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泽东军事成就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批判地吸收了历史上军事思想的优秀成果，把中国长期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源于遵义会议，但毛泽东在党内确立其军事统帅的地位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先始于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但在中央苏区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经历非常复杂的党内斗争和惨痛的红军失败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以复职，成为中央红军的事实决策者，在会理会议后巩固了这种地位；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毛泽东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秋收暴动部队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最早源于后来成为工农红军主力的红四军，毛泽东即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9日，暴动发动，部队统一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日，暴动部队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毛泽东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此时毛泽东所部枪多人少、极度疲乏，不足1000人。毛泽东决定“上山”，进军井冈山，通过联络、改造当地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于10月下旬在此站稳脚跟。
33岁的毛泽东在这一个多月的军事指挥与领导活动，显示出其超越同侪的远大眼光、果敢气魄。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导、影响下，坚持城市革命的暴动计划，毛泽东及时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稀薄的农村区域发展，从后来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还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变迁来看，这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
而且，在部队中以在基层建立组织的形式确认、保证军队服从党的领导，亦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毛泽东一介书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时还未被部下完全了解、信服，于是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首先，撤换不称职的军队首长，缩编、精简部队，以陈浩为部队实际军事首长，取消对毛泽东军事主张有异议而又悲观的余洒度的指挥权；其次，改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推行内部民主改革，不许官长打骂士兵，允许士兵会议的发言权；再次，建立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连、营、团建立党组织，所有一切重大问题，均须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确立党委的绝对领导权。
毛泽东的主张虽然遭到部分军官的激烈反对，但因得到了下层士兵的拥护坚持了下来，红军的战斗力与毛泽东的威望随着红军的胜利与地方割据区域的扩大增长起来。例如，毛泽东在率部刚上井冈山时，部队士气低落，消极、背叛、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但一年后，部队战斗力空前提高，连白军俘虏兵都成为勇敢的战士。毛泽东得到上下一致拥戴，如红军落脚井冈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对毛泽东推崇备至，不止一次对人说：“毛委员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
成为红四军领导核心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不久，更名为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
会师后的红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并任红四军军委书记。5月20日，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6月4日，中共中央来信决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后，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也基本上是以前委书记的职务领导红四军。
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取得了对红四军绝对的领导权。会师不久，红四军即遭遇“八月失败”。本来6月底毛泽东即在永新联席会议上反对四军主力冒进湘南，认为红军应留守边界，以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并得到四军主要将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的支持，会后，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但毛泽东的意见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省委派充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所改变，四军主力之一二十九团突进郴州，几乎全军覆没。
红四军受制于湖南省委的组织体制的改变，是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达边界时。在信中，中央规定，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等5人组成，毛为书记，前委下设军委，朱德为书记。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其职务为中央任命，这说明中共中央已明确井冈山红色区域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般随军行动、直接指挥，军委基本形同虚设，还有就是负责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领导机关———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对特委工作非常重视。杜修经曾说，边界特委“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杨开明亦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这种集权现象与特委屡屡改变、干部不足有关，但主要是毛泽东在地方干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干部相信并自愿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刘安恭挑起两派争论
但是，对于毛泽东在四军的领导地位却在1929年初在红四军内部出现了怀疑的声音，公开表露对毛泽东前委工作不满的是刘安恭。刘于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达红四军，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仅居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这就激发了四军内部关于毛泽东领导的前委职权范围、工作责任进而发展到对毛泽东个人领导作风等的大争论。在5月底的前委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与支持刘安恭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者占少数，毛泽东于是要求辞职；14日，毛泽东致信公开表态支持他的林彪，提出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并具体表示，是有人“与党争权”，虽没有点名，显然是指支持刘安恭的朱德。至此，四军内部几乎所有高级将领与地方领导干部，分化为拥护朱德与拥护毛泽东的两派。支持毛泽东的仅有林彪、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少数人。在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被撤免，陈毅当选，会议并对毛泽东、朱德以严厉批评和处分。
