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唐山地震的启示——从权利视角看中央与地方关系（五篇范文）

第一篇：张千帆：唐山地震的启示——从权利视角看中央与地方关系

张千帆：唐山地震的启示——从权利视角看中央与地方关系

标签： 唐山大地震 央地关系 ● 张千帆（进入专栏）

一、唐山的警示

1976年，中国的多事之年。该年一开始，中国的政治天空便乌云密布、危机四伏。总理周恩来在年初去世，主席毛泽东则病入膏肓、不能理事。党内政治斗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各方力量的聚集和僵持犹如地应力在地壳断裂前的短暂平衡，给巨变前夕的中国带来一刻诡异的宁静，预示着一场政治大地震即将到来。然而，就在这个民族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一场自然大地震首先降临了。7月28日凌晨3点42分，笼罩在阵阵藕荷色地光下的唐山突然山崩地裂，爆发了7.8级地震。据官方统计，至少24万人顷刻间丧身于残砖瓦砾之下。直到如今，人们一提起唐山，首先联想起来的仍然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那场灭顶之灾。

灾难是生存于大自然的人类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是人作为万灵之长的超越能力正在于认识、预测并顺应自然，至少在知情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措施将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在普通人眼里，唐山地震或许是一次没有前兆的突发事件；但是在地震专业人士看来，大自然早已预兆了唐山地震的到来。且不说震前数小时发生的地声地光、冒泡翻花的井水、狂吠不止的狗等常人可见的异常现象，地震专业人士乃至长期关注地震的普通知识分子在震前收集了大量数据，相当准确地预报唐山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范围。[1] 从唐山地震前的两个月开始，开滦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的回族工程师马希融就发现了地电阻率的异常变化，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急速下降，表明了地壳岩石应变积累的加速发展，预示着近期可能发生强烈地震。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7月26、27日，也就是大震前一两天，相对平稳的电阻率值再度突然出现了同步急剧下降的现象。27日18点，马希融再次发出强震临震预报。9小时以后，唐山地震便如期而至了。

1975年8月至1976年5月，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发现常年平稳的水氡含量发生突升突降的异常变化，表明震源局部岩层产生了微破裂的应力变化，预示着震源岩层可能即将发生大破裂。1975年底，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水氡也出现了异常。赵各庄矿地震台和唐山二中观测站所测量的地应力相继出现了异常，唐山二中的田金武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准确预报了地震。根据地质、水质物理化学因素的化验观测，多项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地震危险已经逼近唐山。

当然，唐山地震的预报并不限于当年从事“群测群防”的民间力量，地震学界的专业人士也多次发出预报和警告。事实上，唐山当地早在震前8年就开始了地震观测工作。当时的地震办主任杨友宸是一位极其负责的干部。在他的积极领导下，唐山地区形成了覆盖面齐全的地震监测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从1968年抓起，一直抓到快摸到它了，不敢掉以轻心哪！那么大的一张地震监测网，那么多不敢眨一下的眼睛”，就是为了捕捉地震的踪迹，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1976年，唐山出现了干湿严重失调的反常气候，引起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各个台站每天汇报监测数据。市地震办分别按土地电、地磁、地应力、水氡、水位等各种监测数据绘制动态图，然后向河北省地震局汇报。年初，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了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杨友宸作了关于唐山市地震形势的报告。会上还通报了田金武、马希融等人对地震活动规律的研究成果，并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地震监测也不仅限于唐山地震办等地方机关，地震预兆引起了国家地震局的关注。1976年5月，距离唐山地震两个多月，国家地震局在济南召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杨友宸在会上系统论述了京津唐渤地区尤其是唐山的地震形势，列举了唐山水氡及其他水质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指出异常变化和发震征兆，并向于会者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会议最后强调：从目前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前兆异常看，以唐山为重点的京津唐渤地区年内存在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性。

杨友宸带着会议精神回到唐山，直接找到了市委书记。副市长王耐林立即主持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由唐山市所属各单位“第一把手”参加。会议明确规定“不准记录不要传达”，气氛相当紧张凝重。杨友宸在会上发言指出，唐山近期存在着发生强震的危险，要抓紧组织实施临震预防工作。然而，王耐林在会议总结发言时指示：鉴于临震前兆和异常现象尚不明显，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过早。更有甚者，在此紧要关头，“组织”竟然通知杨友宸去104干校“改造世界观”（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而且干校规定“不许请假不许出门”。接替杨友宸的是一名不了解情况的普通中学教师，而在最关键的大震前两天，也就是异常现象发生最多的两天，地电、水氡、地下水等所有动态曲线图竟然全都是空白，致使唐山地震监测网苦心经营的数年之攻毁于临震前一旦。

