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时间:2010年06月01 来源:《求是》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从而初步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一方面要坚持从国情出发积极推进民主，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一
民主政治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在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地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多数人的意愿进行决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及实践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形式的民主，尽管这些民主的阶级实质、实现形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比如，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决定的原则、程序化的原则、权力制约的原则、选举的原则等。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民主都是同自己的国情实际相联系的。中国国情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特点。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发展民主还是实行法治，都不能离开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历史告诉人们，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建立了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样，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领导人民积极稳妥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现实昭示人们，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内部各个阶层的利益要求通过平等协商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达和集合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过程中，社会各个阶层、团体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协调各个方面、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核心在中间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健康顺利地发展。在中国，这个政治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具有坚实保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特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越性的体现。这样一种民主具有独特优势。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作为主人翁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有着根本不同。西方的议会主要是立法机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则是体现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权力机关。西方的议员是职业政客，我们的人民代表则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各个阶层，能够更好地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有利于发扬民主、活跃国家政治生活，又有利于增进人民团结、维护国家政局稳定，有利于加强、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从而实现统一领导与广泛民主、富有效率与充满活力的有机统一。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一个基本政治制度，对于加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促进少数民族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第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又一个基本政治制度，能够保证广大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实现途径。
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176页）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民主。
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在地要求实行人民民主。同时，我国的国体客观地要求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制度下，民主的性质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根据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愿进行决定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是绝大多数人对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这就为实现人民民主提供了保障。与社会主义民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不管在形式上如何变化，它的实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以财产的多少来决定民主程度的民主。西方政治学家自己也承认：金钱是资本主义政治的母乳。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就其实质和发展前途来说比资本主义民主优越得多，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
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还必须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国情。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3卷第307页）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政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具体国家历史文化的产物。“三权分立”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至上、不受约束而提出来的。鉴于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封建皇权得不到制约、随便滥用的教训，孟德斯鸠提出建立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互相平行、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制度架构。应当承认，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三权分立”的思想和制度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政体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的社会制度。每个国家的政体一方面受国体所制约，另一方面又由各自的国情所决定。从实际情况看，也并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了“三权分立”这种政体形式。同时，即使是采用“三权分立”的国家，由于国情不同，政体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同样是代议制国家，英国就是君主立宪制，美国就是民主共和制；同样是民主共和制，美国是总统制，法国是半总统半内阁制，瑞士是委员会制。可见，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的不同，在政体上是不能照抄照搬的。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在探索中历史地形成的。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使人民的权利真正实现了高于一切。邓小平曾经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三权分立”进行过比较，认为我们的制度比西方更优越、更有效率。
第二，多党制同样不适合中国国情。邓小平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267页）我们之所以不实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没有西方多党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既有各阶级之间的对立，又有资产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的矛盾，这就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多党制度。而我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全体劳动人民和各个社会阶层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没有激烈的利益冲突，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集中和协调各阶级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在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没有实行西方多党制度的阶级基础。由于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要求，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没有基本对立的阶级，也就不需要人为地建立互相对立的多党制。同时，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也证明，多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出现过多党并存的局面，其结果是使社会政治状况更加混乱。只有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胜利，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各阶层和团体的一致拥护和认可。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也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不容更改。
(执笔：李良栋)
第二篇：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四个界限”---演讲稿（范文）
尊敬的老师和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我很荣幸能够站在这个地方，向大家表达一下自己对这个“四个界限”的看法。首先我得感谢我们小组的成员对我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也得感谢在座的各位同学，因为接下来我说的将是与主流思想相违背的，可能令许多人感觉不舒服的而又枯燥的几十分钟所要阐述的东西。