在此次争论中，对于毛泽东的批评，集中于对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权力问题，即认为毛泽东过于专权。而按毛泽东的分析，表面看是军委和前委的权限划分，实际上是“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即反对党管一切，权力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红四军“七大”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但对朱德、毛泽东各打“五十大板”的“陈毅主义”，毛泽东却非常不满，且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决定直接前往上海报告中央。临时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正在地方养病的毛泽东拒绝与会，并复信朱德，严厉批评朱、陈等人，这更引起红四军其他领导人强烈不满，会议致信毛泽东，敦促其尽快返回，表示否则将给予其党纪处分。
古田会议肯定毛泽东建军思想
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
三、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能动摇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格局，并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红军不单纯是作战的武装，也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的重要力量。指示信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系统不变，前委下不设军委，“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起草长达3万字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提出必须确立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对于红四军与毛泽东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朱德所说：“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
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按照中央规定，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召集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2月，毛泽东、朱德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6月，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全军计2万余人；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据地。
毛泽东以党建军的思想与军事指挥的高超智慧为他博得了很高威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撰文热情报道、高度赞扬“朱毛是革命农民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向各根据地推荐红四军的经验。
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从1929年至1936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各种文章中，有60处关于毛泽东的报道；苏联报章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经验十分注意，多次报道毛泽东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1930年3月20日，由于信息失误，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上误发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尽管消息错误，但说明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的地位确实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对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苏兆征都没有专门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布的讣告，此举则更值得重视。
5月，斯大林明确告知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学习毛泽东的经验，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6月，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指示，此前不久遭到李立三严厉批评的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共中央5年后，再次接近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
“富田事变”导致毛泽东领导危机
毛泽东在井冈山及中央根据地的领导权威在30年代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倾”错误打击，但毛泽东的领导危机却在1930年夏季、1931年初已经出现了一些征兆，这并非是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当时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称许)，而是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发动的“肃AB团事件”的后果。
共产党内正式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9月进入高潮。毛泽东对此十分支持，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团分子，甚至超过1／4,前期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有加强的必要。
此时，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在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争议，出现“骂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论与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与总前委认为这是“AB团”的进攻。肃AB团运动由此归于总前委的直接领导。由于此前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贯彻李立三中央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撤免毛泽东所信任、支持的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毛泽东断定赣西南特委为“AB团”控制，派遣总前委秘书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镇压，终于激起“富田事变”。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肃“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一千三四百人，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一位红四军老资历干部何笃才的话，即批评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毛泽东的领导权力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是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逐渐控制。早在1930年10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组成，周为书记，因周暂时无法脱身，由项代理书记。项英于1930年12月中旬到达闽西苏区，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为主席。随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成为排列项之后的第二位人物。由于战争频繁、交通不便，中央局做工作的通常只有项英一人，组织机构很不健全，其实际权限也仅限于中央苏区，而且因为中央局主要面临问题是红军的战争，项英不懂军事，缺乏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但项英在对待“富田事变”及肃反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项英改变了毛泽东与总前委认定其为反革命暴动的结论和一网打尽式的过火斗争的结论，主张按照党内矛盾、教育方式与党的会议的办法来处理参与“事变”的人员，肃反斗争基本结束。项、毛此矛盾未纠结多久，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指定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区，随即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批评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肯定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工作，再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是由“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并继续肃反。会后不久，项职务被撤换，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及中革军委主席。
