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山谢氏祠堂与明清揭阳祠堂文化

第一篇：桃山谢氏祠堂与明清揭阳祠堂文化

桃山谢氏祠堂与明清揭阳祠堂文化

谢若秋

揭阳桃山谢氏祠堂有谢氏家庙、东社祖祠和吴公祠等，均为明清时期潮汕传统的祠堂建筑。桃山谢氏家庙（即桃山谢氏宗祠）位于炮台镇桃山村，面积9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为三进二天井二火巷的灰石木结构祠堂。这座谢氏宗祠在明清期间经历了从祖祠到家庙的沿革。据载，元代末年，祖居玉滘翔龙的谢宗文（谢翱四世孙，桃山谢氏一世祖）与庶母石氏逃至桃山村避难。谢宗文后来考中秀才，收回祖业，遂于桃山村建造宅舍，开设私塾，教育乡邻子弟，开基创业（清版《揭阳县志》有传）。据说，谢宗文在桃山村尚未营建祠堂（其祖屋中后来设有专祀石氏祖婆的“婆厅”，在今旧潘界内）。谢宗文之子谢廉静增创祖业，家产殷实，晚年开始“建祠堂以尊祖先”，但未就而卒（享年69岁）。谢廉静之子谢玉山（文林郎，其长子谢恭仕福建寿宁县知县）业增百顷，继承父志，约公元1451年主持建成二进“四点金”的桃山谢氏祠堂（永思堂），特祀梅叟公（谢宗文之号）为不迁之祖，这就是桃山谢氏的祖祠。清朝康熙庚子（1720）谢学圣（桃山谢氏十二世祖，仕山西交城县知县）中试解元，其宗师俞鸿图得知谢氏自开基桃山以来有多人出仕知州、知县等官职，乃官宦人家，遂建议谢学圣将祖祠营建成家庙以光前裕后。于是谢学圣恭请俞鸿图为祠堂题写门匾“谢氏家庙”，康熙辛丑年（1721）率族众对桃山谢氏祖祠重修并拓建为三进二天井二火巷大型院落的谢氏家庙。其间，明正德十二年（1517）桃山举人谢天经（桃山谢氏五世祖，朝列大夫，其子谢廷统仕潼川知州）为激励家乡子弟好学上进，于祠堂前左侧驿道上建造“跃禹门坊”，此坊与后来清朝乾隆十九年建于家庙右前侧的“升平人瑞坊”（俗称“百岁坊”）并列，同为谢氏家庙两个前侧翼形胜，分别象征耕读文化和耆寿文化，与家庙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谢氏家庙还有一道独特人文的景观——其祭厅正龛上首自建成后就供奉着一位特殊女性的神主，这位女性就是桃山谢氏一世祖谢宗文的庶母石氏祖婆。在封建时代庙祭文化中，嫡庶尊卑分明，有严格的“庶妾不庙祀”规定，潮汕民间就有“赤脚孬入祠”的说法（“赤脚”即男主人正妻之外的侧室或婢妾，属庶系）。石氏祖婆是谢宗文庶母，当初逃难时弃亲女而保四阅月嫡男谢宗文，辛苦鞠养，又倾力收复祖业，没有石氏祖婆就没有桃山谢族，石氏祖婆义薄云天。因此，明朝中期桃山谢氏祖祠建成后，在宗庙祭祀上打破了传统宗法观念，率其他族姓之先，将石氏祖婆神主从祖屋“婆厅”移至祖祠（永思堂）正龛上位，奉祀为开基祖（婆）。这在古代潮汕地区乃至古代中国社会是极为罕见的，这种举措无疑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大胆挑战，也可见桃山谢氏对这位祖婆的敬重。据说，明代中期以后，潮汕地区有极少数的祠堂也先后出现“阿婆入祠”合祀的现象。如桃山谢氏邻村西淇村的陈氏宗祠，也先后有二位有功于族的阿婆入祠奉祀。这种新的庙祭方式的出现是古代揭阳乃至中国祠堂文化的新变化和独特现象，从中也许可管窥出其时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渐渐地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祠堂文化是中国古代宗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置和演革主要受到国家政令制度的影响制约。据载，先秦时期庙祭祖先已有严格的制度：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则祭于寝（《礼记·王制》）。那时平民百姓不得建庙宇，只能在家中正屋（“寝”）祭祀祖先。东汉时期，平民祭祖已成为普遍的礼俗。其时祭拜祖先的专用建筑叫“祠”，乃建于祖先墓地旁边的小屋（即墓祠），后来民间祭祖的建筑取名“祠堂”即缘于此。在潮汕地区，唐代已有祠堂出现，宋元以后，建造祠堂追祀先祖的官宦人家越来越多，庶民祭祖仍“于寝之北为龛”，即在自家正屋北部设龛奉祭祖先。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强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祠堂建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潮汕地区也不例外。嘉靖年间（1522-1566）“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以“化民成俗”，这是中国古代民间祭祖礼制的一次重大变革。于是，潮汕出现了“望族营造屋庐，必建立家庙”的现象（清乾隆《潮州府志》），清版《揭阳县志》亦载：“旧志云：士族重丧祭，营宫室先立祠堂、祭田以供祀事。”可见其时揭阳民间极为重视祠堂建设。不少官宦人家的祠堂或为祖祠拓建、或为新建，多为规模宏大的家庙建制，成为所在地区最漂亮、最重要的建筑。揭阳地区这类家庙为数不少，除桃山谢氏家庙外，就其邻乡近里而言，就有东岭村的“陆氏家庙”（南宋名相陆秀夫裔孙于嘉靖十年建造）、南潮村的“吴氏家庙”（为潮州前七贤之一北宋吴复古故居，其裔孙将其故居改为“祖祠”，明代中期拓建为“家庙”）、仙桥古溪的“陈氏家庙”（嘉靖年间建古溪陈氏祖祠，后于雍正年间购得今址拓建为三进二天井的“家庙”）、渔湖潮尾袁的“袁氏家庙”（明清之际将建于宋末的袁氏祖祠“积庆堂”拓建而成为“家庙”）等。

在明朝“联宗立庙”等政令影响下，潮汕各地族姓的联宗活动也推动了当地祠堂的建设。明朝中期，揭阳玉滘翔龙和桃山谢氏考稽两族源流一脉，均为宋末咨议参军、著名爱国诗人谢翱裔孙，于是，嘉靖六年（1527）桃山谢玉川（谢翱第八世裔孙，桃山谢氏五世祖，仕四川梁山县知县）和玉滘翔龙谢雪梅（谢翱第八世裔孙）等倡议联宗并捐建翔龙谢氏永思祠堂。翔龙谢氏永思堂为揭阳谢氏宗祠，奉祀谢翱为揭阳谢氏开基祖。康熙九年（1670）清朝颁布的《上谕十六条》，进一步确定了宗族的功能。雍正年间又颁布《圣谕广训》，突出了宗族自身的建设。于是有上述康熙辛丑年（1721）桃山谢氏祠堂拓建为谢氏家庙、玉滘揭阳谢氏宗祠于乾隆和光绪年间先后重修等举措，重在敦亲睦族。其时，宗族内一支系分衍超过五代可自立房派，建置小宗祠。如光绪年间（约1896年）桃山谢氏八世祖谢和毅所属三个房派裔孙在桃山岭仔（今新明社区）营建二进“四点金”的“东社祖祠”（光裕堂），奉祀谢和毅为共祖。该祠堂是古代桃山谢氏祠堂中至今保存较好的小宗祠。

