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峰等诉叶集公安分局、安徽电视台等侵犯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

第一篇：李海峰等诉叶集公安分局、安徽电视台等侵犯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

李海峰等诉叶集公安分局、安徽电视台等侵犯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

公安机关在向新闻媒体提供侦破案件的相关资料，供新闻媒体用于新闻报道时，应尽谨慎注意义务以保护他人合法权益。未尽此义务导致他人名誉权受到侵犯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配合新闻媒体进行法制宣传的正当性以及新闻媒体自身在新闻报道中的过失，均不构成免除公安机关上述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

原告：李海峰，男，15岁，学生，住安徽省霍丘县叶集镇。

法定代理人：李庆国（系李海峰之父），个体工商户，住址同李海峰。

原告：高平，男，14岁，学生，住安徽省霍丘县叶集镇。

法定代理人：张蓉（系高平之母），农民，住址同高平。

原告：刘磊，男，15岁，学生，住安徽省霍丘县叶集镇。

法定代理人：张艳玲（系刘磊之母），霍丘县供销社下岗职工，住址同刘磊。

原告：孙俊，男，17岁，学生，住安徽省霍丘县叶集镇。

法定代理人：孙立胜（系孙俊之父），个体工商户，住址同孙俊。

原告：陈光贵，男，15岁，学生，住安徽省霍丘县叶集镇。

法定代理人：陈树人（系陈光贵之父），个体工商户，住址同陈光贵。

原告：张力保，男，16岁，学生，住安徽省霍丘县叶集镇。

法定代理人：张宏威（系张力保之父），个体工商户，住址同张力保。

被告：安徽电视台，住所地：合肥市桐城南路。

法定代表人：汤达祥，该台台长。

被告：六安市公安局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分局，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

负责人：黄家玉，该局局长。

被告：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叶集实验学校，住所地：安徽省霍丘县叶集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郑长福，该校校长。

原告李海峰、高平、刘磊、孙俊、陈光贵、张力保因与被告安徽电视台、六安市公安局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分局（以下简称叶集公安分局）、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叶集实验学校（以下简称叶集实验学校）发生侵犯名誉权、肖像权纠纷，向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海峰、高平、刘磊、孙俊、陈光贵、张力保诉称：六原告均系被告叶集实验学校初中学生。2005年4月13日，被告叶集公安分局与叶集实验学校联系，由班主任通知六原告前往叶集公安分局协助调查一起强奸（未遂）案。在叶集公安分局，六原告按照公安人员的安排手持编号，与犯罪嫌疑人一起列队接受了被害人指认，并被摄像。六原告事先不知晓摄像的真实情况和用意，事后提出不得公开，叶集公安分局表示同意，但后来将摄像材料提供给新闻媒体。2005年4月16日，被告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公开报道了该新闻，播放了叶集公安分局提供的摄像材料，且未对六原告协助公安调查的真实情况作出说明，亦未对相关影像作任何技术处理。由于社会公众不明真相，纷纷谴责六原告未成年即犯下恶劣罪行，给六原告的生活学习造成负面影响，也给六原告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三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六原告的肖像权、名誉权。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六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向六原告各支付精神抚慰金10万元，共计60万元。

李海峰等六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了被告叶集实验学校老师张爱国的证言材料及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播放涉案新闻的复制音像材料，用以证明诉称事实属实。

被告安徽电视台辩称：李海峰等六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我台本着尊重事实的原则对客观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没有侮辱、诽谤六原告的内容。播放新闻时，虽然没有对六原告的影像作画面处理，但对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影像作了处理，并突出了朱某某按手印的画面。因此，我台的行为没有侵犯六原告的名誉权和肖像权，亦未造成不良影响，故六原告对我台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安徽电视台未提供证据。

被告叶集公安分局辩称：我局2005年4月13日晚的整个辨认活动符合法律程序，并无不妥之处；被告安徽电视台播放涉案新闻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构成侵权；我局是在接受采访时被动提供涉案录像材料，安徽电视台播放该录像前未征得我局同意，我局没有侵犯李海峰等六原告的名誉权、肖像权，六原告要求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故六原告对我局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叶集公安分局提供了李海峰等六原告协助调查的案件的立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询问笔录、辨认笔录以及霍邱县人民法院（2005）霍刑初字第133号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公安机关侦破该案的行为合法，并非六原告所称的编造虚假新闻。还提交了向被告叶集实验学校发出的建议函，用以证明该局于2005年7月2日向叶集实验学校建议对六原告予以表扬。

被告叶集实验学校辩称：本校系应被告叶集公安分局要求，由班主任带领李海峰等六原告前往该局协助进行对犯罪嫌疑人的混合指认；被告安徽电视台播放现场指认录像，事先未告知我校，更未征得我校同意。六原告要求我校与其他二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因此其对我校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叶集实验学校申请证人、该校老师张爱国出庭作证。张爱国称：2005年4月13日，被告叶集公安分局通知学校，有一起刑事案件需要学生配合参与混合辨认。根据学校领导的指派，当晚11时左右，本人带领李海峰等六原告来到叶集公安分局会议室，后公安人员安排六原告参与指认活动，约10余分钟结束。4月16日被告安徽电视台播报该新闻，事前没有通知学校。

