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互涉模式研究

第一篇：群体性事件中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互涉模式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互涉模式研究

0、引言...........................................................................................................................2

1、群体性事件概述..........................................................................................................2 1.1群体性事件类型...................................................................................................2 1.2群体性事件特征...................................................................................................3 1.3群体性事件发展趋势............................................................................................4 1.3.1 群体性事件爆发数量呈几何式增长...........................................................4 1.3.2群体性事件的矛头直指政府........................................................................4 1.3.3群体规模日益扩大化，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5 1.3.4组织严密化，形式上越来越“合法化”......................................................5 1.3.5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国际背景更加复杂化......................................................6

2、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虚拟性............................................................................................6 2.1虚拟社会的形成...................................................................................................6 2.2虚拟社会的特征...................................................................................................6 2.2.1虚拟性.......................................................................................................7 2.2.2自由性.......................................................................................................7 2.2.3即时性.......................................................................................................7 2.3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互涉.................................................................................7 2.3.1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是双向互动的关系......................................................7 2.3.2网络虚拟社会瓦解了传统社会中群体身份认同............................................8 2.3.3群体性事件的虚实互涉性...........................................................................8

3、群体性事件的成因......................................................................................................9 3.1网络谣言的泛滥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发酵剂..................................................9 3.2网络文化对社会压力的双重作用是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9 3.3同质的符号与个性化的人之间的矛盾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根源...........9 3.4整合的社会与离散的网络之间的矛盾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10

4、防范网络群体性事件策略...................................................................................10

0、引言

互联网的普及，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列的问题。QQ、MSN等及时通讯工具、SNS等社交网站以及微博等新兴网络工具的发展，在消除了人们社会生活空间和时间的同时，也为政府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使政府陷入对社会管控的困境。

网络群体事件是指网民群体借助于互联网虚拟技术就某个社会现象在网络公共领域发布或传播信息以引起社会关注的集体行为或事件。它具有独特的发生场域、事件主体与事件客体，而且具有瞬间爆发性、虚实交互性、范围广域性和难以控制性的特征【参考1 技术时代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它与现实群体事件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也具有较大的不同。网络群体性事件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虚拟问题。网络虚拟社会中的群体性行动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遵循怎样的行动逻辑?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根源是什么?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本文尝试从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互涉模式研究为基点，以网络文化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入手，从而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1、群体性事件概述

1.1群体性事件类型

1.1.1 现实因素导致的群体性事件

即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最初来源于现实社会的某个因素，尔后才在网络中出现，引发网络群体事件。如“周久耕事件”，现实因素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在会上，发言反对房地产商降价，同时，他抽的是名贵香烟。他的言行引发了网上持续热议，将主要矛头指向官员的职务消费上。而现实社会中并没有因网络舆论而产生群体性事件，仅在网络中形成了激烈的讨论和谴责。

1.1.2现实与虚拟交织的群体性事件

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虚拟世界产生了共鸣，虚拟与现实中事件的主体、客体相同，只不过事件所发生的场域不同。如2008年在重庆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同时一些人利用SNS、QQ、微博等工具将现场实时情况散布到互联网上引起更多人关注和讨论，随后形成了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同时进行的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即重庆的全城出租车司机罢运，以及网上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话题的群体性讨论。这两个事件互相“感染”，恶化了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1.1.3“现实诱发网内网外变异型群体性事件”。

即事件的源起与诱因来自于现实世界，但是发展结局却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同时爆发。标在车尾的反日标语－“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等之激进言论标志着中国在2012年8月中旬开始的一系列激进反日游行的开始，主要抗议日本于2012年上半年提出的钓鱼岛国有化政策。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后，中国大陆民众发起第二轮游行抗议活动，最终从激烈、愤怒的网络舆论演变成暴力民众对商家、私家车的烧抢打砸等游行示威活动。

1.1.4网络谣言引起的群体性事件

网络既是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揭露社会黑暗、声张正义的渠道，也是谣言传播的温床。目前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互联网信息领域必须正视的公害。据权威部门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3月中旬以来有关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就高达21万多条，这充分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治理的紧迫性。而在群体性事件中，常常伴随着能够煽动民众情绪的网络谣言，肆虐的网络谣言形成一股舆论螺旋推动人群采取暴力等极端方式表达自我，成为使起因较小的导火线事件迅即演变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酵剂”。可以说，网络谣言在扩大事态、加剧冲突方面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1.2群体性事件特征

