修复此寺作为专弘天台教观的道场。建寺之时，据说“西岩有桧枯株，存于焚败之余，法师以水洒而祝之，枝叶重荣。⑤”他还特别建造了可供僧众实修的殿堂，“力行四种三昧。建金光明忏堂，一椽一甃，必诵大悲咒七遍。殿宇全备。⑥”在遵式的努力下，天竺寺的殿宇僧舍得以修建完毕，他说：“自大中祥符八年乙卯，旋建舍宇，略可安存，便闻讲席，①②〈使帖延庆寺〉，《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大正藏》卷49，第909页。《续藏经》卷100，第494页。③《释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卷49，第863页中。④《十方住持仪》，《续藏经》卷57，第46页上。⑤《释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卷49，第863页中。⑥《释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卷49，第863页中。①于今十有七载。”遵式住持此寺后，大张天台教纲，学徒云集。宋天禧四年（1020），宰相王钦若罢相出判杭州，他奏请朝廷恢复“天竺寺”旧额，封该寺为十方讲院，并封该院住持遵式法号“慈云大师”，以“表其高行”。如志磐记载：

丞相王文穆公抚杭，首率僚属，访师山中，请讲《法华》及心佛众生三法如义。（遵式）才辩清发，衣冠为之瞩目。公对众嗟赏曰：此道未始闻，此经人未始见也。师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陈于公。四年，公为奏锡天竺旧名，复其寺为教，而亲为书额。复与秦国夫人施财六百万，以建大殿。②

由于宰相王钦若的护持，天竺寺作为天台宗的十方讲院更是名闻朝野。为了保证将来的寺院住持能以德治寺，遵式特为天竺寺立下了有关十方住持的仪制。遵式自祥符八年（1015）修建天竺寺，经过十七年的弘法传教，越发感到制订仪制规章的重要性，他说“虽有王来，作十方传教住持，然其隆替存人，聚散依法。傥人无规矩，摄众何言？众若不存，法将谁寄？及至尘生，高座苔覆，修廊牵复，无门空嗟来口。故立制数章，冀存长久。③”正是由于认识到寺院住持法主是佛法兴衰的关键，因此在他“齿发凋落，知死非遥”的暮年，也即宋天圣八年（1030），制订了数章有关一寺之主的行持法度，称为《天竺寺十方住持仪》。此仪制收录于其五世法孙慧观所编的《天竺别集》一书中。

《天竺寺十方住持仪》共有十章规范，主要是针对寺院法主而立。法主在南北朝时是僧官的名称，一般仅管某一寺院之事务。《大宋僧史略》卷中曰：“宋齐之世，曾立法主一员。故道猷敕为新安寺镇寺法主，法瑗为湘宫寺法主。至唐末多立，受依止阇梨④一员，亦称法主。⑤”可知法主相当于寺院的正式管理者，或或德高望重的阿阇黎。此处提到的法主大概是因天台以弘持教观者为寺院主要负责人，所以遵式特别针对法主立了这十章制度，兹将其规章摘录如下：

法主既德学博富，堪可为众依止，必先忍衣，被体无遣，声利破心，慈室安人，无使恚慢当念，然后空座，则虚心等说，功报两忘。苟三轨失御于中，十过遂形于外，法流致壅，何莫由斯（禅法律三师不过出观心论）。

法师虽内专三轨，外无十过，若其徒众，数起恼乱，亦妨讲说，当常行五事，以肃外缘。一者摄僧财法均平，观以净戒，务在进修，此则名极好摄，名僧安乐住。二者莫臵房舍，深僻处令德行者居之，堂内僧不得无故入主事头首等房舍，违者对众罚，仍须法主频行按察，勿使起过。三者差僧出外并缘化，切在慎选，无使有辱教门。四者严禁吊庆，及以别请。余时约束，无使频出城市，此皆臵患之门。五者勖众不得互相背说长短，及他人好恶。同一师学，法无殊途，或领解不同，当就师决择，不得私诤。

诸来投出家者，只许法主一人得度，余一切不得度，亦不得寄籍他寺，及带领外怅行者入寺。听学其法主所度，除先在寺者，此后并须年二十已上者，已还，不得受。①② 《十方住持仪》序，《续藏经》卷57，第46页上。

《佛祖统纪》卷十，《大正藏》卷49，第208页上。③ 《十方住持仪》序，《续藏经》卷57，第46页上。④ 比丘新剃度后，依止其他先辈比丘，而受其监督学法，此师即称依止阿阇梨。⑤ 《大宋僧史略》卷中，《大正藏》卷54，第245页上。设有豪势及檀越知识家送眷属子息出家，年幼者悉不得受。经云：不得畜年少弟子、沙弥、小儿，亦不乐与同师，此非正是弘经者之明诲乎？及年五十已上者亦不应受。

