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创新社会治理部分

第一篇：十九大报告中创新社会治理部分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价值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第二篇：十九大关于依法治国创新社会治理主要精神

十九大关于依法治国创新社会治理

重 要 精 神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十九大报告的相关内容，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我通过系统培训学习和认真研读十九大报告，认真体会十九大精神。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作为法律工作者，更应加强法治理念学习，在本职工作中坚守法治理念，推进法治建设。

法治是国家行驶在平稳发展轨道上的润滑油，也是推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助力剂。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国家亟需呼 唤法治的完善实施，为改革保驾护航.只有以法治为准绳、以法治为抓手，党的执政基础才会更牢固，党的壮大发展才会更坚实，党的领导指引才会更有力。唱响“法治”主旋律，推进法治新步伐，传播中国最强音，让这股正能量谱写依法治国的新蓝图。

推进法治，须德治先行。“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建设法治国家，既须法律的庄重威严，也要道德的春风化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沿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目标促进改革，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理想凝聚共识，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准则检视行为，则法治信念必将深入人心，法治风气必将弥漫社会，为依法治国树立正确价值引领凝聚不竭的精神动力。推进法治，须科学立法。“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强调提高立法质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精神、反映发展变化、得到群众拥护，发挥推进改革的重要法治力量。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法治的时效性和完善性都面临着时刻的挑战。为保证凡事都有法可依，凡事都有章可循，凡事都于法有据，就要步步为营，紧随深化改革的步伐；就要精益求精，上至国家方针策略，下至百姓民生；就要深思谨慎，严守科学程序，多层分析，多方论证，多级评估，使立法切实科学有效，经 得住检验，才能保得住权益，维护住正义，把持住公平。推进法治，须全民守法。法治只有得民心，顺民意，坚固民众基础，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拥护，法治才能成为人民内心时时恪守的律令。这就要求必须突破“闭门造车”樊篱，全面倾听民意，充分吸纳民智，力促民主立法。把耳朵“竖”到群众之中，把“听力空间”扩展到各个领域，耳听八方广纳群言。听得进群众的声音，记得住群众的意愿，保护好群众的权利，“接地气”才能暖民心，才能汇聚力量，形成人人学法懂法、人人守法护法的“好空气”，为法治中国树立最坚强的柱石。

第三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增强风险意识，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以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引领，以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奥秘是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的奥秘则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社会合作。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一是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携起手来，才能建设好安

— 1 — 全家园。要在发挥好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社会成员增强主人翁精神，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大众的问题由大众来解决。二是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最优模式，应该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把社会治理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三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我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直觉、感性思维，习惯于对事物进行模糊的归纳，严谨、理性、体系化的实证研究不够。这种思维方式容易导致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注重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

（二）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

目前，社会矛盾大多属于利益诉求。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健全利益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紧张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诉求表达渠道，发挥人大、政协、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利益表达功能。全面推行阳光信访，尽快实现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全面联通，把网上信访打— 2 — 造成群众信访主渠道。积极推进网络参政议政，搭建党委和政府同群众沟通交流新平台。二是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谋发展、搞建设，都要统筹好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好群众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要围绕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原则，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多同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地顺乎民意。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前臵程序，努力使评估过程成为倾听民意、化解民忧、赢得群众理解支持的过程，预防和减少因决策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三是健全利益保护机制。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大多是由损害群众利益问题引发的。要树立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围绕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办大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发挥好司法救济功能，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群众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三）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现代社会，善不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是衡量党委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创新多方参与机制，更好地组织动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努力实现社会事务社会治理。一是发挥好企事业单位作用。企事业单位不仅承担着防控安全生产风险的重要责任，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共

— 3 — 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为维护公共安全发挥更大作用。二是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确保其成为党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发挥好社会组织在引导社会成员参与风险评估、矛盾调解、社区矫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发挥好基层自治作用。基层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层群众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机制，构筑起全社会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做到知风化险、规避风险。

二、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一）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目前，我国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唯一性目标基本实现。要加快国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深入推进居民身份证换发、异地办理和指纹信息登记工作，建立户口和身份证信息联网查询比对制度，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确保基础信息全面、准确。

