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案例（共五篇）

第一篇：国际法案例

国际法案例分析

一、美国参议院通过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

1987年，美国国会的少数议员，策动参、众两院通过欢迎**访美的决议，并且让**利用国会的讲坛发表鼓吹“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同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颠倒是非，污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对于美国国会少数人的恶劣行径，我们对相比表示极大的愤慨。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一国不准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另一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别国是无权干涉的。而美国国会的少数人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都把他们的魔爪不断地伸向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二)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土分裂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土完整，侵犯我国领土主权。

(三)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

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签署的公报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对中美双双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国国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严重地违背了美国在中美的联合公报中承担的义务。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西藏问题以何种方式来解决也是由中国决定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的干涉。

二、湖广铁路债券案

1979年11月，由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通过地方法院邮寄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给我国外交部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传票送达后20天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审判”。对此，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原则曾多次向美国政府申明中国立场，但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仍于1982年9月1日无理作出“缺席审判”，要求中国政府向原告偿还4130余万元。

“湖广铁路债券”案涉及以下两个国际法问题：

（一）国际法上的继承问题

国际法上的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或新政府如何处理旧国家或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问题。在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债务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国唯一佥的政府，这是代表国家在国际上先事的机关，因此，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的债务时，也坚决适用“恶意债务不予继承”，这是久已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湖广铁路债券”实属恶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因此，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这一债务，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而且也为国际法实践所证明的。

（二）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华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

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这不仅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国际法原则的重大胜利，也对其他国家带来很大影响。因为美国搞的一种试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突破，也就在国际法上开了一个先例，这样，美国、法国、德国等都会跟着来要求偿还旧债券，所以这个案子不是孤立的。

三、光华寮案

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一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原诉被驳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诉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光华寮案至今未完结。该案涉及多方面的国际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光华寮案违背国际法上的承认制度 根据国际法的承认制度，承认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认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认被推翻了的旧政府。一般来说，未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在不承认国的法院没有起诉权的，这一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确认。1972年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而使所承担的义务就更加明确。既然日本已经不再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那么台湾就不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就光华寮提起诉讼。因此，日本法院受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的承认制度。

(二)光华寮案违背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

在光华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国际法上的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继承是国际法主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国家如何继承前国家的财产问题。但政府继承则不同。它是国家本身没有变，国家的同一性没有变，只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发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而不问其财产以什么形式出现(动产或不动产)，也不管这些财产处于国内还是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其国家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国际法主体依然如故，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凡属于前政府的国家财产，完全由我国政府全部继承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现在，日本法院关于对光华寮案的判决理由之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不完全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不符合中日之间签订的条约精神，也违反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因为，无论从国际法上政府继承的理论，还是从对该寮的实际控制和管理情况看，光华寮都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有。无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是正确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三)光华寮案违背了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

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1978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也进一步确认了上述原则。因此，这两个重要法律文件，它不仅规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诺，也规定了中国方面的承诺。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此日本取消了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台湾当局就不能再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这对日本不仅依据国际法一般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且是所承担的特殊的条约义务。现在，台湾当局在光华寮案中居然在日本法院享有起诉权。这完全违背了日本政府承担的不得承认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的具体义务，势必在政治上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所以，日本法院在处理光华寮案的问题上是违反国际法的。

四、科孚海峡案(英国诉阿尔巴尼亚)

1946年5月15日，英国海军部派出两艘军舰通过位于阿尔巴尼亚大陆与科孚岛北部之间的科孚海峡时遭到阿尔巴尼亚海岸炮台轰击，但未被击毁。为此，在互换照会中，英国政府认为：它享有通过这个海峡而不作任何通知或者等候许可的权利。而阿尔巴尼亚政府却明确表示，外国船舶通过，必须事先通知并请求阿尔巴尼亚许可。1946年10月22日，英国为试探阿尔巴尼亚的态度，派出一队由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又通过该海峡时，造成其中两艘驱逐舰触雷，死40人，伤42人的巨大损失。事件发生后不久，同年11月13日，英国海军未经阿尔巴尼亚同意，单方面强行到海峡属于阿尔巴尼亚领水去扫雷，发现有22颗水雷。但英国海军的行动遭到阿到尔巴亚的强烈抗议。紧接着，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告阿尔巴尼亚在盟国海军当局已经进行过扫雷工作之后，又敷设水雷或允许第三国敷设了水雷，要求追究责任。1947年4月9日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建议有关国家应立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来解决。1947年5月22日，英国单方面向国际法院起诉。法院于1948年到1949年对该案进行过三次判决，最后英国政府胜诉。该案涉及的国际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英国海军的行动是否侵犯了阿尔巴尼亚的主权问题

科孚海峡是位于希腊科孚岛和阿尔巴尼亚海岸之间，是连接希腊科孚港与阿尔巴纪亚萨兰特港之间的一个海峡。因此，英国认为该海峡是国际航行海峡，它的军舰可以自由通过，不用请求阿尔巴尼亚批准。阿尔巴尼亚认为该海峡是地方性的，外国军舰通过必须得到同意。国际法院在经过辩论后，认为英国海军已使用此海峡有80多年，其他国家海军也经常使用。因此，在和平时期各国军舰对于连接两部分公海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具有无害通过的权利，这是获得普遍承认和符合国际惯例的。除国际条约另有规定外，沿岸国无权在和平时期禁止通过海峡。据此，法院认为英国军舰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过是无害的。法院以14票对2票判决英国的这次行动并没有侵犯阿尔巴尼亚主权。与此同时，法院又一致认为，英国军舰在1946年11月12日和13日的扫雷活动，这是在阿尔巴尼亚的领水内并违反其意愿的情形下进行的，这“就破坏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并认为法院声明本身已构成对这种破坏主权的行为的适当的定论”。因此，英国军舰的这种行动是不能以行使自助权或其他理由而被说成是正确的。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上的责任问题

国际法院在对本案的审理中，虽然拒绝接受英国认为水雷是阿尔巴尼亚本身敷设的看法，但法院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情况下，而仅仅根据所谓“间接证明”方法推定阿尔巴亚科孚海峡的敷雷一事不可能毫无所知，并强调，当阿尔巴亚政府经获悉在科孚海峡的领海内有水雷分布，就负有将危险情形通知航行船只的义务，自然也应告知驰近的英国军舰。然而阿尔巴尼亚并未履行此义务，致使英国两艘驱逐舰触水雷，造成许多海军人员的伤亡的巨大损失。最后，法院以11票对5票判定：根据国际法，阿尔巴尼亚应对1946年10月22日在其领水内发生的触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损害及人命损伤负责，从而有赔偿义务，应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

1945年12月15日，国际法院作出第三个判决，该判决是估定赔偿数目的问题。法院估定了阿尔巴亚应付给英国的赔偿数额。这个数额是根据专家调查的结果确定为843，947英镑，作为给英国军舰造成的损害和对海员的人身伤亡的补偿。国际法院在处理这个案件上是不公正的，因此，阿尔巴尼亚始终没有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至今问题未解决。

五、荷花号案(法国诉土耳其)

1926年8月2日，法国油船荷花号在公海上的西格里岬以北五、六海里之间的海面上与土耳其船波兹一库特号相撞，土耳其船被撞沉，有8名土耳其人死亡。第二天，当荷花号抵达伊期坦布尔时，土耳其当局对碰撞事件进行了调查，随后根据土耳其法律对波兹一库特号的船长和碰撞发生时在荷花号负责值班的官员——法国公民德蒙上尉给予逮捕，并以死人罪在土耳其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诉讼。1926年9月15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德蒙短期监禁(80天)和一笔为数不多的罚款(22英磅)。土耳其船长哈森一贝则被判了较重的惩罚。该案判决后，立即引起法国政府的外交抗议，因法国政府认为土耳其法院无权审讯法国公民德蒙上尉，船舶碰撞是发生在公海上，荷花号的船员只能由船旗国，即法国的法院进行审理，并主张这是一项国际法原则。但土耳其法院则依据《土耳其刑法典》第6条的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有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应按该刑法处理，因此，对本案的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1926年10月12日，法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特别协议，将该争端事件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请求法院判定：土耳其根据其法律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公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法院于1927年9月7日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认为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原则，因而也没有必要考虑金钱赔偿问题。本案是国际法上最有名和最常被引用案例之一，它涉及国际法上的问题有：

(一)土耳其有权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行使管辖权

按照国际法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国的排他性的管辖，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船舶碰撞事件。但是，船旗国的权利不能在其领土之外行使，除非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有此类许可性规则。因此，如果在公海上的犯罪行为的效果及于一般悬挂他国旗帜的船舶，就必然适用在涉及到两个不同国家的领土时适用的同样原则，因而，国际法没有规则禁止犯罪结果地国家对罪犯行使管辖权。在公海上的一件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的另一外国船上，等于发生在该外国船的国籍国的领土上。在本案中，犯罪者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虽然身在法国船上，但所造成的后果则发生在土耳其船上，这就等于发生在土耳其领土上，因此，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行使刑事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

(二)土耳其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领土主权的实质是，任何国家未经一国作出明示的许可，是不得在该国领土上地使主权行为。同时，每个国家根据领土主权，有权把发生在国外的行动纳入其本国的立法和法制的范围之内，即一国把管辖权扩大到外国人在国外所作的，而其效果却发生在本国的犯罪行为，那么这个国家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了根据国际法必须给予无条件尊重的外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因此，这个国家不是在外国领土上行使主权行为，而只是在自己领土上行使管辖权。根据《土耳其法典》第6条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下侵犯土耳其或土耳其臣民的罪行时，若土耳其法律规定该犯罪行为应受惩罚者，若此人在土耳其被捕，则应受惩办。所以，法院在承认根据国际法船旗国对于在公海上其船舶内所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具有排他的管辖权的同时，又承认土耳其行使管辖权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受害者的国籍而是基于犯罪行为的效果产生在土耳其船上，即产生在一个与土耳其领土相同的地方，在那里适用土耳其刑法是无可争议的。从所谓属地原则来看，土耳其执行其法律也是合法的。

(三)本法对海洋法产生影响

本案判决后不久，国际上十分重视。1952年签署了有关对碰撞事件管辖的《布鲁塞尔公约》和1958年的《公海公约》。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海洋法公约》规定，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国管辖。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涉及船长或任何其他为船舶服务的刑事或纪律责任时，对此种人员的任何刑事诉讼或纪律程序，仅可向船旗国或此种人员所属国的司法或行政当局提出。

六、北海大陆架案(西德与丹麦、荷兰)

西德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上述国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签订了《德荷条约》和1965年6有9日签订了《德丹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确定了彼此间的部分边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但他们无法就这些点以外的边界线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西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西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线向内弯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来划分大陆架对它很不利，只能给予它较为狭窄的大陆架区域，面积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麦和荷是同则分别占10%、11%。西德声称，等距离原则只有在直线海岸线的情况下才符合这种要求，否则，便属于特殊情况。而丹麦和荷兰则坚持适用等距离原则。1966年三国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而未能使问题获得解决。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别同丹麦、荷兰签订特别协定，将划分北海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当事国要求国际法院指明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将按照国际法指明的原则规则来协商划界。

国际法院将两案的诉讼结合起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案保持独立，但由于结论相同，所以法院对两案只作出一个单一的判决。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对6票判定，西德没有义务在划分大陆架时接受等距离原则。划界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来划定，使构成当事国陆地领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归其所有。与此同时，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论点。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主要问题是在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应遵循什么原则?

(一)等距离原则不是大陆架划界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论点，驳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为划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陆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关系上公平地确定现存的本国大陆架的边界。

法院在判决中也否定了丹麦和荷兰关于该项划界应依1958年的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6条中的等距离原则加以解释的论点，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接壤的同一个大陆架区域时，不得单独使用一种几何学的方地，若利用等距离法在两个相向的海岸之间划出中间线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把这块大陆架公平划分，若把这种方法用在两侧边界时，在某种沿岸地形结构(凹面形海岸线即海岸的一些基点突出)下，该方法同很有可能把边界线推向被认为是其他国家领土自然延伸部分的两侧海区。所以，等距离的划界方法并不是必须遵守的，也没有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其它单一的划界方法，所以在划界时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

(二)公平原则是划分大陆架疆界的原则

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所指的原则——即相邻国家按等距离原则来划界，这个原则不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这是因为(1)批准的国家尚属有限；(2)公约允许对第6条保留；(3)除公约外以及在签订该公约以后，没有普遍和实际统一的实践说明了这一原则已取得普遍的承认。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定有义务使用等距离原则来划分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疆界。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硬把等距离原则适用于某些地理环境，那就可能导致不公平。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了按公平原则划分大陆架的疆界，对大陆架划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广大沿海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视。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海洋法公约》中确立了根据公平原则来对大陆架的划界，从而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规则。在此，该公约所强调的“公平”二字，它不仅指必须采公平的划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公平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意味着有关国家不顾一切情况的平分，而是要维护大陆架同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关系的事实，并使这一事实变成法律事实。由于国际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的依公平原则划界的原则，也就否定了等距离原则作为强制性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主张。

国际法院作出判决后，西德、丹麦和荷兰三国经过谈判，于1971年1月28日，分别签订了西德、丹麦、荷兰三边议定书。根据三边议定书，西德与丹麦、西德与荷兰签订了双边条约，分别调整了彼此在北海的大陆架疆界，从而使西德同丹麦、荷兰之间的大陆架划界争端获得解决。

一、隆端古寺案

隆端古寺位于扁担山脉的一个隆起的高地上，它构成泰国与柬埔寨之间边界的一部分。根据1904年2月13日暹罗(当时泰国称为暹罗)和法国(当时柬埔寨是法国的保护地)之间的一项条约的规定，双方同意这一点上的边界线，应沿着分水岭线划出。为进行实地划界而设立了一个混合委员会。当时泰国政府委托一个法国调查队绘制该地区的地图1908年，地图在巴黎出版，同时也将也图送交泰国政府。在地图上明确标出了隆端古寺位于柬埔寨一边，但泰国政府。未表明任何异议(直到1935年以前)。后业，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内，于1949年和1950年向泰国政府提出多次抗议照会，终未得到回答。1953年柬埔寨获得独立后，新政府企图在该地区建立权力机关都没有成功。之后，柬泰双方又经过多次谈判而失败。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领土主权属于柬埔寨，泰国应撤退它驻扎在古寺遗址的武装部队。1960年5月23日，泰国政府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1961年6月26日，国际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驳回了泰国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1962年6月15日，法院对案情实质作出了判决。法院以9票对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内，而泰国有义务撤回驻在该地区的一切军事人员和民事人员。法院还以7票对5票判明泰国应将其在占领时期从寺内搬走的一切物品归还柬埔寨。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以下两方面：

(一)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

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争论点，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围的土地的主权是属于哪一国。泰国认为法国于1908年出版的地图不是混合委员会所制，它有严重错误，如果根据真正的分水岭划出的边界线就应把该寺的地区划在泰国一边。但是，国际法院在审理该案中，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泰柬双方是否已接受了这张地图上指出的边界线。从实际看，泰国接受这张地图和地图上指出的边界线。从实际看，泰国接受这张地图后，当时的暹罗和之后的泰国政府对此并未作过任何反响，未作过任何追究，也未发现因犯过任何错误而可使其“同意”变为无效。它完全有充分机会不同意这种划界，但许多年来都没有这样做，因此，必须认为那已是得到 了默认的，泰国以地图的错误作为申辩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法院的判决确定了柬博寨对隆端古寺的主权。现在，泰国出兵占领隆端古寺地区，这无疑是对柬埔寨国家领土主权的侵犯。

(二)国际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问题

泰国政府给以抗告，就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因为，泰国政府认为，该国虽然曾在1929年9月20日发表了接受国际常设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并在1940年5月3日又发表声明，同时将第一个声明展期10年，但是，国际法院与过去常设国际法院不同，因此认为由于这个声明不是以“国际法院规约”签署国的身份发表的，所以应随着泰国参加“规约”而自然于1946年失效，这个声明也不因参加规约而延期。泰国政府还指出，按照《规约》第36条第5款以及国际法院对以色列——葡萄牙案的判决精神，它接受强制管辖的声明无效，因而泰国不愿接受国际法院的管理。

1961年5月26日，国际法院对泰国的抗告作了判决，肯定了国际法院对此的管辖权，因为泰国政府所发表的接受强制管辖声明仍是有效的。理由：1.该案情况与“以——葡案”不同。2.虽然1940年延期的声明已经失效，但1950年发表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声明，而且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履行了延期手续，因此这就表明该声明应当被解释为接受现在的国际法院——而不是消亡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与此同时，该声明所引证的1929年和1940年所接受的条件看，与《规约》的第36条第2款相一致，是表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声明。从而，法院于1961年5月26日作出了一项判决，驳回了泰国的抗告，并宣布“没有必要再考虑与司法规定中的协议条款有关的第二次控告”，为此确定了法院的管辖权。

国际法院的判决引起了泰国的强烈不满。但泰国政府根据其对外政策考虑，于1962年7月3日宣布，尽管对案件的结局深为遗憾，然而“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泰国必须履行依联合国宪章所负的义务。泰国将在抗议之下这样做，并保留其固有权利。”接着撤出了在这个地区的武装力量。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争端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

二、荷花号案(法国诉土耳其)

1926年8月2日，法国油船荷花号在公海上的西格里岬以北五、六海里之间的海面上与土耳其船波兹一库特号相撞，土耳其船被撞沉，有8名土耳其人死亡。第二天，当荷花号抵达伊期坦布尔时，土耳其当局对碰撞事件进行了调查，随后根据土耳期法律对波兹一库特号的船长和碰撞发生时在荷花号负责值班的官员——法国公民德蒙上尉给予逮捕，并以死人罪在土耳其地方法院提起刑事诉讼。1926年9月15日，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德蒙短期监禁(80天)和一笔为数不多的罚款(22英磅)。土耳其船长哈森一贝则被判了较重的惩罚。该案判决后，立即引起法国政府的外交抗议，因法国政府认为土耳其法院无权审讯法国公民德蒙上尉，船舶碰撞是发生在公海上，荷花号的船员只能由船旗国，即法国的法院进行审理，并主张这是一项国际法原则。但土耳其法院则依据《土耳其刑法典》第6条的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有侵害土耳其公民的罪行，应按该刑法处理，因此，对本案的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1926年10月12日，法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项特别协议，将该争端事件提交常设国际法院，请求法院

判定：土耳其根据其法律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公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

法院于1927年9月7日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认为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进行刑事诉讼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原则，因而也没有必要考虑金钱赔偿问题。

本案是国际法上最有名和最常被引用案例之一，它涉及国际法上的问题有：

(一)土耳其有权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行使管辖权

按照国际法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国的排他性的管辖，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船舶碰撞事件。但是，船旗国的权利不能在其领土之外行使，除非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有此类许可性规则。因此，如果在公海上的犯罪行为的效果及于一般悬挂他国旗帜的船舶，就必然适用在涉及到两个不同国家的领土时适用的同样原则，因而，国际法没有规则禁止犯罪结果地国家对罪犯行使管辖权。在公海上的一件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的另一外国船上，等于发生在该外国船的国籍国的领土上。在本案中，犯罪者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虽然身在法国船上，但所造成的后果则发生在土耳其船上，这就等于发生在土耳其领土上，因此，土耳其对法国船员德蒙上尉行使刑事管辖权并不违反国际法。

(二)土耳其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领土主权的实质是，任何国家未经一国作出明示的许可，是不得在该国领土上地使主权行为。同时，每个国家根据领土主权，有权把发生在国外的行动纳入其本国的立法和法制的范围之内，即一国把管辖权扩大到外国人在国外所作的，而其效果却发生在本国的犯罪行为，那么这个国家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了根据国际法必须给予无条件尊重的外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因此，这个国家不是在外国领土上行使主权行为，而只是在自己领土上行使管辖权。根据《土耳其法黄》第6条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国外犯下侵犯土耳其或土耳其臣民的罪行时，若土耳其法律规定该犯罪行为应受惩罚者，若此人在土耳其被捕，则应受惩办。所以，法院在承认根据国际法船旗国对于在公海上其船舶内所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具有排他的管辖权的同时，又承认土耳其行使管辖权的合法性不是基于受害者的国籍而是基于犯罪行为的效果产生在土耳其船上，即产生在一个与土耳其领土相同的地方，在那里适用土耳其刑法是无可争议的。从所谓属地原则来看，土耳其执行其法律也是合法的。

(三)本法对海洋法产生影响

本案判决后不久，国际上十分重视。1952年签署了有关对碰撞事件管辖的《布鲁塞尔公约》和1958年的《公海公约》。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的《海洋法公约》规定，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受船旗国管辖。遇有船舶在公海上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涉及船长或任何其他为船舶服务的刑事或纪律责任时，对此种人员的任何刑事诉讼或纪律程序，仅可向船旗国或此种人员所属国的司法或行政当局提出。

三、北海大陆架案(西德与丹麦、荷兰)

西德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上述国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签订了《德荷条约》和1965年6有9日签订了《德丹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确定了彼此间的部分边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但他们无法就这些点以外的边界线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西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西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线向内弯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来划分大陆架对它很不利，只能给予它较为狭窄的大陆架区域，面积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麦和荷是同则分别占10% 11%。西德声称，等距离原则只有在直线海岸线的情况下才符合这种要求，否则，便属于特殊情况。而丹麦和荷兰则坚持适用等距离原则。1966年三国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而未能使问题获得解决。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别同丹麦、荷兰签订特别协定，将划分北海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当事国要求国际法院指明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将按照国际法指明的原则规则来协商划界。

国际示院将两案的诉讼结合起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案保持独立，但由于结论相同，所以法院对两案只作出一个单一的判决。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对6票判定，西德没有义务在划分大陆架时接受等距离原则。划界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来划定，使构成当事国陆地领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归其所有。与此同时，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论点。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主要问题是在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应遵循什么原则?

