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之论孙中山
参考文献：《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早年先后求学于檀香山、广州、香港，行医于澳门、广州。1894年5月，上书李鸿章，主张变法自强，遭冷遇，遂赴檀香山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广州起义，事败，流亡海外，宣传革命。1896年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馆诱捕，脱险后曾留居英伦，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寻求救国真理。次年经加拿大抵日本，结识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宫崎寅藏、犬养毅等，并在旅日华侨中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1900年发动惠州起义，失败后奔走海外。同保皇派作斗争，并在旅欧学界中发展革命组织。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领导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制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改良派围绕革命与保皇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同时积极在国内外发展同盟会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两广、云南等地发动一系列武装反清起义。
1911年10月，欣悉武昌起义爆发，即离美赴欧进行外交活动。12月25日回到上海，被十七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立宪派与其他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及革命党人的妥协，被迫于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为理事长。曾一度出任全国铁路督办职。1913年，因“宋案”，发动“二次革命”讨袁，旋告失败。1914年，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1915年发表《讨袁宣言》，进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1917年，为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成护法军政府，被推为海陆军大元帅，誓师北伐。翌年，因受桂系军阀挟制，被迫去职，赴上海著书立说，撰述《建国方略》。
1919年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任总理。1920年重返广东，次年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因陈炯明武装叛乱，中止北伐，被迫退居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列宁的帮助下，他与时俱进，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1923年再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促成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创办黄埔军校，指挥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同年11月，应北京政府邀请，扶病北上讨论国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作不懈斗争。因积劳病剧，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遗体暂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1929年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遗著辑为《中山全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等刊行。
孙中山(1866—1925年)，中山市翠亨村，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深受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崇和景仰。
孙中山出身于农家，乳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时化名为中山樵，在长期奔走革命活动中曾多次改名杜嘉诺、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艾斯高野、阿罗哈(DrAlaha)等。辛亥革命后始称孙中山，日本称孙文，欧美各国则称孙逸仙，在公文、函电中多自署孙文。
孙中山祖籍东莞县，五世祖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县，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孙中山自小就参与家中农业辅助劳动，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其家无田产，佃二亩半高租田耕种，难以糊口，其父达成还在村中打更报时。孙中山6岁时便上山打柴牧牛，到溪涧捕鱼虾，随外祖父到海边打蚝，还到邻村三合会人办的武馆偷学拳术，故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精神。10岁时始进村塾求学，聪颖过人，仅三年就成为全家中最有文化的一员。当时与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相识，并成莫逆之交。1878年，得长兄孙眉的帮助，到檀香山就学达5年之久。回国后曾偕陆皓东到村庙，见病者求神服食香灰，二人不满巫医骗人，遂分头将神像捣坏，因而出走香港。到香港后洗礼入基督教，并继续读书，不久转学到广州博济医学院，结识了三合会首领郑仕良。后又闻香港西医书院招生，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学期间，除学习本科外，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农业、乃至天文地理知识，无不涉猎，被友人称之为“通天晓”。当时因深感清廷政治腐败，经常与同乡杨鹤龄以及陈少白、尤列等人共议国事，抨击朝政，时人认为此举为大不敬，称之为“四大寇”。其间曾致书濠头乡退休官吏郑藻如，提出禁鸦片、种蚕桑、办教育的主张。每逢假期回乡，就帮助农民选种施肥，改良水利，扩宽道路，并与乡绅商议改革乡政，制订预防盗贼的措施。有意以一村作示范，冀能做出成绩推广全国。
在医学院毕业后，曾在澳门、广州设馆行医，每天定时义诊赠药，故求医者门庭若市。1894年春在翠亨家中草拟了《上李鸿章书》，并偕同陆皓东远赴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他接纳其“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宏图伟略。但不获接见，于是他转赴檀香山，在孙眉的帮助下，几经艰辛，发动起广大华侨，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该会的誓词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并且即时筹集资金伺机起义。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他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第三子，幼名“帝象”，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家道贫寒，平时，孙中山还要去捡猪粪。贫寒的幼年生活，使得孙中山对于旧中国的民生疾苦有了切身的体会。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檀香山，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他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孙中山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于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在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1884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在广州行医期间，常常与尤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畅谈、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故广州人将此四人名为“四大寇”，甚至在文旁边加上水字旁，成为“汶”，以示贬损。虽然他最初未言革命，但这一期间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早期革命