比较因子 事件发生地域 网络群体性事件

影响力大的贴吧、微博等网络平台

表达方式 提高帖子点击率，夸大事实，虚构情节，相互转发等

效果

参与者的地域分布 群体构成 直接利益主体、间接利益主体、无利益关系主体

传播速度 参与者之间的交互性

事件发生的真实性

监管部门的掌控力度 低

高 低

高 极快（几小时）好

较慢（几天，有媒体介入会加速）差

直接利益主体 引发现实社会的共鸣 跨省、跨区域

引起网络舆论、网络谣言 局部

静坐、游行、抗议等 现实群体性事件

政府门口、主要街道、标志性建筑等人流量大的地方

通过表一可以看出：尽管网络中的虚拟社会具有虚拟化、数字化、个人化和全球化的特点，但由于网络空间诞生和存在于现实物质世界，以现实物质世界为基础而发生和发展，因此，网络社会又呈现出虚拟与现实、局部与全局、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相互交叠的特征。同时，构成现实群体事件的主体包括现实社会的全体公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直接利益主体，而网络群体事件的参与者则有直接利益主体、间接利益主体和无利益关系主体。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网民，在现实社会中他是具体的个人，它所具有的政治诉求、价值认同、人性忑征等都会折射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因此，虚拟社会并不完全虚拟，其折射的问题大多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讲，网络仅仅是手段、工具，是现实社会的映射。

1.3群体性事件发展趋势

1.3.1 群体性事件爆发数量呈几何式增长

1996年以来，中国大陆仅因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速达到29%。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2010年增长120%。在这些事件中，一部分是由于项目未建成而造成公众的环境担忧，另一部分由于已投产项目的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余则是由于事故和媒体曝光等突发原因。另一方面，依靠法律解决的环境问题比例不足1%。松花江污染事故、大连海岸油污染事故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至今仍未落实对公众利益的赔偿。2007年以来，厦门PX项目、大连PX项目、什邡钼铜项目、启东排污项目等项目造成大规模造成民众游行乃至冲击政府机构。光明网评论员曾在2012年10月指出，公众在经济增长决策中的缺位是以环境问题作为导火索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标志着网络的社会影响力开始形成，以网络为载体的网民群体开始在中国的社会中显示它巨大的能量。此后的9年时间（见表二），网络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从“南京房产局长天价香烟事件”、“躲猫猫事件”的当事人被免职，到“自动取款机事件”、“厦门PX项目”等事件结果的改判，从湖北的“邓玉娇案”到“石首群体事件”等等，从“7.23的甬温动车事故”到2012年“切糕门”事件，网络展现了它惊人的社会影响力，网络舆情在群体性事件中起着激发、抑制、催化的作用，它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蝴蝶效应”，引起群众对其他地区或同类事件更为强烈抑或偏激的反应，造成简单问题复杂化、局部问题全局化、个体问题公众化，普通问题政治化。

时间（年）数量（万起）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5.85 7.4 8.7 9 8 9 10 18 18.25

出租罢运；教师罢课； 环境污染；土地冲突； 警民冲突；民众上访； 民众请愿；民众集会； 游行示威；罢工罢市 内容

1.3.2群体性事件的矛头直指政府

随着改革过程中某些群体的利益受损，以及在市政管理、贪污腐败、渎职等引发的问题经过网络放大后，得到更多网民的关注；随着社会民众的自我维权、监督政府工作等意识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网民希冀于网络媒体来维护他们受损的权益，为达到目的，一些人甚至试图通过网络发起集聚活动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如如四川蛆橘谣言、海南香蕉致癌谣言、皮革奶粉的网络谣言的发生，引发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进而将矛盾指向政府的不作为。再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李刚门”事件，凤凰少女事件以及甬温动车事件等，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以及各种非正常死亡案件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因死亡不符合逻辑或因网民的仇富、仇官、仇不公而引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直接导致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1.3.3群体规模日益扩大化，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

2012年10月发生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其起因为镇海区部分村民因镇海炼化一体化项目拆迁而集体上访，后因该项目中包含对二甲苯（英文名缩写PX）生产装置，在10月25日、26日引起镇海区大规模封路抗议，并遭到警方使用催泪瓦斯清场。此后的27日和28日，抗议活动蔓延至宁波市中心的天一广场和宁波市政府，50余人遭到警方控制，最终宁波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PX项目，并停止推进整个炼化一体化项目通过网络和社会调查统计来看，参与者的构成已经从青年向复转军人、出租车司机、股民、教师、学生等群体扩展。