(一)等距离原则不是大陆架划界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论点，驳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为划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陆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关系上公平地确定现存的本国大陆架的边界。

法院在判决中也否定了丹麦和荷兰关于该项划界应依1958年的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6条中的等距离原则加以解释的论点，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接壤的同一个大陆架区域时，不得单独使用一种几何学的方地，若利用等距离法在两个相向的海岸之间划出中间线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把这块大陆架公平划分，若把这种方法用在两侧边界时，在某种沿岸地形结构(凹面形海岸线即海岸的一些基点突出)下，该方法同很有可能把边界线推向被认为是其他国家领土自然延伸部分的两侧海区。所以，等距离的划界方法并不是必须遵守的，也没有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其它单一的划界方法，所以在划界时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

(二)公平原则是划分大陆架疆界的原则

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所指的原则——即相邻国家按等距离原则来划界，这个原则不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这是因为(1)批准的国家尚属有限；(2)公约允许对第6条保留；(3)除公约外以及在签订该公约以后，没有普遍和实际统一的实践说明了这一原则已取得普遍的承认。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定有义务使用等距离原则来划分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疆界。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硬把等距离原则适用于某些地理环境，那就可能导致不公平。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了按公平原则划分大陆架的疆界，对大陆架划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广大沿海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视。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海洋法公约》中确立了根据公平原则来对大陆架的划界，从而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规则。在此，该公约所强调的“公平”二字，它不仅指必须采公平的划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公平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意味着有关国家不顾一切情况的平分，而是要维护大陆架同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关系的事实，并使这一事实变成法律事实。由于国际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的依公平原则划界的原则，也就否定了等距离原则作为强制性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主张。

国际法院作出判决后，西德、丹麦和荷兰三国经过谈判，于1971年1月28日，分别签订了西德、丹麦、荷兰三边议定书。根据三边议定书，西德与丹麦、西德与荷兰签订了双边条约，分别调整了彼此在北海的大陆架疆界，从而使西德同丹麦、荷兰之间的大陆架划界争端获得解决。

四、中国民航266号客机遇难对旅客的赔偿

1982年4月26日，我国民航第3303次航班的266号客机，在当日下午4时10分由广州的白云机场起飞前往桂林。当该飞机飞行有34分钟后，即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此后，该飞机在离桂林的45公里的慕城山区撞山坠毁。机上所载的10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乘客中有国内旅客45名，澳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共59名。

我国政府对这次空难十分重视，4月28日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会议，研究善后处理的问题。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使这一事件很快获得解决。

本事件涉及的主要问题是遇难者的赔偿问题。

(一)根据我国国内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在我国，关于国内航空运输的赔偿责任的现行法规，主要是1951年4月24日颂布的《飞机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该条例规定，旅客的保险金额，一律为人民币1500元。该保险金额为法定给付之最高责任。如遇意外事故发生，旅客或其家属不得再向航空公司要求任何额外给付。但是，我国在处理这一具体的遇难者的赔偿问题上，按照条例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以从优原则来处理。同时也考虑到当时的生活指数和实际情况，大大提高1951年条例所规定的限额。

(二)对港澳、华桥和外国人的赔偿既按照我国的国内法也参照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赔偿标准。

我国先后加入的有关国际航空运输的公约主要有两个：1．1929年《统一国际肮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华沙条约》)；2．1955年《修改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按照《海牙议定书》第22 条第1款的规定，凡属于国际运输的遇难旅客，每人赔偿25万金法郎。按当时比价，折合2万美元。在我国民航266号客机上有59名港澳和海外旅客，他们所持的机票都是从广州至桂林的国内面票，属于国内运输，因此，在按照我国1951年4月24日的《条例》规定执行的同时，也考虑到港澳同胞、华桥和外国人的生活环境和特殊情况，在适用从优原则的前提下，按照《海牙议定书》规定的赔偿标准给予赔偿，每人赔偿2万美元。对于他们的行李赔偿，凡事先申明价值的，按照申明价值赔偿；没有申明价值的，每公斤赔20美元(参照《华沙公约》规定的标准)。手提行李等的赔偿限额为400美元，如果低于400美元的按实际价值赔偿。在赔偿过程中，都必须对每项赔偿办理必要的法律手续。

由于我国在处理这一空难事件中，认真按照法律规定办理，使这一赔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五、中国民航客机被劫持事件

(一)中国民航296号客面被劫持事件

1983年5月5日上午10时49分，中国民航三叉戟296号班机从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前上海。机上共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名，日本人3名。

11时20分左右，飞机飞临渤海湾时，以卓长仁、安卫建为首的6名武装暴徒突然冲到驾驶舱门口，用枪猛射驾驶舱门锁，踢开舱门后持枪闯入驾驶舱对机组人员射击，当即将报务员和领航员打成重伤。紧接着，武装暴徒又用手枪逼迫机长和领航员立即改变航向，向南朝鲜飞去。296号客机被迫降落在南朝鲜的春川军用直升飞机场。5月6日上午9时，除被劫持飞机的暴徒击伤的两名机组人员外，其他7名机组人员和296号上的全体乘客均被送往汉城市内的谢拉顿饭店。

南朝鲜军事当局将6名劫持犯拘留，并对事实情况进行调查。之后，南朝鲜军事当局立即把情况向中华人民共国和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报告。我国外交部得到这项通知后，要求南朝鲜当局根据国际航空公约的有关条款，立即把被劫持的飞机连同机上的全体机组人员和全体乘客交还中国民航，将劫持飞机的罪犯交给中国处理。同时，并由中国民航局局长率领工作小组前往南朝鲜进行妥善处理。

5月6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阿萨德·科泰特秘书长朗贝尔也致电南朝鲜当局，对中国民航班机被非法劫持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并相信南朝鲜将不遗余力地安全放还旅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按照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决议以及南朝鲜参加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1970年海牙公约对劫机罪犯予以惩处。

经南朝鲜同意，5月7日上午8时，中国民航工作组到达南朝鲜处理这一劫机事件。经过双方磋商结果，被劫持飞机上的旅客和机组人员将和中国民航工作组同乘一架波音707专机返回中国；被劫持的中国三叉戟客机，一俟技术性问题获得解决就归还给中国；受伤的一名机组人员将继续留在南朝鲜就医，然后回国。

但是，双方关于6名劫持罪犯的处置问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国方面指出：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这些劫持罪犯理应交还给中国方面处理。南朝鲜方面表示：不能把罪犯交还给中国，并声称南朝鲜主面已决定对他们进行审讯和实施法律的制裁。中国方面对6名劫持罪犯尚未被交还中国表示遗憾，并且声明保留就此问题进一步交涉的权利。5月10日上午，双方就交还被劫持的客机上的乘客、机组人员和客机等问题答署了一份备忘录。在当地时间15时45分，中国民航工作组同被劫持的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旅客和机组人员离开汉城回国。下午，他们乘坐的中国民航波音707客机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受到各界代表200多人的热烈欢迎。

乘296客机的3名日本籍旅客已从南朝鲜返回日本。

5月18日，民航296号客机经过必要的技术性准备之后从汉城金浦国际机场起飞(5月15日从春川机场顺利起飞安全降落在汉城金浦机场)，于中午12时半抵达北京，劫机时被暴徒开枪打成重伤在南朝鲜治疗的机组人员也随机返回祖国。

中国有关部门指出，5月5日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6名武装暴徒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高东萍(女)等人，不但犯有劫机罪，而且是犯有盗窃枪支弹药、伪造证件、投机诈骗等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因此，南朝鲜当局应当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立即把他们交还中国进行审判。

5月24日，南朝鲜汉城地方检查院宣布，已将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卓长仁等6名暴徒正式逮捕，他们将听候对其劫机罪行的审判。6月1日，该检查院以违反南朝鲜《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对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卓长仁等罪犯提出起诉。7月18日，南朝鲜汉城刑事地方法院开庭审判以卓长仁为首的劫持中国民航296号客机的6名罪犯。8月18日，该法院开庭，分别对这6名罪犯宣判：判处卓长仁6年徒刑，姜洪军和王彦大各5年徒刑，安卫建、吴云飞和高东萍各4年徒刑。经抗诉和上诉，终审法院维持原判。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两点：

1、空中劫持飞机是一种国际犯罪行为

空中劫持飞机的事件不是当代才发生的。世界上发生第一起空中劫机事件是1933年在秘鲁发生的。6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国际航空业务的扩大，空中劫持事件就不断发生，而且危害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命安全及财产的安全。因此，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特别严重关注。联合国大会呼吁所有国家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在国家管辖的范围内阻止、防范或查禁这类行为；犯有劫机行为的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严惩。因而，在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制定了对空中劫持犯罪惩罚的三个国际公约，即1963年9月14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航空法会议，签订了《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1970年12月1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1971年9月23日在加拿大的蒙特尔举行的航空法外交会议，签订了《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根据这三个公约的规定，凡是从航空器的地勤人员、机组人员为具体飞机作飞行前准备开始，到任何一次着陆以后的24小时为止，任何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犯罪，都被视为一种刑事犯罪，而且是一种国际性犯罪，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2、被劫持飞机的所属国和飞机降落地国有权对劫机犯行使管辖权

根据《海牙公约》的规定，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必须予以刑事制裁。对劫机犯的制裁，可以由飞机的所属国和飞机的降落地国按照其法律必须严惩。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对犯有劫机罪的人，无论在何处，都不致于因任何国家不对其加以逮捕和审判而逃脱惩罚。因而不仅使各缔约国享有对罪行实行管辖的权利，同时也使各国负有严厉惩罚犯罪的义务。但是，在对卓长仁等劫机犯的处理是不满意的。他们犯罪的情节之严重，手段之卑劣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南朝鲜当局在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法律制裁太轻，为此，我们表示了严正的抗议。

(二)中国民航2505号客机被劫持事件

1982年7月25日上午八时七分，中国民航2505班机从西安飞往上海。十时许，当飞机飞越无锡上空时，机上五名歹徒孙云平、杨锋、高克利、谢智敏和魏学利突然袭击机组人员，企图逼机组人员改变航向。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八名机组人员镇定机智，沉着应战，伺机制服歹徒。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这架班机和机上的全部中外旅客、机组人员平安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五名劫机歹徒全部被抓获。

8月19日，反革命劫机犯孙云平、杨锋、高克利、谢智敏、魏学利，经上海××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本劫机犯罪案一是发生在我国境内，而且被劫持的飞机是在我国注册，属于我国管辖。其劫机犯孙云平、杨锋等人的犯罪行为，是一种严重刑事犯罪，触犯了我国刑法的规定，因此，对他们处以极刑，这是完全合法的。

六、突尼斯和摩洛哥国籍命令案

1921年11月8日，法国总统颁布了两个命令，分别规定在法国的被保护国突尼斯或摩洛哥领土上出生的子女，如其双亲的一方虽是外国人，但因出生在突尼斯或摩洛哥的领土上，这种子女就是法国国民。但是，以在他(她)年满21岁以前，其父亲或母亲同他(她)的亲子女关系依其父亲或母亲的本国法或法国法确定为限。这两个关于国籍的命令同英国当时的国籍法相抵触。依照英国国籍法，英国籍男子在外国所生的子女是英国国民。因此，英国政府反对这些命令适用于英国人，并向法国提议将这个争端提交仲裁。法国以这个争端不能成为仲裁的理由，拒绝交付仲裁。英国政府即依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交该问题提交于国际联盟行政院。法国政府援用该条第8款的规定，主张国籍事项是纯粹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国际联盟行政院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提出任何建议。鉴于此，国际联盟行政院就其“英法间关于1921年11月8日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法属区)颁布的国籍命令及其适用于英国臣民所发生的争端，按照国际法是否纯粹属国内管辖事项”的问题，请求常设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

常设国际法院对本案的咨询意见的结论是：根据国际法，英法间的争端并不纯属于法国国内管辖的问题。本案涉及国际法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每个国家主权的事项

国籍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并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本国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人口政策、国际关系等因素，根据其本国法律而确定谁是它的国民，所以，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国内法。这表明了国籍是涉及国家主权和重要利益的问题，各国力图把国籍保留在国内管辖的范围之内。

(二)国籍并不纯属于国内法

国籍问题直接影响着国家之间关系，因而与国际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国籍冲突问题，这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如何解决国籍冲突，这不仅是国家之间关系中应注意的问题，而且也是国际法的一个公认的问题。所以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每个国家主权的事项，但又涉及国际条约，故与国际法有密切的联系，尤其随着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不断发展，调整国籍问题的原则和规则中的国际法因素将进一步增加，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国籍命令案中，法庭的咨询也说明了这一点。法庭认为，本案涉及的法国的两个国籍命令并不是针对在法国自己领土内出生的人，而是针对在它的保护国家尼斯和摩洛哥境内出生的人，关于法国同突、摩两中的保护关系，条约对于英国法律上的价值问题，只能依靠国际法解决。因为，英国于1875年和1856年分别与突、摩两缔结了条约，取得了在该两国的领事裁判权，所以侨居在这两国的英国人既不受该两国的法权支配，该两国以及作为保护国的法国自然无权对英国人强加该两国的国籍。对此，法国以1897年英、法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和英国于1911年加入的法、德专约等理由提出了抗辩。法庭认为，这涉及到对国际条约的解释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纯粹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问题。换句话说，英、法间的这起争端已超出了法国保留范围，超出了法国的国内法，而进入国际法的范围。所以，法庭在承认国籍问题，按照国际法的现实情况，原则上属于国家的国内管辖之后，紧接着就指出，“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在一个原则上不由国际法规定的事项上，如像在国籍上事项那样，一个国家使用其自由裁量的权利，仍然可能由于它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而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原则上纯粹属于国家的管辖权就被国际法规范所限制。法庭在其提供的咨询意见中说：“纯粹属于国内管辖”这几个字似乎是意味着某些事项，这些事项虽然和一个以上的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原则上不是由国际法加以规定。对于这种事项，每一个国家是唯一的裁体。”本咨询意见阐明了一项重要原则是，国籍问题虽然属于每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但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七、外国人在我国从事间谍活动案

(一)苏联间谍彼特洛维奇、王嘉胜案

被告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男，36岁，苏联国籍，俄罗斯族，家住苏联马加丹州中廉斯克区格鲁哈林村，公开职业是“七年计划”金矿工人，1971年5月被苏联远东军区情报关招募，经过长期特工训练，后来接受派遣潜入中国境内，1974年6月30日夜偷渡来我国黑龙江，企图秘密拍摄中国边区军事设施，窃取军事情报，当该犯在爱辉县小五家子下游登岸时，被我边防军民捕捉，并从他身上缴获随身携带的苏制“杰民特——E型照相机一架、苏制手枪一支、子弹16发，以及匕首、脚架、三色信号灯、指北针等间谍用具。

被告王嘉胜，男，36岁，中国籍，汉族，1962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王嘉胜刑满后在农场就业，于1975年9月19日逃跑，叛国越境到苏联，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招募为间谍，经过特工训练，王喜嘉胜于1976年6月25日接受苏联间谍机关的派遣，潜入我国境内，刺探、收集了我国重要情报后，偷越国境返回苏联，得到苏联间谍机关的赏识。1979年6月30日，王嘉胜再次接受苏联间谍机关的派遣，携带手枪、匕首、子弹、活动经费、伪造的证件、情报密件等潜入我国穆陵县境内，7月3日被我铁路职工和公安人员捕获。王嘉胜在拒捕时，开枪打死我民警一人。

1980年7月21日，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牡丹江地区人民法院分别在北安县和牡丹江市公开审判了两起苏联间谍案，依法判处苏联间谍张·尼古拉·拉特洛维奇有期徒刑7年，判处苏联间谍王嘉胜死刑。

本案涉及的国际法主要有：

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各国为了保卫本国家的安全利益，有权制定法律，对违法犯罪的行为的惩处作出具体的规定。同时，按照国际法，国家有权对在其境内的一切人、物和发生的事件享有行使管辖的权利。凡外国人进入一国境内，应遵守该国的法律，否则，将按该国的法律处理(除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外)，这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

在本案中的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是苏联人，奉命潜入我国刺探军情；王嘉胜虽系我国公民，但他叛逃出国，加入苏联的间谍机关，并两次潜入我国窃取情报，为苏联间谍机关效劳。因此，两人的行为都构成了间谍罪。按照我国刑法第97条的规定，间谍罪是指国外敌人为其间谍机关窃取、刺探我国情报或执行其派遣任务；或者我国公民参加外国间谍机关或者为其窃取、刺探，提供情报的行为，所以，这起间谍案按照我斩刑法处理是完全合法的，这是我国行使领土管辖权的表现。

(二)美国间谍约翰·长马斯·唐奈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美国间谍唐奈等偷入我国境内，危害我国安全案判决书。

(54)军审字 第二号

公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员：姚伦。

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JOHN THOMAS DOWNEY)，化名贾克·杜诺万，男，现年二十四岁，美国康涅钬格州人，美国间谍，在押。

被告：理查德·乔治·费在图(RICHARD GEORGEFECTAV)，男，现年二十七岁，美国马萨诸塞州人，美国间谍，在押。

以上两人辩护人：赵希伦，公设辩护人。

被告：张载文，男，现年二十八岁，吉林省九台县人，间谍(文队)队长。在押。

被告：许广智，男，现年三十二岁，吉林省长春市人，美国间谍(文队)副队长。在押。

被告：于冠州，现年三十四岁，辽宁省宽甸县人，美国同谍(文队)队员。在押。以上三人辩护人：刘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员。

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同年十二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派至该局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工作。被告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于1952年六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同年10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到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他们都先后受过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恐怖破坏、策动武装**的专门训练。约翰·托马斯·唐奈于一九五二年春与另一美国间谍分子，受该厚木间谍机关负责人之命，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塞班岛间谍训练机构中挑选了被告李军英、张载文、许广智、于冠州、王金声等特务分子，带到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在茅崎市所设的秘密训练营加以训练，并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其他间谍技术训练机构中调来王维蕃和电台人员牛松林、钟殿馨等，将被告张载文、许广智、于冠州和牛松林等编为“文队”，于1952年7月以C—47型美国飞机潜入我国东北领空，再次联络和接济降落在我国境内的特务分子，并企图将特务分子李军英从空中取回以便汇报工作情况，籍以继续对中国降落大批特务分子。当晚该机被我部击落，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和理查德·乔治·费克图当时被我国逮捕。

被告张载文、许广智、于冠州、牛松林、王维蕃、王金馨、李军英等九人原都是蒋贼军官，曾参加反人民的内战，蒋军溃散后，逃往香港，于1951年先后为美国在香港的间谍组织“自由中国运动”所搜罗，以“远东工业公司”雇用到关岛工作为掩护，将他们分批以飞机送到日本神奈县茅崎市和塞班岛的美中央情报局间谍训练机构，接受秘密训练，训练内容主要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暗杀、爆破、武装**、刺探情报和秘密通讯等间谍特务技术。他们受了这些训练之后，即经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和另一美国间谍分子挑选，在被告唐奈主持下进行训练，分别编队，先后乘美国飞机降落在我国东北吉林省 辽宁省境内，任务是在我国东北境内建立武特务的“根据地”、掩护特务的“安全处所”、从“根据地”到沈阳的秘密交通线，搜集我国国防设备、工业地区目标和气象情报，救护入侵的美国空军被击落人员和搜罗蒋介石卖国集团残余分子进行武装**。李军英的任务是视察“文队”降落后的活动情况，并进行联络和破坏工作，以上被告亦被我先后捕获。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条、第6条、第7条、第11条、第14条，第16条的规定分别判决如下：

1、被告约翰·托马斯·唐奈(JOHN THOMAS DOWNEY)判外无期徒刑。

2、被告理查德·乔治·费克图(RICHARD GEORGE—FECTEAV)判处徒刑二十年。

3、被告许广智、于冠州、王维蕃、王金馨均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被告张载文、栾衡山、钟殿馨、李军英均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被告牛松林判处徒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十年。

6、获案的各种武器、弹药、电台、地图、降落伞及空降器材等均没收。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主要是有以下两点：

1、国家的领土主权不许侵犯。领空是国家领土组成部分。

2、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国家有权对在其境内犯罪的人包括普通外国人，按国家有关法律处理。这是国家行使主权，而且，也是国际法上的属地优越权的结果。

八、无冕之王被驱逐事件

(一)1986年7月23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负责官员在北京宣布，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约翰·伯恩斯于6月底7月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故意进入我非开放地区，进行了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查明情况后，于1986年7月22日作出决定，将伯恩斯驱逐出境，伯恩斯已于7月23日离境。

(二)1987年1月26日，外交部新闻司在北京宣布，根据我国的国家安全部掌握的确凿证据，法新社驻北京记者麦乐仁最近进行了与其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有损于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外交部新闻司已于1月26日要求法新社尽快将麦乐仁调离出中国。

此二事件涉及国际法有以下两点：

(一)在国际法上，外国记者的法律地位和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一样

记者常被人们称之为“无冕之王”，是因为他们在进行新闻采访时拥有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权，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畅通无阻的。根据国际法，外国记者的法律地位和外国人在一国的法律地位是同等的；除有特别的条约规定以外，外国记者的驻在国通常把外国记者视同外国人对待。因此，国际法上规定，所有一国境内的外国人都处于所在国的管辖之下，他们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法令。如果不这样，那么国家的主权就不能维护，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就不能持续下去，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就会受到危害，这都是现代国际条约和国际实践所肯定的。

(二)国家根据国内法对违法的外国记者予以追究责任

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国家有权制定法律规定外国人的法律地位，这是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在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其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外国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招待，不受逮捕。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对外国人来说必须以遵守我国法律为前提，其合法权利才能得到保护。1980年3月9日，我国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管理外国新闻机构常驻记者的暂行规定》中确定了：常驻记者不得在中国境内架设电台；常驻记者的业务活动不得超出正常的采访报道范围；我国政府依法保护常驻记者的正当权益；常驻记者采访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其他单位，都应按我国外交部新闻司的要求，事先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请，经同意后始能进行；常驻记者衣其家属在中国的一切活动以及出入中国国境，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令和有关规定，违法的，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处理。《纽约时报》记者约翰·伯恩斯和法新社驻京记者麦乐仁，非法进入仍未向外国人开放的地区，以非法手段窃取我国机密，搜集情报，违反了我国的法律和有关规定，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因此，对他们分别采取驱逐出境调离出中国措施，都是合符国际法的。

九、苏联间谍马尔琴柯等五人被中国驱逐出境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及其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1974年1月15日晚，他们在北京市郊区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等秘密接头，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告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被我国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抓获。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的间谍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和阿·阿·科洛索夫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一)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

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这是为了保证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动而给予的一种特殊的权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员职务上的需要，给予使馆人员以外交特权与豁免，才能使他们在履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干扰和压力。正如该公约的序言指出的：“确认此等特权与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执行职务。

(二)外交人员的活动是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并遵守驻在国的法律

外交人员虽然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到驻在国的尊敬和享有优厚的礼遇，根据国际惯例，使馆及其外交人员在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同时，其行为和活动必须是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必须遵守驻在国的法律，对驻在国负有一系列的义务，如果外交人员的行为严重地危害当地的社会秩序或驻在国的安全，如行凶打人、酒后开车肇事、或进行政治阴谋和间谋活动等，驻在国可以在现场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监视现场，临时拘捕等予以制止。苏联驻我国使馆的马尔琴科等人进行的特务活动，已经超出了国际法所允许范围，违反了我国的法律，是对我主权的严重破坏，也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粗暴残踏。因此，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这些违反我国法律的外交人员理应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十、六名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避难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驾驶一辆汽车闯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负责秘鲁使馆的门卫，以不再对该使馆的安全负责相威胁。可是，除乎意料之外，当这个决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进秘鲁大使馆，竟达万余人之多。这时古巴当局见此情况后，又派人到秘鲁使馆周围加强警戒，才挡住了要求避难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馆院内挤满了要求避难的人群，造成生活极度困难，连吃水都发生问题。4月6日，古巴开始向避难的人提供食品和饮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国的人，如果经对方国家政府批准可以出去，并开始对“自愿”离开使馆的人发放护照和通行证，到4月15日共发给了5000多份。在此期间，美国、秘鲁、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比利时等国均发表声明，原意接受在秘鲁使馆避难的难民。从这后，进入秘鲁使馆的人员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该使馆，从而使这场大使馆避难事件获得圆满解决。

本事件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一)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是符合区域国际法的

区域国际法是指世界上某个地区内国家之间产生和形成的规则，仅适用于该区域内的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国际法中，关于外交庇护的特殊规则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样适用于这些规则。因此，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避难，古巴政府是同意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他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彼此都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但是，这只是区域性的习惯，国际法上不承认常设使馆享有外交庇护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不承认的。中国也不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开车闯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要求避难，表示不堪忍受越南当局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要求我驻越南大使馆协助他们离开越南。我驻越南大使馆一方面对这些人给予人道主义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来处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却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蛮不讲理，并出动大批警察封锁中国大使馆，然后，强行把这些越南人拉走。这是越南当局对我大使馆的侵犯，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我驻越南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二)大使馆无权在驻在国内拘捕本国侨民

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使馆内的外交使节是没有权利拘捕其本国侨民，把他们监禁在使馆内，然后将其送回本国。这在国际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孙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孙中山由中国去英国的伦敦要求政治避难。他在伦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的人中透骗入中国公使馆，然后拘禁起来，等候押回国内。此事被英国政府知道后，向中国公使馆提出交涉。但中国公使馆认为，公使馆的房屋是中国领土，英国政府无权干涉。后来，英国政府还是进行干涉，在英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干涉下，中国公使馆在几天之后就把孙中山放了。

十一、哥伦比亚和秘鲁关于庇护权案

1948年10月3日，在秘鲁首都的港口利马——卡拉俄城爆发了海军暴动，但没有成功，当天即被政府镇压下去了。次日，即10月4日，秘鲁共和国总统宣布特别戒严令，并颁布法令宣布领导暴动的政党“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不受法律保护，同时，以军事罪，即以参加了军事暴动开始对该党首脑阿亚·德·勒·托雷进行起诉，侦察机关于10月25日下22令予以逮捕。10月26日在阿累基巴(秘鲁)城，奥德利亚将军(后任秘鲁总统)领导了临时军政府。11月4日，新政府宣布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被控参加暴动的案件，并授权该法庭采用死刑。

秘鲁人民党首领托雷发动政变失败后，在这段时期里一直藏匿起来。托雷躲避了三个月之后，于1949年1月3日潜入驻利马的哥伦比亚大使馆，请求给予“外交庇护”。

哥伦比亚大使将托雷隐藏大使馆后，于1949年1月4日将此事通知秘鲁外部长，并要求发给出境“通行证”。

这项请求，在哥伦比亚大使与秘鲁外交部长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信件往来。秘鲁政府以已交付庭审判为理由，拒绝发给通行证，于是两国发生所谓庇护权的争端。

哥伦比亚政府和秘鲁政府的代理人于1949年8月31日在利马签订了一项协定来解决“由于驻利马的哥伦比亚使馆要求发给通行证而发生的”争端，并决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但是争端双方没有就问题的措词达成协议，因此双方都认为自己有权向法院提出请求书。结果，哥伦比亚于1949年10月21日提出了辩诉状，然后又提出了相应的两个答辩状。双方还任命了临时法官：哥伦比亚的临时法官是凯雪多·卡斯吉里亚教授，秘鲁的临时法官是阿菜沙·巴斯·索当教授。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一)国家只能根据属地优越权在本国领土内行使庇护的权利