法主所度徒弟，唯有三事：一者入堂听学，二者僧事营福，三者持诵焚修。俱[隋/心]者给与祠部，任从所适，勿令在寺。其习学、营福持诵者，复须察其所由。有但作名目，庇身在寺，察得实者，仍须驱出。其素有勋劳，今或老病，即终身在寺，勿令他适。除犯堂制，及在外别有过失。轻者罚，重者出，一准堂制治之。不得以功庇过，更臵滋彰。

法主频须抚爱辅赞住持者，随其劳役，合与房舍，仍诫众僧，勿无辜触恼主事，除前人[怡-台+龙]悷不调。有恼众者，当罢其主，执别求能者。或老病不任，随众食者，当以常住物供给，勿令有乏，堂中僧有病亦然。

法主所度行者，尽为供众，学习般若，余复何用？凡来者多是贫乏，当隆寒盛暑，夙兴夜寐，衣被不足，袜履不供，理须众僧分减衣钵而供济之。今后僧若在寺，若次请，所得施利，无管多少，并十文抽一入库内，并[出/（企-止+水）]卖糠碎麸滓等钱，并入供行者用。仰首座、维那同收掌一处，不得权时借贷与人。凡出入上历，封锁同著字每至春冬，各给与钱壹贯文，足给剩者，留备后阙。欠者现前僧敛，添令足。同僧利者尽敛莫违。

不得畜养马牛驴骡，晓鸡猫犬，伤慈违戒，计损非少。并不得买臵田庄，裁种桑柘，停货出息，出入计秤，烧尸相冢，种种恶求。虽欲供僧，岂悟邪命？大凡法主及辅佐者，以慈为本，无令损僧害物，彼我无益。

讲堂内床榻诸殿堂供具，此并三宝受用法物，不得杂用。多见圣前花果盘盂等，私将筵席待宾供僧等用，深为不可。其常住倚卓碗器等，一事已上，并臵怅目，法主亲自捡校，令前后主事，逐一交点。破损者令前次人修补，全破者填备，新臵者旋增。怅历不得私昧，并诫房舍。受用床倚众物，并须爱护。一则损施，二则破坏十方僧物。其诸殿堂浴室等处，各臵簿历，交代一准常住。

此寺素是灵迹，多官僚远，客无择高下，一种承迎。凡百供待，务在周旋。并点捡仆驭，茶饭卧铺令足。常令知客僧看直，不得一事阙失。或客入寺，知客失候，余僧见者，急往迎接。请升堂命坐后，报法主知事等无令阙失。

此寺当法主之位，务在行教，非徒然也。须备有德有解，堪为轨范。虽有德解，须备福缘。纵备福缘，须善勖众。德解不全，则四方不归，亦将何训物缘？寡则学人不附，福鲜则百一不供众，慢则日致弊滥。有一于是化导不行，况二三四耶？当人须自量可否，否则举贤者而求退。若不自知逊，仰众僧举过请退。更不肯者，仰告公令退，不得各惜面情，坐看张败，非佛弟子，非听法人，是佛法旃陀罗耳。既退不能，请能者代之，不得请异宗讲者，备如来文。

遵式所立的十章规范主要是对法主的德学要求和任命选退、寺院的管理模式、对剃度弟子的培养监督和对行者的爱护、三宝物的使用、待客之道等等作了一番较为细致的规定。

从《住持仪》来看，天竺寺主要职事除了法主外，还有住持、首座、维那、知客等。文中还出现了“主事”这一名称，类同于《禅苑清规》以监寺、维那、典座、直岁等四职①为主事。《住持仪》第一条和第十条分别提到对法主的选举要求，其第一条还说到法主当以《法华经》中所说的菩萨三轨来要求自己：

法主既德学博富，堪可为众依止。必先忍衣，被体无遣，声利破心，慈室安人，无使恚慢当念，然后空座，则虚心等说，功报两忘。苟三轨失御于中，十过遂形于外，法流致壅，何莫由斯。

天竺寺系天台道场，法主既承担弘传天台教观的使命，当以天台所宗的《法华经》中所说的衣座室三轨来要求自己。《法华经》卷四〈法师品〉云：“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座，尔乃应为四众广说斯经。如来室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是；如来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来座者，一切法空是。②”此处之衣、座、室是譬喻。不动毁誉迫害等念，称为忍辱衣；远离执着是为法空座；以众生利益为意，即为慈悲室。此三又称弘经三轨，成为后代弘传法华学人应守的三种规则，行此三轨方能“虚心等说，功报两忘。”《住持仪》第十条云：

