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被南开开除 校长张伯苓何时恢复其学籍

第一篇：周恩来曾被南开开除 校长张伯苓何时恢复其学籍

周恩来曾被南开开除 校长张伯苓何时恢复其学籍？

核心提示：张伯苓在南开召开庆祝大会，会上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凝聚了张伯苓一生心血的南开大学最初是私立大学，最近出版的《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一书记载，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复校后，南开大学却成了公立大学，并披露了这一转变的过程。

1930年12月24日，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补助费，第一次到南京会见蒋介石及党国要人，这也是张、蒋的初次相识。

蒋介石对张伯苓及其创办的教育事业大加褒扬，同时非常爽快地答应给予南开大学在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扶植。不久，蒋介石就兑现了诺言。自1932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向南开大学发放补助，1932年和1933年，每年为6.2万元。

安淑萍的《张伯苓对蒋介石拨款的回报》一文记载，国民政府对南开大学的补助，从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的6.2万元猛增到1934年的14万元，同年教育部又补助4万元，另有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总计达18.6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政府公款补助占45％左右。

1936年初，张伯苓为筹划南开内迁事宜，再次到南京“化缘”。张伯苓提出:“发展四川大后方必先从教育、实业、交通各方面着手，尤其是教育，很是重要。”蒋介石非常赞同张伯苓的看法，当即表示个人捐赠法币5万元，以助张伯苓在四川建校。张伯苓于2月11日收到这5万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蒋介石做出了表率，国民政府大员纷纷效仿，以示捐资助学之慨。行政院长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张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也纷纷捐款。其中刘湘不但自己捐出5万元，还动员妻弟周成虎将800亩土地以半捐形式卖给南开。蒋介石关照南开大学

七七事变爆发时，张伯苓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会谈”。张伯苓在会上发言时，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他说得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果然不出张伯苓所料，日本侵略者对南开这个抗日大本营进行野蛮轰炸，南开校园顿时成为一片废墟。张伯苓面见蒋介石，汇报南开被毁之事。蒋介石安慰说，在抗战中，国家一定尽量支持南开在内地办学；打败日本之后，也一定会协助南开复校，并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批准了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建议，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为临时大学，于11月1日在湖南长沙开学，随后又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后，标志着南开由私立大学向国立大学转型。1938年8月10日，蒋介石在汉口约见张，并邀其共进午餐，陈布雷作陪。席间，张提出南开经费补助事宜，蒋当即让陈布雷记下催办，并很快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补助南开8万元的决定。这是张首次直接向蒋求助经费，此后南开大学的经费皆来自公款。政治家们的聪明“运作”

蒋介石对张伯苓的支持(拉拢)不仅是在经费补助方面，同时还有对其生活的关心、疾病的探望、生日的祝贺、子女的培养等。从1938年到1946年，蒋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五次拜访张伯苓，还借南开中学大运动场举行阅兵式。探病、祝寿、题词、授勋、赠款„„任何一位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未曾享受过如此礼遇，更何况是私立的南开了。1942年，张伯苓患前列腺胀大病，蒋介石闻讯即往沙坪坝张伯苓的家中探视。随后的两年中，张伯苓两次发病，蒋介石每次都亲自探望，并安排他到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医治。

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颁发一等景星勋章，以示嘉奖。这可以看做蒋介石送给张伯苓的新年礼物。张伯苓过生日时，蒋介石又赠送手书的条幅，以示礼遇。

从精神到金钱，从健康到生活，蒋介石对张伯苓的优遇，可谓无微不至。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的文件。这是履行蒋介石答应张伯苓的一个诺言:对于这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华军队文化摧残的补偿。同时，核定了三校复员经费预算，迁移旅费70亿元，修建费30亿元(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

就在蒋介石签署文件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之前，张伯苓还打着自己的算盘，想继续维护南开的私立性质，并对此充满了信心。在三校复员之前，他将南开教育经费的设想致函蒋介石，并与蒋介石面谈。但这只是张伯苓的一厢情愿，教育部已经为南开大学拨款近九年，不可能再让南开姓“私”。南开校史专家梁吉生对此评论说:“张伯苓做了种种努力，终究未能实现南开大学的私立愿望。教育家的天真理想，自然抵不过政治家们的聪明‘运作’。” 张伯苓与蒋介石的“双赢”