宁都会议失去红军指挥权
但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在受到王明“左倾”中央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却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间仅在赣南会议后的次日。毛泽东的这个职务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并不是一下能够消除的，动议成立这个完全按照莫斯科体制建立的政权首脑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时，当时对外公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为党的最高领袖向忠发，但向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当时中共中央便推荐毛泽东出任，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内定。
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苏区中央局正在激烈争论红一方面军是否攻打赣州、吉安等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要求红军应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薄弱环节，打通中央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但毛泽东意见除朱德外无人赞成。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向忠发被捕变节被处死、王明到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经共产国际批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为总负责人)则于1932年1月9日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不点名指责毛泽东。
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临时中央的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部队五十多天攻打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商讨军事方针，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但在江口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放弃攻打赣州、转向外围“出击求巩固”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分两路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
毛泽东在率中路军(随即改为东路军)行动时，说服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间，连下龙岩、漳州，取得重大战果。但是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4月4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指出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至此，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承认并检讨“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以朱德为总司令，原一直担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只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实际上是闲置起来，而总政委一职则空缺。经到前方的周恩来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复争取，在8月8日，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毛泽东总政治委员职务，但规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周为主席，负责制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的军职未担任多久，在是否应攻打南城的问题上，前后方发生激烈争论，并上升到“积极进攻战略”与“消极防御战略”的原则冲突。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苏区中央局“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斗争”，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毛泽东被免去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理。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对毛的处分，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
遵义会议后回到红军指挥层
随着博古等中央核心领导人的迁入中央苏区，对毛泽东的政治批判也陆续展开，毛泽东基本处于养病和赋闲状态，甚至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伴随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争取工作的渐见成效，到红军长征时，毛泽东一度失去的军事行动发言权也渐渐恢复。在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共决策核心层，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撤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层“三人团”，中央五人常委会(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重新分工，张任党的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为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则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组成遵义战役的前敌司令部，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第一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
但是，毛泽东见在红军高级将领与中央负责人中对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性认识不足，且大敌当前，过于民主的会议制度容易错失战机，不利部队机动歼敌，因此，毛泽东提议另成立一个类似长征伊始的“三人团”。12日，张闻天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为“团长”。
“新三人团”是当时红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这是毛泽东自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后，又进一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关的领导核心。此时毛泽东不仅是军事指挥核心，还是政治局常委，居于党内领导核心，可以说，这时毛泽东在党与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初步确立。
在“新三人团”成立不久，红军在顺利跳出金沙江封锁线后，对毛泽东“四渡赤水”的转移作战方针，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林彪直接致信“三人团”，要求改变指挥领导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5月12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上，毛泽东认为这些不满是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而且认为林是受彭德怀的鼓动。周恩来、朱德支持毛泽东，会议最后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第一次遭遇领导危机，但成功化解。
