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幸福——效用分析

第一篇：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幸福——效用分析

成为同一个幸福的人

刘金典

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地训练，简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小，人们常常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毕淑敏《提醒幸福》

什么是幸福？我觉得幸福就是一种使人觉得满足的一种感受，一种心理体验。幸福对于视财如命的葛朗台来说拥有无尽的财富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对于忧国忧民的杜甫来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大的幸福。对于放浪不羁的李白来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是他最大的幸福。而对于现实中的我。我觉得只要正视事物的两面充分享受现时一切美好的东西。充实大学的生活某部位得到什么而大喜，也不为失去什么而悲伤不已。我只愿积极的乐观的走过我有意义的充实的大学生活，这就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幸福。

萨缪尔森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幸福公式，即幸福=效用∕欲望。这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人的幸福的程度。首先他把事物对人的有用性给人的满足程度量化处理，例如吃一顿丰盛的晚餐给人的满足程度是五个效用单位，看一场3D科幻电影给人的满足程度是十个效用单位。那么一个人实现了这两反面的欲望的话，那他的满足程度就是十五个效用单位。另外，我们可以总结出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在欲望既定的条件下，效用越大越幸福。效用既定的情况下，欲望越小越幸福。如果一个人的欲望无限制的膨胀，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都想据为己有的话，他会觉得自己目前拥有的还是太少了。也就是说他的欲望趋向于无限大，那么他的幸福程度也就相当的小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那些贪官们是绝对不幸福的，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机前往甚至是上亿元的人民币，他们还是觉得太少了。他们的欲望也就趋向于无限大，他们的幸福程度也就可能趋向于零了。当然我说上面这些意味着可以抹杀人的欲望。我也反对那些禁欲主义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欲望的话，那何来的幸福感呢。所以幸福还是个和主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当然我们可以克制我们的欲望，我们可以以道家的基本思想为行为准则，不让各种不必要的欲望疯狂的膨胀和蔓延。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生活中的得到更强的幸福感。而现在我们可以推断一下道家和儒家那个幸福感更强的问题。儒家强调向外求，他们追求的是“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目标大而空。所以用幸福公式来验证儒家的幸福程度时。我想儒家因为追求的目标太难实现而会相当苦闷。道家是向内求，即强调修炼自身，清心寡欲，恬淡虚无，宁静致远。我觉得道家的幸福程度还是会比儒家的高些吧。但儒家也有那种向内求的贤者。例如颜回，一瓢饮，一箪食，一壶浆，居于陋巷而不改其乐。这说明他又达到了另一个较高的境界。

既然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而给我们带来幸福感，那么就要面临需求层次的问题。而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就解决了一个人的需要的分类，并且他把需求层次划分成几个层次：①生理需要②安全需要③社交需要④尊重的需要⑤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随着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就会提出更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例如，安全感，归属感以及受到他人尊重以及自我实现。在物质方面的欲望得到满足是低层次的，因此给人的满足程度也就较小。而精神方面的需求满足会给人很大的满足程度。因此我们可以把幸福公式做一些改变：当然这种改变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既然我们有两方面的欲望，那么也就产生两个方面的效用，即精神层次的效用和物质层次的效用。马斯洛还提及了高峰体验。就是那种投入到自己所做的有意义的事中二玩我的状态。这就是高层次的心理满足。它所产生的效用会是无限大。而物质层次的效用总会受到各种限制而十分有限，因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是很容易就得到满足的。不可能说一个人一天吃十顿饭。也不可能说一下穿一百件衣服。这就是说物质层次的效用是一个常数。并且每个人都相差不多。那么更重要的就是精神方面的满足。根据假设的新的幸福公式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很富有却没有幸福和快乐了。以为他虽然可以在物质的需求当中获得比别人相对多的满足，但是他可能在精神方面没能得到满足。所以他还是感觉不到幸福的存在。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例如有个和谐的家庭关系，我最怀念的就是和家人一起看春晚是的情景。或者是有个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得到众人的尊重。或者是把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结合起来，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那么这对于一个人精神方面的满足是很有帮助的。精神的需要得到满足，也就使一个人更感受到幸福。