事实上，早在1974-75年，国家地震局内部已经对中国东部的地震形势产生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和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派。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1976年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现象，也收到越来越多的各地预报；预报时间集中，异常现象也更明显。7月14日，距唐山地震整整两周，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在唐山主持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学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田金武老师讲解分析了“地震数据曲线图”，列举了地电、地应力和磁偏角异常的确凿数据，并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

回到北京后，汪成民呼吁领导听一次汇报，研究一下震情，但是领导们个个推三托四，不是开会就是生病。7月26日，汪成民一行前往反映情况最多的北京地震队听取汇报。出发前，副主任梅世蓉不忘叮嘱：“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在会上，北京队的耿庆国等人坚持有震的观点，反映震情的紧迫感与危机感。27日7点30分，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领导终于答应听取汇报，不过局长本人不能参加，因为要去医院看鼻炎。上午10点，副局长查志远等领导听取了分析预报室的汇报。汪成民汇报说：“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尽管如此，查副局长最后拍板：“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就在15个小时之后，唐山地震爆发。

二、科学、自由与安全

唐山地震是发生三十年前的一场大灾难，它和我们今天的论题有关吗？按理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至少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论，自然灾难是人力无法阻止的。我们似乎也早已习惯于将人类承受的一切灾难归咎于“自然”，因为“自然”是不会说话、不会替自己辩解的。“三年自然灾害”早已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说辞，而1959年老天也确实少下了几滴雨，因而要为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负责”。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并不“自然”，而完全是“大跃进”等人为“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后果，老天也无法为人类自己的失误造成的重大灾难负责。同样，唐山地震也绝不是一场简单的“自然”灾害而已。就和“大跃进”当初并非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一样，唐山地震也绝非没有事前预报；恰好相反，唐山地震是中国地震学史上的一次荣耀，因为不同职业、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学者和专家都相当精准地预报了那次地震。但也和压制了反对意见的“大跃进”一样，唐山地震前的各种预报出于种种原因都被“领导”压下了。当大震来临时，毫不知情、毫无防备的唐山地区百姓正沉浸在睡梦中，近30万人永远埋在钢筋水泥之下。因此，就和“大跃进”时期的3000万非正常死亡一样，30万唐山百姓并非死于唐山地震，而是死于预报信息的缺失——更准确地说，有关部门对预报信息的压制。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府部门判断失误，而是我们制度缺失造成的严重后果；唐山地震在地震学史上的荣耀，恰好彰显了我们在制度史上的耻辱。

今天，我们可以追问无数个“假如”和“也许”：假如当年唐山地震办主任杨友宸没有被调去干校学习，他肯定会争取说服地方“一把手”，最后也许能发布临震预报；假如7月14日国家地震局的会议不是开在唐山，那么参加会议的唐山人晚上也许不会回家，因而有更多的时间改变领导的想法，再假如主持会议的查副局长点一下头，允许汪成民在正式会议上通报震情，结局也许会有所改观；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在地震前一天的汇报会上，国家地震局的局长没有去看鼻炎，而是亲自主持会议并听取汪成民的汇报，唐山也许会出现最后一线生机；当然，假如当时的互联网能像今天这么发达，而马希融、吕兴亚、耿庆国等人敢于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在网上“捅出来”，也许能引起社会重视并减轻震后损失„„然而，当这么多个“也许”和“假如”一个都没有落实的时候，我们不必再为唐山地震的漏报感到惋惜，因为这次漏报绝非偶然造成。更何况即便某个勉强成立的“假如”侥幸成为现实，完全将数十万人的性命寄托在杨友宸、汪成民或马希融等个别“英雄”身上，不也太危险了吗？

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任何假设，现成的范例就明摆在那里。在距离唐山115公里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发生了唐山没有发生的奇迹。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傍晚，路边的大喇叭没有像往日那样播放“东方红”，而竟然滚动播放着临震警报：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在县科委接到汪成民通报的信息后，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坐镇在帐篷中亲自指挥疏散，47万县民全部幸免于难；否则，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还不知又要增加多少。《唐山警示录》的作者张庆洲在他的书中丢下一个问题：“青龙能做到的，唐山为什么不能？”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发自内心深处的集体反思。

