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港务局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港务局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发文字号】[2002]民四他字第21号
【批准部门】
【批准日期】
【发布日期】2003.11.12 【实施日期】2003.11.12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司法解释
【法规类别】海事诉讼
【唯一标志】105242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港务局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2002]民四他字第21号 2003年11月12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2]辽民四终字第11号《关于大连港务局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在时效期间内或者时效期间届满后,被认定为负有责任的人向第三人提起追偿请求的,时效期间为九十日,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或者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根据《海商法》和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赔偿请求若是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的,则追偿请求人向第三人追偿时效的起算点应当自追偿请求人收到法院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生效判决之日起计算。
此复
附: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大连港务局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摘要)([2002]辽民四终字第1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审理上诉人大连港务局与被上诉人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追偿纠纷一案中,对如何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关于时效的规定认识不一致,故向贵院请示。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事实
1999年7月15日,温州温庆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庆公司)与大连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签订了海上运输协议,约定温庆公司将大庆石化总厂供应的化工产品1029吨委托中远公司承运,中远公司于到货一周内代为支付运费。中远公司又于1999年7月30日与大连港务局下属的大连港黑嘴子港务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签订了海上运输协议,约定由中远公司委托港务公司办理中远公司上述承运的大庆石化总厂供应的石化产品,约定内容除包干费用及支付时间不同外,其他约定和其与温庆公司的协议基本一致。港务公司于1999年11月4日在大连港将货物交付“浙椒518''’轮实际运输,同年11月9日,货物运抵温州港第五码头,卸下946.87吨货物,剩余82.15吨“浙椒518”轮将其留置并擅自售出。温庆公司于1999年12月25日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船东及中远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宁波海事法院于2000年1月20日向中远公司送达了开庭传票,2000年8月10日,中远公司申请追加大连港务局(以下简称港务局)为该案被告,宁波海事法院予以准许,并于2000年12月21日做出判决,判令船东赔偿温庆公司的货物损失,并以中远公司、港务局均为契约承运人为由,判令二者承担连带责任。港务局不服宁波海事法院的判决,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4月20日做出判决,以“港务局与温庆公司之间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也并未实际承运,其与中远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中远公司与温庆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对该案货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为由,撤销丁原一审判决,由中远公司连带赔偿温庆公司的货物损失。2001年6月14日,中远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2001年8月10日,中远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对港务局的起诉。2001年10月15日,宁波海事法院对中远公司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划拨了中远公司的银行存款620000元。
二、一审法院处理情况
大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中远公司与港务局下属的港务公司签订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依法成立。对实际承运人“浙椒518”轮船东留置并擅自出卖货物而给作为托运人的中远公司造成的损失,港务公司与船东都负有连带的赔偿责任。中远公司有权向任何一方主张全额赔偿。中远公司在原案一审中即请求追加港务局为该案被告,并得到宁波海事法院准许,且浙江高院判决中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书中远公司于2001年6月14日才接到,中远公司于2001年8月10日向本院提起对港务局的追偿请求,10月15日被宁波海事法院强制执行,因此港务局辩称中远公司的诉讼已超时效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的批复》的规定,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此,中远公司关于港务局对运输包干费的反诉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理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判决:
一、港务局赔付中远公司损失620000元;
二、驳回港务局对中远公司的反诉请求。
港务局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中远公司的追偿权时效期间已过;(2)我方的反诉请求时效期间应为二年而不是一年,故中远公司应向我方支付运输包干费及滞纳金。
三、请示的问题
本案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倾向性意见认为:《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理解上有歧义,“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中的“解决”包括以法院生效判决方式的“解决”,故原审法院以中远公司收到浙江高院生效判决之日起算并无不当。《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中的“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算”的规定在实务中无法操作,因为当事人在接到原案起诉状副本的九十日内原案可能尚未审结,这就使得中远公司是否对温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多少等均处于不确定状态,此时中远公司提起追偿请求尚不具备起诉的条件和依据,法院亦不能受理其追偿请求。为了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就《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理解适用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后,再对本案的实体作出处理。
