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论坛】铁帽子王奕匡：大清首富为何越讲政治越腐败

第一篇：【百家论坛】铁帽子王奕匡：大清首富为何越讲政治越腐败

铁帽子王奕匡：大清首富为何越讲政治越腐败

雪珥

【载于《百家讲坛》（红版）2010年第9期】

1909年的宣统新朝，留任而有实权的老干部，只有一个年过七旬的庆亲王奕匡，掌管着各部之首的外务部。

作为四朝元老及少数参与了大清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老干部，奕匡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极大的知名度。举凡大清国的历次重大事件，他都是前台的活跃角色。遍查当时的西方报纸，他的曝光度，仅次于李鸿章、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国务活动者”之外，奕匡还以贪腐闻名全球。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

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至少是“首富”之一，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存款。

奕匡并非大清国的近支皇亲，他在政治上的崛起得益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的政争。1884年，奕䜣再度被慈禧太后踢开后，奕匡因缘际会地取代了奕䜣在总理衙门中的位置，并晋位为庆郡王。从此，他的官运一路亨通，权力横跨外交、内务、财政和军队，远超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

按照清制，爵秩本应降递一等承袭，即亲王子只能袭郡王，郡王子只能袭贝勒。亲王如果得到世袭罔替，就是所谓的“铁帽子王”。咸丰年之后，只有恭亲王奕䜣和醇亲王奕譞得到“铁帽子”，但他俩毕竟是咸丰的亲弟弟，奕匡以远房宗室成为“铁帽子王”，开创大清国的政坛奇迹。

一个腐败到举世皆知的贪官，为何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尤为难得的是，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奕匡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䜣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

奕匡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遗。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匡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 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不满。载漪等把奕匡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匡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奕匡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高喊着扶清灭洋口号的“极左派”们，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匡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匡和李鸿章“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匡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从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大清乃至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广、难度最大、力度最强的改革。这一改革的主力袁世凯，如果没有奕匡各种手段的保驾护航，或许早就成为改革的烈士了。后人多将奕匡与袁世凯的交往看成是利益输送，而忽视了在大清国的特殊国情下，无论忠臣还是奸臣，都是孤掌难鸣的。

奕匡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匡。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奕匡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为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朝廷派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御史们群情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匡发难，弹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结果江干脆辞职，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匡只好请假躲避。

其实，两次反腐斗争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们其实也是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1909年成立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拿庆亲王开刀。载沣曾告诫江春霖等“不可乱聪明”，此话很值得玩味。

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奕匡，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

其实，到了奕匡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从这个角度看，奕匡的“首富”非当不可。

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贪官；而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1917年，奕匡去世，宣统皇帝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这无疑表明，丢掉了江山、却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贵胄，并没有真正明白，黄龙旗为什么不能继续飘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