是我们的地震预报技术太落后吗？没有谁否认当时中国科技落后。其实即便在世界上，临震预报也是一个没有攻克的难题。然而，从唐山地震来看，中国的地震预报技术并不差，甚至可以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事实上，早在唐山地震之前，中国就有过成功预报大地震的辉煌记录。就在1975年2月，辽宁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但是在地震前几个小时，辽宁省领导发出临震紧急预报：海城、营口可能发生大地震。省和当地政府出面动员群众搬出屋子，并在露天放映电影，辽宁南部一百多万人撤离了建筑物。虽然海城地震波及了6个市、10个县，却只有1328人死亡，仅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创造了海内外公认的“世界奇迹”。在那一次，国家地震局的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只是和唐山地震不同的是，海城地震的前震非常频繁和突出。专家从邢台地震总结出“小震闹，大震到”的经验，再次为海城地震所应验。然而，唐山地震却以“高度平静”为特征。既然前震未到，国家地震局某些领导似乎便认定可以高枕无忧，因而对唐山地震前出现的异常现象视而不见。

是唐山地震没有足够的先兆吗？唐山地震显然不是像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向中央领导汇报的那样：“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无论是众多的群众监测站还是唐山或北京等地的地震办乃至国家地震局本身，都多次预测到强震先兆并发出预报。但事隔多年之后，梅世蓉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对许多预报意见“不知道”；对于马希融等民间人士提供的突出异常结果，当时又觉得“不可思议”、“大大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因而对其结果不予采信。如果地震局领导真的知道有多个群测点在同一时段里出现突出异常的现象并作出强震预报，“我们一定会特别重视的。”然而，1976年5月和7月的两次会议都是国家地震局主持召开的，因而地震局官员对来自唐山的地震信息应该是知情的。其中的原委究竟如何，现在已不得而知。国家地震局的决策部门或者确实不掌握唐山的前兆异常，或者是固执“华北无大震”的一己之见，有意忽视两次会议提出以及民间反映上来的地震预报意见。

是国家地震局、唐山市政府等部门官僚主义、人浮于事造成的决策失误吗？这固然不错。地震预报确实是一道世界各国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至今也没找到能够准确预报地震的“必震信号”；即便成功预报的海城地震也达不到准确提出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的严格要求，唐山地震更是如此，因而各方在震情判断上存在分歧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由于无震论者掌握了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的学术思想变成了国家地震局的行动指南，对不同意见采取不支持、不理睬甚至专横打压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直至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地震发生后，掌权者更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但是事实是抹杀不了的。从唐山地震前各方面掌握的大量前兆来看，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大体预报是完全可能。正如当年在北京地震队工作的耿庆国后来指出，“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海城可以做到的，唐山也完全可以做到；唐山之所以没有做到，显然是国家地震局以及唐山等地决策者失职的结果。

然而，唐山地震之所以漏报，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唐山不是海城——海城远在辽宁，唐山则近在“天子脚下”。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也最丰富，但是为什么成功的地震预报偏偏都在首都圈外？为什么离首都最近的唐山地震恰恰被漏报了？从他采访的国家地震局官员来看，不论是无震派还是反对派都流露出沉重的思想负担。连一直感觉震情紧迫的汪成民都认为地震预报本身没过关，谁都很难说有把握，偏偏又是预报京津唐这个敏感地区，而上面已有明文规定，在取得领导同意之前，他无权也不敢下结论。梅世蓉则更是坦言：如果报了地震，“北京城要采取一个措施，这是多大的损失？所以，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很轻易的事，思想负担特别重”：“作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这句话正好印证了后来听取她汇报的总理华国锋的宽慰之词：“地震战线的同志们要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对付地下之敌，要决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但华总理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国家地震局的官员正是因为考虑到北京的“损失”，才对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产生极大的思想顾虑。梅世蓉没有明言的是，究竟谁的“损失”？如果说地震预报肯定不是唐山人民的损失，那么是北京人民的损失吗？也许一次误报、虚报乃至谎报会产生无谓的准备、焦虑、恐慌甚至混乱，但是如果我们的人民必须在地震误报和漏报中选择，笔者相信他们还是显然会选择前者；作为理性人，他们宁愿忍受一时的不便，也不会甘冒死亡的风险。然而，在唐山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有过任何选择吗？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许多人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死去。可见地震局官员所考试的“损失”并不是人民的损失，而是领导者的损失：地震误报会扰乱秩序，给管理带来不便，甚至让领导们失威信、“丢面子”，而且在中国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中，擅自发布不实消息而造成社会不安定的下级无疑会受到上级处分，因而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十分把握是绝不敢贸然行事的。这样一来，领导的位置是好坐了，但是广大百姓的生命却危险了，而华国锋也恰恰没有提到如何“保卫”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事实上，国家地震局的领导们早已按照他的话做了：正是为了保卫首都、保卫中央、保卫主席，他们才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那么多地震前兆，才会在唐山地震爆发前15小时还决定“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

