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的资料简介

第一篇：关于红军长征的资料简介

 关于红军长征的资料简介

关于红军长征的资料简介

一，关于红军名称来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秋收起义的工人，农民，自卫军上井冈山时名称是“工农革命军”。其他地方起义部队名称，有农民革命军，土地革命军，农民革命团等等。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规定，党所建立的军队名称是工农革命军。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正式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此时共产国际建议使用工农红军的名称。1928年5月25日党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部队于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南方8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改编为“新四军”。1946年秋“八路军”“新四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二，关于红军的发展：1927年“八.，一”起义后，党在各地发动农民工人开展武装斗争，主要有：1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革命军人，农军，工人起义，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建立根据地。2海陆丰农民起义；1927年10月，彭湃领导农民自卫军起义。3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日，张太雷，叶剑英，聂荣臻，叶挺等领导革命军人，广州工人起义。4湘南起义；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在湘南发动农民起义，3月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5弋横起义；1927年11月，方志敏领导江西农民起义，建立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6黄麻起义；1927年11月，潘忠汝，吴光浩，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安，麻城两县农民起义，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7渭华起义；1928年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渭南，华县的学生，农民，革命军人起义。8平江起义；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革命士兵和农民起义，主力部队转到井冈山。9百色起义；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广西右江的革命士兵，农民起义，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0鄂东南农民起义；董必武领导。11确山农民起义；扬靖宇领导。12湘鄂边武装起义；贺龙，周逸群领导。13龙岩起义；邓子恢领导。14永定起义；张鼎丞领导。15琼崖起义；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全国各地先后有一百余次的武装起义，各地起义的农民，工人，革命士兵，一部分成为红军，至1933年第五次„围剿‟前，红军总兵力约计30万人。

三，关于红军四支部队的长征时间；第一支，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五个军团，教导师，中央机关8万6千人于1934年10月16日至21日，分别从长汀，宁化，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经过11个省区，行程2万5千里，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部队剩有6千余人。第二支，红二方面军二个军团2万余人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甘肃会宁。部队剩有9千余人。第三支，红四方面军10万余人，于1935年3月28日，从四川苍溪出发，1936年10月8日到达甘肃会宁，部队剩有1万3千余人。第四支，红25军于1934年11月16日数千人，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合编为红15军团，11月3日编入红一方面军。四，关于各路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会师；各路红军在长征中有六次大的会师，按时间顺序，第一次是1935年5月1日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与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会师，组成红军第15军团。第二次是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组成左路军由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毛泽东指挥，左路军因张国焘分裂，红四方面军所有部队（包括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和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没有按计划北上。第三次是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子丹领导的红15军团在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会师。第四次是1936年6月22日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军团，红六军团（7月2日红二，六军团，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第五次是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城会师。第六次是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以东的将台堡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县的会师，宣告红军长征结束。12月7日，统一的中央军委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五，红军长征中的几次重要会议：1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2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的战略方针）；3沙窝会议（说服张国焘组建左右路军）；4巴西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继续北上）；5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6班罗镇会议（决定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7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六，各路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和著名将领；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毛泽东（军委主席，三人指挥小组成员），周恩来（三人指挥小组成员，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总参谋长）彭德怀（军团长）林彪（军团长）罗荣桓（军团政治部主任），陈云（军团政委）聂荣臻（军团政委），叶剑英（参谋长）张闻天（政治局常委，负总责），邓小平（总政治部秘书长）博古（政治局常委）杨尚昆（总政副主任）陈赓（干部团长）黄克诚（总政组织部长），肖劲光（军团政委）谭政（总政副主任）张云逸（先遣队司令员）罗瑞卿（先遣队参谋长）等。红二方面军：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萧克（军团长）王震（军团政委）等。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中央代表，军政会主席）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王树声（副总指挥）李先念（军长）。红15军团：徐海东（军团长）刘志丹（副军团长）。留在根据地作战的著名红军将领：项英，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等。错误指挥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人是：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三人小组成员，指挥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过半，遵义会议上被撤消军事指挥权）博古（三人小组成员，遵义会议上被撤消军事指挥权）张国焘（后受处分，被撤消部队领导权）。