质证过程中，三被告对六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六原告认为被告叶集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安徽电视台与被告叶集实验学校对叶集公安分局的举证无异议。经质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对六原告提供的涉案新闻录像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子以确认，对证人张爱国的证言效力予以确认。叶集公安分局针对其侦破相关刑事案件程序的举证，仅能证明其侦查手段是否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关联性不足，不予确认。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5年3月20日，安徽省霍丘县叶集镇发生一起强奸（未遂）案，被告叶集公安分局立案后，于同年4月13日下午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抓获。当晚，叶集公安分局欲安排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混合指认，要求被告叶集实验学校予以协助，提出需要数名与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年龄相仿的初中男生配合指认。当晚9时下自习时，叶集实验学校教导主任对该校初二八（8）班班主任张爱国说明了此事，张爱国即带领原告李海峰、高平、刘磊、陈光贵、张力保和孙俊前往叶集公安分局。该局民警向张爱国及六原告说明了混合指认的相关内容，张爱国在谈话笔录上签名后，六原告按民警要求手举号牌与犯罪嫌疑人朱某某一起列队接受指认，这一过程被民警摄像和拍照。次日，被告安徽电视台记者前往叶集公安分局采集新闻，叶集公安分局遂将本案指认过程的相关摄像资料等交给安徽电视台记者，未作任何交待。2005年4月16日，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播报的新闻中，出现李海峰等六原告手持号牌参与辨认的图像，面部无任何技术遮盖，时间约2秒。安徽电视台播报此新闻前未通知叶集公安分局和叶集实验学校。李海峰等六原告先后看到该条新闻，随后即向学校及叶集公安分局提出异议，未果，后被同学和其他人以“嫌疑犯”和“几号强奸犯”等字眼称呼。叶集公安分局于2005年7月2日向叶集实验学校发出建议函，建议学校对六原告予以表扬。李海峰等六原告因与三被告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遂诉至法院。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被告叶集公安分局依法具有刑事案件侦查权，在侦破强奸犯罪刑事案件过程中，因侦查需要安排原告李海峰等六名未成年人协助参与混合指认过程并拍照、录像，该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在混合指认这一侦查活动终结后，在向被告安徽电视台提供相关新闻资料时，作为公安机关的叶集公安分局应当认识到、同时也有义务特别提醒安徽电视台在播出时注意对图像进行相关技术处理，以保护六原告的合法权益。但叶集公安分局未尽到该义务。安徽电视台作为新闻机构，也应当在新闻报道中注意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但在播放涉案新闻时，对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脸部画面作了某种程度的技术处理，反而忽略了对六原告的脸部画面进行处理，使六原告的脸部未加遮掩直接显示于屏幕。尽管播出时间较短，也足以使对六原告熟悉的人从电视画面上将六原告认出。同时，由于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方式覆盖面非常广泛，该新闻内容传播到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加之安徽电视台播出该新闻时未对六原告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混合指认的情况加以特别说明，使得不特定的群众产生误解，导致六原告被他人冠以“强奸犯”的称谓，其社会评价被严重降低，产生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对于该损害后果的发生安徽电视台和叶集公安分局主观上均存在过错，其行为侵犯了六原告的名誉权，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对于公民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赔偿损失的幅度应当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安徽电视台和叶集公安分局均是由于过失造成侵权，主观上也不存在故意侮辱、诽谤他人为自己谋利的目的，因此，对六原告要求支付精神抚慰金6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将精神抚慰金的数额酌定为每人6000元，合计36000元。

肖像权是公民支配自己肖像的权利。民法通则第一百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因此，构成侵犯肖像权需要符合两个要件：一是未经许可使用公民的肖像，二是以营利为目的。被告安徽电视台和叶集公安分局均非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李海峰等六原告的肖像，故不构成对六原告肖像权的侵犯。

被告叶集实验学校应被告叶集公安分局的要求，指派老师带领李海峰等六原告到该局配合进行相关刑事案件的侦破，行为并无不当。对叶集公安分局在指认过程中拍摄、录像的行为，叶集实验学校既无权干涉，也无法预见该影像资料会被新闻媒体不恰当地传播，被告安徽电视台播出涉案新闻前亦未通知叶集实验学校，故叶集实验学校的行为不构成对六原告侵权。

综上，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17日判决：

一、被告安徽电视台和被告叶集公安分局向原告李海峰、高平、刘磊、孙俊、陈光贵、张力保公开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内容须经该院审查许可）。两被告如不履行，该院将在安徽省省级报刊刊登该院生效判决书主文，相关费用由安徽电视台与叶集公安分局共同承担；

二、被告安徽电视台与被告叶集公安分局共同向原告李海峰、高平、刘磊、孙俊、陈光贵、张力保各支付精神抚慰金人民币6000元，合计36000元；

三、驳回原告李海峰、高平、刘磊、孙俊、陈光贵、张力保对被告叶集实验学校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李海峰、高平、刘磊、孙俊、陈光贵、张力保的其他诉讼请求。

叶集公安分局不服一审判决，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1、本案李海峰等六被上诉人主张原审被告安徽电视台及我局故意编造虚假新闻侵犯其肖像权、名誉权，而一审法院认定安徽电视台未尽注意义务，我局未尽特别提醒义务，侵犯了李海峰等人的名誉权。李海峰等六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认定不一致，法院不应直接作出判决，而应当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以便我局能就此进行举证。