（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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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基于公民身份号码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实名制的落实。建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抓紧推行手机号码、银行卡、网络实名制，消除网上网下各领域虚假身份。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坚持推行实名制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并重，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加强对用户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

（三）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

社会心态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影响社会和谐程度。现代社会，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绪潜滋暗长，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要开展社会关爱行动，发展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和个人。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对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的，按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要求，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辅导、援助，引导其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三、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

— 5 — 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一）以信息化为支撑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创新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骨干工程、建设平安中国的基础工程。要结合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更高起点上统筹设计好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不仅更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也为加快建设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别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脑力+信息”发展起来的智能产业，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智力水平，也为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坚持信息化牵引，积极推进打防管控一体化、网上网下一体化，确保社会治安防控形成体系、充满活力。围绕整合资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标准体系、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

（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如何预防化解易发多发的社会矛盾，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托基层组织，发展信息员，完善社会矛盾滚— 6 — 动排查、及时预警机制，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臵在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引导群众更多地选择非诉讼渠道和方式解决纠纷。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专家参与技术性、专业性领域纠纷解决工作，提高纠纷化解权威性、公信力。借鉴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展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

（三）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基层基础建设既是根本性任务，也是紧迫性工作。要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建设基础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服务管理资源向网格延伸，提高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水平。随着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提高，领导机关拥有的信息资源更加集中，服务基层一线更有优势。领导机关要健全服务基层的情报综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机制，及时把高质量的预警情报和急需信息实时推送到基层一线。要牢固树立寓管理于服务的理念，通过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务，有效覆盖专业工作难以触及的领域，有效采集日常管理难以采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四、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

— 7 — 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一）增强风险意识

面对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全社会只有牢记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才能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风险。一是加强全民安全意识教育。全社会成员要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观念，提高共同防控风险的自觉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采取以案说法等方式，让安全文化入脑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在各类风险高度集聚的今天，预警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首要环节。要根据风险形成规律，建立研判、预警、防范风险苗头、隐患先兆的机制，防止其累积扩散、突破临界状态。探索“人力+科技”“传统+现代”的风险预警模式，提高对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及时切断风险链。三是创新协调联动机制。维护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环节，只有紧密配合、有效互动，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与社会力量合作联动机制，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把各种资源、力量、手段统筹起来，建设好维护公共安全的天罗地网。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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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细化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针对高速铁路、城市轨道、油气管网、城市燃气、高层建筑防火、城中村等重点领域和煤矿、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企业，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同时，善于查找前端治理中带有普遍性、趋势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提高防灾减灾和应急能力，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灾应急社会动员机制，落实统一指挥、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加强全民减灾防灾宣传，形成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强大合力。

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功能，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增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主动性、及时性、协调性。

（二）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制度。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出台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全过程，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三）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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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安全法》规定，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要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今后，要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延伸到经济以外其他领域，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内容和程序，明确违反国家安全审查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努力构筑维护国家安全的“防火墙”。

（四）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极端宗教活动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事关国家治乱兴衰。要把确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压态势，组织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群防群治，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国际合作，全方位构筑反恐怖安全屏障。

第四篇：创新社会治理

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一、什么是社会治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此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社会管理”。新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

“Governance”即“治理”的概念，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

按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

参照以上提出的“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

社会治理必须强调“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同时也不能靠一场“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社会管理”的最显著的特点。

社会治理必须倡导“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

社会治理必须兼顾“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社会排斥”的色彩。

社会治理必须注重“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

二、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治理体制占有重要位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就必须重视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社会治理的“五个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思维视角从“国内”到“全球”的转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把社会治理当成纯粹的国内事务，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加剧了各国的文化冲突，极大改变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环境；大规模的人员、资源、信息、资本快速跨国流动，加速了风险传播，放大了危机影响，增加了社会治理难度；民主行政、责任行政、服务行政、回应行政等理念深入人心，冲击着政府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在这一潮流下，任何一国的社会治理都不可能孤立进行，“全球治理”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从一个封闭式的治理结构转向开放式的治理结构，并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社会治理问题。经济全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在树立“全球”思维的同时，还要主动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意识形态管理，深化公民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形成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文化传播多位一体的安全防范布局；在国际上，要进一步加大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形象，在涉及国内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坚持原则，坚决杜绝任何外来势力干涉，依据本国法律法规妥善处理。

