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面桃花读后感
《人面桃花》读后感
初读《人面桃花》是抱着好奇心的心态，十年磨一剑，究竟故事的情节是有多么曲折，才使得格非用了十年的时间写了这本小说。开始读时却惊喜的发现，故事从开始陆侃发疯离家出走开始写起，却又停笔开始写秀米，引得读者不得不继续读下去。读完却发现，这部小说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是故事情节这么简单，而且反应了社会现实。
秀米父亲的发疯引领了全文的线索，秀米是个单纯、可爱的孩子，父亲的发疯和离家出走使秀米走出了地主家大小姐的一方天地开始关注这个广阔的世界。也就开始全文情节的展开。张季元是秀米的表哥，以养病为借口来到普济，其实是为了躲避革命的追捕，但这些秀米并不知道。在秀米眼中，张季元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并且富有人生阅历的人，像秀米这种大家闺秀应该说是没有什么人生经验，自然而然的就喜欢上了这个远房表哥。但是她却不敢猜测张季元的想法，只能忍受日复一日的内心煎熬。在封建的革命动荡年代，秀米的小心思没有人会关心也没有人可以诉说，只能埋在心里，默默地等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渐渐地却发现秀米的母亲翠莲喜欢的竟然也是张季元，于是在心底开始为秀米捏了一把汗，如果秀米母亲可以看出秀米的心思并帮助女儿实现愿望这便是最好了，可是悄悄相反，秀米的母亲成了阻碍秀米和表哥单独在一起的最大屏障，翠莲想尽方法让秀米和张季元不能在一起，可是这更加重了秀米对这个表哥的的爱慕之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秀米就是因为得不到，所以更加期盼和张季元在一起，也就坚定了秀米喜欢张继元的决心。而这也直接引起了秀米和母亲的之间的冷战。
也许是上天在可怜秀米和张季元吧，在秀米和母亲出去寻找陆侃时，这俩终于有了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秀米的梦境再现了，当张季元真的如梦中那样将手放在秀米的肩膀上事，秀米的内心是又惊又喜的，惊的是梦中的情景不会真的发生吧，喜的是她认为至少这个表哥不讨厌她。可是让秀米失望的是最后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不过是在闲聊罢了。我想，对于那时的秀米而言，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闲聊大概也是很幸福的，即使不知道对方这是怎么想的。
张季元的突然离去对秀米和她母亲的打击是巨大的，张季元留下的那本日记和金蝉对秀米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的。秀米看了日记后知道表哥也是喜欢她的，而且日记中的点点滴滴都造成了秀米会走张季元的老路的原因。秀米突然出嫁却仍能保持一副镇定的模样，这也许是因为张季元离世对秀米的打击是巨大的，尤其是知道张季元也喜欢她的时候。所以在出嫁的路上遭遇的一切秀米都坦然处之，没有抱怨，甚至像一个哑巴一样。花家舍的遭遇让秀米想到了自己的父亲，这么一个世外桃源不就是他一生的追求吗？可是陆侃现在又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
秀米通过张季元留下的金蝉逐渐成为蜩蛄会的头目，并且为了革命远渡日本，最后又回到家中成立了地方自治会并且开设了普济学堂，秀米所做的一切在乡人心中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的，吸引了很多的人跟着她一起革命，最后却大难临头各自跑了。这时的秀米应该是伤心的吧，原来这么些信誓旦旦要和她一起搞革命的人一个个都走了，可是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冷静，最后当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在枪下也是冷漠的。可是我读到这还是在想，秀米的冷漠应该是装的吧，看到自己的孩子，本能的保护欲望反而会害了他，可是逮捕秀米的人却还是残忍的打死了她的孩子。
在狱中的多年，秀米想了很多，更加形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以至于出狱之后自己都懒得说话了，回家乡的历程也是充满艰险的，可是对秀米这个经受过种种磨难的人来说，苦都算不上苦了。
小说的结局可以说是惨烈的，我是属于比较喜欢完美结局的人，看到这么悲的结局反而使我更加觉得小说写得更悲了。诚然，革命的进程是激烈的，总会有人牺牲，有人为之耗费一生，可正是因为有这些牺牲自己的人才有了现在的生活。革命先烈们用献血为我们铺就了光明的前程，才会有了现在衣食无忧的生活。
第二篇：《人面桃花》读后感2500字
《人面桃花》读后感2500字
原创： 百慕是我1如果说苏童的《碧奴》是一场绿色梦魇，那么格非的《人面桃花》无疑是一个黑色乌托邦。二者均有绝美的语境。不同的是，《碧奴》虽不见阳光，却充满希望；《人面桃花》虽以希望为起点，但最终走向黑暗的终点。人去楼空。
对于乌托邦的迷恋，我习惯以电影的快捷方式来解决，由繁华至烟灭不过百来分钟，所以对书越来越缺乏耐心。不是说现在可看的书越来越少，至少我是无资格说这些的。我尊重每一位作者。因为每一篇完结的稿子，必是一个人由心口涌出的全部魂灵。
相比苏童在四个月内迅速完成的《碧奴》，格非的《人面桃花》有着更精心的设计。写了十年，那是真正的十年磨一剑。前者是瞬间的灵感，后者是蓄积多年的心血。前者更像是一个人的独白，有极华丽的措辞；而后者以一个女子的传奇呈现的是一个时代风云变幻的过程，华丽的是整个结构。
《人面桃花》称得上雅俗共赏。有一个可以和《我的名字叫红》媲美的悬念，严肃悲怆的历史大背景，有一层《金瓶梅》的薄纱，再加上细腻温婉的笔调。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因素彼此支撑，构成一个黑色的乌托邦。