此寺当法主之位，务在行教，非徒然也。须备有德有解，堪为轨范。虽有德解，须备福缘。纵备福缘，须善勖众。德解不全，则四方不归，亦将何训物缘？寡则学人不附，福鲜则百一不供众，慢则日致弊滥。有一于是化导不行，况二三四耶？

这是说，法主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学问，以及福德因缘，且要善于管理僧众，谦逊待众，否则无以化导众生，让四方学人来归附。

如果不能具备以上德学福轨等条件，当事人要自量可否，如果不行就要“举贤者而求退”。倘若遇到没有自知之明不知退职的法主，就要依靠大众僧的力量“举过请退”，如果遇到更不自知的，就只好“告公令退，不得各惜面情，坐看张败”。《住持仪》第五条也要求法主抚爱辅赞住持，教诫僧众，不得无辜触恼主事。如果触恼大众，僧众可以通过集体议罢免法主，另外选举贤德之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天竺寺作为维系天台法脉的纯洁性，请法主必须限定在天台专宗的僧人，不得请异宗讲者来担任，这一点和知礼对天台教院住持的要求是一致的。

《住持仪》说到法主对寺院的管理模式，主张法主应当“常行五事，以肃外缘”，这五事是说关于如何避免僧团纷争使僧众清净安乐的方法。五事即是指：

一者摄僧财法均平，观以净戒，务在进修，此则名极好摄，名僧安乐住。二者莫臵房舍，深僻处令德行者居之。堂内僧不得无故入主事头首等房舍，违者对众罚。仍须法主频行按察，勿使起过。三者差僧出外并缘化，切在慎选，无使有辱教门。四者严禁吊庆，及以别请。余时约束，无使频出城市，此皆臵患之门。五者勖众不得互相背说长短，及他人好恶。同一师学，法无殊途，或领解不同，当就师决择，不得私诤。

第一条是说僧众的和合建立在财法平等的基础上，并使僧众皆能守持净戒，这实际上即是利和同均、戒和同修等六和敬的缩略。第二条说到僧人房舍的使用及窜执事寮的处罚等。寺院是僧人共修之地，一般寺院建有许多院落，其房舍常常被称为“堂”或“寮”，据戒律而论，这些房舍堂寮是供给四方僧伽受用之资 ①② 后来的清规职事增多，又加上都寺、副寺，合前四职，称为六知事。

《大正藏》卷9，第31页下。具，若据为私有或买卖之，则犯大罪。宋代富裕僧人特别是寺院住持等虽不买卖寺产，但也拥有一些私人房舍，物质条件过分丰富，对于僧人修行来讲并不适宜，所以此处规定“莫置房舍”。如果寺院的房舍位置深僻，应当令有德行的老者居之，莫让年轻僧人借机放逸。关于窜寮问题也是一样，普通僧众不得无故入主事头首等房舍，防止有人互传谣言是非、密告等事发生，滋扰僧团清净。这事光靠自觉不够，还需要法主频行按察，勿使起过。第三条是说派遣僧人出外为办理常住三宝事等，必须重视人选，无论是威仪、道念、办事是否精练等等都要勘察一番，以免辱没教门。第四条是禁止不利于僧团清净和合的事情出现，如红白吊庆，过于热闹吵杂，不利清净；别请则易导致僧俗拉帮结派，不利和合，应予杜绝。别请指于众比丘中特请一人而供养之也，但如法之比丘，不受别请。接受在家人之施食请待，必须以僧之腊次次第赴请（对别请而言，此称僧次请）始为正规，故受别请乃戒律上所禁止，受者即犯波逸提罪。《梵网经》对此也作了特别强调①，可知别请的确是不利僧团的，故须严禁。另外为了规范僧徒精进修行，需加以约束，“无使频出城市”，其目的是防止他们放逸游走，乃至惹事生端。第五条是说告诫僧众不得互相背说长短，及他人好恶。如果出现对所领受的佛法理解不同，可以向师父辩明，不必私下斗诤，使僧团口和无诤，意和同悦，见和同解也。六和敬是僧团和合共住的规则，此中的五条规制基本不离此一六和精神。《住持仪》第三部分说到法主应如何培养监督剃度弟子和爱护行者。主要包括了第三、四、六三章。由于此寺系十方住持制，故剃度弟子仅法主一人具备资格，其他人乃至上座执事均不得剃度来求出家者，也不可以寄籍他寺。如果有豪势及檀越知识家送眷属子息出家，年幼者悉不得受。这是防止富贵子弟年幼出家受不了寺院生活的清苦又还俗，对教门声名不利。又年纪太大超过五十岁以上也不得接受，年老不利修学，虚沾信施故。