唐山地震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决策失误”，而是从国家地震局到地方政府部门集体扣压预报信息造成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从梅世蓉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地方是无权发布大地震预报的，任何一个省市在地震预报前都要和国家地震局通报并得到同意：“如果我们上头不同意，他还是不敢报。”成功预报了海城、唐山和汶川地震的专家耿庆国也同样感叹：“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因此，即便当年唐山地震办主任杨友宸不去干校，指望他说服当地“一把手”也很可能是想当然的一厢情愿，除非唐山市委书记敢于像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那样擅自违规预报；然而，冉广岐显然是一个体制内不足效仿的“另类”，只不过事后因拯救了47万生民的性命而免予处理而已。假如地震没有发生呢？他将为自己的“草率”付出什么代价？在地震发生前，我们相信冉广岐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镇定自若，他是在权衡了自己的“乌纱帽”和47万子民的身家性命之后才毅然作出的沉重决定，而既然个人风险如此之大，我们有什么理由期望或要求和常人一样理性的官员也都像他那样把他人的利益放在自己前面？

俗话说：“上天容易入地难。”唐山地震显示，地震预报并非如火箭上天那般严格的科学，预报显然存在错误的风险。报了没震，可能造成地方混乱、领导苛责；震了没报，则更是没有尽责、对不起人民。但正是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我们才不得不权衡不同的需要并作出选择——首都的需要和外地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和领导的需要，稳定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风险逼迫我们共同面对一个尖锐而艰难的命题：在灾难的风险和错误的风险并存的时候，我们究竟将什么放在第一位？我们应该将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那里？当不充分的证据表明某地某时可能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是优先考虑社会稳定、管理秩序、表面繁荣或领导人的威信，还是老百姓的生命？如果选择前者，那么决策者在唐山地震前表现出来的“审慎”就无可厚非。事实上，别说是在政治气氛高度敏感、紧张、沉重的1976，即便是在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我们也总能拿出一百条理由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破坏安定团结、不损害大好局面的，难道不是吗？但是如果选择后者，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为了理智选择自己的命运而获得政府所掌握的关键信息；至少，政府部门不能随意将这些关乎百姓生死存亡的信息打上“机密”的字样，并动用法律手段惩罚泄密者或“造谣者”。

书曰：“天作孽，尤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唐山地震怨不得老天爷，要怨就怨我们在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制度上的缺陷。这么多重要的预报信息完全掌握在国家——更准确地说，少数几个决策者——手中，最后任由他们出于种种原因的“决策失误”而断送了数十万人的性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策失误”就能说得过去的，而是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一贯忽视的制度缺陷。唐山地震只是通过我们在制度上的漏洞，以或许意想不到的方式突袭了一个信息匮乏的社会而已。

事实上，唐山地震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就在唐山地震发生32年后，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了7.8级大地震。这次地震的预兆不如唐山地震明显，但还是有人预报了。2008年4月26-27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天灾预测委员会”的讨论会上，曾经预报唐山地震的耿庆国教授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会议集体讨论后通过了“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在4月30日通过密件呈报国家地震局等单位。5月3日，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接到群众咨询电话，求证“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村将要发生大地震，村干部劝村民搬到户外居住”的传言是否属实。接到咨询电话后，阿坝州防震减灾局立即要求马尔康县防震减灾局采取措施，查找“谣传”来源并进行辟谣。5月9日，也就是地震前三天，四川省地震局发布了“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的消息。[2]同时，四川恩施市白果乡的观音塘约8万立方米蓄水突然消失；[3]绵竹市西南镇则出现了数十万只蟾蜍的大规模迁徙，一些村民认为这是不好的兆头，但是当地林业部门认为是蟾蜍正常迁徙，并对大量蟾蜍的产生做了“科学的解释”。[4]“辟谣”三天后，汶川大地震就不幸证实了“谣言”的真实性。笔者并不是说这些现象或“谣言”就足以预报地震，但是有关部门的态度和思维却和32年的唐山地震如出一辙。[5]和唐山地震一样，汶川地震也是在当地居民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许多正在上课的学生和老师倒在了危房之下，而政府部门不仅同样没有重视有限的预报，而且还主动出面“辟谣”，以至广大百姓在对灾险毫无知觉和防备的情况下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令人遗憾和深思的是，这一切都还发生在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之后。