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成为红军统帅
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两军主帅在战略上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张闻天本对张寄予厚望，希望两军合力实现北上建立川西北、进而夺占川陕甘的战略企图，但张国焘却坚持西进西康、青海、西藏或直取成都、进占武汉，此即所谓南下与北上之争。当时，张国焘自恃所率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达5万余人，兵员充足，装备较好；而中央红军则不足2万，且经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不断向中央提出修改战略部署、进行中央人员调整等要求。毛泽东、张闻天沉着应对，终于化解了这场危机。
6月26日，毛泽东等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面，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实际上否决了张的意见。会后，决定增补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可是当中央红军先期北进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只是一再提出要“加强中央领导”。7月9日，张指示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以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为参谋长，军委下设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10日，张亲自致电中央，要求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对于张国焘的争权计划，毛泽东也是早有对策。7月18日的芦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在中革军委下增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补充陈昌浩为委员，由张负责；以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政委，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会后，张即率四方面军到达芦花。
但是张的兴奋仅维持了3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缺点与错误，并得到会议的肯定。长期在四方面军绝对掌权且刚升任要职的张国焘对此极为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会后，张对中央开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苏区为借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张还对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前议定的吸收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的名单表示不满，认为人数太少。此时，毛泽东则坚不松口，认为政治局本无权决定中委人选，现为特殊情况，才破例吸收四方面军同志。会议最后还是顾及张的意见，对名单稍作修改，将原定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调整为正式委员。但张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加快了其分裂红军的步骤，会后，对中央制定的红军分兵两路发动夏洮战役的计划拒绝执行，再次提出西进主张。
毛泽东、张闻天知道张的阻挠已难挽回，决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召开该会之前，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权力，会议确定常委分工为：张闻天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本次会议关于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意义，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为全军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助手的规定。应该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是从这时正式确立下来的。
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毛儿盖会议)召开，张国焘没有与会。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向东，但张一意孤行，终致两军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对张的错误作出政治决定。会后5日，毛泽东偶然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也最终在延安决定了自己的军事、政治与思想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脱颖而出的原因
毛泽东能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袖，并进而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原因有三：
1.毛泽东超群的智慧与高超的谋略。
首先是毛泽东天才的军事才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地区，以游击战争开创割据区域，实是别开生面的创举；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控制区域最大，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与朱德也成为红军的象征符号。这其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得以东山再起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央红军处于绝境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率领红军脱离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最终安然到达陕北，重新崛起。毛泽东挽救了党、红军，这没有一点夸张。
其次是毛泽东的政治才能。在毛泽东领导地位渐趋提升并稳定的过程中，军事才能带来的成就、权威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是毛泽东的政治能力即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定、处理红军与地方的关系、红军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毛泽东在建立红色割据区域时，明确提出红军战斗力有赖政治工作的支撑，党的核心地位自基层即开始确立，防备红军混同于一般军阀部队；对于部队中可能存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习气，毛泽东也是不遗余力地教育、整顿与斗争„„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对革命前途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仰、对军队与农民关系的处理，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下层士兵、民众的拥戴。
再次是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毛泽东在领导秋收暴动时，仅是中央特派员，到上井冈山时，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也是颇费周章，但毛泽东妥善处理与王佐、袁文才的关系，得以在罗霄山脉站稳脚跟；对于后来上山会师的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也很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古田会议后，朱德、彭德怀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虽然与左倾中央格格不入，但经过努力，毛泽东还是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支持；对于与其有领导关系的上级之间的矛盾、分歧，毛泽东亦讲究策略，在不变化根本战略方针的前提下，有限的让步、策略的争取与风险的化解，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到达延安后，他们基本自觉站到毛泽东的旗帜下，毛最终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信服和信仰，成为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2.共产国际的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早期，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非比寻常。在党内斗争非常尖锐与复杂的状况下，毛泽东能够逐步取得领袖地位，也需要共产国际的谅解、支持甚至帮助，否则其政治前途很难设想。