七，红军长征中的著名战役：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

八，长征结束红军改编；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谈判合作，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以红一方面军和15军团为主，编成115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罗荣桓任政委。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委关向应。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张浩（因病离职，1938年1月邓小平继任）。1937年10月2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任第1，2，3，4支队司令员。1939年新四军组建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组建5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6支队彭雪枫为司令员。鄂豫挺进支队，李先念为司令。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第1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2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第3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4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5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6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7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1946年10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首次使用“人民解放军”，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通令〉正式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并把各大战略区部队编为野战军，下辖兵团，军，师，团，--。按区域，西北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龙任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中原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华东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任第一政委，宋任穷任第三副政委，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东北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政委，邓子恢任第二政委，肖劲光任第一副司令员，黄克诚任第二副.司令员，谭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建国后，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兵种的相继建立，野战军的名称也随之改变。

摘录整理说明：本资料来源，1，<辞海》。2，《资料卡片杂志》。3，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徐之伟2006年6月10日关于红军长征的资料简介

九，关于红军名称来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秋收起义的工人，农民，自卫军上井冈山时名称是“工农革命军”。其他地方起义部队名称，有农民革命军，土地革命军，农民革命团等等。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规定，党所建立的军队名称是工农革命军。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正式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此时共产国际建议使用工农红军的名称。1928年5月25日党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部队于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南方8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改编为“新四军”。1946年秋“八路军”“新四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十，关于红军的发展：1927年“八.，一”起义后，党在各地发动农民工人开展武装斗争，主要有：1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革命军人，农军，工人起义，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建立根据地。2海陆丰农民起义；1927年10月，彭湃领导农民自卫军起义。3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日，张太雷，叶剑英，聂荣臻，叶挺等领导革命军人，广州工人起义。4湘南起义；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在湘南发动农民起义，3月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5弋横起义；1927年11月，方志敏领导江西农民起义，建立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6黄麻起义；1927年11月，潘忠汝，吴光浩，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安，麻城两县农民起义，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7渭华起义；1928年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渭南，华县的学生，农民，革命军人起义。8平江起义；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革命士兵和农民起义，主力部队转到井冈山。9百色起义；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广西右江的革命士兵，农民起义，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0鄂东南农民起义；董必武领导。11确山农民起义；扬靖宇领导。12湘鄂边武装起义；贺龙，周逸群领导。13龙岩起义；邓子恢领导。14永定起义；张鼎丞领导。15琼崖起义；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全国各地先后有一百余次的武装起义，各地起义的农民，工人，革命士兵，一部分成为红军，至1933年第五次„围剿‟前，红军总兵力约计30万人。

十一，关于红军四支部队的长征时间；第一支，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五个军团，教导师，中央机关8万6千人于1934年10月16日至21日，分别从长汀，宁化，瑞金，于都等地出发，经过11个省区，行程2万5千里，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部队剩有6千余人。第二支，红二方面军二个军团2万余人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甘肃会宁。部队剩有9千余人。第三支，红四方面军10万余人，于1935年3月28日，从四川苍溪出发，1936年10月8日到达甘肃会宁，部队剩有1万3千余人。第四支，红25军于1934年11月16日数千人，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合编为红15军团，11月3日编入红一方面军。

十二，关于各路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会师；各路红军在长征中有六次大的会师，按时间顺序，第一次是1935年5月1日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与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会师，组成红军第15军团。第二次是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组成左路军由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毛泽东指挥，左路军因张国焘分裂，红四方面军所有部队（包括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和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没有按计划北上。第三次是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子丹领导的红15军团在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会师。第四次是1936年6月22日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与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军团，红六军团（7月2日红二，六军团，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第五次是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城会师。第六次是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以东的将台堡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县的会师，宣告红军长征结束。12月7日，统一的中央军委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十三，红军长征中的几次重要会议：1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2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的战略方针）；3沙窝会议（说服张国焘组建左右路军）；4巴西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继续北上）；5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6班罗镇会议（决定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7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十四，各路红军中的主要领导人和著名将领；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毛泽东（军委主席，三人指挥小组成员），周恩来（三人指挥小组成员，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总参谋长）彭德怀（军团长）林彪（军团长）罗荣桓（军团政治部主任），陈云（军团政委）聂荣臻（军团政委），叶剑英（参谋长）张闻天（政治局常委，负总责），邓小平（总政治部秘书长）博古（政治局常委）杨尚昆（总政副主任）陈赓（干部团长）黄克诚（总政组织部长），肖劲光（军团政委）谭政（总政副主任）张云逸（先遣队司令员）罗瑞卿（先遣队参谋长）等。红二方面军：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萧克（军团长）王震（军团政委）等。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中央代表，军政会主席）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王树声（副总指挥）李先念（军长）。红15军团：徐海东（军团长）刘志丹（副军团长）。留在根据地作战的著名红军将领：项英，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等。错误指挥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人是：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三人小组成员，指挥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过半，遵义会议上被撤消军事指挥权）博古（三人小组成员，遵义会议上被撤消军事指挥权）张国焘（后受处分，被撤消部队领导权）。