2我更喜欢看虚构的故事。那些广为流传的纪实性作品大多源于生活，有多厚重就有多真实。故事应总是凌驾于社会原貌之上，真正能征服读者的是创意。比如电影《暗恋桃花源》就是一部将创意做成模型的作品。在这方面，个人以为最经典的依然是《百年孤独》。至于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红》，胜在几点：
一、对细密画派专业精准的临摹；
二、对伊斯坦布尔底层深切的忧虑；
三、米兰·昆德拉式的角色切换和错位。
而在《人面桃花》中，可以感受到人们混乱而真实的内心世界。在这里，没有救赎，只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了私欲而彻底沉沦。人性残缺。没有一个完美的形象。自小到大，革命先驱必是大公无私的英雄，而格非却要打碎英雄头顶那一层不真实的光环，这样的剥离并不残忍。大多数的人首先在乎的是自己。于是这样并不高尚的先驱形象却使人倍感亲切。就好象在那个年代，自己也将是其中一人。
3取景于清末或更早历史背景的小说多见于旧式作品，其中的人物们是遵守三纲五常的。刻板得不食人间烟火。而这里的秀米从一开始就直呼父亲是疯子，事实上他就是个疯子。对于母亲的冷淡则更具现实意义，那是在她被劫至花家舍，而久未见家人去赎她，终于惨遭凌辱之后。
《百年孤独》中有一个每夜需要陪七十二个男人睡觉的女孩，()每人只收两毛钱，以此偿还因她而被烧的房子。格非的小说也势必要割裂人的心脏，笔触十分地凌厉。秀米美貌如花，终难逃被轮奸的厄运，是一个女子的终极悲剧。
其次是小东西的死，小东西大号叫普济，是秀米在花家舍生的儿子，不知父亲是谁。五岁的孩子，敬爱母亲如同神明，却至死也没有得到母亲的半点爱抚。子弹无眼，穿过胸膛，我的眼泪随他的血一同流出。因为他不是秀米爱情的结晶，她爱的张季元早已未及表白就被绑着石头沉入水底。打捞他冻结的尸体如同打捞秀米死去的心。
4故事写官家小姐陆秀米从深闺到江湖的过程。影响这一切的是一个叫张季元的革命者，他是陆夫人的情人，与秀米一见钟情，并彼此暗恋，可是双方却并不知晓。直到张季元死后，秀米从他的日记中知道了原来他也那么爱自己，从此每夜抱着他的日记入睡，痴迷，疯癫。
爱人不在，心也死去。秀米不再在乎嫁给谁。在远嫁的路上被花家舍的土匪劫持，迎亲队伍弃她而去，并另择亲事。秀米在花家舍经历了最可怕的梦魇。但花家舍的六大当家均已因内讧而自相残杀并全部暴毙。秀米得以脱身。小说省略了她在横滨投身革命的经历。
秀米带着儿子小东西回到陆府，也带回了一颗比石头更坚硬的心。她不再是过去那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她像个机器般地疯狂鼓动革命，她的麾下聚集了各路豪杰，从日本运回的枪支弹药，以备随时攻打梅城。
这是个伟大的事业，有着造福人类的崇高理想。可是，宣誓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私欲呢。张季元革命是为了能和秀米在一起；秀米革命是为了完成张季元的遗愿；陆夫人支持革命是为了情人张季元；妓女翠莲革命是为了伺机寻得一个好归宿；追随秀米革命的人们是为了混口饭吃。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都太遥远。
情同姐妹的翠莲最终出卖了秀米，因为那个来村里弹棉花的人属猪，翠莲认为这就是她要嫁的人。而那个人恰恰是朝廷的密探，秀米锒铛入狱，并在狱中生下第二个儿子，孩子生下来后就被抱走，后来成了梅城的县长。当初出卖她的朝廷密探又摇身一变成了革命显贵。
秀米与喜鹊，两个孤女相依为命，共渡余生。至此，谜底浮出来，是那对金蝉，那是张季元的物品，陆侃发疯是因为知道了夫人红杏出墙。他出走后下落不明。许是死了。
5陆夫人是个颇具争议的女性。格非对她的刻画相当精准。女人天性的敏感，使她很快感觉到张季元对女儿的爱意。当最亲密的两个女人同时爱上一个男人，作者残忍地将她们设计成母女，将三角之恋推向伤害的极致，最后的结果还是爱情超越亲情。陆夫人没有去花家舍赎回秀米，而秀米也没有按她的遗愿将她葬在张季元的坟边。这种较量是至死方休的。非常刻薄。
如果拍成电影，陆夫人的形象至少能夺走秀米一半的光芒。在孙子面前，她是和蔼可亲的婆婆；在落难者面前，她是乐善好施的官家太太。而这一切均抵不过因爱而生的决绝和狠毒。自她嫁掉秀米的那一刻起，母女俩就已形同陌路。其间的裂痕，是她在对秀米意外回来之后，无论怎样的亲热也不能填补的。
6翠莲的形象应了那句话，戏子无义，婊子无情。与陆夫人一样，她也是格非在小说中精心布局的一枚棋。在决定背叛之前，她把小东西的棺材盖好又打开，如此反复三次，伤心欲绝，她难过的不是小东西的死，而是自己无法回避的良心谴责。她让老虎对她进行残忍的性虐待和恶毒的诅咒，同样只是想以此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她在诱使秀米变卖地产，一无所有之后，又很快被这位后来成为革命新贵的昔日朝廷鹰犬所抛弃。这个结局有点大快人心。格非多次强调她的妓女身份，他同样是个善于对女性浓墨重彩的作者。书中的人物尽管不完美，却也谈不上十恶不赦，于是所有的卑劣行径统统让这样一个妓女完成。
7从《人面桃花》中看到的人情世故：
一、女人之间亲如姐妹，背后暗藏刀戈；
二、邻里之间互相扶持，但决不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帮你；
三、男人之间称兄道弟，在利益面前却欲置对方于死地。
秀米后来常常在小东西的坟前一直坐到天黑，她终于知道只有自己五岁的儿子才是可以信任的，无须任何防备。尽管他的出生铭刻着她今生今世最惊恐的回忆。
去年今日，人面桃花。桃花依旧笑着春风，而人面早已成了不惧冰霜的梅花。梅城开满了各种各样的梅花。色冷而香远。
本文写于2008年6月25日
距今10年整
第三篇：书评格非《人面桃花》
人面不知何处去
——书评格非之《人面桃花》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县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任中文系讲师（1987年）、副教授（1994年）、教授（1998年）。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讲授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曾先后出访德国、瑞典、日本、韩国等国，作品也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
