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剖析范文大全

第一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剖析

中国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安全

王岳川

开场白

没有文化的人类历史是无法想象的，任何民族都离不开文化；任何个体无法脱离文化，个体总是需要认同某种文化，没有文化的个体人生是不可能的。大到国家、民族，小至每一个历史时空中的个体，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环抱着人迈向自己的未来，个体通过自己的作用承担起所属文化圈的职责，并将自己所属文化发扬光大；任何文化选择并非轻松随意的，文化链条的断裂总是会带来形形色色的文化失语。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大国文化战略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忽略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正视和重视的重大文化战略问题。

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

软实力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

文化软实力是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提出的。

他认为，软实力的来源有四个方面，即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实际上四者都可以归属于广义的文化。约瑟夫·奈强调中国软实力的上升不是威胁，他不认为多数美国人会将中国不断上升的软实力视为一种威胁，“存在着中国软实力和美国软实力共同增长的可能性，它们不一定是对抗的”。

中国在寻求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以及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的过程中，积极开展以中国语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广活动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这样的外交活动有助于展现中国文化魅力，激发外国公众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价值观与文化，消除他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戒备以及树立一个文明的、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中国形象。

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

正如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示的：在美国出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近来美国《混合语》杂志不断曝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打压第三世界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

在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实际上，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就连西方内部，文化冷战也从未断绝。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法国文化，针对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谈判中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法国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2001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第五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多样性的繁荣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

今天，应对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献、音乐、视觉艺术、电影、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长到3879.27亿美元。文化发展之快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合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中国也开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希望有3000万甚至3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然而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 2 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传模式、广告模式、营销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

最近几年，一些中国电影逐渐走出国门，在为世界所认知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海外市场，其中贡献大者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但恰恰是这些大踏步走出去赚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电影导演，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作品不仅“媚洋”、“求大”，而且“没有思想”。结果，钱投得越来越多，电脑制作越来越虚假，画面越来越残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从市场获得高回报。这在美学上被称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视觉狂欢取代了思想的深层感动和内在灵魂的拷问。面对美国文化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

中国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意义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层次上，必须批量生产，规模推出文化精品，这就需要市场的投入。但文化市场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场，懂市场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因此，需要解决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官方应有文化的高度。第二，熟悉市场，了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场，知道谁在消费和需求中国的东西，否则就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严重错位。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机制影响，人云亦云，喜好消费那些宣传海报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文化产品总体上仍属于奢侈品，很多人受经济条件约束却消费不起。这些都制约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发展。第三，中介环节问题，主要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种弹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财务制度等，否则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第四，专业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请一批真正的专家、学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编他们的思想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争端中的中国处境

新世纪亚洲格局的重组，表现之一是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的四大发明遭遇挑战，说明文化软实力关系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要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1.新世纪亚洲格局重组与话语权争夺

亚洲正在崛起，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3 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大长今》的热播，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而且，他们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韩国只有4900万人口，却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为了塑造东亚大国形象，韩国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

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早在198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试图从“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为了塑造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据报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分科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到2025年将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万人”这一目标写进5月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明日本致力于通过吸引世界而传播日本文化。

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经拥有了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其间我们中国重点在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怎样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论实力，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三，但论观念和策略，中国却没有跟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推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东亚崛起的文化格局预示着当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转折：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 4 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我们更应该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2.四大发明遭遇挑战

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

20世纪后期，亚洲各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铁）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至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15世纪50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约四百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这样说“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甚至有人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 5 而已。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由毕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7世纪才出现的，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50万、60万、7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7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考古学界的丑闻。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已经在不择手段地粉饰甚至伪造历史。

其实，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是在中国文化发源问题上，“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一度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20世纪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后，即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的，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他的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甚至推测出了具体的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中国文化西来说”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认可，包括章太炎、刘师培，甚至当时中国人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几乎无不奉“西来说”为据，不惟坊间教科书为然，即使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史、中国地理讲义，亦曾一时全采这种说法。

当然，同这种观点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如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认为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存在相近之处，是受“一源辐射”影响，西学只不过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皆谓圣人所已言”，“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黄宗羲讲学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拾中国圣人之余绪：“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积极倡导西学的康熙帝同时也积极倡 6 导“西学中源说”。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下迨清末，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俞樾、黄遵宪等依然老调重弹。这些说法，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打开国门过程中“天朝上国”的民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将西学纳入中国学术系统中，可以回避严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学。