再结合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因为我觉得在精神层次上的效用还是比较大的。我比较喜欢回家，因为我和爸爸妈妈可以说是朋友，和他们交谈时十分轻松。他们十分开明。因此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其次爱我的每天的学习和生活中。我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得到了追求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我现在的生活值得拥有。

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积极乐观的去生活。抓住现时，做一个幸福的人。正如毕淑敏所说的现在就抓住幸福的尾巴，时常提醒幸福，拥有幸福的人，才是一个心灵完整的人。

第二篇：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污染

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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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珂雨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以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如今协调资源、环保与发展关系，可见社会对环境的重视是不容小觑的，人们应当重视经济环保的生产方式。

今年年初，严重的雾霾席卷了中国中东部地区。中国74个城市从1月1日起公布PM2.5数据，在过去的十几天内，有33 个城市指标超过300微克/立方米，其中京津冀最为严重。从北方的石家庄、北京，到南方的南京，以及中部的武汉，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浓雾中。

北京气象台发出了北京气象史上首个尘霾橙色预警，城区多数地方的PM2.5浓度一度超过700微克/立方米。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嵘向中外对话解析了雾霾成因：“首先是由于冬季北方采暖煤炭增加带来整体污染排放增加；周四至周六区域冷空气减弱形成逆温层（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大气层），京津冀的本地污染不断向近地面持续累积；同时周五从西北方向的山西、内蒙等煤工业区还有部分远距离输送，周六晚南部河北的重工业区和煤电厂污染也缓慢传输至北京。”北京市环保局判断:10日到13日，北京地区扩散条件极端不利。在地面闭合低压控制下，地面风速减小，湿度加大，致使逆温层形成，导致污染的持续累积。”

然而，无论其间有多少具体的气象因素，如此严重，大规模的恶劣空气质量，足以累积至此的空气污染物，已经使2013年1月中旬成为一个新的节点，对中国的整体环境质量再次发出警示信号。

与此同时，山东排污地下的时间也引起轩然大波，先有网友微博爆料山东某地许多化工厂，酒精厂，造纸厂将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至1000多米的水层，污染地下水。又有网友作证“山东广饶大王镇造纸厂就是典型的地下排污，用压力泵把造纸的恶臭毒水拍到地下水系里”一时之间，“地下排污”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此事真假虚实，地下排污引发了众多人们的共鸣。据媒体报道，“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这些残酷而冰凉的数据，让人遽然惶恐之余，不免黯然感叹，如果连作为生命之源的水都惨遭污染，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存活，当一名因饮用污染水而染上沉疴，当一个个乡村沦为癌症村，惨烈的事实已经向我们发出最后的哀鸣和警告。再也不能容忍水污染了！

面对以上的环境问题，我想从经济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要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只有当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曾经所描绘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时,就出现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而这两个严峻的环境问题造成公共资源配置不均，从而导致市场机制紊乱，经济混乱。

环境既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环境实物资源,也包括环境容量、生态平衡和调节、空气质量等环境质量资源。其中一些资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资源被一部分人共用,还有一些资源被私人利用。这就涉及到环境的物品属性分析。经济学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具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将物品属性分析引入环境领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像清新空气就是最纯粹的公共物品,既无消费的竞争性和也无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同一环境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一个人不论付费与否,都不能从这一环境物品的消费中被排除出去,即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使得无法、很难或不必对其进行收费,私人企业赚不到利润,市场机制就无法激励其减少空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来提供清新空气这一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必须政府干预,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其次，环境资源的共有资源属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动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资源,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由于共用资源产权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难向使用共用资源的人收费,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负担成本,必然导致环境资源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滥用环境资源。以我国的地下水为例,由于地下水属于共有资源,任何企业都可以随意掘井取用，同时为了避免因污水而向政府缴纳各种费用，许多企业把污水偷偷排入地下，导致严重的地下水污染，对我们的地下资源，甚至土壤、植被、动物、人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些影响都是毁灭性破坏,这就是“地下水的悲剧”。经济学分析认为,当今社会,资源的枯竭、生态的恶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关系。