1986年，格非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迷舟》，而后声名鹊起，以善于营构叙事迷宫而成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先锋作家之一。1988年，格非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成为后来人们谈论先锋文学必然提及的一部重要作品。
格非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及《人面桃花》（第一部），中篇小说集有《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等。1995年出版有《格非文集》（三卷）。此外，还出版有小说理论专著《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文学讲稿《塞壬的歌声》，散文集《格非散文》等。
格非曾在自己作的小传里这样写道：“小说写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给我带来了一个独来独往的自由空间，并给我从现实及记忆中获得的某种难以言传的经验提供了还原的可能„„”
格非的写作坚韧、优雅而纯粹。他的小说曾深度参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革命，他的叙事研究也曾丰富中国小说的美学肌理。他的写作既有鲜明的现代精神，又承续着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灿烂和斑斓。他的叙事繁复精致，语言华美、典雅，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息，这种话语风格所独具的准确和绚丽，既充分展现了汉语的伟大魅力，又及时唤醒了现代人对母语的复杂感情。
格非出版于二OO四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作为这一话语理想的延伸，在重绘语言地图、解析世道人心、留存历史记忆上，都富于创造性的发现。他对这一发现的深刻表达，不仅达到了中国作家所能达到的新的艺术难度，还为求证人类的梦想及其幻灭这一普遍性的精神难题辟开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摘要：格非小说《人面桃花》以陆秀米追求大同理想社会,走上革命道路为主线,通过对秀米内心感情的描绘,展现了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一段历史时期里的心灵矛盾和精神迷茫。本文试图通过对女主人公陆秀米随着中国革命,追寻她无法企及的大同理想世界,最终梦想幻灭这一命运悲剧故事进行探索,旨在回溯那段已经逝去的革命历史,也发掘革命背景之下的人们无法躲避时代整体性失败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人面桃花》 陆秀米 大同世界 命运悲剧
《人面桃花》故事梗概
光绪二十七年春，罢官回籍的陆侃突然从普济消失，不知所终。其女陆秀米开始第一次正视她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几天后，革命党人张季元以养病为名来到了普济。在秀米的眼中，张季元就是这个神秘世界的象征：他查访一个六指木匠，联络地方革命党，购运枪支，准备起义；他去过日本横滨，与母亲的关系也令人生疑。而对于张季元来说，这个他暗中渴慕的美貌少女的存在使他对革命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两人之间的情感于暗中滋生并迅速成长，但随着革命党的被剿灭，特别是张季元猝死而告终。
秀米于出嫁途中遭遇土匪绑票，被劫至偏野小村花家舍的一处湖心小岛上。但同一时间，土匪云集花家舍亦在酝酿着一场重大事变。在岛上，秀米从一名尼姑韩六的口中得知了花家舍的所有秘密。她对父亲在普济建立桃花源的疯狂举动似有所悟，而阅读张季元留下来的一本日记，也使她了解了革命党人创立大同世界的真正动机。随着土匪头领们一个个神秘死亡，花家舍这个“人间仙境”于一夜间变成一堆瓦砾，而暗中活动的革命党人六指木匠则控制了局面，并收编土匪于第二年发动起义，攻打府州梅城。起义失败后，秀米被送往日本。
几年之后，陆秀米受革命党人指派从日本带着年幼的孩子返回普济，联络地方豪强，进行革命准备，并建立普济学堂。在当地人的眼中，秀米已经变成了与父亲一样的“疯子”。她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于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的“大同世界”，当然还有花家舍的土匪实践，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在清兵的一次围剿中，秀米被捕并押解至梅城，她的孩子也于乱中被杀。就在秀米被清廷处死的前夕，辛亥革命爆发。秀米被关押一年半后获释，回到普济，最后在平淡的生活中逝去。
《人面桃花》[1]就是这样一个叫人又痛又牵挂的故事。桃花的意象撑起了整个故事的历史寓意，既讲它的转瞬之美，也讲它的生生不息。桃花既是去年今日此门中的女子，也是此刻依旧笑春风的自然，更是众人寻觅的世外桃源。
这故事写的是一个乌托邦，一个桃花源。不仅写这桃花源的缤纷梦想，更写那做梦的痴人疯子，写他们的狂野和矛盾，还有梦想的幻灭，鲜血洒了，头颅抛了，虽没看见遍地开花，但信念恒存。初看是儿女情长，结果却是大开大阖的历史、牺牲与反省。也就是说，桃花虽美，它不是永远开着；飘落的过程虽美，总是落到了泥里面；花泥虽烂，但明春就有了开花的可能。