根据国际法，驻外国使馆和在外国港口停泊的军舰和商船不得用来作为任何罪犯的庇护所。因此，现行的国际法规则是，除非有条约或已确立的惯例有相反的规定或显示，使馆不能庇护任何罪犯，即使是政治犯。如果外国使馆违反这一规则而给予庇护，必须在进行追诉的国家提出要求时将被庇护的人交出。如果拒绝交出，驻在国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但这只能在情势紧张而且又在向外交使节请求而遭到拒绝后，才有理由采取措施。所以，一般国际法是不承认有外交庇护权的，国际法院在判决本案的时候也是对外交庇护抱否定态度的。法院的判决中指出，哥伦比亚的论据没有把外交上的庇护(在外国使馆的房舍中)和领土上的庇护(当罪犯在本国领土上的时候)加以区分，而该协定所谈的是引渡罪犯的问题。在领土上的庇护的场合，应由领地的主权者作出关于引渡的决定。由领土的主权者赋予庇护，并不破坏罪行发生地国的主权。外交上的庇护是另一回事，这时罪犯是在罪行发生地国境内，给予庇护便会破坏领土的主权者的权利，使罪犯不受当地法院的管辖，从而也就干涉了在本质上属于该国国内管辖的事件。

至于谈到1928年哈瓦那公约，则其中也没有一种规范规定了给予庇护的国家所享有的最后审定的权利。1928年公约的目的在于限制外交上的庇护的实践，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允许给予外交上的庇护，而这些条件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护领土所属国的利益。

根据上述理由，法院以十四票对二票(阿谢维多和哥伦比亚临时法官凯雪多·卡斯吉里亚)拒绝承认哥伦比亚的第一个论点，即对于藏匿在其使馆的人的犯罪性质，它有权作出秘鲁必须接受的断定。显然，国际法院正确地根据了外交法的一般规范，不容将外交豁免作扩大的解释，即将它适用于向外交使馆寻求庇护的人。如果给予这种庇护实际上是滥用了外交代表机关的特权。不仅如此，还可以认为给予外交上的庇护是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驻在国政府没有义务给予外交使节以庇护罪犯或庇护不属于该使节随从人员的人的权利。是否允许庇护，属于驻在国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项。

(二)外交庇护权属于区域性而不适宜用于其它国家

外交庇护权不同于领土庇护权，除非另有条约的规定：这种庇护权多被否定，一般优先考虑的则是领土国的属地优越权。但在拉丁美洲国家间，长期以来形成了外国使馆给予驻在国国民以政治庇护的习惯，并由1928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庇护的公约》即(哈瓦那公约)加以确认。但是，国际法院在审理哥伦比亚与秘鲁之间的庇护权案时，对于1928年美洲国家间的哈瓦那公约作了有限制的解释，认为如果庇护是向外交代表机关驻在国的公民提供的，则这种庇护：(1)只能是短时间的，并且，(2)不使上述公民不受该领土所属国正常(不是特殊的)立法的管辖。秘鲁是南美洲国家唯一不承认外交庇护权的国家，同时，哥伦比亚大使馆对托雷的庇护也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公约。该大使馆没有权利决定秘鲁公民犯罪的性质和庇护的权利。因为，该公约第一条规定，各国不得在使馆、军舰、军营或军用飞机中，对被控或被判处犯有普通罪行的人，或陆军或海军的逃兵，给予庇护。对于上述各种避难的被控或被判外有普通罪行的人，一经当地政府要求，应即将其交出。同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有权给予在本国境内的外国人庇护；一个国家驻外使馆、军舰、军营等也常发生外国人要求给予庇护。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庇护，前者称为“领土庇护权”，后者称为“域外庇护”，国际法是不承认大使馆有庇护权的，中国也不承认这种庇护权。拉丁美洲国家根据它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相互承认使馆的庇护权，只属于区域性规则。所以，法院认为，给予庇护以便将一个人藏匿起来不受司法机关的逮捕，并使他不受当地司法机关的管辖，—— 哥伦比亚所作的正是这样——就意味着干涉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情，并且意味着违反哈瓦那公约第2条，而承认该人享有一种司法豁免权，不受当地司法机关的管辖，因而也就妨碍了当地法制的实现，而外交代表是应当遵守和尊重当地法制的。

同时法院也含蓄地排除了当地国以强力将藏匿在外国大使馆中的人带走的可能，认为这种强制行为会对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发生不良影响。

一、1856年荷兰驻美国使节杜布瓦拒绝出庭作证案

1856年在美国华盛顿发生一起杀人案，当该案发生时，荷兰驻美国的使节杜布瓦在场。美国为了审理这个案件，杜布瓦的作证对审理此案有绝对的必要。因此，美国国务卿就请杜布瓦出庭作证，虽然承认杜布瓦没有义务这样做。尽管各国驻美国华盛顿的使节对杜布瓦的劝告，杜布瓦仍拒绝照办，没有出庭作证。于是，美国政府就为这件事向荷兰政府提出，而荷兰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绝，只准许他在美国国务卿面前宣誓作证。但是，依照当地的法的法律，不在司法机关作证的证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最后，美国政府没有再要杜布瓦作证，而要求荷兰政府将他召回。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是：

(一)外交使节在法律上没有义务作为证人提供证言

根据国际法，外交使节没有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请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证。杜布瓦拒绝美国政府的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不违反国际法。(二)同意出庭作证的外交使节必须放弃特权与豁免

外交使节有与驻在国合作的必要，当使馆人员目睹现场的情况，驻在国为使发生的案件能及时破获，要求提供证言时，可以提共证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驻在国派人到使馆人员的办公地方去。如果必须要目睹现场的使馆人员到法庭作证时，该使馆人员必须放弃外交特权与豁免，这种权利的放弃，只有经他的本国同意后才行。

（一）对尼加拉瓜进行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gainst Nicaragua）

基本案情：

在1983年底和1984年初，美国派人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科林托、桑提诺等等港口附近布雷，范围包括尼加拉瓜的内水和领海。这种布雷活动严重威胁了尼加拉瓜的安全和航行，并已造成了重大的事故和损失。尼加拉瓜于1984年4月9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对美国政府指使美国军人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国民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破坏尼加拉瓜的石油设施和海军基地、侵犯尼加拉瓜的领空主权以及在尼加拉瓜组织和资助反政府集团等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提出指控。尼加拉瓜请求国际法院判定美国的行动构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干涉尼加拉瓜内政和侵犯尼加拉瓜主权的行为，请求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上述行动并对尼加拉瓜及尼加拉瓜国民所受的损失给予赔偿；并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美国提出种种反对理由，反对法院对此案具有管辖权，要求法院将此案从法院的受案清单中取消。

5月10日，法院发布命令，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把此案从法院的受案清单中取消的要求，指示了临时措施。11月26日，法院结束了此案的初步的阶段审理，就法院的管辖权和应否接受该案的先决问题以15票对1票作出了肯定判决。法院初步判决后，美国于1985年1月18日宣布退出此案的诉讼程序。法院决定，根据《法院规约》第53条有关当事国一方不出庭的规定。继续对此案进行缺席审判。1986年6月27日，法院结束对此案实质问题阶段的审理，就此案的是指问题作出有利于尼加拉瓜的判决。

诉讼与判决：

在初步判决中，法院依法审查了尼加拉瓜提出的法院管辖权的依据和美国的种钟初步反对主张，最后驳回了美国的反对主张，确立了法院对此案的管辖权。

在实质案情的审判阶段，法院首先全面审查了此案涉及的事实和可适用的法律及其内容。考虑到美国在其1946年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中对涉及多边条约的案件作了一项保留，法院决定审查本案实质问题时不适用条约法而适用习惯法，为了确定习惯法规则的存在，法院有必要从《联合国宪章》、1928年的《国内冲突中各国权利和义务公约》、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65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主权之保护宣言》以及1974年联合国大会《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等重要国际文件中确定习惯法规则存在的证据。通过考查，法院认为下述原则或规则为可适用于本案的习惯国际法的内容：

1、禁止使用武力原则

法院指出，关于此原则的“法院确信”可以从争端双方和其他国家对联合国大会的若干决议的态度中推断出来，特别是第2625(XXV)号决议即《关于国家间友好与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国家对这些决议表示同意时即表达了将该原则视为独立于宪章之类的条约法规则之外的一项习惯法原则的法律确信。

习惯法中所确立的禁止使用武力的一般规则允许若干例外，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即是一例。对一场进攻的回击是否合法取决于该回击是否遵守了“必要性”与“相称性”的要求。而且，不论自卫是单独的，还是集体的，它只能为回击“武装进攻”而实施。法院认为，“武装进攻”应理解为不仅指一国正规武装部队越过国际边界的行动，也包括一国向另一国领土派遣武装团队，条件是此等行为由于其规模与后果，如果为正规武装部队所施即可视为武装进攻。

法院并不认为“武装进攻”的概念包括对另一国叛乱分子以提供武装、后勤或其他援助为形式的帮助。此外．法院确认，在习惯国际法中，不论是一般性的，还是中美洲特有的，没有任何规则允许在未受到武装进攻之受害国提出援助请求时行使集体自卫。习惯法亦要求受害的国家应宣布它遭到了武装进攻。

2、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涉及每一主权国家不受外来干预处理其事务的权利。各国关于该原则之存在的“法律确信”在许多场合表达出来，如美国与尼加拉瓜都参加了的许多国际组织和会议所通过的诸多决议与宣言。这些决议与宣言表明美国和尼加拉瓜承认该原则为普遍适用之习惯原则。至于习惯法中该原则的内容，法院认为包括如下要素：所禁止的干涉针对的必须是各国根据国家主权原则有权自由决定的事项(如择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决定对外政策)；干涉使用的是强制手段，尤其是使用武力，而不论是军事行动这种直接的干涉形式，还是支持在另一国家的颠覆破坏活动州司接形式的干涉。法院还指出，那种认为习惯国际法中存在着一项支持另一国内反对势力的一般干涉权的观点没有得到各国实践的赞同；事实上，美国和尼加拉瓜亦均不赞成此观点。

对于针对非武装进攻行动的集体对抗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即：若一国对另一国的行动违反了不干涉原则，第三国对该行为国采取等于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对抗措施是否合法?这类似于在遭到武装进攻的场合行使自卫权，但导致报复措施的行动没有武装进攻那么严重，不构成武装进攻。法院认为，根据现代国际法，国家不具有对非武装攻击行动实施所谓“集体”对抗措施的权利。

3、国家主权原则

国际法院认为，国家主权及于每个国家的内水和领海，在他国内水或领海布雷，构成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布雷妨碍了进出港口的权利，也阻碍了该国的海上交通和海上商业活动，因而构成侵犯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为。在阐明了可适用的法律原则之后，法院将此等法律原则适用于案件事实，以绝大多数赞成票的表决就下述几个问题作出判决：

1、美国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并以武力相威胁

尼加拉瓜指控美国在其港口设置水雷，出动飞机袭击尼加拉瓜港口和石油设施，以及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训练、武装装备和财政支持。

美国并不否认上述事实。但它一方面坚持说，美国政府没有直接参与上述活动；另一方面辩解说，上述活动是出于“集体自卫”，为了证明“自卫”，美国提出尼加拉瓜曾向萨尔瓦多境内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并指责尼加拉瓜进攻洪都拉斯。

法院判决指出，根据调查，从事上述活动的人员是根据合同由美国政府雇佣的，所以美国政府对上述活动负有直接责任。法院根据禁止使用武力原则评价上述活动，认为它们构成对该原则的违反，除非美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抗辩能够成立，即满足了行使自卫权的以下条件：(1)尼加拉瓜从事了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或哥斯达黎加的武装进攻；(2)有关国家认为它们是尼加拉瓜武装进攻的受害者，这些国家要求美国提供帮助；(3)美国的行动符合自卫行动应是确实必要、行动规模应与攻击规模相称的原则。对此，法院认为每一项至少都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因此，法院判定，美国的所谓自卫不能成立。美国的上述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了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 力相威胁。

2、美国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

美国否认它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目的是推翻尼加拉瓜合法政府。但它承认，其目的是迫使尼加拉瓜政府改变其内外政策。

法院指出，尽管美国政府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尼加拉瓜政府，但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目的却是如此。如果一国政府出于对另一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目的，支持、帮助该另一国境内目的在于推翻其政府的武装力量，此等支持、帮助行动无疑构成对该另一国内政的干涉，而不论该提供支持国具有何种政治动机。因此法院判定，美国以提供财政支持、训练、武器装备、情报、后勤支持的形式支持尼加拉瓜境内的反政府武装的军事及准军事活动，美国的行为明显构成了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违反。

3、“集体对抗措施”的辩解不能为美国的干涉行动提供合法根据

4、美国对尼加拉瓜的行动违反了国家主权原则

法院判决，美国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直接攻击尼加拉瓜港口、石油设施等，在尼加拉瓜港口布设水雷，以及上述判决中认定的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干涉行动，不仅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亦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原则。这些行动不能因所称尼加拉瓜在萨尔瓦多的活动证明是正当的；假定尼加拉瓜的活动确实存在，此等活动也不能赋予美国任何权利。

法院判决还逐个审查并最终拒绝了美国为其行动辩解的其他理由。关于所称尼加拉瓜政府违反了它对尼加拉瓜人民、美国及美洲国家组织所作的某些庄严承诺的抗辩，法院指出，它不能设想创造一项所谓“意识形态的干涉”的原则，即一国有权因为另一国奉行某种意识形态，或选择了某种政治制度而干涉后者。关于指控尼加拉瓜违反人权的抗辩，法院指出，美国的使用武力不可能是监督或确保尊重人权的适宜方法。

法院判决宣布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并再不采取任何上述违反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并且有义务对上述行为给尼加拉瓜造成的损害作出赔偿。

最后，法院判决要求争端双方履行其国际义务，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手段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

评析：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禁止使用武力侵犯别国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普遍适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对这些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破坏，构成严重的国际不法行为，行为国应对此承担国际责任。

本案是国际法院第一次对一个大国进行缺席审判。由于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美国的抗辩主要是反对国际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但是，在实质案情审理阶段，法院对上述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含义和约束力都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这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极为有益的：

（二）庇护权案（the Asylum Case）

基本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一起未遂政变。秘鲁总统下令取缔政变的组织者“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宣布对该联盟领导人维克托·劳尔·哈雅·德·拉·托雷(Victor RaulHaya de la Torre)进行刑事审讯，同时对其发布逮捕令。1949年1月3日，托雷到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哥伦比亚使馆接受了他的请求并通知秘鲁政府，哥伦比亚根据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2条给予托雷庇护，并认为根据1933年＜美洲国家关于政治庇护公约》(简称《蒙得维的亚公约》)第2条，秘鲁政府应允许托雷安全离境。秘鲁政府认为，托雷是普通刑事犯罪分子，无权享受庇护，更不可能获得安全离境的权利。两国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经过多次外交交涉，双方于1949年8月31日签订《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

同年10月15日，哥伦比亚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宣布：(1)根据1911年《玻利维亚引渡协定》、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作为庇护国的哥伦比亚有权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罪行的性质；(2)作为避难者的领土所属国秘鲁负有义务向该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

秘鲁政府则在后来的书面和口头程序中，请求国际法院驳回哥伦比亚政府的上述诉讼请求，判决并宣布对托雷准予庇护和维持该项庇护的行为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1)条(不得庇护普通罪犯)、第2(2)条庇护只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及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

法院的分析与判决：

1、关于庇护国是否有权单方面确定犯罪性质问题

国际法院首先对哥伦比亚政府用来支持其第(1)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外交庇护”与“领域庇护”的区别：在领域庇护中，避难者是在给予庇护国境内；在外交庇护中，避难者是在使馆驻在国境内，使馆单方面确定犯罪的性质，有损领土国的主权。因此，不能承认这种有损领土主权的外交庇护，除非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外交庇护的法律依据得到了确立。而且，在没有相反规则的情况下，必须承认庇护国和领土国享有同等的确定避难者所犯罪性质的权利。在本案中，哥伦比亚援引的有关引渡的条约都没有规定单方面确定犯罪性质的内容。虽然1933年和1939年的《蒙得维的亚公约》有这种规定，但是秘鲁当时没有批准这两个公约。故不受其约束。

哥伦比亚还主张，由庇护国单方面确定犯罪性质的做法已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对此，国际法院认为：

依赖于一项习惯的当事国„„必须证明该项习惯是以这样的方式确立的，即：它已经对另一当事国具有约束力„„．听援引的规则„„与有关各国不间断的和始终如一的通例一致，并且这种通例是庇护权给予国应享有的权利和领土所属国应尽的义务的表述．这遵循了《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该规约将国际习惯视为“一般接受为法律的依据”。

本法院所了解的各种事实，在行使外交庇护权方面以及从不同场合所表述的官方立场来看，暴露出的是很多的不确定的和矛盾、很大的波动和不一致；在涉及庇护权公约的快速继承过程中一直反映出极大的不一致，一些国家批准了，而另一些国家拒绝了；而且，这方面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不同情形下政治技术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可能从中识别出作为法律接受的不间断的和始终如一的通例„„

国际法院以14：2票驳回了哥伦比亚的第一个诉讼请求。

2、关于秘鲁政府是否有义务发放通行许可证问题

国际法院认为，只有在庇护国合法地给予庇护和继续给予庇护且领土国首先要求避难者离开本国的情况下，庇护国才能要求领土国给避难者发放离开该国所需的通行许可证。在本案中，外交庇护权没有得到使馆驻在国的承认，驻在国也没有对避难者提出离境要求，因而秘鲁没有义务给避难者发放离境通行证。

国际法院以15：1票驳回了哥伦比亚的第二项诉讼请求。

3、关于秘鲁政府提出的反诉问题

秘鲁在反诉中，认为托雷是犯有普通罪行的人，故无权要求庇护。哥伦比亚政府认为托雷犯的是政治罪，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给予庇护。国际法院认为秘鲁政府未能证明托雷参与军事叛乱这种行为本身构成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1)条所规定的“普通罪行”，而哥伦比亚政府也未能证明其使馆对托雷进行庇护之时存在着该公约第2(2)条所规定的“紧迫危险”(紧急情况)，因为托雷请求庇护之时已离叛乱之日有三个月了。

国际法院以15：1票判决哥伦比亚的庇护没有违反《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1)条，以10：6票判决哥伦比亚的庇护行为违反了该公约第2(2)条。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国际法上的庇护制度，尤其是外交庇护（使馆庇护）的合法性问题。同时，本案涉及到有关庇护，尤其是外交庇护的国际习惯规则的确认问题。关于庇护的法律问题，将另有专章的“案例分析”予以讨论，这里仅就外交庇护的国际习惯问题作些简要评述。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关于国际习惯规则的确认的分析与裁决，被国际法学界看成是有关国际习惯法构成的国际司法判例的经典，从而经常被中外学者在著述和教学中所援引。在有关外交庇护的国际习惯规则的形成方面，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特别强调：(1)只有少数国家参加，且当事国没有批准的国际条约，其规定不具有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效力；(2)即使在有关国家之间存在着给予外交庇护的实践，但由于这些实践是不稳定的，不连贯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故不能认为是“作为法律接受的不间断的和始终如一的通例”。

（三）法国诉土耳其的荷花号案

（the lotus case）

基本案情：

1926年8月2日，法国荷花号船与土耳其的一艘船在公海上发生碰撞，导致土耳其船沉没，8人死亡。法国荷花号在第二天到达君土坦丁堡，土耳其当局依据土耳其法律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君士坦丁堡刑事法院于9月26日对荷花号上负责隙望的法国官员戴蒙上尉进行了刑事审讯，并判处拘留8天和22镑的罚款。

法国政府对此提出外交抗议，认为土耳其法院无权审讯戴蒙，因为碰撞发 生在公海，荷花号船员应由船旗国审理。土耳其法院认为，根据土耳其刑法第6条规定，外国人在外国作出侵害土耳其或其国民的罪行时，按土耳其法律规定该受处罚，当此人在土耳其被捕时就要受土耳其法律惩罚。1926年10月12日，两国签订特别协议，同意将争端递交国际常设法院解决。

在诉讼中，法国认为：(1)国际法不允许一个国家单纯以受害者具有其国籍为理由对外国人在国外所作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2)国际法承认船旗国对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排他的管辖权；(3)上述原则特别适用于碰撞事件。国际常设法院在诉讼中驳回了法国的上述主张，最后判定土耳其的行为没有违背国际法。评析：

本案是一个涉及国家的保护性管辖权的典型案例。

一般来说，国家的属地管辖权只限于国家的领土范围，国家的属人管辖权只限于本国国民。对于外国人在外国的行为，国家本来是无管辖权的，但为了保护国家的重大利益，对于外国人在外国所作而危害到该国利益的行为，国家也有权管辖，这就是国际法上的保护性管辖。

在本案中，尽管荷花号船员戴蒙的行为是发生在公海上，但由于其行为危害了土耳其的国民和财产的利益，因此，土耳其法院对此行使保护性管辖权，这在国际法上是不应该引起争议的。1887年墨西哥法院审理的卡丁案和1897年常设仲裁法院的哥斯达黎加号案，对国家的保护性管辖都持支持的观点，并对此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四）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案

（Case Concerning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

基本案情：

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兰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门前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美国大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保护，伊朗当局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游行队伍闯进了大使馆，扣留了使馆内的美国使馆人员和领事人员及工作人员50多人，捣毁了使馆的档案文件。11月5日，在伊朗大不里士和舍拉子的美国领事馆也发生同类事件。

1979年11月29日，美国向国际法院起诉，请求国际法院宣布：伊朗政府违反对美国承担的条约义务，伊朗政府应立即释放被扣留的全部美国人，保证他们安全离境并不得对他们进行任何审讯，伊朗应对此侵权行为赔偿美国的损失并将造成此侵权事故的人员交主管当局惩处。美国同时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1979年12月10日，国际法院开庭审理关于指示临时措施问题，并于15日颁布指示临时措施的命令。国际法院院长在1979年12月24日以命令确定时间，让双方递交诉状和辩诉状。美国按时递交，伊朗没有递交。伊朗于1980年2月16日向法院表示，认为法院不能、也不应受理此案。1980年5月24日，国际法院在伊朗缺席下作出了判决。

国际法院认为：

1、在11月4日和5日的袭击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事件中，因为不能证明这些袭击行为是代表国家或由国家机关负责的职务行为，所以不能归因于国家。但是由于《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2、25、26、29条及4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28、31、33、34、35、40条都规定了使馆和领事馆、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档案文件的不可侵犯，接受国有义务给予保护。事件发生后，美国使馆和领事馆请求保护，但伊朗政府没有采取适当步骤保护使馆及其人员和制止事态的发展。所以国际法院得出结论，伊朗完全没有履行它的条约义务。

2、武力分子完全占领大使馆和领事馆后，伊朗政府不仅没有采取缓和措施，其总理反而宣称人质应继续扣留。这就表明这些行为已转化成国家行为了。继续占领使馆和扣留人质，伊朗一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2、24、25、26、27、29条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3条及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合作和领事关系条约》第2条的规定。

因此判定：

(1)根据本判决指出的事实，伊朗在许多方面业已违反，并正在违反它根据国际条约和长期确立的国际法规则所承担的义务。

(2)伊朗违反对美国所承担的义务，根据国际法应负国际责任。

(3)伊朗政府必须立即采取一切行动缓和由于1979年11月4日及其后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局势，为此目的，双方应达成协议。

评析；

本案中，在伊朗发生的袭击使馆和领事馆及外交人员的事件，无可否认是国际不法行为。因此，该行为是否可归责于伊朗国家是决定伊朗国家是否应承担国际责任的关键问题。伊朗称该事件是美国25年来干涉伊朗内政的结果，这理由是否可以说明伊朗的侵犯外交特权是正当或可以免除国际责任的?这也是本案的焦点问题。

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是客观上存在国际不法行为，二是主观上该国际不法行为可归因于国家。国际法院将事件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在第一阶段，骚乱行为不能归因于伊朗国家，但在美国使馆请求保护时，伊朗政府的不作为就构成了国际不法行为，就产生违反国际义务的国际责任。在第二阶段，国际法院认为，伊朗政府领导人的态度，特别是他把扣押人质与美国政府干涉内政联系在一起，该不法行为的可归因性就很明显了。伊朗政府所述的理由是不能成为免责事由的。因此，伊朗应承担全部国际责任。