环境污染是指经济活动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环境,超过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恶化。“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经济学认为,“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率的运作,是因为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传递了信息。然而,有时市场价格并不反映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当一种生产或消费活动对其他生产或消费活动产生不反映到市场价格中的效应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内涵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首先，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环境时,便有了外部性存在。其次，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这种非市场性的影响,对社会有利的称为正外部性,对社会不利的称为负外部性。

将外部性理论引入环境领域,实质是把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放到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中考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产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场交易价格中去的额外社会成本。如化工厂向空气中排放污染气体，致使北京雾霾天气。由于无须向任何人赔偿损失,从而导致外部不经济的产生。由于环境污染并不构成私人生产成本,必然出现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这一差异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外部性成本的顺利转嫁,必然导致这种带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的过度供给行为,使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社会福利损失。

因此，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综合利用资源。我们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有的国家发展以节能、节材、节水、节约资本等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制度;有的国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由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阳工业”转变,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还要重视二次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多国家提倡废物资源化,把再生资源称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矿产资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贵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再生,其他废旧金属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变废为宝。为减少水资源消耗,有些国家工业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更要加强对资源内涵的认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注重物质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资源内涵扩大的方向转变。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创造新的价值,日本对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0%,法国每年从垃圾中回收废纸占造纸工业原料的40%。现在世界各大国正在进一步对回收垃圾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

我们还可以树立生态技术观。每当新科技成果向经济建设转化时,总会带来生产的大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质变效应。然而,进一步深思,又发现另一种倾向,大多数技术的应用,如果是以单一目的性——经济效益为前提,那么技术越尖端,单一目的性越明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技术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这主要取决于人类自己,而非技术本身。21世纪的技术观应当是生态技术观。生态技术观的含义为: 科技发明的指导思想,要坚持技术的单一性目的与多元性目的的统一,即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双重目的,或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多重目的。科技成果的应用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内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资源再生循环技术、环境无害技术,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

综上所述面对现在的环境现况，正确的厂商经营模式的建立是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形成资源有效利用、合理利用并实现安全生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和环境污染事件来看，资源的不合理运用造成了人均资源日趋匮乏，污染物不合理排放造成了人员事故。自此我们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过去，环境与经济的双方结合才是发展之道，正确之道。

第三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食品安全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食品安全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的食品安全法的开始实施, 人们应该享有的最起码的食品安全权利, 依然不断受到挑战。诸如苏丹红、“大头娃娃”、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一滴香、洗虾粉等问题仍然充斥着市场。食品安全问题, 越来越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消费信心,民众生活质量因此受到严重，也同时影响了食品行业的发展。

一、关于食品安全的概述

食品安全是指无毒、无害的食品, 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 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安全问题就是食品的质量不过关。随着新的食品资源的不断开发, 食品品种的不断增加,消费方式的多样化, 食品安全问题几乎出现在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食能养人, 也能伤人。一旦食品出现安全问题, 表现出来的危害性一方面导致食源性疾病, 这种疾病通常带有感染性或中毒性质, 且具有群体性、突发性、广泛性与社会性的特征, 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给市场带来负外部性, 使

第四篇：效用和幸福的关系

英国哲学家边沁（J.Bentham，1748-1832）认为，“幸福（happiness）”或“功利（utility）”是可以衡量的。他进而推断，改进社会的原则应该 是谋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此后，边沁的功利原则就广泛传播，不仅成为政治家挂在嘴边的口号，还成为老百姓默认的道德标准。

那么，“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究竟是指什么？我们不妨先大胆地假定边沁是对的，即幸福可以衡量、累加和比较，然后举几个特例来分析。

假设社会共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甲，乙，丙}，其幸福程度分别是{2, 3, 4}。第一种情况，假设三个人的幸福将要变成{1, 2, 8}, 其中甲和乙的幸福减少了，但丙的幸福却大幅提高，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值增加。这与“独裁者掠夺天下”的社会变革类似。“幸福人数”减少，但“幸福总量”增 加，这符合边沁原则吗？答案是不确定。