本文就是基于对女主人公陆秀米追寻她无法企及的梦,即追寻她的爱情和她大同世界的理想,最终梦想幻灭这一命运悲剧故事进行探索,旨在回溯那段已经逝去的革命历史,也发掘辛亥革命历史背景之下,革命志士陷于心灵矛盾和精神迷茫中,却又始终无法躲避时代整体性失败的悲剧命运。
大同革命思想的萌芽
小说开篇即以十五岁的秀米羞觉初潮、神思恍惚中回忆、思忖着父亲发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的情节，暗喻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困的混乱局面，而中年男子、号称“表哥”的革命党人张季元借住秀米家，遂牵惹出秀米母亲、秀米与“表哥”之间的性爱故事。小说开篇笔调于琐碎凌乱、恍惚如谜中，别透出一种乱世中的凄凉落寞、荒谬无奈。
秀米的父亲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遭贬回乡之后产生了归隐田园、创建几千年以来文人仕子共同向往的世外桃源的美好愿望。他要将陶渊明的桃源梦化为现实,是一种中国固有的大同世界理想。这种思想或多或少都无形的在秀米的脑海里植下根子。
然而，真正对秀米大同革命思想萌芽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其“表哥”张季元。张季元在秀米父亲发疯离家出走后来到秀米家中，在与秀米母亲私幽过程中，也与秀米产生了暧昧。秀米对张季元的爱慕情感,使她开始参悟这个未知的世界。虽然张季元在革命党被剿灭后猝死,但是他留在陆家的日记本不但让秀米彻底了解了张季元的革命理想,还使秀米更加肯定了他们于暗中滋生并迅速成长的爱情。从秀米陷于张季元猝死的伤心欲绝中开始,她的心已经随着张季元一同死去,她的躯体似乎已经不再是她自己的。所以她对自己的婚事漠不关心；当她在结婚的路上被土匪劫持能镇定自若,当她被强奸后想到张季元已经不在人世,甚至怨恨起他来。这是革命中无望的爱情,而爱情是改变一个女人的最佳的契机。对张季元的爱恋使她带有几分自觉地肩负起了实现张季元理想的念头,唯有在追逐他理想的过程中秀米才能感受到自己还在爱与被爱着。与其说秀米之后在普济开办的“普济学堂”是被革命巨浪裹胁进去的疯狂想法,还不如说其中也有几分为了追寻她所爱的人的脚步而带有的自觉成分。
然而秀米始终是动荡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小人物。她悲剧的命运并不仅仅体现在她追求革命理想的失败,还表现在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时代扬起的汹涌洪波来展开自己的生活。同时秀米与身具有的探知外在世界的好奇心、渴望轰轰烈烈生活并慷慨悲壮死去的狂野内心,使她这个只断断续续读了几天私塾,从未见过世面的乡村少女,具有了一股勇往直前面对人生的勇气。在秀米的内心深处,一直充满了叛逆,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所以,她能从容地与花家舍的土匪周旋,忍受土匪的欺凌。又能在花家舍惨烈争斗之后逃生,还远赴日本留学、重返普济,演绎一场惊天动地的乡村革命。
在送亲路上被绑架到花家舍是秀米悲剧命运的正式上演。虽然她只是作为一个柔弱的受害者在花家舍附近的小岛上居住着,并没有直接地参与到花家舍的生活、兴亡之中,花家舍兴建和灭亡的历史都是她通过“看”和“听”得来的。但是她的所见所闻无疑加深了她从父亲、张季元那里接触到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认识。尤其在王观澄被杀害的当天,秀米做的那个离奇的梦中,王观澄说花家舍迟早要变成废墟,但是秀米命中注定会继续他的事业。这无疑是对秀米命运的一次点拨,为她之后建立普济学堂走向革命道路起到关键的决定作用。
大同革命思想的实践与失败
花家舍的毁灭源于其土匪的内讧，在花家舍毁灭之后,秀米作为人质的囚禁生涯戛然而止。作者将秀米远赴日本的过程一笔带过,径直讲述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党人回到普济。此时的秀米努力将儿女私情抛在脑后,成为一个随时准备为理想献身的革命志士。她心中的梦想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的,不仅生活一样,连心中所想都一样,从而使每一个人都享用共同和善幸福的大同世界。这个图景看起来很诱人,事实上毫无实现的可能。因为它企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陷入了空想境地。同时她“忽略了人是一种有限的个体存在,抹杀这种个体的差异性、特殊性,无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细
[2]微不同,势必使一切变为泡影”。
更何况秀米组织成立“普济地方自治会”,创办“普济学堂”,身边聚集的一帮人马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混混以及乞丐、陌生人。在一个把“革命”理解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或者认为“革命就是杀人,和杀猪的手艺按说也差不了多少,都是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勾当”愚昧无知的人群中,没有组织、发动和武装群众的工作如何奢谈“革命”?又如何能使桃源梦想得以实现?在革命实践失败之前,秀米的脸上又增加了悲哀的神色,她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所有努力也将会成为泡影。面对自己的结论她不禁显得惊慌失措,惴惴不安地观望、等待着革命的去所。她之所以继续做事,也只是为了忘记那些伤心的记忆,为她过去的情感做力所能及的祭奠。这种毫无目的、毫无希望的理想,是一种多么沉痛的悲剧!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 “革命同志”为了加官晋爵和骗取她的家财而出卖了她，摧毁了秀米用尽一切代价聚集的革命力量。最终以她的亲骨肉小东西惨死于清兵乱枪之下,自己被打入深牢这一幕惨剧终结了她的大同之梦。直到出卖她的“同志”成了革命新贵,她才被释放出狱。
