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睿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第一篇：广州市睿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广州市睿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海民(知)初字第21033号

原告广州市睿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金海岸大遒49号201房。

法定代表人张日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效亮，北京市联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9号得实大厦五层北区。

法定代表人程维，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翔，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艳锋，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州市睿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日平，委托代理人陈福、韩效亮；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马翔、刘艳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州市睿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诉称：我公司于2006 年成立，主营软件与互联网业务，因准备从事与汽车相关的业务，注册了第38类11122098号“嘀嘀”和11282313号“滴滴”、第35类11122065号“嘀嘀”商标（以下简称原告商标），并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嘀嘀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嘀嘀公司），申请了ddyddy系列域名。被告基于软件信息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滴滴（嘀嘀）打车”服务，并在提供服务的软件程序乘客端和司机端界面等处显著标注“滴滴（嘀嘀)”字样，其服务包含了第35类商标中的替他人推销、商业管理、组织咨询、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商业信息、计算机档案中进行数据检索（替他人)，以及第38类商标中的信息传递、计算机辅助信息、图像传送、电信信息、电子公告牌、提供与网络的电讯联接服务、计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提供互联网聊天室、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数字文件传送等与我公司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范围相同或近似的内容，侵犯了我公司的商标专用权。现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将其网站和打车软件中的 “滴滴（嘀嘀)”字样删除，并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被告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辩称：“滴滴（嘀嘀)”属于象声词，代指汽车或汽车鸣笛，在汽车行业使用显著性不高。我公司的服务名称此前曾使用“嘀嘀打车”，后均改为“滴滴打车”，没有单独使用“滴滴（嘀嘀)”字样，并与黄蓝色出租车卡通形象图案组合使用，显著性较高，与原告的文字商标区别明显。该图文标识已与我公司提供的服务形成紧密联系，不会与原告提供的服务产生混淆和误认。我公司对组合标识的使用与原告商标类别亦不同，服务的性质不属于原告注册的第35类商业经营、管理和广告服务，以及第38类电信服务范围，而是属于第39类运输类服务，包括为客户提供运输信息和运输经纪、信息处理、交易保障、信用管理等后台服务，包括实体线下服务站。虽然我公司成立时间不长，但顺应国家交通发展规划，发展迅速，多次获奖，“滴滴打车”服务在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在全国同类市场占有率高，经营运输信息服务平台，司机端与客户端依附于后台服务，有大量线下服务站和服务人员配合。作为一款应用程序软件，“滴滴打车”确实利用了电信和移动互联网等通讯方式的便利，但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通讯和互联网，我公司是互联网和电信服务的使用者，并非提供者。此外，原告不能证明其将商标使用在第35、38类指定使用的服务项目上，其经营网站的使用行为应属于第42类主持计算机网站性质。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

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26日，原告申请注册第11122098 号和第11122065号“嘀嘀”文字商标，均于2013年11月14 曰批准注册。前者核定服务项目为第38类，包括信息传送；计算机辅助信息和图像传送；电子邮件；电信信息；电子公告牌服务（通讯服务)；嚴供与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电讯联接服务；提供全球计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提供互联网聊天室；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数字文件传送。后者核定服务项目为第35类，包括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裔业信息；民意测验；替他人推销；职业介绍所；商业企业迁移；在计算机档案中进行数据检索（替他人)；审计；寻找赞助。

2012年7月31日，原告申请注册第11282313号“滴滴” 文字商标，于2014年2月28日批准注册，核定服务项目为第38类，内容基本同上。

2014年5月26日，原告申请公证，使用手机安装“嘀嘀打车”和“滴滴打车”软件并分别叫车，乘坐后支付费用，取得发票。软件名称和操作过程中均有“滴滴打车”字样。当曰，原告申请登陆被告“小桔科技”网站（www.xiexiebang.com/ddyddy.com 域名经营喃嘀汽车网（现使用域名为www.ddyddy.net)。原告提交网页资料及推广合同，证实该网站展示与汽车相关的新闻、信息等，其曾于2012年11月、2013年5月与广告公司签约，连续三个月和五个月在滴滴汽车网发布某车型广告和推广信息，费用为15万元和25.7万元。原告还提交了 “滴滴车主通”项目立项书和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明细表，证实其正在开发测试中的车主服务软件内容，包括查询违章、年检、保险等信息和记录，提供清洗、保养、维修等服务项目；该项目注明立项时间为2014 年1月，预定项目验收测试的时间为卻15年7月，现尚未正式投入使用。

针对以上证据，被告不认可车主通项目的真实性，称仅为立项书，系内部文件，不能排除为诉讼特意制作，且使用晚于 “滴滴打车”项目，汽车后服务内容亦不属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范围，与本案无关，其他亦不能视为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广州嘀嘀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辅助设备等，亦不涵盖在商标指定使用的范围内。其不认可网站广告合同的真实性，认为嘀嘀汽车网未能显示上线时间，没有备案，只是介绍汽车的网站，不属于对第35和38类核定项目的商标性使用。

原告提交荣誉证书等获奖证书，证实其于2011年获得广州市优秀软件企业等项荣誉。经询，原告公司成立于2006年，获得奖项系基于制作中小学校管理软件。被告认为此类证据与本案事实无关。