桃山谢氏至今还在村中保存着一座名为“吴公祠”的特殊的祠堂。该祠堂位于桃山谢氏家庙西南侧原桃山墟市中，为二进“下山虎”院落。它是一座清代乾隆元年（1736）揭阳桃山和玉滘翔龙谢氏为感谢潮阳知县吴廷翰依法判还谢氏入揭始祖谢翱等祖墓而为其建造的生祠。在清代，这两地谢氏依时祭拜，共同演绎着一个广为传颂的感恩故事。据清版《揭阳县志》和孙淑彦《揭阳历代县长考论》记载，在明清时期，县治榕城先后出现约十所生祠，如“冯侯祠”、“潘李祠”等，主要是民间百姓为纪念和褒扬政绩佳彰或官德清廉的邑令而设。目前，除桃山村外，尚未发现古代揭阳其他乡村族姓有营建生祠的相关记载。据说，吴公祠可能是潮汕地区至今唯一尚存的古代生祠建筑。立生祠始见于汉代，是祠堂“报本崇德”文化的衍化。立生祠为古代揭阳祠堂文化增添了人文新气象，又给其时我国封建社会吏治建设注入了一股源于民间的正能量。

可以说，桃山谢氏祠堂的建置和沿革是明清时期揭阳祠堂文化的一个缩影。

第二篇：祠堂与祠堂文化

祠堂与祠堂文化

祠堂，旧时又称为“祠庙”或“家庙”，多建于墓所，故把祠堂称为“祠室”。按《礼记》规定，只有帝王、诸侯、大夫才能自设宗庙祭祖。直到明朝，朝廷才开始允许老百姓建“家庙”。后来，祠堂多建于家族的聚居地或其附近。最早由于发族尚不多，便先置祠于宅中，随着族丁的繁衍，便开始专门建起宗祠乃至支祠。

祠堂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和民俗文化的代表。从民俗学家的角度看，祠堂是“用自己存在的方式诠释时代文明”。作为中国民间保存最好的一种古建筑群体，祠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千秋功过，于祠堂可见一斑；华夏祖先，从祠堂可知谱序流传。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传统文化不仅独特，而且渊源流长。祠堂文化作为地方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远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便开始萌芽，到宋代形成较完备的体系，明、清时发展到了高峰。从某种意义上说，祠堂文化的繁荣侧面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具体体现。

祠堂及祠堂文化

过去当我们游惠山，走到五里街，经过锡山旁的绣嶂街。就到达惠山头山门“九峰叠翠”的拱圈山门，这一带，都是名门钜族的祠堂和先贤功臣的专祠，沿街开满了惠山泥人店。

一、祠堂的由来

祠堂起源于氏族社会逐步解体之后，是由同一个祖先所生、自成系统的血缘亲属集团与地缘组织统一而成的宗族组织，在居室外独立建造的祭祖、尊贤、求神的场所。汉代正式出现祠堂的名称。宗族通过祠堂尊祖敬宗的功能来体现封建宗法的根本原则，显示宗族至尊的族权。祠堂也就成为宗族祭祀的圣地，它象征着宗族的团结。当然，也有些人通常把祠堂简单理解为死去祖先的家，神灵所聚之地，祭祀祖神阴灵的场所。

惠山古镇一座座高低错落、依山而建的祠堂建筑，就是千百年来以无锡的世家望族为主的各宗族，长期在这里进行宗祠文化建设所留下的历史遗迹。按照古代的礼仪．凡祀帝王先师的祠称为宗庙．而祀公候、先贤的称为祠，这些宗祠均为官庙公祠。只有宗族为先祖所建的祠庙，才是通常真正意义上的祠堂。

在河南殷墟巳发现目前最早的宗庙祭坛遗址．历史上早在商周时的青铜器时代，就开始有祠庙祭祀之制，大量遗留至今的青铜器中，许多就是属于祭器之类。追远报本、祠祀为大，当时是有很严格的规制的：天子七庙、诸候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普通老百姓是不能随便建庙立桐的，即通常所称“庶人无庙，祭于其寝”，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居室内祭祀祖先。这类古老的宗祠，在意山祠堂群中不多见，主要有楚春申君庙、吴泰伯庙及陆羽祠等。他们的真正意义在于纪念性质．直到明代嘉靖年问，朝廷才允许民间联宗立丰司，具明显的宗法家族特征，普遍称作祠堂，专门用于同姓家族祭祖之用，于是在惠山这块风水宝地上，捌堂建筑开始象雨后春笋般的崛起，出现了牌坊高耸、柯堂林立的局面．至清代更盛。无锡望族多以能在惠山取得一席之地立祠为殊荣，被看作是一种显贵的门阀。

每姓必建柯堂，必安先祖，名门、大族还建多处．如杨、顾、朱、王诸氏。又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别。较多的祠堂附近，就是他们的祠田、祠产．上河塘、惠山浜一带祠田尤多。

二、祠堂的主要功能

(一)祠堂既然是祖宗神灵聚居的地方，供设着祖先的神主，那么祭祀先祖就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每逢春秋祭祀，全族聚会，齐集桐堂，由族长或宗子主持，作礼设祭。清明扫墓，先到祠堂，祭神主，然后分别至各房各家的墓地祭扫。通过祠堂祭祀，使旗人常瞻仰先祖仪容，唤起家族团结．依靠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和维系宗族制度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维护和巩固族权地位，即通过敬宗以收族。古人认为祭祀乃“国之大事”，列为五礼之首。祭祀务在孝敬，以尽报本之诚，十分讲究祭祀气氛的庄重肃穆。古代人们认为，祖先的灵魂经过祭祀仪式后可以附于神主牌位之上。所谓神主就是一种嵌在木座上的长方形小木牌，有的白底黑字，有的红底黄(金)字，上面写着某某祖先的名讳、生卒年月、原配继配姓氏、子、孙、曾孙名字，每一对祖先一块．它被认为是始终活着的祖先。祭祀祖先就是祭祀祖先的神灵．宗庙内祖先的神主排列顺序是“左昭右穆”。始祖居中，始祖以下的男子隔代交替为昭穆两列：即始祖以下一、三、五等奇数代为昭辈；二、四、六等偶数代为穆辈。昭居于始祖之左，穆位于始祖右边。在祠堂的寝堂内，唐宋以后流行立先祖塑像，明清则流行挂先祖画像轴，民国时期开始挂考妣照片。

祠堂中祖先神主的供设。祠堂是祖先的神灵所聚之地，所以祠堂里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大殿正中设正龛，左右各设配龛。它像附着在墙上的小殿阁．神主摆在阁中，前面用帷幕掩饰，后来有的用大长

