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行不通之原因探究(精选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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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行不通之原因探究

论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行不通的原因探究

(赵玉枝,女,生于1991/5,本科毕业于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为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专业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源远流长,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思想。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由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而自由主义不能提供解决民族危机的立竿见影的手段,更无法真正融入到中国传统思想信仰的深层,多重的压力最终阻碍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关键词:自由主义;民族危机;奴性;政党政治

正文:自由是古老的,而自由主义则是近世的产物。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自由主义,西方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自由的生成条件,并使其在17世纪后发展成为一种可以辨认的思想要素和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对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无疑是一种产生西方的舶来品,只是它不可避免的涂上了本土的色彩。

一、自由主义基本理论

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自由主义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哲人们“认识你自己”的追问中产生对主体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在对自我的探究追问中产生对自由的认识。“自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思想家们赋予“自由”不同的涵义,霍布斯认为,“自由按照其确定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这是从自由的原意出发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孟德斯鸠则把自由归结为人的一种能力或权利, “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从对自由的概念的认识,其后自由扩大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一种社会的原则,自由主义的产生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而出现的。在自由主义理论中,个人享有超乎集体、社会、国家的优先权,个人是本源性的,社会、国家是派生性的,个人可以享有自由,但必须以他人的自由为界。

作为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自由主义并非一成不变,在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时,应该考虑到不同时空背景下它所发生的流变,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一、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失败的原因

纵观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自严复起,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未停下对自由主义追求的步伐,但是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并未成为主流思想,造成中国历史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理论积淀不足。中国自由主义有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特点,先天不足主要是指自由主义终究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舶来品,并非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另外,中国的自由主义这个舶来品是对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的修正品,它缺少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后天失调是指自由主义在传入中国社会后,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救亡图存的外在压力迫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加偏向对自由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考量,再加上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些著作的认识不足,对西方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把握不够透彻和完整,因而在宣扬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偏颇。在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自身的理论淀十分有限,加上急迫的现实需求,使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论重心选择上更乐于接受19世纪以后流行于西方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理论,因此与西方纯正的自由主义理论相比,中国的自由主义显示出本土特色。

第二,中国社会的奴性厚重,与自由平等的理念相悖。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三纲五常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深远,纵观中国社会的劣根性,奴性是最突出的,而这种奴性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人对于政治的参与度不高,对于推翻现有的封建专制体制的观望态度。奴性的反义词就是独立,正如胡适先生关于自由和独立的观点,不要想着怎么争自由,自由是外界给的,人应该先谋求自身的独立,给了自由不独立仍然是奴隶。因此,中国人的奴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人的人格独立性不足,没有一定的人格独立,追求自由平等的理念便是更加艰难。

第三,阶级基础薄弱。虽然自由主义运动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但它的成败与否并非完全在知识分子手中,而是依赖中国社会结构层次变迁中特别是时中产阶级的发展。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动荡不断,中国社会几经分化,市民社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未形成一个自由主义可以依赖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社会,城市阶层和知识分子占少数,中国社会还是以农耕社会下的农民和地主为主,这就决定了自由主义缺乏阶级依靠,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中国自由主义声势浩大,但终究因为在社会力量上缺乏支持而举步维艰。

第四,不利的政治现实。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血泪史,民族救亡是时代的主题。在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趋于白热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又是艰难曲折之时,疾风暴雨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社会改革,国民急于寻求快速摆脱民族危机的良策,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自然是与社会现实的需求有所背离,渐进的改良方式并不能满足人们救亡图存的心理。此外,自由主义对秩序十分看重的,自由主义所假定共同标准在中国社会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种标准的手段。自由主义的发展也是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无法给予的,动荡的社会使得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夹缝中发展,自然是缓慢而又弱小的。

第五,自由主义者对政党政治的疏漏。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朋党”是最缺乏合法性的政治行为,而现代政治最大的特征却是政党政治。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深知政党之于现代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内忧外患造成的特定历史环境下,他们却不得不用心拿捏自己组党的热情,生怕给混乱的政局再添几分不安。“中国自由党”在经历漫长的孕育期后,最终胎死腹中,造成这种悲剧后果的原因很多,但其与王牌人物胡适先生的态度和影响有关。对于政治上“轨道”的考虑,胡适从内心希望自由主义者组织一个自由党,而他本人的性格却是更乐于扮演一个“超然”、“独立”的,立于各党各派之上的“监督政党的政论家”的角色,这种组党的态度和热情度不利于自由主义向更加成熟方向的发展。

结语

西方自由主义孕育于西方社会,再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逐渐成熟,它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西方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的产物。中国的自由主义源于西方,但由于历史和当时社会现实的种种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在近代中国社会成为一种主流思想,但这并不能说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失败的,它所宣扬的权利制衡、公民自由等理念在中国社会流传开来,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成熟必然是有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1]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60-168.[3]何兆武.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158.[4]胡伟希.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J].甘肃社会科学,1994,(2).[5]胡适.胡适日记全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39.