毛泽东即使在受到王明、博古严厉打击的危难时刻，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还是支持的，对其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抱肯定与赞赏的态度。如1932年秋，在毛泽东与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代表团争论已无法调和时，毛泽东称病告假，博古等有送毛到莫斯科“休养”的打算，但共产国际得悉王明的报告后，反对召回有指挥作战丰富经验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此不仅造成队伍内部的分裂，还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1934年4月在得知毛泽东被削去军职后，共产国际再次要求临时中央，对毛必须团结。在博古中央取得完全统治地位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晋升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之一，莫斯科还出人意料地将毛泽东、朱德等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都与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改变，事先没有征得共产国际的意见，事后共产国际对张闻天主党、毛泽东主军的领导体制表示赞赏；在张国焘分裂进入关键时期，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不仅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而且表态支持毛泽东与张闻天。
3.一批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帮助。
毛泽东在逐渐确立军事领袖地位的过程中，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如朱德、陈毅、彭德怀、徐向前等高级将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还有瞿秋白、李立三等早期领袖。他们与毛泽东有过分歧、争执甚至严重冲突，但一旦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就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方针，在严酷的环境中自觉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毛泽东在革命与个人命运的关键时期能够正确地、较为顺利地选择道路，走向成功。
第二篇：读《军事统帅毛泽东》一书心得体会
读《军事统帅毛泽东》一书心得体会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统帅，正值新中国建国60年大庆之余，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有幸拜读了《军事统帅毛泽东》一书，该书详细记载了毛泽东同志从20世纪20年代起，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以极大的精力注重于军事斗争，在他坎坷而非凡的人生路程中，他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控制和侵犯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倾注出毕生的经历，他所创造的战争伟业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他留给后人的军事理论遗产—毛泽东军事思想，永远为人们所铭记、敬仰和继承。
在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对于奋战在计生工作战线的每位同志，读了《军事统帅毛泽东》一书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科学创造未来，都是有裨益的，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内容是多方面的，学习好、领会好对于加强干部能力修养，指导、推进人口计生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把握：
善于调查研究。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科学的调查研究，是他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人口计生工作也是这样，不深入村、寨，不与老百姓谈心论心，就不可能知道老百姓的心声，就不可能有调查研究报告，那作出科学的决策就不可能。俗话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中心环节是毛泽东军事领导艺术的核心。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总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矛盾。确定何者为主要矛盾，不能依主观想象，不能凭个人所好，主要矛盾的确立，靠的是它本身的“资格”，是依据对客观现实的分析得来的。解放战争时期，辽沈战役的关键在哪里？摆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的有两个不同的方案：一是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予以各个歼灭；二是将国民党军赶出东北。这实际上关系到是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方向指向哪里的重大问题。如果是前者，东北野战军势必要把作战方向指向北宁线，尤其是锦州。如果是后者，则势必从长春打起，逐次歼灭东北之敌，迫使敌人主力向关内撤退。也就是说一个是“关门打狗”，一个是“赶鸭子跑”。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曾有不同的看法，林彪对攻克锦州在整个战役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把攻取锦州放在重要位置上，但毛泽东的目光始终盯着锦州，他把攻克锦州作为整个战局的关键，最后在毛泽东的多次催促下，林彪终于准备攻打锦州。实践证明毛泽东决定攻打锦州这一决策非常之高明，通过这一胜利，使得全国军事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首次超过国民党军，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辽沈战役先打锦州这一以纲带目的生动事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宏伟的气魄和卓越的指挥艺术，主要矛盾了然于胸，每一步都服务于重点或全局的战略。当前水城县人口计生工作也是这样，流动人口管理难，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成为我们人口计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两个问题制约了水城县人口计生工作快速健康地发展，我们抓住了这两个主要矛盾，就要采取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措施，解决掉，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的人口环境。
善于科学决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是毛泽东军事领导艺术的关键。领导者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决策，毛泽东的决策艺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植根于中国革命这片沃土之中。他高瞻远瞩，思维敏捷，灵活机动，因地制宜。出兵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这个决策之所以如此艰难，难就难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有许多事情需要去解决；难就难在中国的对手是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难就难在要冒美国要和中国动武的风险；难就难在当时苏联对中国援助的态度不明朗；难就难在中共党内的意见不统一„„这一个个难题摆在毛泽东面前,需要他去思考,去判断,去作出决策,这真的是太难了。实践证明，毛泽东作出出兵援朝的决策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
