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以人名作地名”的由来、演变与抉择
“不以人名作地名”的由来、演变与抉择
疏导与规范的地名和谐之路
――“不以人名作地名”的由来、演变与抉择 作者：商伟凡
相传很久以前，华夏大地洪水肆虐，鲧（gǔn）受命治水，9年间处处堵截仍归于失败；其子“禹”继承父志，但顺应“水往低处流”的规律，因势利导，令洪水沿特定渠道（即今之江河）分流入海，水患自然平息„„古往今来，我国“以人名作地名”的兴衰又何尝不是这样？如果说，一味回避、简单禁止并不可取，那光明的坦途又在哪里呢？ 由“禁”到“放”
地名，是文明人类区别各个地物的标识符号，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各个地理实体的首要标志。“人”与“地”的亲密无间，导致“人名”与“地名”的难解难分。试看：战国“七雄”中的齐、楚、燕、赵、韩、魏、秦，哪个国名不是今天国人的姓氏之一？《百家姓》前列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哪个姓氏不曾用在国内的地名之中？毫无疑问，人名与地名，地名与人名，相互都是一个重要来源。
在历史并不久远的西方国家，“以人名作地名”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人文现象：从美国总统华盛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到航海家麦哲伦、胡安·费尔南德斯，以至罗马神话中的火神乌尔卡诺（爱神维纳斯之夫），不胜枚举的人名被用作各种地名。我国的香港，曾被英国殖民统治近百年，可算世界上以人名命名街道最多的地方――涉及英国女王、内阁大臣、驻港军政首脑、富商、传教士等等，包括历任28位香港总督中的26位，由现任女王得名的就有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城、维多利亚公园及维（多利亚公）园道。
在我国古代，以人们的共性标志“姓氏”命名的聚落数不胜数：今为中等城市的石家庄、张家口，河南省的卢氏（卢敖）县、延安的杨家岭、广东的“韩江”（纪念唐代韩愈），抗日战争中晋察冀以歼灭战闻名的“陈庄”、苏中以保卫战载入史册的“郭村”„„但是，以人们的个性标志“姓名”作地名的实在少见：山东有“孟良（北宋抗辽将领）崮”、东北有“张广才（一说为人名）岭”，河南西部有范蠡（春秋越国名臣）镇，其他一时想不起来了。一个至少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何以至此？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被神化为“真龙天子”，连同其父、太子的姓名都在“避讳”之列，涉及其字形、读音的地名必须逐一更改：因犯后梁太祖朱温之父朱诚名讳，聊城、鄄城2县分别改为“聊邑县”、“鄄县”（今山东省境）；隋仁寿元年（617年），为避太子杨广之讳，广阿县更名“象城县”（今河北省境）；清宣统元年（1909年）即位的末代小皇帝溥仪，也不忘将河南兰仪县改作“兰封县”。历代国君“率先垂范”并持之以恒，他人谁还敢心存“以人名作地名”之念！
1911年的武昌首义，摧枯拉朽，不仅推翻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西方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之风吹来，从各个方面冲击着千百年的封建禁锢：时兴议会、选举、自治，讲求民族、民权、民生，废州府、存道县，男剪辫、女放足，革除“大人、老爷”称谓，„„“以人名作地名”的禁区，也被病逝的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号中山）首先突破―― 1925年4月，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以后20多年间，“中山路”遍及全国大中城市，“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等比比皆是，至今仍是我国拥有纪念性地名最多的人。“前有车，后有辙”。1943年10月，已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故乡、福建闽侯县改称“林森县”；1944年8月，国民党抗日殉国最高将领张自忠的牺牲地、湖北宜城县改称“自忠县”。对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先烈邹容等，相关城市命名了街道；对抗日殉国将领，如云南籍的王甲本（字立基），其故乡富源县中安镇改称“立基镇”。
从后任国民党领袖蒋中正（字介石）开始，“以人名作地名”已不仅用作对逝者的纪念：1932年，在其攻陷的鄂豫皖苏区腹地设置“立煌”、“经扶”2县，借以表彰卫立煌、刘峙（字经扶）的“剿共”之功；作为纵容个人崇拜的标志物，不仅城市里的“中正路”常与“中山路”并列，皖南还将明代的屯溪大桥改名为“中正桥”，“以纪念总裁领导抗战之丰功伟绩，并示国人于一步一趋之中不忘拥戴领袖之至意”（1944年8月29日《中央日报》）。为内战阵亡的张灵甫设置“灵甫县”，为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命名“宗南县”，均随其军事失败而夭折。
抗战胜利后，光复区当即更改日伪时期的殖民色彩地名，“以人名作地名”又掀高潮。在天津，“由北站以达市中心一大干线大经路，将成为中山路；庄严雄伟之银行区中街，称为中正路；商业区之旧日法租界两大干路旧四号路及二十六号路，称为林森路；由旭街至二十一号路称为罗斯福路；与此线衔接之十一号路，称为杜鲁门路；联系金刚与万国铁桥间之沿河马路，称张自忠路；素称宁静而美丽之住宅区伦敦路，称为美龄路”（1945年12月21日中央社电）。在南海诸岛，以古今有关人物命名15个地理实体，如：（林）道乾群岛、费信岛、郑和群礁、（黄）森屏滩、杨信沙洲、南威（广东省主席罗卓英字慈威）岛、敦谦（接收该岛的中业号舰长李敦谦）沙洲。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先后称作苏维埃区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期处于敌强我弱、进退无常的战争环境，为纪念烈士修建的墓、碑、亭等往往遭敌方毁坏。如：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陵墓横遭侵占半城（雪枫）镇之蒋军破坏无遗。„„原四师及淮北军区数千抗日牺牲烈士纪念碑，亦被粉碎”（1946年3月29日《新华日报》）。相比之下，“以人名作地名”兼有隆重、长久、简便、安全的长处，很快成为战争环境纪念著名先烈的首选方式。除命名的乡镇、村庄、学校、桥梁、渠道外，据笔者统计，各时期、各地区冠以人名的县份共计58个（内“子长县”、“企之县”均两次命名）：