原告于2014年5月28日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要求被告停止使用涉案商标。被告认可收到上述信函，但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遂未回复。

被告提交了交通运输部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发布的《公交水路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关于'''' 规范发展出租汽车电招服务的通知》、《北京市出租汽车电招服务管理试行办法》等文件和通知，还有其获得的中国年度创新成长企业100强、优化生活特别贡献奖等奖项及荣誉证书，证实其新型运营模式有效缓解了都市交通拥堵，方便乘客，提升交通运输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符合使我国交通运输智能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其表示针对同类的服务，国家政策、体系机制都将其定位在信息撮合机制和出租车调度平台，归口管理属于运输服务单位，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内容并不类似。“滴滴打车”图文组合标识已经与被告公司及服务形成紧密联系，不会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

原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奖项与本案无关，文件、通知等内容中强调通过电招服务转变出租车运营模式，促进出租车行业发展，实现新的运营模式等，均属于第35类中的商业管理行为的结果。

被告提交《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以及《中国工商报》刊登的文章《嘀嘀打车为何惹诉上身》，证实相关业界认为其服务性质为从事运输相关服务，包括运输经纪、运输预定、交通 信息，属于第39类中的运输经纪等服务。其提交（2014)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5596号和（2014)浙杭西证民字第19925号公证书，证实其经营地点的标牌、网站等公示内容中，使用方式均为“滴滴打车”文字加图的方式，上方为圆角正方形中的出租车卡通图形，整体颜色为黄色，车身上半部为蓝色，下半部为黄色，“滴滴打车”四字也是黄色；公司员工中有大量信息处理人员筛选整合信息，并非一对一信息服务；公司在杭州亦有门店从事租车的实体经营；艾瑞咨询集团关于中国手机打车应用市场研究报告中亦认为被告提供的服务为运输经纪。其提交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为其出具的证明函，证实滴滴打车平台已经拥有上百万出租汽车司机和一亿乘客用户，位居同行首位，具有较高知名度，与被告及其提供的运输信息服务形成紧密对应关系。I

原告认为第39类通常指客运公司、出租车公司、物流公司等将人或物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包括物流和客运，以及提供车次、票价、始发站、途经站等票务信息服务，并不包括被告服务的内容。经纪行为系指为买卖或合作双方撮合并从其获取佣金的行为，被告不但没有收取佣金，反而给司机补贴，其提供的信息亦为商业信息。政策指导文件、规定、通知及证明函等没有法律效力；艾瑞报告中提到的被告类似公司经菅的核心环节有处理、派单、需求对接等机制和流程，被告收集乘客打车的需求信息，经过处理发送给司机，系收集商业信息，处理后发送给提供服务的一方，被告通过软件进行商业管理，改变了经营模式，是典型的商务行为。

被告提交其与中通天鸿（北京）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通信服务合同、与北京国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短信业务协议及上述业务的付费发票，证实其为通讯服务的付费使用者，并非提供者。

原告认为被告的服务系基于互联网提供，使用租用的通讯工具和渠道并不影响其提供的内容。

被告提交关于第11812231号“嘀嘀打车”图文商标驳回复议决定书、该商标及第9243846号“嘀嘀”文字、第1B36522 号“滴滴打车”图文商标挡案，上述商标申请或核定类别均为 第9类软件类，与本案法律关系无直接关联。其中“嘀嘀”文字商标的权利人为杭州妙影微电子有限公司（如11年3月申请，2012年5月21日核准注册），“嘀嘀打车”图文商标的申请曰期为2012年11月，被商标局驳回，商评委复审后决定对该申请商标予以初步审定，移交商标局办理相关事宜;“滴滴打车”图文商标的权利人为被告（2013年3月申请，2014年4月27 日初审公告）。被告以上述证据证明商评委的复审意见认为同一 类别中的“嘀嘀打车”图文商标与在先的嘀嘀”文字商标不构成近似。原告认为上述图文商标仅通过初审公告，尚未取得商标证，不能证明被告所称事实；上述结论仍可以通过相关程序改变，被告申请时的图形与后来提交的不同，车头卡通化使商标具有显著性。被告表示前后图形整体相同，只有细微调整，但与原告的纯文字商标明显不同；商标审查非常严格，如果商 标管理部门认为近似并构成混淆，不会发生上述事实。

以上事实，还有本院的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我国《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亦构成侵权。在通常情形下，确认是否侵犯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应参考被控侵权行为使用的商标或标识与注册商标的相似度，两者使用商品或服务的相似度，以及两者共存是否容易引起相关公众主观上对来源的混淆误认。

本案中原告注册的两类商标均属于服务类，申请时间分别为2012年6月和7月，批准时间为2013年11月和2014年7 月。被告注册成立于2012年6月6日，从事“滴滴打车”服务，公示的软件上线时间为同年9月9曰，当时原告商标尚处于申请期。原告商标被批准注册后进行公证时，被告经营的涉案服务处于更名阶段，由“嘀嘀打车”变更为“滴滴打车”，当时未更新完毕的相关客户端仍有使用“嘀嘀打车”的情况，对两者都有使用，后均更新为“滴滴打车”。以下统一以“滴滴打车”表述被告服务的名称。