十五，红军长征中的著名战役：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十六，长征结束红军改编；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谈判合作，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以红一方面军和15军团为主，编成115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罗荣桓任政委。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委关向应。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张浩（因病离职，1938年1月邓小平继任）。1937年10月2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任第1，2，3，4支队司令员。1939年新四军组建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组建5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6支队彭雪枫为司令员。鄂豫挺进支队，李先念为司令。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第1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2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第3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4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5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6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7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1946年10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首次使用“人民解放军”，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通令〉正式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并把各大战略区部队编为野战军，下辖兵团，军，师，团，--。按区域，西北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龙任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中原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华东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任第一政委，宋任穷任第三副政委，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东北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政委，邓子恢任第二政委，肖劲光任第一副司令员，黄克诚任第二副.司令员，谭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建国后，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兵种的相继建立，野战军的名称也随之改变。

摘录整理说明：本资料来源，1，<辞海》。2，《资料卡片杂志》。3，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徐之伟2006年6月10日

第二篇：关于红军长征的资料简介

第一个：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第二个：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

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第三个：

红军长征途中，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且还要经常与空中侦察、轰炸的敌机进行斗争。尽管当时红军的防空武器极其简陋，但仍发扬以劣胜优、敢打敢拼的精神，积极地进行防空行动，并在长征途中击落6架敌机。

第四个：

红军长征路上，发生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我读过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被水冲走了。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坚持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一样，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让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让我们看到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大人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可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沉默，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轻松地自己上路，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每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女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队伍的优良品质了。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无比的沉重啊！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第三篇：红军长征资料

红军长征资料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 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 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故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接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三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鳛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接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肚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至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三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事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摔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人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车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

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车渡两岸渡口，前后控获七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比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车接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车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靠绞车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因追堵击的圈六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支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使组织突击队渡河。十七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力面军胜利会合。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 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故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接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三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C

第四篇：红军长征

红军岩的故事

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的红军岩，长约10来米，形状有如龙的舌头，老百姓原来叫它龙舌岩。岩石上留下的一幅红军标语至今还清晰可见。岩石旁边还有一座风格别致的凉亭。有关这块岩石和这座凉亭的历史。

1934年的时候，红军长征从我们这里路过，有几个红军伤员就住（躲）在这个岩洞下面，当时我们村民就把粮食呀、生活用水呀送给他们，他们伤好后为感谢我们的村民，就在岩石上刻下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后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当地百姓就把这个岩石改叫”红军岩。

泗水乡白面瑶族寨的瑶族老人还告诉我们说，当年红军进入龙胜后，桂系军阀派遣特务混入红军宿营的村寨四处纵火，散布谣言诋毁红军，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频繁的火灾引起红军的高度警觉。在龙胜县龙平镇，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白天经过了一天的行军，晚上又开了几个小时的会。半夜刚回来休息，不久忽然有哨兵高喊“起火了！”同时，噼噼啪啪的闹声响成一片。警卫员惊醒起来一看，周副主席睡觉的房子已经被火光包围，烟火往房内直喷。警卫员顺手提着一条军毯冲进房内。周副主席正在向外摸。警卫员把军毯蒙在副主席的头上，拉出门外来，才脱离了危险。周恩来派出侦察员，抓获了几名纵火犯。红军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挂军敌特的卑鄙行径，同时不发放救济款接济受损失的群众，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群众了解事情真相后，消除了误会，开始积极帮助红军，不少青壮年还加入了红军。