1.3.4组织严密化，形式上越来越“合法化”

在最初出现的网络群体事件里，组织者由于知识和经验的缺乏，往往在网络和手机短信中公开号召相关群体进行“集会”或“抗议游行”。这种未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备案并被批准的“集会”或“游行”是违反我国现行的法律的。而新世纪以来，随着网民法律素养的提高，他们在组织过程中不仅表现在更高智商，组织更严密，计划更周全；而且还表现在群体聚集形式的日益“合法性”上。部分参与组织的网民非常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甚至很多组织者都是法律专业出身 ；有的网民对公安等部门办案程序也了如指掌。于是他们在组织、酝酿网络群体性事件时，便充分运用法律的漏洞，以可以规避法律制裁的“合法”形式来进行。这些合法形式如“散步”、“暴走”、“散心”„„。在 2007 年厦门 PX 网络

群体性事件中，组织者以市民“散步”的形式聚集在厦门市府广场，反对 PX 项目，开创了群体性事件的“新篇章”。此后这种形式被其它一些网络群体事件组织者有效仿。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组织者把“抗议示威”、“游行”、“集会”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散步”、“散心”、“暴走”，这样，相关部门就失去了阻止网络群体性事件酝酿和集聚行为的法律依据。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合法化”趋势是政府解决网络群体事件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和课题。【参考2 关于当前我国网络群体事件的研究】 1.3.5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国际背景更加复杂化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国内外敌对分子可以很方便地利用这一网络平台，打着政治民主、维护人权等旗号，插手我国国内的事情，甚至策划、操纵我国网民发起群体性事件。如反动网站“动态网”中，触目皆是攻击党和政府的反动、虚假信息，其中相当多的言论对国内不知真相的网民来说极其具有煽动性，公开号召网民集聚闹事，企图打断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破坏已有的政治社会稳定局面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再如“泛蓝联盟”组织中，境内外敌对分子在QQ群中相互勾联，利用QQ群大肆传播渲染国内的负面信息，并组织策划各类行动 ；河北省的天主教群体性事件也是因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策划和组织而死灰复燃。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会更加积极争夺网络信息资源、舆论阵地，对涉及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的事件、司法领域的事件和案件、腐败问题以及一些敏感事件等进行恶意炒作，企图借机制造事端，引发群体性事件。

2、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虚拟性

2.1虚拟社会的形成

社会是指在一定地域有一群生活的人，并且人们在这个地域通过互动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而构成彼此间比较稳定的联系方式，按照一定的规则行事，构成一个共同体，那么这个地域和这个地域上的共同体群体，统称为社会。【参考3 郭玉锦，王欢．网络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2】 即某个环境空间具有社会性的必要条件是：人们在一定环境空间内交互活动，并相互联系。虚拟社会同样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只不过人们交互作用的空间不是在物理空间，而是在互联网络所形成的虚拟空间，交互作用的方式不是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直接作用的方式，而是基于虚拟工具间接交互作用的方式。人们在虚拟空间内经过一定的活动形成了虚拟认知和虚拟实践。人们在虚拟认知和实践中逐步形成比较稳定的虚拟社会联系，使虚拟空间具有了社会性，进而形成了虚拟社会。

因此，虚拟社会不是单个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无序的、简单的集合，而是人们基于网络的虚拟空间，在虚拟实践中按照一定的方式彼此发生各种虚拟社会联系的场域。【参考文献4 网络虚拟社会的形成及其本质探究】因此，虚拟环境、虚拟实践和虚拟社会关系是构成虚拟社会的基本要素。

2.2虚拟社会的特征

在虚拟空间之中，人们的活动方式呈现出虚拟性、自由性和即时性的鲜明特色：

2.2.1虚拟性

在虚拟空间中，人们隐藏或变更了诸如性别、年龄、身份、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现实生活中备受关注的特征。因此，人们的行为具有了“虚拟性”和“非真实性”特征。

2.2.2自由性

在虚拟空间中没有地域的界限，借助代理服务器，人们可以自由的穿梭于国外的信息网络；同时，由于没有严格的信息审查制度，而现实的道德、风俗、法律约束也形同虚设，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将现实中所隐藏起来的内在情感、观念无所拘束地展示出来。人们不再受时间、地域的制约，他们之间不同的价值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等的碰撞与融合也日益频繁。

