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前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

第一篇：谈论前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

“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

美国是如何把苏联拖垮的？ ——杨斌

近来美国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曾采取攻心为上的软战争策略，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制度解体。鉴于这一新披露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对前苏联剧变的原因重新进行反思。许多人将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归于计划经济的僵化，这种观点有道理但却是不够全面的。尽管前苏联、东欧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的确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发展速度却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曾是欧洲非常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日俄战争中无论海战、陆战均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但是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次大战时期，前苏联的坦克、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领先于日本，以致在外蒙和东北的战争中日本已显得不堪一击。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保罗·肯尼迪，曾撰写《大国的兴衰——没有永恒的霸权》一书，提到以１９１３年的工业生产为基数，到第二次大战前的１９３８年，前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比较美国快数倍，确保了拥有强大工业实力对抗德国侵略。尽管前苏联曾在二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美国因本土未受到战火的波及，工业科技实力进而大大增强，但是，前苏联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并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８０年代许多工业品生产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能够同美国抗衡的惟一超级大国，特别是军事力量无论在常规军备和核导弹方面，强大到足以对抗美、英、法等全部西方盟国。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８０％，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和地区。同西欧、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前苏联、东欧的经济仍然相对落后，无论在工业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二战以来前苏联、东欧仍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如５０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和许多主要工业品产量仅为美国的１／３，到了８０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上升到美国的６７％，工业生产上升到美国的８０％，钢铁、石油、化肥、水泥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就业水平和社会分配方面，前苏联、东欧经济显示出相当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相当多的部门还面临着劳动力的短缺，社会收入的分配也更加平均化。美国的国际战略专家布热金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黄油面包”，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实际上，布热金斯基曾经担任政府的国家安全秘书，深知这正是美国瓦解前苏联制度的秘密战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划瓦解前苏联制度的内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重点放在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８０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８０年代国债从７０００亿猛增至３万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政府没有识破美国的秘密战略，否则，经济陷入破产的可能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

前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６０年代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仅仅以此解释前苏联失败的原因，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前苏联在钢铁、航天和军工方面的成就，毕竟反映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发射数千个卫星，但却无法生产相对简单的轻工消费品。事实上，前苏联的农业、轻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一般生活消费品还是有充分的供应，小轿车等耐用品以及郊区别墅的拥有率也很高，匈牙利６０年代实行改革并改变发展战略后，出现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农业生产率接近西欧国家。值得指出的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有充分就业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仍然高于大多数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许多贫富悬殊的拉丁美洲国家。尽管许多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数十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社会**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但是，美国从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出发，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顾由此引起广大人民贫困状况恶化，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合理性。

我国的许多学者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体制改革。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的确，前苏联在发展重工业和备战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体制僵化越来越限制了生产率进步，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发挥的应有经济潜力。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在６０年代就开始试尝经济改革，如前苏联实行了更加重视利润指标和物质奖励的作法，匈牙利从１９６８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计划，采取重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战略，这些改革曾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缓解了体制僵化的矛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对历史事实不采取简单的态度，而是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不是发生在体制僵化或谨慎改革时期，而恰恰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年代。由于前苏联长期片面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消耗了过多的资源。８０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速度渐趋缓慢，里根政府推行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进行核恫吓，逼迫前苏联进行军备竞争，压低油价，枯竭外汇来源，造成很大困难。戈尔巴乔夫没有察觉到美国的险恶用心，也没有深入分析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其实，当时前苏联面临的美国制造的核恫吓和经济困难，远远不及二战后初期遍地战争创伤的时期，戈尔巴乔夫善良有余而未经风浪，老练不足，误入美国攻心战陷阱导致了前苏联崩溃。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巧妙发动的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军事等方面攻势。

美国策划的“软战争”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又开始发动了“攻心战”的第二阶段，通过新闻媒介大肆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８０年代后期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亿美元洗钱案的主角之一，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苏联时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会精心培训，同西方上层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联系，后来同盖达尔等人一样被安插担任了要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改革时期，美国曾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

其实，戈尔巴乔夫曾经面临着许多的改革选择，他本人的改革初衷并非就是瓦解前苏联但是，却被美国精心诱导走上了毁灭之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中国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躁地很快被误入了改革歧途。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害人药方。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彼得·施瓦茨，还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的话如此露骨，倘若我们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就难免哪一天也吃错药重蹈前苏联覆辙。