因在审判实践中就此类案件如何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分歧很大,故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中药厂与周淑清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的复函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
【发布日期】1992-07-31 【生效日期】1992-07-3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连中药厂与周淑清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的复函
(1992年7月31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1991)民监字第76号《关于大连中药厂与周淑清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
经我们研究认为: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瑞生药房依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对房屋及其他低值易耗品,经过清产核资已折价入股;私房代表人张锡九(周淑清的丈夫)领取了股息,并为其女儿安排了工作。公私合营后,大连中药厂将诉争房屋纳入国有固定资产管理使用至今,并一直交纳房地产税。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即诉争房屋已公私合营,产权属国家所有,由大连中药厂管理使用。
以上意见,供参考。
附: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大连中药厂
与周淑清房屋产权纠纷一案的请示
(1992年4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
大连中药厂为与周淑清房屋产权、腾退、租金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1)民上字99号判决,曾多次去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和向本院提出申请再审。我院根据贵院(91)民监字第315号函示精神,对本案进行了再审,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鉴于此案历史沿革时间长,政策性较强,适用法律上有一定难度,特报请贵院,望予批复。
申请再审人:大连中药厂。
法定代表人:杨向武(系厂长)。
委托代理人:贺庆德(该厂干部)。
对方当事人:周淑清,女82岁,无职业,现住西岗区华胜街40号。
对方当事人:张建敏(系精神病患者),女,58岁,无职业,住址同上(系周的女儿)。
委托代理人:张连方,男48岁,大连港务轮舶公司船员,住西岗区珠江路69号,系周的女婿。
原审第三人:大连中药厂经销部。法定代表人:依养楚(系经理)。
一、案件基本事实及一、二审处理情况。
双方争执的楼房六间坐落于大连市西岗区华胜街36号,建筑面积为97.09平方米。1932年3月间,由张锡九和其父张瑞五及张聘渔三人出资小洋1250元接兑了瑞生药房,而后合伙经营。1947年张锡九以马瑞鹏名义(假名)用通币42万元买下原产权人朱学英的上述房产,1953年5月和8月,经大连市法院公证和大连市房产局批准,将该房更名为张锡九。
1954年6月张聘渔死亡,张锡九和其父与张聘渔的妻子、儿子、儿媳,签订契约,继续合伙经营“瑞生药房”。1954年9月,在市工商部门核定的固定资产表中,房屋作价600元,其中,张锡九投资336元。
1956年1月,随着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瑞生药房房产及流动资金和设备等低值易耗品转为市医药行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其中房屋作价1000元,核定张锡九的股金为691元,每月股息8.6元,并安排张锡九子女张彩凤在医药公司工作。此后该房先后由大连医药公司和大连中药厂使用,将该房纳入国有固定资产管理,并交纳房地产税。1982年10月张锡九病逝。1985年4月张锡九之妻周淑清和其女儿张建敏以房产局保管的该房登记卡片上是张锡九的名为由,向房产部门申请继承房屋产权,同年,市房地产管理机关向周淑清核发了私有房屋执照。
一九八六年四月,周淑清向大连市西岗区房地产管理处申请仲裁,要求大连中药厂归还房屋并补交租金。西岗区房产仲裁委员会仲裁决定:西岗区华胜街36号房屋产权属周淑清所有,大连中药厂退房并补交租金。中药厂不服仲裁决定诉至西岗区人民法院。经该院审理认为:瑞生药房原属合伙经营的药房,一九五六年根据公私合营的有关政策,该房随同药房一起纳入了医药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故于1988年7月30日以(1988)民字第104号判决书判决:西岗区华胜待36号房屋产权归大连中药厂所有。宣判后周淑清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以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程序不当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交由行政部门处理。1989年10月,大连市房地产管理局以(1989)322号文件确认西岗区华胜街36号房屋产权属周淑清、张建敏所有。1990年周淑清再次向市房地产仲裁委员会申请,要求大连中药厂退还房屋并补交租金。经仲裁决定:西岗区华胜街36号房屋产权属周淑清所有,大连中药厂腾退房屋并补交租金。大连中药厂对仲裁决定不服,再次诉至西岗区人民法院,该院判决:
一、驳回大连中药厂要求确认西岗区华胜街36号房屋产权归己的诉讼请求;
二、大连中药厂经销部于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从西岗区华胜街36号房屋中迁出,并返还给产权人;
三、大连中药厂向产权人补交租金一万七千六百零五元四分;自一九九一年一月起,大连中药厂每月向产权人交纳租金一百六十八元九角三分至返还房屋时止。大连中药厂对判决不服,上诉至大连中院。二审认为,该房屋产权业经房产部门查实并确认归周淑清、张建敏所有。本院无据否定,故大连中药厂关于房屋产权归己所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拒不腾退房屋和补交房租也是错误的,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药厂仍不服,多次向市、省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9月16日以(1991)民监字第315号函告我院复查,速报结果。
二、省法院复查及处理意见
省法院民事庭合议庭评议一致认为,原瑞生药房是私营合伙性质企业,房产归合伙人所有。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对该房已进行了清产核资,房产权应属国家所有。其依据是: 1.瑞生药房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就是私营企业,张锡九本人系私营工商业者(私改时未明确定资本家,但也未明确是小业主),系被改造对象,改造后称私方代表。
2.讼争的房屋公私合营之前,是瑞生药房营业用房,张锡九及其家属不在此房居住,不属家店不分的。据瑞生药房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户口卡1956年记载:张锡九一家自一九三三年始就居住在华胜街40号,争执的房屋始终没有居民户口登记。合营的公私方代表均证实,原瑞生药房楼上是仓库,楼下是卖场,故争执的房不应视为是家店不分的。