方形术桌，将神主摆设在桌上。一般的家柯正龛往往是供从现在的长辈算起的考(父)、祖、曾祖、高祖四世的神主，五世后则将神主迁到配龛上去。始祖是百世不迁的，永远摆在正龛上。古代为了增强血缘、宗族关系之间的团结，做到全族俱荣，利害与共，所以祭祀祖先活动比较多，以东汉为例：

正月初一祭拜去世的父祖、敬酒会食；

二月社日祭土地神，祭奉鲜菲先祖；

三月 开春向同族人救济义举；

四月清明祭扫，踏青；

五月、六月、八月用新鲜时物祭奉祖先；

九月 向全族中孤寡病老救济慰问；

十月 宗族人带头再次救济义举；

十一月 用白狗、黄米糕祭祖；

十二月 腊日用猎获禽兽作年终祭品。

惠山祠堂的祭祀也都有定例，并且逐步简化为春秋两祭。

但在每年新岁，定例初一日点烛焚香．初二日启门一日、子孙瞻拜先祖。

春秋两祭，于三日前洒扫桐堂，铺设洁净，以照诚敬。族众于祭日的清晨务必风雨毕集，不少宗族禁止妇女孩童人祠与祭。

祭祀开始，族众应依照辈分列队。

祭礼：各祠堂有所不同，如太湖叶家祠堂《条宗祠规则》上规定为：祭筵一席，杯筷十二双，熟香半斤，半通烛一对，四两烛一对。茶食十六色，荤肴十碗．小食十六色，三牲一副，高藁五柱，果盒一具，蒸卷五碗，小馒头五碗，总饭二碗，风糕五碗，大馒头二碗。茶汤各十二盏，锡箔六块，楮帛十提，千香三股，百鞭一串，双声廿个，鼓手五名，极尽铺张．祭祀隆重。

祭祀时．主祭一人，长抱马褂。襄祭二人，立于左右。

诵(即今司仪)：众向前走三步，揖、跪。呼：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襄祭持酒爵给主祭．主祭放于案，立于左右。

诵呼：起、平身复位，众起立退三步立于原处。反复三次。第二次称亚献爵，第三次称三献爵。此为三跪九叩首之大札。

读祭文：过去往往都有固定的祭祀祝文。如惠山钱武肃王祠因为祀主是吴越国国王钱鳄，所以按例每次开祭．都要读祝文．先官祭。

官祭的既定祝文为：

维岁某于某月朔越某日某于无锡县知县某金匮县知县某谨以牲礼之仪致祭于敕封诚应吴越武肃王之灵日惟

王崛起于临安保障吴越横江跨海，恪遵画一之规，禁暴锄奸，爰著三之节，籍郡县而请吏，息兵革以宁民，馨香于以酬庸．忠孝永堪作则时维仲谨奠牲醴以

文穆王忠献王忠逊王忠懿王 配 尚飨 后家祭，家祭的固定祝文为：

维岁某于某月朔越某日某于某裔孙某等谨以清酌

庶馐之仪敢昭告于始祖

敕封诚应武肃王盟继世

文穆王忠献王忠逊王忠懿王及迁锡之祖

晋宗公尚父公之灵曰 于戏物重本原畴之追远之念事，维修举永崇时享之仪，望苕溪一水迢遥，财贸由越境以展孝卜，惠麓而九峰耸，爰即古以分祠。本朝之宠锡特隆。吾祖之忠贞，如在二戊褫膻垂祀奠于绵绵六望俱昌，衍宗支而奕奕。谨陈牲醴各懔见闻干戏。尚飨!祭祀结束，多数宗族都在祠堂中设宴，这叫享胙或饮胙，入座时不能颠倒尊卑长幼之序。享胙时，有些宗族还具体规定r菜肴每桌十样和每席只派酒两壶，饮酒习：许超过互小盅，饮胙后向族众分发胙肉、馒头之类，这叫散胙或称“散福”，年高德昭或有功于族的族男子，以及守节的寡妇等，能得到“增胙”的奖励．而违反了家法族规者则会受到暂时的直至永远的“革胙”之罚。

(二)祠堂的另一种重要功能是珍藏宗谱、纂修宗谱。宗谱是一种通过记传、论志、图表等形式，将宗族的血缘亲疏、辈分、家规、家法等情况和谱系等记载下来，以为本姓宗亲们掌握、遵照的特殊史籍：宗谱是一个家族的档案，它对本家族的族产、人口等情况有完整的记录；家谱又是家族的成文法律，它为处理家族内部事务提供依据；宗谱也是族人身份和辈分的凭证，族人可凭借宗谱“明世次，序长幼”确定自己在宗族中的地位，并获得相应的权利；对一个家族来说，宗谱有教化、敬贤、理政、信史等功用。有些

族务如祭祖、扫墓、认亲等．也需要依据宗谱来决定，因此宗谱也成为家族的行事指南。正因为宗谱对一个宗族来说具有如此特别的意义，所以宗族注重宗谱。谱阅十年或二十年以上必一修(义称续谱)。按照惯例，十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这个任务在祠堂里完成。在族长的主持下，组织有一定声望的族内文人进行修谱，以弘扬先辈祖德，家谱修成后，先请名人作序，送官府审查后再行刻印。家谱刻印完成，这是全家族的一件大事．通常要在祠堂里举行祭潜仪式，将一份家谱供在祠堂。其余按编号分给族人领谱保藏，家谱一般是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谱人由房长充任．

或推本房之贤能者为领谱人。在家法族规中，对家谱的收藏有严格的要求，如必须将家谱装进特制的木匣．供于柑龛之上，或藏于书室之中，不能霉烂，不能遗失。不得随意乱放，亵渎家谱。定期交族长检查。祠堂族妊有权严厉查处造成宗谱损害的族人。家谱更不准私自誊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如果有人敢瞒众觅利，鬻谱卖宗，出卖家谱者，则视为不孝，从重惩治不怠。新谱修成后．旧谱要依数缴回销毁。

(三)祠堂的助学育才功能。祠堂里．在族人所捐赠的公田中，有助的作用．专门用作对本族子弟助学、奖学或开设义学、义塾之用，通过读书走上仕途，也是光耀门庭、荣宗耀祖，提高整个家族声望的大喜事。

祠堂或义庄合办学校，校址好多借用祠堂或义庄空屋，对本族子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家族子弟如出外求学，或外出考试，还可得到一定的补助和奖励。

如无锡华氏族规规定：初等小学每人提供学杂费5元．高等小学8元，初级中学30元，高级中学50元，大学120元。学生可凭录取通知书去领取，凭成绩报告

单领取下学期学杂费用，留级者停发。此外．还提供华氏子弟出国留学的全部费用，外姓优秀学员的出国费用，经义庄同意，也如数发给，用以鼓励好学成材．为国效力。

、(三)祠堂又是宣讲学教礼法的课堂。祠堂在祭祀仪式开始之前，专人向族众进行“读谱”，讲述祖宗艰难创业的历史，定时读家法族规，宣讲劝戒训勉之辞和先贤语录。向族人灌输封建的伦理道德、纲常教，使族众了解家谱的内容，知道自己同其他族人的血缘关系。加强家族团结，按照家法族规要求去规范族众的思想和行为。