刚才我听了前面发言同学的见解，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现在必须完全放弃我已拟好的稿件，因为我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我所思考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我刚才说了，是完全与现在主流思想相违背的而又令许多人感觉不舒服的东西，但是我不得不说，只有表达出自己的东西，也许才能说实话，表达一部分人的思想。
今天的题目是要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的“四个界限”，但是我想在这里说的是：今天这个题目就是错误的。这种提法完全是出于社会意识形态非常浓厚的六七十年代，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不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主流思想，更不顺应当今历史发展的潮流。
首先说第一个在制度上的问题吧。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究竟谁好谁不好？我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未必就不好。就好比西方政治民主制度中的“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等制度，你能说她不好吗？毕竟她体现了分权与制衡等关系，体现了民主制度的要求。但是你说他们的政治民主制度好吧，但实际上呢，也未必就好。比如西方现在普遍流行的”普世价值观”，认为世界上就资本主义制度好，而其他国家的制度落伍，代表了落后甚至是野蛮。但是实际上呢，却未必如此，就好比美国在伊拉克实行的大中东计划，想在伊拉克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此为模板，推行西方现行的那一套制度，但是时隔这么多年了，结果大家都知道：每天的汽车炸弹与人肉炸弹，搞得美军狼狈不堪，费时费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反过来又看我们国家的制度呢，大家平时认为我国现行的制度不太好，但是我们如果照抄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制度，我看也未必太好，就好比现在的台湾与泰国，虽然实现了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但是整天总有那么一些政党为了自己的那一点政治集团利益，争吵不休，甚至发动群众攻击政府，其结果就是国家经济没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使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差距逐年拉大，至于什么国家尊严什么的，我看也无从谈起。
其次再说经济吧。西方的经济虽然避免不了由于其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危机，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正是因为他们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而使后起的国家少走了不少的弯路。他们虽然在国际社会上控制着经济的走向，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有一天发展到了足够的强大，我们是否也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也这样做呢？就好像墨西哥国防法里面所说;谁要是动了我国的侨民，那就意味着战争”。没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就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同样，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也就没有保护自己国民的能力，更没有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能力。至于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就成了一句空话和套话。现在我们仍然处在金融危机之中，虽然国家投资了几万亿，去鼓励产业结构调整，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些钱都流到了楼市与股市，导致了一片欣欣繁荣，就好像美国的1929-1933年，更像是日本上个世纪的六十到九十年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每天生活在泡泡中是应该庆幸快乐还是忧伤。对于泡沫，在经济学上早有过定义，那就是：要么在泡沫中疯狂，要么就在泡沫中死亡。我们现在每天生活在这一个巨大的泡沫中，要么是疯，要么是死。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虽然号称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却没有一个可以转换为军事强国的产业结构，如果股市和房地产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国防科技实力，那么我们也该为这样的泡沫感到庆幸与欢呼，但是....................最后，我就说说文化。刚才看见老师说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难道资本主义文化就真的腐朽吗？如果真的腐朽，那世界上那么多西方的灿烂文化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为什么现代社会那么多人喜欢西方国家的那些东西呢？为什么法国的时装可以引领世界服装潮流呢？为什么可口可乐可以圈战天下呢？我们一天天都把我国的四大发明挂在嘴边，说什么日本、韩国的文字还有一些文化都来自我国，是的，我们再说的时候都是一种引以自豪，但同时却看不起他们。但是你们可曾想过没有：我们引以自豪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做出的榜样，给我们的财富，但是我们现在能拿的出去引领世界的有什么？难道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再说的时候不汗颜吗？内心就没有一点点对祖先的愧疚吗？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为什么我们总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发展自己尖端科技？难道我们就比人家种族的人笨？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个具有前卫思想的人吗？我看不是，这些都不是。那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的地步呢？出了制度上的原因，我们得好好的检讨自己：为什么我们不敢讲实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像纳什那样的疯子？为什么我们的有些教授不能静下心来搞研究，而要摸着砖头，鼓吹着投资股市与楼市，发展着“发票票，吹泡泡”经济呢？如果我们一天天就这样鼓吹着崛起，而没有其实质的东西，难道我们就可以这样崛起吗？我真的不知道。
柏拉图有句名言：灵魂有多少形状，国家就有多上形状。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制度，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适应本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生长和发育起来的，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这样，西方制度也一样，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政治特点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其他民主制度，就好像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两片同样的叶子，因此世界上也就没有哪个国家是能照搬照抄别国制度而稳稳当当的让国之根基永存而高忱无忧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可以归结惟一句：民主只是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民主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优劣之分，就好像管理学上所说的：管理决策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分。当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适合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的时候，即使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是四不像，我们也就应该认为他是民主的，就好像是戴旭将军所说的一样：“我们国家现在在社会制度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而行政制度上实行的是官僚主义，就好像是一台电脑安装了三套系统软件，且互相不匹配，但是他同样推动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你说能区分谁好谁不好的吗？”因此当我们沐浴着二十世纪和煦春风的时候，没有必要再抱着过去的意识形态，用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在束缚我们的思想，而是要想余秋雨先生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去想问题，全面的去看待问题，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繁荣与民族的富强而辛勤耕耘，贡献出自己的那一份微薄之力。
第三篇：理论学习导读第十三期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
理论学习导读
2010年第13期（总第74期）
中共天津市西青区委宣传部 2010年8月16日
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引领中国前进正确方向、坚持中国发展正确道路的实践中显示出高度的思想政治水平。当前我们党正处在新的历史方位，能否及时洞察影响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确区分重大是非界限，是对我们党思想政治水平的实际检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党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这是展现和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重要契机，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举措。
准确把握“四个重大界限”表明党在思想政治上的敏锐性
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是由党的政治属性、历史方位、理论素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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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文章标题：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今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