善于知人善任。在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中，在知人善任方面，可谓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例如选用罗荣桓便是一个例证，1930年春，毛泽东为安排红四军政委一职颇伤脑筋，他需要为23岁的军长林彪选择一个合适的搭档。林彪打仗灵活，但个性强，很古怪，不愿听别人批评，平时一付沉默寡言的样子，别人很难同他共事。经过毛泽东的慎重考虑，终于选中了貌不惊人的罗荣桓。罗荣桓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在平时工作中发现了他许多可贵的素质：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罗荣桓走马上任，开展了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全军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同时把军事训练、后勤工作抓得井井有条。性格偏狭的林彪也感到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于是，军长和政委相安无事。毛泽东在坚持德才兼备和任人唯贤的同时，坚决反对任人唯亲。他曾对秘书说过：“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象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下台。”他还说：“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来临之际，我们在讴歌祖国60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弘扬热爱祖国、热爱贵州、热爱人口计生事业的时代精神的同时，读《军事统帅毛泽东》一书，一方面是出于缅怀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使我在今后的人口计生工作中体会到：一是自身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性。“打铁还得本身硬”，只有在能力上、在见识上超越众人，才能提高自己的凝聚力，才能将更多的人团结在自己身边，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办成事情。二是制定奋斗目标的重要性。通过制定高标准的奋斗目标，来集聚人气，凝聚人心，增强合力。三是工作措施的重要性。制定了工作目标，那么在具体工作措施中必须将任务细化、责任分解。四是工作激情的重要性。只有在工作中激发出工作热情，形成一个“勇者竭其力，智者尽其谋，仁者播其惠，德者效其忠”的良好氛围，将全体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在工作中取得新突破。
第三篇：简评建国以来我国国防和军事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简评建国以来我国国防和军事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摘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断战胜各种挑战，经受各种考验，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业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在世界东方展现出绚丽夺目的风采，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忠实履行职能使命，为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保卫和建设祖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同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伟大的跨越。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新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防建设是国家为提高国防能力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建设。主要包括:武装力量建设，边防、海防、空防、人防及战场建设，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建设，国防法规与动员体制建设，国防教育，以及与国防相关的交通运输、邮电、能源、水利、气象、航天等方面的建设
关键词 战略 国防 军事 建设 思想政治
一、思想政治建设开创新局面
(1)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军队履行职能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社会变革，思想政治领域渗透与反渗透、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也更加尖锐；全军和武警部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与时俱进，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地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工作，努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以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新的举措应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确保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保证军队忠实履行使命，思想政治工作生机蓬勃。我军始终高举党的旗帜，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作为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官兵军魂意识建立在更加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
(2)始终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围绕党赋予的历史使命。
着眼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创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党的理论
创新每向前发展一步，军队的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坚持推进军队党的先进性建
设，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有了新的增强，党员宗旨意识、表率意识、党章意识进一步增强，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坚持推进政治工作法制化，逐步形
成了以《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为母法，以若干单行法规为子法的军队政治工作法规
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明确了政治工作的内容、任务，使政治工作走上了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
(3)坚持创新发展思想政治工作。
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推进政
治工作社会化等服务保证领域进一步拓展；政治工作信息化加速，方法手段更加科
学先进，政治工作的载体、空间和渠道进一步拓宽，计算机网络和大众传媒的作
用，逐步改变了以往传统单一的工作
模式，增强了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通过系统理论探索，不断地促进了政治工作向
科学化、学科化方向迈进。扎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官兵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保持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经受住
了复杂政治斗争的考验、腐朽思想文化侵蚀影响的考验、改革中利益关系调整的考
验，铸牢了官兵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思想基础，保持了部队的高度稳
定和集中统。
（二）建立和完善了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力量领导体制
(1)建国初期的成就。
1949年10月1日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也是新中国国防军事建设的起点。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山河待理,百业待兴,无论经济还是国防科技工业的状况都近乎
一片空白。军队的武器装备除了缴获、接收日军军械、国民党军的美式装备外,大
多陈旧、落后。在军种上是单一的陆军。仅有的一点点军事工业,只能进行一些简
单的维修和落后的枪械、火炮及弹药的制造,而当时的美、苏两国都已拥有
了原子弹。落后就要挨打!针对严峻的客观现实,从建国初期起,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在开始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同时,对国防科技工业也进行了调整,军队着手进行正
规化现代化建设,精简整编,改善武器装备,建立新的军兵种,改建和新建军事院校等
各项工作也随之展开。在“三五”、“四五”期间,创建了航天、核工业、电子、化工和重型机械等重要产业部门,国防科技工业的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国政府