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命名的（黄）公略、彭湃、（恽）代英、（张）太雷、（罗）登贤等15县；抗日战争时期命名的（周）建屏、（彭）雪枫、包森、赵（赵义京）陈（陈耀元）、（吴）芝圃等28县；解放战争时期命名的（王）麓水、叶挺、（董）振堂、（郭）企之、（萧）永智等11县；还有中共方面纪念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的（范）筑先县、（武）士敏县，纪念前北京政府爱国人士的紫石（韩国钧）县，纪念清代民间教育名人的武训县。其中，也有一个县名纪念两位烈士的，如赵陈县；得名于睢杞太抗日根据地创建者吴芝圃的芝圃县，是中共党史中唯一以健在者名字命名的县份。由“放”到“禁”
闸门一经打开，若不加节制，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以人名作地名”问题上，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历经千辛万苦的胜利时刻，狂欢的人们不容易保持往日的理智，常常把好事做过了头：在苏联军队解放的东北大城市中，冠以外国人名的“斯大林广场”、“高尔基路”等赫然入目；解放区一些地方，也出现滥用中共领袖名字作地名的现象。1946年6月18日，《新华日报》“批评与建议”栏目发表徐竟的文章――《革命领袖与烈士的名字不能乱用》：
“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机关，不慎重考虑纪念先烈及尊重革命领袖的伟大精神，而只局限于表面的纪念，随便应用革命领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称。如建阳上同镇，原有十一条小街，现在都改名为泽东、陈毅、若飞、博古、邓发、鼎丞、子恢、兆麟„„等街。这样将先烈和革命领袖的名字混用起来，使很多群众分不清。”“应选择确有值得永久纪念价值的伟大建筑或伟大事物来命名，并要呈请边区政府批准。”
1949年3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筹建人民共和国的中共中央在冷静思考：历史上李自成等农民起义胜必骄、骄必败的教训，新生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治周期率，„„于是，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据他的提议，会议为防止党内的骄傲、腐化、个人崇拜作出6项具体规定，其中之一便是“不以人名作地名”。
建国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12月发出《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其中，“凡经反动政府用国内外反动分子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包括县、市、镇、区、乡、街、巷、胡同等名称），„„一律予以更改”；“纪念革命先烈，一般用碑、塔等方式，不更改地名。但已经更改，并经该地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或群众称呼已成习惯的，仍可沿用。”至此，战争年代由几县边区组合或一县析置的县份多被撤销，地域归还原建制，来自人名的县名随之结束；而以一县之地整建制命名的8个县名得以保留，即：中山、左权、黄骅、靖宇、尚志、志丹、子长、子洲。
1964年12月，内务部“根据总理对地名审查更改的指示”，函请各省级政区人民委员会及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对所辖地区的县市以上地名和对外有关系的重要山名、河名“进行全面审查”并提出更名意见，其中包括“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次年2月，内务部部长办公会议同意张克侠（林业部副部长）关于今后不以人名命名街道的建议，决定以内务部名义报请总理批准执行。据查：建国以来，国务院地名主管部门从没有批准过任何“以人名作地名”的事项。
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开始后，国务院于1979年12月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同时重申：“纪念革命先烈，一般不更改地名。但已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地名，并履行了一定审批手续，群众称呼已成习惯的，仍可沿用。”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取代该“暂行规定”的《地名管理条例》，沿袭“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的条文。显然，国家顾及以地名纪念先烈的历史原因和群众基础，对既往从宽、对今后从严。
“不以人名作地名”，由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为党内规矩提出，又于1979年、1986年两次载入国务院颁布的地名法规，实施57年来的成效如何呢？从目前的地名状况看，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山、河、湖、岛等重要自然地理实体得到严格控制，其它方面并不“乐观”，名字用作地名的正面人物几乎应有尽有：古代的（禹）、近代的（刘铭传）、现代的（雷锋），政治的（文天祥）、军事的（岳飞）、文化的（陶渊明），国内战争的（史可法）、抵抗外侵的（戚继光），共产党的（徐特立）、国民党的（黄兴），中国的（林则徐）、外国的（白求恩），„„