陆侃、张季元、王观澄、陆秀米等这些思想启蒙者在追求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都单纯地将理想等同于现实，从而产生了错位，遭受失败的结局：陆侃砍柳植桃，下决心修筑连接家家户户的长廊，要把普济变成晋代的武陵源；张季元组织反清的“镂蛤会”，为实现“天下大同”而奔走革命，为乌托邦理想注入了现代意义；张季元死后，秀米出嫁，途中被土匪劫持，没想到匪窝竟是总揽把王观澄精心构建的一个世外桃源—她父亲的设想竟然在这里得到了实现，而它最终却毁灭于土匪的内讧；秀米从日本回到家乡普济后实施变革的蓝图就是混合了父亲陆侃、张季元的理想和花家舍的模式。而这次革命最终也以失败结束，秀米也被革命的“同志”出卖人狱。
他们的失败和“疯狂”都来自于乌托邦理想与现实发生“断裂”造成的“错位”。无论王观澄等土匪还是张季元、陆秀米这些革命党人，他们的心理上都存在着对革命的困惑。当秀米不得不将自己交给革命，而她却只能从一个口风很紧的信差那里接受革命的任务时，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娱蚁，而且被他人施了法术，镇在雷峰塔下„„”①失败的感觉，被异化的感觉，革命内部的分歧与争斗、出卖终于使得他们离最初的“革命”越来越远。
与此同时，革命所要拯救的对象、革命的主体力量——民众对革命更是充满了困惑与误解：他们宁愿守着贫穷，也不愿意过乱世的生活。在民众的眼里：“革命就是杀人，和杀猪的手艺按说也差不了多少，都是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勾当”。在这样的情形下，革命只能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革命的意义也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逐步瓦解。
悲剧就是把个体无望的痛苦和毁灭借助心灵的强烈震撼表现出来。作者要借助秀米美好的生命随着时代的洪流卷入中国近代的历史悲剧,来写出个人脆弱的心灵在时代的混乱之中承受的巨大痛苦折磨。而历史却不顾个人的悲喜,依然以其强大的趋势推演向前。个人的力量在历史中仅是沧海一粟,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秀米身处在中国晚清这样一个悲剧时代,外来入侵势力和几千年文化形成的封建思想,迫使革命精神长期在一种绝望的野蛮形式中生存。经受这一形式的奴役之后,秀米传奇的生涯就与家庭及乡村文化的崩溃相联系,与历史的动荡、激进革命的失败相关联,随着中国革命经历着悲剧的命运。
失败后的心灵感悟
当她回到“物是人非”的普济自己的家，当她流下第一滴眼泪，当她坐在五岁时就因为自己而死去的儿子的坟前，那样一种“人面不知何处去”的幻灭感、沧桑感在她心头升起，她终于意识到“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化身，也不是那个在横滨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于是选择了以“禁语”来面对她之后的人生。“禁语”暗示着她在对自我内心进行审视和惩罚。此时此刻,回想起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是那么的虚无和不堪一击。秀米继承了父亲、张纪元、王观澄等人想要建立桃花源、大同世界的理想。虽然她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但是她不仅没有将这一美好愿望实现,还被社会现实逼迫,不断遭遇失败,不断走向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反面。的确,大同愿望仅存在于当时很少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中。秀米等人企图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消除世间丑恶,建立美好无忧的大同世界；想以一己的安宁、善良取代社会的动荡不安,让深沉的宁静改善世道、安顿人心这种理想主义,违背了历史潮流。
小说结尾秀米看到瓦釜中结着的酷似父亲与人对弈的冰花，恍然再次回到十几年前。而“冰花是脆弱的，人亦如此”，随着冰花的消融，秀米也悄然而逝。
“人面”已去，而“桃花”依旧灿烂地开放在春风里，人世的一切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运行，现代人也依然在困境中探索思考，在强大的命运中生活。
注释: ①本文凡征引《人面桃花》之语，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参考文献：
[1]人面桃花〔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2]齐涛.中国通史教程[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第四篇：人面桃花连环画故事感怀
人面桃花连环画故事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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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小人书《人面桃花 》，让我内心重现波澜。传奇的故事情节让人心情非常纠结，故事的完善结局令人喜极而泣。