2、我局因被动接受采访而提供包括录像资料在内的新闻材料，是履行法制宣传义务，主观无过错。安徽电视台至案发当地采访，拍摄了学校、犯罪现场，并来我局调取案件第一手资料。我局除全面客观介绍案情外，还应记者要求提供了相关录像资料，目的并非供电视播放，而是为记者、编辑全面了解案件情况，保证新闻准确无误。安徽电视台如播出我局提供的录像资料，应征得我局同意，但该电视台未尽上述义务。原审法院以本局有特别提醒义务为由判令本局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3、安徽电视台播放涉案新闻时已作了技术性处理，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脸部未加遮掩直接显示于屏幕便是未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是错误理解。本局认为电视台在未通知本局并征得本局同意的情况下对录像进行剪辑播出虽有不妥，但其播出的内容能使观众清楚辨别李海峰等六被上诉人不是犯罪嫌疑人，其播出目的是为弘扬正气，揭露犯罪，宣传法制，具有阻却违法性。综上，我局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李海峰、高平、刘磊、孙俊、陈光贵、张力保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论正确。上诉人叶集公安分局将有关录像资料提供给原审被告安徽电视台，应该履行特别提醒的注意义务。而正是因为安徽电视台播放该录像资料时对被上诉人脸部画面未进行技术处理，给被上诉人造成名誉损害。故叶集公安分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安徽电视台称：上诉人叶集公安分局关于我台播放涉案录像资料须经该局同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赔偿李海峰等六被上诉人精神抚慰金的金额欠合理。

原审被告叶集实验学校称：公安部门按合法程序让学生配合指认，我校配合公安机关的行为并无不当。原审被告安徽电视台播出指认过程，事前并未通知我校，故我校无过错，一审判决我校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一审认定的事实。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1、李海峰等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一审法院认定是否一致。

2、公安机关将侦查过程中形成的录像材料交给新闻媒体时未尽特别提醒义务，是否存在过错。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配合新闻媒体进行法制宣传的正当性以及新闻媒体自身在新闻报道中的过失，是否构成公安机关上述过错的法定免责事由。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被上诉人李海峰、高平、刘磊、孙俊、陈光贵、张力保在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认为上诉人叶集公安分局及原审被告安徽电视台、叶集实验学校侵犯了其名誉权、肖像权，要求三单位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支付精神抚慰金60万元。一审法院根据其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认为安徽电视台、叶集公安分局没有尽到各自的义务，构成对被上诉人名誉权的侵犯，但其行为未侵犯被上诉人的肖像权，并作出相应判决。该判决并未超出被上诉人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故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不一致的观点不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依法采取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本案中，上诉人叶集公安分局为侦破相关刑事案件，安排李海峰等六名被上诉人配合进行的混合指认，即是一种法定的、特殊的侦查手段。叶集公安分局在特定的、不公开的场所内，为了侦查案件的需要进行混合指认，并进行录像、存档的行为，是依法行使侦查权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但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终结后，在向新闻媒体提供侦查活动中形成的资料时，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因此导致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如果因未尽谨慎注意义务，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资料，不是依法行使侦查权的行为，不能因行使侦查权本身的正当性，免除其在向新闻媒体提供资料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本案事实，叶集公安分局将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原审被告安徽电视台，发生在混合指认这一侦查手段终结之后，且安徽电视台是新闻媒体，其收集侦查资料只是为了用于新闻报道，叶集公安分局将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交给安徽电视台，不是侦查手段的延续。因此，叶集公安分局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不构成其在向新闻媒体提供侦破案件相关材料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的法定免责事由。

上诉人叶集公安分局以配合新闻工作，履行法制宣传义务为由，称自己无过错，是对法律上“过错”这一概念的误解。民法上的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良好的意图，并非意味着行为人一定没有过错。播放法制节目，其目的正如叶集公安分局所称是弘扬正气，揭露犯罪，是为了法制宣传的需要。但在本案中，宣传法制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矛盾。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特殊案件，在制作成面向广泛的、不特定的受众播放的新闻节目时，对未成年人的形象加以技术处理或者在节目中予以特别说明，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宣传法制、弘扬正气的效果。参与指认的公安人员知晓并理解混合指认的内容，不会因为与案件无关的人参与指认而认为其就是犯罪嫌疑人，不会因此导致这些无辜的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但是，叶集公安分局将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电视台时，未尽特别提醒义务，导致李海峰等六被上诉人的脸部画面未经任何技术处理，即通过新闻传播到不特定的受众处，且该新闻节目亦未就此作出特别说明。观看新闻的普通群众，并不一定知晓混合指认这一特定侦察手段的具体内容，因此有人公开指责六被上诉人未成年即犯下恶劣罪行，并冠以“强奸犯”的称谓，导致六被上诉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发生名誉权受损的后果。故叶集公安分局配合新闻媒体进行法制宣传的正当性不构成免除其在本案中所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

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与原审被告安徽电视台的过失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上诉人叶集公安分局未尽提示义务的情形下，如果安徽电视台在播放新闻时进行一些技术处理，损害后果就不会发生。但是，新闻媒体自身在新闻报道中的过失，并不导致叶集公安分局的责任得以免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提供者的行为构成侵害名誉权。电视台是面对大众的新闻传媒机构，叶集公安分局在接受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采访时，将上述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电视台而未作任何特别说明，是对电视台播出该资料的一种默示行为。安徽电视台自身在新闻报道中的过失，不构成免除叶集公安分局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

综上，上诉人叶集公安分局上诉称其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但在适用法律部分，还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应予以补充。据此，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6年3月15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注：本案所涉及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

2007年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第2期出版

第二篇：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郭颂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郭颂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案情介绍】 