3.公私合营时对瑞生药房的房产及低值易耗品进行了清产核资,旅大市公私合营国药商店一九五六年《固定资产及低值易耗品明细帐》明确记载:瑞生药房房屋一座作价1000元。经大连市公安机关对明细帐上述文字的检验证实:上述字迹与同类帐中1956年8月以后记帐的笔迹为同一书写且时间相近。虽缺乏当时的核资表,是因档案材料保管不慎,但有帐为凭,固定资产帐是核资表的继续。另外房屋作价也是合理的,瑞生药房54年在上报工商部门固定资产表中填写房产价值为600元,56年作价1000元,不但未折旧,还升值了。该房“文革”中又转为旅大市医药服务处管理,其固定资产帐记载房价仍是1000元。
4.国家对瑞生药房的私方代表人张锡
九、马玉洁等人核定了股金,张锡九等人领取了股息。
5.自1956年以来的三十年中,中药厂将该房一直纳入国有固定资产管理,并由中药厂缴纳房地产税至今。
6.当时参与公私合营的公、私方代表均证实该房已合营归公。
(1)公私合营时的西岗区合资委员陈松轩证实:瑞生药房是合伙的,房屋也是合伙人共有的。公私合营时该房系营业用房,改造包括房屋。公私合营股金分别计算,房子作价1000元。
(2)公私合营国药商店的公方代表、计财股长依养楚证实:“1956年1月25日私营药房全行业公私合营,瑞生药房合在旅大市公私合营国药商店。当时的明细表已经在文革中毁掉”,对张锡九等合伙经营的瑞生药房及房产一同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合资入股。当时瑞生药房的房产作价1000元。
(3)公私合营国药商店副经理私方代表钱中阜证实:瑞生药房是合伙的买卖,记忆中房子合营了,①房子1000元。②营业用房子,③合伙买的,④不在一起住。
(4)公私合营国药商店会计负责人、私方代表李伯卿证实:“原来瑞生药房的房子合营了,我记得一起入了股,房子作价1000元”,“瑞生药房楼上是仓库,楼下是营业室。
(5)公私合营国药商店经理文立恩证实,该房当时作价1000元合营了。
(6)据当时的公方代表张树模证实:瑞生药房我记得是合营了,并且房子作价,把作价钱作为股息(金)了。
7.1986年7月26日,原瑞生药房的股东、合伙人之一马玉洁给药店证实说:房子不是张锡九一个人的财产,而是共有的。后来公私合营,他说房产合营归公了,因此,我从那时起,也没追问这事,房产是大家的,所以我认为他张锡九的亲属无权单方面向你单位要房子,如果说房子已归国家所有我没有意见,我表示高兴。如果张锡九家属相独占此房,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里有我的股份。
1989年瑞生药房合伙人马玉洁证实:合营的第二年我去了大连,张锡九告诉我,该房已合营了。
从1956年起,张锡九本人的档案中,从未发现对该房有过任何请求和主张。1982年张锡九病逝前,房产局有人曾告诉他:房屋底卡仍是他的名时,张锡九未敢去要。张锡九手中无房照,中药厂称“文革”中该房房照丢失,说明张锡九已将房照交出的事实可以认定。至于房产底卡产权人名未变更问题,一九五六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当时的各种制度及法制不够健全,尤其是医药行业机构在58年、60年、65年、71年进行几次大的变动,领导班子换的频繁,对房屋底卡是否更名没有问津,疏忽是存在的。再加上认识上的错误,认为私改后该房已是商业部门管理的国家财产,对是否还要更名,未引进重视。但这只是个形式,应服从法律事实。
综上,争执的原瑞生药房使用的房屋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已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该房产权应归国家所有。此案拟由省法院提审改判。
即:
(一)撤销一、二审法院判决;
(二)双方争执的华胜街36号房屋属国有房产,归大连中药厂管理使用。
本案经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致同意合意议庭的上述意见。
当否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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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与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买卖合同贷款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与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买卖合同贷款纠纷一案的请示的复函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2002年7月23日[2002]闽经他字第3号《关于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诉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买卖合同货款纠纷一案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同意你院的请示意见。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织公司)与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喜佳思公司)于19四年8月14日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双方当事人约定本契约所关联的一切纠纷应按照国际商务仲裁协;的商务仲裁规则,以名古屋的仲裁作为最终的解决办法。仲裁结果为最后的裁决,对当事双方均有约束力。”为了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双方当事人于2002年1月18日又签订一份买卖保证书及公司解散合约书,约定:“如有争纷,当事人愿意在日本法院或者厦门国际商事仲裁机关审理。”鉴于当事人既约定通过仲裁又约定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其争议,该约定违反了仲裁排除法院管辖的基本原则,应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厦门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具有管辖权。此复
二○○二年十月八日
附: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 诉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买卖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的请示
[2002]闽经他字第3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收到厦门贵院请示的厦门樱织服装有限公司诉日本喜佳思株式会社卖合同贷款纠纷一案。厦门中院审查后认为:双方的买卖协议有约定仲裁条款,但该仲裁条款只约定仲裁地点为日本名古屋,而没有明确约定仲裁机构,故应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双方于2002年1月18日又订了一份《买卖保证书及解散合约书》作为补充协议,双方又约定解决争议的方式,在日本法院或者厦门国际商事仲裁机关审理。经审查,该条款还是约定不明,故应认定该条款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三条 第(一)项的规定,本院对该案享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5年8月28日法发[1995]18号)第一条 规定,报请我院审查。
我院经研究认为,本案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明确,该协议条款无效,厦门中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的意见正确。现特报请你院批复。
二OO二年七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