第二篇:新闻哲学观念论之自由主义传播

新闻哲学观念论之自由主义传播

作者:胡兴荣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更新时间:2009-10-13 17:16:53

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奠基时代,近代英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起源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民主哲学。古代的中国、希腊、罗马、埃及、中东以及美洲的印第安民族,都曾经产生过自由民主的思想。但更确切地说,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直接来源于希伯来文化(Hebrew Culture)、希腊文化(Greek Culture)和英国文化(British Culture)。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为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的欧洲学者,提倡启迪蒙昧、普及文化,注重人类理性与个人自由,排斥宗教和国家权威,以实现世界各国的民主革命。当时,面对这一空前的挑战,传统观念的权威已经根本动摇,群众开始怀疑集权主义并且相信:人类可凭自身的能力去理解社会,不需要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便可洞悉整个世界的体系,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可进而发展为驾驭世界的方法。这次知识革命可谓“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观念基础。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变化,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出现了多元化。

一、自由主义传播的源起

从社会起源上说,集权主义传播理论源自混沌主体性,这一情况催生了强制的新闻传播秩序与观念。而自由主义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传播理论的发生机制为分化主体性。主体分化,是指社会主体关系的变动。而所谓分化,不是分割、分裂,而是社会利益主体的结构复杂化和功能专门化。[1]

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原因就在于二者的社会起源不同,即:混沌主体与分化主体的形态存在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分化的主体是异质化的,而混沌的主体恰好相反。分化的突出标志即为利益获得和价值实现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发生质的差异。针对分化主体性理论,季燕京博士整理出新闻哲学需着重把握的三个要点,我们作如下阐述:

1.集权主义传播之所以会为自由主义传播所取代,是因为社会利益和信息交换方式发生了变革,归根结底则是同质主体向异质主体关系转化的结果。一旦同质主体关系完全转变为异质主体关系,集权主义传播就销声匿迹,社会进入自由主义传播阶段。此时的社会传播,不仅在对象领域、媒介手段、功能目标等方面呈现出价值多样化的态势,而且促进了新闻传播作为传播社会认识方式的独立功能的形成,这样,社会认识内容的丰富性和客观性才得以表现。

2.社会的不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主体形态。各个主体形态所呈现的利益行为方式和主体意识各不相同。集权主义所反映的主体意识是统治者的意志,强权统治是他们维护利益的行为方式。自由主义恰恰相反,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因此,自由、平等、公正和民主成为自由主义最突出的主体意识,维护社会利益、争取公众信任是政府生存的前提。这种状况的出现,主体分化功不可没。主体分化到一定程度便具备了社会利益平等交换的基本条件。而社会利益的平等交换为社会主体平等交换信息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平等交换信息关系的形成,促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及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诞生,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

3.分化体现了人类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内容与方式的多样性,同时也表明了人们的价值及目标的丰富性。这较之混沌主体形态中观念与行为完全模式化的同质主体显然更为先进。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体的异质化程度不仅是人的主体性水平的标志,而且是社会的发达程度及其运行效率的标志。在传播领域则表现为媒体产业化以及由新闻传播所展现的内容和认识方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社会主体利益行为和价值实现机制的异质化,导致了分化主体认识的多样化。为了实现利益交换的最大效率,不同主体之间必然要求具有相应平等的信息交换关系,而社会是否具备这种条件,则取决于社会主体分化的成熟与否,包括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确立的成熟与否。因此,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如印刷技术等),信息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这一社会认识方式能否独立和平等沟通,是由信息平等交换的条件决定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发生、发展的深层机制也正在于此。[2]

在关于新闻起源的问题上,大部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学者皆认为,新闻传播起源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获取信息的本能或欲望(新闻欲)。而这种好奇心和本能,则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关于新闻起源观念的核心。

所谓“本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本能指人类的动物性或生理性的本能;广义则指人类所具有的包括动物性和非动物性在内的总体本能。西方新闻学中对本能概念的阐述,从来都不是指动物性的,而是侧重于心理的本能。以这种起源观为出发点,新闻学者们从逻辑上推演出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一系列观点。

二、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观点

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观点与集权主义传播理论是背道而驰的。这突出表现在两者对“人性问题”、“社会的特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团体与个人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特质”、“国家与个人价值尺度”等问题的探讨上。

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具有独立思考及判断的能力,可以依据经验分辨是非善恶。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是人,每一个人,作为思想的有机体,均能够认识其周围的世界,也能够做出促进社会利益实现的相关决定。

因此,个人的意见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社会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安乐;个人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社会、国家共同的最终目的。这一哲学观点虽然承认国家是有用、必需的工具,但反对将国家“实体化”、“人格化”、“神化”。换言之,国家的存在,只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人类能够发挥其潜在的智能,创造出更多的幸福。至于真理,不是权力的特产,而是分布在每人心中,只要言论自由,真理自然会出现。

针对团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不合理的集权体制,导致了人有时无法运用上帝所赋予的理性来解决人类问题。但从长远观之,真正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只是个人的决心、意志、能力和财力等。所谓的英雄、领袖,只不过是以个人为要素的组织中的成员,上帝从未偏爱过他们,更不会赋予他们管制、统领别人的权力。

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关于国家与个人价值尺度的观点,也不同于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在它看来,人所拥有的思想、记忆和借鉴经验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不仅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还使人成为文明世界的基本单位和向前发展的推动者。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由流通的信息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出自己的成就,这不仅是人生的最终目标,也是国家、社会的目标。而若让政府掌握所有的权力,使它成为万能的,个人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压制,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也将荡然无存。

与集权主义新闻思想的理论斗争,促使自由主义传播以哲学为前提,把人的问题引入了认识论:真理是能够被认识的,在真理的指导下,人们可以获得幸福,只有让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和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每个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也尊重别人相应的权利,才能在社会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此一来,最正确、最合理的见解就会在这种公开比较的环境中产生,真理也随之出现。而任何权力垄断,强加于人的思想或制度只会导致谬误横行。例如中世纪各种谬论都被遵奉为真理。