重要形式。”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对于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民主形式的伟大创造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上层建筑，总是受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反映各自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政治发展道路，表现出不同的实现形式。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选举民主的形式，体现在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表决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选举民主形式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在西方的政治实践中却有其固有的缺陷，不能最广泛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而往往成为少数有钱人的政治游戏以及少数利益集团维护其利益的工具。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吸收和借鉴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有益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选举民主；一种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协商民主。特别是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创立和实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丰富和发展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民主从来都是少数人的特权，是奴隶主、封建主阶级或资产阶级享有的统治、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批判地继承包括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等彻底民主的理想和主张，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从少数人的民主转变为多数人的民主，是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精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积极探索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形式，创建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参议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形式。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还积极探索社会各方面人士民主协商、共谋国是的民主新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的实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得以保留，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从而正式形成了我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形式相辅相成的格局，开辟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纪元。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创造性继承的产物。不同的文化理念，孕育不同的民主形式。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始终倡导“和为贵”的价值理念，把“和合”视为政治的最高境界，作为国泰民安的基本特征。所谓“和”就是各种异质因素的和谐共处，“合”就是各种异质因素的相互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与和谐观念。要达到“和合”，就要做到“和而不同”，既坚持原则又尊重差异，既相互碰撞又形成共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实现“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这种“和合”的政治文化传统，并赋予这种“和合”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协商民主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始终存在多阶层、多党派、多民族、多宗教的格局，其内部状况正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形式，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趋于多样。同时，香港、澳门回归后，还形成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生活方式共同存在的局面，等等。进入新世纪，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这种多样性还将不断发展。
社会存在差别，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政治愿望。我们党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在不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通过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得以充分体现，从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真正实现。
二、我国协商民主的四种基本实现途径
我国协
商民主的实质是最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这种民主形式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中，贯穿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全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有四种实现途径，即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合作共事。
协商民主体现在政治协商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就国家大政方针、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等，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这种协商有两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主要采取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比如，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双周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和协商座谈会等形式，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每年都要举行多次协商会，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第二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主要采取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比如，每年一次的全国政协大会，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要与政协委员一起共商国是，政协委员都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参与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并积极建言献策。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更多地体现政党之间的政治协商，具有高层次、高频率、小范围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体现在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协商，两种方式各有特色，互为补充。
协商民主体现在参政议政中，主要是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积极发挥作用。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基本职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参政议政是协商民主中经常的、普遍的、广泛运用的一条途径，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表达意见，献计出力，同时有利于党和政府的决策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各方面的合理要求，在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加民主和科学。
协商民主体现在民主监督中，主要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民主监督是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中一种独特的监督形式，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方面。具体表现为：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向党委、政府提出建议案，通过开展调研、视察活动以及提交提案、举报，通过参加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通过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受聘担任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特邀监察、督查、检查人员，通过开展有组织的民主评议等各种方式，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党委依法执政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切实开展民主监督。与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的“刚”性监督相比，民主监督属于“柔”性监督，更能体现我国协商民主的特点，更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优势。