经历了多年的曲折转轨过程，一些东欧经济学家前不久指出，独联体、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遭受失败带来的重要启示是，应努力避免受到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特别是应防止陷入了五个经济理论的误区。

第一个经济理论陷阱，是过渡越彻底，社会代价就越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许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越彻底，持续的时间越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小，东欧国家会在数月或一年内跨入市场经济，数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不幸的是，一些独联体、东欧国家已经“休克”了多年，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仍深陷经济萧条，保加利亚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４０％～５０％，失业率保持在１６％～２０％，贫困率仍高达８５％～９０％，经受了保历史上的最大灾难。一位保加利亚前民主积极分子痛心地说，“在共产党垮台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共产党政府有关美国的一切说法和警告，纯属欺骗和宣传。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３年，我是一个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我们的陷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民主和开放的引诱。那些老人、妇女搜寻垃圾桶的情景，使我见了心痛欲碎１０年以后的今天，我真希望当初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１９９９年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市，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回来吧，齐奥塞斯库同志，我们愿意与您在一起，不想再受苦了”。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也在这座城市，爆发了诱发社会剧变的动荡，后来有报道说是西方特工机构操纵的。

第二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付出代价后，很快会得到补偿。经济理论家向人民宣扬这样的观点，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的消失，就会迎来经济繁荣和现代化。但事实上，许多国家忍受的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煎熬。最令人民失望的不是短期的代价，而是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的确，国民经济迟早会从衰退转入复苏，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经历了三四年的严重衰退后，逐渐开始了经济复苏，但是，人民的失望情绪变得比衰退时期还要强烈，因为他们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许多人的实际收入仍在下降。据《华尔街日报》刊登《中东欧经济评论》１９９７年５月号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１９９６年匈牙利仅有６％的人口收入增长，７２％的人口收入下降，２１％的人口收入保持不变；波兰仅有２０％的人口收入增长，３７％的人口收入下降，４０％的人口收入大体没有变化。尽管西方报刊将波兰视为“改革楷模”，宣扬靠引进外国投资培育了新中产阶级，但是，占７０％多的大多数人口仍未真正受益，属于类似拉丁美洲的两极分化型经济增长。

第三个经济理论陷阱，是所有社会成员同样承担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痛苦。东欧人民认为那些付出艰苦努力创造财富的人应该致富，但实际上，在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一小部分人依靠不法手段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改革的成果“仅仅是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这种情形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自由化改革的恶果如出一辙。原来依靠西方援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因为西方国家采取了“对上钩的鱼不必多给食饵”的态度，以前给予大量援助的许诺并未兑现。

第四个经济理论陷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就可以实现均富。许多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像理论家宣传的那样产生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而是导致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锐减，失业人数猛增，老弱病残陷入赤贫的地狱。理论家认为私有化企业提高了效率，通过增加税收可以实现再分配，达到比原来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事实上，私有化企业并没有提高效率，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税收，如叶利钦政府面对巨额财政赤字，根本无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甚至无法给现有职工和军队发工资，为了赢得１９９６年总统选举，强迫中央银行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拉拢人心，却加速了１９９８年爆发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

第五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产权一变更，就会提高经营效率。台湾、南朝鲜二战后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近年来东欧国家的土地改革，则是剥夺农民的土地，将其归还给地主。例如，保加利亚曾有很高的农业生产率，农产品大量出口，但是，私有化后生产下降了一半，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西方国家一般是将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对象是任何国有企业，包括大批盈利的国有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剧烈的产权变更中，反而陷入了严重的亏损，私有化从一种经济手段变成了经济目的，甚至不惜破坏生产力发展，不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其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跨国公司和本国的新生贵族阶层。

法国《费加罗杂志》于１９９９年７月份，刊登了一位前苏联的不同政见者的谈话。２０年前这位前苏联作家季诺维也夫，曾因反对当局而被驱逐出境流亡西方。令季诺维也夫感到悲伤的是，尽管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是他看到俄罗斯也随之被毁灭了。季诺维也夫回答法国记者说，“我过去离开的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大的大国，现在重新见到的却是一个被打败了的、破败的国家。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国内的原因，这乃是西方历史上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他还说，“俄罗斯的灾难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划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我知道内情。我看过一些文件和材料，参与过一些准备引导俄罗斯走向死亡的研究活动。我对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无法生活在那个要消灭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的阵营里了”。