《想情郎》是一首世代流传在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中的民间曲调，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该曲调的最初形成时间和创作人。该曲调在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次被记录下来。在同一时期，还首次收集记录了与上述曲调基本相同的赫哲族歌曲《狩猎的哥哥回来了》。1962年，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到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聚居区进行采风，收集到了包括《想情郎》等在内的赫哲族民间曲调。在此基础上，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共同创作完成了《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的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乌苏里船歌》的引子及尾声为创作部分。1963年，该音乐作品首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录制，署名：东北赫哲族民歌。1964年，该歌曲《乌苏里船歌》发表时署名：赫哲族民歌，汪云才、郭颂编曲。1999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与南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19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在郭颂演唱完《乌苏里船歌》后，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刚才郭颂老师演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但我们一直以为它是赫哲族人的传统民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组委会将此次开幕式晚会录制成VCD光盘。在北辰购物中心销售的刊载《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各类出版物上，署名方式均为“作曲：汪云才、郭颂”。

原告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诉称：《乌苏里船歌》是基于对赫哲族人民在长期劳动和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反映赫哲族民族特点、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的民歌曲调改编而完成。涉案的赫哲族民间曲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当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赫哲族人民依法享有署名权等精神权利和获得报酬权等经济权利。被告的行为侵犯了上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伤害了每一位赫哲族人的自尊心和民族感情。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乌苏里船歌》数次，说明其为赫哲族民歌，并对侵犯著作权之事作出道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40万元，精神损害费10万元。

被告辩称：《乌苏里船歌》是郭颂、胡小石、汪云才借鉴西洋音乐的创作手法共同创作的。该作品使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为世界所了解。目前全国赫哲族成建制的民族乡有三个，其中两个在同江县，一个在饶河县。原告只是其中之一，它们无资格和理由代表全体赫哲族人提起诉讼。以《想情郎》为代表的赫哲族民间传统曲调，只是一首古老的四句萧曲，并没有歌词，而《乌苏里船歌》既有新创作的曲子又有歌词。郭颂坚持《乌苏里船歌》是其创作的歌曲，不同意原告的侵权指控。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委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从作曲的专业角度对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与《想情郎》等曲调进行技术分析鉴定。鉴定报告结论是：《乌苏里船歌》是在《想情郎》等赫哲族民歌的曲调基础上编曲或改编而成。 【审理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以《想情郎》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为代表、世代在赫哲族中流传的民间音乐曲调，应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法律保护。原告作为民族乡人民政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与《想情郎》曲调相比，《乌苏里船歌》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其作品整体的思想表达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郭颂作为该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但是《乌苏里船歌》曲调的作者在创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乌苏里船歌》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因此，《乌苏里船歌》系在赫哲族民间曲调的基础上改编完成的作品。

郭颂在“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的演出中对于主持人以为《乌苏里船歌》系郭颂原创作品的失当的“更正性说明”未作解释，同时对相关出版物中所标注的不当署名方式予以认可，且在本案审理中坚持认为《乌苏里船歌》曲调是其原创作品。上述行为表明郭颂是有过错的。郭颂等人在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客观地注明该歌曲曲调是源于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改编的作品。

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上，主持人发表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中央电视台作为演出组织者，对于其工作人员就未经核实的问题，过于轻率地发表议论的不当行为，应采取适当的方式消除影响。

北辰购物中心销售了载有未注明改编出处的《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出版物，应停止销售行为。但北辰购物中心能够提供涉案出版物的合法来源，主观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其特殊性，且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造成其经济损失，故对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关于“要求三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主张不予支持。但郭颂、中央电视台应承担原告因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134条第1款第9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第6条、第12条之规定，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被告郭颂及中央电视台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郭颂、中央电视台所提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例来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23号”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终字第246号”民事判决书，转引自北京法院网：http[DK]://bj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7483&k_title=乌苏里船歌&k_content=乌苏里船歌&k_author=，选取时有所精简。[KH1D] 【评〒析】

本案是国内首例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案件。此案的判决对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问题中所涉及的权利主体、法律责任等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那些作者不明但有充分理由可以推定是该公约某成员国国民所创作的未出版的作品，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我国目前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没有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明确规定，只是在其第6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这也正是造成司法实践中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案件认定难、判决难的原因。

