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财政思想.2[大全5篇]

第一篇：中国古代财政思想.2

中国古代财政思想

财政是国家的生命线,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古代中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成为传统税收文化的最高境界,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民本思想则成为传统财政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公共参与国家的财政预算,以此提升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增加国家能力,是我国的财政精神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所在。

一、传统财政文化中的轻税思想古代中国,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思想在我国古代长期占居主导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还颁发过“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的劝农诏。在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古代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田赋、工商税收和官产专卖收入,而在这三者之中,工商税收和官产专卖收入的数量很难有持续的增长,田赋成为绝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支柱性财政来源,所谓“民之大命,谷米也。国之所宝,租税也。”可以说,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田赋收入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国家,对于农耕文明的依赖,一方面使得古代君王可以更加轻易地凭借权力获得田赋收入;另一方面,也由此催生了很多田赋征收过程中的财政腐败,而古代思想家立足于国富民强、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的“轻税”主张,则可以看做是传统财政思想的精华

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是贯穿中国古代财政史的主要内容。财政制度的确立在先,财政政策的制定在后。自春秋战国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几个重要的朝代,均由一些著名的政治家、理财家制定和推行了指导国家财政经济活动的财政政策。纵观历代主朝的财政政策,都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一是以儒法两家的经济思想和财政思想为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儒家的财政思想主要是重“仁”、“义”、“罕言利”,主张薄赋敛,均节财用,反对国家干涉经济。法家的财政思想贯彻“法治”主义,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重财利”,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二是以“人”为制定政策的中心。历史上的一些理财家,其为政与否对于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重大影响.三是财政政策的内容较为广泛,涉及土地制度、力役制度、赋税制度、官营专卖制度、工商业政策以及货币制度等,财政政策往往构成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尹

一、我国历代财政政策概览(一)战国时期的财政政策 战国时期的财政政策以齐国和秦国为代表。齐国本为滨海小国,齐桓公用管仲为相,管仲制定财政政策以法家理论为依据,讲究“术”,获得成功,称霸最早。

第二篇：财政思想

我国先秦盐铁管理思想

财政学三班 何鑫 20090214322 提 要 我国盐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加上国土辽阔，盐的制售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国家产生后，盐业对国家财政等有较大影响。先秦时期，国家意义上的盐业管理开始产生，盐业管理已具有一定的指导思想与制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商鞅等的盐业管理思想与实践，影响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盐业管理的始终。研究总结先秦时期的盐业管理思想，对于了解我国古代盐业管理的产生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经济思想史 先秦 盐业管理一、三代时期的盐业管理概况

中国盐资源分布广阔，蕴藏丰富，从分布地域来说，山西有池盐、四川有井盐、沿海地区有海盐、西北地区还有岩盐。远古部落时期，有些生活在海边的部落就学会了晒海取盐。传说炎帝时其宿少氏便已“初作海盐”。有些部落拥有产盐的湖泊可获取天然池盐，还有些部落由于没有产盐的便利条件，只能用自己生产的产品向产盐部落交换食盐。这些部落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形成取盐便利上的差异，随着私有制的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兴盛，盐便成为我国部落先民经常用来交换的商品之一。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知，虞舜时期盐已是部落间经常交换的项目，舜用自己部落的农渔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如陶器等，到顿丘出售，同时到传虚去购买自己部落所需的产品。“债于传虚”指传虚的某种产品量多价贱，可以赊购。传虚在山西解虞，“传虚买贱”的物品主要是指食盐，史载河东解虞的盐地“袤五十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左传》成公六年也讲到河东产盐是“国之宝”。后来，舜将其部落中心迁到今山西靠近盐池地区的蒲州之地。素稔食盐交换之利的舜，对池盐的生产与交换备加关注，王肃《孔子家语·辩乐解》记有舜作五弦琴，歌南风之诗，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古人认为：“河东盐池无待人工，当夫夏令甫届，熏风时来，附岸池面，缀珠凝脂，盐颗自结。”虞舜时代，交换仅限于部落之间，只有交换活动并无专业商人，交换尚未从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交换的目的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不以赢利为目的。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因此三代以前对盐业的生产、运输、流通销售，还谈不上什么国家管理，这种自由放任、不贡不税的现象是由原始部落社会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夏朝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揭开了奴隶社会的帷幕，国家的建立和私有制的确立，商品交换已是人们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重要部门──盐业，已出现新的管理形式且管理也具有新的特点与意义。其一，国家意义上的盐业管理开始产生，盐业管理思想已有形成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其二，盐业管理也有了一定的管理指导思想和管理形式与手段。夏王朝盐业管理采用的指导思想是自由放任的盐业管理思想，采取的盐业管理形式与手段是贡法盐业管理制度。夏王朝为了控制各地部落贵族，加强它们对国家的隶属关系，主张“定九州，任土作贡”，要求各地向王朝纳贡，规定凡出盐的地方，盐必须作为一种贡物向天子按期进贡。盐贡之外，则听民自由经营。在商朝，盐业管理基本上继承了夏朝的思想与体制，但商朝人已经学会熬海为盐。古人称煎盐为鬻盐，说明海盐是以陶制的鬲形器皿制造出来的，而鬲是商文化的特征。