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

3.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国内的和谐，一方面则依靠国际形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各类中国分裂论甚嚣尘上。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7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根据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右翼学者中岛岭雄，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主张把中国分割成12块，除了上面7个地区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同时，日本右翼政客宫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抛出所谓《中国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国应在邓小平以后“分成16个小国”，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广西、宁夏、云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国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在台湾岛内则有一个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和平七雄论》，这是又一个妄图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这7块包括满洲（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认为，台湾已经分割出来了，不必将其列入。

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未来处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在20世纪末，美国《华尔街导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是“花架子”的中国，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像模像样，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裤，这叫做“花架子的中国”。正是因为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国论”——日本最早提出然后得到美国的附议，而在21世纪初被李登辉加以系统化。以七国论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国等西方现代国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国分裂论，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变得空前复杂。

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应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 7 各类分裂舆论。

国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王国维在后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国维有什么关系？王国维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学，是为了唤取民智，唤醒民众，以救国人精神疲弱；然后写《人间词话》是要唤醒自己；写《宋元戏曲考》——把唐诗宋词之后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重新加以阐释并订其谱系；再往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借发掘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雄强精神，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伯希和、斯坦因等从敦煌抢走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料，使得中华文化命脉有中断之险，如果中国学者不去研究敦煌，那么谁研究？后来，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为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外蒙古将从中**体上割裂出去。王国维做的每一门学问都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那么，今天如果“七国论”成功，难道匹夫无责吗？如果“港独”、“藏独”、“疆独”、“蒙独”、“台独”都出现的话，中国还是中国吗？军事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大的国家内乱不断，所以文化的重要性异常明显。

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文化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文化问题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亚洲的经济是“雁形”经济。领头雁是谁？当然他们认为是日本，而且经济中心是在大阪。中国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心可能是上海。韩国人不同意，说未来的“雁形”经济中心应该是在韩国，它的中心是首尔（原名汉城）。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敏感程度相当高，不管是北边的中俄边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南边的西沙群岛问题和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竞赛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中日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一触即发的。很多人认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国际文化形势而言，我却觉得实在应该居安思危！

2008年，美国CNN主持人辱骂13亿中国人。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也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

4.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救国救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和“走出东方”的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的观点，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大半个世纪以后，对这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验证，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经济的崛起必将引发对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华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远东经济评论》、《纽约时报》等出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所谓“中国欲向海外扩张”，反映出西方学人群体中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文化种族偏见。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应受到批判，同时，需要在学术思想上杜绝“文化战争”的错误观念。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张艺谋的《英雄》进入美国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公映时间推后了40天。因为审片专家组看了电影以后大惑不解，说过去看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丑又脏奔跑在黄土高坡、说着宝鸡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视这片黄土地上孤独行走的人。同样，他们也很容易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下面中国式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咀嚼过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们美国“现代化”了，幸好我们不像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那样。这是他们评委当时的看法。张艺谋突然出了一张新牌，让这些评委感觉到理解很困难：黑色的军阵，红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纱，而且秦军军威震地、万箭齐发。当箭穿透赵国书院时，那位长者说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这说明了文化长于军事，文化胜于战争。于是，美国人发现中国形象变了，不再 9 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国，相反，军威震天的秦国形象代表了雄壮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国。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得以播出，播出之后即获得一片好评！

大国崛起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

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文化创新和可持续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1.从经济资本走向文化象征资本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1820年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从1820 年到1870 年这50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1820年左右，西欧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3.6%，但到了1870年，就达到了33.6%，远远超过同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到199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到20世纪后期，从1952 年到2005 年，仅仅53年,中国的GDP增加了20倍。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200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如今美国、日本加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前三强，中国这个历史上的落后国家，综合国力排在了世界第三。中国在掉下低谷后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这种复苏使得中国的身份变得空前复杂。一会儿是“中国落后”、“第三世界”、“中国的环境污染”等，一会儿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中国分裂”等。

我坚持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科技经济，军事崛起，而在于我们的文化身份不清。这就说明中国的“文化资本”还不丰厚，需积极进行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通过经济崛起与文化创新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大国地位。