（五）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

Arbitration）

基本案情：

特雷尔冶炼厂是加拿大一家最大的冶炼厂。该厂从1896年开始冶炼锌和锡，由于提炼的矿物质含有硫磺，烟雾喷入大气中成为二氧化硫。这些含有大量二氧化硫的大气随着上升的气流南下，越过加美边境，在美国华盛顿州造成严重污染，产生了巨大的损害。多年来，美国的私人多次向加拿大索赔，一直没有解决。1931年，美、加经过多次谈判，双方终于同意将问题提交给处理两国边界问题的“国际联合委员会”解决，但该委员会对问题也未能全部解决。在该委员会的建议下，美加于1935年4月15日签订“特别协议”，组织仲裁庭解决此项争端。仲裁庭在1938年作出裁决，由于美国对此提出异议，仲裁庭在1941年作出最后裁决，裁定加拿大政府应对特雷尔冶炼厂的行为负责。

（Trail Smelter 评析：

在本案中，冶炼厂在本国境内的冶炼行为是获得本国政府的批准的，其行为并不违反任何国际法的规定，但由于造成了损害性后果，所以不管加拿大的行为是否具有过错，都要为其损害承担国际责任。

在本案的裁决中，仲裁庭援引了国际常设法院法官伊格勒顿的话：“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责任防止在其管辖下的人的损害行为侵害别的国家”。仲裁庭还明确指出：“根据国际法和美国法律的原则，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这样地利用或允许利用其领土，以致让其烟雾在他国领土或对他国领土上的财产或生命造成损害，如果已产生严重后果并已为确凿证据证实的话”。该裁决为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和判例依据。

（六）纽伦堡审判

基本案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的战争暴行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谴责。为了惩罚战争犯罪，1945年8月美、英、法、苏四国在伦敦签署了《起诉及惩治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协定》，规定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国的首要战争罪犯。后来有澳大利亚等19国加入该协定，所有这23国就成了原告国。

该协定还附有一份《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该宪章规定了法庭审理的罪行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宪章明确了法庭的权限是审判和惩罚为欧洲轴心国的利益而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所有人员，不论其为个人或为某组织或集团的成员。该宪章还规定了被告的官方身份不能免责或减刑、遵照上级命令行事不能免责或减刑的判罪原则。

法庭最后对150多名被告分别判处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

评析：

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成功的国际刑事审判活动。这次审判对于确立个人国际刑事责任制度、国际刑事责任的一般判罪原则提供了重要的法理基础和实践基础，特别是对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破坏和平罪等国际罪行的界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法理和实践依据：

（七）帕尔马斯岛什裁案

(The Palmas Island Arbitration)

基本案情：

帕尔马斯岛(PaLmas Island)，或称“棉加斯岛”(Miangas)，是菲律宾棉兰老岛与荷属东印度的纳努萨岛之间一个单独的小岛。此岛原是西班牙人在16世纪发现的，自1677年以来，岛上的土著居民已根据建立宗主权的协议与荷属东印度公司联合，从此就成了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1898年的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在美西《巴黎和约》中同意将菲律宾群岛及附近岛屿割让给美国。和约笼统地把帕尔马斯岛划在割让的范围，美国认为该岛已随同菲律宾群岛一起割归美国。当时，美国曾将此和约通知荷兰政府，荷兰政府没提出反对。1906年，美国发现帕尔马斯岛上悬挂荷兰国旗，由此引起美荷两国关于帕尔马斯岛主权的争端。因谈判无效，美荷两国于1925年1月23日签订仲裁协议，同意将争端提交常设仲裁法院解决，双方同意选派常设仲裁法院院长、瑞士法学家马克斯。胡伯为独任仲裁人。胡伯在1982年4月4日作出裁决。

仲裁与裁决

在仲裁中，美国认为西班牙以发现取得该岛的主权，主权一旦取得，根据国际法，就不会失去，而不在乎有没有实际行使主权。因该岛包括在《巴黎和约》第3条割让的菲律宾群岛之内，其主权已通过割让转移给美国。美国以西班牙权利继承者的身份，取得了该岛的主权。荷兰则认为西班牙发现该岛的事实尚没有足够证据，也没有任何取得主权的形式。即使西班牙在某个时候对该岛有过权利，该权利早已失去了。荷兰自17世纪以来就在该岛行使主权，《巴黎和约》签订时，该岛是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

独任仲裁人胡伯在1928年作出的裁决中详细分析了下面几个法律问题：

1、主权与领土主权的概念。仲裁人说：“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就意味着是独立。独立，对地球的特定部分来说，就是国家行使排他的权力。国际法的发展已确立了国家对其领土行使排他权力的原则，此原则应成为解决国际关系的出发点。„„”领土主权，是获得承认和由自然边界或条约划定的空间。如果对某块地方的主权发生争端，通常就要考察一国以割让、征服或先占而提出的权利是否比反对它的国家所提出的权利更优越。构成主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持续性。实践和理论都承认：“持续和平稳的行使领土主权”(the continuous and peaceful disptay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是取得权利的最重要因素。

2、“西班牙不能把自己没有的权利割让给美国。”《巴黎和约》第3条规定西班牙将把该条所指的区域的一切主权和权利转让给美国，美国以割让作为其对帕尔马斯岛提出主权的根据。不过，即使和约第3条有笼统的规定，不能认为和约已把西班牙尚没有确定权利的岛屿划在割让的范围。在《巴黎和约》签订和生效的时候，帕尔马斯岛究竟是属于西班牙领土还是属于荷兰领土，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3、荷兰对《巴黎和约》“没有反应”。美国指称：《巴黎和约》签订后，它

已于1899年2月3日将和约通知荷兰政府，荷兰对第3条所划的菲律宾群岛范围没有反应。问题是，第三国对通知它的条约没有反应，能不能认为这就影响了第三国的权利或缔约没有反应，能不能认为这就影响了第三国的权利或缔约国的权利?对于一种尚没有任何主权宣示予以支持的“初步权利”来说，这种“没有反应”是会产生影响的，但对于真正的领土主权来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了。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巴黎和约》签订和生效时，帕尔马斯岛究竟是西班牙的领土还是荷兰的领土。

4、时际法的适用。时际法(inter-temporal law)的适用，必须在“权利的产生”和“权利的存在”之间作出区分，权利的产生必须适用权利产生时有效的法律，这个原则同样要求：权利的存在应遵循法律发展所要求的条件。考虑到地球上大部分地方已隶属于国际社会成员国的主权之下，无主地已非常罕见了，也考虑到18世纪中叶业已存在和发展起来的倾向，19世纪的国际法已形成了这样的规则：占领必须是有效的，有效占领才能产生领土主权。认为某个地方，既没有主权国家的有效统治，也没有统治者，仅以“取得权利”(即使此权利已具有领土主权性质)而置于某国的绝对影响之下，这个观点与实在法规则是不相容的。因此，仅仅发现，没有后来的实际行动，在现在是不足以产生主权的。西班牙对帕尔马斯岛没有主权，当然就谈不上一国放弃主权并由另一国代替的问题了。“发现”不产生确定的主权，只产生一种“初步权利”。根据19世纪盛行的观点，发现的初步权利必须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以有效的占领来完成。本案应适用这个原则。直到本争端发生时，西班牙在帕尔马斯岛既没有实行占有，也没有行使主权，即使说到1898年的时候它还有初步权利，也是不能与荷兰长期以来的有效统治相比拟的。

5、“毗邻性”没有法律根据。美国从“毗邻性”(contiguity)出发，认为 可以根据地理条件把在领海以外的邻近岛屿作为自己的领土，在实在国际法上不存在这样的规则，历史上也无先例。

6、荷兰在帕尔马斯岛的行使主权。荷兰以长期在帕尔马斯岛行使持续和平稳的国家权力作为它的主权根据。独任仲裁人研究了荷兰提出的有关事实和证据后认为：荷兰自17OO年以来确实已在帕尔马斯岛上行使了“持续和平稳”的国家权力。所谓“持续”，是就整个历史时期来说的，中间不可能没有间断，荷兰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帕尔马斯岛上的国家行为比较少，但这不影响它的持续性。仲裁人说：“对于一个遥远和只有土著居民住的小岛来说，不能要求经常的行使国家权力。主权的表示不必追溯到远古时期．就看1898年阶情形就够了。因为这时候的主权表示，正证明了在争端发生时帕尔马斯岛仍然是荷兰的领土。”

根据上述分析，独任仲裁人胡伯作出下面几点结论：

1、西班牙在16世纪发现帕尔马斯岛所取得的“初步权利”没有为后来的行使实际权力所完成。西班牙即使到1898年的时候仍然保持这种权利，该权

利也不可能优于荷兰长期以来在该岛所建立的有效占领。

2、西班牙没有取得帕尔马斯的主权，无从把它所没有的权利割让给美国。美国也无权以《巴黎和约》的割让而取得帕尔马斯岛的主权。荷兰对《巴黎和约》的没有反应，不构成对此割让的默认。

3、“毗邻性”没有法律根据。美国不能以帕尔马斯岛靠近菲律宾为理由而 认为该岛与菲律宾群岛一起割让给美国。

4．“有效占领”(effective occupation)应表现为“持续和平稳的行使国家权力”。荷兰从1677年到19O6年(即本争端发生时)都在该岛行使国家权力。其间虽然有间断，但不影响其持续性。在荷兰对帕尔马斯岛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整个过程中，西班牙或其他国家都没有对它提出反对，其国家权力的行使应认为是平稳的。因此美西《巴黎和约》签订和生效时，或本争端发生时，帕尔马斯岛一直是荷兰的领土。

根据上述结论，独任仲裁人裁定帕尔马斯岛(棉加斯岛)是荷兰领土的一部分。

评析：

本案是有关确立领土主权的著名案例，胡伯在其仲裁裁决中，对国际法“先占”原则作了详细的解释特别是对先占的两个条件——占领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地”(terra nullius)以及占领必须是“有效占领”（effective occupation）作了精辟的阐述，这些观点不仅大大丰富了国际法的理论，也为人们解决领土主权争端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八）苏联击落韩国客机案

（Korean Air Line Incident）

基本案情： 1983年9月1日，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47KAL007号民航客机在自纽约飞往平壤途中，于苏联萨哈林附近被苏联飞机拦截并被两枚导弹击中后坠入日本海。机上269人(其中乘客240人)全部丧生。该机被拦截时，偏离了航道500公里，进入了前苏联禁飞区。此事发生后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应。在韩国和加拿大的请求下，国际民航组织于1983年9月15—16日在蒙特利尔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决议，组织了一个由5名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之后指出了下列情况：

调查报告：

1、该客机的驾驶员证件齐全、在从阿拉斯加安卡雷奇起飞时，一切必要的航行和电子系统正常，准时起飞，预计可按时到达平壤。韩国在当地时间6时命令该飞机按计划的航线飞行，从起飞到降落全程飞行时间7时53分。

2、该机在起飞后不久就偏离了指定的航线，后来继续向北偏离，终于进入苏联领空。苏联认为这是对它领空的侵犯，苏联军用飞机曾两次对它拦截。出事时，该机偏离指定航线以北300海里。

3、调查小组没有找到证据证明：(1)驾驶员已知道飞机偏离航线；(2)偏离航线是有预谋的。调查小组假设驾驶员没有正确调整“习惯航线系统”（INS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由于不够注意和缺乏警惕使飞机不自觉地偏离航线达5个半小时。调查报告还附上了苏联的“初步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了以下几点：(1)KAL007号飞机侵犯苏联边境；(2)苏联是在该飞机终止飞行之后才知道它是韩国飞机的；(3)苏联证实该飞机在起飞前曾与美国侦察机RCl35和地球轨道卫星Ferret—D接头，使该机的起飞时间比原定的时间延误了40分钟。苏联认为该机是故意闯入其领空的，因为：①该机偏离航线500公里；②驾驶员未利用上雷达，“否则他早该知道飞机进入的地方；③美国和日本一直监控着该飞机飞行，但没有通知驾驶员飞机已进入苏联领空；④该飞机没有接到苏联的拦截警告；⑤该飞机已进入苏联的战略禁区。

调查小组的结论是：驾驶员的证件是符合的；驾驶员的精神和心理没受过打击；飞机证件和起飞时适航条件合格；没有迹象说明飞机缺乏航行系统和气候雷达的装备；按时起飞和预计按时到达平壤；没有证据证明驾驶员知道该飞机已偏离航线，尽管它已偏离了5小时26分钟；没有证据证明驾驶员知道两次受到拦截；在18时27分，飞机被苏联两枚空对空导弹击落。国际民航组织1984年3月6日，通过了决议，指责苏联违反国际法并谴责其使用武力。理事会认为：《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1条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个国家对其领土上空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根据这条习惯国际法规则，国家具有合法权利在其领土上空限制航道，并对违反者根据本国法律予以惩罚。非私人航空器或由一国指挥的私人航空器闯入他国领，构成违反国际法行为。不过，对这种违反行为的反应，国际法并不是没有限制，国际法上的“对称性原则”和国际民航组织颁布的特别规则已被接受为习惯规则了。国家有权对威胁其安全和侵入其领空的军用飞机加以拦截或击落，但对没有造成实际威胁的民用航空机予以击落，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对称性原则，而属非法的反应。

1984年5月10日，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对《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3条通过了四点修正案，规定：

1、缔约各国承认，每一个国家必须避免对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器，如果拦截，必须不危及航空器内人员的生命和航空器的安全。

2、缔约国承认，每一个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对未经许可而飞入其领土的民用航空器，或者有合理的根据认为该航空器被用于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宗旨不符的目的，有权要求该航空器在指定的机场降落。

3、缔约国应在其本国法律或规章中规定，以便在该国登记或者在该国有主营业所或永久居所的营业人所使用的任何私人航空器必须遵守上述命令。

4、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禁止将在该国登记的或者在该国有主营业所或永久居所的经营人所使用的任何民用航空器任意用于与本公约宗旨不相符的目的。

评析：

这是20世纪80年代一起著名的航空事件。由于证据不足，该起事件尚存在不少难于澄清的疑点。不过，国际民航组织1984年所作决议及其对《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3条的修订，仍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它再一次表明，对非法入境的民用航空器不应使用武力拦截，不得危及该机内人员的生命及该航空器的安全。

（九）北海大陆架案(Th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

基本案情：

1966年。以原联邦德国为一方，以丹麦和荷兰为另一方，就它们之间在北海的大陆架划界问题发生了争端。虽然联邦德国与荷兰、丹麦原分别订有双边协定。但只解决了两国之间近海岸部分的大陆架分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海里至30海里之处的分界线，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而这些点之外伸向北海中心的分界线则无法达成任何协议。产生僵局的原因是：丹麦和荷兰坚持整条边界线应采用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规定的等距离原则划出。它们认为，不论德国与该公约的关系如何(德国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德国也有义务接受以“等距离一特殊情况”方法为基础划界，因为该方法的使用不仅仅是一项条约义务，而且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项规则。与此相反，德国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线这样的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它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德国的海岸线是向内凹人的，从其两端划出的等距离线会交叉，这将使德国的大陆架成为一个小得不成比例的三角形。

1967年2月，联邦德国分别与丹麦和荷兰订立特别协定，将划分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这两个协议请求国际法院判定：在划分属于这三个国家的北海大陆架的区域时应适用什么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在此之后按照国际法院指明的原则和规则划界。

国际法院于1969年2月20日作出判决。法院在判决中首先拒绝了丹麦和荷兰提出的等距离原则是大陆架概念中所固有的原则的观点。法院不否认等距离法是一种简便的方法，但这并不足以使某种方法一变而为法律规则。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硬要把等距离方法用于某些地理环境，那就有可能导致不公平。譬如，在海岸线凹进或凸出的情况下，如果用等距离法从海岸划分大陆架区域，海岸线越不整齐所引起的后果就越不合理。

国际法院接着审查了“等距离—特殊情况原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的观点，并以11票对6票驳回这种观点。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拟订《大陆架公约》时就没有把这条规定作为反映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意图，因为该条约第1条、第2条和第3条是不允许保留的，而第6条与其他各条一样是允许保留的。该条约的缔约国数目较少，其代表性远远不足以使这条规成为“形成中的习惯规则”。该条约生效后到本案审理之时，有15个事例是同意用这个规则划界的，但这些国家也没有认为是受这个习惯规则的约束，这说明这条规则还没有在实践中被承认为一个习惯法规则。所以，德国没有接受这条规则的义务。

法院认为，采用划界方法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按照公平原则，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至于所涉及的区域究竟采用何种方法，单独使用一种方去还是几种方法同时并用，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条原则是毋庸置疑为，即任何国家的大陆架必须是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而不得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然延伸。这是因为，沿海国对大陆架区域的权利是以它对陆地领土的主权为依据的。沿海国为了勘探和开发海床的自然资源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是由于大陆架的海底区域尽管为海水所覆盖，但构成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和继续。这是沿海国的固有权利。国际法院宣称，如果一特定的海底区域并不构成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即使该区域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更靠近沿海国，也不能被认为是属于该国的。

具体到北海大陆架超过由1964年12月1日联邦德国与荷兰和1965年6月9日联邦德国与丹麦的协议规定的部分边界以外的区域，法院认为，作为有关各方之间划界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应是：

(1)以协议划界，按照公平原则，考虑到所有有关情况，尽可能为各方保留构成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而进入海下的所有大陆架部分，并且不侵犯其他国家的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部分；

(2)在适用前项规定时，如果划界留有各方的重叠区域，应由他们按协议的比例划分，除非它们决定建立一项联合管辖、利用或开发他们之间相重叠的区域或任何部分的制度；

(3)在协商过程中，考虑的因素应包括：有关各方海岸的一般结构，以及任何特别的或显著的海岸性质；己知的或容易确定的大陆架区域的自然地质结构和自然资源；合理的比例程度的因素，这种比例是划界按公平原则应给予沿海国大陆架区域的范围，按照海岸线一般方向测量其海岸的长度，并考虑到在同一区域内相邻国家间任何其他大陆架划界的有效的、实际的和未来的目的。

国际法院作出判决后，争端双方继续进行谈判，德荷两国、德丹两国终于在1970年分别签订了两个条约，完成了以前没有完成的划界工作，其结果是德国取得的大陆架，除原来已取得的23600平方公里外。还增加了12000平方公里。

评析： 本案是通过国际法院审理的第一个大陆架划界的案例。国际法院在判决中论述了几个对有关大陆架划界问题至关重要的法律问题。

第一，国际法院在分析《大陆架公约》第6条的法律效力时，详细论述了习惯国际法规则形成的主观因素和客观要素，为研究习惯国际法规则形成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第二，阐明了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在海下的自然延伸，自然延伸原则是与大陆架有关的所有法律规则中最基本的规则；

第三，指出所谓的等距离原则，不是大陆架原则中固有的，不是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因此 对非《大陆架公约》缔约国或对此规定予以保留的国家没有普遍的效力；

第四，提出依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界的原则，即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应根据公平原则并考虑一切有关情况通过协议解决的原则。

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以后，经过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公平原则被确认下来了，《海洋法公约》第83条第1款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的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通过协议以求公平解决”正是公平原则的具体运用。公平原则也已经在当前的许多大陆架划界实践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十）英挪渔业争端案

(The Fisheries Case)

基本案情：

英国长期以来在挪威海岸外的海域捕鱼，两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捕鱼争端。1935年7月12日，挪威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以沿挪威海岸的各岛屿（即“石垒”，包括岛屿、小岛、岩石和暗礁）上的最外缘各点之间的直线基线为基础，划定其北部领水的界线。这些基点相距有的超过10海里，其中最长的达44海里。挪威领海的外部界线是在这些基线之外4海里划出的平行线。挪威主张在该区域内专属的捕鱼权。

英国认为，国际法要求的领海基线应是实际的低潮线；挪威1935年法令中规定的划定渔区的方法，主要是测算领海宽度的直线基线的划法违反国际法。在与挪威政府谈判失败之后，英国于1949年9月28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国际法院于l951年12月1—8日对本案作出判决，认定挪威1935年法令中规定的划定渔区的方法和确定的直线基线都不违反国际法。国际法院在判决中首先讨论了挪威大陆沿海地区的地理与经济特征，讨论了被称为“石垒”的大约12万个岛屿、岩石和礁石。国际法院强调挪威海岸明显的锯齿状和迂回曲折，强调当地居民对渔业作为谋生手段的依赖性。国际法院指出，这是在评价英国提出的异议时必须考虑的现实。

鉴于当事国双方都同意4海里的领海宽度。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基于何种基线来测算领海宽度。国际法院认为，为计算领海宽度，低潮线相对于高潮线为各国实践所通常采用。这清楚表明领海附属于陆地领土的性质。国际法院注意到当事国都同意这种标准，但它们对这种标准的适用产生了分歧。

因此，法院必须决定的是，有关的低潮线是挪威大陆的低潮线，还是其“石垒”的低潮线。既然挪威大陆西部为这些岩石所包围，这些石垒与大陆一起构成一个整体，那么划定挪威领海带时必须考虑的应是石垒的外线。这个结论是从挪威地理条件的实际情况得出的；

国际法院在判决中指出，领海带必须沿海岸的一般方向的原则使确定若干划定领海界限的有效标准成为可能。为了适用该原则，若干国家认为有必要采用直线基线的方法，这些国家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原则上的反对。

英国认为，挪威仅仅可以在跨越海湾的地方使用直线基线。国际法院否定了这种观点。它认为，如果领海带必须沿“石垒”的外线，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承认直线基线法，那就没有任何有效的理由断定直线基线法只能跨越海湾使用，而不能在被海域隔开的岛屿、岩石和暗礁之间使用，即使这种海域不属于海湾的概念。

国际法院接着讨论了跨越各种“石垒”之间的水域所划的基线的长度问题。英国从有关海湾的所谓l0海里一般规则进行类推，坚持直线基线的长度不得超过10海里。

国际法院认为，虽然10海里的规则为一些国家在其国内法和它们之间的条约和公约中采用，虽然一些仲裁裁决在这些国家之间适用了这种规则，但是其他国家采用了不同的界限，因此，10海里规则尚未取得一项国际法一般规则的效力。并且，无论如何，10海里规则也不可用来对抗挪威，因为挪威始终反对将该项规则适用于其海域划界。

在这方面，国际法院认为，各国的实践不能证明已形成了国际法的任何一般规则。那种使岛屿群或沿岸群岛服从类似有关海湾的限制（岛屿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领海宽度的2倍，或10海里，或12海里）并未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

领海的划界始终具有国际性的一面，它不能只依据沿海国在其国内法中所表达的意志。虽然划界行为必然是单方行为，因为只有沿海国能够这样做，但划界对于其他国家的效力则取决于国际法。

国际法院认为，在这方面，领海性质中所固有的某些基本因素表明若干标准的存在。这些标准虽不十分精确，但仍能为法院作出判决提供充分的基础，也可适用于争议中多样的事实。

在这些因素中，必须提及的是领海对陆地的紧密依存性，正是陆地赋予沿海国对毗邻其海岸的水域的权利。因此，必须赋予这种国家必要的自由，以使其划定领海界限的行动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和满足当地的需求。另外，领海基线的划定不能离开海岸一般方向的适当范围。

另一个基本因素，也是在本案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某些海域与分隔或包围这些海域的陆地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密切联系。在选择领海基线时产生的真正问题是，位于领海基线内的海域是否与陆地有相当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它们应服从内水制度。国际法院认为，这种观点是确定关于海湾的规则的基础，也应大胆地适用于像挪威的海岸一样具有不寻常的地理形状的海岸。

国际法院强调，挪威的划界制度是与其海岸线的地理特征相适应的，其领海基线符合其海岸线的一般方向，这表明这种划界制度是符合国际法的。结合本案的其他事实，最后，国际法院以1O票对2票作出如下裁定：挪威1935年法令所采取的划定渔区的方法是不违反国际法的；国际法院还以5票对4票裁定：该法令所划定的直线基线是不违反国际法的。

评析：

在本案中，英国认为挪威不应采用直线基线，不应以石垒的外缘作为基线，不应采用超过十海里长度的基线。这三个主张都被国际法院驳回了。直线基线最先正是英国采用的，到19世纪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直线基线。因此，挪威用直线基线划出其基线，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国际法院根据挪威沿岸的地貌特点，认定“石垒”是挪威陆地的一个构成部分，因而基线应是石垒的外界而不是陆地的海岸，这一判决也是客观和公正的。而所谓十海里的长度标准，在国际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则，那只是英美北大西洋海岸渔业仲裁案裁决中提出的建议，远没有成为习惯法规则。