法主培养徒弟主要有三事：一者入堂听学，二者僧事营福，三者持诵焚修。这种培养方式实际上是将徒弟放置到僧团中共同修学，法主并不需担任过多的教导之责。并且由于寺院徒弟皆是法主一人剃度，避免了一座寺院中因师父的派系法脉不同而引起的纷争。当然培养徒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把徒弟交给僧团就没事了，还要观察弟子是否真心出家修学，是否有人“但作名目，庇身在寺”，一旦查出就要驱逐出寺。

除了弟子外，法主对其他僧众也应敬重爱护，特别是年老比丘，“其素有勋劳，今或老病，即终身在寺，勿令他适。”但即使年老僧人若违犯了寺院规矩，或者在外面犯了过失，也是和普通僧众一样的处置，“轻者罚，重者出，一准堂制治之。不得以功庇过，更置滋彰。”僧家的戒律清规这般严格，真的足以令许多人望而却步。

制度在管理层面是严格的，但也不失佛家之仁爱。如《住持仪》规定，法主对待行者应以仁慈爱护为本。行者一般是指未剃度而在丛林内服诸劳役的带发修行者，在晋代之时寺院就出现了行者。如《释氏要览》卷上引《善见律》云：

①《梵网经》卷下云：“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别请利养入己。而此利养属十方僧，而别受请即取十方僧物入己。（中略）次第请者即得十方贤圣僧。而世人别请五百罗汉菩萨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别请僧者，是外道法，七佛无别请法，不顺孝道。若故别请僧者，犯轻垢罪。”《大正藏》卷24，第1007页上。有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钵，欲依寺中住者，名畔头波罗沙（未见译语）。今详若此方行者也。经中多呼修行人为行者，行是所修二种行也，者即五蕴假者。是能修行之人也。凡十六岁以上应呼行者。谓男生八岁毁齿，十六阳气全，以其有意乐信忍，修净梵行故。自晋时已有此人，如东林远大师下有辟蛇行者。①

据《庐山记》载，东晋庐山东林寺有辟蛇行者②，曾饮牛、耕田、服侍慧远。唐代的行者以禅宗祖师惠能最为著名，惠能从黄梅受衣钵时，现行者相，执舂碓之役，称为卢行者。据《禅林象器笺》所述，行者的守戒要求是在家五戒，但改“不邪淫”为“不淫欲”。唐宋以来，各宗寺院的行者或净人③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法主所度行者，尽为供众，学习般若。”行者的主要职责是为僧人作务。他们多半出身贫寒，所以本着佛家慈悲为本的理念应该多给予关照，“当隆寒盛暑，夙兴夜寐，衣被不足，袜履不供，理须众僧分减衣钵，而供济之。”这是衣食方面对行者的供济。此外，僧众在寺或在个所得的嚫钱十分之一乃至卖糠碎麸滓等钱也应该供济行者。就《住持仪》所规定对行者的照顾来看，行者的地位并不如后世所形容的如同寺隶的那样残酷。

对于三宝物的使用，《住持仪》首先对戒律禁止的邪命自活作了申令。戒律中明确规定不得蓄养猫狸猪狗等畜生，以免伤慈违命。并不得种植田园，调合汤药，以求衣食而自活命。这些在四种邪命中称为下口食④，是僧人应当禁止的。所以《住持仪》中指出不得蓄养畜生及“买置田庄，裁种桑柘，停货出息，出入计秤，烧尸相冢，种种恶求。”认为它们皆属于邪命的范畴，“虽欲供僧，岂悟邪命？”故要求法主及寺院辅佐执事“以慈为本，无令损僧害物，彼我无益。”作为寺院执事，最为经常面对且易犯错的是三宝物的互用问题，故此处强调“讲堂内床榻诸殿堂供具，此并三宝受用法物，不得杂用。多见圣前花果盘盂等，私将筵席待宾供僧等用，深为不可。”所有桌椅碗器等公用物、诸殿堂浴室等处，须各置簿历，由法主亲自检校，然后对于是否修补或新置作出处理。且不忘告诫僧众“受用床倚众物，并须爱护。一则损施，二则破坏十方僧物。”此话可谓符合戒律中“爱护常住物，如护眼中珠”的教诫。

寺院是修道的场所，也是弘化世人的道场，所以和俗人的接触是难免的，故《住持仪》亦规定了待客之道。由于天竺寺素是灵迹，名人士官也多来朝拜，为僧者当以平等心待之，“客无择高下，一种承迎。”对待宾客应百般供待，务在周旋，茶饭卧铺令足。接待宾客主要是知客师的职责，故要“常令知客僧看直，不得一事阙失。”当然，如果知客有事失候，其他僧人见到客人也应招呼宾客入寺命座，并报法主知事等无令阙失，尽一个寺众的义务。