――建国后，地方人民政府对职权范围内的地名管理相对宽松，以人民军队英雄、模范名字命名的“基层”地理实体绵延不断，如：（董）存瑞乡、（黄）继光乡、欧阳海乡、冷云村、杨连第火车站、（盛）习友路。“文革”后，又恢复了一批建国前使用的纪念性街道名，如：北京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武汉的岳飞路、黄兴路、蔡锷路、郝梦龄路、刘家麒路、陈怀民路。某些专业部门，也在国际公有领域命名了南极（孙）中山站，或将太空发现的新星命名为“钱学森星”、“巴金星”、“杨利伟星”„„
――1995年2月24日，上海市地名委员会发出《关于对张江高科技园区内规划道路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对该园区内30条规划道路的命名。其中，半数以上的道路得名于历史文化名人，特别是有不少外国人，即：祖冲之路、徐霞客路、毕升路、蔡伦路、张衡路、华佗路、李冰路、沈括路、哈雷路、高斯路、爱迪生路、哥白尼路、达尔文路、伽利略路、牛顿路、居里路。此外，市区还另有郭守敬路、李时珍路、鲁班路、法拉第路。
――2006年2月6日，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湖南省长沙县先进性教育活动座谈会上说：“这次来，先后到了开慧乡、黄兴镇、江背镇，考察和调研了开慧村、光达村、特立村，还专门用一天时间到了浏阳市。一路上，我们瞻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展馆，还参观了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的故居和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的故居。”这段话涉及的5个历史人物，既有清末的改良派谭嗣同、国民党先驱黄兴，也有中共先烈杨开慧，还有建国后的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人民军队将领许光达。当前，以人名作地名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直接用本人的姓名或名，如吉安的文天祥大道、扬州的史可法路、哈尔滨的（赵）一曼街；二是用本人的字、号等：如上海的逸仙（孙中山）路、南昌的永叔（欧阳修）路、玉溪的聂耳音乐广场；三是借用职位、尊称等代表性称呼，如延平（郑成功封延平郡王）路、龙图（包拯被尊称“包龙图”）路；四是采用其它命名方式，如湖南有炎陵县、武汉有同时纪念辛亥3烈士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路、福州派生的公交“林则徐纪念馆（站）”。“疏导”与“规范”
“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 应当说，国家现行地名法规的分寸感是明确的：前一句是基本原则，冠以“一般”，表明国家不提倡也不完全反对，既要坚持党的“不以人名作地名”的一贯主张，又要照顾历史遗留的地名现状，并为今后处理特殊问题留有余地。后一句特指问题的关键所在，又是对前一句的补充，冠以“禁止”，体现了国家的立场鲜明、态度强硬，全无商量、协调、让步的可能。
不错，地名作为社会公用的交际工具，必须由国家统一管理，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例如，全国的民航机场、火车站、港口不能重名，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但是，如何管理却是应当探讨的、实践的、与时俱进的。说得直白些，该管的要管住，不能让国家法规成为被人阳奉阴违的摆设，或仅能自我束缚的枷锁；该放的要放开，不能无视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观念更新，抱残守缺，让故纸陈规成为阻挡历史车轮的顽石。
事实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不以人名作地名”的规定，本意是“不以‘党的领导人’名字作地名”，而不是泛指所有“人名”，这是会议“反对突出个人”的议题所决定的。若将会议作出的六条规定一并列出，其相互关联的内涵、指向便可一目了然：“
一、不做寿；
二、不送礼；
三、少敬酒；
四、少拍掌；
五、不以人名作地名；
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然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是反对“封资修”，又是“厚今薄古”，除了当代民众中的英雄模范，自然没有什么人的名字可以作地名了。
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作地名，初衷是防止个人崇拜，但实施范围限定于“在世”者即可，如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57年9月11日命令：今后必须停止用活着的国家领导人、社会政治活动家以及科学文化界人士的名字，命名州、区、市、村、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团体。而我们近乎极端的做法，以后又因接受苏联剧变导致地名更改的教训（斯大林格勒改为“伏尔加格勒”、列宁格勒改为“圣彼得堡”）得到强化。随着时光流逝，已故领袖人物的名字通过大量纪念性建筑物加入地名行列，如：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上海的宋庆龄故居等等，这些标志性建筑物又可能派生邻近的公交车站名。规定“不以人名作地名”的党的第一代领导者，自然不必替前人考虑，而身后的局面却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如前所述，对“不以人名作地名”冠以“一般”，有利有弊。在现实生活中，它实在是令这一规定形同虚设的根源所在：何为“一般”？没有解释；何为与之相对的“特殊”？也没有界定，申报者能以命名理由“不一般”而绕过关口，也可自称“特殊情况”而达到目的。同时，由于缺少硬性标准，行政管理者无所适从，难以把握、操作。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放心、大胆地在“一般”上做文章，只要法律未明令禁止的就干，造成国家在人名作地名问题上相当程度的失控。