由上述可知,根据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人类是具有理性的,并享有许多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如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而新闻自由乃是一切权利的监护者,媒体的主要功能在于发掘及报道“真实”,并充分地反映人民的意见。如果它受到政府或其它外来权力的控制,便无法发挥其功能。在理论上,自由的媒体必须真实、客观、公正,受自由社会意见自由市场(Free Market Place of Ideas)的约束。所以媒体应该作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意见桥梁。

三、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发展

16世纪下半叶以前,尽管也有一些教会思想家宣扬自由主义传播观念,但这些观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自由主义新闻传播观念。对现代自由主义新闻观念做出划时代贡献的,是洛克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

英国政论作家约翰•弥尔顿经历了不幸的婚姻生活后,于1643年2月,未经当局审查便出版了《离婚论》。1644年11月24日,弥尔顿因该书被传到国会答复质询。在议会中,他作了长篇演讲,抨击当时英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这篇演讲稿后来便成为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奠基性著作———《论出版自由》。[3]

在《论出版自由》 中,弥尔顿系统地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论证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为重要的,“是一切伟大智能的乳母”。

他认为,人的理性高于一切,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人依靠自由而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来辨别是非正误,区分善恶好坏。只有不受限制地了解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和思想,人的理性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真理不是权力赐予的,而是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获得。必须允许各种各样的学说在世界上流行,让真理得以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通过斗争,真实、积极、正确的思想必然能被大多数人接受;而虚假、消极、错误的思想则会被人们抛弃。通过对这一见解的论述,弥尔顿创造了“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两个概念,这也是他的思想核心。

他指出,在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斗争之中,政治和宗教的权力是真理的大敌。它们往往只能混淆错误和正确,真理与谬误。因而,必须限制权力,废除各种钳制言论的规章制度,让真理在“意见的自由市场”中自我修正,最终战胜各种谬误并发扬光大。被权力占有者绑缚的真理,不可能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只能以扭曲的形态出现。

弥尔顿还强调,读者具有自我辨别是非的能力,毋需检察官教导。况且,检察官的水平大多不高,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只可能损害真理。因此,任何对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是有害的,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发行更是徒劳,人的理性无法禁锢,好的消息会不胫而走。

在这部闪着自由主义熠熠光辉的著作中,还有不少精辟的论断为后人所传扬。如:真理和悟性不可像商品那样被买卖或垄断。制定出版检查制度是忤逆上帝和自然旨意的行为,因为它践踏了那些能够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事物。人人都有听错消息的时候,那些操控着出版权的官员也不例外。禁止好书等于扼杀理性本身,远比杀人——杀死理性的动物,破坏上帝的像要罪孽深重。认识世界,根据良心抒发己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被偏见和流俗蒙蔽的双眼,即使见到真理,也看不到它的闪光之处。人们的信仰和知识需要不断更新才不致为社会和时代所淘汰。

洛克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影响也举足轻重。他认为,人民的意志才是权力的真正中心,他们拥有其不受法律限制的自然权利。为使自己的自然权利获得更多的保障与维护,人民将部分权利交付给国家。因此,国家的任务应以人民的意志与福利为中心,国家有责任维护宗教的容忍与个人企业的自由。这些理论后来被引用到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之中。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大众传播自由的观念也有一番见解。他的主要观点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赋权利。成立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这些权利,然而一旦政府的形式变异,它们就有可能受损。由于政府是权力的执行者,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它就可能腐化。维护正确原则的可靠基础是人民的良知。通过报纸让人民充分地了解公共事务,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从而减少错误的产生。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是言论出版自由,因此,我们要进行一场伟大的试验,即大胆地向人民敞开言论大门。我们相信,结果将证明:理性和真理可以实现人的发展,人民有能力对任何是非真假作出正确的判断。

他还说,言论出版自由与政府的秩序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打败正派的政府。除非对公民的名誉造成损害,否则我们决不能限制出版印刷的自由。事实上,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应该在宪法中体现。因此,人权法案中对议论自由的含糊其词是无法容忍的,必须在今后的立法中予以纠正。而他的一句名言:“如果由我来决定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更是广为传播,历久弥新。

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列入宪法

18世纪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颁布,使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成为宪法的条款。这表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人类历史中,已经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人权宣言》第11条的表述是:“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规定:“国会不能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和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这两项法案的确立,对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发展起了史无前例的推进作用,甚至对整个人类传播史而言,也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大众传播的自由主义理论相较于集权主义,是一项革命性的巨变。集权主义所高举的“大众传播是政府的工具”的观念在许多国家仍旧存在;但相对的,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则已为大多数开放的国家所接受。“所有的观念都应给予相同的表达机会”,这一口号是自由主义者的愿望,但却只是难以实现的理想。随着世界形势的更迭,无论是“集权主义传播理论”,还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都已明显露出弊端。

于是,“社会责任传播理论”乃应运而生。

注释:

[1]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203-205页 季燕京撰《自由主义理论》 新华出版社 1998年

[2]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第205页 季燕京撰《自由主义理论》 新华出版社 1998年

[3]弥尔顿著 《论出版自由》(Milton’s Areopagitica)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 1958年

第三篇:论佛教在印度的兴衰及其原因

论佛教在印度的兴衰及其原因

摘要: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并在中国传播了十分长的一段时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佛教发源地——印度,佛教也经历了产生、兴盛、衰微、溃灭和复兴的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读史使人明理,纵观佛教兴衰,其中原因耐人寻味,佛教也在世界宗教发展史上写下了独特的篇章。