实现社会治理主导理念从“利益”到“价值”的转变。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价值取向与单纯的经济管理活动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截然不同。我国过去30多来年的公共管理，是以物质利益为导向的公共管理，实施的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实施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完全做到以人为本。在利益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下，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失灵状况。在此背景下，建立实现多元价值追求的复合治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工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谐成为应然选择，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善治”的社会治理目标。

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定位从“维稳”到“维权”的转变。“维稳”与“维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由于特殊的国情，实践中，我国社会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单纯地强调“社会的稳定性”指标，忽视了“社会的公正性”“社会的参与性”等维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维护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局面，但也不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导致了影响社会和谐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必须顺应公民权利意识大大提高的现实情况，公平保护公民利益，坚持依法治理和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真正防止因为“维权”而产生的“维稳”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大政府”架构在一定阶段产生过一定积极效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政府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发展。现实中，政府负责等同于政府包揽，从观念到制度都排斥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公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实际上，社会治理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应强调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体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主体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擅长，因此需要主体的多元化。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为公众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从政府单一主体的单向度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推动社会治理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从“刚性”到“柔性”的转变。社会治理既可以凭借法律约束、纪律监视、强迫控制等刚性手段，也可以依靠组织、协调、激励、感召、启发、诱导、协商等柔性方法。长期以来，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时，往往习惯于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而对于柔性方法则较少采用和考虑。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柔性治理思维，变硬约束为软引导，变强制服从为服务感化，变堵截民情为疏解民心，变应急管理为预防治理，变事后干预为事前预防，合理引导社会舆论，适时干预社会情绪，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

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

十八大提出，为了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做到：

（1）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3）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第五篇：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党建亮色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党建亮色

xx年“七一”前夕，XX街道正式启动“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按照“一会统筹、N区联动；分类推进、全面提升”的党建工作思路和“强化党建、服务民生、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工作目标，横向上，按照行业组建行政区、社区、商区、校区、园区五个党建联盟，覆盖区域内40多家基层党组织，构建区域党组织枢纽式工作格局；纵向上，形成党工委、二级党委、党建联盟、党（总）支部的四级组织网络，及党建峰会、党建联盟联席会议的工作体系，构建区域化党建协同联动体系；形式上，通过“自动、小联动、大联动”，优化“内循环、外循环”，形成服务型党组织引领的社区治理统筹联动机制。xx年多来，区域化党建的杠杆效应逐渐传导至社会治理领域，逐步形成了以基层组织建设为抓手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新格局。

一、立足“两大主题”，应对地区“四大需求”——“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缘起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是事关上海当前改革和未来发展的全局性大事。XX探索“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正是植根于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这两个重要主题。一方面，街道提出“实现全面城市化、打造美丽新XX”的战略目标，要求党建工作和群众工作紧扣“管理有序、环境优美、文化繁荣、宜居宜业”的城市化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市民全面发展和产城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又要求尊重基层首创，拿出切实举措，真正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

“N区一会”牢牢扎根于XX地区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现实，是应运而生的创新举措，具体表现为用区域化的方法为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过程中呈现的“四大需求”提供解决路径。

一是群众诉求从“基本型”向“多元化”发展，产生“张力”需求。

XX的基本需求仍然占据较大比重，如全街道低保户占全区三分之一左右，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31%。同时，精神文化、市政发展、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等新型需求表现日渐旺盛，居民在就医、出行、教育、居住、物业管理等领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利用和分配成为群众普遍关注的焦点。