第二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 3, 4}变为{3, 4, 1}，即甲和乙的幸福都得到提高，而丙的幸福却大幅下降，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值也下降了。这与“劫富济贫”的社会变革类似。“幸福总量”减少，但“幸福人数”增加，这符合边沁原则吗？答案也是不确定。

第三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 3, 4}变为{4, 6, _ }，即甲和乙都得到了显著改善，以致全社会的幸福总值增加，但丙被赶出了社会。这与“清理三无人员”的做法类似。“幸福总量”和“幸福人数”都同时增加 了，但一部分人被完全忽略不计，这符合边沁原则吗？不确定。

有人说：你提的例子都太极端，边沁指的是从{2, 3, 4}变为{4, 6, 8}，即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有所增加的情况，这才符合边沁所说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是的，这似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即使是这样，也还会有人不满。为什么？因为不公平！在这种貌似皆大欢喜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丙增加了4，而甲和乙却 只增加了2和3。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人们的幸福不仅建立在自己是否幸福上，还往往建立在与别人的攀比上**。换言之，即使每个人的处境都得到了改善，也还 是未必满足边沁原则。

与此相关，我们常常听到一种似乎睿智的说法，叫“只要机会平等、不要结局平等”。听起来不错。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才算“结局”、什么才算“机会”？

以教育为例。富人的孩子从小就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到了大学招生，若按成绩录取，就忽视了孩子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机会的不等；反过来，大学若优待贫困学生，便违背了以成绩为标准的机会平等。进一步说，若不能让每个人都拿到大学文凭，那么在职场上的“机会平等”又从何谈起？

毕竟，昨天的“结果”影响今天的“机会”，今天的“机会”又影响明天的“结果”，这样环环相扣，谁能分辨“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同样，“幸福 程度”和“幸福人数”是不同的目标，而不同目标不能同时追求最大化，因此“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注定是句空洞口号。若以空洞口号作为社会改革的准绳，就是 哈耶克（F.A.Hayek）所说的“致命的自负”了。

第五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的三农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的“三农”问题

魏雪2011级经济学基地班

【摘要】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的七成多。“三农”问题对我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安全关系重大。农民现在是我国国民的主体，没有农业的发达，农民的富裕，农村的现代化，我们整个国家就谈不上发达，谈不上富裕，谈不上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我们要切实认识并解决“三农”问题。本文将在探讨“三农”问题的影响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运用供给、需求和价格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从“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方面分别分析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三农”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词】农业；农村；农民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的七成多。“三农”问题对我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安全关系重大。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三农”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问题将日益严重；耕地资源减少，水资源不足，草原退化，水土流失问题将日益严重，我国农业发展将面临严重的可持续发展危机。三农问题将严重影响我国基层政权的稳定。我国现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已沦为我国社会的底层，由“三农”问题引起的我国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腐化，以激起众怒，影响到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社会的治安稳定。“三农”问题也影响到农民权利的实现，不符合国际社会对人权的要求，农民工工资拖欠，社会福利无法共享，将影响农民创造力的发挥。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没有农业的发达，农民的富裕，农村的现代化，我们整个国家就谈不上发达，谈不上富裕，谈不上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我们要切实认识并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产生并不是由“三农”自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国家倾斜的发展战略政策偏差所引起的。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也不能靠其自身。建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新世纪出台了九个关注“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致力于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下面，我将就“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方面分别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其原因及解决办法。农业

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粮食供给不足和农产品竞争力两个方面。

粮食供给方面，我国的国产粮食供给不足。首先，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生态环境恶化，由于城市用地增多、不合理使用土地造成土地退化等原因，耕地减少，耕作面积下降；其次，农产品生产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生产季节性明显，在一定的科技水平下，产出有限；其次，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程度大，需求弹性小，需求量不会因收入的增减而有大幅度变化，收益相对较少且相对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最后，农产品是同质的，不存在产品差别，农产品市场是