和广大国防科技工作者本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艰苦奋斗的精神,振兴中华的宏愿,在60年代完成了原子弹、氢弹的核爆炸,70年代实现了人造地球卫星的发
射和回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打击力量和卫星发射技术的国家一80
年代又发射潜艇运载火箭成功,而且继美、苏、法之后,成为第四个能用一枚运载火
箭发射多颗卫星的国家。经过四十余年的努力,国防科技工作者克服了重重困难:打
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占0一70年代初);顶住了赫鲁晓夫集团撤走专家的压力(60
年代初);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60年代初);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2)改革开放的成就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和军队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跨入
了世界军事强国的行列,极大地增强了国防经济实力,显示了国威军威,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国防经济实力增强的一个标志是国防费数额保持递增趋势,特别是
1989年后,国防费有较大的增长。尽管国防费的增长与国防建设的实际需要仍有较
大差距,但国防费的开支基本保证了当前国防建设的需要,这对增强国防实力具有相
当重要的作用。国防经济实力增强的又一个标志是国防科技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应
用基础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军事领域的一批重要技术,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就取得了2000多项成果,其中1400多项成果分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国家
发明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有些项目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的国防科技工
业已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布局合理的、独立的体
系。大量国防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不仅增强了国防经济实力,而且支援了国家经济
建设。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此外,还编著出版了大批国防军事书籍。国防经济实
力显著增强的另一重大标志是军队的武器装备有了较大改善,在实现武器装备国产
化的同时,质量、性能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培养了大批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
事科技人才。
(3)中国解放军军种的发展成就
在军种上,从单一的陆军逐渐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电子对抗部队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并成为一支拥有飞机(包括全天候、超音速、两倍音速的新型作战飞机)、坦克、舰艇(包括核攻击潜艇、航空母舰等最新型的大型的舰只)、原子弹、氢弹、导弹等比较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的军队。其中陆军分为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讯兵、防化兵、陆军航空兵和其他专业部队;海军分为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兵、海军陆战队等,并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空军分为航空兵、高射炮兵、地空导弹兵、雷达兵、通讯兵等。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总兵力三百多万人,配备了各种新型电子、通信、工程、防化器材,使我军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更接近现代化,部队的作战能力也更强大。目前,人民军队正向导弹化、自动化、电子化高度结合的方向发展,已具备了应付未来现代立体化战争的能力,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反侵略战争的坚强的国防力量。
(4)中国军事力量包括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
武警部队是公安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担负国家的安全保卫任务。它由内卫武替部队、边防武警部队、特种武警部队、消防武警部队组成,分布在各省、市、自治区。我国民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民兵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28岁以下的退役士兵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以及选定参加军事训练的人员,编为基干民兵。其余18岁至35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编为普通民兵。女性公民只根据需要吸收参加基干民兵。在重要战略方向和大中城市,已建立地炮、高炮、工兵、通信、侦察、防化和反坦克等民兵分队。四十多年来,我国的武装力量除了取得自身建设的巨大成绩外,还完成了平定叛匪(50年代初的清剿土匪、50年代后期平定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的任务,稳定了解放初期的社会局势;进行了抗美援朝(50年代初)、援越抗法(50年代初)、援越抗美(60一70年代)等国际性军事行动,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取得了历次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伸张了民族正义。特别是在1989年平息北京政治**的斗争中,它再次为共和国的生存、人民的安定生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此外,我国的武装力量还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各种抢险救灾事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和优良作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从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明确提出“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是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必由之路”这一基本指导方针之后，作为一支伟大战略力量的我国国防后备力量，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各级地方党政领导关心后备力量建设，各级军事机关狠抓后备力量建设，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后备力量建设的可喜局面。我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改革，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是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走上了相对和平时期稳步发展的轨道。当前，民兵工作要以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相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为指针。
（1)是确立并实行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后备力量体系。并下大力重点狠抓了基干民兵队伍建设和预备役部队建设，加强了训练，改进了武器装备，使我国后备兵员的整体素质较之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