首先，从标识本身看，“滴滴打车”服务使用的图文组合标识将其营业内容“打车”给予明确标注，并配以卡通图标，具有较强的显著性，与原告的文字商标区别明显。原告认为上述组合标识中文字“滴滴（嘀嘀)”二字最为显著，加上其他内容也不足以形成一个新的显著的标识，仍构成混淆。但文字“滴滴（嘀嘀）”为象声词和常用词，“嘀嘀”形容汽车喇叭的声音，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被指代汽车，“滴滴”的发音等同于前者，两者在被告服务所属的出租车运营行业作为商标使用的显著性较低。而被告的图文标识因其组合使用具有更高的显著性。

第二，从服务类别的相似度看，“滴滴打车”的服务对象是乘客和司机，服务内容为借助移动互联网及软件户端，采集乘客的乘车需求和司机可以就近提供服务的相关伯息，通过后台进行处理、选择、调度和对接，使司乘双方可以通过手机中的网络地图确认对方位置，通过手机电话联络，及时完成服务，起到了方便乘客和司机，降低空驶率，提高出租车运菅效率的作用。原被告对上述服务的具体内容并无歧义，但对服务性质所属类别意见不同。原告认为该服务包含了第35类商标中的替他人推销、商业管理、组织咨询、组织商业或广告展览、商业信息、计算机档案中进行数据检索（替他人)，以及第38类商标中的信息传递、计算机辅助信息、图像传送、电信信息、电子公告牌、提供网络的电讯服务、计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提供互联网聊天室、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数字文件传送等性质的内容，具体为整合司机和乘客的供需商务信息，通过软件管理，利用互联网图像传送和电话等通讯方式，进行信息的传递和发布，并通过支付平台完成交易。原告认为以上过程均符合商业管理模式和电信类服务的特征，系其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项目，侵犯其商标专用权。被告则认为其服务性质不属于上述两类服务类别，应属于第39类运输类服务，包括为客户提供运输信息和运输经纪服务。

第35类商标分类为商业经营、商业管理、办公事务，服务目的在于对商业企业的经营或管理提供帮助，对工商企业的业务活动或商业职能的管理提供帮助》服务对象通常为商业企业，服务内容通常包括商业管理、营销方面的咨询、信息提供等。原告列举被告提供服务过程中的相关商业行为，或为被告针对行业特点采用的经营手段，或为被告对自身经营釆取的正常管理方式，与该类商标针对的由服务企业对商业企业提供经营管理的帮助并非同类。而任何公司进行经营活动，均可能包含“商业性”、“管理性”的行为，以是否具有上述性质确定商标覆盖范围的性质，不符合该类商标分类的本意。

第38类服务类别为电信，主要包括至少能使二人之间通过感觉方式进行通讯的服务，设定范围和内容主要为直接向用户提供与电信相关的技术支持类服务。“滴滴打车”平台需要对信息进行处理后发送给目标人群，并为对接双方提供对方的电话号码便于相互联络。上述行为与该商标类别中所称“电信服务”明显不同。该类别中所称提供电信服务需要建立大量基補设施，并取得行业许可证。在发展迅速的互联网经济下，传统行业开始借助移动互联和通讯工具等开发移动应用程序，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行业进行整合，发展不同于传统行业的新型产业模式。被告经营的项目即为此类。在这种背景下，划分商品和服务类别，不应仅因其形式上使用了基于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业务产生的应用程序，就机械的将其归为此类服务，应从服务的整体进行综合性判断，不能将网络和通信服务的使用者与提供者混为一谈。“滴滴打车”服务并不直接提供源于电信技术支持类服务，在服务方式、对象和内容上均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项目区别明显，不构成相同或类似服务。原告所称其商标涵盖的电信和商务两类商标特点，均非被告服务的主要特征，而是运行方式以及商业性质的共性。

第三，原告对其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亦是判断被告的使用是否对其造成混淆服务来源的参考因素。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其此前主营的软件为教育类，嘀嘀汽车网主要提供汽车行业新闻及销售推广；其提供的车主通项目与“滴滴打车”的服务并不类似，且尚未实施，其所称立项时间为2014年1月，当时被告服务已经以上线超过一年。因此，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在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范围内对注册商标进行了商标性使用，也未在与“滴滴打车”同类服务上使用。被告的图文标识则在短期内显著使用获得了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市场占有率高，拥有大量用户。从两者使用的实际情形，亦难以构成混淆。

此外，“滴滴打车”软件的上线时间为2012年9月9日，原告商标的批准时间为2013年11月和2014年7月，均晚于被告图文标识的使用时间。同时考虑被告的服务与原告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类别不同，商标本身亦存在明显区别，其使用行为并不构成对原告的经营行为产生混淆来源的影响。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对“滴滴打车”图文标识的使用，未侵犯原告对第 11122098号、第11122065号“嘀嘀”和第11282313号“滴滴”注册商标享有的专用权。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州市睿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原告广州市睿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曰起十五曰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如上诉期满后七曰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王宏丞 人民陪审员 庞奎玉 人民陪审员 陆友才

书记员 李曼

第二篇：北京天应赢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北京华宇时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海民初字第32719号

原告北京天应赢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前勇，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褚彦丰。

被告北京华宇时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丽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筱琦，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霞。