2.2.3即时性

在虚拟世界中，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可以自由、迅速地了解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件。因此，人们即使对遥远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具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甚至较之眼前的事件更具亲切感。

现实世界的传播和交往更具有实在性，因为在这个世界，有实在的环境，能亲见其人、亲闻其声，有着可触可摸的感受;而在虚拟世界一切都显得虚幻而不可触摸。但是，虚拟世界的传播和交往有着第一世界无可比拟、望尘莫及的优势。从空间上看，它是无远弗届、无处不及的;从时间上看，它几乎可以把传收之间的时间差缩小为零，它的容量浩瀚无涯，它的便捷性可以使任何或集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同任何人或集体交流任何信息。【参考

5、技术时代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

2.3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互涉

2.3.1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网络虚拟社会在形成自己独特的虚拟文化过程中，与现实社会也进行着密切的“互动”：即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彼此交融越深入，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就愈深刻。从目前来看，虚拟社会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影响现实社会：

一方面是由临时性的 “个案”来作用于现实社会。例如，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干预作用、网络事件对社会的冲击作用;另一方面由持续的、累积性的 “培养”与 “传承”方式，对现实社会形成长远影响。例如: 网络环境对个体的认知体系、价值观等形成潜移默化影响，网络社会关系对整个社会结构、社会体系形成渐进式的影响。【参考

5、网络文化的构成及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 从中国社会现实来看，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网络对于现实的影响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权力机构的监督、制衡作用日益明显;网络社会影响了社会政治格局与政治变革的进程;网络社会带来了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化;网络社会成为社会压力的感应器与释放系统;网络社会影响了中国社会群体的分化过程。具体而言，以下三种形式在现阶段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 【参考

6、网络文化的构成及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

一方面网络是依赖于现实的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另一方面，虚拟社会的发展必然作用于现实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完全脱离于现实社会的网络空间，形成现实社会的新的特点。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空间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还将进一步加深。

2.3.2网络虚拟社会瓦解了传统社会中群体身份认同

在网络上，一个人可以同时在不同的网站注册不同的用户名，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拥有若干个自我，任意规定自己的身份，使自我在各个方向上“分裂”开来。在网络交往过程中，交往主体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非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活动。这样，在虚拟空间之中，交往主体具有一种主体体验冷漠感。由于虚拟世界中个人身份的多重化，人们对“自我”的认同也随之出现了危机，出现了多样化的自我。

网络虚拟社会的参与者几乎都一致认为，人们之所以长时间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交流，与这一交流当中身份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有关，身份的易变性因之似乎成为网络交往得以进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人们在网络中渴望将身份多重化的现实，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们对某种理想身份的追求，但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身份的一种逃避。实际上，在虚拟世界中遨游的人们，不同程度地怀着一种逃避现实的态度，在网络中追寻一种忘我的理想自由状态。

2.3.3群体性事件的虚实互涉性

网络群体事件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尽管它在虚拟社会中发生和发展，但它矛盾的根源和发生的根本原因却在现实社会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传播规律和发展特点充分展现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相互映射的关系。

数字化的网络空间，模拟和重构出一种新的类似于现实社会的生存环境，这种新的环境是一种虚拟的环境，是以数字信息的方式来表现的。在这样的虚拟社会中，其虚拟性赋予网民极大的精神自由，网民会重新挖掘“另类的”“真实的”自我。网络化社会虽然是虚拟的存在，是不可感知、不可触摸的，但网络空间具有高度的仿真性，它可以使人们产生“真实”、“实在”的感觉和体验，具有功能上的“真实性”。但是，虽然网民作为个体存在于虚拟社会，但他并不可能超然于、脱离于现实社会。实际上，网民在虚拟社会中所展示的一切都与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是现实中的个人在网络中的投射，他们的言论、行为、思想、观点、价值都不同程度的受现实的影响。

3、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在网络世界，权力永远是多余的，没有谁可以永远充当意见领袖。就中国现实政治而言，网络群体事件发生时，政府很难加以控制，形成所谓“三个进不去”：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