二是区域格局从“单一型”向“混合型”发展，产生“合力”需求。

XX曾有“市场兴、百业兴”的说法，但在“调结构促转型”的要求下，以专业市场为主的单一产业格局，近年来已经演化为集电商、汽配、金融等为一体的多元型产业结构；原本以曹安路为主线的商圈分布，演化为全区域覆盖的混合型产业布局。而地铁13号线开通、14号线即将动工，也使业态、地缘之间的关系更为纵横交错，产城融合和区域治理的需要更为迫切。

三是社会建设从“内生型”向“公共性”发展，产生“动力”需求。

公共服务平台、条块治理模式逐渐充实进管理体系，取代居民区、经济单位、行政部门的自我管理。近年来，针对内生型需求溢出带来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问题，街道推出“大联勤”、“小联勤”等社会管理综合性平台，加大开放参与和公共治理的力度，并在“N区一会”工作中提出实现区域化党建靠动力激发的要求。

四是党的建设从“单位制”向“社会化”发展，产生“活力”需求。

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少资源”无法应对利益诉求多元交叉的立体格局，无法解决群众具体的问题就意味着失去一部分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组织建设“低活力”难以匹配市民生活和产业发展的活跃程度，固步自封带动不了群众参与、监督、评判。“自扫门前雪”、闭门抓党建的传统基层组织建设方式已经疲态尽显，作为社会治理的“领头雁”，基层党组织迫切需要提升自身活力。

二、围绕“三个方面”，推动“xx服务”——为社会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和工作平台

“N区一会”工作的出发点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党组织自身作用的发挥，提升党建工作对社会治理的引领效应。着力点是开门搞党建，跳出党建抓党建，实现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的全面融合,实现单位内外、行业内外、区域内外资源统筹利用。据此，“N区一会”着重在基础性、组织力、项目化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推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首富有XX特色的“xx”党建工作经。

一是突出“基础性”。

把组织建设作为加强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具体为：“联会峰会明确了路子”，每年召开一次党建峰会的同时，每季度各联盟召开联席会议，实行轮值主席制，增强联盟的常态运行力；

“课题调研开阔了脑子”，各党建联盟完成调研课题；“特色工作亮出了法子”，基层党组织每家至少实施一项党建特色品牌，部分工作涉及社会治理领域；“先锋指数测出了影子”，对全部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了先锋指数测评，形成了“群众眼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基本反映。

二是强化“组织力”。

称之为“十项机制建起了架子”，机制包含两项“组织架构建设”（组织领导、党建峰会机制），形成神经系统；五个“运行规范建设”（联盟联动、党群联动、联勤联动、品牌创建、专题研讨机制），犹如“手和脚”；三项“保障支撑建设”（先锋指数测评、专家咨询、督导指导机制），赋予“大脑”和“小脑”功能，以此形成一个集街道党工委、党建联盟、基层党组织及社会力量一体运作、各司其职的区域化党建“神经链”，并有效传导至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末梢。

三是巧用“项目化”。

即分解推动、项目运作。具体为：“联动共建搭起了台子”，构建38对联盟内党组织“小联动”结对，84对联盟间党组织、与区域内体系外党组织、区域外党组织三个层面的“大联动”结对，围绕社会治理展开共建内容；“统一行动吹响了号子”，五个联盟实施五个统一行动，共同目标面前凝聚共同力量；“共治项目开出了方子”，根据社会治理要求，联盟形成“一年以一个重大项目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的推进思路和措施；“集中服务甩开了膀子”，每半年开展一次联盟统一行动日。

三、推动“N区汇聚”，提升“整体效应”——“N区一会”的初步成效

以区域化之“法”，党建联盟之“实”，党组织之“活”，开展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有效推动了XX区域内党组织共谋党建、共享资源、共同服务、共建和谐的能力和水平，使“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的作用得到明显提升，有效推动了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深化“服务结对”，形成“联动”效应。通过多渠道的资源引入，打造街道层面结对的30多对共建关系，联盟层面结对的25对共促关系，基层党组织层面结对的120余对区域内外联动关系，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合力形成。根据跳出XX推进区域化党建的思路，党工委结合街道特色，对应结对内容，在“N区一会”工作中全面深化与“五个结对单位”——市商务委干部人事处、市综治办党支部、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市企业联合会、xx区检察院的双向互动，为地区发展和群众工作提供坚强的外力支撑。其中，市商务委干部人事处在3131电子商务园建立“商务人才XX服务基地”，还为东方汽配城申请“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项目”提供政策服务，并指导其申请到一笔意料之外的扶持基金；市综治办对“大联勤”向社区“小联勤”拓展予以具体指导；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与街道联合举办后备干部培训班，为街道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市企业联合会对街道企业招商、组建企业家联谊会等工作进行具体支持；区检察院则对街道开展干部教育监督工作给予了指导。依托党建联盟的实体运作，在联盟内开展