一个人名能否成为地名，一个地名或“长寿”或“短命”，最终的裁判是人民，北京在春节“禁放”烟花爆竹12年后终于改为“限放”就是明证。孰不见“文革”动荡中，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市郊。为他从住处到工厂劳动的方便，善良的工人们开辟了一条2公里长的特殊小路，并私下把它称作“邓小平路”――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我们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检验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环顾当今世界，“以人名作地名”正在怎样热烈地进行呢？且看：
国际上，柬埔寨首都金边、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各有一条“毛泽东大道”，吉尔吉斯一座高山在1950年即以“毛泽东”为名，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大学路更名为“周恩来路”，美国纽约以中国近代禁毒先驱命名了“林则徐路”；国内，为“着力塑造江西人的新形象”，有人提出在南昌以八一起义领导人的姓名或字命名“周恩来路”(或“翔宇路”)、“叶挺路”(或“希夷路”)、“朱德路”(或“玉阶路”)、“贺龙路”(或“云卿路”)、“刘伯承路”等；吴承恩、周恩来故乡的淮阴工学院，征集入围的校园地名有（吴）承恩广场、翔宇（周恩来）广场、周恩来路、关天培路、吴承恩路、韩信路、梁红玉路；„„
可见，“以人名作地名”是国际公认的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是弘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途径，是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举措。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就曾为北京第一家私营宾馆题写“兆龙饭店”，并不顾虑它是以香港企业家名字命名的。对此，封建主义的“禁锢”无异抽刀断水，既不明智又是徒劳的；资本主义的“放任”也不可行，“以人名作地名”毕竟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获得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的“疏导”与“规范”。
作为一种崇高的纪念形式，“以人名作地名”的理想人选主要有两类：一类超越时代和国度、为全人类所敬重，即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突出的科技、文化、教育等历史名人，如孔子、张衡、陶行知；一类超越党派和阶级、为国家民族所推崇，即在特定历史时期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的已故英烈、模范和领袖，如临汾市尧都区、合肥（刘）铭传乡、上海（谢）晋元路。民众愿用已故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似不必刻意禁止，这不正是对党的先进性、社会主义优越性和马列主义生命力高度自信的表现吗？不过，人选应限制在“盖棺论定”的正面人物，对尚存争议者可暂不考虑。
在未来的地名法规中，与其回避现实而沿袭“一般„„”、因噎废食而固守“禁止„„”，不如顺应世界潮流，明确宣布提倡、准许什么，即：对于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国家可以其名字命名适当的地理实体。这里，也应包括为我国革命与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如印度的柯棣华、美国的斯诺、前苏联的库里申科、波兰的希伯。所谓地理实体的“适当”，是指该地最好与被纪念者有着特殊关系，如原籍、建功处、牺牲地或相关历史事件发生地等。
斗转星移，大浪淘沙。虽说地名贵在“稳定”，但无论是官办、钦定的还是外人强加、斥资购买的，地名的新生与消亡此伏彼起，世代不息。生死兴衰，究竟“谁主沉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语）。
（作者工作单位：民政部地名研究所）
第二篇：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由来与演变
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由来与演变
邹炜龙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非常重视长江“黄金水道”的治理与开发。建国以来，特别是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后，中央即决定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工作，责成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会，1956～1988年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负责编制长江流域规划。据有关资料统计，长办在1959年就制定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1983年国家对该报告进行修订补充。
20世纪80年代，国内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80年代末就提出“T”字形的发展战略，即由沿海为一个战略轴线，沿江为主轴线形成的整体空间格局。1987年完成的《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草案）》明确以东部沿海地带和横贯东西的长江沿岸相结合的“T”型结构为主发展轴线。1990年2月完成的《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文本进一步表述为“2000年前后，我国生产力布局以沿海、沿长江、沿黄河为主发展轴线”。