关键词:印度;佛教;兴衰;原因

佛教的产生的条件和背景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印度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产物。由于印度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把人们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不同种姓之间的社会地位迥异,而且,在四等级间,实行严格、僵化的隔绝制度。当时的奴隶主阶级为了强化这种制度,严格规定不同种姓之间的权利和生活方式。面对这种地位不同,待遇悬殊的不公平规定,除婆罗门外的种姓都对此不满。可是,维持这种等级制的婆罗门教,却把这种制度加以神化,大肆宣扬种姓制度是神的意志体现。婆罗门的这种作法,为主张中性平等的佛教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随着手工业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都开始了资本积累,拥有了大量财富,从而他们的联合势力壮大了起来,追求更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时,面对婆罗门教的不平等种姓制度,他们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武器以战胜婆罗门教。佛教就是从由此产生的沙门思潮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派别。它针对婆罗门教主张婆罗门为最高种姓,有巨大的特权,专横地统治其他种姓的纲领,提出众生平等的主张,反对特权政治,因而受到除婆罗门外的一切种姓的维护。所以,佛教一产生,很快就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使其社会势力大大地超过了婆罗门教。

佛教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本名乔达摩·悉达多。他29岁时离家出走,经过在摩揭陀学习“瑜伽法”和在苦行林修行6年后,仍无所获。在骨瘦如柴,生命垂危时,受牧羊女提供羊乳恢复体力后,在菩提树下盘坐49天,终于大彻大悟,获得解脱。此后他在古印度传教45年。他不仅收下五百弟子,还组成了传教的僧团,奠定佛教基本教义。摩揭陀国王因敬佩释迦,极力支持佛教传播。后来,又得到释迦本族人和拘萨罗国波斯匿王的皈依,佛教势力逐渐扩大。

到了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阿育王用武力扩张版图,佛教也随着战争胜利得到极大发展。阿育王在战争中体会到光靠杀不行,还要依靠佛法来征服人心才能巩固政权。因此他大力宣传和推广佛教,使得佛教得到大发展。他甚至还派人去邻国宣传佛教,使佛教传播到了更远的地区。

另一个推广佛教的功臣,是贵霜王朝的色迦王。他在中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效法阿育王,在征服别国时,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信仰佛教。而迦王除在版图扩张外对佛教发展的贡献就是他开始雕刻佛像、菩萨像,而按原来佛教的规定,是不拜偶像和不雕佛像的。他开了先例,影响到以后偶像崇拜的形成,同时更直观地推广了佛教。

佛教的衰落至溃灭

佛教发展到公元七世纪后,就出现了衰落的趋势。由于印度出现许多封建割据的小国,它们在彼此斗争中,看重武力,淡漠了思想说教,恰好此时的佛教宗派,只宣扬一些空洞的理论,越来越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加上佛教的非暴力主张,更不合进行武力兼并的封建统治者的胃口,他们不仅不支持,还处处窒息佛教的传播。这样,佛教就进入了它的另一个时期,即密教时期。神秘化的密教的出现,是佛教在印度走向衰落的重要象征。

佛教的这种衰落趋势,在十世纪开始时更加加剧了,到了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终于完全溃灭。溃灭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三点。

①佛教的非暴力理论已不适合封建小国彼此争夺的历史现状。佛教的非暴力理论只能在统一的王朝中才能得到有效应用。当公元五世纪以后,外族入侵和封建势力兴起,王朝瓦解,小国出现并陷入不断斗争和兼并的情况,形成了重视武力的风气,促使了强调非暴力的佛教衰落下去。

②由于阶级状况和封建制度下的新的变化,促使了印度教的复兴。佛教兴起时并没有否定种姓制度,只不过反对婆罗门种姓的特权。因此在佛教流行的岁月中并没毁灭种姓制度,在客观上还造成了婆罗门与刹帝利矛盾缓和,社会贫富分化,造成利益集团要求种姓隔离,印度教比佛教更符合他们需求。而且佛教高僧的腐化贪利也使佛教影响力减弱。到了十世纪,印度教已经超过佛教,在全国占据了优势。

③外族伊斯兰教诸王的入侵,促使佛教的最后溃灭。八世纪初,阿拉伯的阿马亚王朝入侵印度。十世纪末,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又大举入侵,后来的阿富汗苏丹马穆德占领后采取的武力传教方针,强迫印度人民信奉伊斯兰教。特别是十三世纪,德里苏丹国建立后,伊斯兰信徒把持国家高官显职,更使佛教日益式微。在这过程中,大量的佛教僧侣被杀,佛寺文化几乎全部遭到毁灭,使本来已趋于衰落的佛教,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因而佛教的溃灭,在十三世纪便成了定局。

佛教在印度的复兴

佛教在十三世纪于印度溃灭之后,到了十九世纪,才从斯里兰卡返回印度,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佛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到一定作用,因而才得到了复兴。

当时,斯里兰卡的贵族达摩波多,在英国殖民当局的同意下,于1891年在印度创建了“大菩提会”。该会积极展开多种形式的组织活动,培植僧侣,发展教徒,尤其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竟出现了研究佛教的热潮。特别是1948年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政府一直把支持和发展佛教作为巩固其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该党鉴于印度贱民对于其非人道的低下地位的不满,在贱民中发起了大规模的“改信运动”。这个运动是由1956年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严密地组织起来的。他颇有号召力,致使改信的贱民达到四十多万人,现已成立了几十个佛教组织。正是这样的培植,佛教才能在印度溃灭后得到复兴。目前,印度佛教的复兴,正随着印度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不断地发生变化。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兴盛、衰落、溃灭、复兴,绝对是一部恢弘的历史大片。这部大片的上映全赖印度社会以及政权的需求,是成也需求,败也需求。释迦曾对弟子遗言说:一切万物无常存者。佛教在印度的历史正印证了他的话。不过不知道要是继续让释迦一直领导着佛教,佛教又会怎么样呢?可惜历史的巨轮一直前进,无法逆流,这一切都只能是我们自个的思考,并无答案。