1894年6月，孙中山尝于《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而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其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2]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President，当时译为“伯理玺德天”），孙中山为秘书。3月16日（阴历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1896年断发改装的孙中山
1896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又译作“伦敦被难记”），孙中山被邀以英文写作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一切不过是个清廷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他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6年，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由此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
晚晴园议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1907年 5月22日，由孙中山指派许雪秋及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领导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爆发，因寡不敌众，力战6日而败；27日下午，起义军宣布解散，总指挥陈涌波、余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见“起义年表”），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
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党派改组成立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暴徒暗杀。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武力打败，孙中山等流亡海外。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使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建立民主国家之必须举措失去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此事件中孙中山责任不容旁贷，逢宋教仁案凶手已被捕、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问话之传票已发出、中国正出现空前的司法独立之际，孙中山却决定举兵反抗。孙中山选择使用武力，而非政治、法律以及诉诸公民之方式对抗，把中国社会之发展推进错误轨道。开了民国军阀混战和武力造反的先例。随后一个宋教仁式议会民主国民党被孙中山改造成一个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宣告与北京袁世凯政府对立。1918年5月因受西南桂系和政学系军阀的挟制，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发表所著《孙文学说》、《建国方略》。1921年4月，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
1922年6月，陈炯明武装叛变，孙中山被迫退居上海，至1923年2月陈炯明被驱逐后，才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新党纲、新党章，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新三民主义；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年11月，应冯玉祥电请北上“讨论国是”。在北上途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张，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当时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但仍扶病于31日由津入京并发表了《入京宣言》。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不幸病逝，终年59岁。临终前在遗嘱里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其实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据《凤凰周刊》报道，当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个人思想
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
▲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
▲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
▲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
▲注释“政府之能”——“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9] 编辑本段 人物名言
▲五权宪法乃兄弟我所独创。
光裕庐中堂▲君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
▲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人类要在竞争中生存，便要奋斗。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
▲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谓为学。
▲自己应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应为之事，勿待明日。
▲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
▲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孙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中国道统和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兄弟（我）所独创”（孙文语）。
孙文：“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似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宗教方面，孙中山青少年时就有无神论思想，否定神佛有灵，还打断神像之手。孙中山早年游家乡北帝庙时曾折断佛手，并说：“佛若果有灵，能即祸我！木偶由人而作，岂能操人祸福哉？”十二岁时在夏威夷读书曾接触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后来又在教会学校读书，对基督教产生兴趣，在香港拔萃书室加入基督教。从事革命事业成立兴中会后，利用宗教进行革命。民国成立后，主张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注意宗教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功效，如说“佛教为救世之仁”。到了后期，孙中山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他就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作了回顾：“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伦理，固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他指出：“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又曾就西方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抨击：“他们用政治力和经济力来掠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倚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词讼，欺压其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孙中山论宗教和民族的关系：