(五)祠堂还是讨论族中事务的会场。族中遇订重大兴革事宜，关系全族之厉害者，如推选族长、兴建柯堂、维修家变、购置大片族产、同邻族打官司等等，都由族长召集全体成年人在祠堂开会讨论。族众可以各述所见，但族权至上，最后决定权在族长手中．族长决定了的事，必须执行。

(六)祠堂又是家族的法庭，如果说家法族规是家族的法律。那么家法也是封建国法的补充。族长就是家族法官，可以在祠堂执行家族的法律。在柯堂里判族中违反家法或族长认定违反家法的民刑案件，从公处分惩治。族众犯法违规．小则祠堂治以家法，大则送公庭治以官刑，族长在祠堂审判由族中士绅陪审，允许族人旁听，借以教育族人。判决的实施也在捌堂．如杖责、罚金、罚苦役、公革出祠等．都在祠

堂实行。甚至有的被判死刑的族人，则在祠堂当场被打死、缢死或沉潭而死。

(七)其他，祠堂里每当风俗年节或族内重大的喜庆活动，祠堂又是全族欢庆或娱乐的场所．大一些的祠堂，通常有戏台建筑．好戏连台，既是唱给先祖们听的，更是演给宗族内男女老少们看的。

农忙收获季节，大大小小的祠堂，都成了丰收的库房或临时堆栈。还有在战乱或应急突然事件时，祠堂里也就成了本族应急指挥的中心。

由此可见，裥堂是一个地域里家族的活动中心．通过捌堂祭祖和封建宗法等其他活动，用血缘关系作纽带，把族众牢固地扭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严密的家族组织。

三、祠堂的文化意义

祠堂是家族或宗族权力和经济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它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家统治集团起着核心作用，宗族地域集团及家族血缘组织也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它们在对封建法制的辅助和补充．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也长期起到所谓治国安邦的社会作用，所以它仍然是历代统治者确认的保障的一种辅助统治。到了唐、宋之后，这些家族、宗族组织逐趋严密．它在～定程度上约束和规范各地的族众、家庭和个人的思想行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这种上层建筑的基础，当然是这种传统文化的本身。祠堂文化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知识体系，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育和发展，宗祠谱蝶文化和我国的编年国史、各地方志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文化。祠堂文化所表达的内涵，其实也就是先民的传统生活中的一种记录形式，它的主体是尊贤、祭祖，是对这种思想精神的思考、理解和信仰的过程，它的范围就是一种有序的、丰富的柯堂文化，它是包容并蓄汇纳百川．又滋润万物化成一体的知识体系，体现了封建社会宗族世家、同姓地域组织内特有的地域文化．也是历代世家大族宗族文化建设所留的遗存。它具体上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以地域为标识的。其中谱牒文化里的一些优秀的家训、家乘、家规、家礼等文献中，有关立志、勉学、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训诫和爱家、爱族、爱国的思想，在普及传统文化，规范人们生活和行为方式，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教养，整齐家风，以至协调社会稳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类文化著作以族长或长辈对晚辈耳提面命的谆谆教谕的形式，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儒家文化精神，通俗地灌输传授给子孙后代，使他们同言而信、传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如治家、齐家、教家和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大学之道”，立人、达人、爱人谅人的“忠恕之道”，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蘩矩之道”等。《史记》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而“报本之礼，祠祀为大”，祭祀在古人来说是国之大事，列为古代五礼之首，因此，无疑也是宗族的头等大事，它是组成桐堂文化的重要部分，有各种礼仪规制程式。由此产生了国史、方志、家谱等所含的礼仪、祭祀等浩如烟海、品类繁多的传统文化。此外还有昭忠祠中弘扬“崇德报功，风励忠节”纪念精忠报国之臣的爱国精神，先贤、中丞祠中宣扬“持躬正直”、“奉职公忠”的效国利民精神，以及忠义、孝悌、贞节等忠、孝、节、义思想，都包含在这个独特的文化范畴之内。但祠堂文化主导地位还是以我国忠孝仁义为本的儒家文化为主体，吸纳佛家的“无为”和道家的“修养”等思想成分。但这些文化的总根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它之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认同和维护，显然是可以为统治者服务的，因此，从文化角度来看．几千年后祠堂文化，其内容是丰富的，但同样也十分芜杂，并非篇篇药石，言言龟鉴，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理和时代的要求进行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那些礼教和族规中要求妇女一生必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所谓“三从四德”使广大妇女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之中，以及数千年来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的惨褐烈毒，应该严肃、彻底的批判。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如大量的贞节祠、节烈坊等，可以作为这一惨痛的历史的教材。包括祠堂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几千年华夏文明的基础。一些优秀的传统思想，已成为古代文明的瑰宝，流芳百世。在我国目前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传统的祠堂建筑及其文化，已经是风毛麟角．显得岌岌可危。了解这种文化，特别真正对这种文化有所研究，或是经历过这种文化生活的人们．更是在日益减少。当这种占老的文化体系逐步被现代文明所遗忘的时候．一些曾经绝迹的社会现象和行为，也许会再度重现．危害人类社会。由此，我们更应该对祠堂文化的形式及其内涵，进一步去发掘研究，去洞察和思考。通过这些文化历史遗产。人们可以托物寄情、托物寄史，托物来寻根访祖、瞻仰未来。

正如无锡籍的中国著名规划大师、首任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顾奇伟院长所说的、惠山古镇的文化意义在于：“寺祛邪、祠扶正、史致用、二泉吟、水乡行、阿福情”这种高度复合型的文化特征．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四、祠堂的构成与一般分布规律

如前所述，祠堂对于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地缘组织来说，是这些宗族、家族聚居地重要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力中心的标志，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族、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大体七都能从宗族立庙建祠的祠堂建筑规模、档次来得以反映。因为它是封建家族制度下所形成的产物，它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发展和表现：(一)祠堂建筑：它是全族祭祀的场所，是用来对族众进行尊祖敬宗为主题的礼仪宣教的所在，重在精神上教化族人。

(二)祠田族产，是全族的公产，大多由族内各界人士募捐义赠，也有的是族内某人的遗产或贤达受封爵、赏赐田产的一部分，祠田多寡不一，无锡地区有些宗族富甲一方，祠田广达数千亩之多，它主要用途之一是用来赈灾恤族、救济本族贫苦族人，它是古代社会福利保障的一种初级形式，重在从物质经济上团聚族人。

(三)宗谱、家谱、家乘等谱牒文献的编修。宗谱最直接反映该宗族及其成员的历史，它是通过对该宗族的祠堂组织、职能机构、血缘、世系、祭祀活动、宗规家训、宗族田产、娠恤义学等基本内容，作多方面的完整历史记载，使同族人明根论辈．重在维系族众的血缘联系。