从张伯苓与蒋介石密切的交往可以看出，张伯苓获得了教育经费，蒋介石获得了张伯苓在政治上的支持。蒋介石鼎力支持张伯苓，自然有他的政治目的——利用张伯苓作为社会名流的影响力以及作为南开校长对青年学生的号召力。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伯苓以南开名义发表通电，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关心蒋介石的安危并为之奔走、斡旋。南京国民政府高层知道张伯苓与张学良交情深厚，而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准备请他去西安劝说。后来蒋介石被释放，平安回到南京。张伯苓在南开召开庆祝大会，会上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

抗战时期，张伯苓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表明自己的立场——“蒋介石是全国的抗日领袖”——并于1941年加入国民党。正因为张蒋之间相互支持，各得所需，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在两人关系的惯性之下，张伯苓最终偏离了教育家的轨道，从参政到从政，也并不出人意料了。

第二篇：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且看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雅量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且看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雅量。

1918年北大的老师和学生，前排左五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左六为陈独秀，左七为梁漱溟，二排左四为哲学家冯友兰。1947年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清华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大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梅贻琦担任大陆清华大学校长17年，留下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的名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精神核心，如今的北大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辜鸿铭的北大根本不是一回事，早非文化思想策源地，而是培养精致利己者的大本营。上周去了趟南开去打印一本已经绝版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论》（藤军著），从东门进去，门外还是喧嚣街市，院内顿显清净，仿佛市内“桃花源”。坐上校内电瓶车，远望大中路很有纵深感，两旁蓊郁的白杨树，罅隙下闪耀着流碎的光阴，多少莘莘学子在此走过毕业离开。沉浸在校园里，仍然让人心灵澄澈、一种安然的情愫在挥发。马蹄湖对面的小花园，是个温馨的所在，花园南边的思源堂，高大古朴。车过主楼，周恩来塑像巍然屹立，然而对面的泰达会馆更是扎眼，类似菜刀的中银大厦搞得对面的汇丰，不得不架上“两门炮”还击。这座与主楼对峙的酒店犹如翳障，引得南大校友极为不爽，陈省身先生也表达了和平的抗议之声,他曾说自己有生之年的愿望之一，便是买下泰达会馆，作为南开的对外招待所。经过化工楼，我在西南村下了车，在荒岛书店转了转，随后走到新图书馆，坐在台阶上畅想起过去的往昔。

在民国流传那么句话:天津有三宝,永利（碱厂）、南开、大公报。南开的中学教育极具代表性，南开大学为国家培养出很多专家和治国人才，尤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及曹禺等最具代表性。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

一、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作为教育救国的实践者，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校长早先参加北洋水师学堂，正逢甲午战争，他毕业实习时目睹了“国旗三易”（威海卫由日本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升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再悬英国旗）的场面，深感奇耻大辱。正值国难当头，他思虑出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他先到严修家塾教书，与教育先驱严修志同道合，两人共赴日本考察，回来创办了南开中学。

张伯苓在中学教育中提出不光从书本得到学问，还要有课外活动。在他倡导下南开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等。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有“话剧摇篮”之美誉。张伯苓提倡新剧的动因，主要是1908年去美国、欧洲考察所得的感悟。他回国后着手编写具有针砭现实特征的新剧《用非所学》，还在其间饰演主要角色。周恩来是南开新剧团的第一批会员，曾参加演出《一元钱》、《恩怨缘》等剧。新剧团在1916年到了新阶段，张伯苓胞弟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回津，张彭春是最早到国外学习欧美现代戏剧理论的学者，他负责新剧团期间，直接、系统地把西方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介绍过来，使南开新剧团独具特色。他还指导排演了其在美国创作的写实剧《醒》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谓“第一部话剧剧本”《终生大事》（胡适1919年发表），早了3年，比1924年上海戏剧协社排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洪深根据王尔德剧作编译）还要早八年。

1916年《一念差》演出剧照南开新剧社还排演了《娜拉》（易卜生）、《悭吝人》（莫里哀）、《求婚》（契诃夫）等世界著名话剧。当时有个学生万家宝、在京剧《南天门》反串、排演《国民公敌》让他扮女主角，后来排《娜拉》，万家宝将女主角演活了，以假乱真。张彭春将一套珍贵的英文版《易卜生全集》送他，此人就是后来的剧作家曹禺。在南开二三十年代文风甚炽、学生们写小说、写戏、搞翻译、当编辑、演话剧，无拘无束地释放其价值追求，像章方叙（靳以）、查良铮（穆旦）、金德麟（金焰)、周汝昌、端木蕻良、韦君宜、黄宗江等人都是在南开起步走上文艺之路。