以上数条是遵式对寺院法主所作的规范，也寄托了他对寺院管理者的殷切希望。他在开头的序文中就流露出这一希望：“愿将来法主，秉而行之。各念因佛 ①②《大正藏》卷54，第266页下。

“远公始居，山多蛇虫。行者不知何许人，尝侍远公，善驱蛇，蛇为之尽去，故号辟蛇行者。”宋·陈舜喻《庐山记》卷一。③ 净人和行者性质类似，也是未剃发，受众僧差使，服种种净业作务的人。④ 邪命，谓依不正当的方法谋生活。戒律规定比丘应远离四种邪命，唯以清净乞食活命。四种邪命，即：

一、种值田园，和合汤药，名下口食。

二、仰观星宿，推测盈虚，名仰口食。

三、谄媚豪贵，游说四方，名方口食。

四、以咒术呼召鬼神，以及卜卦、算命、看相为业者，名维口食。出家，依法得住，反坏佛法，非魔而谁？静霭引肠，但恨弗能护法；常啼破骨，岂非志在闻经？况乎遗嘱勤勤，忍违于慈诲；长夜杳杳，忍灭于法灯？固宜一哉，其心牢秉，正法后后相属，灯灯继明，苟心之不欺，则天龙幽赞。①” 遵式所制订的《住持仪》比禅宗的清规要简略许多，从内容来看，并没有参考《百丈清规》的体例，而系遵式自成一家之制。唐时百丈怀海所制订的《百丈清规》在南宋时即逐渐佚失，遵式本人或许也没有看到，宋时所制最早的禅宗丛林制度是宗赜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所编的《禅苑清规》十卷，它比起遵式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所制订的《住持仪》要晚70多年。可知遵式的《住持仪》是结合天竺寺的具体情况来制订的，并没有刻意制订一个通行所有台宗寺院制度的那种想法，可谓是一家一寺之制。遵式所制的《住持仪》还有一点与禅家清规相当不同的是，天竺寺并不提倡农禅并重，且反对种植田园，买置田庄，裁种桑柘，停货出息，出入计秤等等，认为这些是戒律所禁止的邪命，而其寺院仍然保持着自智者以来基本以靠檀越外护供施维持生活的风格。

三、规范僧徒的《别立众制》

《住持仪》是对寺院高层管理者而设的规章。为了规范僧徒，遵式又别立对普通僧众的规范，名曰《别立众制》，二者相得益彰。《别立众制》也收在《天竺别集》一书之中，全文近一千字，兹录原文如下：

解行二科，学者所志，岂在他制，然后乃勤。后生无知，于己德学，事同公役，既不获已，须行严治。略示条件，后旋增损。

晨朝礼佛，十念、讽经。堂头鸣小钟子，二十下内须起。洗漱毕，钟绝。都维那时复巡案，犹卧不起者，七拜；至众集磬绝，后到者，七拜；至一半到，二七拜；全阙一番二十拜一；

昏黄礼诵，参后小磬绝，不到者七拜。余同前。此上下二番礼诵，众若未敢潜却者二十拜。

集众看读。鸣钟子二十下，并须毕集。如后到罚七拜，中间及全阙准礼佛例，未打随意前却二七拜。

开讲点读。实有缘并有疾，当须亲白知上座、都维那、直日，随阙一人不白，七拜；若俱不白，辄自寝伏者，四七拜。除卒重病者，得寄语上下座，并告都维那知。如受嘱不告者，准病者罚。

卧病经一日已上，瘥后并须先白首座、都维那、直日，参堂随阙七拜，全阙三十拜。

礼佛看读。随有急缘求免，一番先抽同利钱十文，二番二十文，仍须白知首座、都维那、直日，或随阙，及全阙，准诵罚。

堂内吃粥，食匙筋相触，钵鸣作声喧众，犯者一七拜。

堂内例皆不得接对语话，及议论教文。如有请对，当出堂外。犯者二七拜。

堂内不得非时于床位上吃果食，犯者三七拜，斋后犯者一百拜。堂内僧如有外客相访，不得于堂内，及床位待宾。犯者三七拜。① 《续藏经》卷57，第46页上。堂内僧往别床位坐，三十拜。卧者出寺。