其实，红军与广西各民族人民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年的12月，邓小平、张云逸、韦拨群领导百色起义，开辟左右江根据地，把革命内的火种撒向了广西这个多民族聚集区。

百色起义之后成立的红七军，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1931年，毛泽东曾经亲手授予转战到中央苏区的红七军一面锦旗，上面书写着“转战千里”四个大字。此后，毛泽东还多次称赞：“红七军特别能打硬仗！”

英勇的红军突破湘江之后，向越城岭以西的地域前进，原计划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计划被蒋介石察觉，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张网以待中央红军。

在这个紧要关头，已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的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设想，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

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挺进贵州，这就使刚刚经过湘江战役鏖战的红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硬拼，使敌人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的计划破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934年12月3号到6号，中央红军越过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

长征历程---中央红军血战湘江

70多年前，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境内。蒋介石急忙调集30万大军，依托湘江屏障，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妄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关系红军生死存亡而又空前惨烈的湘江战役就发生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灌阳、全州一带。

当年湘江战役的战场如今美丽富饶

说起湘江战役，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它发生在湖南。虽然“湘”是湖南省的简称，湘江也贯穿湖南全境，流入长江。但它的上游和源头则在广西境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下令开凿灵渠，连通了湘江和漓江，随即发兵50万一举统一岭南。

人们说兴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两次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一条灵渠成就了秦始皇的统一大业；血战湘江突破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了胜利。湘江战役虽然胜利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湘军和桂系、粤系等地方军阀3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但这也是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经过这次战役，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当年的漫画标语——国民匪党

湘江战役8万红军与30万敌人血战了7天7夜。从我们的直播所在地兴安县城沿322国道顺湘江北上，约40公里就是全州县城。今天的322国道就是当年连接湖南与广西的主要通道---桂黄公路。作为保护中央纵队右翼前锋的红一军团过江后，在脚山铺一线切断 桂黄公路，阻击从全州县城急于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

脚山铺一战，惨烈异常。因为脚山铺一旦失守，湘军将沿着桂黄公路一路南下，与由南北上的国民党桂系部队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将被蒋介石30万大军彻底包围在湘江以东。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

这是一场恶仗。当时，红一军团利用有利地形在脚山铺构筑了两道阻击线。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更是下定决心：把前线指挥部设在第一道阻击线的米花山上，实行近距离指挥作战，誓与阵地上的战士共存亡，以保证中央红军抢渡湘江。

红军当年路过的瑶寨

脚山铺阻击战

脚山铺这个小山村的周围有几座小山，这些山就叫“脚山”。这个时节山上的树木和植被郁郁葱葱，一片翠绿。这些小山夹着“桂黄公路”，这条路是广西通往湖南的重要干道，公路上一派繁忙景象，货车和客车川流不息。70多年前，红军血战湘江三大阻击战之一的脚山阻击战，就发生在这里。

当时战斗在黎明前打响，隆隆的炮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敌人的一批批敌机俯冲扫射、投弹，整个脚山阵地上顿时土迸石裂、断枝横飞、尘土弥漫、硝烟四起。敌军密集的炮弹几乎把整个脚山翻了个个儿。凶狠的敌人投掷燃烧弹，把前沿阵地烧成一片火海。敌人以为红军伤亡得差不多了，嚎叫着、冲了上来。没想到红军战士从尘土中钻出来，抖掉身上的断枝落叶，居高临下猛烈开火，打得敌人不知所措。

但阻击敌人的红一军团一师和二师，人数不足一万，对手是何键的湘军，有六七万人。11月30号，一师阵地米花山、美女梳头峰相继被突破，红军退守到赤兰铺、白沙、夏壁田一带构筑第二道防线。12月1号，湘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起猛攻，第二道 防线又出现了一条空隙。一股湘军端着刺刀竟摸到了距林彪、聂荣臻指挥所门口40米的地方，幸亏警卫员邱文熙及时发现。大家赶忙收起地图转移。撤退路上，林彪说：“今天真是好险啊，再晚几分钟，我们可真要成为湘军的„座上客‟了！”