原告北京天应赢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应公司）与被告北京华宇时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范君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前勇、褚彦丰，被告华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筱琦、李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应公司诉称，2005年8月24日，天应公司与华宇公司签订一份联销合同。合同约定：天应公司经营“一朵”化妆品业务；华宇公司给天应公司提供经营场地和商场有关经营条件，并负责收银；以当月最后一日为结算日，华宇公司从天应公司的当月销售额中提取25%作为联营分成，并于次月5日至15日之间安排对帐，于该月20日前把扣除分成收益后的款项，以票据形式支付给天应公司。华宇公司在2007年4月30日以天应公司销售供应商提供的其他品牌化妆品为由罚款50 000元，并从华宇公司所收的天应公司销售款项中强行扣留。天应公司认为华宇公司不是行政机关，没有罚款权，其所扣留的50 000元没有合法依据。况且，天应公司所售的化妆品 1

都是有同一经销商提供的同一系列产品，华宇公司已默许，只是换了销售主管后引起争执。双方之间也没有约定华宇公司可以扣留天应公司的50 000元的约定，华宇公司占有该款没有法律依据，给天应公司造成了相应的损失。天应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华宇公司返还50 000元及其利息损失6000元，总计56 000元。

被告华宇公司辩称，2007年4月30日，天应公司向华宇公司交付的50 000元是违反《联销合同》而交纳的违约金。天应公司超范围经营的行为不仅违反双方的合同约定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更违反了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严重的违规行为。华宇公司作为商场，应当对该行为予以制止，并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天应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华宇公司退还相应款项，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现双方合同已经解除，撤店协议也约定得非常清楚，相关事宜已经履行完毕。

经审理查明：2005年8月24日，华宇公司（甲方）与天应公司（乙方）签订《联销合同》，约定乙方在甲方提供的经营场地经营“一朵”化妆品业务，合同有效期为2005年8月24日至2006年8月30日；乙方销售的商品应符合合同约定，不得任意增减变更；乙方新增经营项目或服务项目时，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方可进行，否则甲方有权拒绝，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乙方需遵守甲方所实行的商品管理规定，销售的商品以本合同的规定为限；乙方每月销售额以甲方收银记录为准，以当月最后一日为结算日；甲方于次月5日至15日之间安排对账，对账无误后，由乙方于该月20日前按扣除甲方分成额后的余额，开增值税发票于甲方，并交纳相关费用；甲方于结算日起30日内将扣除分成收益后的款项，以票据形式支付给乙方；乙方同意甲方对其所提供商品的质量、标识、计量等进行不定期检查，若发现假冒、伪劣、标识不符或顾客投诉以及乙方被政府有关部门处罚的，经查实，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停止销售，乙方承担所有费用并向甲方交纳违规销售金额1-5倍的合同违约金；甲、乙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并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要求赔偿并解除合同：„

②所经营商品的质量、内容，无法达到甲方要求的，„。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了合同，天应公司进场进行“一朵”品牌化妆品的销售。后天应公司在其租用的柜台上同时销售“花颜多香”品牌的化妆品，进场时未经过华宇公司审批，但在商场结算时统一用“一朵”品牌结算。为此，华宇公司做出对天应公司罚款50 000元的决定。

2007年3月22日，天应公司致函华宇公司，表示同意《关于“华宇公司对天应公司的处理意见”的函》的处理方法，即北京东丽盛化妆品有限公司在华宇公司继续经营，天应公司同意华宇公司对其的处罚，罚款额由天应公司在华宇公司的货款中扣除，剩余货款以及封存在华宇公司的“花颜多香”货品与天应公司进行结算返还。

2007年4月30日，天应公司向华宇公司交纳罚款50 000元。2007年7月25日，华宇公司给付天应公司货款47 722.57元。另查，2006年4月14日，天应公司向华宇公司开出数额为 105 509.31的增值税发票一张。2006年5月15日，天应公司向华宇公司开出数额为 46 998.44的增值税发票一张。2006年7月17日，天应公司向华宇公司开出数额为20 824.87的增值税发票一张。2006年8月14日，天应公司向华宇公司开出数额为40 405.11的增值税发票一张。2006年9月12日，天应公司向华宇公司开出数额为1319.99的增值税发票一张。2006年10月23日，天应公司向华宇公司开出数额为3874.50的增值税发票一张。

庭审中，华宇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2006年7月28日的商务函、2006年12月28日的商务函，天应公司申请的证人徐宝坤亦出庭作证，用于证明形成50 000元罚款的事实经过。2006年7月28日的商务函内容主要为华宇公司发现天应公司在“一朵”化妆品专柜中同时销售非合同范围品牌，未经其审批及品牌备案，已违反合同约定，华宇公司将对天应公司专柜中非合同范围内的品牌进行下架封存，冻结公司货款，要求其承担华宇公司的处罚金额。因当时天应公司还在华宇公司的柜台进行经营，庭审中华宇公司陈述是将该函件直接送至天应公司所在柜台，内容与案件实际发生结果亦相符，且在送达上没有障碍，故本院对该函件予以认可。对于2006年12月28日的商务函，因合同已经于2006年8月到期，且华宇公司未就其已经送达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该函件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天应公司提供的联销合同、50 000元的收据、增值税专用发票6张、进帐单2张、明细表1份、证人徐宝坤的证人证言及华宇公司提供的联销合同、2006年7月28日的商务函、2007年3月22日天应公司的回函及本院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天应公司与华宇公司签订的联销合同于法不悖，应为有效。天应公司以华宇公司无罚款权为依据而主张50 000元罚款为不当得利，进而请求返还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对此，华宇公司提出该款的性质实为违约金的抗辩，且认为实际上该金额亦是根据合同违约金条款计算得出。就该问题，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对于双方争议的基础即天应公司是否违约的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天应公司在华宇公司的卖场销售的商品应以合同的规定为限，而合同约定仅限于“一朵”化妆品的销售。天应公司承认其销售了“花颜多香”品牌的化妆品，但主张其是同一系列产品。但“花颜多香”与“一朵”系两个不同的品牌，依合同约定，在销售“花颜多香”品牌的化妆品时应得到华宇公司的认可和批准，天应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故本院对天应公司违约行为的真实存在予以确认。