参考文献:《世界文明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世界七大宗教》,重庆出版社,1986年8月版

第四篇:驳张志勇兼论中国教育落后之原因

驳张志勇兼论中国教育落后之原因

教育批判 2011-01-12 11:24:53 阅读158 评论5字号:大中小 订阅

——读张志勇的《美国的教育文化》一文有感

2010年5月6日夜,读省教育厅长张志勇为《感悟美国教育——齐鲁名师美国行》所写的序文《美国的教育文化——听名师们谈美国教育有感》。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本是读书最佳时刻,但却被此文扰了心情,看得我血脉贲张、浑身欲抖,恨不能当面直斥之,于是翻被下床,速成此文。

张志勇总结道:“美国教育文化中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是什么?这就是:尊重、科学、民主、自由、差异、平等、实践、效率、敬业。”然后一一详述,下面我择其不合理处批驳之。

一、尊重

张志勇在最后反问:“想想吧,我们的校长和老师见了学生会主动向学生问好吗?我们的学生如果在老师讲课的过程中提出问题,老师能主动停下课为他解答吗?我们的学生对学习有特殊的需要,我们能为他单独开设课程吗?我们的家长会是怎么开的?„„”

第一、我们的老师,我感觉大多数见了学生都会主动向学生问好——请不要批评“我感觉”,此项在教育年鉴中并未有准确数据,既然张厅长可以“感觉”,我自然也可以“感觉”。但是,鉴于中国人在表达感情上的含蓄,我们的老师往往不会说:“Hi,某同学!”而可能代之以一句“最近学习(或其它)怎么样啊”来作为问候语兼关心之。但我不保证校长见了学生会主动问好,因为某些领导特能装B,见了老师都可能爱搭不理的,遑论学生。我倒是可以保证一点,就是教育局长和教育厅长见了学生一定不会主动问好,因为即便是见了“我”,也一定不会问好的。如果问好,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虚伪,二是问到晕头转向。

第二、我的学生如果在讲课的过程中提出问题,我百分之五十不会停下课为他解答,而且,我坚认我这样做是百分百正确的。张厅长在“尊重是美国教育文化的基础”中提到美国学生在课堂学习中,遇到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或者主动示意有不理解的问题,老师们都会主动停下课为学生解答。——他特别羡慕美国教师之“尊重”学生。我也很羡慕,但我不会随便拿来,也不会因“不尊重”而贬斥我的同行。因为张厅长所谓的“尊重”一旦拿到中国其实便成了“不尊重”,我们的“不尊重”其实才是真正的尊重。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学情不同——我没机会公费考察美国教育,只能借鉴私费买的几本资料以及这本《感悟美国教育》。众所周知,中美的班额人数相差极大。一般来说,美国班额要小于三十人,少则十数人;而中国班额很大一部分在六十人左右,即使是乡镇学校,也在四十人左右。在这里我想反问张厅长:您所谓的尊重,是指对一个人的尊重还是对全体的尊重?我们总不可能去为这一个学生停下,而把其他五十多人撂在一旁啊,这是对其他学生的不尊重,所以您所谓的“尊重”拿来到中国,其实是“不尊重”,到这里,我刚才的绕口令想必大家都搞明白了吧。

此外,中美的班级构成也不一样。在张厅长的这篇文章用就引用了这么一段:老师们考察的学校是分层设置课程的,具体情况是:

五年级的课程是统一的,六七年级分AB两层,八年级ABC三个层次。

尽管学生的学习内容是统一的,但教科书的难度是不同的。一般A层是一本教科书,B、C层是一本教科书。

高中一般分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基础课,供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学生来选。

第二个层次:正常的学生。

第三个层次:比较优秀学生。

第四个层次:AP课,即在高中阶段提前选修大学课程。

我们中国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几乎所有的小学、初中班级都是平行班。高中,我不熟悉中国教育部门那成筐的垃圾红头文件,就以我的经验来说吧。08年以前,山东是有重点班的,但08年以后,山东省教育厅便不允许重点班、实验班的存在了,都成了平行班——为了所谓的“公平”——这一点后文我还要大力驳斥。如此一来,人家美国的班级是集合了学情差不多的一群,而我们中国的班级则集合了学情差距甚大的一群。人家美国教师上课停下,是因为他讲这一个问题,可能对所有学生都有用,他们人少而水平接近。我们若停下,我们面对的可是人数既多水平差距又大的一群——这能一样吗?南橘北枳的道理,相信大家都懂。不要看到美国的月亮就说比中国的圆,邯郸学步,到头来可能连路都不会走了。学就要学习人家的精髓,而不是买椟还珠,两眼直盯着人家的皮毛。

再者,美国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是自由的,中国呢?我们是极度不自由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教学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其中一个因为便是评价周期。目前我还不了解美国的评价制度,但就目前中国的评价制度来说是极为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很多学校还在实行周考、月考,我们的评价周期便缩短到了周或者月。每次周考、月考完毕,学校会对学生、教师排名,开分析会。试想,因为师道尊严的原因,教师群体是极重视自己的荣誉的,于是,评价成为每个教师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此,教师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即使他想在课堂上停下来,他能够停得下来吗?张厅长,你可以想一想,假如您是一位女士,一个色魔架刀于您的脖子上而对您有所猥亵,你还敢稍动吗?那达摩克利斯之剑由谁掌控呢?不可能是教师群体,没有人愿意架刀在自己脖子上去申请猥亵,这一切的制造者只能是教育局、教育厅、教育部,是教育局长,是您,还有你们在学校的代言人——校长。