3.1网络谣言的泛滥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发酵剂

网络谣言具有隐蔽性、炒作性、攻击性、报复性、宣泄性、诱惑性、强迫性等特点，已成社会‘毒瘤’。网络谣言的产生，可能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是群体性事件的一大诱因，它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为网络谣言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它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煽动大众不良情绪，恶化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

3.2网络文化对社会压力的双重作用是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人们的生活压力加大，很多人由此累积了各种心理压力，而现实社会角度看，社会系统内部的压力在不断增加，网络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心理的泄压阀，网络文化的运动过程也是社会压力释放的一种方式。但是，网络文化的运动不仅有泄压的可能性，也有增压的可能性，即由于网络的开放和信息的无障碍传递，两者还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转化。【网络文化的构成及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

3.3同质的符号与个性化的人之间的矛盾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根源

在由0和1两个字符所构建起来的虚拟世界中，所有的人都以数字化的符号存在，既没有自然特征，也没有社会特征。社会标签的缺失使人们通过张扬自我，以获取关注和认同。在这种虚拟世界中，个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认同、思维习惯得以极致发挥，并营造出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虚拟现实。为了捍卫这一自我膨胀的假象，怀疑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在网络空间弥漫，并对现实中的公众思想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从而引发对于社会管理、道德秩序的不满。3.4整合的社会与离散的网络之间的矛盾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现实社会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形态，现实社会中的公民在法规的规范下各司其职，其社会角色、工作方式及人际关系相对固定。但网络虚拟社会则正好相反，这种离散结构下的独立状态使网络用户在网络空间中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对自然和他人的依赖，进入一个没有法律和道德约束的虚拟社会。但这种相互依赖的丧失也消解了社会舆论对于网络行为的监督和调控，使人能够无所顾忌地释放自我而充分暴露出人性中贪婪、残暴的一面，从而诱发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

4、防范网络群体性事件策略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群体事件与我国政府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陈旭 学号122001171 摘要 本文以群体事件为切入口，探讨在群体事件中如何对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变革，希望给给当前的政府治理模式带来新的思考。

关键词 群体事件 政府 社会治理模式 变革

前言

首先给大家讲个案例，启东事件。事件发生背景王子造纸在南通设立了造纸厂，但有大量污水需要排放，于是决定将排污工程管道在启东附近入海，计划建造一条110公里长的排污管道，将南通、海门、启东沿线所有污水处理后，统一排放，设计能力是每天60万吨，后来降低到每天15万吨，是为“南通排海工程”。江苏启东市数万民众举行示威，示威者广为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呼吁启东人站出来，抵制王子造纸厂“将有毒废水排放到启东附近海域”，号召举行“保卫家园”行动。

2012年7月28日，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当时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数千名启东市民于清晨在市政府门前广场及附近道路集结示威，散发《告全市人民书》，并冲进市政府大楼，并从市政府中搜出了许多名贵烟酒等物品，并在警察到来之前将这些物证陈列在政府办公楼前。武警于上午9时许抵达现场，但只是维持现场秩序，并未采取以往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强制驱散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众示威过程中，出现了民众掀翻汽车、捣毁市政府办公电脑等暴力行为，而警方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

在冲突过程中，启东市市委书记孙建华遭到民众扒光上衣，市长徐峰被强行套上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但启东市领导并未下令警方采取进一步强制措施。

中午过后，警方的处理态度开始有一定的变化，开始抓捕一些过激分子，在此过程中，有少量民众受伤。日本媒体《朝日新闻》称，该报上海分局局长奥寺淳28日赴启东采访拍照时“遭十几名警察的暴行，头部被踢，并被没收了照相机和记者证”，并向中国提出抗议。

当天下午，冲进政府大院的上千民众全员撤出，之后当地警方封锁周边道路，抗议活动基本平息。有维权网站报道，来自无锡、苏州、常州、扬州的特警和武警部队也于当天午后陆续抵达启东封锁道路。下午有一段时间，整个网络都被屏蔽，市民无法上网

由于缺乏官方数据，该事件的示威人数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据媒体估计，有超过20000人参加，也有的媒体估计有超过30000人，游行示威人群加上集会人群将近10万人。这就是著名的启东事件，群体事件中的典型案例。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一、群体事件的理论概述

（1）、群体事件的内涵

群体事件即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2009年9月，中共《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在整部辞典的1015个词条中，1/3是新词，群体性事件等被收入其中。