1934年南开大学外文系演出英文话剧《西方健儿》 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不断演变，他发现日本教育相对刻板，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回国后创办南开大学。1924年南开大学商学系的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变相抹杀了张校长的教育功绩，但这则文章也触及了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南开之前的教育从制度及教材全盘仿效美国。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独有的品格，只能是汲取国外文化的精华，张校长随后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主张。张校长很早就目睹了耸膊成山、望秋先零的清朝士兵，还有被侮辱为“东亚病夫”的芸芸国民。他希望以体育增强国民体格体育精神触发团结互助的氛围，养成健全人格。他主持的南开学校，在华北运动会及全国运动会都获得佳绩。那时的南开篮球队击败美国海军球队，还击败了刚在日本全胜气焰嚣张的菲律宾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于是南开球队威震远东，“南开五虎”声名远播。张校长还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到场观摩奥运动，将奥运引入中国，他还大力促进运动员刘长春参加第一次奥运会。

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胡适的讲演有《新思潮主义》、《中国今日之思想界》。梁漱溟的讲演为《孔子的真面目》。汤用彤亦做过《气候与社会之影响》的讲演。他还秉承优质教育，不盲目扩张生源。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敦请的老师均是声名煊赫的学者，像刘晋年（数学）、饶毓泰（物理）、邱宗岳、杨石先（化学）、蒋廷黻（历史）、李济（人类学）、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柳无忌（英文）、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范文澜（历史）、吴大猷（物理）等。抗日之初南开公开反日，华北运动会上南开拉拉队打出了“勿忘国耻”、“收复土地”的标语，这深深刺痛了被邀参加开幕式的日本驻津最高长官梅津，他当场向张伯苓提出抗议。张据理争辩，“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运动，这是学生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日本进攻华北，南开大学的被毁，是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南开拉拉队打出“勿忘国耻”的牌子。张伯苓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并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校，这所学校几乎汇集了国内各个学科大部分的精英人物，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大师也”。这些既受过良好传统教育又对西方现代知识有很深的理解的学者，无论其党派、政见的的迥异，坚定的认为学术同政治是分开的，思想、学术必须独立和自由。成为教育史一段佳话。当时的知识分子，不仅敬业教育，还能安贫乐道。华罗庚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6口与闻一多一家8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汪曾祺提及西南联大的岁月，对于物质条件的艰苦时有描述，各院系教授学生毫无怨愤之言，齐心赴国难。这是真正文化的力量，一代知识分子放弃个人尊严和物质追求，凭着良知和热诚为学术在屈辱时代中寻找一片净土，中国学人历来推崇的气节、民族观在非常历史时期被发挥到极致。

张校长在重庆荒凉的沙坪坝建成重庆南开中学，人们惊叹他创造了奇迹，是位魔术师，他笑呵呵地说“我不是魔术师，我是不倒翁，日本把我打倒，我又站了起来”。1941年毕业的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首词：“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物理老师魏荣爵在评卷时也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让这位偏科的学子得以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成为一名大律师。以此可见南开的雅量和不拘一格的开化教育。

齐邦媛（右一）与母亲和两个妹妹在一起。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到重庆南开，她追忆过去的师长和同学，殷殷之情溢于言表。她写到南开向来注重国际化教育，理化程度也很强。南开自编国文课本，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蒋所喜欢的王阳明一篇未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蒋介石几次亲临沙坪坝看望张伯苓，未闻校方出来组织三呼万岁之类的举动”。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的尊严，这些都显示了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张伯苓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重庆南开中学15岁的学生写了一篇《走错了一步棋的张伯苓》发在颇有影响的《新闻天地》，张校长看到后十分赏识，他说“不管他说得对不对，才念高一就敢在杂志上指名道姓地批判他的老校长。这说明他没白念南开，也说明我们南开教育的成功”。晚年张伯苓短暂的“从政”，为历史诟病，“一脚踩进臭沟里”，建国后他被视为“前朝遗老”，没有受到公正待遇，回到南开中学没有受到欢迎，1950年10月17日校庆那天，他很早起来，却被告知学校不欢迎他去，老校长那天悲伤至极。次年2月23日，张校长与世长辞，他一生没留下财产，只给儿孙留下一句话“留德不留财”。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为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特别注重学生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培养学生自主精神，张伯苓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遗憾的是1949年后，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变化如同张伯苓后来命运一般，无法左右更无法逆转。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国的学术界再无民主和自由思想的主流意识，中国大学教育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学统也随之戛然而止。至少在大陆学界自由思想、自由学术的价值标准已成为一句空话被束之高阁，西南联大则成了这一传传统最后的终结者。现今校园里，道德中空，人文思想丧失，民国时期的“立人”的教育无从谈起，只能扼腕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