这场阻击战中，红军将士牺牲人数达2000多人，二师五团团长易荡平就是在这场阻击战中身负重伤后，誓死不当俘虏，毅然举枪自饮，一师四团团长杨成武也在这场战役中负伤。

在当年阻击战发生的脚山铺村，记者见到了曾见证过这场战役的王寅修老人，他今年已经90岁了。老人说，红军在脚山铺一带打了三天三夜，他和红军呆了两天两夜。敌人有飞机大炮，红军的枪不好，很短，有些子弹头还是竹子和木头做的。子弹打出去，“叭”的一声飞出不远就落在了地上。这场战斗，有的部队整连整营的全拼光了。

红军渡过湘江的指挥所红军堂

红军撤走后，米花山山槽里牺牲的战士垒成了堆，仅一个米花山就有上千人，都来不及埋葬。因为山上有太多尸骨，村里人好久都不敢上去。不久，山上不知为什么起了一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把半边天都烧红了。

当年脚山铺这一带的战场，如今也成了一望无际的稻田。很难再去寻觅当年战场的痕迹了。

从脚山铺到界首，60华里的湘江沿线成为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为守住这60华里的湘江沿线，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就在脚山铺阻击战进行的同时，担任左翼前锋的红三军团四师在界首的光华铺阻击由兴安县向北扑来的国民党桂系部队。

1934年的11月28日，红三军团四师10团赶在敌军达到之前抢先一步渡过湘江，占领界首，并为后续部队搭起过江浮桥。11月29日，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打响。

由于江边上无险可守，无数的红军战士在这里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在他们倒下之前，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抛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作了最后的刺刀拼刺。

第五篇：红军长征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中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和产物。而长征文化，便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革命传统文化之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

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红军长征已过去了七十年，但长征精神依然鲜活地留在人们心中，鼓舞

着我们每一人。我是一名普通百姓，在我青少年时期，就熟悉了红军的事迹，特别是“会泽扩红”更加耳熟能详，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情结愈发强烈。在我眼里，红军能完成“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的长征，每一位红军将士都是英雄好汉。连外国人斯诺?索尔兹伯里都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没有长征，就不能保存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就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也不会有新中国，更不会有现在改革开放的成就。饮水思源，是大家都明

白的道理，也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的动力，在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为了把这感动一代代人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面对自己的先辈，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的幸福生活来自哪里？我们有没有忘记那些为我们打天下的革命先辈？有人可

能会认为，当年穷人参加红军是为了有饭吃。确实是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当了红军以后，其信念就不只是为了吃饭。我们在长征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深深地

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和巨大牺牲，“送郎当红军”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去的，而且有一些红军将领就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有饭吃，他们就是为了人民的利

益，为了大众的解放扛起了抢。假如仅仅为了吃饭，你就无法解释这样的故事，红军长征到咱们云南时，有12位红军伤员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说，只要你们不

当红军了，就可以放你们生路，不杀你们，但是这几位红军战士个个坚强不屈，敌人没有办法，就把红军伤员带到半山腰一个深不见底的地下河洞口，把前面两个

伤员推到山洞里面，在后面的10位红军就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跳”。当地群众后来把这个洞叫“红军洞”，这个事迹刻在那个洞口的碑上。我觉得，红

军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里，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责任感，最值得我们纪念，也是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最需要的。什么样的精神让我落泪？那就是宁可牺牲自我，去保全集体的团队精神。从资料上见到当年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部队为红军垫后。掩护主力队伍撤退以后，他们只剩

下四五百人。等到他们撤退的时候，湘江已经被******封锁了。他们又饿着肚子翻山越岭退回到湘西打游击。撤退途中，陈师长腹部中了敌人的子弹，他命令其他的战士撤退，自己来掩护，不幸被敌人抓住。敌人非常得意，在抬着他去邀功的时候，陈师长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个故事让

我流泪，长征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为了大部队的安全，牺牲了自己，如果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拥有这种精神，那就无坚不摧了。长征精神是一个宝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让我们受益匪浅。如果要问我，纪念长征的感悟是什么？我们今天纪念红军“长征”，已经没有了战火纷飞的氛围，七十年前艰苦程度甚至超乎