协商民主体现在合作共事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在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政协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社会基层单位和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合作共事。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吸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各级人民政权和政协组织，让他们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毛泽东同志说过，“国事是国家的大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目前，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党外人士占有适当比例，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在各级政协中，党外人士占有较大比例，其中政协委员不少于60％，政协常委不少于65％。在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在职权范围内与共产党员干部有同等的权力。他们按照分工，列席中共党组会议，参加行政领导，参与有关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参与全局性事务和重大问题的讨论决定，在其分管的工作中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中国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存在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使我国的协商民主最经常、最大量、最普遍地体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能够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党外人士的聪明才智，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三、协商民主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
我国的协商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其主体涵盖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能够广开言路、广求良策、广谋善举，使社会各群体中的个别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通过协商渠道得到系统综合地反映，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最大限度地实现。同时，协商民主的内容十分广泛，从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到影响群众具体利益的各项决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比如，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就三峡工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抗击非典、宏观调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问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许多重大建议，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建议9万多项，许多建议被党和政府采纳，产生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蕴含着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社会各界人士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在充分的、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协商讨论中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比如，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以来，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共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12900多件，立案12300多件。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人民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共提交提案5030多件，立案4898件。在立案的提案中，委员提案4647件；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提案198件；人民团体提案1件；界别、小组提案52件。其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提案2213件，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提案1441件，政治法律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提案1244件，社会各界各方面的愿望和建议得到了充分地包涵和反映，有利于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同时，协商民主坚持民主的多数与少数相统一，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能够最充分地调动社会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各方力量，集中各界智慧，形成强大合力。
有利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协商民主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使得这一民主形式更加真实、有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5年来，无论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各项决定，还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宪法修改等，中共中央、国务院事先都广泛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据统计，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200多次，其中十六大以来就近60次，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的就有近20次，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已基本形成制度。比如，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初稿形成前，中共中央就在征求党内意见的同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初稿形成后，胡锦涛同志又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其中有22条被采纳。又比如，去年8月，胡锦涛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协商会，征求党外人士对“十一五”规划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此前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很多政协委员也围绕编制“十一五”规划的一些重大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又召开了十届政协首次专题协商会，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了不同专题的协商讨论，广泛听取和采纳各界人士的意见。
四、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
任何民主形式都有一个不断建设、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更加凸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人们政治参与的意识不断提高，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愿望日益增强，更加需要我们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这种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我国社会更加和谐有序、更加充满活力。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都只有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鲜明的特色和蓬勃的生机。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形式，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同时，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善于通过广泛深入的协商和讨论，使党的主张和意愿成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社会各界的共识。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协商民主最大的特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方面的民主协商、平等议事、同谋共识。只有在民主、和谐、宽松、活跃的良好氛围中，协商民主才能充分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作用，真正成为反映民情、吸纳民意、集中民智的重要途径。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形式，必须大力发扬民主的作风，营造宽松的环境，倡导务实的态度，使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讲实话、说真话、道心里话，特别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充分发挥其他民主形式的作用。在我国，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和其他民主形式共同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只有把各种民主形式有机结合起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的形式，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选举民主等其他民主形式，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使之统一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确保人民的意愿得到最充分地反映和表达，社会各方面的正当要求得到最大限度地落实和满足。
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形式，要不断推进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与选举民主本身往往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规则和运作程序相比，协商民主相对缺乏“刚性”的规范和要求，“柔性”的特征比较明显。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协商民主形式，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精神要求，不断推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把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并结合形势的发展不断建立和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努力使协商民主这一形式更加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发展人民民主，服务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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