话说有一个叫崔护的年轻人，非常聪明，通过自己的勤奋考上进士，但其性格内向。清明节这一天，独自一个人来城南郊外散心，路过一个大庄园，里面真是漂亮。这里的美景深深吸引着崔护。于是崔护怀着好奇之心，前去敲门。这时出来一个貌似天仙的少女，名叫宜春。两个人一见钟情，相视很久，崔护自报家门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崔护边走边想，人家万一要有相好的，我岂不是自作多情呀!在心里暗暗地下决心不再去找宜春。可是到了次年清明节，思念之情无法自控，于是去打那位貌美的少女宜春。到了地方后，一个坏消息传了出来：原来宜春由于思念自己，现在卧床不起不醒人事了。崔护心急如焚，不顾众人拦阻，跑到那位宜春床前泣不成声，终于用自己的真情却让那位小姐苏醒过了来。她忘了自己带病的身体，连忙跑下床躲在父亲的身后羞答答地说：“不知公子前来，所为何事？”小姐的家人非常高兴，让小姐跟崔护结成连理了。
在那个思想极为封建封闭的社会里，能为有这样的爱情存在而由衷地为他们两情相悦而能终成眷属而感到高兴。现在的年轻人追求自己的幸福非常大胆且思想也相当开放。不过，故事结果让所有读者还是比较满意的，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为什么读了《人面桃花 》小人书会出现感怀的现象呢？我想是来源于几个方面情感交织的结果：一是故事的情节与自己经历有些雷同，从他们的故事当中隐隐约约可以找到自己的身影；二是封建思想的毒草是人们追求个人幸福路上的绊脚石，它与现代社会处处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差甚远；三是庆幸自己的结局虽然没有故事当中那么完美，但是那份经历是我一生永远值得回忆的美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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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历史题材下的现代性思考——品读《人面桃花》
历史题材下的现代性思考
——品读格非《人面桃花》
摘要：《人面桃花》是先锋作家格非沉寂十年之后推出的力作，在其珍爱的历史题材中蕴含了对生命的现代性思考。小说体现了浓厚的新历史主义色彩，在许多方面又显现出了对新历史主义的突破，可谓格非小说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小说对乌托邦理想的描写，对秀米人生的刻画灌注了作者许多的人生思考，即是对历史的个人描写，又是在对整个历史的后现代审视，意味深远。
关键词：《人面桃花》 新历史主义 现代性思考
《人面桃花》是格非2004年长篇力作，小说取材于清末民初的反清革命历史，讲述陆秀米从一个乡村女子到革命党人的传奇人生。父亲的突然失踪使她开始正视世界，革命党人张季元就是这个神秘世界的象征，两人滋生了情感却因革命党被剿灭特别是张季元的猝死而告终。秀米出嫁途中被土匪绑架至偏野小村花家舍的一处湖心小岛上。读了张季元留下的日记，秀米了解了革命党创立大同世界的真正动机。于是，她后来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的“大同世界”理想，还有花家舍的土匪实践，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她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活了下来，看到了革命胜利之后的乱象才去世，因而又经历了更大的幻灭——对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理想、信仰的幻灭。
《人面桃花》依然是格非所珍爱的历史题材。新历史主义是先锋作家们普遍持有的历史观，格非对先锋派的坚守体现在他对新历史主义的继承。他们对历史的理解超越了启蒙主义的宏大历史观和历史必然论的认识，“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即由原来着眼于主流历史的‘宏伟叙事’而转向更小规模的‘家族’甚至个人的历史叙事；由侧重于表现外部的历史行为到侧重揭示历史的主体——人的心理、人性与命运；由原来的努力使历史呈现为整体统一的景观到刻意使之呈现为细小的碎片状态；由原来表现出极强的认识目的性——揭示某种‘历史规律’，到凸现非功利目的的隐喻和寓言的‘模糊化’历史认知、体验与叙述”。
格非的新历史主义观念是非常浓厚的，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人面桃花》中依然烙有新历史主义的痕迹：首先是个人主体的凸现和历史背景的隐匿。《人面桃花》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就是辛亥革命前——清末民初，这样一个极容易覆盖故事的背景明显地被作者有意的隐匿在故事之后。这源于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是个人的历史，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体。所以，我们看到了秀米、张季元、王观澄等这些小人物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他们表现出人性的善良与丑恶、伟大与卑微。个人活动掩盖了历史背景成为文本历史叙事的线索，这是《人面桃花》中新历史主义的表现之一。其次是对历史发展动因的异样思考。我们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是有自身的规律的，个人能够起到加速或者减慢历史发展的作用，却不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而格非对历史的理解显然超越了这种历史必然论。在《人面桃花》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和成败都是取决于人的欲望，人的欲望、人的本性以及一些偶然因素成为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王观澄建立的世外桃源——花家舍的败亡，看似是由于六指人的暗中计算，但如果没有没有庆生的侮辱，六指人也许只是悻悻离去。