各地宗祠中．比较大而完整的管理设置通常由：

宗长——主全族事；

宗子——管祭祀；

宗正——宗长协理：

宗司——掌伦纪；

宗直——处理纠纷；

宗史——掌宗族史；

宗课——掌经济： 宗干——助宗长办具体事；

宗守——宗祠管理；

桐丁——守桐人；此外有的还有坟亲(守墓人)等杂役。祠堂设置的管理机构比较严密齐全。

关于祠堂的分布问题。

自古以来祠堂祖庙有二大类型，一类为皇帝先师们祭祖的神坛、祖庙、宗祠，分布在全国各地名胜之地、以纪念属性的祭祀为主，血缘、地缘的属性次之。

另一类则是以紧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要属性的祠堂，是全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以祭祀先祖为主要功能，并兼有其他宗族活动的功能，这类祠堂是中国广大地域普遍分布的类型，所谓聚族而居，族各有祠．每姓必须建立祠堂以安先祖。它在中国封建家族制的社会中极度发展，但它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耕读文化为特色的，所以无论在热闹的城镇，还是穷乡僻壤，也不管是在封闭的荒村野岭，还是在发达的水乡村邑．只要那里存在同姓血缘体系的地缘组织或集团所形成的居住聚落、村舍，那里就必定有祠堂存在，虽然祠堂形式各异，但它们总是以分散式的、星罗棋布的总体分布格局为主，是中国大地上祠堂分布的基本特点。这是因为宗族制的首要条件是聚族而居，而这种条件主要在全国的山区、农村占绝大多数，祠堂分散分布在广大农村的特点，它和聚族而居的族众基本上是从事封闭式农业生产，过着千年不变的耕读渔樵生活有着必然的联系的。现在我们可以在皖南山区、徽州城里，看到精彩的徽派桐堂建筑；在浙江闽南青山绿水的乡村田原，见到宏伟优美的祠堂建筑，仍比较完整的保存在山野村落之中。

总之，一般祠堂的分布规律是以分散为基本特点，祠宅聚合为常规分布形态。

虽然随着封建家族制度的消亡，祠堂的发展也打上了句号。但是作为我国的一种有特色的传统建筑类型，以及它们所包涵的有益的、进步的祠堂文化和封建礼教中的许多残余，都将作为历史文化的遗存，辩证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让后人受到启迪和教育。

第三篇：祠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祠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古时的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祠堂有多种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这些宽广的祠堂作为活动之用。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祠堂是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族人的后辈应传承与保护，让古老的民间文化发扬光大。

一、有关祠堂历史的演变由来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地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在日本祠堂也经常出现，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其中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

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还具有多种用处。祠堂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受到处理，直至驱逐出宗祠，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正因为这样，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的祠堂往往越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联对。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一般来说，祠堂一姓一祠，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重罚。

追溯历史的沿革，解放后特别是60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农村的老祠堂基本都被推倒砸烂或改造成了办公场所等。祖宗排位包括有些藏于其中的家谱等皆被焚烧破坏，后世之人不知祠堂为何、作何之用者比比皆是。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我们安徽省的皖南山区――古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及宣城市绩溪县和江西省婺源县）等少数地区，由于过去交通不便等某些原因，大部分祠堂才得以保存，令人欣慰。

二、目前，县内留存祠堂的文化及其状况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每个宗族姓氏都有自已家氏的祠堂，只不过大姓有权人家的祠堂建得豪华气派；而小姓人少建造的祠堂则简单。肥东地处江淮分水岭，人杰地灵，历史上曾出现两位风云大人物，宋代包拯，清代李鸿章。文革之前，在肥东境内完好祠堂据不全统计也有几十座，如石塘地区有黄氏祠堂、大李集祠堂、小李集祠堂、周冲祠堂、茆油坊祠堂，当地留传着一句顺口溜：“周冲祠堂一枝花，马士龙祠堂赛过它，大李集祠堂破猪圈，茆油坊祠堂开饭店”。相比之下马士龙祠堂设计风格独特，胜过其他的祠堂。而这些原有的祠堂因历史上数次动荡和岁月侵袭，或在“文革”后被拆除重建学校或建粮站等，留下来的已经很少了，而马氏的马士龙宗祠保存较为完整。

据村里的老人介绍，为感念祖上恩德，乾隆甲戌年（1754年），马氏十三世孙郡庠生马嘉谋决定修建该享堂，“共费两千余金”，13年后也就是乾隆丁亥年（1767年）才修成。据马氏家谱记载，1800年、1910年、和1932年享堂曾三次大修。马氏宗祠虽历经2４0年余年风风雨雨，却依旧雕梁画栋，气韵犹存。

祠堂是三进五开间，占地约有500多平方米，白墙青瓦，流檐翘角，既有徽派风格建筑又有江淮地区建筑特点。木质正门上，享堂初建时所制的“马氏享堂”题匾高高悬挂，雕刻着龙、虎、麒麟等吉祥物的石灰岩石鼓分立在门的两侧。整个建筑为木质结构，精美的木雕栩栩如生。一色青砖砌成的山墙气势恢弘，30余米长，近6米高，看不见一丝岁月侵袭的痕迹，墙钉颗颗可见，东山墙的侧门上方石刻“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流畅醒目。建造该享堂的古人有消防意识，在享堂空旷的广场的右前方有一水塘，南约100米处还有一口约建于1480年左右的古井，井口为花岗岩加工而成，古井的绳索拉痕竟深1厘米。享堂西侧还曾建有武圣庙、迎水庵，可惜都先后毁于历史上的多次**战火。

解放后祭祀祖宗被当作一种“封建事物”废除了，旧时的宗祠成了教书育人的学校，继续为家氏子孙造福，培育了一代代族氏后人。据近年来续修谱资料统计：从马氏祠堂出来的大学生有１２０多人，研究生、博士生３0人，高级工程师16人。正因如此，在那场的文化大革命中，祠堂正因为被一所小学所占用才逃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成为省城难得的一座保存原汁原昧的古迹。马氏祠堂，有几块叱咤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位名人题写牌匾。马家在近代大革命时期曾经出了一位毕业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的直鲁军中将参谋长马敦源，他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宗昌等交往甚厚，所以享堂里曾经悬挂由他们题写的牌匾，但由于历史动荡，牌匾现已不知去向。后经村里几位老人回忆，他们无意中看到小学教室里的那几块黑板，突然记起这好像就是那几块题匾。由于学校把题匾的反面油漆作为黑板挂在教室中，由此才逃过文革那场破扫“四旧”的浩劫，八块题匾中有四块保存下来。它们分别是1767年所置“马氏享堂”、裔孙马敦源所题的“功高望重”、曹锟所题的“泽流云福”和段祺瑞所题的“本支百世”；而张宗昌、吴佩孚、当时曾任过安徽省省长的王揖唐和当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夏寿田所题匾已难寻踪迹。保存下来的题匾上至今仍可见到字体上的镀金。