宋宝安等认为，群体性事件是由社会矛盾引发，由特定和不特定的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偶合群体，以一定的目的为基础，带有明显的利益诉求性质的体制外活动，是以合法的或非法的规模性聚集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一定影响的事件。向德平等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不受既定社会规范约束，具有一定的规模，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集体上访、集体怠工、罢工、非法集会、聚众、游行、示威、骚乱、**、大众恐慌等等”。

（2）、群体事件的基本性质

总体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上千直至上万人参与的在全国也已经是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所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

而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更是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经济领域问题，也有社会领域问题；既有历史累积的问题，也有现实中新产生的问题；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这些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

从性质上来说，当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对权利和权益的诉求，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并不是要推翻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

（3）、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社会不满群体存在、群众缺乏表达渠道、政府管理能力应对能力不足、群体性心理因素诱导、基层不作为，“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干部和群众长期矛盾的积累。这些都是导致群体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导致群体事件深层原因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法制不健全、权利过度集中、领导没有能力、是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官僚腐败现象、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政治体系存在问题。

二、我国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对群体性事件带来的影响

1、行政效率低下让社会公平成为空头支票。转型时期，传统的平均主义利益分配机制被打破，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一方面出现了很多富裕阶层，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人承受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下岗,失业等社会剧痛。这是社会发展和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现象。政府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切实维护好大多数阶层的利益，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解决好困难群众,利益受损阶层的问题，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公平。而我国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效率滞后，不能及时解决群众的问题，使得群众的矛盾逐渐积聚,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 加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机构臃肿，官员腐败问题严重,干群关系紧张，又极大的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2、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和民众积极参与政府建设的心愿没有达成有效统一。传统社会，我国政府的治理一直采取的是一种管制与压力型的治理模式，要求民众完全服从,不允许有任何的反对之声。这在信息化程度不高,民众自我意识淡薄,社会相对公正的情况下，还是起到了保证政令畅通,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在当前的转型时期，信息高度发达,民众自我意识不断提高,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加之，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一些先进的政府治理理论与经验的传播及现代社会对民主法治的诉求，无疑都使民众呼唤一种服务型政府，渴望政府能够更好地为民众提供优质的服务，有效的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在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一些当地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的治理模式，不是平等地与民众交流，妥善的化解矛盾，而是动辄命令,强制的做法，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民众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

3、官僚体制的迟滞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群众的权益问题。官僚制也叫科层制，它在传统社会起到了整合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然而，现代社会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传统的行政理念与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科层制本身固有的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如机构缺乏弹性，无法适应环境变化； 层级太多影响行政效率；机关规模缺乏标准； 职能部门之间，由于本位观念，互不协调，甚至互相制擎;权力集中缺乏民主参与； 官员对上级负责，忽视民意；机关运作中抓权,扩权屡见不鲜等； 引发了政府管理的危机。众多的群体性事件都源于许多基层官员对民意的漫不经心，引发了社会舆情转向社会冲突，错过了处理群体性事件最宝贵的机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地方官员对社会矛盾的反应迟钝? 如果用学者的话说，这是一种体制性的迟钝，与现行干部考核任用,政绩评价体制有关。用老百姓的话说，干部只报喜不报忧，谈问题是“金字塔”，一级一级往上缩小，讲成绩是“倒金字塔”一级一级向上夸大。“小事不报告，大事先摆平再报告”，等摆不平被迫报告时，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丧失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的最佳时机。

4、信息不流通造成官民矛盾激化。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对一个民主政府的基本要求，只有信息公开才能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与效率，避免官员的贪污腐化与权利寻租，才能为群众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避免一些优势阶层的信息独享与资源垄断。在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当中，很多当地政府想法设法封锁信息，即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成就逐级放大,问题逐级缩小，只报喜不报忧。而不是把问题向群众说明，采取公开的对话方式以取得群众的理解与信任，这种做法使得群众因为不知情而猜忌,困惑，更加怀疑政府处理问题的公正性与能力。于是，群众就会选择采取抗议的方式对待政府的行为，要求政府公开事件的真相和处理过程。