1990年国务院以国发[1990]56号文批准了《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简要报告》。并于1990年9月21日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加快长水运主通道建设作为加快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措施之一，写进中央“十五”计划建议。国家“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明确提出重点建设长江中下游内河航运基础设施，打通西部地区沟通东部地区的水运通道。
1992年的“十四大”曾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带动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地区发展。但因各种原因，浦东开发带动流域发展的战略实施不是很连贯，后又逐渐被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层出不穷的区域战略所替代。到90年代初中期，长江流域经济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05年长江沿线七省二市在交通部牵头下签订了《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但“流于形式，效果太差”。有学者指出，由于各省市都想唱主角，不愿当配角，“长江流域经济实际上一直是被割裂了的”。
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以省会城市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为依托，加快发展沿干线铁路经济带和沿长江经济带。”这意味着长江流域的新一轮开放开发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长江流域各省市也积极推进沿江地区开发，如长三角地区的开放开发、皖江城市带的建设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开发等。
在这些如火如荼的区域发展态势中，尤以湖北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开发成效最为显著。2008年12月，湖北省委九届五次全会提出“两圈一带”战略，即在继续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同时，建设湖北长江经济带。湖北区域发展战略逐步完善为“两圈一带”战略。之后出台的《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2009-2020）》大手笔提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湖北长江经济带综合运输通道，最大限度地发挥长江的综合运输效益。
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了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三大战略格局。在“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中，沿长江通道是我国国土空间一级开发轴线，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国家重点推进的三个特大城市群之一，也是世界十大城市群之一；江淮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是国家重点开发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
2012年12月，国务院又以国函[2012]220号批复了《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并要求认真组织实施。《规划》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水利部的领导下，组织委内参编单位和长江流域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编制完成的，根据《规划》，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城市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要稳步提高，航运体系不断完善。
2009年以来，长江沿线七省二市不断地共同请求中央，“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此请求亦引起学界、众多专家的呼应。
到了2013年，转机出现。总书记7月21日考察湖北时指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李克强总理9月21日在国家发改委呈报件上批示：“沿海、沿江先行开发，再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请有关方面抓紧落实，深入调研形成指导意见，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带动中上游腹地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
9月23日，国家发改委会同交通运输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研究起草工作动员会议，《意见》要求从综合交通、产业转型、新型城镇化、对外开放、生态廊道和协调机制六个方面再造长江经济带。至此，长江经济带的开发终于再次被国家层面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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