在随后不久，经过村民们的寻找，又发现被学校老师当垫脚用的石碑《祠堂碑记》和《祭田碑记》，其中一块因碑面朝下，字迹竟完好清晰，另一块因长期垫脚已成了无字碑文。随后又有新的发现，惊喜接连不断，文革中被藏在稻草堆中才免于一劫，有着2４0年多年历史。可以反映清朝年间祭祀风俗的古物—“神主”牌位，被村民拿了出来；1880年、1916年、1948年三个版本的原版家普出现了。村民们还取出自己并不知道真正收藏价值的新四军的烈士证书、由蒋介石颁发的国民党少校军医的退役证和十九世纪由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可以反映当时清朝民间田亩制度的《大公祠田种册》的原件。这些发现惊动了县、市、省文物管理部门，他们特意派专业人士到村里拍摄照片归档。2008年，马氏马士龙祠堂（享堂）被肥东县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西山驿昂集，小小山村走出父子进士，宗祠大门八字门左右各立有一只雕刻精美的石鼓，门前的石碑上写着“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父子进士宗祠”。在这座小山村，经历２００多年风雨的昂氏宗祠记录了这个家族的传奇和荣光。昂集祠堂是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所建，共三进四厢，面积达５００平方米。据资料介绍，祠堂后堂曾有御赐匾额，题为“承先启后”；中堂上有翰林院赠匾题为“亦叶蒙庥”；前堂上还有庐州府赠匾，题为“父子进士”。但“承先启后” “亦叶蒙庥”等匾额在文革中被毁。

据查有关资料，肥东的“父子进士”有史可查的有三对，一般人都熟知其中的包令仪与包拯、李文安与李鸿章，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小小山村祠堂里也出了一对父子进士，他们就是这座祠堂的主人――昂绍善、昂天曾父子。

关于昂绍善父子能够成为进士，当地有许多传说。有人说泉山作为凤凰山，所以山脚下要出贵人，还有人说那是祖上积德。在昂氏的先祖中，有一位老太太邀请土地神来家吃饭，这位土地神很是感动，于是土地神承诺，只要老人的后人做到“黄鳝打鼓鱼上树，羊毛落地野鸡飞”这些高难度的事情，就能让他们家族出贵人。而老太太的后人也着实有才，集体完成这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

有一次发生在集市的纠纷中，一个赶集的人劝架时，把买来的黄鳝砸在了说书人的的鼓上，成就“黄鳝打鼓”；拉架的时候，有人把用茅草串起的的一串鱼挂上树梢上，这样“鱼上树”也就做到了；而“羊毛落地野鸡飞”则是穿着羊皮衣的人，把皮衣脱下来往地上一扔，正好扔到了野鸡窝边，野鸡被吓得全飞走了。这样土地神的要求全都做到了，昂家就出了昂绍善父子进士。这个民间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这一连串难度极高的小概率事作的发生也似乎说明，古时考公务员，比现在还难，脑筋急转弯这一关很难通过。

事实上，昂氏父子飞黄腾达的原因，既和他们的聪明勤奋有关，也和当时的时势分不开。昂绍善家庭贫困，自幼丧父，但聪颖过人，好读诗书。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朝廷颁文选贡，庐州府学选拨最好的贡生昂绍善到朝廷。但昂绍善能够官居内阁中书，这在清初满族官员当政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初出现了“人才荒”。

顺治八年，顺治帝清除多尔衮同党，自己掌权，朝廷亟需“新鲜血液”补充，而昂绍善从庐州府学入朝，与上层旧派无瓜葛，按现在说法就是“背景简单”没有后台，所以他被特别恩准的皇帝身边，顺治十八年昂绍善在宫内教皇家子弟，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考中进士。而其儿子昂天曾在父亲教导下也于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中了进士。

三、祠堂保护采取的几点措施

如今，马氏宗祠、昂氏宗祠分别有多处开始出现残破的痕迹，无人正常看管（因为没有经费发工资），这就迫切需要文物部门牵头调查、论证，或出资进行一次大的修缮，还祠堂本来的真正面目，使祠堂长久的保存下去。老祠堂虽然“贵”为文物，但如果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拿出具体的意见或建议，拨出一定的保护经费修缮费，只是让保护工作停留于口头上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是无济于事的。当前，分布农村的老祠堂反映了这个地区乡村文化和古建筑特色，特别是一些始建于明清的祠堂更是宝贵中的文化遗产。近年来，一些乡镇、街道、姓氏家族有组织的开始重修祠堂，过去的老祠堂的风格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甚至被破坏，应引起有关文物部门重视。人们呼吁，重修老祠堂时应注重保护它原有的风格，修旧如旧，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是一件都不能少，这是它的历史价值体现，也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作为后人一定千方百计加以保护，这是历史赋予的光荣责任。

１、建立古祠堂长效保护与管理机制。上级文物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每年对现存的祠堂进行一次调查摸底，要建立和完善各种保护管理制度，祠堂中各种物品要逐件登记造册，做到有图片和文字记载，有编号，有专人保管，方便人们的查阅。

２、建立看管与居住配套制度。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古祠堂、或是那些古民居、古屋类的建筑最怕的就是无人居住，因为长期不住人，不透光线，屋内潮湿，对屋内和设施有较大的朽蚀作用。没人住的房子会因缺乏人的照看而缩短寿命，而有人居住的房子，反因有人居住而被悉心照看和护理而延长寿命。因此，有专人看管和长期居住祠堂内，对老祠堂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３、改建、维修祠堂必须维持其原风格。要使历史珍贵文物不遭受到肆意破坏，族亲们的关注最为有效，可在道路要道口或祠堂周围要建立永久性宣传牌，积极宣传文物保护知识和意义，让全社会关注爱护祠堂文物，文物部门要在保护历史文物原貌的前提下，提出合理化的维修建议，各级政府也要出面协调，落实相关资金来源，采取多方筹集的办法：一是主管文物部门拨一点，二是地方政府支持一点，三是祠堂姓氏的族亲老板们赞助一点，保证祠堂看管和维修有充足的资金。

４、加强与旅游部门合作，开拓旅游景点。对古祠堂文物要面向游客开放，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可收取部分费用，作为祠堂的维修资金，又可让更多的人的了解祠堂丰富的文化底蕴，凭吊古迹，日月生辉，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注：庠（xiáng）庠序，古代乡学的名称。

庥（xiǖ）庇荫，保护。

第四篇：天长龙华寺与梁氏祠堂的由来简述

天长龙华寺与梁氏祠堂的由来简述

根据传说龙王庙（现改为龙华寺）原为梁家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位于天长市北郊便益乡东，在明朝年间梁氏门中有一门无后代，一寡祖乔氏夫人在家里祠堂吃斋念佛看灯守节（地点在业河湾大墩子上），这大墩子也处在业河拐弯处，因长年水流转来转去淤土形成，某年洪水暴涨泛滥，乔氏早晨去察看水情（实际上是去打捞浪渣回来晒干烧锅），因水势流急形成河水漩涡大浪渣集中旋到拐弯处，同时不知什么时间从上游漂来一木制物夹在浪渣里，乔氏打捞中发现打捞的浪渣里有一个物件上来一看原来是一尊木制菩萨，吃斋人口中念佛保佑，遂将木制菩萨顺水流方向撑送。第2天乔氏又来打捞浪渣发现昨天的木制菩萨又回来原处，就这样往返几次。这时乔氏夫人猛然觉得这菩萨是否与自已有缘（实际上是在旋涡里转来转去根本没有撑送走）顿发善心，这时她把这尊菩萨请到自已的庵堂供奉。她越想越感到这尊菩萨也与梁氏有缘天赐，逐渐把这件事在梁氏门中传开，我梁氏族下有人说既然天赐佛于我梁门，我梁氏日后定有发旺。加上乔氏信佛的心诚，经梁氏族下商定共献良田80余亩作为公产，此后又经梁门多次捐赠集资终于建成庙宇，起名龙王庙。乔氏西游后由直真和尚接了香火，在原来的基础上砌了后殿（大雄宝殿）供奉如来佛祖及其子弟，东西两首是十八罗汉，院落东厢房五间是诵诗经堂（北间是由主持僧居住），西厢房五间，谓之“三贤堂”是供奉我祖先牌位，于明洪武年间所建，并建了庙前大门，门前有石狮子一对，庙内供四大金刚，大肚弥勒佛，护法神---韦陀；到清朝顺治年间庙的中殿才建成，主殿两旁东有阎王殿，西有龙王殿，外有土地祠，总共有49间房屋。曾拥有庙田80余亩（解放后被土改），只剩下古寺四周竹园一片，大树几十株，仍归寺庙所有。是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寺院，是皖东一大名寺。年年有家祭（每年清明节也就是梁门后代对祖先的哀思），天天有香客,佛事频频,名声久远。