自从前苏联解体之后，国内外对前苏联的改革及其解体的原因的研究几乎一直没有中断。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来看，当然是以学术论文为主，特别是国内，学术专著的出版主要集中在1992到1994年之间，而且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也是一目了然。从研究成果的时间分期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2～1995年，第二个阶段为1996年至现在。第一个阶段的研究，从实质上看，更多地含有意识形态之争的意义，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国内的“姓社姓资”之争，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与“前苏联模式的失败”之争，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学术研究背后的深层含义。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当然也不能完全避开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其客观性、理性的思考无疑是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这与国内的学术环境的改善是分不开的。

真正能抛开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纯学理性的研究的展开，应该是在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使得真正的学者们有了一个可以避开“权力话语”的压力，冲破政治之网的约束的表达场所。当然，网上的研究成果也并非尽如人意，学术水平的参差不齐，学术讨论也往往具有盲目性、随意性，甚至还有不道德的人身攻击等等。（但是这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特网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

纵观这些年来对前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将它们划分为两个研究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和学理层面。当然，这两个层面本身是互相渗透的，这里的划分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一）前苏联解体之后，国际社会对之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社会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破产”；社会主义阵营则称之为“前苏联模式的失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破产”。因此，双方的研究的意识形态的针对性不言自明。

在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从其诞生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在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这源自于西方的“人性恶”的文化传统：由于人的本性是恶的，我们不能期望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对人性的约束的唯一手段是法律，因此，建筑在对人人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大厦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因此西方的学者在研究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把主要的目光关注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既违背了民主的原则、扼杀了人的自由与发展，又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为适应冷战思维而不自量力地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在国际上实行“霸权主义”，强迫东欧等国接受其政治、经济模式，从根本上违背“人道主义”的精神等等；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学者甚至追述到了讨论“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的程度。而前苏联的解体，更是给他们抓到了“现实的证据”：社会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的，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封建的集权统治，是对人权的践踏，终将被人民所抛弃。曾担任过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著作《大失控与大混乱》中，通过归纳出的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几条主观的、客观的因素之后，认为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年久日深地逐步落到这种境遇：促使既作为一种制度，又作为一种学说的共产主义，发生突如其来的和令人惊异的和平方式的向心聚爆，”从而“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的。

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研究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如何吸取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上。从政治背景上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针对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主要观点可以表述为：尽管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尽管前苏联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这些只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一国的失败，并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证据，更不能据此而否认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此，研究的思路多数集中在前苏联的历代领导人如何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例如有学者认为，斯大林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有偏颇，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质的判断不准确，在某些重大战略决策和政策上有疏漏，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上有大俄罗斯主义和大党主义倾向，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等等，至于对戈尔巴乔夫的批判则更为普遍。而对前苏联的党建的教训的研究，对前苏共对军队的失控的教训的研究等等，其意识形态的味道则更为浓厚。

（二）抛开意识形态的因素，单从学理层面上看，这些年来对前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民族的因素。下面就将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一加以介绍：

1、历史的因素：对前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的研究结论基本可以表述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或称之为“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是在20、30年代斯大林执政期间形成的，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一模式从思想、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背离了列宁的路线，但也有学者认为它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前苏联实现工业化、完成备战任务和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中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即使同意当时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的学者也不否认它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民主、个人专断、官僚主义严重的政治体制，带有大俄罗斯主义倾向的民族政策等等。而其后的赫鲁晓夫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却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变“斯大林模式”，从而导致了这种落后、僵化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其错误的严重性与斯大林相比应该说是不相上下。所以，不管是赞同社会主义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在对历史因素的研究中都具有一致的观点：基本上都对斯大林模式持否定态度。

2、政治的因素 ：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冷战及其所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对峙，军备竞赛，和平演变等等应该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国际因素，其中以对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的战略为研究的重点，在国内出版的几本专著中几乎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而由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算撇开对其出发点和其结果的价值判断不谈，也显然是前苏联解体的主要政治因素，其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性，改革的思路严重脱离实际现实，在政局变幻的关键时刻优柔寡断等等，直接造成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纵观国内对其政治改革的批判，除去背叛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等意识形态因素外，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政治改革的时机的选择有误，在经济改革尚未取得实效的情况下，贸然地全面推行政治改革，使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严重脱节，使整个改革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二是对其数位前任的全盘否定直接动摇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再加上其改革进程过于激烈，以至于在后期失去控制，3、经济的因素：经济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一切改革或革命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而前苏联的经济改革的失败是前苏联政府和共产党最终失去人民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所有的学者都不否认前苏联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而在总结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因素中都或多或少地要提到前苏联的经济改革。对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经济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上的失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经济改革把加快发展速度作为战略目标，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对经济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在实践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而在遇到阻力之后又轻率地把改革重心过早地向政治体制改革转移，从而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全局性的失败；二是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错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没有从前苏联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盲目照搬西方的经验（如所谓的“哈佛计划”），而且对西方的经济援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使其制定的经济政策多数脱离现实，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最终导致了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三是忽视了农业改革的重要性。前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重工轻农、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经济方针，而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三年之后，即1988年才真正意识到农业问题的重要性，直到1989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才专门研究农业问题，做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农业问题一直没能成为前苏联改革的中心，戈尔巴乔夫在总结他当政时的教训时曾经客观地指出：“我们没有把农业当作改革进程的起始点，后来又半途而废，我想这就是我自己最大的失误。”