国际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是国际司法上首次承认直线基线作为测算领海宽度的一种方法的合法性，本案也是有关领海基线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对现代海洋法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国际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来用直线基线的三个基本观点：(1)沿海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地理特点选用划出领海基线的方法；(2)直线基线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3)基线向陆地一面的海域是沿岸国的内水。这些观点是在总结海洋法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观点也为各国在实践中所接受，并已反映在1958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4条和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7条和第8条中。

（十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使馆案

基本案情：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5枚导弹，袭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馆舍严重毁坏，3名新闻工作者死亡和其他人员伤亡。北约对中国使馆的野蛮袭击是对国际法的肆意践踏。它不仅粗暴地侵犯了外交特权与豁免，而且构成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破坏，更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国际社会对此事件纷纷予以谴责。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第一，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受害者家属表示道歉；第二，对袭击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第三，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第四，严惩肇事者。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领导人先后就袭击事件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受害者家属表示公开道歉，但美国同时以误炸作为辩解理由。1999年7月30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所造成的中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12月16日就中国驻南使馆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分别向中国赔偿450万美元和2800万美元。2000年4月8日，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通报了美方对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责任的调查结果，声称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8名人员进行处罚，其中一名已被解雇。评析:

外交特权与豁免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在实践中，它包括相互对立、互为矛盾的两个侧面，一是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二是滥用外交特权与豁免。两者均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国际交往。与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一样，本案涉及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问题。不过，与前案不同的是，本案涉及第三国／国际组织而非接受国对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侵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尽管主要制约派遣国与接受国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当然意味着一般国际法并不禁止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侵犯另一个主权国家驻外使馆的馆舍。公约集外交法之大成，凡属习惯法明白无误的或通过国际惯例的影响可以确定的规定，公约均包括在内。公约目前已共有179个当事国，几乎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而且，“凡未经本公约明文规定之问题应继续适用国际习惯法之规定”。外交使馆馆舍神圣不可侵犯，外交人员人身不可侵犯，即使在战争中也须受到保护，这是古老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类国家和国家集团悍然袭击第三国使馆，在国际关系史上是非常罕见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背离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而且构成对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的违反，甚至构成国际犯罪—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处理。既务实求是，又有理、有利、有节，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

（十二）2002年5月8日不明身份者闯入

日本驻中国沈阳总领事馆案

基本案情：

2002年5月8日，5名不明身份者欲从日本驻中国沈阳总领事馆正门强行冲进日本领馆。中国值勤武警战士对其采取了阻止措施，仍有2人闯入日本领馆。中国武警战士在得到该领馆一位副领事的同意后，入馆将2人带出。其后，该领馆一位领事向中方了解情况，同意中国公安人员将上述5人带走，并对武誓战士表示感谢。但随后日本国内媒体上出现中方擅自进入日本领馆的极其不负责任的报道，并出现要求追究日本外务相和有关外交与领事人员的呼声，从而给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国内法以及人道主义精神，对5名不明身份者作了妥善处理。

评析：

领馆馆舍不得侵犯。接受国对此负有主动与被动两方面的义务：第一，对领馆馆舍应提供特别保护，这种保护具有预防性质。在每一具体场合中，接受国必须显示采取情势所需要的安全措施并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出现针对领馆馆舍的暴力行为或任何扰乱领馆安宁或损害其尊严的事件；第二，接受国官员在一般情形下不得进入领馆馆舍。目前，在侵犯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特权与豁免事件特别是对此类人员的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接受国更应加强对外国使团的保护力度。在本案中，中国官员采取必要措施保护领馆的安全，善意履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的义务，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正如2002年5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指出的：“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今方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保护领馆的安全。5人未履行正常手续，身份不明，强行闯馆，有可能危害领馆及其人员的安全。我武警的上述措施纯出于责任感，且符合该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武警战士在得到日本领事官员同意后，入馆将2人带出，因此，“中方擅自进入日领馆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日方应冷静行事，善意理解中方举措，不使事态升级。”“中方一贯重视中日关系，并冷静慎重处理两国间的一些偶发事件。1998年5月，日本多名警察擅自进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主楼，强行带走不明身份人员。中方就是按照上述精神加以对待和处理的。”

需要补充的是，与使馆馆舍不同，领馆馆舍的不可侵犯并不是绝对的，其范围显然要比使馆馆舍少的多。虽然接受国官员非经领馆馆长或其指定代理员或派遣国使馆馆长同意，不得进人领馆馆舍中专供领馆工作之用之部分，是，惟遇火灾或其他灾害须迅速采取保护行动时，得推定领馆馆长已表示同意。当然，各国对此实践不一，中国的实践则因国家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关于领馆馆舍不得侵犯，1986年中意领事条约规定，如馆舍“在发生火灾和其他严重危及接受国国民生命安全须立即采取保护措施时，得推定领馆馆长己表示同意”，接受国当局可以进入馆舍。而1986年中苏领事条约则规定，未经同意，不得进人领馆馆舍。如遇火灾或其他自然灾害时，“这种同意应在最的适当期限内作出”，而不是推定领馆馆长已经同意。而在1980年中美领事条约中，既未规定“同意在最短的适当期限内作出”，也未规定“推定同意”。

（十三）光华寮案

基本案情：

光华察是坐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叮的一座5层楼放，占地面积992．58平方米，建于1931年，原属日本洛东公寓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此寮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故中国留学生组织了自治委员会自行管理并取名“光华察”。1950年中国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中国大陆掠夺的财产的公款买下了该寮的产权，用作中国留日学生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驻日本使馆(当时日本政府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以“中华民国”名义在日本进行了产权登记。

1967年，台湾当局驻日本大使陈之迈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京都地方法院对居住在光华寮的中国留学生于炳寰等8人提起诉讼，要求他们迁出该寮。该案诉讼期间，中、日两国政府于1972年9月29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代表，并同时撤销了它对“中华民国”的承认。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对光华察案作出了判决，确认光华寮是中国国家财产；因为日本已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故前中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就已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对上述判决不服，于1977年10月又以“中华民国”名 义向大限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该法院受理了上诉并于1982年4月14日撤销了原判，将本案发回京都地方法法院重审。1986年2月4日，该法院又重新作出判决，将光华察判归了台湾当局。其主要理由是：“中华民国政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事实上排他地持续地支配和统治台湾及其周围诸岛和该地区的人，在旧政府没有完全消灭，仍有效地统治着该领土的一部分的情况下，旧政府拥有的财产中，若位于新政府统治的地区由新政府继承。旧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不为新政府所继承。被告对此判决不服随即向大限高等法院提起上诉。1987年2月26日，大限高等法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之后上诉人于1987年5月30日又向日本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大限高等法院的判决，重新作出公正裁判。

提示：本案涉及国际法上政府的承认和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49年10月1日起成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它有权继承“中华民国政府”的于中国境内外一切财产。日本政府于1972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有义务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旧政府在日本的一切财产。

提问：台湾当局是否具有独立的国际地位?它能否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科孚海峡案

（Corfu Channel Case）

基本案情：

1944年10月和1945年1月与2月，英国海军曾经在科孚海峡北部扫雷。该海峡构成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之间的边界线，其最狭窄部分完全在两国的领海中。扫雷活动没有发现水雷，该海峡被宣布是安全的。1946年5月14日，两艘航行通过科孚海峡的英国巡洋舰遭到来自阿尔巴尼亚海岸的炮火轰击。英国政府立即向阿政府提出抗议，声称其船只有海峡的无害通过权。阿尔巴尼亚政府明确回复：外国船只通过其领海必须事先通知并取得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许可。为了试探阿尔巴尼亚的态度，1946年10月22日，一支由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队由南向北驶入属于阿尔巴尼亚领水的科孚海峡北部；其中两艘驱逐舰触水雷爆炸，造成舰只严重损坏，死伤82人的重大损失。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通知阿尔巴尼亚政府，它准备再次到有关水域扫雷；遭到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强烈反对。11月12日和13日，英国舰队到科孚海峡阿尔巴尼亚领水内扫雷，发现22枚德国制式水雷。

英国认为，阿尔巴尼亚应对其舰只和人员的伤亡承担责任。将事件提交了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以阿尔巴尼亚接受会员国在相同场合义务为条件，邀请当时还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阿尔巴尼亚参加对该事件的讨论，阿尔巴尼亚政府接受了邀请。1947年4月9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有关国家应立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

1947年5月22日，英国以请求书单方向国际法院起诉。英方指出法院管辖权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的若干条款，其中主要是规定会员国应接受与执行安理会决议的第25条。1947年7月2日，阿尔巴尼亚政府致信国际法院。它首先对英国的单方请求提出强烈抗议，指责英国的行动违背了安理会的 建议，因后者要求应“根据法院规约”将争端提交法院；而根据法院规约，只有在争端双方都接受了法院强制管辖权时，一国才能单方向法院起诉；由于不存在对阿尔巴尼亚有拘束力的条约要求将争端提交法院，因而，只有双方的特别协议才能建立法院的管辖权。然而。在信的结尾，阿尔巴尼亚表示，尽管英国的起诉方式不正当，阿尔巴尼亚政府还是接受法院的管辖权，准备出庭应诉；同时，它强调，它在本案中接受法院管辖权绝不构成未来的先例。

鉴于阿尔巴尼亚的信宣布接受法院管辖权，法院于7月31日确定了书面审理阶段的时间。然而，在12月1日，阿尔巴尼亚政府以英国的起诉不可接受为由，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初步反对意见。

法院在本案中共作出三个判决。在1948年3月25日的第一个判决中，法院以15票对1票驳回了阿尔巴尼亚政府对法院管辖权的初步反对意见，决定继续对案情实质进行审理。法院认为，阿尔巴尼亚政府1947年7月2的信具有决定作用，构成对法院管辖权自愿的、无可争议的接受。法院指出，虽然是争端当事国的同意赋予法院管辖权，但《法院规约》与《法院议事规则》却未对这种同意的表达规定任何特别形式。以单方请求书方式起诉并不限于法院的强制管辖权领域。英国政府在提交请求书时就给了阿尔巴尼亚政府一个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机会，而阿尔巴尼亚政府在其信中已表示接受管辖。法院强调，没有任何规则可以阻止争端当事国以分别的、先后的行动，而不是以通知特别协议的方式接受法院的管辖权。

在法院的第一个判决作出后，英国、阿尔巴尼亚立即签订特别协定，请法院就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裁决：(一)按照国际法，阿尔巴尼亚对于l946年10月盟日在其领水内发生的爆炸和因此而引起的损失是否负有责任?是否负有赔偿义务?(二)按照国际法，英国海军10月22日和11月12日、13日的行为是否侵犯了阿尔巴尼亚主权?是否负有赔偿义？

1949年4月9日，法院发布第二个判决，围绕英国、阿尔巴尼亚特别协定提交的问题，就案件的实质进行了裁决。

关于第一个问题，法院以11票对5票确认阿尔巴尼亚应对爆炸事件负责任。法院首先肯定，引起爆炸事件的水雷位于英国每军11月12日与13日扫雷发现的雷区，它们是新近布设的。然而，法院拒绝了英国提出的雷区为阿尔巴尼亚所布设，或在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或默许下由某外国舰只所布设的指控。法院认为此等指控与事实不符，或没有证据证明，而对一国此等严重行为的指控要求证据的确定性。法院结论，雷区为何人所布设尚属未知数。那么，阿尔巴尼亚政府对爆炸承担责任的法律根据何在?

英国政府提出，不论雷区为谁所布设，它们不可能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所为。法院提出，一国控制其领土的事实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国知晓在其领土内发生的任何不法行为，这种控制既不能确立初步的责任，亦不能转移举证的责任。然而另一方面，一国行使的排他领土控制权影响着可用来证明这种知晓的举证方法，由于这种控制，受害国常难于提供可直接证明领土国责任的事实。因此必须允许诉诸有关的事实和间接的证据；当这种间接证据以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实为依据，并可逻辑地导致惟一的结论时，应承认其特殊的举证分量。

以上述关于间接证据的论述为依据，法院审查了相互关联的两类事实：爆炸事件发生前后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行为和态度；从阿尔巴尼亚海岸观察到布雷活动的可能性。法院结论，布雷活动不可能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法院认为，这种知晓元可争议地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义务，即它有义务为一般航行的利益通知在其领水内存在雷区，警告英国舰队其面临的危险。这种义务产生于若干一般的普遍承认的原则：即人道主义的考虑；海上交通自由原则，一国不得允许其领土被用于损害他国权利的行为。事实上。阿尔巴尼亚政府有充足的时间去警告英国舰队，但它却未试图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灾难事件的发生，由此，法院确认，“这种严重的不作为导致了阿尔巴尼亚的国际责任”，阿尔巴尼亚政府因此对英国负有赔偿义务。

法院接着审查了特别协议中提交的第二个问题。法院没有接受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英国军舰未经其事先许可就通过其领水是对其主权的侵犯的指控。法院认为，根据公认的且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一国有权在平时，在不经过沿岸国事先许可的情况下，派军舰通过位于公海两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只要这种通行是无害的；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沿岸国不得禁止这种通行。针对阿尔巴尼亚提出的科孚海峡不属于存在通行权的国际交通要道，仅为当地国家交通使用，不是两个公海之间的惟一航道等论点，法院指出，这些标准是无关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该海峡连接公海的两部分的地理位置；而且该区域的航行相当频繁，并不限于当地国家使用。法院判定，科孚海峡应被视为属于无害通过在平时不得被沿岸国禁止的国际航道。法院亦拒绝了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的英国舰队的通过不是无害通过的指控。法院认为，虽然英舰的通过是要试探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态度，即旨在肯定一项被不合理否定的权利，但只要它以符合国际法，以无害通过原则的方式进行，其合法性就是无可非议的。由此法院以14票对2票判定，英国军舰10月盟日通过海峡的行动没有侵犯可尔巴尼亚主权。

对于11月12日和13日英国海军在阿尔巴尼亚领海内的扫雷行动，法院16名法官一致判定，构成了对阿尔巴尼亚主权的侵犯。法院指出，该行动不能以行使无害通过权来证明其正当性，国际法也不允许外国军舰不经一国同意而在其领海内收集证据。法院驳斥了英国政府的下列辩解：这不是一般的扫雷活动，其目的在于调查此前的爆炸事件，收集证据，以便帮助国际法庭。法院指出，在外国领土上收集证据是干涉理论的新适用，它不能接受。它只能把这种所谓的干涉权视为武力政策的显示，这种做法在过去曾导致许多严重滥用武力的行为，在国际法上是不能找到地位的。英国的行为尤其不应允许，因为它只利于强国，并往往干扰国际司法。法院亦驳回了英国提出的其行动为自保或自卫措施的辩解。法院指出，在独立国家之间，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基础。

1949年12月15日，国际法院作出了对本案的第三个判决，判定了阿尔巴尼亚应付给英国的赔偿数额。

阿尔巴尼亚政府没有执行国际法院的这一判决。

核试验案

基本案情：

1966年到1972年间，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法国领土波利尼酉亚进行了一系列的大气层核武器试验。1973年，法国声明计划进一步进行空中核试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1973年5月9日分别在国际法院对法国提起诉讼。

澳大利亚请求国际法院判定并宣告在南太平洋地区进一步的 大气层核武器试验不符合现行国际法的原则，并命令法国不得进—步进行任何这种试验。

新西兰请求国际法院判定并宣告法国政府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核试验引起放射性微粒回降，构成侵犯新西兰国际法上的权利，这些权利将被进一步的这种试验所侵犯。两国并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1973年5月16日，斐济政府向法院提出允许它参加上述两国诉讼的请求。1973年5月16日，法国驻荷兰大使向法院书记官长递交了三国政府的一封信，法国政府声明它认为法院明显地对本案无管辖权，法国不接受法院的管辖，因此法国政府不准备指派代理人，并要求法院撤销该案。结果，法国始终未出庭，也未提出任何辩诉状。

1973年6月盟日，法院以8票对6票作出两项命令，指示在作出最后判决以前，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法国应各自保证不采取任何会恶化或扩大提交法院的该争端，或损害对方执行法院可能作出的决定的权利的行动。尤其是法国政府应避免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领土造成放射性微粒回降的核试验的意思。

1974年12月20日，法院以9票对6票作出判决，法院认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张已不再有对象，因此不需要再对此问题作出裁定。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目的是终止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大气层核试验。法院必须注意在口头诉讼阶段之前和之后情况的进展，即法国当局作出的一些公开声明。第一个有关声明是1974年6月8日法国总统办公室发表的一项公报，声明计划在该年夏季进行的一系列试验完成后，法国的核防御计划将转入进行地下核爆炸的阶段。此后，从6月10日法国在惠灵顿使馆发出的照会、7月1日法国总统给新西兰总理的信、7月25日法国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9月25日法国外交部长在联大的发言、8月16日和10月11日法国国防部长在电视来访和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法院认为法国表达了它打算在结束1974年的一系列核试验之后，停止进行大气核试验。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以单方面的行为作出的有关法律或事实情况的声明可以具有创设法律义务的效力。这些声明的效力不需要具有交换条件的性质或此后任何国家表示接受，甚至不需要有其他国家的任何反应。声明的形式也不重要。受该声明拘束的意愿是从对该行为的解释上得以确定的。该承诺的拘束性质来自该行为的言词，并建立在善意原则基础上，有关的国家有权要求声明国履行该义务。

法国是向全世界，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转达它打算有效终止其大气层核试验的意思。其他国家会记住这些声明，并期望这些声明发生效力。这些声明产生的单方面承诺不可被解释为这些承诺是在隐合着有重新考虑的任意权力的情况下作出的。

法院认为法国承诺了不再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义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目的已达到，争端已不复存在，法院不需要再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要求作出裁定。法院并于同日以同样的理由作出两项命令，宣布斐济参加两案的请求失败。

提示：

本案因法院审判前法国自动停止了核试验，法院没有进行实质性审判。但它却涉及国际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和现实的问题——国际环境保护。从法院的临时保全措施命令中可以看出，空中核试验把放射性微粒释放到大气层中，对空间造成污染，这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因为各国有防止跨界污染的义务，法院的临时保全命令可佐证这已是一项新的习惯法规则。除此，本案还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单方面的承诺的国际效力问题。法院认为单方声明表示承担国际义务，该单方的行为对该国具有拘束力。

奥贾兰案

基本案情：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一个比较大的民族，人口3000多万，主要居住在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以及伊朗西北部。阿卜杜拉·奥贾兰1949年出生于土耳其，1978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创立库尔德工人党，后担任该党主席。库尔德工人党谋求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土耳其东部地区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在奥贾兰的领导下与土耳其政府军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到1998年末，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土耳其政府军进行的战争已使3万多人丧生，其中政府军和平民死亡1万多人。奥贾兰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成了土耳其政府的心腹大患，土耳其政府称奥贾兰是国家的“头号敌人”，并千方百计地设法逮捕他。

1998年11月，奥贾兰在意大利被警方拘捕，土耳其政府立即向意大利提出了引渡奥贾兰的请求，理由是他曾长期在土耳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但意大利政府以土耳其国内法未废除死刑和奥贾兰可能被土耳其法院判处死刑为由，拒绝了土耳其的引渡请求。1999年1月16日，奥贾兰离开意大利，辗转于俄罗斯、荷兰、希腊等欧洲国家寻求政治庇护，但均遭到拒绝。

1999年2月初，奥贾兰来到希腊驻肯尼亚大使馆，希望能够到某个非洲国

第二篇：国际法案例

国际法案例

一、中日有关钓鱼岛主权纠纷案

(要案简介)

2003年1月1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3个岛屿，租期1年，而且，这种租借合同今后将长期维持下去。报道称，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的历代政府都对此岛拥有主权。日本政府此举目的是限制转售该岛，阻止第三者登岛。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显示出强硬立场。近年来，日本海上保安厅一直对钓鱼岛一带海域进行着实际警戒 [提问] l.日本政府的这种租借合同符合国际法有关原则吗? 2．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日本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有关规定? 3．中国政府在钓鱼岛等岛屿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什么?(简要答案)1．日本的这一租借合同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因为是否能签订租借合同这是两国政府来决定的，并非由国民签订，即便是全民公决也需要中国政府明示同意。因此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是无效的、违反国际法原则的。

2．从国际法原则上看，日本政府应该尽快将钓鱼岛等岛屿归还中国，而不是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等岛屿的管理措施。永久管理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政府的主权事宜。其所称目的是为实现对这些岛屿的长期稳定的控制和保护自然环境，实际上是对属于中国的领土部分岛屿的长期控制，显然违反国际法原则。保护自然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政府对属于其主权管辖范围的领土包括这些岛屿更具有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3．2003年1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发表评论，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本政府未经中国政府允许和同意就租借钓鱼岛，显然违反国际法原则，是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因此，中国政府有权就日本政府租借钓鱼岛问题提出质疑，郑重表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在事端引起后，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显示出强硬立场，说明日本政府无视国际法原则，无视主权国家对属于本国领土的合法立场，这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行径。

三、美军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案(要案简介)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抵达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9时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机坠毁和飞行员王伟罹难。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人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4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美国军用侦察机在南海空中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发表谈话。4月18～19日，中美两国在北京就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及其他相关问题举行谈判。(《解放军报》2001．4．2)[提问]

1．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用飞机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原则?

2．中方飞机坠毁和飞行员王伟罹难，责任在哪一方?

3．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人中国领空，并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这是否构成违反海洋法的行为?