龙王庙曾两次遭劫，第一次是在1937年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1939年中国共产党在天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石梁区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设在龙王庙，梁姓不少人参加了抗日战争，以办民校为名，实际上是共产党宣传革命，培养天长乃至皖东地区革命志士场所，我地缪文谓、李世农、宗士诚等革命前辈更是往来穿梭其间，由此处培养的有詹卓、刘锡章、徐速之、梁明典等人，烈士梁明伦、胡国章等也都是由此走向革命道路的，天长县城西乡的抗日运动如火如荼，搞得侵略者如坐针毡，不得安宁，于1941年2月23日扫荡中，日本鬼子放火烧了龙王庙一部分建筑，其中供奉梁家祖先牌位及家谱的西厢旁殿被烧光，荡然无存。1942年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拆除了庙宇前庙门，中殿改作公立小学之用；第二次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造反派打毁了所有佛像，拆除了仅有的中进庙殿，房屋，建红旗中学用，将一座数百年古庙夷为平地，仅存竹子和树木，这在当时谁也不敢阻拦，人们只能痛在心里，从此龙王庙便空有其名了。解放后庙产一直归县财政局管理。

1980年改革开放，政清星辰辉彩，国定日月生辉，在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引下，梁氏门人作为寄托情思，凝聚众心，振兴中华。进行酝酿宣传动员，重建庙建祠修家谱，打下思想准备，在梁文远、梁明庚主持下，由梁明成、梁明安、梁明津、梁明仕、梁明举、梁明超、梁明鼐、梁后培等人，并吸收两游僧参与组成班子开展工作，当时一边向有关单位申请，一边集资，1993年经过市统战部、宗教局批准建寺，定名龙华寺，又经梁氏门下众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在社会各界及大庙附近的十数个乡镇领导，信佛者的支持下，历经几年共获得集资款105000元（其中梁姓资额达50%左右），1995年2月15日梁氏开始修编家谱，各门各支具体情况均由族长梁文远提供，梁文远，梁明庚率班子成员到各处各户核对。1997年春天龙华寺落成。1999年家谱汇编成册后由梁文旭（字兆明）加谱序，交由经办人交印刷企业印刷装订成册向家族各支各户发行300余册。2006年由梁氏独资兴建了梁家祠堂（即西厢房3间），现在西厢房北边一间是存放祖宗牌位，中间和南边两间是放祖先画像和开会厅。后又由梁氏独资添置放在庙前的天香炉；现已初具规模成为每年农历正月12日梁门集中会面攀谈交流整修家谱的地点。值得一提的是龙华寺建成及梁氏家谱发放后，发现存在不少不妥之处，有待再次续谱时加以改进。

第五篇：祠堂建筑论文：孔氏南宗家庙与祠堂建筑研讨建筑艺术论文建筑论文

祠堂建筑论文：孔氏南宗家庙与祠堂建筑研讨-建筑艺术论文-建筑论文 ——文章均为 WORD 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清初修建活动：“康熙甲寅之变，兵燹为灾，庙屋几毁。制府邺园李公视师于衢，捐俸力谋鼎新。”[6]“国朝康熙二十一年，博士衍桢集资重修。”[7]晚清及以后的新桥街家庙修建活动：“合钱一万八百有余串，遂撤旧宇，起新宫—经起于元年十二月，讫工于三年四月”[8]。光绪八年金衢严道桑树勋饬三属官绅也对博士署、大成殿、大成门也作了一定规模的整修。1946 年衢州绥靖主任公署借驻办公并对孔氏家庙略作修葺。解放后，国家多次拨款整修南宗家庙，于 1996 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衢州孔氏南宗与江南祠堂建筑功能延变与建筑形制发展宋代时期

赵汝腾在《南渡家庙记》详细记述了孔氏南宋家庙的主体建筑、规模及其布局，“规制比于曲阜”、“对庙门而中为玄圣殿，西为齐鲁，后为郓国，祠沂泗二候于庑之东西，又别为室，以祠袭封之得祠者。后

为堂，日思鲁，俾之合族讲学，且以志不忘阙里之旧也。堂之东亭日咏春，以憩四方之士，仰止高山，低回而不能去者，为屋二百二十有五楹。”屋宇总数约为当时山东曲阜孔庙的三分之二左右，主体建筑包括有：庙门、玄圣殿(即正殿)、寝殿(即郓国夫人殿)和东、西庑等，称其奉指按“常定制”营建。《孔氏祖庭广记》有一“宋阙里庙制”图，反映了当时庙门规制：头门、书偻和仪门[9]。宋代衢州孔氏南宗家庙与山东曲阜孔庙相比，主要区别有二：一是山东曲阜孔庙有专祠奉祀孔子父母，山东曲阜孔庙的齐国公殿和鲁国夫人殿位于孔庙正殿的西面并自成一个院落；而衢州宋代菱湖家庙并没有设置专祠，只有配祀于西庑；二是衢州宋代菱湖家庙有思鲁堂，是“合族讲学”之场地，也取“思鲁”之名，让子孙世代不忘“阙里之旧”。值得注意的是，据《南渡家庙记》，孔庙西侧设计有“家祠”。“祠袭封之得祠者”，应该是祭祀历代袭封衍圣公神主之所，从当时的平面布局来看，孔庙在左、家祠在右前，族人居住区在右后，这符合宋代重文、重祠的营建思想观念（见图 1）。元代、明初期

明初期崇文坊家庙由同知萧显修拓移，建筑有前殿(即正殿)、寝殿(即郓国夫人殿)及东 房，并“建大成之门与殿相称”。由于元代、明初期，衢州孔氏让爵后失去袭封待遇，也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崇文坊家庙大殿前厢房“东以待渴庙之宾，西设教读以训孔氏子孙”，即将

作为私塾之地。崇文坊家庙具有祭祀、教育两重功能，是一种浓缩的文庙建筑：作为家庙，崇文坊家庙限于民间性建筑，规模较小，东 由传统的配祀功能转化为接待、家学功能。

《礼记中庸》称唐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诏令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庙学合一”成为后来的定制。从“建大成之门与殿相称”一话来看，大成门成为当时的流行俗词，与其对应的“大成殿”符合以下观点：正殿是孔庙的核心建筑，唐代时称为文宣王殿，到了宋代，由于赵徽宗尊崇孔子，取“集先圣先贤之大成”之意，将其更名为大成殿。（见图 2）明代中期