其次，50 000元是何性质的问题。华宇公司作为一家公司并不具备罚款权这种权力，结合案情，该款项是在天应公司违反约定销售其他品牌化妆品产生的后果，在天应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华宇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做出了罚款决定。从双方往来信函的措辞上亦可以看出，该款项是对天应公司违约销售的处罚，其数额亦是根据合同约定而产生的，故本院对华宇公司主张该款项是合同违约金的抗辩予以采信，对天应公司认为其是不当得利的主张不予支持。

再次，华宇公司是否应当返还50 000元及利息的问题。结合以上论述，50 000元的性质为违约金，华宇公司主张其计算方法是依据天应公司的营业额，由双方协商计算得出。根据合同约定，如天

应公司存在销售标识不符的违约行为的，华宇公司有权要求其停止销售并向华宇公司交纳违规销售金额1至5倍的违约金。因天应公司存在销售标识不符的违约行为，即销售了“花颜多香”品牌的商品，故华宇公司对其做出违约金处罚有合同依据。天应公司在2006年被扣的销售金额达到11万余元，华宇公司做出的罚款金额小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最低数额即违规销售额的1倍，故对于华宇公司实施5万元违约金处罚，本院予以认可。天应公司在2007年3月22日的函件亦同意华宇公司进行处罚，罚款金额在货款中扣除，双方对罚款及退还相应货物及货款进行了约定。天应公司提出其是因为货物及货款被华宇公司扣留才同意交纳罚款，但并未提供足够反证证明2007年3月22日函件表意的真实性，后货物和货款已经按照双方的合议进行了处置，故本院对其该说法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天应公司以华宇公司无罚款权为依据而主张50 000元罚款为不当得利，进而请求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天应赢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六百元，由原告北京天应赢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不服判决部分交纳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范 君

二ＯＯ九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殷 华

第三篇：上海观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海民初字第31332号

原告上海观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立，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戎朝，上海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耀文，上海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晓明，副总裁。

委托代理人缪欣言，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一宏。

原告上海观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观视公司）诉被告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间房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观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戎朝、谭耀文，被告六间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缪欣言、刘一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观视公司诉称，我公司系电视连续剧《凤穿牡丹》（以下简称《凤》剧）之信息网络传播权人。六间房公司系六间房网（网址为）之经营者，六间房网存储诸多的网友未经我公司许可而上传的《凤》剧视频文件，上网者可以在线播放上述《凤》剧视频文件。六间房公司在网友向六间房网上传《凤》剧视频文件之时，未尽著作权审查义务，改变网友向六间房网所上传的《凤》剧视频文件，且其通过广告方式直接从《凤》剧视频文件中获得经济利益，故六间房公司应与上传侵权《凤》剧视频文件的网友共同向我公司承担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之责任。六间房公司之侵权行为已给我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故我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六间房公司向我公司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公证费1000元、差旅费6000元以及律师费2.3万元。

被告六间房公司辩称，我公司对观视公司系《凤》剧之信息网络传播权人不持异议。我公司经营的六间房网确曾向上网者提供《凤》剧视频文 1

件的在线播放服务，但我公司仅系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凤》剧视频文件均系由网友上传至六间房网，我公司并未改变网友上传的《凤》剧视频文件。我公司已在六间房网提示网友不得上传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视频文件，且我公司所具备的审查能力主要限于审查网友上传的视频文件是否包含反动、黄色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内容。我公司已于收到本案起诉书之后将涉案《凤》剧视频文件从六间房网删除。我公司并不存在侵权行为，故不同意观视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于2007年4月1日为浙江华新影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公司）颁发编号为甲第130号的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浙江省广播电视局于2008年4月25日为《凤》剧颁发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其中载明制作单位为华新公司，合作单位为浙江广厦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公司）和东阳华视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视公司），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编号为甲第130号，长度为38集X46分钟等。

辽宁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凤》剧DVD封套注明：出品单位为广厦公司、华新公司和华视公司。

广厦公司和华新公司于2008年2月8日共同出具授权书，主要内容为：授权方为广厦公司和华新公司，领权方为华视公司；华视公司为华新公司之子公司，华新公司为广厦公司之子公司；授权节目为38集的《凤》剧，授权期限为2008年2月8日至2012年2月7日，授权地区为中国大陆；授权权利包括国内电视台播映、信息网络等新媒体传播、广播、提供等在内的所有著作权的独家行使权利；领权方有权转授权第三方全部或者部分行使上述权利，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允许第三方以第三方的名义，独立采取法律行动，调查、制止侵权，进行证据保全公证，提起索赔诉讼等。