4．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美国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简要答案)

1．根据海洋法规定，沿海国家对其领海及其上空具有主权权利。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属于中国的领海海域，中国具有主权权利。美国军用侦察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抵达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是违反海洋法规定的行为。中方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是为了保护中国领海海域安全，对未经许可而擅自进入中国领海的飞机的任何行为随时跟踪监视，符合海洋法的规定，是一种维护主权的行为。

2．责任在美国一方，美机在中方领海上空任意行为，以致中方飞行员遇难，既违反海洋法规定，又构成明知有中方飞机跟踪而突转飞行，造成撞机事件的责任。

3．应该说美方违反了国际法、空间法和海洋法的原则。美机要在海南岛陵水机场着陆，必须飞人中国的领空，但根据空间法规定，进入一国的领空，必须经过该国政府明示同意，才可进入。即便是在紧急情况下，也应该通知中国政府或地面相关部门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国机场降落。

4．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美国政府首先应该向中国政府赔礼道歉，并应该承担由该事件引起的经济赔偿责任，同时还应该对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王伟烈士及其家属表示道歉、慰问并进行经济赔偿。(案件评析)

2001年4月1日，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近海空域撞毁中方军用飞机，导致中方飞行员王伟罹难，后又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方军用机场，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中方代表认为，多年来，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频繁派飞机到中国近海进行侦察活动。美方对此事件负有完全的责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派飞机到中国近海从事侦察活动，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上述事件发生后，中方始终依照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从中美关系的全局出发，采取冷静的方式处理问题。中方对24名美机上人员给予妥善安置，并允许美驻华使、领馆人员同他们多次见面。然而，在中方允许美机上人员离境后，美方一些官员无视事实，颠倒是非，企图将责任推给中方。美方甚至有人威胁将此事件与其他问题挂钩。这是中方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并重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容侵犯。中国历来主张，国与国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基础之上。中方致力于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历史证明，中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利，对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广泛领域里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局面来之不易，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维护与发展。

美方代表认为，美国没有把中国视作敌人，发展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也是美方的愿望，美方希望尽快解决撞机事件。笔者认为，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空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一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飞越活动，不应违反一般国际法规则，必须尊重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危害该国的安全与和平秩序。美方飞机在中国近海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飞行，而是收集中国情报的侦察活动。美方在中国近海上空的活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约中的飞越自由的范畴，是对飞越自由的滥用。中方是重视中美关系的，但是，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特别是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美军侦察机撞毁中方军用飞机事件的尽快解决，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篇：国际法案例（定稿）

国际法案例

一、民族自决原则

前南斯拉夫各成员：

1963年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6个加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马其顿、黑山），以及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2个自治省组成。

1992年4月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宣布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

克罗地亚

1991年6月25日独立 斯洛文尼亚

1991年6月25日独立 波黑

1992年3月初独立 马其顿

1991年11月20日独立 黑山

2006年6月3日独立 伏伊伏丁那 现为塞尔维亚自治省 科索沃

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

联大2008年10月8日在经过辩论后举行投票，以77票赞成、6票反对、7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塞尔维亚提出的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提供咨询意见的决议草案。

2010年，联合国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当地时间22日发布“参考意见书”，认为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独立“不违反任何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对此，国际社会反应不一。

国际法院的14名法官22日以9票赞成、4票反对和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合法性”问题通过了这份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定。国际法院认定，科索沃宣布独立没有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接管科索沃时颁布的《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以及安理会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第1244号决议。

二、国际法上的承认

（一）南部苏丹独立

根据苏丹北南双方2005年签订的《全面和平协议》，苏丹南部地区通过公投形式决定该地区是否从苏丹分离。在 2011年1月9日至15日举行的公投中，有98.83%的投票者选择南部地区从苏丹分离。根据这一结果，苏丹南部将在今年7月9日过渡期结束时正式宣布独立。

（二）中国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

2011年9月12日，中方向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通报了中方对其承认的决定。中方表示：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高度重视“过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一直同其保持密切接触和联系。中方承认“过渡委”为利比亚执政当局和利比亚人民的代表，愿与其共同努力，推动中利关系平稳过渡和发展，希望中利双方此前签署的各项条约及协议继续有效并得到认真执行。

三、国际法上的继承

（一）湖广铁路债券案

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两线铁路的修建计划，前者是由武昌起经岳阳、长沙至宜章，与广东商办的粤汉铁路衔接;后者以汉口为起点，经应城、钟祥、当阳至宜昌，由此抵达四川夔州(现称奉节)。

清政府修建湖广铁路的目的在于便利用兵以镇压正在兴起的南方起义维护其统治。为加快铁路的修建，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命督办后，便向国际上筹措借贷。1909年3月7日，中德草签了借贷合同，决定向德国的德华银行借款。英、法两国得知此事后也认为有利可图，故通过抗议、照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1

强迫清政府接受它们的借款。这使清政府只好搁置中德的借贷合同，另于1909年6月6日与英、法、德三国草签了借款合同。之后，美国又以“机会均等”挤进了该借贷合同。所以，湖广铁路的借贷合同最后是以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一方，以德国的德华、英国的汇丰、法国的东方汇理等银行和“美国资本家”(以下称银行)为另一方在北京签订。

合同签订后，德、英、法、美上述银行于1911年以清政府的名义发行“湖广铁路五厘利息递还金镑借款债券”(以下简称湖广铁路债券)600万金英镑。该债券利息从1938年起停付，本金1951年到期未付。

1979年11月，由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通过地方法院邮寄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给我国外交部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传票送达后20天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审判”。

（二）光华寮案

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一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

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

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原诉被驳回。

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诉大阪高等法院。

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

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

1987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2007年1月22日，日本最高法院通知双方对于此案表达立场。

2007年3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撤消原判决，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日本最高法院3月27日下午就光华寮诉讼案作出判决，认定台湾当局在光华寮问题上不具有诉讼权。

中华民国政府表示，在1967年时，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与台湾的留学生起冲突，并且强占了宿舍。而在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即已取得此建筑的产权，且此建筑并非外交财产，并不因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而需移转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一直有效治理台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且于一审及二审方面皆胜诉，证明中华民国仍可以当事者身份进行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二次大战后，该宿舍一直由中国留学生管理，且有投入经费维护，台湾并未参与。1972年与日本恢复国交后，两国的《日中共同声明》提到日本理解并尊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因此原有在海外的资产需移转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不应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可做为当事者身份进行诉讼。

四、先占

帕尔玛斯岛仲裁案

帕尔玛斯岛又称米昂哥斯岛，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与荷兰属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纳萨岛之间，面积不足2平方英里。西班牙人于16世纪最早发现了该岛，但没有对它实行有效统治，也没有行使主权的表现。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就开始与该岛的人往来，并从1700年起把该岛变成它的殖民 2

地——东印度群岛的组成部分,而且一直对它实行有效控制。

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战争结束后，两国于同年12月10日签订了《巴黎和约》。依该约规定，西班牙将其殖民地菲律宾包括帕尔玛斯岛在内的领土割让给美图。1906年美国驻棉兰老岛一个军官到该岛旅游参观时发现此岛被荷兰占领着，悬挂着荷兰图旗。美国随后便向荷兰提出交涉，认为西班牙因最先发现了该岛而取得对它的所有权，而美图作为西班牙的“继承者”，亦应享有该岛的主权。荷兰认为它是该岛的合法统治者，它对该岛的主权是通过和平的和有效的占领而取得。双方为该岛的主权发生了争端。虽经谈判也未得到解决，后经协商于1925年1月23日达成仲裁协议,决定将该岛的归属问题提交海牙常设仲裁院裁决。并共同选定了瑞士法学家马克斯·休伯法官为本案的独任仲裁员。

1928年4月4日休伯法官对本案作出裁决，裁定荷兰具有对帕尔玛斯岛的主权，这种主权应予确认。西班牙不具有该岛的主权。美国对帕尔玛斯岛的权利主张源于《巴黎和约》关于该岛的割让条款，但美国作为西班牙权利的继承国不能根据该和约取得比西班牙在1898年拥有的更多权利。由于西班牙在1898年时对帕尔玛斯岛没有领土主权，所以美国不能继承这种权利。

休伯法官认为西班牙虽然于16世纪首先发现了帕尔玛斯岛,但按19世纪以来的国际法，国家对无主土地的单纯发现只能产生一种初步的权利,或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要取得对无主地的主权，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期间内通过对该土地的有效占领来完成，即具有明确的行使权力的形式，此形式足以证明在任何争端发生时它一直保持着所有权。

西班牙的开拓者虽于16世纪发现了帕尔玛斯岛,但西班牙没有对它实行有效占领,也没有行使主权的愿望,它虽曾于1666年明示保留对该地区的主权,但以后该岛被荷兰占领。早在1677年以前就有很多当地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往来,荷兰通过协定确立了在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宗主权。自1700年以来帕尔玛斯岛成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组成部分。至少荷兰从此时起就开始持续统治着该岛,直到1906年争议发生时。

西班牙对荷兰在该岛的统治从未提出过反对,也未采取过任何行动。这说明荷兰的统治是正常的。并且到1906年荷兰已在该岛数次表现了国家权力,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权力的表现是连续的,但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是每时每刻及于它的每一部分土地。考虑到帕尔玛斯岛是一个仅有土著人居住的边远的孤岛,故荷兰的行为已表现了它的主权,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它对该岛的实际主权表现得是很明显的。

五、领土的取得

塔顿岛是一个不适宜人居住的岩石岛，盛产鸟粪，距离A国147海里、D国365海里。该岛最早为B国一航海家在16世纪初发现，其后C国一航海家发现此岛，并称之为鸟岛。19世纪中叶，D国一名军官乘一艘商船经过此岛时，登上岛屿，宣示D国主权，并作了详细地理记录，但没有在岛上留下主权标志。D国将主权宣示通知了B国政府，并将地图和文字说明公布在B国一份全国性报纸上，没有任何国家表示异议。后来，C国在与A国的战后和平条约中将该岛割让给了A国。这遭到了D国的强烈抗议。在此后的时间里，D国一直反对A国强化控制该岛的活动。特别是在第50年当A国宣布将该岛出租给B国的一家公司开发旅游的时候，D国声称将采取一切手段恢复对岛屿的主权。

六、外交关系法

（一）1979年伊朗德黑兰人质事件

1979年11月4日，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外示威的伊朗人袭击了美国使馆，要求美国吧正在纽约治病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引渡回国受审。尽管美国使馆一再请求伊朗当局给予帮助，但是伊朗的保安部队并没有进行干预或试图解除这一局势。结果美国使馆的整个馆舍被侵占，美国使馆人员和当时位于使馆内的来宾均遭逮捕。此后不久，美国驻伊朗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领事馆也在伊朗当局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的情况下遭到占领。自那时起，占领者一直控制着上述美国使领馆，他们洗劫了使领馆的档案和文件，并将至少28名使馆外交人员，至少20名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和2名美国公民扣押为人质。自美国使馆遭到占领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对美使馆馆舍及其人员的侵犯行为，也未对美使馆及有关人员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相反却对伊朗人占领使馆和扣押人质的行为表示赞同和认可，并拒绝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3

此外，美国驻伊朗代办及另两位外交人员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物之内。美国采取报复措施，伊朗针锋相对，使双方陷于僵局。扣押人质者在11月18日和20日先后释放了13名妇女和黑人人质，但从此后拒绝释放其他人质，以迫使美国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据称人质们经常被捆绑和蒙面，处于极端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境地并受到审判甚至被处死的威胁。

1979年11月29日，美国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递交了申请书，对伊朗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许、鼓励以及未加防止和惩处伊朗人侵犯美国使领馆及其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它根据1961年《外交关系公约》、1963年《领事关系公约》、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对美国所负有的国际法律义务。（2）依上述国际法律义务，伊朗政府负有特别义务立即保证释放目前被扣押在使馆馆舍内的所有美国国民，并保证所有这些人员以及在德黑兰的其他所有美国国民安全地离开伊朗。（3）为维护美国自身的权利和它对其国民进行外交保护的权利，伊朗政府应按照法院确定的数额，就其违反其对美国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4）伊朗政府应将对美国使馆馆舍、使馆人员和领馆馆舍犯有罪行的有关人员交送本国主管当局追诉。1979年12月10日，国际法院开庭审理本案，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实质问题做出判决。法院认为：作为外交代表的接受国的伊朗，有义务采取适当步骤保护美国使馆不受侵犯。在事件中，伊朗当局能充分认识到它们根据有效条约所负担的义务，也能充分认识到迫切需要他们采取行动，而且也拥有受其支配的、可用来履行其义务的手段，但对于袭击使馆的行为没有采取任何预防和制止措施，也没有迫使袭击者撤出使馆馆舍和释放人质。在事件发生后，伊朗政府没有履行其保护义务，反而立即对这些侵犯行为表示认可，并决定长期维持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局面，以此作为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袭击者的行为转化为伊朗国家的行为，袭击者成为伊朗的国际机关，伊朗国家应对他们的行为负担国际责任。法院达成实质判决后，（蓝光计划失败，伊朗不堪重负）美伊双方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进行了紧张谈判，美国答应分三次把冻结在美国的140亿美元伊朗资产交出来，取消对伊经济制裁，并于1981年1月19日达成协议，次日，美国人质全部释放，此时已被扣押444天。美国随后请求法院中止关于赔偿要求的诉讼，法院据此将本案从其案件总表上撤销。

（二）2011年闯馆事件

2011年11月29日，伊朗示威者冲进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英国驻伊大使馆，打碎使馆玻璃并焚烧英国国旗。伊朗官员称，此次示威者冲击英国使馆未受政府指使。当天约有20名示威者冲进了英国使馆大楼，使馆办公室遭到劫掠，有的示威者还向空中抛洒文件。聚集在使馆外的示威者高喊反英口号，还向使馆内投掷汽油弹，造成一座小型建筑起火。一名示威者手中还拿着明显是抢掠得来的一幅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的画像。伊朗官方英语电视台“新闻电视”的画面显示，示威者扯下使馆悬挂的英国国旗并将之焚烧，之后换上了伊朗国旗。该电视台网站报道称，当天有数百名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在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前举行示威，要求政府立即将英国大使驱逐出境。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外虽然聚集了大量携带防暴设备的警察，但他们一开始对示威者的行为无动于衷，直到示威活动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后，他们才开始驱赶聚集在英国大使馆前的示威人群。伊朗媒体称，使馆人员在示威者闯入后已从“后门”撤离。另据伊朗官方的伊朗通讯社报道，位于德黑兰市北部的另一处英国使馆建筑也遭到一部分示威者的冲击，多份“秘密文件”被抢。英国29日对位于德黑兰的大使馆遭受冲击表示“愤怒”，称“绝对无法接受并谴责”这一行为。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敦促伊朗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控制局面”，并称按照国际法，伊朗有责任保护他国外交官及使馆全体人员。该发言人称，“英国使馆遭到大批示威者的侵犯，使馆财物遭到破坏。”

在冲击英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前一天，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刚刚批准了伊朗议会提交的一项议案，该议案要求伊朗外交部在两周内，驱逐上月才到任的英国驻伊朗大使希尔科特，同时召回伊朗驻伦敦大使。根据议案，伊朗将伊英两国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至代办级。但如果英国改变针对伊朗的“敌视政策”，伊朗可以将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博罗杰迪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措施，降低外交关系等级的举措只会仅仅是“一个开始”。本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英国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停止与伊朗任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或商业往来。这是英国首次动用金融手段对别国进行制裁。英方认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开展核武器项目，这一行为对 4

英国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造成巨大威胁。28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举行峰会时表示，欧盟计划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制裁。美欧领导人会上还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深切关注”。伊朗外交官驱逐出境。

黑格对议员们称，如果任何国家不能让我们的使馆在其领土上运转，他们也别指望在我们这里有正常功能的使馆。黑格还说，英国驻伊朗使馆遭受攻击，得到了伊朗政府某种程度上的允许。冲击使馆的绝大多数抗议者来自政府支持的一个民兵组织。在冲击过程中，英国大使及使馆工作人员的住所遭到洗劫，使馆主楼遭纵火，工作人员的个人财产也被偷窃。他还证实，英国所有驻伊朗的外交官已经撤离，使馆也已关闭。黑格称，目前英国与伊朗的关系已经降到最低点，但并未完全切断与伊朗的联系。

“闯馆”事件发生后，伊朗与西方原本就不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１２月１号傍晚，来自荷兰、土耳其、德国、西班牙等至少２５个国家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前往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和英国文化协会驻伊朗办事处，以示对英国的支持。此外，德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已宣布暂时召回各自驻伊朗大使。一时间，伊朗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英美等国原本就极力推动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制裁，而“闯馆”事件恰恰给了西方一个绝佳的借口来推动对伊朗的进一步制裁，英美等国借此联手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伊朗。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30日宣布对伊朗抗议者冲击英国使馆事件的最新反应。他在国会表示，他已经下令立即关闭伊朗驻英国使馆，并在48小时之内将所有

（三）六名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避难事件

1980年4月1日，6名古巴人驾驶一辆汽车闯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古巴政府宣布撤退负责秘鲁使馆的门卫，以不再对该使馆的安全负责相威胁。可是，除乎意料之外，当这个决定宣布后，一批又一批的古巴人涌进秘鲁大使馆，竟达万余人之多。这时古巴当局见此情况后，又派人到秘鲁使馆周围加强警戒，才挡住了要求避难的人流。但是，秘重大使馆院内挤满了要求避难的人群，造成生活极度困难，连吃水都发生问题。4月6日，古巴开始向避难的人提供食品和饮水。4月7日，古巴宣布，一切想出国的人，如果经对方国家政府批准可以出去，并开始对“自愿”离开使馆的人发放护照和通行证，到4月15日共发给了5000多份。在此期间，美国、秘鲁、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比利时等国均发表声明，原意接受在秘鲁使馆避难的难民。从这后，进入秘鲁使馆的人员都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该使馆，从而使这场大使馆避难事件获得圆满解决。

本事件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1.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是符合区域国际法的

区域国际法是指世界上某个地区内国家之间产生和形成的规则，仅适用于该区域内的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拉丁美洲国际法中，关于外交庇护的特殊规则就是典型的事例。古巴在拉丁美洲，同样适用于这些规则。因此，古巴人进入秘鲁驻哈瓦那使馆要求避难，古巴政府是同意的，这是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他们之间长期形成的惯例，彼此都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但是，这只是区域性的习惯，国际法上不承认常设使馆享有外交庇护权，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不承认的。中国也不承认使馆有庇护权。例如，1980年6月20日，有十六名越南人开车闯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要求避难，表示不堪忍受越南当局的残暴统治和迫害，要求我驻越南大使馆协助他们离开越南。我驻越南大使馆一方面对这些人给予人道主义的接待，另一方面通知越南外交部迅速来处理此事。但是，越南外交部却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蛮不讲理，并出动大批警察封锁中国大使馆，然后，强行把这些越南人拉走。这是越南当局对我大使馆的侵犯，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我驻越南大使馆向越南外交部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2.大使馆无权在驻在国内拘捕本国侨民

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使馆内的外交使节是没有权利拘捕其本国侨民，把他们监禁在使馆内，然后将其送回本国。这在国际法上具典型的案例是孙中山事件。一八九六年，孙中山由中国去英国的伦敦要求政治避难。他在伦敦的街上，被清朝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的人中透骗入中国公使馆，然后拘禁起来，等候押回国内。此事被英国政府知道后，向中国公使馆提出交涉。但中国公使馆认为，公使馆的房屋是中国领土，英国政府无权干涉。后来，英国政府还是进行干涉，在英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干涉下，中国公使馆在几天之后就把孙中山放了。

（四）1856年荷兰驻美国使节杜布瓦拒绝出庭作证案

1856年在美国华盛顿发生一起杀人案，当该案发生时，荷兰驻美国的使节杜布瓦在场。美国为了审理这个案件，杜布瓦的作证对审理此案有绝对的必要。因此，美国国务卿就请杜布瓦出庭作证，虽然承认杜布瓦没有义务这样做。尽管各国驻美国华盛顿的使节对杜布瓦的劝告，杜布瓦仍拒绝照办，没有出庭作证。于是，美国政府就为这件事向荷兰政府提出，而荷兰政府了同意杜布瓦的拒绝，只准许他在美国国务卿面前宣誓作证。但是，依照当地的法律，不在司法机关作证的证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最后，美国政府没有再要杜布瓦作证，而要求荷兰政府将他召回。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是：

1.外交使节在法律上没有义务作为证人提供证言

根据国际法，外交使节没有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因此，不能被迫、或者被请求在民事、刑事或行政法院出庭作证。杜布瓦拒绝美国政府的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不违反国际法。

2.同意出庭作证的外交使节必须放弃特权与豁免

外交使节有与驻在国合作的必要，当使馆人员目睹现场的情况，驻在国为使发生的案件能及时破获，要求提供证言时，可以提共证言，但不是到法庭，而是驻在国派人到使馆人员的办公地方去。如果必须要目睹现场的使馆人员到法庭作证时，该使馆人员必须放弃外交特权与豁免，这种权利的放弃，只有经他的本国同意后才行。

（五）苏联间谍马尔琴柯等五人被中国驱逐出境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及其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1974年1月15日晚，他们在北京市郊区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等秘密接头，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告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被我国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抓获。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的间谍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苏联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和阿·阿·科洛索夫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

1.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

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外交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这是为了保证外交代表的正常外交活动而给予的一种特殊的权利和待遇。由于外交人员职务上的需要，给予使馆人员以外交特权与豁免，才能使他们在履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干扰和压力。正如该公约的序言指出的：“确认此等特权与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执行职务。

2.外交人员的活动是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并遵守驻在国的法律

外交人员虽然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到驻在国的尊敬和享有优厚的礼遇，根据国际惯例，使馆及其外交人员在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同时，其行为和活动必须是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必须遵守驻在国的法律，对驻在国负有一系列的义务，如果外交人员的行为严重地危害当地的社会秩序或驻在国的安全，如行凶打人、酒后开车肇事、或进行政治阴谋和间谋活动等，驻在国可以在现场采取必要的措施。如监视现场，临时拘捕等予以制止。苏联驻我国使馆的马尔琴科等人进行的特务活动，已经超出了国际法所允许范围，违反了我国的法律，是对我主权的严重破坏，也是对国际法准则的粗暴残踏。因此，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这些违反我国法律的外交人员理应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七、条约的效力

龙端寺案

隆端寺是位于柬埔寨和泰国交界的扁担山山脉东部的一座古寺。柬泰两国长期以来对该寺庙及其周围地区的边界存在争议。1904年2月，法国与暹罗（现在的泰国）签订了一个边界条约，规定边界线沿着扁担山的分水岭划出。双方建立的混合划界委员会对划界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最后受暹罗政府的委托，由法国官员负责绘制边界地图，并在1907年完成。其中一张关于扁担山山脉的地图标明隆端寺在柬埔寨一边。该地图作为备忘录构成条约的附件Ⅰ，于1908年在巴黎出版，广为分发，曾呈送泰国政府作为划界成果，并送混合委员会的泰方官员和泰国内政部长。他们没有提出异议。就是在1934-1935年间泰国发现地图上的线与实际的分水岭线有差异时仍然使用那张地图和继续出版。甚至在1925年和1937年法暹条约谈判时还肯定那条边界。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派兵进驻寺庙后，在1949年和1950年间曾向泰国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柬埔寨独立后，曾试图在隆端寺建立权力机关，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力量，遭到拒绝。经过多次谈判未果后，柬埔寨于1959年10月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主张及理由

柬埔寨指控泰国长期占领其领土隆端寺，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归还从寺内移走的物品。理由是1907年两国划界的地图标明该寺在柬埔寨境内。泰国提出初步反对主张，认为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国际法院在1961年5月驳回泰国的初步反对主张，认为对本案有管辖权。在诉讼中，柬埔寨认为，根据泰国致送柬埔寨的地图，隆端寺划在柬埔寨一边，该图已为泰国所接受。当泰国知道该图把隆端寺划在柬埔寨一边以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它还继续使用和出版，在1947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法暹和解委员会上，泰国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说明泰国已接受了这张地图，它应受该图的约束。泰国则反驳说，这张图不是混合委员会划的，它有严重的错误，而根据真正的分水岭划出的边界线把该寺划在泰国一边。泰国从来没有接受这张地图和图上标出的边界线。

判决及其依据

1962年6月，法院对本案的实质部分作出判决。法院支持了柬埔寨的意见，部分接受了泰国的意见，指出作为备忘录附件Ⅰ的地图不是混合委员会绘制的，但此图已递交暹罗政府作为划界的成果。暹罗政府有充分的机会表示反对，但不论是过去，还是许多年来，它都没有这样做，因此必须认为那是已经得到默认的。泰国以地图的错误作为申辩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样的申辩不能被允许作为使同意成为无效的因素，如果提出这种申辩的一方以自己的行为促成了这个错误，或者它可以避免这个错误，或者情况足以使该方注意到错误可能发生的话。泰国在证据中列举了它在隆端寺这个地方的各种行为，宣称它在所有重要时期都占有该地，以说明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抱着被动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那些行为大部分是地方当局的行为。因此，泰国已经接受了附件Ⅰ，而且接受附件Ⅰ就使它成为条约。在当时，双方已对条约作了这样的解释，7

使附件Ⅰ上的线具有优于条约规定的效力。没有理由认为双方曾对分水岭线给予特别的重要性，以至认为它比对边界最后的调整更为重要。法院因此判定，隆端寺的所在地是柬埔寨的领土，泰国有义务撤走其武装部队，并归还移走的物品。

评析

通过条约划界是解决国家间边界争端、确定边界线的通常方式。边界条约一般附有标明界线的地图等法律文件。在条约文字与附图不一致时，解决的一般原则是应以条约为准，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也就是说，地图作为边界条约的附件，不具有优于条约约文的决定性效力。本案似乎表明了这种例外，但这种结论缺乏充分证据支持。本案当事方所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一方当事国提出来作为证据的那种地图本身的合法性、有效性，而不是地图与条约文字二者之间应以何为准的问题。法院的判决也只是认定一方当事国提出的地图早已为另一方当事国事实上接受，因而对它有效，而并没有直接裁定地图与条约之间以何为准的问题。泰国本来有充分的机会对错误的地图表示反对，但它没有这样做，反而以一些行为默示表示了它的接受，因此，泰国要承担禁止翻供的法律后果。而且，当时情形足以使泰国知道错误，所以泰国不得援引错误作为撤销其对成为条约一部分的地图同意的理由。本案确实说明了地图在解释边界条约中具有一定作用。至于其作用究竟如何，应结合案件中的其他情况来判决。

问题

（1）结合本案，分析边界条约的附图的法律地位。

（2）禁止翻供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其法律后果是什么？国际法院在本案中

是如何适用该原则驳回泰国的主张的？

（3）错误对条约的效力有何影响？

第四篇：国际法案例

75.庇护权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哥伦比亚诉秘鲁 国际法院，1950年 【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军事叛乱。次日，秘鲁当局发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织指挥了这场叛乱，同时宣布将对该同盟领导人维克托〃苏尔〃哈雅〃德〃拉〃托雷等进行审讯，自该日起至2月初，秘鲁一直处于戒严状态。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寻求庇护。次日，哥伦比亚大使通知秘鲁政府它已对托雷给予庇护，同时请求秘鲁政府颁发他离开秘鲁所必需的通行许可证。秘鲁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向托雷颁发通行许可证。两国随后就此事进行了外交接触，并于8月31日签署《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10月15日，哥伦比亚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交了诉讼请求书。

哥伦比亚请求国际法院判决并宣布：(1)根据1911年7月18日《玻利维亚引渡协议》、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庇护国哥伦比亚有权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质；(2)领土所属国秘鲁有义务向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