根据明代正德十六年的《衢州重建孔氏家庙碑》[10]推测，明代中期新桥街家庙“规制宏敞”，此次营建的主要变化有四：一是“界为二区，缭以高垣，立庙于东，作廨于西，外建二门，以别庙、廨”。即以门、墙分隔出“左庙右廨”的格局。现存孔庙内有石碑刻有明代的《诏建衢州孔氏家庙》图见证了这一点。二是增加了许多祭祀建筑，如东侧的恩官祠(后称报功祠)、启圣祠、西侧的袭封祠、六代公爵祠等，这显示出它集合明代的宗族制度，称“妥灵有地，收族有方，凡庖、湢、燕、集之所，无弗焕然者，而庙始备矣”。三是孔庙中轴线大成殿后面的寝殿为一楼阁建筑，上称思鲁阁，下称“燕居”。四是孔庙西侧的翰林院五经博士廨署（俗称孔府）功能多样，主要为五经博士的办公与生活所用，主要建筑有：孔圣先宗门、翰林公署(即大堂)、尼山嫡

派、圣泽楼(即书楼)，楼后围墙外还有一咏春亭。博士廨署中的圣泽楼(即书楼)是传统“左庙右学”礼制的部分反映，与元代文庙有一定关联：元大德六年(公元 1302 年)建文庙，国子监（即太学）建在庙西，北建崇文阁藏书。但孔氏南宗家庙没有供祀文昌帝君，也没出现有文昌阁魁星楼之类建筑。（见图 3）清代初期

康熙《衢州府志》有一“孔氏家庙旧图”，它一方面表明康熙年间家庙建筑的“左庙右廨”总体布局尚未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表明，清代初期时“孔氏家庙”的“左庙右廨”中的“左庙”功能进一步得到强化，即头门(先圣庙门)与大成门(仪门)之间的空地东西两侧都设置了围墙及大门，其实质上是强加了东西两轴线，孔庙真正实现了中、东、西三条轴线外加一“廨”轴线。（见图 4）

孔氏南宗与江南祠堂建筑艺术的关系建筑特征

明代正德十六年的《衢州重建孔氏家庙碑》多为二层楼，寝堂为三层楼五开间，其规格比现存江南民间祠堂略高。江南明代祠堂的寝堂多有二层，如建德叶氏支祠、徽州宝轮阁等。康熙《衢州府志》有一“孔

氏家庙旧图”多为一层楼，其规格比现存江南民间祠堂相符：江南清代祠堂大部分平面为正方形，面阔五间，多为矩形，除局部次间、梢间采用穿透式外，正间多采用抬梁式，以便活动。建筑布局形制

虽然道光以后的孔庙依不同的祭祀功能设置三条主要主轴线，这是以大成殿为主的空间布局方式，并将三组功能不同的建筑群所形成的主要院落沿着南北纵深轴线串联布置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明代正德十六年的《衢州重建孔氏家庙碑》中的图示更加符合江南许多“大门加两小门”的建筑格局，明代孔氏家庙是江南早期建筑布局的最早图证。江南许多祠堂主体建筑均分布在一轴线上并通过厢房、走廊串接。主要建筑形制有对合式、回字型建筑两种，前者多为前后二、三进夹厢房天井组成，后者有前厅、享厅、寝堂、过廊和内天井构成，即在中轴的主建筑外围加侧屋、庑屋，形成一个“回”字，如明代芝堰孝思堂、长乐金氏大宗祠、兰溪女埠章氏家庙。这两类建筑与孔氏南宗相比，对合式建筑较为紧凑，回字型建筑类同于孔氏南宗的中轴线部分。只不过民间的祭祀的要求远远没有孔氏家庙的复杂，孔氏家庙的东西两侧轴线中的祭祀建筑在民间得到了整合，即明代未期开始，民间祠堂正堂两侧的庑廊设计成一排以“间”为单位的祭祀功能区（如金华兰溪长乐村金大宗祠），这不能与孔氏南宗以“栋”为单位相比，从而也不能显现左右两侧的活动轴线。

家庙、住宅、文庙、学堂位置关系

南宋菱湖家庙位于“宅之左”，江南大部分祠堂建筑也是如此，如《季氏祠堂碑记》记载，明代永嘉季氏祠堂“祠建宅东，地临水面山，正堂峻翼，应以曹门，两庑廊轩，四周垣墙而通衢绕之”。到了明代中期正德年间，新桥桥孔氏家庙趋向复杂化，即初步形成东、中、西三条轴线，中轴线已形成一文庙建筑群，对向界开外，具有某种官方性质，而东路则更是一个私密场合，是一个家祠，西路日渐转化为学堂。到了明代晚期，学堂也是祠堂营建位置的重要参考，如“二十二世章懋公登进士送翰林院修编，辞官归里后，办书院讲学。明万历年间，后代在其学里门旁建家庙睦亲堂。”

孔氏南宗家庙与江南祠堂建筑的地方特色发展因素与祭祀制度的关联发展

官方祭孔：绍兴年间朝廷为孔氏南宗家庙铸制铜印，颁定祭奠孔子仪式。明清两代时期规定了祭器、祭品和乐器名目、数量，这无疑是衢州孔氏南宗中轴线形成的主要原因。家祭：宋代的孔子及万官夫人楷木像、宋代“思鲁阁”、明清两代的“五支祠”、“六代公爵祠”建筑是其他地方的文庙建筑所没有的。它们实质上江南地区的一种家祠形式。

这正是东、西轴线形成的主要原因。另外报功祠等建筑在清代得到普及，如衢州江山张村的张氏宗祠。与宗族、书院、教育制度的关联发展

江南一般性的祠堂营建略有不同于普通建筑，常有一系列活动，上报朝庭、取名、立石碑、设祠田、设管理团队与规章制度。在历史中，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大部分时期都受到官方的资金支持，如绍兴六年的“颁赐铜印，并计口赐田，以供族人祭祀、生活”、南宋宝祐三年的“拨钱 36 万缗”，明代初期的“命知衢州军民事王恺修葺家庙”、明武宗正德元年的“动用库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次报部拨款修葺”、道光元年(1821)的“衢州知府周镐及继任谭瑞东倡捐改建”。正如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因封爵未复，祭田仍纳官粮，无力自行修葺，遂又逐年损毁”一样，江南民间祠堂的营建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民间的办法“靠祠田”来新建、修建祠堂的背后离不开宗族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另外，江南祠堂营建多与儒学、礼义相关联。明代前期比后期公共建设的祠堂多，公共祠堂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传统公共名人（如陆贽祠、忠节祠、赵扑祠）与当代功臣（如上表中的詹金忠祠、陶成祠、汤和庙），这些公共名人庙也为明代以后的祠堂提供了借鉴基础。

结语

孔氏南宗是居住、家祠、孔宙的综合建筑群，现存建筑及文献中的建筑形制发展不仅反映了衢州地方建筑艺术的发展，更是江南地祠堂建筑艺术变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