周朝的盐业管理承袭夏商的纳贡制度，但在思想和方法上更为完善周到。《周礼·天官》记载：“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九贡致邦国之用。”九贡之中，第九贡为物贡，主要指海盐、池盐、西北戎盐等。清朝嘉庆年间编著的《两广盐法志》卷23《附考》论及的周代盐业管理更为详尽具体：“昔禹任土作贡而令青州贡盐，盖贡其所有，以供王用。周官盐人一职，以百事之不可无盐，故也以盐之用而供邦事焉。盐有数品，有刮于地而得者，其味苦谓之苦盐；有熬其波而出者，其盐散谓之散盐；有风其水而成者，产于水中，其味甘甜，谓之饴盐；有积卤而结者，其形似虎，而人筑成，谓之形盐；此盐之名然也。祭祀则供散盐，而加以苦盐，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宾客则供散盐而加以形盐，取其如虎之形，以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则供饴盐，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盐之用然也。盐人则以奄二人，为之掌其政令，谓供盐耳；待其戒令，谓煮盐耳。山泽之官虽多，不过掌其政令而厉禁之，使百姓无争而已。”周代的贡盐思想及制度，规定了贡盐的用途及作用，同时政府专门设有“盐人”官职主持接纳贡盐，调停百姓在纳贡及经营盐业中产生的纠纷，贯彻执行国家的盐业管理政策，百姓纳贡后，可以自由经营盐业。

三代时期的盐业管理思想与制度，是以自由放任的思想为主体的，国家采用贡法控制盐业，纳贡以后，百姓可以自由经营盐业。这种自由思潮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国家刚刚确立，还没有足够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来全面统制盐业，只能依靠间接控制手段来维持。

二、盐业虽然关系国计民生，但由于盐业生产受自然条件以及生产技术的约束，还难于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部门，故在当时对国家财政收入影响不大，政府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统制盐业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才开始产生，元代史学家马端临说：“上古夏、商、周三代之时，盐虽入贡，未尝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始兴盐以夺民利，自此后盐禁方开。”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盐业管理思想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贵族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时期，新旧生产关系的交替带来了各种思潮的产生，盐业生产的发展，使中国盐业管理思想出现了新的局面，盐业管理思想中的国家统制管理及方法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确立，其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为齐桓公辅政40年的管仲。管仲的盐业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国语·齐语》和《管子》两书中。管仲治理齐国是想富民强国，力主通过经济手段，增加财政收入来巩固封建统治和支持齐桓公实现“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政治目的。为此管仲提出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他的盐业管理思想便是他“官山海”的政策中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改革思想。管仲的盐业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放弃自由放任的政策，对盐业采取干涉的措施，国家垄断盐业资源，实行专卖，寓税于盐，加价出售，运用“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原则，来丰裕国家的财政收入。管仲盐业管理思想，在中国盐业管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确立了国家统制盐业的管理思想之基本内容和模式。在管仲之前，国家管理盐业，仅采用贡法，主要是听民经营，管仲以后直到近代，国家统制盐业的管理思想就居于盐业管理思想之主流地位，虽法制代有兴革，但管理的基本原则一直没变，可以说管仲的盐业管理思想是中国盐业管理思想的精华。