“小联动”结对，相同业态、相近特点的单位党组织结成xx个对子，以共同发展、相互借力的形式推进服务群众、社会治理工作；与联盟间党组织、区域内体系外单位党组织、区域外单位党组织开展“大联动”结对，基层党组织建立区域内外结对共建关系xx对。XX市场监督管理所党支部与XX经济城党支部开展“所城联动”，探索共同服务企业发展、推动区域治理的新模式。坐落于曹安路的上海市轻纺市场，在参加街道商区党建联盟后将“星级”商户的评选与商户的社区表现挂起钩来——不仅要看经营，还要看社区表现。租户一改以往在租住地乱堆乱扔现象，邻里关系和睦了，还激发了社区志愿服务的热情。

打通“服务分割”，形成“联合”效应。依托社区党委、行政组织党组，形成“二级党委（党组）”领导和推动“N区”党建联盟的工作架构。街道各科室紧紧围绕“N区一会”谋划和开展工作，形成部门联动、工作联合的服务态势。园区党建联盟综合服务中心，由机关干部轮流开展“一口受理”，切实体现党群部门机制联享、组建联推、阵地联建、活动联办、考核联动的要求。同时，在各类群众性问题研究和解决过程中，全面开展资源整合、力量联合，严格执行“一、三、十五工作日”制度的要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天给出初步答复，三个工作日给出明确答复或解决，十五个工作日内基本予以解决，不能解决的给出明确解释。在此基础上，带动“网上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大联勤”、“大数据

”等群众综合治理平台建设，共同组成群众问题和社会矛盾解决体系，推进影响群众满意度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和及时回应。

优化“服务体系”，形成“主体”效应。按照市委、区委关于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的要求，“N区一会”全面统筹街道群众工作，形成区域支撑、基层自治为主要特点的群众工作格局。一是强化基层自治机制。在社区全面实施“五联”工作法，构建先锋议站（家）、社区议站（家）。二是建立区域单位支撑机制。全年区域单位参与社区服务两千余人次，向社区捐助资金近百万元；三是改进机关干部在联系服务群众中的作风建设。街道机关党总支在全面实施“顺民心、听民意、解民忧”的“三民”工程中，结合找准解决“四风”方面突出问题，做到定点联系、定项参与、定期解决、定责落实。去年，街道各党组织有效解决群众反映问题1500多条。四是开展先锋指数测评。在街道全部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指数测评，随机抽取群众进行打分，聚焦“四风”、“不严不实”等问题，对照群众迫切期望解决的问题和社会治理效果，形成“群众眼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整体反映。

凝聚“服务力量”，形成“共同”效应。以党建联盟为单位，打造党组织共同服务力，是“N区一会”的重要目标。五个党建联盟分别实施了各自的统一行动项目，行政区党建联盟“四进四强”行动，社区党建联盟“五联”工作法，校区党建联盟“三优三名