5、单一的沟通渠道，不能有效反映民意、导致民众对政府积怨过深。新公共管理理念要求一个政府应该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即通过一些组织,机构等缩短政府与民众的距离，让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府可以适时地根据群众意见做出政策调整，等于在政府与群众之间安装了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缓冲网”，使社会张力得以释放，社会免于脆性崩塌。我国传统的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机构就是政府设立的信访部门。但一段时间以来，压制上访,截访甚至以“精神病”为名滥用强制措施的负面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一些基层信访部门常常为维护一方“稳定”而有意截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所谓“越级上访”。群众在政府难以及时解决问题，个人力量实在淡薄，又没有可以依靠的团体或组织，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聚众示威,抗议，寄希望于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关注，以使权益得到保护,问题得到解决。

三, 推进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将群体性事件扼杀在摇篮

1、加快政府的公共管理效率，兼顾社会公正与公平。据统计，70%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源于经济利益问题，转型期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而政府的责任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高效的行政效率，因为政府行政效率的迟滞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中众多公共事务需要及时解决的需要； 其次，对政府来说，效率不是追求的最终目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才是政府治理的理想目标。政府必须具有公共责任心，以不违反机会平等和公众监督原则为前提，绝不能让少数人中饱私囊。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 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要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要注意完善政府机关的监督检查手段，消除对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具有威胁的因素与隐患。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当前，一定要从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弱势群体得到来自社会和政府的更多关怀，不断地使人民群众从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2、积极建设民主阳光的政府体系，促进政府权利法治化。首先，应该确立一种正确,科学的价值理念，政府及公共机构人员必须及时的转变观念，抛弃“官本位”的文化陋习，树立全新的行政价值和管理理念;其次，要加强政府的法治建设，政府权利的运行一定要有法律的监督和制约，比如，不能滥用权利，随便调用警力,采用强制手段来镇压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不得违规使用枪械,警棍等武器。建立严格的责任追偿制度，对事件处理当中一些行政人员违法,不当的行政行为要进行制裁,追究，使他们时刻牢记自己的行政职责，不敢僭越权利的界限，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3、把对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落到实处，构建高效率政府。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加快政府机构改革步伐，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简化规章制度。第二，要减少官僚体制的等级链，缩短政策制定与执行层的距离，使政府组织向扁平状,弹性化转变，这样才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提高组织效能；第三，应完善行政管理绩效考评制度，发挥公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强化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以便为行政管理的高效运作提供新的动力支持。第四，要制定科学的管理程序，使各项管理活动井然有序地进行，不至于在某个环节和过程中浪费时间，延缓决策过程；第五，要建设节约型政府，严格监控财务运行，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衡量活动的必要性，最大限度地节省政府开支，这也是实现政府廉洁高效的重要手段之一。

4、建立阳光透明的政府，利用互联网积极听取民意，加强信息公开透明。列宁曾指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公开是公共权力监督的前提，没有公开，任何公共权力监督都无从谈起。政府在运行上应该实行透明行政，公民对公共事务享有知情权,监督权以及参与权，从而有效制约政府行为并提高政府效率。政府通过举行有关审批事项及行政决策等方面的新闻发布会。一方面向社会公布有关行政信息赋予群众以知情权，同时在报刊电视等媒体上辟出专栏以披露行政过程中各类违规违法行为实现“阳光行政”。通过舆论压力促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严格依法行政。也通过信息公开，使群众及时了解一些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及过程，这样就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不再有被蒙蔽的心里，通过媒体等渠道及时了解事件的处理过程，较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5、养成积极回应民心的思想体系，让民众能多渠道与政府沟通。“回应型政府 ”是伴随着西方政府治道变革产生，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得以提升，逐渐成为当代各国政府所共同认可的一种政府治理模式。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责任明确,积极回应公众需求的政府，公众不仅仅是被管制者的角色，还是政府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消费者。笔者认为，回应型政府最重要的是建立多元对话沟通机制，为此，一要做到确保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渠道畅通，对政府来讲，发挥国家信访部门的沟通作用，尤其是基层信访部门的工作，更有利于群众意见的充分表达。二是要培育和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发挥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三是要加强社区和农村自治组织的建设。通过发挥社区和加强农村自治组织的功能，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及时,有效的反映上来，通过社区和自治组织的沟通和自下而上的这种有效途径，使政府与民众增加了解，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能符合民众最直接的需求。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国政府治理模式进行有效变革，势必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能让政府部门“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参考文献：

[1]肖唐镖.群体性事件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2]吴清军.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变革[J].河南大学.2011 [3]周振超.阶层分化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第三篇：思想政治研究：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群发情况的思想解读