管仲的盐业管理思想总体概貌是：国家直接专卖，即在盐的生产上，以官制为主，民制为辅；在盐的运销上，官收、官运、官销。其具体内容则是：第一，盐的生产体制是：官民并煮，以官煮为主，并定时禁止民制。他对齐桓公说：“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水为盐，征而积之。”结果“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管子还对桓公说：“君伐菹薪煮沸水为盐，征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大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佣而煮盐，然盐之价必四什倍。”可见管子将官煮盐的时间定在十月至正月这四个月内，正是冬季草枯燃料足的季节，可以大量生产食盐。在官煮盐时和官煮完后的春季，不准百姓擅自煮盐，人为造成食盐的供需矛盾，以此抬高盐价至四至十倍以上，国家获取暴利。第二，在盐的运销体制上，管子提出独特的管理思想及管理方法。在盐的收购运输上，不管是官制盐还是民制盐，都必须官收官运。在盐的销售上，总的原则无论官制盐还是民制盐，一律官销，但销售的具体做法两者有所区别。官制盐，销售对象主要是不产盐的邻国，为了统一对外，控制盐价，获取垄断的外贸利润，采取的是官制、官收、官运、官销的完全专卖制。管子强调说：“君以四什之价，循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这本其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沸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民制盐，主要满足国内百姓食用需要，国家将民间自制盐低价收购起来，按“计口加价配盐法”售给百姓。具体做法是：政府严格算定全国男女老少人均食盐量，然后编制全国食盐人口定额簿册，国家低价收购民间盐户生产的食盐，然后加价按簿册所载人口定量分配给百姓。管子认为此法比直接向百姓征收人头税等办法好，一可满足国用的需要；二可减少百姓对强征税的反感。他说国家用征房屋税、建筑税、林木税、六畜税、人头税的办法获取财政收入不好，唯一的好办法是控制国家的自然资源。

此外，对没有盐资源的国家，管仲也设计了一套管理办法。管子说：“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售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用人之数也。”即一国虽无山海资源，但可以利用别国的资源，彼国销盐于我，每釜十五个钱，我买来而官卖出则每釜卖百来个钱，我并未参与彼国的产盐运盐活动，只接受了彼国的盐，就每釜赚了八十五个钱，这就是对盐的经营之道，无盐的国家也可以获取丰厚的盐利收入。

从管子的盐业管理思想可知其宏观管理的主导思想及其基本原则。首先，他认为国家控制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有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将盐的产销权控制在政府手里，也符合管子的“利出一孔”封建财政原则。其次，管子的“谨正盐ｃè＠②”计口配盐制，表明管子利用封建的统治力量和盐的需求特性，以垄断权来获取垄断利润，认为强征赋税，不如实行盐铁专卖，“举臂胜事，无不服籍”。再次，管子意识到一国的富强，必须充分利用本国的特点，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来奠定雄厚的经济实力。他说：“阴王之国有三，而齐与在焉。……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阴王之国也。”同时认为对本国拥有的优势资源，需要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和制订专门法规来管理利用。最后，管子认为要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规律为我所用，对本国的资源要坚守不让别国掠夺，同时要利用本国资源来控制列国贸易朝有利本国的方向发展。管子的盐业管理思想及政策，有力地保证了齐国的富强，同时也牢固地树立了它在中国盐业管理思想史上国家统制管理思想开创者的地位。