2.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文化牌

在西方现代性统治世界的近200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整体上丧失了自己的声音，丧失了主动支配自己的能力，而只能沦为西方现代性的边缘或附庸。中国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之间摆动，或认为自身历史悠久，或崇拜现在的西方。人们一方面在忘记中国自身的传统，一方面对西方这一他者总是雾里看花、琢磨不透。向西方学习并没有获得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内在特性，反而往往通过西方抹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有文化的凝聚力，文化身份认同就将出现问题。在经济起飞之后，全盘西 10 化之中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东方文化？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崛起速度越快，文化则越弱。

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去“解”，当代思想战略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在我看来，那些一味目光向内感叹地球变小为“地球村”的人，没有注意到时代已经悄悄发展而进入“星际交流”的太空文明时代，中国文化应该在新世纪有大的作为。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世界的。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场，并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众多思想家互动形成大国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同。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守正创新是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战略。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人类的和世界的。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第二篇：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国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主席说过，文化软实力不仅是中国梦内在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没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在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都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提高我国的软实力。

在区域之间，文化的作用对内多表现在能激励士气、凝聚人心、整合力量上；对外多表现在能提高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的竞争力上。文化能创造不同于科技、经济等的新的发展动力，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第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带动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在市场机制下，文化可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大类。文化事业是一种公益性文化，文化产业则是通过产业与市场的运作，创造出文化内容，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产业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径，用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强化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整合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文化具有社会整合和导向的功能，文化整合功能是民族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基础，而导向功能则能够推动社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进步。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的精神积淀，是凝聚各民族力量的桥梁。

第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展现出社会主义文化魅力。文化与思想的发展是没有疆界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等内容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国同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他国影响。依靠自身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外交亲和力等软力量来吸引他国。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孔子学院是“走出去”文化策略，在国际软实力竞争的大环境下，是我国的一项文化外交政策，向世界展示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把汉语言文化推向了全世界，使世界更好的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并且提供了互相交流的平台。

鼓励和引导非公有资本公平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积极引导产业方向，丰富文化产业内涵，延伸文化产业链条，提高文化产业附加值。要积极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大力培育发展动漫游戏、网络文化等新兴文化业态，加快出版发行等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要着力培育龙头企业，鼓励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和集约化经营水平，切实使文化产业做大总量、做优质量。

提高国际地位，实现世界强国，软实力和硬实力两者缺一不可，但文化的软实力更为深远，更能深入人心。

第三篇：中国文化软实力

论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发展

软实力在提升国家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上是硬实力的强制性所无法比拟的，软实力就是一种春风化雨般吸引他国认同甚至依循自己政治主张和价值原则的“柔性资源”。

我国可谓深谙此道，因而将提高文化软实力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通过在海外创立孔子学院、扩大对外汉语教育、利用国际赛事和会展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等途径促使国际社会增加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增强国际影响力。我国的传统文化 “仁义”等理念在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充分体现。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更是充分利用这些平台，向世界宣传了中国文化，并让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汇同于此,充分融合、协调。中国还提出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它让人们了解到中国的和谐理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价值认同。

第四篇：浅析中国文化软实力

形势与政策论文

浅析中国文化软实力

摘要:文化软实力正日益成为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和平发展的中国，应该把打造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现实发展战略的重心。综观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现状，虽然在总体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在客观上也存在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结合我国实际，从文化软实力存在的问题出发，探索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新思路和新方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改革创新

正文：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努力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需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时）”。我国学者对软实力的认识有别于约瑟夫·奈的观点，但在软实力构成上，中西学者一致认为“软实力”是包括文化、价值观念、外交政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在内的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中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即“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一）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这种独特而鲜明的特质，就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在当前世界大变动的格局中，中华文化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家对内对外重视软实力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对内多主张德政与仁政,对外多提倡王道与厚道。中国古代关于软实力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奠定了中华民族爱国思想和以人为本精神的基础,至今仍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外交政治理念核心是儒家的仁政与王道思想,倡导的中和哲学与中庸之道、人我关系哲学与忠恕之道、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协和万邦与大同小康、德政与仁政、尊王道贬霸道等,以及墨家的兼爱非攻与扶弱击强等基本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德性内涵。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为今天的软实力建设留下了珍贵遗产。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这一地区除了中国，还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地。中华文化也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以及科举制度、四大发明、航海造船等等，是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我们必须继承与发展！