“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拉伯和犹太两国，已经亡了许久，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至今还是存在。他们国家虽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犹太人，散在各国的极多，世界上极有名的学问家，像马克斯、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在像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势力，也是被犹太人操纵。犹太民族的天资是很聪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虽流离迁徙于各国，犹能维持其民族于长久。阿拉伯人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也是因为他们有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极深的民族，像印度，国家虽然亡到英国，种族还是永远不能消灭。” 孙中山注意信仰的力量，以三民主义信仰团结革命同志。他曾说：“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因为这个原因，传教的人往往为本教奋斗，牺牲生命亦所不辞。”“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那么宗教徒宣传空虚的道理，尚可收到无量的效果；我们政党宣传有可凭据的道理，还怕不能成功吗？！”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内容之一，孙中山曾论及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民族和信仰的关系：“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一个民族。”“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 孙中山论三民主义信仰
“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历史评价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廷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领导人。特别是在学医行医期间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华人华侨等为以后革命奠定了基础与支持。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由于孙中山早年即接受西方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外语，有医生学历，在中国内外都享有知名度；是故被多数外国人视为革命领袖。而在国内，多数革命者也认为他的声望与能力足以成为革命组织的代表人物，也因此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顺利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领导他创建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在名义上完成中国的统一。由于当时参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人，均为孙培育出来的领导人物，故当时的国民政府当以孙为最高的精神领袖，并推举三民主义为治国的最高指导。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成为蒋介石之外，凝聚全国向心力的象征人物之一。国民政府与旗下将领也往往以“保障孙总理的革命成果”为号召，鼓动人民建设和将士作战。因此到战争中后期，孙中山很自然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10]
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然而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第二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学 号：8190115127 姓 名：韩 静 专 业：工 程 管 理
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内容摘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关键字：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 胜利
从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日本侵华战争遭到彻底失败。至此，中华民族进行的八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族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中，由于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却将其军队的主力用于“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对日本实行妥协退让。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政府则采取对日姑息、纵容的政策。这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步步得逞。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一大批城市。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党的各级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发挥自己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地走上民族解放战场的战争，成为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先锋和模范。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上海、天津、广州、北平等地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和抗日示威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募捐。冀东农民开展打游击等斗争。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大中学生举行罢课、示威、街头宣传等活动。各地学生还到南京请愿，要
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也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与民更始”，变更“剿共”政策，“全国一致对外”。国民党军队中的部分爱国官兵受到了这些事件的影响进行了局部抗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同这部分国民党官兵的抗日合作。
在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在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阻击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步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民主专政。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总结：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全国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族抗战。在祖国存亡危急的关头，中华儿女表现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第三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论文
2011——2012学年
目录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⑺ ⑻
海光寺简介……………………………3 海光寺签约的历史背景………………4 海光寺签约的具体情况………………4 海光寺签约的结果……………………7 《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7 《天津条约》的深远影响……………9 结束语…………………………………10 参考文献………………………………11
海光寺签约
摘要：1858
（又名：《天津条约》的签订）
年，一、海光寺简介
海光寺位于南京路与南门外大街交汇处，在历史上，这里曾是稻垄纵横、蛙鸣阵阵的鱼米之乡，但它在近代史上遐迩闻名，并非因其曾获皇上恩宠而得名，而因为在这座寺庙里与英、法、俄、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真可谓：宠辱两极，沧桑变化。
该寺始建于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初名普陀寺。清朝年间，天津总兵蓝里在海光寺一带大规模开垦水田种植水稻，建成了丰衣足食的鱼米之乡。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蓝里延请名僧成衡来津创建了普陀寺。寺内宽敞壮观，院内遍栽葡萄，故俗称“葡萄寺”。1719年，康熙帝巡幸天津，为普陀寺赐题匾额“海光寺”，并且写了一副楹联“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于是，普陀寺易名为海光寺。那时的海光寺一带有“小江南”之称。