战国时期封建地主生产关系得到确立，新兴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封建社会是各诸侯国的当务之急，也是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适应统一历史要求的兼并战争造成各国在盐业宏观管理方面一度出现了宽松的局面，自由放任的管理思想居于主流，因而造成很多以盐致富的商人。例如有名的人物猗顿，即从事河东池盐的生产和贩卖发了大财，达到富比天子诸侯。这时期自由放任的盐业管理思想及政策，客观上虽有利于商品经济，但却削弱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利于国家集中财力进行统一的战争，同时商人经营活动造成的贫富分化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最先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秦国的商鞅，他继承管仲的盐业管理思想，主张“壹山泽”，即国家“专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盐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都必须由国家严密控制，在产盐区设官管理，制订法令，严禁私煮和私人擅自运销。虽也主张利用商人现成的销售能力，可以把专卖产品交给商人分销，但商人需交纳很重的专卖税来换取经销权，经销商人是经过特许的，人数也有限制，盐价也由国家规定。商鞅的这种用意，其目的主要还是使商人难于从盐业中获取厚利，因而只得转业为农，从而贯彻其农战方针。

秦国执行商鞅的盐业管理政策，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秦国统一战争的胜利。同时说明在封建中央集权制形成或者确立时，国家统制管理思想有助于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稳定与繁荣，这也是国家统制盐业管理思想一经产生，很快就为社会接受并在盐业管理思想上居于主流地位的根本原因。

先秦盐业管理思想在中国盐业管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盐业管理思想及其三种表现形式的基本内容、基本运行体制都在这个时期中得到确立，虽然并不完全系统，但影响深远，后来的桑弘羊、刘晏、范祥等人的盐业管理思想都深受先秦盐业管理思想的影响，将先秦的盐业管理思想称之为我国盐业管理思想的先导是不为过的。

第三篇：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天子的“德政”和民间的“宗法”制度是传福利制度的两大基础。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时，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有效经验。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德政；宗法；宗族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积极推进社会福利政策，并多方位借鉴和引进西方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在反观西方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发扬中国古代传统的福利思想与理念。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又维系了数千年封建体制的国家。正是因为儒家倡导德政理想，中国历代政府都以长治久安为目的，始终关心百姓的的社会福利，其中的施政措施及蕴含的社会福利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并对我国推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大有裨益。

一、德政：福利社会的理想

虽然福利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社会福利的实施由来已久，各派思想家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诚然，维护政权稳定，粉饰太平现象是当政者的现实目的，但借着与传统天命的贯通，德政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并始终鞭策着当政者致力于百姓的社会福利。

民国以前，对天的敬畏一直广泛存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尚书舜典》曾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这种“天”是带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着一切自然的变化与人事的祸福。周人认为人事的一切运作都出于天命，人受命于天，天子禀天命掌管天下，而人也源于天命。周公又进一步对“天”加以概念性的总括。他认为“天命转移”“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天命是以人君的德行为转移的依据。这样“德”成了“天”的注解，所谓“敬天”就转为“明德”，“天”与“德”具有了同一性。因此，天子禀承“天命”即应施行“德政”，否则，便违背天意而终将被弃。

如此，宗教观念上的敬天推衍出伦理观念上的明德，上天的意志从而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并最终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尚书泰誓》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于是，对天命的顺从最终便 落足于“保民”称王。这种民本、德政思想为历代思想家继承，从而为社会福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时期，管子提出了具有强烈民本色彩的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民委君之本，治国之道在于“顺民心”，而其首要则在于富民。因为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国强，民之贫富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国家之兴衰。在管子学派的重民思想中，还有颇为丰富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思想。《管子五辅》篇指出:“养长者，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入国》篇中，则记载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福利思想及其举措非常具体，如“老老”，即指国家设立掌老之官，专门负责老年人的养老事宜。其细节为：凡年纪上七十者，一子不征，每三曰国家赠肉一次；八十以上者，二子不征，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者，则全家不征，每天有酒肉供养。再如“恤孤”，即国家设掌孤之官负责孤儿的福利工作。凡领养一名孤儿的家庭，一子无征，领养二名孤儿的家庭二子无征，若领养三民孤儿，则全家不征。掌孤之官要经常过问孤儿的状况，“必知其饮食饥寒，身之月脊胜而哀怜之”。[1] 孔子出于“为政以德”的思想，称管子所行之政为德政。在他心中，德政的典范为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也，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这里的大道即为天道，其在人间的流行便是大同理想：一个人际融合，经济互助的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受到保障，从幼及老，乃至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所养。