秘鲁政府请求国际法院判决：驳回哥伦比亚的上述请求，宣布对托雷准予庇护和维持该项庇护的行为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不得庇护普通犯和第2条第2款庇护只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及其他条款的规定。

哥伦比亚政府在其最后意见中请求法院驳回秘鲁政府的反诉请求，理由是该项请求与本国的请求无直接联系，它的提出违反了《国际法院规约》第63条的规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列。【诉讼与判决】

1950年11月20日，国际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法院首先对哥伦比亚政府用来支持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进行了逐一评析。法院指出，与领域庇护不同，在外交庇护的情况下，避难者置身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决定对避难者给予外交庇护将有损于领土国的主权，它将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并构成对纯属该国管辖事务的干涉，如果庇护国有权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则将对领土国的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不能承认这种有损领土主权的外交庇护，除非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的法律依据得到了确立。就本案而言，哥伦比亚认为它有权单方面判定避难者罪行的性质，且这种判定对秘鲁具有约束力，应得到承认，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某些协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习惯。法院判称：以国际习惯为依据的一方，必须证明这个习惯已经确立，因而对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伦比亚政府必须证明它所援引的规则是符合有关各国所实行的恒久划一的习惯的，而且这个习惯是表明给予庇护的国家享有的权利而当地国家负有的义务。《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国际习惯定义为“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法院拒绝承认哥伦比亚所主张的通例存在。尽管1911年《玻利维亚引渡协定》第18条规定，缔约国家承认“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庇护制度”，但这些原则并没有肯定庇护国有权单方面决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也没有赋予庇护国以单方面确定避难者犯罪性质的权利。虽然1933年《蒙得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第2条确认庇护者享有这种权利，但秘鲁当时并未批准该公约，因此它对秘鲁无约束力。

哥伦比亚政府援引了许多外交庇护权在事实上已被赋予和受到尊重的具体案例。然而，在国际法院看来，它们或者与本案无关，或者并未对前述单方确定权作出规定，或者虽然作了肯定的规定,但只获得少数国家的批准，而且，这些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权宜考虑的影响。总之，法院认为，哥伦比亚不能证实单方面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权利是一项国际习惯法的规则，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认为法律的任何稳定和前后一致的惯例”。

关于哥伦比亚的第二项请求，法院认为秘鲁没有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哈瓦那公约》第2条只规定领土国可作出要求避难者离境的要求，如作出这一选择，就要负担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但本案中，秘鲁并未作出这一选择，因此，它不负担此项义务。法院随后审查了秘鲁的反诉。《哈瓦那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不能给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护权。秘鲁政府不能证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所以，不能认为哥伦比亚违反了这一规定。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仅在情况紧急和在该犯寻求庇护以便用任何其他办法保障其安全所绝对必须的期限内才能给予庇护”，这一规定旨在杜绝滥用庇护权的行为。本案中，从武装叛乱到给予庇护，其间历时3个月，此外并不存在简易军事审判的危险，而是处于正常的法律诉讼之中。因此，不能认为是“情况紧急”，所以，法院判决哥伦比亚政府违反了公约第2条第1款。随后，哥伦比亚请求法院说明到底是否应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法院最终判决：(1)法院对当事国提出的上述请求不能发表意见；(2)哥伦比亚没有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的义务；(3)对托雷的庇护应于1950年11月20日判决作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称，这几个结论是不矛盾的，因为除交出避难者外，还有其他终止庇护的方法。1954年，哥秘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秘鲁同意发放通行许可证。4月，托雷离开秘鲁。【评注】

在国际法上，国际习惯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产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则。按照这一定义，构成一个习惯规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必须有惯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国不断重复的类似行为；二是心理条件，即法律确信，也就是各国在如此行事时有一种履行法律义务或行使法律权利的感觉，这样，该惯例就被各国当成了法律规则而不能违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本案中，国际法院正是根据这两个条件来判断外交庇护行为是不是一项国际习惯规则的，它首先证明了外交庇护仅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间的一项惯例，它既没有满足作为一项习惯规则的“物质条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确信”。

 国际法院在本案中也特别指出了“外交庇护”是侵犯领土国的领土主权的，因为这种做法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从而构成了对纯属领土国管辖的事务的干涉。这与领域庇护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国际法上不能承认这种有损他国领土主权的做法。此外,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也明确规定了使馆不得充当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馆内庇护接受国决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国国民，可以说是这种“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个例子。

灭种罪公约保留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 Case）

案情：1948年缔结的灭种罪公约没有关于保留的条款，但若干国家对该公约作出了一些保留。缔约国在这些保留的效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952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就下述情况，即：就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而言，一个国家在它批准或加入该公约或签字时附加了某些保留，这个国家的地位如何，向国际法院提出了三个问题，要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

1.当一国对公约作出的保留受到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反对，但不为其他缔约国反对，该国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缔约国的一方？

2.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保留在保留国与(1)反对保留的国家，（2）接受保留的国家之间的效力如何？

3.尚未批准公约的签字国和有权但尚未在公约上签字或加入的国家，对保留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效果如何？

国际法院在1951年5月28日发表咨询意见对上述三个问题作了回答。

法院认为，在条约关系中，一国不受未经它同意的条约的拘束，这是久已确定的原则。多边公约是缔约国根据公约的条款自由缔结的协议的结果，缔约国无权通过单方行为或特别协定破坏或损害该公约的宗旨和目的，这也是公认的原则。这项原则是与条约的完整性观念密切相联的。传统学说中的这种观念主张，除非保留被所有缔约国无例外的接受，无保留是有效的。

这种传统学说作为一条原则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但对于灭种罪公约来说，由于公约本身的特点，其中之一是，主持公约缔结的联合国的普遍性和公约第十一条所预期的参加公约国家的广泛性，较灵活的适用这条原则是合适的。广泛的参加这类公约，在缔结多边公约的国际实践中已出现了较大的灵活性。较一般的付诸保留，对保留的默许，允许被某些缔约国反对的提出保留的国家在与接受保留的缔约国之间成为缔约一方的实践的存在，所有这些因素都显示了在缔结多边条约对灵活性的新需要。

还必须指出，虽然灭种罪公约最后是一致通过的，但它是一系列多数表决的结果。有利于多边公约缔结的多数表决制也可能产生允许某些国家提出保留的需要。这种想法已被近年来在多边公约中作出的为数不多的保留的情况所确认。

在这种国际实践的情况下，不能从一个多边公约中没有关于保留的条款就得出结论说，该公约禁止缔约国作出任何保留。公约的性质、它的目的和它的条款，缔约准备工作的形式以及公约的通过，都是在没有明示允许保留的情况下，判定保留的可能以及保留的效力和影响应加以考虑的因素。

现在要考虑的时，何种保留以及何种反对意见可以提出的问题。灭种罪公约的缔约史表明，联合国的目的是要将否定整个人类集团生存权利的灭种罪作为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加以谴责和惩治，这种罪行震惊人类良知，导致人类的极大损失，违反道德原则和联合国的精神与宗旨。上述意念的第一个后果是，构成公约基础的原则是被文明国家承认并对它们有拘束力的原则，即使没有任何条约义务存在；第二个后果是，在谴责灭种罪和为将人类从这种可恶的瘟疫中解放出来进行合作的普遍性质。因此，联合国大会和缔约国意欲使灭种罪公约在范围上居于普遍性。事实上，1948年12月9日，该公约在联合国大会被56个国家一致通过。

公约的目的也须加以考虑。这个公约显然是为了纯粹人道主义和文明的目的而通过的。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公约会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这双重目的，因为这个公约的目的在于保障某些人类集团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于确认和保证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在这样的公约中，各缔约国并没有属于它们自己的任何利益；它们仅仅具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即达成作为该公约存在理由的这些高尚的目的。因此，在这种类型的公约中，人们无法提及对于各国的个别利益或不利益，或者在条约上就权利和义务之间维持完全是均衡。鼓舞着该公约的一些崇高理想，由于各缔约国的共同意志，对所有它的规定提供了基础和准绳。

灭种罪的目的和宗旨暗示，联合国大会和缔约国意图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该公约，绝对排斥一个或更多国家可参加公约不仅将限制它的适用范围，还将损益作为公约基础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权威。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并不限制提出保留和反对保留的自由，作为保留国和反对国态度标准的，是保留同公约目的和宗旨是否合适。

有人争辩说，存在着使保留的效力取决于所有缔约国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国际法规则。

法院认为，国际实践并没有表明，多边公约绝对完整性的概念已发展成一条国际法的一般规则。还必须指出，在联合国的美洲成员和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中，存在着允许保留国成为缔约一方，而不论保留和反对保留的性质如何的实践。灭种罪公约的起草工作并没有证明缔约国心目中已有确定的实践的观点，缔约国以后的态度也没有这种显示。最后，在第十届联大法律委员会讨论多边公约的保留问题是，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鉴于上述考虑，本法院对向它提出的问题之一，由于该问题的抽象性，不可能作出绝对的答复。对保留的评价和反对的意见的效力取决于个别公约的具体情况。

关于问题之二，即保留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效力问题，法院认为，任何国家不受它没有同意的保留的拘束。因此，在前述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的标准的限度内，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决定提出的那个国家是或者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确实有不便之处。这些不便之处只有在公约中插入一项关于使用保留的条款，才能加以补救。

第三个问题设计给一个不论是由于尚未在公约上签字，还是由于虽已签字但尚未批准公约，因而还不是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效力问题。法院的意见是，对于第一种情况，很难想象一个还没有在公约上签字的国家能够排除另一个国参加公约；第二种情况有所不同，反对意见是有效的，但不能立即产生法律效力，它仅仅表示和宣布一个签字国在成为公约缔约国以后将采取的态度。

鉴于上述理由，国际法院以7票对5票对提交法院的三个问题作了如下答复：

（一）一国对条约的保留受到一个或数个缔约国反对，但不为其他缔约国所反对，该国可以被认为是缔约的一方，如果其保留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否则该国不能被认为是缔约的一方。

（二）如果缔约一方反对一项保留，认为不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实际上认为那个提出保留的国家不是缔约的一方；另一方面，一个缔约国接受这项保留，认为符合这个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实际上认为提出保留的国家是缔约的一方。

（三）尚未批准公约的签字国反对一项保留，只有在它批准公约后才能产生在向其他国家表明该签字国最终的态度的作用；有权签署或加入公约但实际上未这样做的国家队保留提出的反对意见，无法律效力。

国际法院强调，以上这些意见严格的限于适用于灭种罪公约。

——编译自哈里斯：《国际法案例与资料》，1979年英文第2版，第604-607页。

评 注：

关于条约的保留，传统的见解认为，除非得到所有其他缔约国扩大一致同意，缔约国不得作出保留。但是，国际法院在本咨询意见中拒绝遵照这种渐渐诶，不认为这种见解已经具备了被普遍接受的实践的性质。

虽然攻击发育对本案的咨询意见今限于灭种罪公约，但是这个意见可以被认为是与同样保留的一般问题相关的，对于条约法中关于保留问题的法律规则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尽管这个意见没有提出一项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则，尤其在实践中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解决是否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的问题，然而它却代表了下述一种日益普遍的见解，即：对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则已不适合以一般的多边公约为特点的国际交往的要求；而且，给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以权利阻止另一国家参加公约，虽然大多数缔约国认为后一国家所提出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问题，然而它却代表了下述一种日益普遍的见解，即：对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则已不适合以一般的多边公约为特点的国际交往的要求；而且，给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以权利阻止另一国家参加公约，虽然大多数缔约国认为后一国家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约的目的，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应当的。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似乎是把决定是否允许保留的权力交给各缔约国自己。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遵循国际法院在本案中提出的原则，但对成彤彤规则的支持者作出了一些让步。公约规定：“一国得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提具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此限：（甲）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者；（乙）条约仅准许特定之保留而有关保留不再期内者；或（丙）的凡不属（甲）及（乙）两款所称之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目的及宗旨不合者。”关于多边条约的保留对各缔约国的影响，公约告诉了如下主要规则：①若全体当事国间使用全部条约为每一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力的必要条件，则保留须经全体当事国接受；若条约为国际组织之组织约章，则保留须经该组织主管机关接受；③在其他情形下，如保留经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在该两国之间生效；如保留经另一缔约国反对，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对国确切表示相反意思者不在此限；如同意在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有效，保留所涉及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对于该两国间不适用。

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的解释案（Interpretation of the 1919 Convention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Night）

案情：鉴于在解释1919年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华盛顿公约）问题上发生的困难，国际劳工办公室请求就下列问题取得常设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国际劳工会议于1919年通过的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在公约包括的工业企业里，是否适用于担任监督或管理职务的非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的妇女？

根据凡尔赛和约第424条的规定，首届国际劳工会议于1919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的草案。该公约于1921年6月13日生效，其中包括如下条款：

“第三条、妇女部分年龄差异均不得在夜间受雇于公有或私有的工业企业及其分厂。……”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递交常设国际法院的书面声明，对上述条款的含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些国家政府把它解释为禁止所有妇女在夜间受雇于工业企业，另一些国家政府则认为它只适用于某些种类的劳动妇女。

常设国际法院认为，单独考虑第三条的字面规定并不会发生什么困难，它使用的术语是一般的、不含糊的。它不分年龄差别禁止工业企业在晚间雇用女工。但就字面含义，这一禁令必然适用于提交法院的问题中有疑问的各类妇女。因此，如果将华盛顿公约第三条解释为不适用于担任监督和管理职务的非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的女工的话，必须找出一些有效的根据来加以证明。

公约第三条的术语与公约的名称、序言及其他条款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公约标题提到“夜间雇用妇女”，序言讲“夜间妇女的雇用”，第二条说明了“夜间”的含义。因此，这些条款不影响第三条的适用范围。

现在法院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着合理的根据将第三题的适用范围限制于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

法院考虑的第一个根据是，该公约是一个劳工公约的事实，即，它是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体系内准备的，符合该部分规定的程序，是否产生这种限制？是否由于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而用一般术语表述的公约第三条就须解释为仅仅适用于体力劳动者？

某些国家认为，鉴于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宗旨是改善为为数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在一个劳工公约用一般术语表述的条款必须被假定为仅仅旨在适用于体力劳动者，除非相反的意图在公约中有明示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本案是情况下，无相反的意图不是存在，第三条的规定须视为只适用于体力劳动者。

法院认为，这种观点的论据是不足的。的确，改善众多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是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作者的主要注意中心。但本法院不愿将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范围限制的如此狭窄，以致认定劳工公约须解释为仅适用于体力劳动者，除非有相反的意思显示。

为了证明这样一种解释劳工公约的规则，即表述一般种类的人的文字，如“人”、“妇女”等类名词，应视为仅仅指体力劳动者，必须表明国际劳工组织之关心他们。

法院认为，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的序言和实体条款中，对个人概念的表述并不限于体力劳动者。他们所用的词是“工作者”、“劳动人民”、“挣工资者”。这些词并不排斥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受雇者，因为和约并未使用劳工这一术语。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393条，该条规定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的选举，在第5款中用了“工作者”一词。

由此可见，第八部分的文本并不能用来支持国际劳工组织仅仅关心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而排斥其他种类的工人的观点。既然如此，华盛顿公约是一个劳工公约就不能提供足够的理由将第三条的妇女一词解释为只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

有人指出，1919年华盛顿公约通过时，实际上很少有妇女在工业企业从事监督或管理工作，将该公约适用于这些妇女的问题当时尚未加以考虑。法院认为，即使如此，这种事实本身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忽视公约的规定。

一些国家的代表在1930年和31年关于建议修改华盛顿公约的日内瓦讨论中，坚持该公约只适用于劳动妇女，法院认为，有必要审视一下公约的准备工作。

组织首届劳工会议的任务被赋予一个国际委员会。它的组成，如同会议的程序一样，具体规定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分中。会议组织委员会建议国际劳工会议敦促所有国家加入伯尔尼公约。为此，国际劳工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妇女雇用问题。在涉及夜间雇用妇女的问题上，该委员会超出了这种委员会所提建议的范围。它建议地缔结一个在原则上沿革伯尔尼公约的新公约。该委员会成员是否意图使新公约十分紧密的沿革旧公约，将旧公约中一致的约文解释吸入新公约，这是一个凭委员会的报告不足以确定的问题。报告的文字没有表明是在工人的意义上使用“妇女”一词。委员会的报告一致通过，并提交给起草新公约的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向大会同时提交了关于夜间工作等五个公约的建议文本。起草委员会报告人的发言表明，委员会在各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报告人指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起草这些公约是沿着一条统一的路线进行的。在起草各公约的实体条款时，委员会使用了标准表述。委员会建议大会，这种统一性应尽可能继续保持，并指出，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出现对这些公约草案的法律后果产生混淆的情况，这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各草案文本均被大会一致通过。

因此，华盛顿公约的准备工作确认了在研究该公约文本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没有足够的理由将第三条的文字做不符合它们的自然的含义的解释。

各公约草案之间在结构上和文字表述上的类似性，引导法院分析了其中一个条约有特别注明例外条款的情况。如果关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有意排斥适用于从事监督和管理工作的妇女，它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规定。

鉴于上述理由，常设国际法院以6票对5票对提交它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编译自《常设国际法院刊物》，A/B辑，第50号，1932年。

评 注：

一个条约所用的名词，如果不是明白的用于某种专门意义，或者从上下文看不出有另外的意思，就必须按照它们在日常用语中的通常意义来解释。这是本咨询意见阐明的关于同意解释的一项规则。如果缔约国对此提出疑义，须提出有效的根据来证明不同于一般含义的解释。

为澄清一个条款的意义，可以参考各缔约国之间缔约一方与第三国之间的条约。在本案，法院参考了与夜间雇用妇女公约一起缔结的其他几个公约的有关规定。

一个术语的一般用法的含义已被普遍接受时，若要限制它的适用范围，需在约文中对此作出限定，否则将按一般含义解释。

关于解释条约时参照缔约时的准备工作，详见尼尔森案。

第八篇 条约法

英伊石油公司案

（英国诉伊朗；国际法院，1952年）

案情：1933年4月29日，伊朗（当时为“波斯”）与英国石油公司签订一项特许协议。协议授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区域内开采和加工石油的专属权利。有效期是60年，即到1993年。协议规定，在协议的有效期内，非因特殊情况，和经过仲裁法庭裁决，协议不能废除。1951年3月4日，伊朗国会和参议院通过了石油工业化的法律，因而取消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英伊石油公司要求进行仲裁，但被伊朗政府拒绝。英国政府于1951年5月16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声明伊朗政府有义务将伊朗与英伊石油公司的争端提交仲裁解决，或请国际法院宣布伊朗实行国有化法律违反国际法和违反伊朗根据1933年协议所承担的义务。1951年6月22日，英国政府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伊朗提出反对意见，否认国际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国际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以命令指示临时保全措施，并于1952年7月22日对国际法院的管辖问题作出判决。

判决：国际法院在1951年7月5日的命令中，要求双方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侵害他方权利和加剧争端的行为。在表决命令时，法官文尼阿斯基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只有在双方都接受的情况下才可以成立。如果法院对案情实质没有管辖权，就没有权力指示临时保全措施。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第41条并不排除法院在没有决定管辖权之前有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力，但声明临时保全不是先行裁决。

1952年7月22日，国际法对管辖权问题作出判决： 伊朗（波斯）政府在1932年9月19日发表声明，接受国际常设法院的强制管辖，该声明声称：

“国际常设法院对于本声明作出后之直接或间接与适用为波斯所接受之条约或公约有关的、以及以后与批准本声明有关的情势或事实方面的任何争端，有管辖权。”

英国政府认为，上述声明所指的争端应限于1932年以后所签订的条约。本案提到的英译两国间的条约是指1857年和1903年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这些条约不能为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供法律依据。

英国认为，1933年4月29日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特许协议，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协议，也是两国政府之间的条约。

国际法院驳回了英国的主张，国际法院认为，1933年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特许协议虽然是在两国政府经过多次谈判之后签订的，但协议本身只是“政府和外国法人之间的一项特许权合同”，不是1932年声明中所指的条约。

根据上述理由，国际法院以9：5票通过判决，判定国际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并即以命令将本案从案件单上撤销，并宣布终止临时保全措施的执行。

评注：

本案之所以被国际法院撤销，是因为英国引用的“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协议”没有条约的法律效力。从国际法院的初步审判可以看到，国际法上所指的条约，必须是两个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协议。特许权协议是国家与外国法人之间的协议，那只是一种合同，不具有条约的法律地位和效力。这个被撤销的案件正可以作为条约定义的一个注释。

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33号判决的复议问题（咨询意见；国际法院，1987年）

事实：联合国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对“雅基梅斯诉联合国秘书长”议案作出判决（第333判决）后，雅基梅斯向“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提出，请求对该判决进行复议。委员会于1984年9月请求国际法院就此问题发表咨询意见。该案原告雅基梅斯是苏联公民，由苏联政府派出，受聘在联合国俄文翻译处担任校订员，受聘期是五年，从1977年到1982年。1981年他被调到”“项目计划及协调办公室”当项目协调员。1982年年底，他的任期获得延长一年，将于1983年12月26日结束，聘书上写明是“苏联政府第二次委派”。1983年2月8日，协调办公室的助理秘书长通知雅基梅斯，希望他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届满时能延长合同。在1983年2月9日，雅基梅斯请求在美国避难。他在2月10日，通知苏联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他已辞退了在苏联政府中的植物。在同一天，他还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他希望取得美国永久居民资格。1983年10月25日，雅基梅斯给助理秘书长备忘录，表示希望助理秘书长能根据他的表现延长联合国与他签订的合同，或“安排以更好的职务。”1983年11月23日，联合国人事处副处长通知雅基梅斯“根据秘书长办公室的指示，联合国组织没有延长他的任期的意图”。1983年11月29日，雅基梅斯没有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他认为：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规定：“联合国工作人员连续做满五年之后，应给予一切合理的安排。”12月13日，雅基梅斯请求秘书长重新考虑不延长其工作期限的决定，因为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他应取得这个权利。12月21日，联合国人事部的助理秘书长写信通知雅基梅斯：联合国秘书长已保持他在11月23日的信中所作的决定。雅基梅斯便向联合国行政法庭起诉，状告秘书长不执行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联合国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对雅基梅斯的任期或安排别的工作。雅基梅斯请求：“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对第333号裁决进行复议。委员会于1984年9月10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请求国际法院对戏发表咨询意见。委员会请求国际法院回答下列两个问题：

（1）联合国行政法庭在第333号判决中没有回答原告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届满后请求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法庭是否没有行使它的应有的管辖权；

（2）联合国行政法庭在第333号判决中对与《联合国宪章》有关的法律问题是否作了错误裁定？ 国际法院接受了委员会的请求，以命令安排时间接受有关方面的书面材料，于1987年5月27日就上述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咨询意见：

1、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告在其请求书中认为，“给他却低估和新的合同期限”或“安排新的工作”，不存在“法律障碍”。他认为，“他继续在联合国任职，具有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正当机会，并具有获得合理安排其工作的权利。”他请求法庭说明秘书长认为苏联政府对他的第二次委派构成对他继续在联合国任职的法律障碍的说法是错误的。秘书长有了这些想法，自然就不能按大会决议的精神对他今后的工作给予“合理的考虑”。秘书长在法庭上指出，给雅基梅斯安排个工作，没有法律障碍，并认为他对本案是对一切情况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决定的。这就是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说的“合理的考虑”。法庭认为，“合理的考虑”不是“有利的考虑”，原告无权要求给予“有利的考虑”。国际法院认为，法庭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从逻辑上看，法庭首先应考虑的是，原告之希望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合理的期望”，或“合法的期望”。如果存在这样的期望，秘书长就有责任提供继续在联合国人之的机会，但法庭认为“合法的期望”是不存在的。一方面，要恢复先前的合同，必须取得其本国政府的同意，而且该合同已经是第二次委派的合同了。另一方面，根据《职员规则》，定期的聘任是没有希望恢复或该做任何其他委派的。法庭认为，秘书长对于雅基梅斯的问题已对一切有关的情况都考虑过了。法庭在判决中指出，雅基梅斯之希望继续在联合国工作，即不存在“合理的期望”，也不存在“法律障碍”，给不给予安排，由秘书长决定。法庭的看法是，秘书长可以给予安排，但没有义务给予安排。假如秘书长给予安排的话，法律障碍是没有的。

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法庭的判决没有说明雅基梅斯将继续在联合国工作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不是说法庭没有行使它应有的管辖权，法庭认为秘书长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给予“一切合理的考虑”，法院无权以自己的看法替代法庭的看法。