华视公司于2008年7月7日出具授权书，主要内容为：华视公司授权观视公司38集的《凤》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独家使用权和转授权；授权区域为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授权范围为以计算机为终端的信息网络传播独占许可使用权和转授权权利，使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点播、定时直播、下载等；观视公司有权以法律手段单独或与华视公司一并对本授权书授权后或授权前的其他第三方侵犯本授权书所涉权利的行为进行维权；授权期限为2008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等。

六间房公司经营的六间房网（网址为）为网友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该信息存储空间主要存储视频文件。六间房网首页及其他页面下方均载有声明，内容为“本站所有视频均由用户自主上传。如有版权异议，请和本站联系”。六间房公司称六间房网对用户上传内容不做改变，如发现六间房网所载的用户上传内容涉嫌侵权的著作权人书面通知六间房公司，六间房公司承诺在收到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后将依法采取包括移除在内的相应措施。六间房网的“帮助中心”栏目关于“上传完成后，我为什么不能立即看到视频？”问题的解释为：“视频上传完成后，需要经过两个处理过程，才能够正式发布：第一，格式转换。所有视频都必须由服务器统一转换成FLV格式。第二，人工审核内容的合法性。这两个过程通常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另，六间房网首页及其他页面多处登载广告。

在六间房网首页设置的搜索栏输入“凤穿牡丹”进行搜索，可以搜索到45个视频文件结果，视频文件简介信息包括截图、文件名称、“房东”（上传网友）、播放次数和上传时间等，其中视频文件截图均出自《凤》剧。选择视频文件结果列表中的“凤穿牡丹（38集）”，显示信息包括：频道为影视，视频数为38，订阅为1，播放为278 619，更新为2008年6月21日等；选择其中的部分视频文件进行在线播放，播放之时左上角交替显示“六间房”及“6.cn”标识，播放器底部登载有广告。上海天闻律师事务所于2008年8月5日在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公证人员监督之下对六间房网向上网者提供《凤》剧视频文件的在线播放服务之情况进行证据保全，并于2008年10月24日向上海市静安公证处支付公证费1000元。六间房公司称其已于收到本案起诉书之后将涉案《凤》剧视频文件从六间房网删除，观视公司对此予以认可。

观视公司认为六间房公司将网友上传的视频文件进行格式转换、在《凤》剧视频文件中添加贴片广告和设置拼图游戏、在《凤》剧视频文件播放页面交替显示“六间房”及“6.cn”标识等行为，已改变了网友上传的《凤》剧视频文件。

观视公司曾与上海天闻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并曾于2008年10月22日向上海天闻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万元。观视公司称其在本案中仅主张律师费2.3万元。

上述事实，有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广厦公司和华新公司共同出具的授权书、华视公司授权书、《凤》剧DVD、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公证书、公证费发票、聘请律师合同、律师费发票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且在无相反证明情况下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凤》剧DVD封套注明出品单位为广厦公司、华新公司和华视公司，且华新公司持有甲第130号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凤》剧的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载明《凤》剧的制作单位为华新公司，合作单位为广厦公司和华视公司，故本院在六间房公司对此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确认广厦公司、华新公司和华视公司系38集的《凤》剧之制片者。广厦公司和华新公司已将《凤》剧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独家授权华视公司行使，且授权华视公司转授权以及以自己的名义制止侵权之权利；此后华视公司将《凤》剧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家授权观视公司行使，且授权观视公司转授权以及以自己的名义维权之权利；且六间房公司对观视公司系《凤》剧之信息网络传播权人不持异议，故本院依据现有证据确认观视公司系《凤》剧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人，观视公司系本案的适格原告。