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社会上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1993年到现在，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增长了近十倍。而目前工人、农民或市民由于合法利益受损而引发的维权抗争事件，约占全国群体事件的80%以上。这些维权事件表明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是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维权者一般都会以现行的法律和法

规作为其行为框架和底线，都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调处，行为相对克制。但是，随着土地问题、林权改革、房屋拆迁等涉及到巨大经济利益的问题不断出现，由此引发的侵权方利用暴力手段打压维权者的恶性社会冲突事件也在增加。此外，没有明确利益诉求，主要是发泄心中怨恨的社会泄愤事件以及针对无关人员的社会骚乱事件最近几年也不断发生。一般来说，这两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造成的危害和社会影响都比较大，而且还时常伴有打砸抢烧等犯罪行为。

应该说，无论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事件，还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或者是经济纠纷引发的社会骚乱都不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民众抗议某些官员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具体利益问题。尽管有某些参与者想通过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在其中运作。例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虽然民众把县委和县政府及县公安局烧了，但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并不是想另立新政府或者分享政治权力。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的体制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一种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治理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从某种意义说是一种“刚性稳定”，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维系的社会成本巨大。

在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不稳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探求其发生原因及其化解之道已经成为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大课题。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提出群体性冲突事件的主要症结在于官民矛盾。因此，要减少群体性冲突事件，缓解社会冲突，必须改写某些不合理的社会规则，重建普遍的社会信任。另外，我还认为公平公正的社会规范只是重建社会信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方面就是公民参与。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扩大公民参与网络，畅通参与渠道，让公民参与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缓冲器。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有效治理和稳定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说，目前中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主要有两大类，即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制度化参与包括制度化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制度化正式参与是对参与的形式和程序有明确的规定，并有法律或正式制度认可的正式组织作为依托，比如政治投票和政治选举等。制度化非正式参与的特点是参与行为为制度框架和精神所允许，但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程序，比如政治接触和政治表达等。非制度化参与，就是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公民参与，它包括非制度化的合法参与和非法参与，主要有消极抵制和积极抗议两种形式。比如政治冷漠和网络政治一般是非制度化的合法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合法参与又有非法参与。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中国的多元社会格局初步显现，各种社会利益阶层和利益群体也不断涌现，这就需要公民参与的制度和机制有所调整，以便更好地满足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表达诉求，适应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需要。因为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下，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等都处于刚刚起步的不完备阶段，如果不及时调整和完善各种制度，公民参与就缺乏正规的渠道和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能采取其它诸如非正规甚至非法的渠道进行社会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这样就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率。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早就指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建构，培养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积极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公民通过网络进行社会政治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越来越大。据统计，截至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较底增长13.4%，上网普及率达到25.5%。此外，由于网络的交互性、传受一体化、快捷性等传播特点，某一事件发生后，通过网络传播，可以迅速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进而引起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到现实中的群体行动，最终形成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湖北省石首事件、新疆自治区“7?5”事件、海南省东

方暴力袭警事件、吉林省通钢事件等都是通过网络实现互动，不仅在社会现实中有众多的参与者，而且得到众多网民在网络上参与评论甚至声援。除此之外，有些事件虽然主要局限于网络之中，但由于参与者众，并最终迫使公权机关和当事人不得不采取某些社会行动，而成为了所谓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比如5月份，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某宾馆服务员邓玉娇基于自卫目的刺死、刺伤镇政府官员的案件，此事经网络曝光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充分重视网络的重要性，将公民通过网络进行社会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正式参与的轨道，或许能成为表达利益诉求、发泄社会不满情绪的“减压阀”。

不过，培育公民社会，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需要时间。在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复杂，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社会稳定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情况下，找到一个确保公民公平、公正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底线或许更为紧迫。在我看来，这个底线就是宪法。也就是说，应该让宪法成为保障公民参与的社会底线和基本共识。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也指出，“在一个健康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参与原则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为此，宪法必须确保一种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公平机会”。假如没有宪法这个底线，而且不能很好地落实其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就不能保障公民公平公正的社会政治参与，还可能会患上参与不足或“参与爆炸”的政治参与综合症，这样不但会诱发较大社会动荡的危险，还有可能彻底破坏现有的社会政治秩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能够和谐稳定，群体性冲突事件能够得到控制。因此，让公民参与成为社会稳定的缓冲器，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冲突和政治冲突的阶层都能接受的底线，是关系中国社会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的重大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