孟子对德政作了更为具体阐述，他认为君王应该推其本身的“不忍心”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和救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他认为仁政应以此为先：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3]此外，孟子认为，使人民保持一定的私人财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他提出“制民之产”，并以西周的井田制为范本，构建了一个“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乡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4]的小农经济的蓝图。

此外，墨子的社会福利思想也很丰富，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5]，并希望能够予以切实可行的救济。在这些民本、德政思想的影响下，历代政府都以振灾济困为己任，并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汉代设常平仓平抑物价、备荒振恤，隋代“民间寄纳在官”的义仓则在政府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的振恤责任。以后，养济院、慈幼局、漏泽源等社会救济与抚恤事业纷纷成立。

可以说，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家很早为我们建构了福利社会的雏形，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历代的社会福利措施。尤其是大同思想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宗法：福利社会的渠道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前文已述，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殷人主要以“帝”来称谓上神，出于对 “帝”威望的借重，在廪辛、康厅以后的卜辞里，开始出现对死去的人王称“帝”的记录，从而有了人帝与天帝之分。西周代商之后，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的传承制度。人帝被视为天帝的嫡长子，即天子，秉承天命管理被视为天帝庶子的下民。

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

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在民国以前，这些自然村落都实施着宗族内部的自我管理。这些宗族组织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承接着大部分地方性行政自制功能，一方面，又维系着宗族内部的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可见，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

自西周以后宗法意识深深地浸透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其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由此确立。古代中国并据此建立了日益完善的保障体系，把整个社会置于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中，由此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三、评鉴：中国福利化的当下思考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及贫困者的救助是人类有史以来始终存在的重要话题，各国对此都有很多经验流传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实施社会保障的最直接渠道。中国传统便流传养子防老的观念。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崇尚的理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实际存在于民间的仍主要是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父母在子女年幼时抚养照料他们；及其年老，子女反哺，在感情、经济上支持、赡养父母。子女，尤其是儿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便意味着一种年老保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人力直接代表生产力；子女越多，经济越有保障，得到赡养的机会与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同时社会各个家庭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整个社会生活又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协调社会关系，以致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中国人极早便窥见这一道理，所以，在远古就从天人关系中体悟出人伦之道，并以此来建构整个社会，使得国与家成为一体。如此，社会福利以亲情、血缘关系来维系，家庭之间的互济是最直接而普遍的社会保障网络，即便是政府也以民之父母的身份施以救济，而整个社会则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指归。可见，对家庭与家族的注重构成中国传统福利思想的特色，这一思想传统使得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内部化，同时对内部关系的维系与调控便成为一切施政的主要纲领。中国历代政府都以民之父母自视，对社会大家庭的稳定与成员的福利十分关注。所以，很早就有较完备的福利思想与相关政策。如《周礼》中就载有“荒征十二策”以应灾祸，前文所述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政”对贫困残弱者的救济已细致入微。正是这一点保障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能绵延数千年并影响至今。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赈济制度”、“养恤制度”的弊病也不少。比如，主持养恤者的营私舞弊，施粥的范围有局限性和灾民集中易流行疾病等[7]。此外，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也过于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均贫富，对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注重不够。从历代思想家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往往是以实行“小国寡民”、“耕者有其田”、“老者有所养”为目标。政府施行的救济以宗族为依托在便利的同时，也导致区域自治自足，地方保护色彩较浓厚。进入工业社会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有北欧、英国的福利国家型，也有美国式的纯粹社会保险型，以及德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型和新加坡、智利式的公办自我保障型。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问题时，现代社会考虑的因素也较全面，既有出于道德准则上的原因，认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又有出于发展经济的一些理论，如：分配理论，注重资源调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直接关注的是社会稳定；但也不忘从更高一层涵义上考虑，把社会保障的发展作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现代福利思想相比，显得相当狭隘，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福利保障体系，向西方模式的借鉴与援引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经济市场化所要走的必由之路。但我们需注意，所谓现代的福利理念（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福利理念）也有其自身弊病：即福利成为政府某方面职能，缺乏整体性。此外，过于强调政府行为，也极易产生对受助者的侵权；同时也容易忽略对弱势群体精神的照顾和支持。尤其是对于受助者来说后者往往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作为西方社会保障发展史重要一环的《济贫法》，便充分体现出单纯政府行为的弊端性，同时其自身缺陷也为后人所诟病。如保障水平十分低下，“贫民习艺所”的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其手段过于强制，忽略了受助者的人权与尊严。恩格斯曾批评《济贫法》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他还认为此制度作为全国性的制度，使有些人不事生产，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便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它注重发挥家庭、家族血亲关系的特有功能，同时从人性自然的亲情关系入手去培养社会关怀与救助，使得相关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切近而平易的贯彻下去。既调节了基层社会—即宗族内部的关系，又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归依；既有宏观的大同理想与德政管理，又有微观的个体修为和人伦关怀。这些都曾经有效地发挥它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在整体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改善上也颇有成效。我们今天要建构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其有效经验。参考文献 ［1］《管子·入国》 ［2］《礼记·礼运篇》 ［3］《孟子·梁惠王下》 ［4］《孟子·滕文公上》 ［5］《墨子·非乐上》 ［6］《白虎通》