堂内僧须回避上座、都维那，及外处宾客。不得无礼，及僧堂前后架诸处。不得语笑，喧杂高声，犯者二七拜。

直日维那，粥食二时，须为施主，如法鸣槌念诵。至等供了，专在圣僧右肩立，接食侍奉，失者七拜。

凡普请处不到，及先退者二七拜。

堂内僧欲出园上，及邻近寺院，须将所为事上白首座、都维那、直日方得去。如不白，檀（当为擅）去者，三七拜。随阙者，准礼诵罚。

堂内僧有缘请宿出外一宿，先纳同利钱十文，并牌子到堂司方可给与假，如一宿，经二宿者，罚一百文。

请假入城，并须廨院止宿。上历仰主事十日一报，如往别处止宿者，罚五十拜，再犯一百拜，三犯出寺。

寺内僧共相骂詈者，同罚；被骂不应，一罚一不罚。相打者同出寺，被打不报者，一出一不出。

寺内僧盗他物，划时送官。或盗物不多，情愿在寺轮罚者，对众决二十竹篦，自负衣笼出寺。

已上条件，各共禀行，勿令有犯。夫高翥者何患于虞罗，潜渊者宁畏乎筌网。藉缘进业，得益良多，依众立身，宜知庆幸。仰首座、都维那，专守行用，无使有违。

《别立众制》共十九条，主要针对僧人的日常生活、威仪、修学制度作一规范，包括集体修学不随众、不出勤、迟到早退的处罚；斋堂规矩的树立；如何维护僧堂共住；请假出外办事止宿的手续；僧人打架、盗窃的处治等等。文中一至六条是礼佛、诵经、看读等日常修学制度不随众不出勤或迟到早退的处罚。僧众晨朝的功课有礼佛，十念法和讽经三项。僧众须在鸣钟二十下内起床洗漱。此时维那查寮，如果发现有卧床不起者或大众师已集才后到的人，均罚七拜；若功课做到一半才来罚十四拜；若缺勤则罚二十一拜。其它修学方面的规定有集众看读、开讲点读、礼佛看读等，所作的处罚基本是礼佛，另一种处罚方式是扣除同利钱。同利钱大概是取僧人六和敬中利和同均之义，相当于每月的嚫钱，今称单资。为了防止有人借口有病偷懒，规定若实有病，必须亲自白知上座、都维那、直日，否则就要罚礼佛。除非重病不能起者，可以托上下座的室友转告都维那。

第七条以下数条是对斋堂威仪和如何维护僧堂共住的规定，如不得食匙相触，不得钵鸣作声喧众，不得接对语话，及议论教文，不得非时①于床位上吃果食等。同时也规定直日和维那侍奉圣僧的进退礼仪，“粥食二时，须为施主，如法鸣槌念诵。至等供了，专在圣僧②右肩立，接食侍奉，失者七拜。”为了保证僧众共住不致互相打扰，僧众个人若有如有外客相访，不得在僧堂内，及自己的床位接待宾客，也不可以坐他人的床位及驾处等，不得语笑，喧杂高声影响其他僧人的学修。

① 非时指日中以后至翌日明相（天空露白之状）未出之间的时间。于此时所受之食，称非时食。佛教戒律规定，凡比丘须持非时食之戒。② 指于斋堂上座所安置之圣僧像而言。一般小乘寺院安置宾头卢，大乘寺院则安置文殊。后世之圣僧也有安置于僧堂的，如于僧堂安置僧形之文殊菩萨，称为圣僧文殊。第十四条是对大众共同作务偷懒者的处罚。普请俗称“出坡”，指寺院中普请大众令从事作务劳役。《僧史略》卷上说：“共作者，谓之普请。①”如佛诞日摘花、晒藏、平时的洒扫、搬柴、摘菜等，皆是普请的事项。此处规定“凡普请处不到，及先退者，二七拜。” 接下来的三条是关于僧人如何请假外出、外宿的规定。僧人如果想去寺院的庄园或邻近寺院，必须将自己欲所为何事告诉首座、都维那、直日。如果擅自离开就要罚礼诵。如果有事缘须请假外出止宿，要先交纳同利钱十文，并牌子②到堂司方可给与假，如果请假一宿而过二宿者，罚钱一百文。僧人请假入城，必须在廨院③中止宿。如往别处止宿者，罚五十拜，再犯一百拜，三犯出寺。这几条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僧人藉口外出放逸乃至在无人鞭策的情况下行不如法事，损坏三宝形象。

最后两条是对素质较差的僧人所作的处理。僧人良莠不齐，难免有些僧人出家后仍然恶习不改，在寺院清净之地打架斗殴，如果两人有打架情形出现，相打者同开除出寺，如被打不还手者仍可留在寺院。还有情节更严重的，那就是偷盗，如果盗物足以犯法就要送官府治罪。如果盗物不多，犯盗者情愿在寺接受处罚，可以对众打二十竹篦作为警戒，并自负衣笼离开寺院。