4、民族的因素：前苏联是世界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大小民族共有100多个。从沙皇俄国时代起，民族问题就一直存在，虽然在前苏联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有过比较缓和和稳定的时期（如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但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一直没有得到过彻底的解决，这就为前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对前苏联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在对前苏联解体的原因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民族问题在前苏联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淡。纵观对民族问题的研究，除了历史因素之外，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民族自我意识的提高和加强。前苏联的民族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前苏联只存在局部的民族问题，因为前苏联时期推行的民族融合政策，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现代化过程淡化了一些外在的民族特征；但是在改革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破坏了原先大一统的价值体系，进而使前苏联丧失了作为“祖国”的凝聚力和国家观念的逐渐淡化，于是民族自我意识不断提高，最终导致了民族问题的整体化。其次是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这里既有历史因素中的遗留问题，如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大俄罗斯主义等等，又有现实的因素，主要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对潜伏的民族矛盾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制定调整民族关系的政策，对一些民族主义组织的消极作用估计不足，贯彻干部民族化政策不力，在解决一些民族热点问题时动作迟缓、方式失当等等。

（三）从以上的综述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对前苏联解体的研究的理论视角还不全面。首先，缺乏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剧烈转向，前苏联解体应该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多得好教材（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在这种社会变动中，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及其动力等等，都值得社会学界认真研究；其次，缺乏对前苏联解体过程中社会心理的研究。由于前苏联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特例，其社会心理本身就非常复杂，在其改革和解体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理所当然值得加以认真研究；再次，缺乏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作为科学的政治学不应当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用纯理性的政治学原理对前苏联解体的历程进行分析，是完全可以而且很有必要的；当然，还应该有其它的各种各样的理论视角，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2、对前苏联解体的研究缺乏非意识形态的客观性、中立性。研究者不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就是站在资本主义一边，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疑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研究本身的科学性，并由此而导致了：

3、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理论上说，对前苏联解体的研究最终应该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前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属，二是对前苏联解体的价值判断，即前苏联的解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于第一个方面，显然西方的学者认为前苏联的解体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发展的历史必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的必然命运，是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的大胜利，当然，由此可以符合逻辑地推论出对第二个方面的结论：利大于弊。与此相反，共产主义者尽管对责任的归属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前苏联模式，有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有人认为是冷战和“和平演变”。但对于第二个方面的结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把前苏联的解体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重大挫折，虽然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经验教训，但毕竟是弊大于利，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这两个方面都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所以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其结论的科学的说服力。

（四）当然，对前苏联解体的原因的研究中不尽人意的情况的出现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难以回避的意识形态因素。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中国现在是、将来还依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国内的研究的焦点就必然集中在如何吸取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上，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服务。对于西方来说，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存在始终是他们心目中的最大的威胁，也是他们称霸世界的一块最大的绊脚石，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如何制定、实施更有效的、更具针对性的和平演变政策，是许多西方学者最终的研究目的。

其次，资料收集的困难。从已发表的论文、专著中可以发现，大多数的论述、分析都是纯理论性的，缺乏详细的、具有权威性的统计数字的支持几乎是一个共同的缺陷。这就使得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理论预设出发，有可能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虽然前苏联解体已近十年，但很多有关的档案还没有解密，很多相关资料只能从一些有关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中略窥一二。而且在前苏联的改革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后期，由于社会比较动荡，不论是国家研究机构还是学者个人，可能都没有进行科学的、详实的资料统计、分析的工作的环境。这也是纯学术性研究难以进行、难以深入的主要原因。比如，由于缺乏对改革期间人民的心理变化的调查资料，就难以进行对前苏联社会大变动中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这确实是理论研究中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