第四篇：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城市建设史作业

班级：城市规划08-1

学号：20080871

姓名:殷海涛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以为统治者加强统治服务为中心。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即使如此，两个方向的理论也都

《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它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的“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等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本格局。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在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高大宏伟的府邸和低矮简陋的普通住宅，时时都提醒着人们统治者的权威；清晰的街坊和宽广笔直的街道暗示着人们要规规矩矩，不能违背“礼”制；高大厚重的城墙固然有着防御的作用，但是它也圈住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历代城市，宫殿、官衙全都居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左右，且大部分都坐北朝南，显示了统治阶级权利的至高无上。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受着各种“心理暗示”，即使将来有了巨大的权利也很少有敢于反叛的，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即使有了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它想的也是为如何为朝廷效力，时刻等待着朝廷的招安，即使知道自己被招安很可能是一个骗局，仍然义无反顾。

相比于《周礼考工记》的限制性，在《管子》一书及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则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时，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即使如此，《管子》提出的“城大而人民寡者，器民不足以守城”，同时将士农工商的居住区进行了划分：凡士者近宫、不士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统治者权利的至高无上、以及人们对自己地位的观念。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虽然风水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但城市的中心建筑仍然是统治阶级，作用大部分也都是保证统治阶级的气运，保证统治的安定。例如秦朝的咸阳就运用了天体的规划思想，但咸阳城的中心枢纽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建筑——咸阳宫，从意识上体现了帝皇的威严。还有

一些建筑的阴阳调和、景山公园的假山等等，这些虽然是为了镇住“邪气”，但主要的还是用来保证统治阶级权利的稳固，保证国泰民安。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但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虽然这两种思想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中心仍然是为统治者服务，为了加强统治。

第五篇：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中国古代的保民思想

我国养济保民思想源远流长。商代时期，盘庚提出“罔不惟民之承保”，“式敷民德”(《尚书·商书·盘庚》)。周代文王提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尚书·商书·周书》)。周公将之发展为明德慎罚、以德治民。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等学派继承了这一“保民”思想。《周礼》提出：“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礼记·王制》云：“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特别是人们熟知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梦想，并成为统治者实施救济政策的思想基础。