帝王的青睐为海光寺带来了好运，以致许多官商纷纷解囊捐助，对海光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并且在寺外开凿了两道水渠，种植了上万株的柳树。使得海光寺周围成为天津地区一处绿柳夹岸、红莲掩映的美景圣地。
咸丰八年（1858年），在海光寺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海光寺成为近代中国备受凌辱的见证，于是得了别名“签约寺”。
二、海光寺签约的历史背景 1 咸丰八年（1858年），会谈开始后，额尔金先请桂良代向大清皇帝问安，然后将英王所给其全权敕书关防相示。席间额尔金并未谈及要求之事，目的是来探清廷之虚实。最后额尔金说；“能否商办，再行照复。”此次会谈没有结果。
2、四月二十六日 6月7日下午三点至五点，桂良，花沙纳分别与法军首领葛罗、俄使普提雅廷在海光寺会谈。法军仪从，与英军等同。事后，桂良将会谈结果上奏清廷。随后，咸丰皇帝给桂良发回谕旨，让其转旨各国“中国以诚信待人，亦断无别意，惟各国向无进京之洌，此次应行礼节，亦须彼此商定。按照中国礼节，至各夷进京，中国民人亦必惊疑，更须先为晓渝，不能临时猝办。”同时已派曾代表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驰抵天津，即可往见英、法、美三冈，将所：忙之事妥为酌定。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前，则更稳妥。”特别强调“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泄漏。此时桂良等作为
于措手。惟该夷等见奴才等未带关防，始终疑虑。可否仰恳皇上格外开恩，颁给钦差大臣关防，迅速派员护送来津，俾奴才等得以相机驾驭，实于公事有裨。”随后，得到清廷谕旨：“所请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一节，业已敕部铸造，两三日内即可颁发。”同时命直隶总督谭廷襄“密渝张锦文(引者按：天津大盐商，八大家之一)，设法纠集团勇，暗中严密布置，以备不虞，不可冀幸抚局将成，稍涉大意。”)可见清廷还有两手准备。
4、五月初一 6月11日上午十时，桂良、花沙纳与美使列卫廉再次在海光寺会谈。因为当时“夷等合谋狡诈，狼狈为奸，是以隔别相商，以灭其性。”显然，这是清廷在运用瓦解敌人的战术，以便住各侵略军中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从而达到操纵矛盾的目的。当然，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因为各侵略者在攫取中国更多的权益上是一致的。
在会谈期间，俄、美使者充当了卑鄙的角色。他们一方面配合英、法作战争准备，一方面对清政府极尽欺骗、麻痹之能事。如美使列威廉就训令其谈判代表，一旦联军战争准备就绪，就用一种最和蔼亲切的方式，把一切谈判中止；另一方面向英、法两国出卖中国情报，鼓动英、法对华战争。如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写信给额尔全和葛罗，煽动说：“同中国政府打交道，没有坚定和恫吓，不可能达到满意的结果”。同时又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在清政府面前，诱逼清政府于6月13日、18日分别同俄国、美国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美
《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攫取了沿海通商、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并且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订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充进此次和约之内”，为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中美《天津条约》同样也攫取了许多特权。（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书信中提到，《天津条约》“从头到尾都是欺诈”。）
二）签约
海光寺的会谈是以清廷乞降求和为结果。这样，清廷于咸丰八年五月初三日（1868年6月13日）、初八日，十六日、十七日，命桂良、花沙纳分别与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英国权代表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海光寺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
具体步骤主要分为两部分：
1、五月十六日（6月26日）下午六点，桂良、花沙纳与额尔金住海光寺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签约之日，英使额尔金来海光寺时，竟“用轿三十乘，带兵五六百名，各持刀枪，铠甲一色。夷官亦数十人，鼓乐同来，竟将寺内占满。”
2、五月十七日（6月27日）下午六点，桂良、花沙纳与葛罗在海光寺签汀了《中法天津条约》。中法签约时，法使葛洛“带兵二百余名，并跟随夷官数十人，鼓乐同来。”美俄两国签约时，虽然仪从简单，但也盛气凌人。
四、海光寺签约的结果
1、清廷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2、海光寺由此获得“签约寺”的别称。
3、助长了外来侵略者对我国的侵略气焰，以至于1960年后《北京条约》的签订。
五、《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
1、列强各国派出公使常驻北京：条约 规定外国公使“可在京师（北京），或长期居住，或随时往来”。这在当前看来是很正常的，而在当时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列强执意要向北京派驻公使绝非亲善邦交而来，他们是单向向中国施加政治影响，通过直接控制清政府进而扩大对华侵略的目的他们强调的是单边主义，并非好往来，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霸权主义的实质。后来的历史也充分的证明了那些驻华的“使节”们在操纵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扩大侵华战略中起的恶劣作用。
2、增开通商口岸：根据条约，除五口通商口岸外增开牛庄、淡水、汉口、上海等十处通商口岸，这就为外国侵略者进一
步的向中国倾销商品、干涉中国内政提供的更加便利的条件，同时也扩大了列强的侵略空间。
3、全面开放长江：条约规定外国的军舰可以在长江及个通商口岸自由航行，这时的长江成为洋人的天下，是侵略者通过占有长江这条商业及内河航运动脉来控制中国，是中国的内河航运及民族工商业受到了极度的阻碍。加之以列强对关税所做的一系列规定，更加方便了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减少了税收收入，海关被外国人所控制而使得中国丧失了国家主权。
4、让外国人在中国自由传教：条约规定，各国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游走、传教，并且中国给与其厚待。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先进思想传入中国，有利于中国意识形态的进步。但事实上，这些游历、传教活动只是这些教士从事在中国搜索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达到进一步侵略中国目的的特务活动的幌子。这儿有一例子，当年德国游人李希霍芬历经数十年，游历十余省区行程两万余里。回国后立即向德皇威廉一世提议占中国胶州湾。德皇照准其意，立即与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
5、强索战争赔款：条约规定：中国必须赔偿英国军费和“商亏”费400万两白银；赔偿法国军费200万两白银，这又一次的使中国面临财政危机，使中国的经济遭受破坏，是中国陷入了既要挨打又要受罚的境地。
6、鸦片贸易“合法化”：条约规定，中国队鸦片全面开放。这使得鸦片不但没有受到遏制，而且以“洋药”作为掩饰进入中国市场。当时中国正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军费的大量支出是的清政府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危机，后来干脆在鸦片进口中征收关税来增加关税收入，这种卑劣的行径彻底的放纵了鸦片贸易，导致鸦片在中国市场中泛滥，鸦片流入中国市场不仅充斥了中国的市场，破坏了中国的正常经济秩序，造成了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和财政危机，而且破坏了中国人的身理和心理健康
7、预设俄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伏笔：通过《中俄天津条约》的签订，沙俄取得了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提供了条件。
2、使得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扩展到了华南、长江流域和东北，更加靠近出口货物的产地和进口货物的行销地，从而更加有利于其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原料，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
3、表明中国正在逐步走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或者说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程度大大加深。
七、结束语