（1）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及保护的必要性。

谈及民间文学艺术，在国际层面上通常会提到folklore一词。它最初是由英国考古学家WJ汤姆森于1864年提出的。folklore是一个复合词，其中folk指民众，lore指知识、学问，folklore通常被译为“民间文学”。Folklore一词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和心理分析学等领域内被广泛使用着，它的具体含义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语境下也有所不同。参见张辰：《论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8卷，78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转引自任自力：《著作权法——原理·规则·案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folklore通常被翻译为“民俗”。根据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突尼斯通过的《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样板版权法》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解释，“民间文学艺术”通常意指在某一国家领土范围内可认定由该国国民或种族群落创作的、代代相传并构成其传统文化遗产之基本组成部分的全部文学、艺术与科学作品。参见文化部版权处：《版权参考资料》，1983（5）。转引自任自力：《著作权法——原理·规划·案例》，6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与之相近的词语还有expressions of folklore，即“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这一表述是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中提出的。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意指由具有传统艺术遗产特征的要素构成，并由某一国家的一个群落或者某些个人创制并维系，反映该群落之传统艺术取向的产品。参见唐广良：《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国际保护概述》，载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8卷，14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转引自任自力：《著作权法——原理·规划·案例》，6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在法学界存有争论，但在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学者之间基本一致，即认为民间文学只是民俗（folklore）中的一类。“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意识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民间文学艺术的对象应当包括：1）言语表达：民间故事、诗歌和谜语；2）音乐表达：民间歌曲和器乐曲；3）动作表达：民间舞蹈、戏剧和各种仪式的艺术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动作表达是和口头表达相结合的（比如民间小戏），但纯粹的动作表达也是存在的（比如民间流传下来的杂技艺术），这些动作表达是民间群体内世代通过口传心授而得以保持和延续的，所以动作表达并没有改变民间文学艺术的口头性这一特点。关于物质形态的表达（有形表达），包括单色画、彩色画、雕刻、雕塑、陶器、镶嵌、木雕、金属器、珠宝、编织、针织、纺织品、地毯、服饰、乐器、建筑形式参见1982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不应该属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对象。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6条的规定[JP+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上，采用的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在中国版权立法讨论过程中，当时多数参与者同意按《伯尔尼公约》的原则，保护业已形成“作品”的民间文学艺术。参见郑成思：《版权法》，1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问题最初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如今尽管有《伯尔尼公约》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82年通过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仍然主要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立法保护，特别是那些具有丰富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欧洲及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属于公有领域，可以自由复制和表演，无须经过许可和交付使用费。实践中，发达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大规模无偿利用，从中获利，却不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民族进行任何经济补偿，甚至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任意歪曲、篡改，伤害了创作民间文学艺术民族的感情。为了保护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平衡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著作权贸易，我国应当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国务院尚未正式出台相应的保护办法。由文化部起草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也仍处于修改阶段。因此，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规定已是当务之急。（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形成的，在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虽然可能有某个人为创作、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这种个体创作正是因为符合特定区域或特定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特征才被容纳、保存和传承下来的。另外，随着历史的推移，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整理、加工、完善，逐渐渗透了无数讲述者、表演者的思想、灵感和艺术才能，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已经无法体现，而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一国国内的民族或种族集体创作而成，具有群体性特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体不是特定的自然人，而只能是这些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的民族或人群。[ZW（]参见任自力：《著作权法——原理·规则·案例》，6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ZW）]因此，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司法保护上，应当确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由集体创作、传承该作品的特定民族或种族的群众集体共同享有，民族区域政府有权代表该区域民族或种族的群众作为诉讼主体主张权利。在无法判断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是由哪一个地区的民族或群体享有时，可规定由国家作为权利主体，行使相关的权利。另外，在国际经济、文化交往中，国家依然是最有力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民间文学艺术的、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保证获取的利益不被非法使用，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法律与监督机制，保护传统资源保有者主张相关利益的权利，同时监督并指导代表相关群体利益的民间机构对其收益的使用。参见唐广良：《保护民族的传统资源》，载中国法学网：http[DK]://www.xiexiebang.com。[KG*8]所以本案中法院确认原告即赫哲族乡人民政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对赫哲族民间音乐作品保护的诉讼的做法是适当的。

（3）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改编人的法律地位。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改编人，是指在原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或者用途，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人。改编作为一种再创作，是在原作品的基础上加入独创性的劳动而形成新作品的行为。因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改编人应享有对改编作品的著作权。

本案主审法院即认为，与《想情郎》曲调相比，《乌苏里船歌》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其作品整体的思想表达已发生了质的变化。郭颂作为该作品的合作作者之一，享有《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但是《乌苏里船歌》曲调的作者在创作中吸收了《想情郎》等最具代表性的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乌苏里船歌》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因此，《乌苏里船歌》系在赫哲族民间曲调的基础上改编完成的作品。并判决郭颂、中央电视台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郭颂、中央电视台在《法制日报》上发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声明。

第三篇：第四组叶国华等诉王伟民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案情简介

【案情简介】

上诉人（一审原告）：叶国华、林东升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伟民、杨海红、林建军、支济旗、王耀南、泸水县红旗矿业公司（以下简称红旗公司）

2006年9月15日，缅甸方余春三与杨海红、王伟民签订矿区采矿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余春三将大窝塘矿区（缅甸联邦境内）的采矿权转让给杨海红、王伟民开采经营，转让费为100万元人民币，等杨海红、王伟民拿到采矿证一次性付清，有关采矿和矿产品出售出口的一切证件由余春三负责办齐给杨海红等人，并约定了违约责任等条款。10月24日，杨海红、支济旗、林建军和王耀南组建红旗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11月30日，杨海红、王伟民与林东升签订了一份合作开发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了合作开发等事宜。2007年2月13日，叶国华、林东升与红旗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载明：“甲方：云南省泸水县红旗矿业有限公司/乙方：叶国华、林东升/甲方拥有2006年9月30日杨海红、王伟民等人和缅甸方余春三签订的采矿转让协议书所列区域范围的采矿权，现甲方将该区域范围的采矿权转让给乙方，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该矿区采矿权和甲方已开挖的矿洞、矿石及采矿设备等一次性转让给乙方，转让费为人民币肆佰贰拾万元整。在双方签字后生效。

二、甲方将和缅甸方余春三签订的协议原件和相关文件一次性移交给乙方。

三、转让后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办理有关手续，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签订后，叶国华、林东升支付转让款420万元，杨海红、王伟民收到款项后出具了4200000元的收款收据，并将杨海红等人与余春三签订的协议原件及相关文件（缅文材料）移交给叶国华、林东升。嗣后，叶国华、林东升组织人员对大窝塘矿山1号洞、3号洞等进行了开挖、修整施工。

2007年11月1日，叶国华、林东升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王伟民、红旗公司等在合同签订后未交付采矿权，也未办理采矿权证的过户手续，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判决解除双方间签订的转让协议，并由王伟民、红旗公司等共同返还转让款420万元。一审判决驳回叶国华、林东升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叶国华、林东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本案双方交易的标的是实体的采矿权，而非仅限于所谓的采矿权凭证的移交。而所谓的采矿权凭证只是一份勘探批准书，且权利人也非王伟民等，故王伟民等也并没有实际的采矿权凭证。