这还不是最终的原因，导致花家舍灭亡的最终原因还是几个把总多疑、恶毒的本性，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互提防、相互猜疑才使得六指人有了可乘之机。而六指人从花家舍打破的第一个缺口——马弁，是因为他对秀米的渴望。性欲、权利欲等各种欲望注定了花家舍的在劫难逃。秀米的改革实践的失败，同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翠莲的出卖，翠莲的出卖是因为她放荡的本性和那个算命先生的一个预言。欲望、人性和一些偶然因素替代了原来的历史必然论成为文本中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细读之后，这部小说又跟格非前期新历史小说在主题上有了较大的差异。受当时流行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新历史小说热衷于历史的解码与重新编码。它张扬被历史掩盖或忽视的一面，从而以一种断续、颓败的历史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新历史小说”是对过去几十年文学中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革命宏大叙事的一种反拨，隐隐约约地也是对政治威权的一种无言的反抗。但是，新历史小说虽然对主流历史、钦定历史 “SAY NO”，却更多地却停留在文字游戏层面上，历史背景往往模糊不清，也缺少具体而明确的历史观。而《人面桃花》反映出来的关于历史的反思却出现了意味深长的变化。表面上看，小说依然排斥了宏大、正统的历史叙事，对革命党人张季元、夏举人、包括陆秀米多有贬抑之词；对于辛亥革命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叙述者也尽量表现出冷静、超然物外的观照，引人注目的是，格非一直不断地借笔下革命者之口表达对革命本身的反思：小说中，张季元、王观澄、陆秀米都怀有改造社会的理想，有共同的桃源情结。他们对革命的领悟又是什么呢？
张季元：“我觉得我们正做的事，很有可能是错的，或者说，他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好比说，有一件事，你一边在全力以赴，同时，你又明明怀疑它是错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王观澄：“一心想在花家舍造一座人人称赞的世外桃园。可最后只落得一个授人以利斧、惨遭横祸的结局，还连带着花家舍一起遭殃。”
陆秀米：“她不知道她正在做的事是否是一个错误。或者说，是一个笑话。” “（革命）不做什么，好玩呗。” “做一件事（革命），为了忘记其他事。”
类似这样对革命、对理想的怀疑、思虑、犹豫、幻灭反反复复出现，是否也反映了格非本人一种对历史进步的幻灭感、深深的厌倦感。小驴子(包括张季元)是以“革命”的方式建立大同，王观澄是以土匪的方式建立世外桃源，两者的理念都很动人，但实现手段却是在一个崇高的名义下充满了暴力、血腥和对生命的漠视。这种理想本身与实现手段之间的背离，消解了英雄人物的崇高性、神圣性，是格非对他笔下人物与众不同的非英雄化阐释。这里传达了格非对革命失败原因的思考。这是否源于人性中的弱点？革命要成功，如果不克服这些弱点是永远不可能的。陆侃、王观澄、秀米他们无论怎样努力最终还是失败，这是因为他们都犯了“执念”，他们多多少少都被性欲、权利欲等欲望所驱使着。
“乌托邦狂想”从开始就注定了它是个悲剧，而且是个闹剧，他们对桃花源梦想的痴迷和执着，未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反驳，或者叩问、但是他们对革命，对乌托邦理想，存在着偏狭的理，这决定了这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悲剧。像秀米的父亲———陆侃的疯(是别人说的)和出走，以及荒岛上的匪首———王观澄的梦想和他最后的被杀，张季元的神秘来往和死亡，还有秀米的被捕和沉寂，可以说都是理想的实践者，都是为了要建立一个乌托邦世界。实际上，乌托邦梦想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情怀，但他们不仅是想了，而且是真的去做了，而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小说打动人的地方。但小说的结局呢，却是在看与被看中凄惨地死去，死亡可以说是他们的乌托邦梦想的终结，小说的悲剧性在这里充分地体现出来，革命不仅没有成功，还将自己的青春烧成了灰。秀米出狱后说的：“我觉得自己家就像是一只花间的蚂蚁，一切都是卑微的，琐屑的和没有意义的，但却不可漠视，也无法挽回。”想想秀米在奋斗了那么久以后，就只是认为自己是琐屑和卑微的，没有意义的，这应该就是革命的大悲剧。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无论个人或群体付出怎样的努力，人总是无能为力于历史。人是这样渺小，所谓改变所谓乌托邦，只是人类的错觉、僭妄，即使像辛亥革命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也可能只是一个错误，一个玩笑。那么历史上的其他革命或改革呢？这不由让人浮想联翩。所以小说最后，格非让秀米回归了一种他认为最理想的生活。小说最后一章“禁语”是全书最温暖动人、饱含诗意的，也是秀米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秀米和喜鹊终于从喧嚣**的外界退回到她们最后的温情脉脉的庭院。秀米种花草、读闲书、观星象，像一个古代士大夫那样过着隐居的生活。秀米还学会了种菜、洗衣、纺鞋等作为女人最普通最实在的事。也许只有这样的日常生活才是一个人最真实最甜蜜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桃源所在。