历尽沧桑的海光寺在经历如此宠辱两极的历史之后早已不复存在，一百多年前的丧权条约在现今社会也早已灰飞烟灭，但是，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伤痛依然还在，我们知道，少年强，则中国强。
历史用来沉思，抑或是回味亦或是悔恨。过去的中国不堪回首，耻辱的过去要用加倍的闪耀来洗刷。这条路，我们走了太久太久。海光寺这一角包含了太多的无奈和叹息，折射出了太多的愤慨与隐忍。如今的中国在飞速发展，如今的海光寺也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们悠闲的步伐踏出了这城市的节奏，灯红酒绿的都市情调似乎将历史淹没。中国已经不是那个唯唯诺诺一味忍让却又自以为是的文弱书生，已经成为了一个坚忍不拔、憧憬未来的“毕业生”。居安而思危，保护国家主权、保持独立性，这些都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我们记住历史，不记住仇恨；记住教训，但不记住报复。我们仍然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中国依旧需要年轻的热血来带动前进的齿轮。海光寺
已经成为了过去的证明，那我们就应该来做未来的证明。
不堪回首历史终将变成未来的反例，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筹办夷务始末》
（三）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第四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辛亥革命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摘要：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它给旧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曙光。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阀门。虽然它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辛亥革命带给中国政治体制、对外关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风俗观念的一系列新变化，给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辛亥革命 中国的发展 影响
一、辛亥革命发生背景
二十世纪头十年是 中国大变动的十年。随着 100 年义和团及包括百日维新、立宪运动等一系列改革的失败，中国人民对清政府的信心受到了严重影响，加之汉族对满族统治的不满，人民生活陷入大混乱。许多仁人志士开始呼吁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效仿英法等国建立共和国。早期的革命分子主要聚集在国外，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 其中孙中山就是一名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他提出发动一场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即：民族革命，驱除外国列强和满清统治；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社会革命，平均地权和财富。
二、对政治的影响
民主是当前中国社会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中国未来的重要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孙中山提出的”三明主义”就包含了“民主”。这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切实第一次把民主的思想带到了中国，并将“民主”思想真实的与老百姓的生活实践起来。
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通过民主革命改造中国政治面貌的实践，应当成为我们思考与把握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创新的一份重要历史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吸取了旧中国必将灭亡的教训后，认识到“民主”无论是对老百姓的生活还是一个执政党的长久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成了早起新中国民主的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领域启动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而它们的有效施行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体相配套的观念、意识与素质。例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效果与公民的参与意识以及为此而行动的强度与水平成正比。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非盈利组织以及信息灵通、具有批判性且对行政合法性感兴趣的公共舆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或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政府信息公开可以起到推动和监督的作用。无论是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事件的信息披露，还是政府“三公”消费情况的公开，都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官民互动正在推向一个新的更自觉的阶段。“民主”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对文化的影响
(1)习俗影响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为了改变愚昧落后的习俗，颁布了剪辫和废止缠足等法令，强令男子剪掉辫子，女子停止缠足。取消“老爷”、“大人”之类的称谓，其他社会习俗也逐渐得到了改变。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辛亥革命后，西方的节日也随之传入我国，圣诞节、感恩节等节日也涌入中
国，而由于中国通行西历，这些节日也得到了更好的普及。圣诞节西历每年12月25日，是基督教会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庆祝日。感恩节是美国和加拿大节日，由美国首创的，原意是为了感谢印第安人，后来人们常在这一天感谢他人。这些节日都需要一定的西方文化土壤，无疑影响着中国文化。
(2)礼节影响
辛亥革命后废除了跪拜礼，代之以简鞠躬握手礼；废除“大人”、“老爷”，代之以“先生”、“君”等平等的称呼。这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现在，朋友见面和初次认识都握手，政界、商界、学界等交流圈更是握手频频的地方，总之，握手成了目前最普遍的社交礼仪。
（3）服饰影响
辛亥革命后用新式的礼服代替过去的翎领礼服，就是将满洲的服饰废除。废除了满族服饰，但民国政府不是采取措施恢复汉服，而是给中国人穿上了西装，还有用西装改的新国服中山装。而如今，西装已成为现代人在重要场合必穿的一种礼节性服饰。
（4）艺术影响
辛亥革命之前，我国的音乐美术等艺术的发展受到外来的影响较少，国画、书法等艺术普及较好，音乐上有宫商角徵羽五音系统和十二平均律等。《周礼·春官》中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八音”，也是最早的乐器分类法之一。而在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传统的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受到很大的否定，传统艺术的发展随之受到西方的严重冲击。西洋画、西方乐器以及西方的艺术理论给中国的艺术以很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很多到海外留学的中国音乐家回国之后，开始演奏欧洲古典音乐，也开始用五线谱纪录新作品。大城市里组成了新兴交响乐团，混合欧洲古典音乐和爵士乐，在音乐厅和收音机里非常流行。油画等西方艺术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5）教育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创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制度，取代了八股取士的制度，新式教育进一步发展，西学逐渐昌盛，各种教育类新式报刊纷纷涌现。而当代的考试机制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的借鉴了当时的教育方式。
四、对经济的影响
在洋务运动后，清政府也开始创办实业，但是大多数都是掌握在官僚的手中。普通老百姓没权利也没资本去创办实业，仍以最原始的农业为生存的基础。但是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从中就涌现了像张謇、荣宗敬、荣德生等一大批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他们有的是弃官从商，有的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都没有什么官僚的背景。这也是辛亥革命后与洋务运动时企业的根本区别所在。