(2)是注重宏观指导，合理布局，边海防，大中城市和重点地区的民兵工作得到加强。四是民兵、预备役部队在参战支前、保卫边疆、发展生产、扶贫帮困、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五是健全了国防动员机构，为了保证国家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能很快由平时状态转人战时状态，调动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应付战争的需要，我国于1995年成立了战争动员委员会，下设兵员动员、经济动员等4个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全国的后备力量建设和动员工作。军队从总部机关到各军区、集团军、师、团均设有动员机构或动员军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既是同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又是政府的兵役机关，是兼后备力量建设与动员工作于一体的机构。六是加强了国防教育，恢复并加强了对大学、高中（含相当于高中）在校学生的军训工作，使国防教育正逐步纳入到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之中，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第四篇：科技局庆祝建国60周年征文：辉煌的科技军事成就
军事战争上：七次战役基本全胜。对越、对苏、对印、对美等。
军事科技上：核弹爆炸成功、火箭卫星上天、神6上天、龙芯的开发研制等等。
其余科技上：很多华裔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研究水平领先世界，但基础科技水平还是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政治地位上：联合国五大常委之那一世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一，随着国力的壮大，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也越来越高。
经济上：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渐渐地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还没有最终完成）。
社会文化上:虽然教育体制不对，但比建国前水平高了不知多少倍，各种文艺水平越办越高，渐渐地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世博会也在中国举办。
影视文化上：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国内影视制作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啊，10年前哪儿有这么多丰富的电视节目可看呢？艺术水平也在提高。民间艺术也在保护。
体育上：中国的成就太辉煌了，已经连续几届人类奥运会名列前三甲了，中国的优势项目称霸全人类。最近的刘翔、姚明还有冰上项目更是牛比，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力。逐渐举办世界级别各大体育赛事：奥运会、f1、亚洲会等等非常多。
疆土上：收复香港、澳门。
民族自信心上：随着国力的壮大，人民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讲究。但最近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有抬头现象，不理智的愤青也对社会产生一定民族情绪的影响。这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利。我们现在还不能有浓重的民族主义。时机未到。
政治体制上：总的来说也在进步。
总的说来，就这些方面，但政治体制上还是很不完善，腐败现象严重。执政党也在努力地做到民主。相信国力的的增强，我们中国未来会更好。
一、生物技术
——生物科学(1)1965年，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破译牛胰岛素基因后，成功地人工合成了该胰岛素。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蒂斯利尤斯对此评价说：“比核能力更有说服力的是胰岛素。因为，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不能从书本上学习制造胰岛素……”(2)1998年4月15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又成功地运用基因方法重组人胰素。(3)1984年3月9日，我国青年学者旭日干与日本学者合作，培育出世界上第一胎“试管山羊”，1989年，“试管绵羊”被成功培育。(4)被世界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于1973年在世界上首称育成籼型杂交水稻。直到90年代，杂交水稻的影响还在继续。——基因工程(5)从1980年开始，由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与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合作进行乳汁中含有人凝血因子ix的转基因羊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使我国的转基因羊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6)一种生长耗料低、肉质好、抗病力强的转基因猪，已由湖北省农科院畜牧所培育成功，其基因导入总效率2.1％，比国外高出一倍多，超过国际先进水平。(7)在基因药物方面，1988年，我国研制成功乙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1992年又研制成功治疗甲肝和丙肝有特殊疗效的合成人工干扰素等一批基因工程药物，其中一些药物已进入市场。
二、农业技术(8)早在1956年，广东省的农民育种专家就培育出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矮秆籼良种。此后，随着一系列矮秆品种的育成和推广，1965年，我国南方稻区基本上实现籼稻矮秆化，每亩产量由200—2 50公斤提高到300—350公斤。(9)90年代，我国农业科技人员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分离克隆出光敏核不育基因，进一步研制出只采用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在全国大面积的试种中，表现出高产、优质和多抗等特性，平均每公顷产量可达11250公斤。(10)1995年11月，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山东大学生物系联合培育成功世界上第一株抗大麦矮病毒的转基因小麦品种。(11)1997年7月，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黄大年和他的科研合作者经过多年攻关，成功地将抗除草剂基因转入水稻，并应用于杂交水稻。(12)1997年10月，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郭三堆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双价抗虫棉。(13)1998年9月，浙江农业大学核农所教授高明尉等带领课题组利用农杆菌介导法，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转基因抗螟虫品系克螟稻。此外，我国在激光育种、辐射诱变育种、太空育种等先进技术领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三、工业技术(14)1956年7月，沈阳飞机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15)1957年7月，昆明机床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电应坐标镗床。(16)1957年10月，鞍钢第二初轧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150毫米初轧机。(17)1958年6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人罪 带着军队玩穿越 都市全异能大师 步步生莲 一剑惊仙 重生之官道 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五篇：毛泽东（本站推荐）
1.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世界革命的领袖，他排除万难，为中国赢得了独立，摆脱了受压迫的时代，他就是我们永远的领袖——毛泽东主席
2.毛泽东长期将这个国家掌管起来，领导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这仅靠策略是很难做到的，毛泽东是个哲学家，他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做了了不起的事，为人类做出了贡献。
3.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
4.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是个伟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都能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5.毛主席是一代伟人，他不但拯救了亿万中国人民，而且为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热爱人民与祖国，他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
6.您是伟大的导师，是伟大的领袖，是伟大的统帅，也是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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