和30多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我们今天更有义务追问：政府如何处理可能是捕风捉影的突发事件信息？如何权衡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其它利益？人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知情权？对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中央究竟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三、权利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这项课题并不研究地震，但或许意想不到的是，唐山地震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唐山地震让我们看到，在许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政府其实不用特别主动做什么，而只要消极地恪守某些宪法原则，譬如1982年宪法第35条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保障，宪法庇佑下的人民便自然有能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不要忘记，青龙县长的一句话就拯救了当地47万县民，而他做了什么？他只是将自己知道的信息及时转告给父老乡亲而已，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张口之劳；换言之，他只是没有刻意扣压和占有人民迫切需要的信息，更没有限制或剥夺人民接受这些信息的权利。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早已充分证明，只要给人民以自由，他们的生活自然会变得更富足、更安全也更有意义。中央所需要做的，也正是保证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尊重人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假如在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杆大旗下，中央有关部门不仅自己不压制地震信息，而且还可以通过法律机制迫使地方公开信息，并允许学者、专家或普通公民发表地震预测结果，那么唐山地震就很可能得到准确预报，唐山就可以复制青龙县的奇迹；地震还会照常发生，但是那24万人就不会因为缺乏信息而成为冤魂了。

这项课题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的继续，不过是从一个看上去不相关的视角。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一般只关注中央和地方的立法、财政或人事分权，而不涉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课题中，我们处理的正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然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最终都是为了人服务的，因而终极意义上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必然应以人权保障为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和地方关系实际上包含着中央、地方和人民三重关系（见图1）。

如果单纯考虑传统意义上的中央和地方双重关系，就必然忽视了公民权利这个基础层面。在权利缺位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许多方面就失去了基本判断标准，许多问题也就成了难解的“迷”。例如流浪乞讨究竟应该由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规定？农业税究竟应该由中央统一还是各地自主征收或取消？不以公民权利保障作为基本参照系，就无法从根本上回答这些问题。如果说经济改革只考虑中央对地方放权便必然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因而最终的出路在于将经营自主权直接下放到企业，[6]那么宪政改革也同样不能囿于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障作为终极出路。事实上，即便传统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也不能回避权利问题，譬如地方是否有权自行规定选举当地领导的方式？各地高校是否有权自行规定招生录取标准？这些问题虽然表面上也涉及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但是在本质上关系到公民的选举权和教育平等机会，因而只有从权利视角才能真正求解适当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

反之，从权利视角出发，某些看上去难解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譬如中国一直面临着中央如何防治地方违法、腐败、滥用权力和浪费资源等严峻问题，而无论如何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权限，都无法解决这些长期解决不了的“老大难”；但是一旦有效保障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许多地方问题就自动消失了。如果还需要探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话，那么探讨的论题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而是中央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更有效地保障各地公民的平等权利。事实上，权利保障正是美国联邦宪法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经典的《联邦党文集》第10篇，麦迪逊精辟论证了联邦主义对于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作用，为美国联邦制打下了宪政理论基础。[7]单一制中国没有必要照搬美国的制度，但是两者对于保障人权的出发点是共同的，因而美国宪政的经验和逻辑值得中国借鉴。今天，我们同样有必要将权利保障作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因此，我们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还需要一次根本的重构。中国在传统上注重政府管制，因而中央和地方关系自然限于单纯的中央和地方分权，作为基础的公民权利反而被排除在视线范围之外。但是在宪法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改变乃至颠覆传统的思维模式，将公民权利保障放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首位。事实上，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中央和地方的适当分权管制，在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既不是中央如何管地方，更不是中央如何管我们，而是中央如何通过更合理的宪法制度设计更有效地保障我们的基本权利。就和中央今天已不需要管制我们的“粮票”、“油票”乃至“布票”，我们自己就能生活得很好一样，中央今天应该做的并不在于它能够积极主动地为我们制定多少法律，而在于如何维护宪法为我们保障的基本权利不受地方侵犯。尤其是中国人多、地大、地方差异更大，如何在照顾地方需要的前提下保障各地公民的平等权利，就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重要使命。

这是一个新的视角。鸟瞰中国版图，但见山峦叠嶂、河流纵横。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是目前水平的科学技术无法改变的。对不同的地方贴上不同的标签，就成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民也享受不同的条件、待遇和权利，其中某些或许是长期自然形成的产物，某些却是人为规定造成的。法律和权利就是人为赋予的，因而也是人所能改变的。人类从大自然那里继承了一幅割裂的版图，但是通过意念和法律将民族国家统一起来，并使之超越自然地理或风土人情造成的隔阂；大自然对人类是不平等的，但是人类却要从这天然的不平等中创造出一种平等的法律秩序。国家和宪法的作用难道不正在于改变大自然套在人类头上的枷锁，人为创造出一种更符合人性、更适合人类进步的基本秩序吗？在制度设计上，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正是要发挥这种作用，将远隔千山万水的不同地方统一在一个国家，并为不同地方、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人提供基本的平等权利。

四、权利平等与国家统一

权利视角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不仅有助于解脱唐山地震遭遇的困惑，而且对于解决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流浪乞讨与城市治安之间的潜在矛盾、高考招生的地域歧视乃至民族区域自治和国家统一等一系列制度问题都有建设性意义。由于笔者学识和视域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涉猎所有相关领域的问题，因而在此只能就近年来所关心的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提供自己的分析。