辛亥革命后, 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孙中山就坚决主张, “今共和国初成, 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 为当今最重要的政策”。［1］这似乎与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的“发展 才是硬道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伟人都远见地意识到要想
让国家快速的发展、强大起来，经济是一切物质与政治、思想的基础。
如今，中国已成为除美国外的第二大经济体，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领导者或多或少都是在借鉴历史的基础上才做出决策的，其中也不免就包含有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时经济的成功之处。
六、结语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当我们再次回首100年前那场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的革命时，它已不再仅仅是场革命运动那么简单。它虽然最终因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的果实以失败告终，没能实现它原本的理想宏图，但是它所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影响将流传万古。因为它更多的留给人们的是思想上的启迪，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追寻历史，虽然历代都有革命运动，但是他们只是用一个封建王朝去替代前一个封建王朝，用一个新的帝王去坐前一个帝王的宝座。然而，辛亥革命后，在引进先进的理论思想后，革命者们从生活到思想无不在影响着大众。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些也正是从那时沿袭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在对中国的发展上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当年，孙中山先生告诫人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我们在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就必须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学习和弘扬辛亥革命先驱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而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饶怀民.《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社会》
[2]李文海.《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思考》
[3]《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4] 曾丽雅.《继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当代意义》
[5]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
第五篇：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中论文
题目 ：浅析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学院 ：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年级 ：2010级
班级 ：BG1001班
姓名 ：后涛
学号 ：101001010109
指导老师：
完成日期：2011年11月
内容提要：1840 年古老中国的大门被洋枪洋炮轰开起 , 备受欺凌的中国人便在封建势力压迫下产生的怒火与几千年爱国情结的驱使下开始了艰难的探索此后的一百余年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主要概括为民族危机、乡村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危机。面对发展存亡问题，各阶级依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而先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同时，上层阶级也首次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维新变法”迫不及待的展开了。然而这次运动就像一名早产儿，不存在成功的基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然而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在革命后仍纠缠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各路封建军阀就是代表），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孙中山同志把中国引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可是就中国来说注定要失败的。而后李大钊把马列主义带到了中国，为中国人民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指引了方向。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化，更加顺应了中国的发展和壮大。
关键字：国家出路，探索，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毛泽东 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始缓缓拉开。面对发展存亡问题，各阶级依自身不同的成熟程度而先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地主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两大阶级，它们也几乎同时做出了行动。然而落后的生产状况和落后的阶级状况容易导致不成熟的政治行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造成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农民阶级的表现先是近乎邪教的太平天国起义，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企图用绝对平均主义方案改造社会。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拜上帝教教义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且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认识。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太平天国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第一，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第二，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高峰，具有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第三，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第四，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第五，冲击