基于以上数种原因,我的学生如果在讲课的过程中提出问题,中游同学提出则即时解决之,上游、下游同学提出则留待课下。

第三、我们的家长会是怎么开的?张厅长写到:“济宁师范附小张宏伟说:美国学校家长会的组织有两种方式:一种家长会是教师与家长一对一进行。„„有一位老师,与8位家长进行了交谈。另一种家长会是根据学生和家长的要求进行的。有一位学生,感到某个学科学习有困难,家长要求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特殊辅导,学校就由心理老师专门对这个学生进行测试。参与这种测试的有三个学科老师、一位心理老师,还有校长、父母,共七人参加。”在这里,我不想多说,只需向我们中国的班主任群体致敬即可,包括我。我们面对的是五六十位家长,我们一个人兼做了美国的学科老师、心理老师还有校长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又值得悲哀的一件事啊!

二、科学

张厅长在这一节写道:“什么是科学精神?反思精神、批判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美国老师们的反思批判精神不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吗?”

我笑复流泪,作为一名教育厅长,而且是站在素质教育改革前沿阵地的教育厅长,写出这么不负责任、没有根据的话是可笑的、可耻的、可悲的!应该这样问,反思批判精神我们何时缺乏过?我们反思批判了有什么用?在这个时代,反思的被视为愚蠢,批判的被视为愤青,反思和批判何时曾推动过教育改革的一丝一毫?领导者牢牢地掌握住教育改革的方向盘、发动机,而从不听闻教师们震天撼地的呐喊,是的,震天撼地,但就是震不动他们的耳膜。看看您的博客吧,哪一篇帖子后面不是成百上千的回复?除去其中的污言秽语,难道就没有一星半点的真知灼见?

再加上我现在及我以后的文章若干,但是,山东素质教育改革两年以来又取得了哪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呢?令人瞩目的,请试举一例!

三、民主

张厅长在这一节写道:“开会(全体教师会议)时校长像答辩人一样,由老师提出问题。

如有的老师问:学生迟到了,怎么办?有的学生请假了,但一会又来了,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她(邵丽云)说:看到这种情景,真切的感受到,校长是真正为老师服务的。”张厅长有感而发:“学校教育中的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协商,民主就是权利分享,民主就是尊重多元诉求。”

上面的这些,在中国大家只能当笑话或者童话。不说校长,说说教育局长吧,完全是一个二大爷的形象,牛B的很。

我很清晰的记得我教高三的那一年,第一次模拟考试完毕,学校召开高三质量分析会,因听说某局长要来,便焚膏继晷的准备了一大本资料,让所有的教师好一阵忙活,甚至影响到正常的教学工作,但影响归影响,二大爷还是不能怠慢。

开质量分析会那天,级部主任先是恭恭敬敬的给每位市局的领导每人一本厚厚的分析报告,然后开始了漫长的分析,理科、文科、应届、往届、语文、数学„„等等等等。大半天之后,分析终于完毕,级部主任于是恭请二大爷做一下最高指示。二大爷根本不屑去主席台发言,半站着掉转过身子,扬起手中的分析报告,厉声说:“这,分析的还不够细„„”这一刻,我知道,我们不情愿的工作终于还是白费了,而级部主任们则如同吃屎一般,本来,他们是渴望老佛爷的几句表扬的。——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2008年初,省教育厅开始素质教育改革之后。那一刻,让我永久的记住了那个丑恶的二大爷的形象,更增加了我对于中国教育的绝望。

张厅长,这些二大爷,就是您的臂膀、助手。那么您还认为在目前的情形下,学校教育会有民主吗?说,不如去做。

四、自由

这一节他写道:“学校教育中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不钳制师生教与学的创造性,自由就是给予教师和学生自主教学、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对此我不想驳斥什么,因为事实都清晰地摆在面前。我只想说,你们不用指望一市会自觉的进行素质教育改革,那是永远也不可能的,毕竟,高考的人数指标是分到省而不是市的。所以,素质教育改革在目前的中国,至少要从省开始主导。但是,很可惜,两年过去了,我们是只听口号、不见动静——说一点动静也没有是冤枉了你们,不过,的确,我是认为省教育厅及其下属的教育局的所有工作人员,也包括你,其实都在吃干饭。

五、差异

这一节张厅长写到:学校教育要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一句话:让每一个学生在他的天然禀赋许可的范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这就是学校教育尊重学生差异的本意!

这一次我要批判的并不是这种想法,而是为什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却不去实施,反而倒行逆施?

学校教育要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就是因材施教,孔子时代早已有之,但不得不说,我们其实在倒退。

我一向是重点班制度的支持者,因为这正是因材施教的具体表现。但是,山东省素质教育改革伊始,便试图消灭重点班制度,认为重点班、重点校的存在,是教育不平等的具体表现之一。其实这是大谬特谬的,重点班和重点校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应等同视之。

所谓重点校,是指非法汇聚各种资源建成的优势学校——之所以说非法,是因为重点校制度根本就是违宪的,它把属于所有国民的钱用来凸显自己的优势但却有选择的招生,这是在侵犯一部分人的权利而成就另一部分人的权利,牺牲的往往是百姓,收益的一般是特权阶级。但是重点班与此不同,重点班一般是指汇聚了优等生的班级。而这正是因材施教的具体表现,不正是尊重、适应学生的差异吗?