我们的想像，但其精神却会永远激励着我们。毛主席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想，人生可以平谈，但不能虚度光阴。这就是我的最大感悟。我们今后要继续发扬红军长征精神。遥望着眼前的山山水水，眼前总会浮现长征中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今天的纪念活动远远无法表达出我们对红军的崇敬之情。

红军长征读后感范文二还记得毛泽东写的那首气势磅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前山只等闲……”是啊，整整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漫长的征途，我们的红军战士又要经历何等的艰

难困苦呢？诚然，广大红军基层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路上披荆斩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面

对山高邻秃，朔风凛冽，冰雪覆盖的高山，战士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用超乎想象的毅力和艰辛为部队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条磨炼意志的艰难

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之路。遇到开阔美丽的草原，本以为有了希望，谁又能想到里面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战士就这样倒下了，没有一句怨言。当他们把自

己交给党的时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面对粮食的短缺，环境的恶劣，战士们又何尝不是风雨前进，风餐露宿呢？也许，我们只能从书中或电

视上了解这些感人的事迹，但完全可以想象的到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阶级友爱。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不得不被红军的顽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

动。然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用科技强国，以人才壮国。同学们，我们要卧薪尝胆，急起直追，用民族的伟大智慧迎接

挑战，以祖国的兴衰为己任，为祖国的强盛奋斗不息。我们丝毫也不能陶醉在祖先创造的业绩中了，而是要自强、自立，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伟业。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当然，这需要顽强拼搏的精神。

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

长征，那战胜一切困难的气概，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辉煌未来前进。

长征途中，没有吃的，把骡马杀掉；骡马没了，去挖野菜，哏树皮、嚼草根；野菜吃光了，就煮皮带吃……那一件件、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动人的小故

事——《金色的鱼钩》。

这个故事叙述了一位老班长为了让几个伤员不饿肚子，自己不顾疲劳、强忍饥饿来到小水塘为他们钓鱼充饥，自己却一点儿也舍不得吃，最后活活的被饥饿折磨得倒下了。老班长那舍己为

人的精神、那崇高的革命主义品质，深深地打动着我：为了让自己的伤员不饿肚子而牺牲了。试想，当时如果有一把米，对，哪怕只有一把米，老班长也许不会被

饥饿夺去他坚强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少同学不懂得爱惜粮食，他们把饼干、馒头、面包、稀饭随便乱扔，在家里挑吃捡穿……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五千万人吃一年，多么惊人的浪

费啊！

古人尚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彻骨感受，我们应该从中领悟粮食的珍贵。是的，一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经过20道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民多少辛勤的劳动，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你难道还忍心把咬了一口的馒头当泥巴扔，把吃了一口的饭当脏水泼吗？

同学们，多想想长征中的革命先烈吧！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一代，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爱惜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爱惜粮食，就是爱惜生命啊！

一次次的绝地逢生，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当4支红色大军在70年前的那个十月胜利会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红色战士，不仅谱就了长征这样举世罕见的伟大史诗，而且铸就

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

这，就是长征精神——就是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

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

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边是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一边是恶劣到极点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行军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这种

精神。

无论是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还是柔弱刚强的女战士，都被凝聚到了这支红色队伍里，都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正因如此，湘

江血战中的红军将士在成片成片的战友倒下后，又如同潮水般补充上去。正因如此，雪山草地中被饥饿和疲惫逼至生理极限的人们沿着战友的遗体形成的路标顽强

前行，最终走出死的沼泽，迎来生的希望。

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是从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征战的强

大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长征精神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从跟随红二方面军进行部分长征的法国传教士薄复礼到千里迢迢来陕北记录长征的美国记者斯诺，从80年代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到今天仍在这条路

上跋涉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初衷而开始关注长征的外国人在走近这段历史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焦点对准了红军的精神，那

种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

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长征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可贵就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时间积淀中转化为对现实的启示，体现了党之魂、军之魂和民族之魂。

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它承接着井冈山精神，又不断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更为它注入

了新的时代血液，增加了新的丰富内涵。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

考验。正因如此，新世纪新阶段更需要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