秦朝政府对鳏寡孤独的救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隐匿成童，及申报废疾不确实，里典、伍老应赎耐，百姓不应免老，或已应免老而不加申报、敢弄虚作假的，罚二甲；里典、伍老不加告发，各罚一甲；同伍的人，每家罚一盾，都加以流放”(《睡虎地秦墓竹简》)。汉代政府对鳏寡孤独的救济主要是发放物品。如，东汉光武帝发布诏令：“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扶，无令失职”(《后汉书·光武帝本纪》)。

北魏及唐代前期的救助政策融入到均田制内。政府向不负担赋税的没有丁男的老人、未成年者、鳏寡者等构成的人户给予适当的田地耕种，加之佛教的行善生生观念流行，促使收容鳏寡孤独及残病者的专门机构出现。最早的是南朝齐武帝的文惠太子设立的“六疾馆”，主要收养贫病之人(《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此后，梁武帝设置了孤独园，北魏孝文帝设立了别坊。

唐武宗废佛之后，唐政府直接承担了养济机构的经费，委任有名望的人进行监管，即：“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唐会要》卷四十九)。

北宋徽宗时设置的居养院，主要收养孤贫小儿乃至“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安济坊主要为医疗机构(《宋史·食货上六》)。漏泽园设立于神宗年间，“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到崇宁年间，“蔡京推广为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宋史·食货上六》)。后由于靖康之变，北宋的养济机构大多毁于战乱。

作为官方的救助制度，养济院正式设立于南宋初年。绍兴元年，绍兴府通判要求设置养济机构以收留北方南迁宋人中疾病贫弱者，并专派医官治疗病人，同时派遣“童行”二人负责管理饮食。这一要求得到了南宋政府的批准，规定凡是被收养者，要在当地官府登籍造册，写明姓名、籍贯，由官府出资供给口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八》)。这样，新建立的养济院糅合了安济坊与居养院的功能。这一时期是养济院的兴起阶段，主要是收养流民乞丐，有固定的收养时间，带有临时性救济的特点。

元代继承前代的养济院制度，在制度建设上比南宋更为完备。养济院在元代初称为孤老院，它的职能以收养孤老为主，与南宋临时性收养乞丐贫病有着很大差别(《元史·刘秉忠传》)。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明太祖实录》卷34)。洪武五年又下诏，“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不久，孤老院改名为养济院。其收养对象为：“民之孤独残病不能生者，许入院。”明代的养济院制度得以确立。为保障养济之政的推行，朱元璋将其载入《大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在朱元璋的倡导下，许多府县在洪武年间都设置了养济院。明成祖时，养济院的建置得到改观，养济院在“天下府州县俱有”(《明太祖实录》卷127)。弘治年间，养济院由内地州县向边陲各卫所扩展。

清朝顺治五年下诏：“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给发，无致失所”(《清世祖实录》卷41)。由于清初的财政紧张，养济院的重建收效并不大。到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养济院的重建工作才得以大规模展开。清代养济院开始之初，奉行明代的原籍收养政策。至乾隆二年，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四川居民流寓最多，与他省不同，且地处万山，险阻难行，若将远方流丐照各省之例一概送回原籍，其老病茕民，举步维艰，既多跋涉之苦，亦非矜全之道”，故“将川省外来流丐，饬令地方官稽查，果系疲窿残疾无告穷民，准其一律收入养济院”(《清会典事例》卷269)。外来孤老流丐收入所在地养济院，打破了明清以来的原籍收养政策，使得养济院收养范围大大扩展。

嘉庆、道光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养济院面临着各方面的破坏，尤其是政府财政恶化，加上战乱不止，养济院逐渐衰落，其他的养济机构也无法承受大规模的社会救助。在清代后期，一些以乡绅、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救助活动日益活跃，在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中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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