六间房公司作为六间房网之经营者应对该网站承担法律责任。六间房网所载视频文件结果列表中的“凤穿牡丹（38集）”显示视频数为38，该数字与《凤》剧之实际集数相互对应，且证据保全公证之时所选择的视频文件均可正常在线播放，本院在六间房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情况下，依据现有证据确认六间房网存储的涉案《凤》剧视频文件涉及《凤》剧全部内容且均可正常在线播放。涉案《凤》剧视频文件播放之时，左上角交替显示“六间房”及“6.cn”标识，播放器底部登载广告，上述标识以及广告并非《凤》剧中所有，亦非网友向六间房网上传涉案《凤》剧视频文件时所添加，而系六间房网使用的视频文件播放器所预置，本院认为“六间房”及“6.cn”标识已产生指示视频文件来源之作用，且视频文件播放之时播放器底部登载的广告亦有违《凤》剧著作权人之本意，六间房公司已改变网友所上传的涉案《凤》剧视频文件。观视公司称六间房公司在《凤》剧视频文件中添加贴片广告和设置拼图游戏，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六间房公司在经营六间房网过程中，鼓励网友向六间房网上传视频文件，并使六间房网形成较大经营规模。六间房网向上网者提供数量巨大的视频文件在线播放服务，六间房网之经营意义已非简单地鼓励原创和为视频文件爱好者提供交流平台，而系使用网友上传的电影、电视剧和原创等各类视频文件以丰富充实六间房网内容、吸引上网者关注和增加浏览量，并进而吸引广告投放且获得经济利益。虽六间房网存储的视频文件数量巨大致使六间房公司客观上确实难以对每个视频文件之权属状况进行详细审核，但从六间房网将“影视”设置为独立的频道一节，可见六间房公司明知六间房网存储的视频文件中包括大量的非原创的电影、电视剧视频文件，六间房公司在此种主观状态之下应对“影视”频道之下的非原创的电影、电视剧视频文件承担相应的审查义务；且涉案《凤》剧视频文件已涉及《凤》剧之全部内容，此种情况已有异于视频文件爱好者将其原创作品陆续上传之正常情形；且作为个人之网友信息网络传播《凤》剧已经相关著作权人合法授权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六间房公司应对网友上传涉案《凤》剧视频文件之情况特别加以注意，并应通过审核和查询以确认涉案《凤》剧视频文件是否涉嫌侵权。本院认为六间房公司在客观上具备完成此种审查和核实工作之能力，但在本案中六间房公司仅采取在六间房网首页及其他页面登载声明等方式为相关著作权人设置发现涉嫌侵权视频文件之补救措施，而并不对电影、电视剧视频文件之上传网友是否已经相关著作权人合法授权进行实际审查，六间房公司对于六间房网存储的电影、电视剧视频文件著作权之实际注意程度显未达到与六间房网存储视频文件之经营规模相匹配的注意义务程度。如六间房公司仅将其著作权审查义务定位于任由网友上传电影、电视剧视频文件而后等待相关著作权人发现侵权并事后采取补救措施，必将致使六间房公司实际占有数量巨大的电影、电视剧视频文件资源而无须进行任何主动的著作权审查工作，致使六间房网形成较大经营规模并由此获得经济利益，故本院认为六间房公司之行为系属不负责任地随意占有他人知识成果、以消极方式放任或默许侵害结果发生并据此获得经济利益之行为。

六间房公司作为向网友提供内容主要为视频文件的信息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其已改变网友所上传的涉案《凤》剧视频文件，且不属不知道亦无合理理由应当知道网友提供的涉案《凤》剧视频文件涉嫌侵权之情形，故六间房公司应与上传涉案《凤》剧视频文件之网友共同向观视

公司承担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之责任。

观视公司认可六间房公司已将涉案《凤》剧视频文件从六间房网删除，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六间房公司应向观视公司赔偿经济损失，本院综合考虑《凤》剧的制作成本和知名度、六间房公司的经营规模及侵权持续时间、证据保全公证之时的涉案《凤》剧视频文件点播次数、网络用户在六间房网完整观看《凤》剧之可能性、六间房公司的主观过错以及其他侵权情节等因素依法确定该经济损失数额，不再全额支持观视公司的诉讼请求。六间房公司对于观视公司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亦应一并予以赔偿。观视公司对于其不合理的部分诉讼请求所对应的诉讼费用应自行予以负担。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上海观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费用共计一万五千元；

二、驳回原告上海观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六千二百五十元（原告预交），由原告上海观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四千二百五十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千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不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 坚

人民陪审员 祖砚铭

人民陪审员 施燕涛

二○○九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郭振华

第四篇：北京智扬伟博科技发(东莞)有限公司、河南省开封市城市管理局居间合同纠纷案2009-04-01

北京智扬伟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河南省开封市城市

管理局居间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08)民申字第1364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剑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敏，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智扬伟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益群，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开封市城市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陈传智，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克俊，河南正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简称创思公司)与北京智扬伟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智扬公司)、开封市城市管理局(简称开封城管局)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 12日作出(2007)豫法民二终字第166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8年12月4日，创思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创思公司申请再审称，1．本案一、二审判决存在被告开封城管局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本案的案由为合同纠纷，法院判决的事实依据也是2006年2月27日申请再审人创思公司和被申请人智扬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而该份《协议书》的签约方只有两方，即申请再审人和被申请人。虽然在该份《协议书》中出现过“招商人(开封市城市管理局)”字样，但被申请人开封城管局不是该份《协议书》的签约方，所以被申请人开封城管局与被申请人智扬公司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被申请人开封城管局与本案合同纠纷无关。本案被申请人(即一审原告)智扬公司为了在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取得管辖权，错误地将被申请人开封城管局列为本案合同纠纷的一审被告，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仍将开封城管局列为被告。尽管开封城管局在答辩状中屡次强调其与本案无关，但一、二审法院置之不理，依然将其列为本案被告。因此，本案只有一个被告，即申请再审人创思公司，本案一、二审判决存在被告开封城管局主体不适格的问题。2．本案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本案的案由是合同纠纷，被告只有一个，即申请再审人创思公司。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本案的管辖法院应是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即一审被告)创思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和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被申请人智扬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而上述管辖法院均不是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3．本案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对智扬公司起诉开封城管局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法院处理不当。本案二审法院判决缺乏事实依据。4．本案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被申请人智扬公司、被申请人开封城管局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时，对于被告的要求是“有明确的被告”。本案一审原告智扬公司起诉时，将创思公司和开封城管局均列为被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告明确性要求。因开封城管局住所地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时依据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权并无不妥。创思公司如认为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有权在一审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不服