完全竞争市场，难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利润，农民获利空间不大，因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会大幅度提高反而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城打工等生活方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供给问题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粮食供给不足，首先要加大政府投资，发展农业科技；其次，实现农产品这一完全竞争市场的农业产业化运行；再次，由供给定律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给量随产品价格的上升而增加，从这一点出发，政府可以采取价格政策，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适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益。农产品竞争力方面，国内农产品由于政府调控价格，市场化运营不明显，竞争力不明显。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国际竞争方面。用博弈论的相关原理，我国出口农产品必须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获得自己独特的生存空间，才能立足世界。目前，我国出口农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价格上竞争力比较低。我国农业生产最主要特点是“精耕细作”，生产规模小，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农业科技含量低，从而造成单位面积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较低，产品质量难以提高且生产成本难以降低。加之国内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不高，造成农产品流通成本过高，国家对农业改革方面投资不足，地方政府不规范收费等形成较高的成本外支出，造成农产品价格竞争力不高。对此，应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扩大生产规模，形成规模效益，进一步对外开放，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农村

农村问题主要表现为非农产业发展不足，农村环境问题两方面。

非农产业是拉动农村经济增长的一驾马车，在某种程度上，非农产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方面。而如今非农产业面临着管理人员思想观念落后，规模偏小、布局分散、技术水平不高、粗放经营、市场服务水平有限等问题。非农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所面对的市场一般来说都是垄断竞争市场，获利远高于农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实现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协调发展。为促进非农产业更好地发展，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加强农民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使其适应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快现有非农产业的产业化经营。

农村环境问题关系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环境问题主要包括自然环境污染（农业污染、工业污染、生活垃圾污染）和人居环境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可持续性。由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可知，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地开采能增加的效益已寥寥无几，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土地质量而不是盲目扩大土地面积。治理农业污染，增加土壤肥力，以提高单产。工业污染主要是源于非农产业，而非农产业之所以排放污染物，是源于净化处理成本太高，不利于其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为此，应加强污物排放的立法工作及政府监管，促进环境改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比如，建沼气池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农村也逐步出现了民主发展倒退、停顿等状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水平，增强民主政治意识，才能促进农村的和谐发展。

农民

农民问题主要在于农民各项权利得不到保障。主要是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发言权。

农民的生存权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在拥有和使用土地的权利遭到侵犯，获得其他生产资料的权利不全，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尤其出现了“同工不同酬，同伤不同赔”等现象。为此，必须制定严格的土地征用政策，保障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劳动者报酬方面，实行最低工资法，将农民工的工资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并制定完善劳动法，以保障农民权利。

农民的发展权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城乡由于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在这三个方面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性，且差距越来越大。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城市少了三年。文盲主要分布在农村。农村文盲中，女性占七成。教育经费方面，2001年生均教育经费城市是农村的1.86倍，最高的北京与最低的湖北相差10倍；初中生均教育经费城市是农村的1.92倍，最高的北京与最低的贵州相差7倍。预算内生均公用教育经费小学最低的仅5元，初中仅14元。升学率方面：小学升初中农村比率为91%，城市为100%；升入高中的学生数城乡比为19:1，升入大学（二本以上）的学生数城乡比为35:1.农民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不到保障，意味着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竞争力均比较低下。由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长此以往，农民受教育水平将维持原状甚至会下降。政府要切实加强农村中小学教育投资，提高教育水平，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

医疗方面，城市人口住院平均花费7000元/人，农村为2000元/人；

农民每年的人均医疗支出为200元。为改变这种状况，我国还应该加强新型医疗合作的推广，运用好福利经济学，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从而推动公益医疗的发展。社会保障方面，城乡公共品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在着较大差异。应该实行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弥补还能够改进的空间，实现帕累托最优。

农民的发言权主要表现在农民代表在人大代表中占比不高。为此，应扩大农民代表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增强广大农民的发言权。

参考资料：

1、《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高鸿业

2、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