”工程，商区党建联盟“五位一体”工作体系，园区党建联盟“四阵地”建设，成为凝聚共同服务力，分领域明确服务主线和服务内容的重要抓手。新郁社区在实施“平改坡”工程中，许多底楼居民不让脚手架搭在天井，“平改坡”眼看要“白搭”。社区党总支根据社区党建联盟统一行动——“五联”工作法要求，建立“三专”队伍，在工程建设和居民之间架设意见反馈、解决、监督的平台，10多家单位参与的专项工作组，在部门间吹响“集合令”；150多名居民骨干组建的专区服务队，在邻里间响起“征询声”；近10名居民代表担任的专门监督员，在施工队旁架起了“摄像头”，平稳完成全部建设，却没有一起矛盾升级。在统一行动的范畴内，党建联盟每半年开展一次“统一行动日”集中服务，五支“联动服务队”走上街头、走入市场、走进家庭，通过集中服务和集中走访，形成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具体举措；按照“一年以一个重大项目推进一个重要问题解决”的思路，各联盟明确各自“共治项目”，努力让群众感受到“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带来的变化：行政区党建联盟建设“网上信访联合接待大厅”，推进问题解决；社区党建联盟构建“党群议事体系”，推进居民自治；商区党建联盟打造“曹安路商圈诚信经营公益服务共同体”，推进社会责任；校区党建联盟运行“品质教育社会资源库”，推进校园建设；园区党建联盟建好园区“一中心一基地”服务点，推进人才服务。同时，党建联盟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每年开展一次集中性课题调研，去年形成4万余字联合调研报告。

突出“服务特色”，形成“抓手”效应。结合自身实际，当前，五个党建联盟内48家党组织提出并实施了50余项党建特色品牌，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社会治理领域。在一次沿街路面乱设摊治理过程中，XX城管中队的党员看到摊贩大多生活困难，“放任不行，贸然取缔却容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怎么办？党支部组织党员和骨干队员在现场路段设置“微型党课流动授课点”，并开展“城管进社区”活动，全面听取意见建议，探索“亲民、文明、服务”为一体的城管新形象。街道机关党总支的“浸社区”联系服务、铜川社区的“四事”活动、景域集团的服务“三带动”、轻纺市场的“心桥驿站”、XX幼儿园的“送教进市场”等，在XX的党员群众中日渐深入人心，成为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自觉行动。

四、相关启示

“N区一会”为XX街道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区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初步形成了汇聚区域资源的枢纽效应，也为区域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引领和启示。

一是激活区域单位“动力”，是区域化方法开展社会治理形成持久生命力的源泉。

就XX“N区一会”实践而言，区域化开展社会治理的动力体现在三个方面：“利益型”纽带，主要体现在为小微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环境型”纽带，主要表现在为区域单位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工作环境；“服务型”纽带，针对一些经营效益好、社会责任强的区域单位，为他们融入区域生态提供切实可行的服务项目。正是采取了分类实施、诉求对接的做法，“N区一会”激起了区域单位参与社会治理的普遍热情和共同话题。

二是坚持平台建设“开放”，是区域化方法开展社会治理形成广泛参与监督评判基础的前提。

党工委明确“N区一会”开门搞党建的基本运行模式，有效助推了基层自治体系的建立完善，提出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一平台五机制”为重点，推动基层党组织开展社会治理工作，也是立足于开放参与这个前提和基础。在近年来的党内主题学习实践中，坚持先锋指数测评机制，发挥“群众眼睛”的监督和评判作用，确保了党性锻炼植根于丰厚的群众土壤。

三是找准问题解决“实效”，是区域化党建带动社会治理创新统筹协调作用的关键。

群众对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因此，区域化党建从问题导向入手，推动问题查找、即知即改、项目转化。“共治项目”即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探索，通过区域力量聚焦区域问题、党建联盟统筹项目推进、职能部门支撑项目落地、社会力量评判项目实效，寓党的建设、社会治理、群众工作于项目平台运行之中。同时，党建联盟通过统一行动，党组织通过特色工作创建，也形成了常态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渠道。

四是做实部门力量“支撑”，是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形成稳定运行效应的基础。

一方面，行政区党建联盟将机关、窗口单位纳入基本服务力量，构筑了“N区一会”枢纽的关键支撑点。如园区党建联盟综合服务中心，就是以机关干部“一口受理”的形式开展园区企业服务。另一方面，行政区单位将区域联动作为基本考核内容，形成了问题解决机制的推动力。如以“一、三、十五工作日制”为依据，对机关干部每季度联系社区、联动区域的情况进行考核，在机关干部普遍树立了参与社会治理、解决实际问题的部门责任和联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