一审裁定的，还可提出上诉通过二审程序主张。但经本院审阅一审卷宗，申请再审人创思公司在一审答辩期间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因管辖权已经确定，开封城管局是否为适格被告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即使人民法院查明开封城管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裁定驳回了智扬公司对开封城管局的起诉，亦不影响已经开始的实体审理程序，不需再移送案件。另，合同履行地是指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地，本案居间合同的主要义务履行地应为居间行为地。据原审认定的创思公司项目参与人赖志文给智扬公司董事长郭益群出具的感谢信中关于智扬公司在开封市接待创思公司高层，以及协助创思公司竞投开封项目等内容，开封市作为居间合同所指向项目的所在地，可以认定为本案居间合同履行地，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亦可据此行使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违反专属管辖、专门管辖规定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管辖错误”，本案一审法院系起诉状所列被告住所地法院，亦为合同履行地法院，不构成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情形。因此，申请再审人关于原判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申请人开封城管局是否为适格被告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在管辖权确定后，开封城管局是否为适格被告并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且一、二审判决均未判决开封城管局承担实体义务，未对案件正确判决产生影响，不符合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启动再审的条件。关于申请再审人主张的本案判决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两项事由，因申请再审人仅列举两项法定事由，未阐明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予认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高 珂

代理审判员 王胜全

代理审判员 刘小飞

二○○九年四月一日

书 记 员 邵海强

第五篇：上诉人保定市康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保定天威卓创电工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上诉人保定市康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保定天威卓创电工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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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保定市康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保定天威卓创电工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保定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3）新民初字第872号民事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8月，康泰公司与卓创公司订立《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卓创公司为康泰公司提供配电箱240台，用于安装在天威集团南院家属区，合同价款为413690元。合同签订后，卓创公司向康泰公司提供该配电箱。工程验收后支付价款95%，预留5%质保金于验收合格后一年后付清。”此后卓创公司依约提供了全部配电箱。2010年12月24日，康泰公司付款10万元，2012年12月5日，康泰公司付款10万元。此后康泰公司一直未付剩余款项，尚欠卓创公司203690元。2013年8月24日，保定天威集团物业管理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康泰公司从卓创公司购进的240台配电箱已经安装在天威集团南院公建及单身公寓项目，并于2010年交付使用，由天威物业公司管理。

原审法院认为，康泰公司与卓创公司对双方合同的内容无异议，康泰公司认为卓创公司应提供实际履行该合同的证据，对此，卓创公司提交了产品需方签字的出货单及配电箱使用单位的证明，证明合同项下的产品使用单位已于2010年实际验收并交付使用。结合双方签订合同第九项，工程验收合格后，支付货款等内容，加之康泰公司已经向卓创公司支付部分货款。以上行为可以证实卓创公司已经向康泰公司交付合同项下240台配电箱，且康泰公司为之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单位已经验收并使用。故康泰公司以卓创公司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及货物未进行验收为由，抗辩卓创公司要求康泰公司付款的主张不能成立，康泰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向卓创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对于合同价款扣除卓创公司支付安装费1万元，康泰公司实际应付款总额为403690元，康泰公司已经实际付款20万元双方均无异议。综上，康泰公司现应向卓创公司支付剩余货款20369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康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卓创公司货款20369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87元，由康泰公司负担。

上诉人康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交付了全部的货物主要依据的事实和证据为“施工单位签字的出货单”“、配电箱使用单位的证明”、合同中验收后付款的约定和上诉人认可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上诉人认为依据上述证据和事实不能推定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交付了约定的全部货物；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关键证据。上诉人在开发建设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项目过程中，天威集团向上诉人指定使用被上诉人的配电箱。故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09年8月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只向上诉人交付了部分数量的配电箱，上诉人向其据实结算，并不欠被上诉人的货款。被上诉人要证明其向上诉人交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配电箱，起码要向法庭提交上诉人为其出具的收货单或者交接单，并且应该提交验收合格的证据。一审判决在没有上述关键证据的前提下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主张，显

然证据不足。

被上诉人卓创公司辩称，（一）根据双方订立合同被上诉人所提供的配电箱全部用于天威南院宿舍，配电箱的安装工程是由上诉人负责完成，而这个工程已经验收合格，天威物业管理公司出具证明，证明它是整个天威南院的管理单位，证明有240台配电箱，说明被上诉人提供的产品已经为上诉人的产品已经验收合格并且使用；

（二）在所有的9份出库单上签字单上是施工单位人员，虽然上诉人不承认，但是因为有天威物业公司证明，所以这两份证据可以互相印证，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

双方在二审期间均没有向法庭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

法院认为，2009年8月康泰公司与卓创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对合同内容均无异议。2010年10月，配电箱的使用单位对工程进行了验收，工程验收合格。康泰公司于2010年12月24日和2012年12月5日分两次支付给卓创公司20万货款。卓创公司提交了产品需方签字的出货单、配电箱使用单位的证明，结合双方签订合同第九项的内容以及康泰公司已经向卓创公司支付部分货款事实，主张已经履行完合同约定，即向康泰公司交付合同项下240台配电箱，康泰公司尚欠卓创公司货款203690元，法院予以支持。康泰公司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缺乏关键证据，但并无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法院未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对该纠纷的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康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