④《别立众制》后来被元代天台宗僧自庆收录于他所编的《增修教苑清规》一书中。《教苑清规》〈第八诫劝门〉收录了天台几位祖师关于教制的文章，包括智者大师所制的《天台立制法》和《训知事人》两篇，以及知礼遵式的《授菩萨戒仪》和遵式的《别立众制》的序文。在《别立众制》的序文中自庆说“凡一十九条，其要者，略示于〈安居众法〉中，余如彼文。须当一一遵行，兹不重列。⑤”自庆将规范僧徒的《别立众制》基本贯于《教苑清规》的〈安居众法〉中，可知遵式的《别立众制》在规范僧众方面应是相当如法且易于开展的。

四、日常行事仪则

除了《别立众制》外，相对于僧众的日常行事，遵式还制定了有关洗浴与上厕的种种威仪和注意事项，名曰《凡入浴室略知十事》和《纂示上厕方法》，此二篇文章也收录在《天竺别集》卷下。

在禅刹中，浴室、西净（厕处）和僧堂三处被称为三默堂，要求僧众在此三堂中严守缄默，以收摄身心。关于浴室，《毗奈耶杂事》卷三云：“时诸苾刍于浴室内漫为言话，佛言不应漫话。然洗浴时有二仪式：一者法语，二圣默。⑥”关 ①② 《大正藏》卷54，第240页中。

寺院中使用牌子的情况十分普遍，这里的牌子当是指记僧人戒腊或僧堂席次的木牌。③ 廨院原指办理禅林中会计、接待、食物管理等事务之处所。后来用于寺院的代称或指某寺属辖的下院或分寺。④ 宋元之时佛教诸宗都编制清规，作为寺众日常生活的必要规范。元自庆编撰有《增修教苑清规》两卷，这是天台宗僧人为天台教寺编印的一部比较完整的清规戒律。于至正七年（1347）刊行，收于《卍续藏》第101册。由于有关教寺的清规编撰极为少见，因此本书的编撰成为研究宋、元时代天台宗组织制度及天台僧团运作的重要资料。⑤ 《续藏经》卷57，第339页中。⑥ 《大正藏》卷24，第219页中。于厕处，《缁门警训》卷九〈登厕规式〉中说：“既在厕中，不可语言作声。文殊经云：大小便时，身口状如木石，不得有声。①”僧堂主要是指禅宗寺院的坐禅堂，规定不得聚首喧笑。《敕修百丈清规》还规定“不得在僧堂中看经、看册子。②”作为僧人，必须二六时中提守正念，保持威仪，而浴室和厕所是较易散心及失仪的地方，所以遵式特别又制订了相关的规制。

《凡入浴室略知十事》是依据《四分律》而来。由于僧人过的是集体生活，故僧团对于洗浴一向有严格之制规，使僧众不致放逸。戒律规定比丘在浴室要保持沉默，脱著威仪。遵式整合律仪略纂十条有关入浴之事，其十事如下：

一、至门外当先敛容，轻手揭帘，勿使有风。

二、回避尊宿上座。脱著当知处所，勿使失仪。

三、挂净衣当于高笐，触衣当安低处。焙衣不得抄炉中火，使灰焰飞飏。不得抖搌作声。焙净衣当安高处，触衣当须低畔。仍须让上座，勿以湿衣统上盖却，有妨余人。

四、不得杂语笑至浴处。不得高声索唤并大咳唾。坐知上下，以巾覆身。仍不得将触衣挂中障板上，勿使灰皂污溅狼藉，当以杓盛灰臵[骨*坒]间，及臵凳上，勿令灰皂污滴汤槽中。

五、不得互相揩洗，当用巾布把两头磨背，或用木手磨身，勿搪二边邻坐。不得淋洗巾等滴槽中，兼不得堂中洗衣。

六、洗脚及下分当以一手执杓，一手揩洗。遥灌汤灰勿令污触，洗已当二三返。灌洗触手令净，方可更互执杓。

七、浴将讫，不得起立以汤灌身。汤水讫，先以净巾覆身，旋起旋覆，勿令裸露。

八、出时入时，当密覆身，不得以疏薄衣覆下分。仍开闭门帘，勿使作声。

九、出入鞋履，勿使拖拽作声。著自履讫，当送众履安元处，兼覆身。湿衣不得带水于床前。

十、著衣时，当用余衣先覆上分，却背身著内衣并裙讫。却净手后，著上衣。或失衣履，当徐缓访觅，不得高声，或傍人误著，当善言索。出门当轻手放帘，勿使鼓风作声。

仰准上细详，依而行之，不得有旷。仍知沙弥、童行，不得参僧同浴。③

此十事是从洗浴的禁忌、衣物的放置、洗浴时应避免的不如法行为、洗浴及着衣时动作威仪等等方面作了规定，督促僧人在日常行事中能时刻提起正念，注意威仪，令人非人等皆生信敬。