二、原审法院未要求作为出让方的王伟民等承担其已向上诉人交付了合同约定的采矿权以及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的举证责任，反而要求上诉人承担合同符合解除条件的举证责任，明显违反了法律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王伟民等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权解除合同。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伟民等辩称：本案应考虑交易当地的特定政治背景和特殊经济政策，原判对事实的认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均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法理评析】

本案系采矿权转让合同受让方认为转让方未依约转移采矿权而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的纠纷，法庭审理主要围绕着《协议书》的具体内涵及王伟民等有无履行合同义务、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妥当，叶国华、林东升能否解除合同的判断而展开，因此在分析该案件时也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梳理线索：

首先，对于“《协议书》的具体内涵及王伟民等有无履行合同义务”的判定，此处主要涉及采矿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方面的内容。

所谓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全面的、适当的完成其合同义务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因此对于双方当事人是否履行合同义务的判断应当按照其在合同中的约定内容、实际情况以及双方的举证情况来综合判定。在本案中，转让方的主要义务是将该矿区采矿权和已开挖的矿洞、矿石及采矿设备等交付给受让方，其中采矿权的交付以转让方将和缅甸方余春三签订的协议原件和相关文件为准，同时需配合受让方办理相关手续；受让方的主要义务是支付转让款，自行承担相关手续办理的费用。根据双方的举证情况来看，杨海红、王伟民等人和余春三所签的协议及勘探证书均由叶国华、林东升作为证据提供可知转让方已将相关文件交付，林东升、杨海红与季军雄于本案《协议书》后的2007年3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林东升已在向他人出售相同矿区的股权，表明其已实际取得矿区的控制权；这结合叶国华、林东升组织人员对大窝塘矿山1号洞、3号洞等进行了开挖、修整施工的事实共同表明王伟民等已经转移了涉案矿区的采矿权，由此可知，王伟民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义务的履行。

其次，对于“一审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妥当，叶国华、林东升能否解除合同”的判定，此处主要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合同解除方面的内容。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明进行证明，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依法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一般而言，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法律明确规定了一些情况下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因此法院分配举证责任时也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执行。

而合同的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后者则是以合同的约定内容为准。

在本案中，对于采矿权转让后手续的办理事项，转让方仅为协助方，叶国华等认为王伟民等人不予办理相关手续构成违约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由于法律对此并未规定举证责任的倒置，故其应当对合同此时已经符合法定解除情形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显然本案中叶国华等未能举证对此予以证明，故应当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第四篇：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发布时间： 2002-11-04 10:20:23

原告：齐玉苓（曾用名齐玉玲），女，２８岁，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人，住山东省邹城市城关镇。

被告：陈晓琪（曾用名陈恒燕），女，２８岁，中国银行山东滕州支行职员，住山东滕州市龙山路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宿舍。

被告：陈克政，男，４７岁，系被告陈晓琪之父，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政府工作人员，住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

被告：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南岱庄路。

法定代表人：孔宪忠，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

法定代表人：朱恒富，该校校长。

被告：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住所地：山东省滕州市杏坛路１６５号。

法定代表人：孙卓炳，该委主任。

原告齐玉苓因与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以下简称济宁商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以下简称滕州八中）、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滕州教委）发生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纠纷，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齐玉苓诉称：原告经统考（统一招生考试）后，按照原告填报的志愿，被告济宁商校录取原告为九０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由特定单位委托学校培训的学生）。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判令各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给原告赔偿经济损失１６万元（其中包括：１、陈晓琪冒领的工资５万元；２、陈晓琪单位给予的住房福利９万元；３、原告复读一年的费用１０００元；４、原告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的城市增容费６０００元；５、原告改上技校学习交纳的学费５０００元；６、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应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２０００元；７、原告支出的律师代理费５０００元、调查费１０００元），赔偿精神损失４０万元。

被告陈晓琪辩称：本人使用原告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一事属实。齐玉苓当年的考试成绩虽然过了委培分数线，但她表示过不想上委培，因此她没有联系过委培单位，也没有交纳委培费用，不具备上委培的其它条件。本人顶替齐玉苓上学，不侵犯其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权利，齐玉苓据此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其诉讼请求已明显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

被告济宁商校辩称：本校收到以齐玉苓名义寄来的委培单位证明后，及时对考试成绩超过委培分数线的齐玉苓发出了录取通知书，因此没有侵犯原告齐玉苓的合法权益。

被告滕州八中辩称：在齐玉苓与陈晓琪的纠纷中，本校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不应被列为本案被告。

被告滕州教委辩称：在九０届中专招生考试中，从报名、考试、录取到发放录取通知书的各个环节，本被告都严格执行了招生政策，在此纠纷中无任何过错，不应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齐玉苓与被告陈晓琪均是被告滕州八中的九０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同在滕州八中驻地滕州市鲍沟镇圈里村居住，二人相貌有明显差异。齐玉苓在九０届统考中取得成绩４４１分，虽未达到当年统一招生的录取分数线，但超过了委培生的录取分数线。当年录取工作结束后，被告济宁商校发出了录取齐玉苓为该校九０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该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被告陈晓琪在１９９０年中专预选考试中，因成绩不合格，失去了继续参加统考的资格。为能继续升学，陈晓琪从被告滕州八中将原告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领走。陈晓琪之父、被告陈克政为此联系了滕州市鲍沟镇政府作陈晓琪的委培单位。陈晓琪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到被告济宁商校报到时，没有携带准考证；报到后，以齐玉苓的名义在济宁商校就读。陈晓琪在济宁商校就读期间的学生档案，仍然是齐玉苓初中阶段及中考期间形成的考生资料，其中包括贴有齐玉苓照片的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以及齐玉苓参加统考的试卷等相关材料。陈晓琪读书期间，陈克政将原为陈晓琪联系的委培单位变更为中国银行滕州支行。１９９３年，陈晓琪从济宁商校毕业，自带档案到委培单位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参加工作。