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不可能回避农村问题，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至今仍是农村。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进程是“农村包围城市”，那么今天中国的城市仍然被广大农村包围着；如果说农村是中国的汪洋大海，那么城镇至今只能算是这片海洋中的孤岛。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平等显然是城乡不平等。我们认为，平等是应该被认真对待的；作为统一国家的公民，个人权利在原则上不应取决于其碰巧出生或生活的地区。因此，中央应尽快取消那些没有存在理由的地区权利差异；对于因现实条件的限制而一时取消不了的差别，也应该采取必要措施逐步缩小差距。因此，中央与其采取统一取消农业税等全国“一刀切”的措施，不如加大平等保护农民权利的力度。

然而，如果城乡差别太大，这么做可行吗、充分吗？要实现城乡平等，可以参考两种相反但又兼容的模式：一是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模式，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来实现平衡；二是德国的政府干预模式，通过宪法保证各地财政均衡来实现公共福利的基本平等，而财政平等的目的至少部分也是为了公民更理性地行使迁徙自由。因此，城乡平等不可避免地涉及农民的迁徙自由。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完全放开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而不会导致灾难性的迁徙、拥挤和贫民窟？城乡平等是否要求采取美国内战后南部地区实施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but equal）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在骨子里是不平等的？[8]这些问题要求我们认真探讨平等权的意义、价值以及缩小地方差距的可行机制。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只是揭开了户籍改革的序幕，实质性平等还要等待在小心试验过程中一点一滴的进步。迁徙自由和城市开放的前提必然是城乡差别的实质性缩小，农村至少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具有城市所没有的吸引力，因而城乡只是代表两种不同但大致对等的不同生活方式而已。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城乡关系才能走上法治化的正常轨道。

城乡差别的另一个突出体现是高考制度。如果说城乡经济和政策差别只是造成结果的不平等，那么高考地域歧视则湮灭了缩小城乡差距的希望。中国所有的大学都集中在城市，绝大多数著名高校都集中在大城市，农村没有一所大学或哪怕是社区学院，而所有公立大学在招生录取标准上都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对“地方子弟”降低录取标准；即便在同一个省的不同地区，大学录取也优先照顾省会等大都市。在地域歧视的自我保护机制下，集中所有高等教育资源的城市子弟当然占尽先机，更不用说他们已经享受12年之久的远比农村优越的基础教育。随着城乡受教育机会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必然逐年缩减。如此趋势恐怕是和城乡平等化政策背道而驰的，而高考改革势必遇到城市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击破地方阻力的最终希望在于中央。只有中央的统一高考政策才能打破各地自保而又自危的困境，“强迫”各地高校实现平等开放的政策。由此看来，近年来高考权力的不断下放恰恰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高考改革不仅涉及国家教育政策，而且最终还涉及民族团结乃至国家统一等宏观问题。正如高考录取政策所显示的，目前国家在各方面都对少数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给予照顾。虽然适当形式的高考纠偏行动及其它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在此还是强调基本自由和权利平等对于民族和谐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唐山的警示再次显示出相关性。虽然经济上的照顾或许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在宗教、文化和民族自治等方面没有必要过多干预。坚守平等、宗教自由和地方民主自治等宪法基本原则，从制度上保证这些原则得到贯彻落实，将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最有效手段。

最后，权利平等似乎是有限度的。在国家没有完成政治统一的前提下，还没有一部相互认同的统一宪法，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平等。事实上，即便已经回归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分别受各自的基本法管辖，特区居民享受和内地人民不同的宪法性权利，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为了体现“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基本精神，中央也不会主动为这些地区的居民权利像内地人民那样提供底线保障。然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权利保障为出发点的一贯思路还是有效的。无论是对于港澳还是台湾，只要中央充分保证地方民主自治，信任、尊重并顺应当地民意要求，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这些地区之上，那么必将争取更多的民心、建立更多的互信、营造更多的和谐，国家统一也将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时间问题。

注释：

[1]这里对唐山地震的描述主要参考了张庆洲：《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钱刚：《唐山大地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2]“在阿坝州防震减灾局及时进行情况说明和乡、村干部的主动解释下，解除了村民的恐慌情绪，当地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了正常。”来源于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2008年5月9日报道，但是这则消息后来被删除。[3]《楚天都市报》2008年5月5日。[4]《华西都市报》2008年5月10日报道。