2、关于第二个问题。至于法庭对于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关的法律问题是否做出错误的看法，国际法院认为，法院的任务不是对工作人员规章或规则进行解释，但法院有权判断法庭在具体解释或适用某个规则时是否做出了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矛盾的裁定。原告认为法庭对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第100条、第101（3）条、第8条、第2（1）条和第100（2）条等条文的解释有错误。

（1）第101（1）规定：“

一、办事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订规章委派之。”原告认为秘书长没有把他的问题提到“办事人员委派委员会”考虑，该委员会无从发挥作用，这说明秘书长没有对他的问题给予“合理的考虑”。法庭认为“合理的考虑”应由秘书长决定，是否构成合理，完全是秘书长权利范围内的事情。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的意思是，怎样才构成“合理的考虑”，那是秘书长决定的事情，不是说秘书长认为合理就是合理的标准，法庭不认为秘书长享有无限的决定权，但秘书长声明他已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对一切有关问题都做了合理的考虑，那就应认为是已经做了“合理的考虑”了，秘书长是没有必要做更详细的说明的。由于上述条文没有特别规定秘书长需要采取什么程序，国际法院不认为法庭的这样的解释与联合国宪章第101（1）条有什么矛盾。

（2）第100条规定：“

一、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之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对本组织负责。”

原告认为秘书长作为一个高级官员，他的上述声明已认为没有原告本国政府的同意就不可能对他的工作进一步的安排，并认为法庭也做了同样的结论。国际法院不支持原告的主张，因为法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结论。

第101（3）条规定：“

三、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服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要考虑。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原告认为法庭的判决没能把这条条文的内容放在高于其他因素的地位。很明显，“首要考虑”与“唯一考虑”不是同义词。这正是让秘书长可以权衡的各种考虑。无论法庭还是国际法院，都不能代替秘书长的选择。秘书长之决定，不能认为不尊重第101（3）条所指的考虑之“最高”性质，而是他为了联合国组织的利益，考虑到一切有关的情况。秘书长砸死作出决定时是考虑到1983年2月10日的事件的。那就是原告通知苏联政府辞退其职务的日子。原告认为从这一条其，他已创立了他与联合国之间的新的合同关系。秘书长不认为“与本国政府的连续关系是工作人员在任何定期合同中所承担的义务，不论是否第二次委派”。而原告之继续任职也不以为是建立起一种新的合同关系。法庭对“本国联系”的意义做了评价。不赞同秘书长的上述意见。认为他的观点与法庭第326号判决的观点不大一致。在该判决中，工作人员一旦脱离了与本国的利息，就不再能履行在联合国中职务了。法庭认为这个观点已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看法”。秘书长认为，国籍的转变，没有产生什么法律上或行政上的后果。法庭基本上同意秘书长的观点，但认为改变国籍的行为，很可能影响到联合国的利益。

（4）第8条规定：“联合国对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职务，不得加以限制。”原告认为这条规定禁止岁任何人的条件加以限制，国际法院认为，即使从最广义的意义看，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5）第2（1）条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第100（2）条规定：“

二、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之专属国际性，决不设法影响其责任之履行。”法庭认为即使有个别会员国试图独立秘书长施加某种压力，法庭也没有必要对此作出判断，而且在本案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根据上述理由，对于问题1，国际法院一致认为，联合国行政法庭第333号判决没有肯定原告任期届满后继续在联合国任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不能认为是没有其应有的管辖权力。

对问题2，法院以11：3票判定：第333号判决没有在于宪章某些规定有关的法律问题上作出错误的解释。法官赖厄斯对本咨询意见附以一份声明：法官伊利亚斯、小田滋和阿戈附上反对意见，法官斯威伯尔·詹宁斯和伊文森等提出不同意见。

评注：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要求对行政法庭进行复议，国际法院根据“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的请求，对判决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其中特别是原告提到的所谓的“法律障碍”和“合理期望”的问题。原告雅基梅斯是苏联的派出人员，他之在联合国任职，是建立在本国政府的委派的基础上的。任期届满之后，秘书长能不能不经其本国政府同意而延长期任期或另作别的安排？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白的规定，秘书长认为“法律障碍”是没有的。但一般来说，秘书长不得不考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联合国与该会员国的关系，这是应该可考虑的。这不能认为是违反宪章第100条的行为。而且，雅基梅斯在任期未满的时候就宣布脱离与联合国的关系，没有了这个关系，他又凭什么资格在联合国任职？他在任期内要求在美国避难，姑不论其政治动机如何，也不论美国是否接受其要求，其本国政府肯定会提出抗议，秘书长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这不能认为是干扰秘书长国际官员的地位。联合国大会第37/126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对工作业绩优秀的工作人员在任满后的工作给予“”合理的考虑，这并没有为雅基梅斯提供什么“合法的期望”。本咨询意见通过对法庭判决涉及的法律问题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的分析，中肯的回答了“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复议委员会”请求回答的问题。

第五篇：国际法案例

1.湖广铁路债券案

1979年11月，由美国公民杰克逊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本息。美国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通过地方法院邮寄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给我国外交部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传票送达后20天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审判”。对此，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原则曾多次向美国政府申明中国立场，但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仍于1982年9月1日无理作出“缺席审判”，要求中国政府向原告偿还4130余万元。

“湖广铁路债券”案涉及以下两个国际法问题：

（一）国际法上的继承问题

国际法上的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它是一个国家或新政府如何处理旧国家或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问题。在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债务继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国唯一佥的政府，这是代表国家在国际上先事的机关，因此，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的债务时，也坚决适用“恶意债务不予继承”，这是久已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湖广铁路债券”实属恶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因此，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这一债务，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而且也为国际法实践所证明的。

（二）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华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

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这不仅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国际法原则的重大胜利，也对其他国家带来很大影响。因为美国搞的一种试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突破，也就在国际法上开了一个先例，这样，美国、法国、德国等都会跟着来要求偿还旧债券，所以这个案子不是孤立的。

2.光华寮案

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北白川西町，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一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原诉被驳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诉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光华寮案至今未完结。该案涉及多方面的国际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光华寮案违背国际法上的承认制度

根据国际法的承认制度，承认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认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认被推翻了的旧政府。一般来说，未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在不承认国的法院没有起诉权的，这一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确认。1972年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而使所承担的义务就更加明确。既然日本已经不再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那么台湾就不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就光华寮提起诉讼。因此，日本法院受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的承认制度。

(二)光华寮案违背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

在光华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国际法上的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家继承是国际法主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国家如何继承前国家的财产问题。但政府继承则不同。它是国家本身没有变，国家的同一性没有变，只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发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而不问其财产以什么形式出现(动产或不动产)，也不管这些财产处于国内还是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其国家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国际法主体依然如故，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凡属于前政府的国家财产，完全由我国政府全部继承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现在，日本法院关于对光华寮案的判决理由之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不完全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外国的财产”。不符合中日之间签订的条约精神，也违反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因为，无论从国际法上政府继承的理论，还是从对该寮的实际控制和管理情况看，光华寮都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有。无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是正确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三)光华寮案违背了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

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1978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也进一步确认了上述原则。因此，这两个重要法律文件，它不仅规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诺，也规定了中国方面的承诺。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此日本取消了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台湾当局就不能再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这对日本不仅依据国际法一般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且是所承担的特殊的条约义务。现在，台湾当局在光华寮案中居然在日本法院享有起诉权。这完全违背了日本政府承担的不得承认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的具体义务，势必在政治上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所以，日本法院在处理光华寮案的问题上是违反国际法的。

3.隆端古寺案

隆端古寺位于扁担山脉的一个隆起的高地上，它构成泰国与柬埔寨之间边界的一部分。根据1904年2月13日暹罗(当时泰国称为暹罗)和法国(当时柬埔寨是法国的保护地)之间的一项条约的规定，双方同意这一点上的边界线，应沿着分水岭线划出。为进行实地划界而设立了一个混合委员会。当时泰国政府委托一个法国调查队绘制该地区的地图1908年，地图在巴黎出版，同时也将也图送交泰国政府。在地图上明确标出了隆端古寺位于柬埔寨一边，但泰国政府。未表明任何异议(直到1935年以前)。后业，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内，于1949年和1950年向泰国政府提出多次抗议照会，终未得到回答。1953年柬埔寨获得独立后，新政府企图在该地区建立权力机关都没有成功。之后，柬泰双方又经过多次谈判而失败。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领土主权属于柬埔寨，泰国应撤退它驻扎在古寺遗址的武装部队。1960年5月23日，泰国政府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1961年6月26日，国际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驳回了泰国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1962年6月15日，法院对案情实质作出了判决。法院以9票对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内，而泰国有义务撤回驻在该地区的一切军事人员和民事人员。法院还以7票对5票判明泰国应将其在占领时期从寺内搬走的一切物品归还柬埔寨。

本案涉及国际法的问题有以下两方面：

(一)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

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争论点，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围的土地的主权是属于哪一国。泰国认为法国于1908年出版的地图不是混合委员会所制，它有严重错误，如果根据真正的分水岭划出的边界线就应把该寺的地区划在泰国一边。但是，国际法院在审理该案中，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泰柬双方是否已接受了这张地图上指出的边界线。从实际看，泰国接受这张地图和地图上指出的边界线。从实际看，泰国接受这张地图后，当时的暹罗和之后的泰国政府对此并未作过任何反响，未作过任何追究，也未发现因犯过任何错误而可使其“同意”变为无效。它完全有充分机会不同意这种划界，但许多年来都没有这样做，因此，必须认为那已是得到 了默认的，泰国以地图的错误作为申辩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法院的判决确定了柬博寨对隆端古寺的主权。现在，泰国出兵占领隆端古寺地区，这无疑是对柬埔寨国家领土主权的侵犯。

(二)国际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问题

泰国政府给以抗告，就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因为，泰国政府认为，该国虽然曾在1929年9月20日发表了接受国际常设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并在1940年5月3日又发表声明，同时将第一个声明展期10年，但是，国际法院与过去常设国际法院不同，因此认为由于这个声明不是以“国际法院规约”签署国的身份发表的，所以应随着泰国参加“规约”而自然于1946年失效，这个声明也不因参加规约而延期。泰国政府还指出，按照《规约》第36条第5款以及国际法院对以色列——葡萄牙案的判决精神，它接受强制管辖的声明无效，因而泰国不愿接受国际法院的管理。

1961年5月26日，国际法院对泰国的抗告作了判决，肯定了国际法院对此的管辖权，因为泰国政府所发表的接受强制管辖声明仍是有效的。理由：1.该案情况与“以——葡案”不同。2.虽然1940年延期的声明已经失效，但1950年发表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声明，而且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履行了延期手续，因此这就表明该声明应当被解释为接受现在的国际法院——而不是消亡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与此同时，该声明所引证的1929年和1940年所接受的条件看，与《规约》的第36条第2款相一致，是表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声明。从而，法院于1961年5月26日作出了一项判决，驳回了泰国的抗告，并宣布“没有必要再考虑与司法规定中的协议条款有关的第二次控告”，为此确定了法院的管辖权。

国际法院的判决引起了泰国的强烈不满。但泰国政府根据其对外政策考虑，于1962年7月3日宣布，尽管对案件的结局深为遗憾，然而“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泰国必须履行依联合国宪章所负的义务。泰国将在抗议之下这样做，并保留其固有权利。”接着撤出了在这个地区的武装力量。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争端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

4.科孚海峡案(英国诉阿尔巴尼亚)

1946年5月15日，英国海军部派出两艘军舰通过位于阿尔巴尼亚大陆与科孚岛北部之间的科孚海峡时遭到阿尔巴尼亚海岸炮台轰击，但未被击毁。为此，在互换照会中，英国政府认为：它享有通过这个海峡而不作任何通知或者等候许可的权利。而阿尔巴尼亚政府却明确表示，外国船舶通过，必须事先通知并请求阿尔巴尼亚许可。1946年10月22日，英国为试探阿尔巴尼亚的态度，派出一队由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又通过该海峡时，造成其中两艘驱逐舰触雷，死40人，伤42人的巨大损失。事件发生后不久，同年11月13日，英国海军未经阿尔巴尼亚同意，单方面强行到海峡属于阿尔巴尼亚领水去扫雷，发现有22颗水雷。但英国海军的行动遭到阿到尔巴亚的强烈抗议。紧接着，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告阿尔巴尼亚在盟国海军当局已经进行过扫雷工作之后，又敷设水雷或允许第三国敷设了水雷，要求追究责任。1947年4月9日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建议有关国家应立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来解决。1947年5月22日，英国单方面向国际法院起诉。法院于1948年到1949年对该案进行过三次判决，最后英国政府胜诉。

该案涉及的国际法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英国海军的行动是否侵犯了阿尔巴尼亚的主权问题

科孚海峡是位于希腊科孚岛和阿尔巴尼亚海岸之间，是连接希腊科孚港与阿尔巴纪亚萨兰特港之间的一个海峡。因此，英国认为该海峡是国际航行海峡，它的军舰可以自由通过，不用请求阿尔巴尼亚批准。阿尔巴尼亚认为该海峡是地方性的，外国军舰通过必须得到同意。国际法院在经过辩论后，认为英国海军已使用此海峡有80多年，其他国家海军也经常使用。因此，在和平时期各国军舰对于连接两部分公海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具有无害通过的权利，这是获得普遍承认和符合国际惯例的。除国际条约另有规定外，沿岸国无权在和平时期禁止通过海峡。据此，法院认为英国军舰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过是无害的。法院以14票对2票判决英国的这次行动并没有侵犯阿尔巴尼亚主权。与此同时，法院又一致认为，英国军舰在1946年11月12日和13日的扫雷活动，这是在阿尔巴尼亚的领水内并违反其意愿的情形下进行的，这“就破坏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并认为法院声明本身已构成对这种破坏主权的行为的适当的定论”。因此，英国军舰的这种行动是不能以行使自助权或其他理由而被说成是正确的。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上的责任问题

国际法院在对本案的审理中，虽然拒绝接受英国认为水雷是阿尔巴尼亚本身敷设的看法，但法院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情况下，而仅仅根据所谓“间接证明”方法推定阿尔巴亚科孚海峡的敷雷一事不可能毫无所知，并强调，当阿尔巴亚政府经获悉在科孚海峡的领海内有水雷分布，就负有将危险情形通知航行船只的义务，自然也应告知驰近的英国军舰。然而阿尔巴尼亚并未履行此义务，致使英国两艘驱逐舰触水雷，造成许多海军人员的伤亡的巨大损失。最后，法院以11票对5票判定：根据国际法，阿尔巴尼亚应对1946年10月22日在其领水内发生的触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损害及人命损伤负责，从而有赔偿义务，应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

1945年12月15日，国际法院作出第三个判决，该判决是估定赔偿数目的问题。法院估定了阿尔巴亚应付给英国的赔偿数额。这个数额是根据专家调查的结果确定为843，947英镑，作为给英国军舰造成的损害和对海员的人身伤亡的补偿。国际法院在处理这个案件上是不公正的，因此，阿尔巴尼亚始终没有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至今问题未解决。

5、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

美国诉伊朗

国际法院

1979年

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兰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门前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美国大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保护，但伊朗当局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示威队伍闯进大使馆，扣留了使馆内的美国使馆人员和领事人员和非美籍的工作人员共五十多人，把他们扣作“人质”，并将使馆的档案文件捣毁，造成一件严重侵犯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事件。11月5日，在伊朗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美国领事馆亦发生同样努件。

事件发生后，美国于11月9日请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考虑采取确保释放人质和交还使馆房屋的行动。安理会在1979年12月4日要求伊朗释放“人质”，并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

1979年11月29日，美国向国际法院起诉，请国际法院宣布：伊朗政府违反对美国承担的条约义务，伊朗政府应立即释放拘留在德黑兰大使馆和在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领事馆的全部美国人和拘留在伊朗外交部的三个人，保证他们安全离境并不得对他们进行任何审讯，伊朗应对此侵权行为赔偿美国的损失并将造成此侵权事故的人员交主管当局惩处。美国同时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1979年12月9日，伊朗外交部长致信国际法院，要求国际法院不要受理此案。伊朗政府在信中声称：“（1）人质问题只是整个问题中的一个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这问题涉及二十五年来美国干涉伊朗内政的事情。（2）人质问题应看作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一个问题。它基本上和直接地是伊朗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伊朗认为，临时保全实际上就是对案情实质作出判决，那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临时保全措施应该是保全双方的利益而不能只保护一方的利益。”

1979年12月10日，国际法院开庭审理关于指示临时措施问题，并于1979年12月15日颁布指示临时措施的命令。临时措施的命令包含下列几点：

A．

1、伊朗政府应根据美伊两国间的现行条约和一般国际法，立即将美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归还，保证大使馆和领事馆的不可侵犯性，并保证给予有效的保护；

2、伊朗政府应根据美伊两国间的现行条约和一般国际法，立即释放拘留在美国大使馆、伊朗外交部或任何其他地方扣作“人质”的美国人，并给予充分的保护；

3、伊朗政府从今开始，应对美国的一切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给予一切他们根据两国的现行条约或普遍国际法能享受到的保护、特权和豁免，包括豁兔任何形式的刑

事管辖和享受离境的自由和方便条件。

B．美伊两国政府应不采取任何行动和保证不采取可能加剧两国紧张局势或使争端更难解决的行动。

国际法院院长在1979年12月24日以命令确定时间，让双方递交诉状和辩诉状。美国按时递交，但伊朗没有递交。伊朗政府于1980年2月16日向法院表示，认为法院不能、也不应受理此案。

国际法院在1980年3月18、19、20日三天开庭听取陈述，但伊朗没有出庭。国际法院在 1980年5月24日，在伊朗缺席下作出判决。

判决如下：国际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的判决包含下列几点：

1．管辖权问题。鉴于伊朗没有提交辩诉状和没有出庭，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53条开庭审理。

美国提出四个文件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基础，这四个文件是：（1）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2）1963年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3）1955年的《美伊友好、经济合作和领事关系条约》；（4）1973年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法院认为前三个文件可以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基础，因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任择议定书”（分别为第1和第3条）和《美伊友好、经济合作和领事关系条约》都有把争端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的规定，至于第四个文件，即是否根据《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13条行使管辖权，法院认为没有考虑之必要了。

2．案情实质。国际法院认为，根据美国提出的事实，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兰及11月5日在大不里士和设拉子发生的袭击和占据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和领事馆、把使馆人员和领事人员扣作“人质”和捣毁使馆档案的事件，就其性质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事实包括1979年11月4日袭击大使馆、捣乱使馆、拘留人质、侵占使馆财产和损坏档案以及第二天在大不里士和设拉子袭击领事馆的行为，这段期间的事件不能直接归因于伊朗国国家，因为还不能证明这些行为是代表国家或由国家机关负责以便执行某种任务而作的，所以不能归因于国家。但这不是说，伊朗国家对这阶段的事实就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伊朗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与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不相符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庄严宣告使馆的不可侵犯权之后，在第22条明确规定：

“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步骤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一切扰乱使馆安宁或有损使馆尊严之情事。”

该公约宣告外交人员不可侵犯权之后，在第29条又明确规定：“接受国对外交代表应特别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人身、自由或尊严受有任何侵犯。”

此外，维也纳公约第25、26条规定使馆档案、文件不受侵犯，接受国有义务给予保护。

同样，《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31、33、28、34、35、40等条对领事馆和领事人员的不可侵犯权亦有类似的规定。国际法院认为，使馆和领事馆、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不可侵犯权和接受国有义务给予保护，已经不单纯是条约法的规则，而且是国际法的普遍规则。

1979年11月4日和11月5日的事件发生后，美国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援助和保护，但伊朗当局没有采取适当步骤保护使领馆及其人员和制止事态的发展，伊朗已违反了它的条约义务。

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说：“在11月4日，伊朗政府非常清楚：a．根据现行条约，伊朗政府有义务保护美国使馆及其外交和领事人员，使他们不受任何袭击，他们的不可侵犯权不受任何破坏；b．美国使馆请求帮助时，情况需要他们采取行动；C．伊朗完全没有履行它的义务。”

第二阶段的事实是武力分子完全占据了大使馆和领事馆，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被扣作人质。根据维也纳公约，伊朗有义务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尽快结束这一场侵犯美国大使馆和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不可侵犯权的事件，和立即交还大不里士、设拉子的领事馆，使一切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

但伊朗政府没有这样做。伊朗外交部长雅兹第在1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国际规章，伊朗政府有责任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但他完全没有提到伊朗有义务保护大使和外交人员，他最后还说：“学生们很欣赏政府的赞同和支持，因为美国自己应对这件事件负责。”伊朗总理阿雅托拉哈·霍梅尼在11月5日的招待会上已证实武力分子占领了使馆。他把美国使馆说成是“间谍中心”，他还宣称：人质应继续扣留，直到美国把前伊朗国王和他的财产归还伊朗，并禁止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谈判。一旦伊朗的国家部门证实了这些行动和决定继续这样做作为对美国的压力，这些行为就转化为国家行为了，一旦武力分子成了国家指使的人，国家就要承担国际责任了。

伊朗政府继续占据使馆和继续扣留人质，一再违反它的条约一义务，违反：

1、《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2条；

2、《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9条；

3、《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4、25、26、27、《维也纳领事关系》第33条及有关领事履行职务的方便条件和自由的有关条款以及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合作和领事关系条

约》第2条。

伊朗外交部长在给国际法院的两封信中认为美国曾在伊朗进行犯罪活动，因而伊朗的行为是合理的。国际法院认为即使证实美国的确有犯罪行为，也不能作为伊朗扣押美国外交人员作为人质的借口。外交法已为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的不法行为规定给予宣布为不受欢迎或断绝外交关系的制裁。由于伊朗一再违反国际义务，伊朗有义务赔偿美国的损失，鉴于违反义务的行为仍在继续进行中，赔偿款额尚无法确定。

根据上述理由，国际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出判决，判定：

“

1、根据本判决所指出的事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业已违反，并正在违反它根据国际条约和长期确立的国际法规则所承担的义务。

（13：2赞成票：院长瓦尔多克、副院长伊利亚斯、法官福斯特、格罗、赖厄斯、摩斯勒、纳金特拉J辛格、鲁达、小田滋、阿戈、艾尔一艾利安、塞塔一卡马拉、巴赫斯特）

（反对票：法官莫洛佐夫、塔拉兹）

2、伊朗违反对美国所承担的义务，根据国际法应负国际责任。

（13：2投票情况与上相同）

3、伊朗政府必须立即采取一切行动缓和由于1979年11月4日及其后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局势，为此目的，双方应达成协议。

（一致同意）

（法官赖厄斯在判决附上个别意见，法官莫洛佐夫、塔拉兹附上异议意见）国家责任由两个重要因素构成，一是客观上存在国际不法行为，二是主观上该国际不法行为可归因于国家。本案是说明国家责任构成问题的最恰当的案例。在本案中，在伊朗发生的侵犯使领馆和外交人员的不可侵犯权的事情，无可否认是国际不法行为。该行为能不能归因于伊朗国家？伊朗指称该事情是美国二十五年来干涉伊朗内政的结果，是美国外交人员从事犯罪活动、美国拒绝引渡伊朗前国王及交还其财产的结果，这些理由能不能说明伊朗的侵犯外交特权是正当或可以免除国际法律责任？这正是国际法院需要公正判断的问题。

国际法院把整个事情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证据尚不足以说明该事情可以归因于伊朗国家。但在美国大使馆请求伊朗当局给予援助和保护的时候，伊朗采取不行为的态度，这就产生违反国际义务的国际责任了。国家没有义务对在其境内发生的一切不法行为负责，但国家有保护外国人的义务，它对于外国人所受到的侵害有间接责任，它的不行为，会把间接责任转化为直接责任。至于事情的第二个阶段，伊朗国家领导人的态度，特别是它把扣押人质与美国政府的干涉伊朗内政的行为联系起来，这无异说明侵犯外交人员的行为是伊朗当局纵容和支持的。不法行为的可归因性就非常明显了。

对于伊朗提出的各项理由，在政治上有道理，但在法律上那是说不过去的。正如国际法院所说的，即使这些事实都是真实，也不能说明伊朗的做法是正确，不能免除伊朗的法律责任。

至于本案的管辖权，国际法院只根据几个条约上的“任择条款”作为行使法院管辖权的依据，在迫切需要通过和平方法解决美伊争端的形势下，法院这样作是可以的，但这在法理上是比较勉强的，在国际法院的实践中是没有先例的。伊朗一直表示反对，国际法院虽然有权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53条进行缺席判决，但假如本案不因后来以庭外解决而终止，判决是很难得到完满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