了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统治。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而后是19世纪末盲目排外、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即便是放在完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的达到改朝换代，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周期性农民大起义。更何况此时的中国已开始被无可抗拒地卷入资本主义占主导的新世界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使这些农民运动仿佛成为一种无以为继的历史的倒退。当然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他们反抗侵略、打击封建统治仍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为了挽救清政府危机，镇压人民反抗，稍分洋商之利，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在19世纪中叶也开始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们想把中国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驮起来。他们兴办工厂，采用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并由此,产生了官僚资本。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后期以“求富”为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同时，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但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罪孽，因此洋务运动的结果也一如其重要的领导人李鸿章一样，仅仅成为大清一时的裱糊匠，勉强维持局面，但在愈演愈烈的欧风美雨面前最终难脱轰然倒塌的命运。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既是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工具的开始，也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彻底征服。然而洋务运动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其一，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二，洋务运动中翻译了一些外文书籍，介绍了一些西方的科技和文化，给封闭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兴办新式教育机构，培养了一批受到新式教育的人才。其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知识促使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旧的观念受到冲击，新的思想得到传播。
制度可以被征服而民族却不能任人宰割，此时，上层也首次意识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性，“维新变法”迫不及待的展开了。然而这次运动就像一名早产儿，不存在成功的基础。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康有为。维新派的主张摇摆于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妥协也没能取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依靠力量无从谈起，仅是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封建偶像皇帝身上，这种想法正如运动本身的理想一样虚妄。这样的救亡，难免夭折，结果只是证明希望封建政权本身通过改革顺应潮流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是不现实的，根本在于中国欠缺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土壤，这种缺乏不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所能灌溉滋养的。戊戌维新作为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同于典型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是资本家，而只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经济取向的革命者，其政党也不过是有些松散的同志联盟。革命凭借几分幸运的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接着清政府统治便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顺利程度甚至远超出了革命者的期望。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明人们对于腐朽统治的反抗情绪压抑良久，一触即发，也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使是表面的貌似平静，只要不至于危及生存他们也不愿加以破坏，从而损害眼前利益；而一旦有成功的希望，也能热情的支持以期获取更大的利益，毕竟只有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最大保障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革命的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风暴过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仍旧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砍倒了一棵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抱的大树，它们的枝叶在革命后仍纠缠散落在中国大地上，它们的根仍深埋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虽然少了参天大树的遮蔽，但是新生命依然难以尽情成长。“实业救国”“政党内阁”是民初的两大政治思潮，但是两者却都难以完全付诸现实，更别说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对外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驱除鞑虏不过是排满而已。原先人们以为革命一旦胜利那么各项如关乎民族、民权甚至民生问题的工作都能顺利进行可大家发现事实上周围仍是一片黑暗，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出路。但是一个全国性政权的瓦解毕竟还是能给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更为自由的试验实践的空间，让他们证明自己的道路能否带领中国走向成功。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是在国内，它推翻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亚
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国际方面，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鼓舞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辛亥革命告诉我们：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始终不敢这样做，因而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能幻想帝国主义的支持。不能对封建势力妥协，革命政权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迫使孙中山对袁世凯妥协退让，致使伪装共和的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窃取了大总统职务，辛亥革命归于失败。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和资本主义失之交臂，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仍任重而道远。
而后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为马列主义的传播准备了条件。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比较鉴别，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种时代条件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前提下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次源则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的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融会贯通的过程。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想理论渊源。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工人运动不断发展，迫切要求用新的本阶级的思想武器来指导和革命政党的领导，这就为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和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基础。自此，中国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终于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6月）
《中国近代史纲要》
《中国历史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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