[5]“地震局驳地震预测瞒报论”，《新京报》2008年5月14日。

[6]参见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3-94页。

[7]Alexander Hamilton，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The FederalistPapers，Clinton Rossiter（ed.），NAL Penguin（1961），pp.77-84.[8]见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347U.S.483（1954）。

第二篇：灾难可以避免吗从唐山大地震看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

灾难可以避免吗从唐山大地震看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

一、唐山的警示

1976年，中国的多事之年。该年一开始，中国的政治天空便乌云密布、危机四伏。总理周恩来在年初去世，主席毛泽东则病入膏肓、不能理事。党内政治斗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各方力量的聚集和僵持犹如地应力在地壳断裂前的短暂平衡，给巨变前夕的中国带来一刻诡异的宁静，预示着一场政治大地震即将到来。然而，就在这个民族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一场自然大地震首先降临了。7月28日凌晨3点42分，笼罩在阵阵藕荷色地光下的唐山突然山崩地裂，爆发了7.8级地震。据官方统计，至少24万人顷刻间丧身于残砖瓦砾之下。直到如今，人们一提起唐山，首先联想起来的仍然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那场灭顶之灾。

灾难是生存于大自然的人类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是人作为万灵之长的超越能力正在于认识、预测并顺应自然，至少在知情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措施将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在普通人眼里，唐山地震或许是一次没有前兆的突发事件；但是在地震专业人士看来，大自然早已预兆了唐山地震的到来。且不说震前数小时发生的地声地光、冒泡翻花的井水、狂吠不止的狗等常人可见的异常现象，地震专业人士乃至长期关注地震的普通知识分子在震前收集了大量数据，相当准确地预报唐山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范围。

从唐山地震前的两个月开始，开滦马家沟矿地测科、地震台的回族工程师马希融就发现了地电阻率的异常变化，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急速下降，表明了地壳岩石应变积累的加速发展，预示着近期可能发生强烈地震。1976年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和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作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7月26、27日，也就是大震前一两天，相对平稳的电阻率值再度突然出现了同步急剧下降的现象。27日18点，马希融再次发出强震临震预报。9小时以后，唐山地震便如期而至了。

1975年8月至1976年5月，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发现常年平稳的水氡含量发生突升突降的异常变化，表明震源局部岩层产生了微破裂的应力变化，预示着震源岩层可能即将发生大破裂。1975年底，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水氡也出现了异常。赵各庄矿地震台和唐山二中观测站所测量的地应力相继出现了异常，唐山二中的田金武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准确预报了地震。根据地质、水质物理化学因素的化验观测，多项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地震危险已经逼近唐山。

当然，唐山地震的预报并不限于当年从事“群测群防”的民间力量，地震学界的专业人士也多次发出预报和警告。事实上，唐山当地早在震前8年就开始了地震观测工作。当时的地震办主任杨友宸是一位极其负责的干部。在他的积极领导下，唐山地区形成了覆盖面齐全的地震监测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从1968年抓起，一直抓到快摸到它了，不敢掉以轻心哪！那么大的一张地震监测网，那么多不敢眨一下的眼睛”，就是为了捕捉地震的踪迹，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1976年，唐山出现了干湿严重失调的反常气候，引起了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忧虑和不安，各个台站每天汇报监测数据。市地震办分别按土地电、地磁、地应力、水氡、水位等各种监测数据绘制动态图，然后向河北省地震局汇报。年初，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了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杨友宸作了关于唐山市地震形势的报告。会上还通报了田金武、马希融等人对地震活动规律的研究成果，并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地震监测也不仅限于唐山地震办等地方机关，地震预兆引起了国家地震局的关注。1976年5月，距离唐山地震两个多月，国家地震局在济南召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杨友宸在会上系统论述了京津唐渤地区尤其是唐山的地震形势，列举了唐山水氡及其他水质化学成分的检测结果，指出异常变化和发震征兆，并向于会者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会议最后强调：从目前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前兆异常看，以唐山为重点的京津唐渤地区年内存在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性。

杨友宸带着会议精神回到唐山，直接找到了市委书记。副市长王耐林立即主持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由唐山市所属各单位“第一把手”参加。会议明确规定“不准记录不要传达”，气氛相当紧张凝重。杨友宸在会上发言指出，唐山近期存在着发生强震的危险，要抓紧组织实施临震预防工作。然而，王耐林在会议总结发言时指示：鉴于临震前兆和异常现象尚不明显，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过早。更有甚者，在此紧要关头，“组织”竟然通知杨友宸去104干校“改造世界观”（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而且干校规定“不许请假不许出门”。接替杨友宸的是一名不了解情况的普通中学教师，而在最关键的大震前两天，也就是异常现象发生最多的两天，地电、水氡、地下水等所有动态曲线图竟然全都是空白，致使唐山地震监测网苦心经营的数年之攻毁于临震前一旦。