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中我曾引用了美国实施分层教育的例子,美国教育就是这么做的,分层,他们的重点班就是第四个层次。这样的分层才是对所有学生的真正的公平,而不是像国

内的绝对平行班一样,那只不过是虚假的公平。因为,在这样的平行班中,你不可能给每个学生以适合的教育,他们的基础差异太大,作为一名教师,面对此种情况,即便累死也无法兼顾。

美国教育的分层,很符合我想象中的分层,但比我想象的更合理,且人家已经实践,确实比我高不止一筹。他们五年级的课程是统一的,六七年级分AB两层,八年级ABC三个层次,高中则分四层,完全是深思熟虑结合实践不断修正之后的结果。知识难度低的时候学生差异小一些,是故可以不分层或者层次少,当升入高年级,知识难度增大,学生差异变大,分层理应增加——这一切的设计是多么的完美!对于教师的授课与学生的学习都有莫大的好处。拿来到中国后,结合我的思考,不妨再加一条建议,鉴于中国班额过大的特色,我们分层时,可适当加大中间层的班额人数,减少最底层的班额人数。

令我气愤的是,此书成书于09年,也就是说,省教育厅,最起码是张志勇是了解美国的做法,也深知尊重学生差异、实施分层教育的必要性,但是一年以来,他们却没有丝毫的动作,这很令人失望。考察是为了学习,学习是为了改善,以此来看,我们的经费是打了水漂。

六、平等

张厅写道:什么样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是最公平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是平等的教育?显然,适应学生个性差异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是最公平的教育,也是最平等的教育。

如第五部分所言,省教育厅只不过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全省教师,无比失望。推而及之,教育部的出国考察也不在少数,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更令人失望。不作为到无以复加。但常以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自矜,其实,你们做的远远不够,如果你们的智力正常,我们的教育早已不是现在的水平了。当然,我绝对不会指望你们智力可以超常,那比实现共产主义都难。

七、实践

他在本节引用了一组数据:美国学校特别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能力。据美国老师介绍,8到21岁的全美国学生,2003年自己通过劳动、实践挣了2000多亿美元,消费了1700多亿美元。然后总结道:美国的教育是最贴近实践的教育。美国的教育是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教育。并对我们的教育进行了反思:君不见,在我们的教育现实中,家庭劳动被家长包办,劳动技术教育徒有虚名,社会考察几乎被禁止,研究性学习走走形式。我们到哪里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看到这里,我超级郁闷,还是那句话:既然明白,为何不去做?

学与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不是什么新思想。杜威便主张“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陶行知更是主张“知行合一”“教学做合一”;苏霍姆林斯基更是在他所领导的中学为学生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践场所。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便于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应用知识的能力。

中国学生是极具特色的一批,只学不做。只学不做,学生根本不知道学习的目的何在,抑或学习的目的被简单化了。于是,他们不是因需要而学,而是被迫学。

我们的教育管理者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他们都在装糊涂,其中的原因只需几个字便可解释:不作为,不想作为。

试看山东素质教育改革两年来,学生的课余时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增加,很多地方,甚至周六和周日还在上课,在被自习。周六周日休息的地方,学生们也缺少必要的假期指导,同时缺少有益的活动场所,不是作业如山,便是放任自流。中国的未来便葬送在了这不作为上、这拖沓上。

八、效率

这一节里,张志勇写到:在他们的课堂教学中,更加重视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她听的课中只有一节课有交流环节,不像我们的课有那么多合作学习。接着他深思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合作学习的效率如何?是不是都是必要的?

可笑的是,我们的很多教育管理者,总是很喜欢这类的形式,今天学习杜郎口,明天学习洋思,后天便又换了地儿。今天二大爷觉得“学案式教学”不错,于是全市推广学案式教学,明天二大爷又觉得“生本教育”挺好,于是全市又开始推广生本教育,一切全凭二大爷的喜好而定。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中国的教育亦然,教育中的教师与学生,以及教育本身的活力,被那些二大爷们,二大爷的二大爷们,整的面容憔悴、奄奄一息。

九、敬业

张志勇写道:李枝新老师说,我感觉,美国老师的负担远远大于我们。他们每天都要坐班,每天上八节课,从早晨上到下午。

我很奇怪这个老师的话,因为前文中曾经说过:学校一周五天课,从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是学生课外活动时间。——两相对照,有些费解。

骆守中主编的《班主任工作大全》也曾提到过美国教师:“教师每周担任20来节课,通常还要当‘指导教师’(等于我们的班主任),管十余名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而且,教师几乎都要担任某项学生业余体育队的教练。„„晚上和周末还有轮流义务值班的任务,督促学生的自修和娱乐。”

但是,“在规定的讲课和辅导以外,个别学生因学习有困难需补课,要经过家长、系主任、指导教师、教导主任的一致同意,才允许作此安排。家长要付给辅导教师每节课10美元左右的报酬,如果有两个学生同时辅导,那么该教师将得到20美元左右。平时组织学生外出购物、参观、周末度假等,一般都有教师跟车,学校根据路程远近,付给教师金额不等的报酬。„„美国一些私立中学,允许教师及其家人在校内免费住宿,在食堂免费用餐,子女免费在本校读书。„„教师在该校连续任教满九年,有资格享受一次休假。”