格非从80 年代初走上文坛，在80 年代中后期成为先锋小说家中的重要一员，他的代表作《迷舟》、《褐色鸟群》等等以善于营造小说叙事的“迷宫”、制造无法填补的“空缺”闻名，这个时期的格非是一个不动情的非常“智性”的作家，他的小说虽然以历史或现实生活为背景，但他对真正的历史和现实本身似乎都缺乏真正的兴趣，他以玄学式的“轻逸”姿态高蹈于沉重的历史和现实之上，进入90年代之后，格非的创作开始发生变化，逐渐逼近时代，表现一种欲望化时代人的精神的贫困和沦落。之后，格非沉默了十年没有新作，埋首研究小说叙事，直到《人面桃花》问世。
晚清的革命历史过程曲折、头绪纷乱，是非常复杂的，要表现这段历史的精神特质以及这段历史在人的生活和心灵世界所引起的震撼和变化，是很有难度的，格非的巧妙就在于他选择了一种巧妙的“成长小说”类型，描述的是一个不谙世事、天真纯情的少女在历史的大动荡时代身体和心灵逐渐成熟的过程。从而可以化复杂为单纯、化混乱为清晰、化寓言为写实，将个人的经历与历史的纠缠以艺术的方式再现出来。理想主义的人生追求和奋斗构成了秀米人生壮美的传奇，而对她的个人的生理、心理的成长叙事则构成了这个诗篇的本身，前者属于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范畴，后者则属于感性的、审美的、私人生活的范畴。如果说小说中的《地方志》等对于这些革命者的记述属于一种时代正史，那么小说中对于革命者个人的欲望叙事则构成了正史外的野史，成为与时代传奇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割相互补充的存在。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格非显然对历史中的非理性、神秘性的一面仍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给《人面桃花》带来了一种虚实相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历史本身的特性所在。格非自己称他在这部作品中力图“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人面桃花》的确达到了这种艺术境界。
在格非看来，在历史的迷津中，只有个人的生命悸动、内心丰富的生存体验、灵魂的孤独、寂寞、惆怅等才是最鲜活的、最真切的。作为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格非没有刻意去渲染、铺张历史感，也没有竭力去搜寻“宏大”“意义”，而是从历史生活中人物的际遇、存在状态去感受生命的实在性和鲜活性。
或许对于格非而言，历史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真实，那些有关历史确定性的种种言说与诠释，除了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历史是虚构和想象的产物之外，它并不能说明更多的真理。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迷雾中，什么都显得那么靠不住。可能最靠得住的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鲜活的、拥有自己独特生活边界和个性体验的人。因此，我们才会在小说中看到，无论是陆侃、张季元、陆秀米，他们都不是革命或乌托邦的符号代码，而是历史进程中一个个真实的人。正如格非自己所说：“小说提供的历史恰恰是被正史所忽略的，作家敏感到的，一个更加丰富的背景当中的个人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不会关注的。”因此，他在小说中努力地表现自己所感觉到的世界、人生和人性，以及他自己所认为最真实。最真切的历史。
格非在获奖演说中说：“《人面桃花》虽然披上了一件中国近代革命的外衣，但我的确无意去复现一段历史事实。„„我由此想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一个个梦幻，并想赋予它一定的社会学意义。你可以将这种梦幻命名为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桃源仙境、康有为的大同、宗教的彼岸，现实的乌托邦等等。但我所关心的是，这些梦幻和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世界究竟构成了怎样的隐喻关系，另外，倘若它发生在近代风云激荡、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它又会是怎样的情形。我进而想到动荡年代裹挟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个人，尤其是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不论它显得如何脆弱，如何转瞬即逝，但在我个人的记忆和想象中，却显得不容辩驳。”
《人面桃花》的经典之处不只在于作者对历史主义题材的突破，更在于蕴含在作品中人性的思考。乌托邦的坚持与幻灭，梦想的价值性思考，生命意义的探索都体现在陆秀米的一生中。她一生中经历的事情对当代女性的生存也有很大的启发性。
参考文献：
1.格非.人面桃花[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2.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3.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M].云南人民出版,2003 4.格非,于若冰等.关于《人面桃花》的访谈[J].作家,2005(8)5.傅梅,无可奈何的回归——评格非小说《人面桃花》[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2)6.张丽军,刘雨等.追寻人类精神天空的高度、困惑与局限[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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