《纂示上厕方法》也基本依据戒律中上厕的威仪而制定，如序文中说：“夫众生形累，秽污之事，于大圣之金言，出群载之玉牒。后生粗行，尚不肯从，致自招愆，贻苦难脱。今依南山并《三千威仪》等，纂示方法一十五条，请各详行。”④《纂示上厕方法》是据《大比丘三千威仪》及南山律师的著述制订的，《大比丘三千威仪》举出二十五事，道宣的《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则举出上厕之法二十条，遵式为了培养后生的威仪细行，综合此二，纂示其法共十五条，兹录如下：

①②《大正藏》卷48，第1092页上。《大正藏》卷48，第1145页下。③《续藏经》卷57，第47~48页。④《续藏经》卷57，第48页中。

一、觉欲出入，须早作意，不得临时失仪。欲大小便当行时，不得道上为上座作礼，亦莫受人礼，当低头视地而行。

二、须知揖手把瓶，不得垂手。

三、至厕边，知有尊宿，当且避之。

四、至厕边，先须弹指三下，或謦欬作声，无人方入。已有人，弹指不得相逼。

五、多人住处，若厕外有人待急，纵未了且须出厕。

六、上已，正住弹指，乃踞正踞中，不得一足前一足后，不得令身倚。或夜间黑闇，当用厕篦，于孔中向前后划令，知长短阔狭正不正等。

七、随上下以渐，褰衣不得太高，令身裸露，须敛衣。不得使垂圊中，不得大咽呼，致使面赤。当直视前，不得顾听，不得低头视圊，不得视阴，不得以手持阴。

八、不得涕唾厕壁四边板上，及槽溜中。

九、不得持筹划壁作字。用筹了，当安板孔中，不得余处。

十、洗净了，随手方便把瓶，当六七度用水洗。若比丘不洗净，得突吉罗罪。不得于僧座具上坐，及礼三宝。设礼无福。

十一、用水不得濽湿，不得太费。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后手。

十二、脱著触履，不得安净鞋履常所踏处或触履不净当洗令净。

十三、磨手洗净用黄土三四度。当用澡豆、细灰、皂角，亦不得用灰土处狼藉，当须令扫治。

十四、常具厕筹、灰土、水皂等不得令阙。设见少欠，当语直日主者。若自手取为善。

十五、见厕内外狼藉，须常洗扫令净，拭手布不净，当洗令净。又《僧祇律》云：大小便已，不用水洗，而受用僧座具床缛得罪。

又《摩德勒伽》云：不洗大小行处，不得礼拜，除无水处。若为非人所嗔，水神所嗔，或为服药等则不犯。

又《三千威仪经》云：不洗净礼佛者，设礼无功德。

又《杂譬喻经》云：有一比丘不弹指来大小便，濽污于鬼面上，魔鬼大恚欲杀。

①沙门持戒，魔鬼随逐，伺觅其短，不能得便。既知此事，上厕须謦欬作声。

厕所虽不登大雅之堂，但佛门中却对如厕的威仪十分注重，且多有讲说告诫，以示僧家重视二六时的护念。这十五条规章主要是从大小便的行仪、忌讳、照顾自他心念、厕所卫生、如何洁净身手等等方面作了详细的指示。末后，他又特别引《三千威仪经》、《杂譬喻经》、《僧祇律》和《摩德勒伽》等经律强调洗净及上厕前弹指的必要性。如厕后的洗净，其目的是为了洁净身心以示对三宝的恭敬，如厕前的弹指则是对食不净物鬼神的尊重。

结 语

遵式重视佛教制度，除了制订规章来强化僧团管理外，还撰有一系列天台忏仪，如《金光明忏法补助仪》、《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仪》、《炽盛光道场念诵仪》、《往生净土忏愿仪》等，并制订有《授菩萨戒仪十科》，将天台忏法的修持融入僧人的受戒仪式之中。遵式同知礼一样，毕生以振兴天台教观为己志，他所制订的一系列佛教制度不仅弘扬了天台教观，且影响了宋代佛教的修学 ① 《续藏经》卷57，第48页中~下。风格。宋代天台佛教的中兴基本上是得力于知礼与遵式二师于天台教院的创建和讲席的弘演。由于二师的努力，天台教院获得了极大的开展，以至于南宋宁宗嘉定间由官方订出禅寺的五山十刹①后，天台亦设教院的五山十刹，与禅院互争长短；流风余韵，降及元、明，依然盛行。

① 五山十刹的的设立是南宋末叶始有。教院五山十刹是：钱塘上竺、下竺，温州能仁，宁波白莲等寺，为教院五山。钱塘集庆、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宁波宝陀，绍兴湖心，苏州大善北寺，松江延庆，建康瓦棺，为教院十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