（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是软实力增强的强大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外交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与邻为善和以邻为伴、对话而非对抗，“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

全观，和谐世界等主张，对外占领“道德制高点”。内政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与战略目标等,汇集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

特别是2007年10月，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表明，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已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升到党和国家战略的层面，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方针。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的坚强后盾和强大推动力！

二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一）文化发展水平低，对外传播不足

由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起点太低，尽管当前推进速度比较快，但是吸引力还是极其有限的。主要表现在：1在语言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处于严重逆差状态。2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的大学质量远远地落后于欧美，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入围世界顶尖高校之列。3在学术研究方面，时至今日，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国内获得诺贝尔奖。4在大众文化方面，中国影视市场和音乐的“进出口”极不平衡。

（二）文化管理体制与能力落后

传统的计划体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存在，文化管理者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型的文化管理方式，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生产力难以充分释放，进一步导致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以及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薄弱。

（三）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污染严重，社保不足，腐败严重，公权力滥用，强拆等一系列问题，造成国民对国家的失望和国外对“中国模式”“中国梦”吸引力下降。

三改革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国的软实力有着难以复制的优势，但同样有着众多的不足。我国在提高文化软实力，扩大文化影响力方面既面临着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总体来看是机遇大于挑战。而抓住当前国内外的有利时机，迎接挑战，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也是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应当承担的责任。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需要继承和发展自身优势并且探索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新思路和新方式，在此我有以下建议：

（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服务贸易。

文化传播能力与一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直接相关，是一国文化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元素。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该国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服务贸易可以将我国优秀和先进的文化传播出去，提高我国影响力。

（二）创新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整体作用。

软实力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党和国家还有普通民众共同努力，把各个方面的力量整合起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创新文化管理体制使之更有利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升国家吸引力

近几年所涌现的社会问题，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有利于根本上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人民团结和“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四）要综合运用经济、军事的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种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文化软实力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坚定不移的继续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综合运用经济、军事的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种作用，形成整体合力，大幅度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水平，使之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中国日报》《南方周末》

浅析中国文化软实力

学院：化工与材料学院

班级：

B1005

姓名：孙隆隆

学号：1513100523

邮箱：orange_oranges@qq.com

第五篇：浅谈中国文化软实力

浅谈中国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处于“原生态”状态，优秀的文化传统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成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文艺演出、语言文化、图书出版等文化领域面临着“文化赤字”；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忽视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和改造。在国家大力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对文化发展的注意力明显下降,对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的认识也明显不足。这就导致大量优秀的文化资源被我们主观所忽略,潜在的文化软实力没有被发掘。其次,一些文化产品被注入其他因素,降低了其本身的质量。许多的文化产品在运行中被大量注入商业的因素,本身的优势资源流失,结果反而在竞争中处于被动。最后,文化市场运行的不规范化。如文化产品盗版严重、低俗不健康的产品充斥市场等,要规范好我们的文化市场,才能为文化资源向文化竞争力的转化提供有利条件。

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赤字”的现象。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销往一些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文艺影视也有类似状况。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统计,2008年国内艺术团体的北京演出次数与2007年相比,减少1.56%,但与此相反,外国剧团在北京演出的次数增加36.3%。中国出口到国外上映的电影可谓凤毛麟角,而国外利用中国文化元素拍成的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却赚到盆满钵满,《花木兰》、《功夫熊猫》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难看出,中国在文化贸易这一块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不得不让我们担忧。其实,在中国深厚文化的孕育下,不乏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产品,然而传统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给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竞争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使得我们的文化没有占据有利的条件,没有发挥其所具有的潜能。

在我国文化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专业文化人才的缺失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我国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的一个原因,不是我们缺乏形成软实力的文化资源,而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不了解海外受众的需求,不了解国际文化市场的需求,不善于运用国际经验和惯例来传播中国文化。我国着名艺术家金曼指出,我们不仅需要一批一流的文化产品,我们还需要一批了解中华文化,了解世界文化市场,善于市场策划和运作的国际文化经纪人。许多我们认为不错的文化产品因为缺乏市场化运作,在海外没有引起反响甚至受到冷遇。文化经纪人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严重制约。因此,大力加强对专业性文化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