可以看到,美国教师的负担远没有李老师所说的那么夸张,而且他们做家教也不是免费的——额外的劳动必须有额外的报酬。

张志勇继续写道:透过这些老师的观察,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美国老师的敬业精神是与美国老师的整体素质相关联的。

这句话换一种方式说便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老师的不敬业是与中国老师的整体素质较低相关联的。

这也是我开篇提到要怒斥之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美国教师的敬业得益于他们和谐的教育环境,而我们的老师,绝不可以说是不敬业,中国教师中的大多数,理应是世界上最敬业的一群。如果说中国还有某些有良知的人,也就只剩三种:老百姓、科技工作者和教师。但是,不可否认,中国教师群体集体出现了职业倦怠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政府和管理者的不作为,如上所述,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的教育不自由,我们的教育不科学。

最后张志勇此文以教育部长周济的话作结: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责任搞不好教育!爱与责任,这是当代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而我,则要以这样的话作结:去你妈的,少说这些官话、屁话。大多数中国教师心中都有爱,但是二大爷们有没有爱就很难说了;大多数中国教师都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但是政府和教育部门以及教育部门的二大爷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则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中国教育落后,甚至再落后数百年,也请不要将这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中国教师们的身上,其实他们是当代最可爱的人。是谁的责任就由谁承担,不知道,去摸鸡的屁!

第五篇:论数字化探究实验室系统在物理教学中作用 2007

论数字化探究实验室系统在物理教学中作用

2007-01-30 11:56:45| 分类: 个人日记 | 标签: |字号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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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信息化实验环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验素质和信息素养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的重要地位及教学功能无可置疑。但是,目前不少学校的实验教学往往是一块相对薄弱的地方,导致学生对动手实验的兴趣也不高,为了应付考试往往沉湎于纸上谈兵,实验教学的信息化水平更低。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领导多次指出,教育改革必须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二十一世纪物理学科改革行动纲领》也突出了“现代教育技术对物理教育的支撑作用”,《上海市中学物理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更强调了“现代信息技术和物理课程的整合”。由此可见,传统的实验手段和方法已经跟不上信息时代发展的需求了,急需更新和发展。学生未来的工作环境离不开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化环境,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也迫在眉睫。

由此可见,创建“信息化实验环境”势在必行。所谓“信息化实验环境”,指的是将现代实验技术和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融为一体的实验平台或环境。信息技术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可以实时、高效处理各种数据,可以实现连网互通,具有便捷的交互功能。传统的实验手段存在着误差大、数据采集慢(无法在很快的时间内采集很多组数据)、有的物理量无法直接测量、读数不方便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数据处理手工完成,效率低,误差大。DISLab技术的应用,初步实现了运用 现代技术改造传统的实验手段和方法,而且为信息技术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它不但能替代许多传统仪表,如打点计时器、弹簧秤、温度计、压强计等,而且还能直接测量瞬时速度(光电门)、磁感应强度(霍尔传感器)、微电流计(微电流传感器)等传统仪表无法测量的物理量。即使替代也不是简单的功能重复,而是大大提高了测量范围、精度、反应时间。因此,DISLab的应用使中学物理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多改变(必需和二期课改的新教材配套使用),许多原来不能做的实验可以做了,许多原来只能定性的实验可以定量分析了,许多“瞬时”的过程(如碰撞)我们能通过高速扫描记录下来

仔细分析了,因此学生利用DISLab可以探究的问题范围和深度都大大拓展,这对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很有益处。计算机及配套软件的使用使我们“数据挖掘”的本领大大增强,更容易、更深刻的揭示客观世界隐藏的各种规律:同时我们也更容易交流演示实验的过程和结果,继续发展下去可借助网络平台开展学生或师生之间的异地合作讨论或观摩实验过程。

由此可见,“信息化实验环境”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实验素质发展。实验素质是科学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实验过程中的科学精神、情感态度,如怀疑、求真、批判、探究、实践、创新等基本要素以及认真、踏实、谦虚、合作等情感因素;还包括熟练的实验技能、运用实验完成观察、测量、验证、探究等任务的能力。显然,只有建筑在高技术平台上的实践经验,才会带来高层次的实验素质、思维能力和创新发现,而这些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环境接轨创造了条件。

信息技术的融入,使学生在利用DISLab技术开展实验的过程中同时提升信息素养。学生在“信息化实验环境”中采集数据,将获得更多更精确的信息,通过网络合作与交流还可以得到大量他人的数据、经验体会,必然要思考如何处理这些数据,如何做出判断而选择有价值的信息,如何评价自己和别人的实验过程及结果等等。这些信息获取和处理的过程,对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有帮助。

最后的表格(见文末附表)中举了一个实际例子比较了传统实验和DISLab系统实验的优缺点。非常

凑巧,我在指导学生做完表格中实验后,去上海市进才中学和第六十中学各听了一节课,内容也是“测定电动机效率的学生实验”,三个学校的实验方案各有千秋、都有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闪光点,如自己学校选用的电动机是瑞士制造的直流电动机(带减速功能)比较稳定、进才中学的所用的细线效果比较好、第六十中学对电动机的轴进行了特别加工效果比较好、每个学校的学生在实验设计和操作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如果让三个学校的同学借助广域网一起边做实验边交流和展示,我相信学生肯定会取长补短、更有兴趣、更有收获的。

戴尔的“经验之塔”理论指出,“教育应从具体经验人手,逐步进入抽象,有效的学习之路必需是铺满着具体经验”。DISLab技术为学生开拓了“具体经验”的范围和深度,为概念、规律的揭示创设了更好的条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验素质和信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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