被告陈克政为使被告陈晓琪冒名读书一事不被识破，曾于１９９１年中专招生考试体检时，办理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盖有“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的体格检查表，还填制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加盖“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的学期评语表。１９９３年，陈克政利用陈晓琪毕业自带档案的机会，将原齐玉苓档案中的材料抽出，换上自己办理的上述两表。目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人事档案中，陈晓琪使用的姓名仍为“齐玉苓”，“陈晓琪”一名只在其户籍中使用。

经鉴定，被告陈克政办理的体格检查表上加盖的“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确属被告滕州教委的印章；学期评语表上加盖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是由被告滕州八中的“腾州市第八中学财务专章”变造而成。陈克政对何人为其加盖上述两枚印章一节，拒不陈述。

另查明：１９９０年，被告滕州八中将当年参加中专考试学生的成绩及统招、委培分数线，都通知了考生本人。

１９９０年的招生办法，要求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必须凭委培招生学校和委培单位的介绍信报名。为满足这一要求，凡报考委培志愿的考生事实上都是自己联系委培单位并自己交纳委培费用。被告陈晓琪当时交纳了５５００元的委培费。原告齐玉苓既未联系过委培单位，亦未交纳过委培费用。

上述事实，有证人孟繁运、曹森、张开宇、陈道山的证言，有枣庄市教委招生办公室、滕州市鲍沟镇政府的证明，有当事人齐玉苓、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教委、滕州八中的陈述和对陈晓琪的调查笔录，有济宁商校九０级委培学生花名册、九三年毕业生就业工作调配表、“齐玉苓”人事档案和其他学生的体格检查表、鉴定结论两份、陈晓琪的户籍、滕州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滕招办字（１９９０）７号”文件等证据证实。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被告人陈晓琪在中考落选、升学无望的情况下，由其父、被告陈克政策划并为主实施冒用原告齐玉苓姓名上学的行为，目的在于利用齐玉苓已过委培分数线的考试成绩，为自己升学和今后就业创造条件，其结果构成了对齐玉苓姓名的盗用和假冒，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由于侵权行为延续至今，故陈晓琪关于齐玉苓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本案证据表明，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即放弃了上委培的机会。其主张侵犯受教育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齐玉苓基于这一主张请求赔偿的各项物质损失，除律师代理费外，均与被告陈晓琪的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原告齐玉苓的姓名权被侵犯，除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被告济宁商校明知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仍予接受，故意维护侵权行为的存续，应承担重要责任；被告滕州八中在考生报名环节疏于监督、检查，并与被告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为陈晓琪、陈克政掩饰冒名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

原告齐玉苓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因系被告陈晓琪实施侵权行为而导致发生的实用费用，应由陈晓琪承担赔偿责任，其他被告负连带责任。但齐玉苓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数额无客观依据，不能全部支持，应按《枣庄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确定收费具备数额。诉讼中对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中的印章进行鉴定支出的费用，应由责任人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分别负担。

原告齐玉苓的考试成绩及姓名被盗用，为其带来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对此，除有关责任人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的责任外，各被告均应对齐玉苓的精神损害承担给予相应物质赔偿的民事责任。各被告对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费用各自承担，相互之间不负连带责任。但在赔偿标准方面，齐玉苓主张的数额与我国国情和本案案情均不相符，要求过高，故不予全部采纳。对精神损害应赔偿的数额，参照本地司法机关审理的同类纠纷确定。

综上，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一、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

二、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

三、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８２５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于判决生效后１０日内给付，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腾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

四、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３５０００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５０００元，被告济宁商校负担１５０００元，被告滕州八中负担６０００元，被告滕州教委负担４０００元，于判决生效后１０日内给付；

五、鉴定费４００元，由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２００元；

六、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按本院核定的实际争议数额１９．５万元计收５４１０元，由原告齐玉苓负担４４００元，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各负担３００元，被告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各负担５５元。

宣判后，齐玉苓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一、陈晓琪实施的侵犯姓名权行为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应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７５条规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

二、根据当年国家和山东省对招生工作的规定，报考委培不需要什么介绍信，也不需要和学校签订委培合同。滕州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滕招办字（１９９０）７号”文件中对招委培生工作的规定，违反了国家和山东省的规定，是错误的，不能采信。本人在参加统考前填报的志愿中，已经根据枣庄市商业局在滕州市招收委培学生的计划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表示对委培学校服从分配，因此才能进入统招兼委培生的考场参加统考，也才能够在超过委培分数线的情况下被济宁商校录取。正是由于滕州八中不向本人通知统考成绩，而且将录取通知书交给陈晓琪，才使本人无法知道事实真相，一直以为成绩不合格落榜了，因此也才不去联系委培单位，没有交纳委培费用。各被上诉人的共同侵权，剥夺了本人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并丧失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利益。原审判决否认本人的受教育权被侵犯，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判令：１、陈晓琪赔偿因其侵犯本人姓名权而给本人造成的精神损失５万元；２、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本人受教育的权利（即上中专权益及相关权益），而给本人造成的经济损失１６万元和精神损失３５万元。

被上诉人陈晓琪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

被上诉人陈克政答辩称：中专预选考试结束后，齐玉苓私下曾对陈晓琪表示过她不准备上委培学校。正是由于齐玉苓有这个意思表示，所以我提供了鲍沟镇镇政府的介绍信和委培合同，齐玉苓才能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当然，以后陈晓琪使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齐玉苓不知情，但这并不违背齐玉苓本人的意思表示。所以，我们侵犯的只是齐玉苓的姓名权，没有侵犯齐玉苓受中专以上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因此给其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济宁商校答辩称：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完全是由陈克政精心策划并实施的。如果有其他具体行为人明知是假，还为陈克政编造或更改档案材料，应当追究具体行为人的责任。济宁商校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审查义务，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济宁商校在陈晓琪、陈克政实施的侵犯姓名权方面有故意行为，因此济宁商校没有给齐玉苓造成任何精神损害。

被上诉人滕州八中答辩称：滕州八中当年以张榜公布的形式将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进行了通知。齐玉苓的合法权益在１９９０年就已经受到陈晓琪、陈克政的侵犯，而滕州八中的财务章是１９９２年４月才刻制的，以加盖了变造的财务章让滕州八中承担侵权责任，于理不通。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答辩称：滕州教委在１９９０年的中专招生工作中，从考试到录取以及考生录取通知书的发放，都是严格按招生政策规定的程序进行。齐玉苓被他人冒名上学，与我委无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滕州八中已将上诉齐玉苓的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给齐玉苓本人，没有证据证实，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滕州教委承认是上诉人齐玉苓本人填报了委培志愿，因此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参加考试。

上诉人齐玉苓在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毕业以后，其户口是由被上诉人陈克政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迁出。

被上诉人陈晓琪至今仍使用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自１９９３年８月到２００１年８月，共领取工资计５２０４３元。

滕州市１９９７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１００元，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６月为１１０元，１９９９年７月至今为１４３元。

上诉人齐玉苓于１９９０年８月至１９９１年５月在山东省邹城市第二十中学（现为第四中学）复读，其间支出复读费１０００元。１９９３年６月份，齐玉苓向有关部门交纳６０００元城市增容费后转为非农业户口。同年８月，刘玉苓又就读于邹城市劳动技校，交纳学费等费用５０００元。１９９６年８月，齐玉苓被分配与山东鲁南铁合金总厂工作。自１９９８年７月，齐玉苓曾有一年多时间下岗待业。

以上事实，由枣庄市招生委员会的证明、体格检查表、学期评语表、收款凭证、文检鉴定书、常住人口登记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的证明、滕州市民政部的证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除此以外，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齐玉苓所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存在着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研究后认为：当事人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来源于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２００１〕２５号司法解释批复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讨论后认为：

上诉人齐玉苓通过初中中专预选后，填报了委培志愿，并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表明其有接受委培教育的愿望。被上诉人陈克政辩称是由于其提供了鲍沟镇镇政府的介绍信和委培合同，齐玉苓才被安排在统招兼委培考场，没有证据证实。既使此节属实，也因为陈克政实施的这一行为是违法的，不能对抗委培志愿是由齐玉苓亲自填报这一合法事实。陈克政称齐玉苓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接受委培教育的权利，理由不能成立。齐玉苓统考的分类超过了委培分数线，被上诉人济宁商校已将其录取并发出了录取通知书。由于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未将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到齐玉苓本人，且又将录取通知书交给前来冒领的被上诉人陈晓琪，才使得陈晓琪能够在陈克政的策划下有了冒名上学的条件。又由于济宁商校对报到新生审查不严，在既无准考证又无有效证明的情况下接收陈晓琪，才让陈晓琪冒名上学成为事实，从而使齐玉苓失去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机会。陈晓琪冒名上学后，被上诉人滕州教委帮助陈克政伪造体格检查表；滕州八中帮助陈克政伪造学期评语表；济宁商校违反档案管理办法让陈晓琪自带档案，给陈克政提供了撤换档案材料的机会，致使陈晓琪不仅冒名上学，而且冒名参加工作，使侵权行为得到延续。该侵权是由陈晓琪、陈克政、腾州八中、腾州教委的故意和济宁商校的过失造成的。这种行为从形式上表现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其实质是侵犯齐玉苓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上诉人对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由于各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才使得齐玉苓为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再进行复读，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城市增容费，为诉讼支出律师费。这些费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齐玉苓后来就读于邹城市劳动技校所支付的学费，是其接受该校教育的正常支出，不得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为了惩戒侵权违法行为，被上诉人陈晓琪在侵权期间的既得利益（即以上诉人齐玉苓的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陈晓琪的必要生活费）应判归齐玉苓所有，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各被上诉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使其精神遭受严重的伤害，应当按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高标准，给齐玉苓赔偿精神损害费。齐玉苓要求将陈晓琪的住房福利、在济宁商校期间享有的助学金、奖学金作为其损失予以赔偿，该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本案诉讼费应根据上诉人齐玉苓诉争的标的额进行计算。原审判决计算有误，应予纠正。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陈晓琪等侵权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认定齐玉苓放弃接受委培教育，缺乏事实根据。齐玉苓要求各被上诉人承担侵犯其受教育权的责任，理由正当，应当支持。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１）法释２５号批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３日判决：

一、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三、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１０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７０００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１０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按陈晓琪以齐玉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自１９９３年８月计算至陈晓琪停止使用齐玉苓姓名时止；其中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１年８月，共计４１０４５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１０日内，赔偿上诉人齐玉苓精神损害费５００００元；

六、驳回上诉人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１０９１０元，由上诉人齐玉苓负担８９８４元，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负担１９２６元；二审案件受理费１０９１０元，由齐玉苓负担８９８４元，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负担１９２６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