事实上，早在1974-75年，国家地震局内部已经对中国东部的地震形势产生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和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两派。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1976年6月中旬起，分析预报室陆续观测到一批异常现象，也收到越来越多的各地预报；预报时间集中，异常现象也更明显。7月14日，距唐山地震整整两周，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在唐山主持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近百名中国地震界的官员、专家和学者到唐山二中参观地震科研小组的工作。田金武老师讲解分析了“地震数据曲线图”，列举了地电、地应力和磁偏角异常的确凿数据，并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

回到北京后，汪成民呼吁领导听一次汇报，研究一下震情，但是领导们个个推三托四，不是开会就是生病。7月26日，汪成民一行前往反映情况最多的北京地震队听取汇报。出发前，副主任梅世蓉不忘叮嘱：“四川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了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在会上，北京队的耿庆国等人坚持有震的观点，反映震情的紧迫感与危机感。27日7点30分，汪成民在局长办公室堵住了领导；经再三要求，领导终于答应听取汇报，不过局长本人不能参加，因为要去医院看鼻炎。上午10点，副局长查志远等领导听取了分析预报室的汇报。汪成民汇报说：“自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原有的前兆异常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各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较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尽管如此，查副局长最后拍板：“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就在15个小时之后，唐山地震爆发。

二、科学、自由与安全

唐山地震是发生三十年前的一场大灾难，它和我们今天的论题有关吗？按理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至少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论，自然灾难是人力无法阻止的。我们似乎也早已习惯于将人类承受的一切灾难归咎于“自然”，因为“自然”是不会说话、不会替自己辩解的。“三年自然灾害”早已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说辞，而1959年老天也确实少下了几滴雨，因而要为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负责”。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并不“自然”，而完全是“大跃进”等人为“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后果，老天也无法为人类自己的失误造成的重大灾难负责。同样，唐山地震也绝不是一场简单的“自然”灾害而已。就和“大跃进”当初并非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一样，唐山地震也绝非没有事前预报；恰好相反，唐山地震是中国地震学史上的一次荣耀，因为不同职业、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学者和专家都相当精准地预报了那次地震。但也和压制了反对意见的“大跃进”一样，唐山地震前的各种预报出于种种原因都被“领导”压下了。当大震来临时，毫不知情、毫无防备的唐山地区百姓正沉浸在睡梦中，近30万人永远埋在钢筋水泥之下。因此，就和“大跃进”时期的3000万非正常死亡一样，30万唐山百姓并非死于唐山地震，而是死于预报信息的缺失——更准确地说，有关部门对预报信息的压制。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府部门判断失误，而是我们制度缺失造成的严重后果；唐山地震在地震学史上的荣耀，恰好彰显了我们在制度史上的耻辱。

今天，我们可以追问无数个“假如”和“也许”：假如当年唐山地震办主任杨友宸没有被调去干校学习，他肯定会争取说服地方“一把手”，最后也许能发布临震预报；假如7月14日国家地震局的会议不是开在唐山，那么参加会议的唐山人晚上也许不会回家，因而有更多的时间改变领导的想法，再假如主持会议的查副局长点一下头，允许汪成民在正式会议上通报震情，结局也许会有所改观；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在地震前一天的汇报会上，国家地震局的局长没有去看鼻炎，而是亲自主持会议并听取汪成民的汇报，唐山也许会出现最后一线生机；当然，假如当时的互联网能像今天这么发达，而马希融、吕兴亚、耿庆国等人敢于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在网上“捅出来”，也许能引起社会重视并减轻震后损失„„然而，当这么多个“也许”和“假如”一个都没有落实的时候，我们不必再为唐山地震的漏报感到惋惜，因为这次漏报绝非偶然造成。更何况即便某个勉强成立的“假如”侥幸成为现实，完全将数十万人的性命寄托在杨友宸、汪成民或马希融等个别“英雄”身上，不也太危险了吗？

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任何假设，现成的范例就明摆在那里。在距离唐山115公里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发生了唐山没有发生的奇迹。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傍晚，路边的大喇叭没有像往日那样播放“东方红”，而竟然滚动播放着临震警报：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在县科委接到汪成民通报的信息后，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坐镇在帐篷中亲自指挥疏散，47万县民全部幸免于难；否则，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还不知又要增加多少。《唐山警示录》的作者张庆洲在他的书中丢下一个问题：“青龙能做到的，唐山为什么不能？”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发自内心深处的集体反思。

是我们的地震预报技术太落后吗？没有谁否认当时中国科技落后。其实即便在世界上，临震预报也是一个没有攻克的难题。然而，从唐山地震来看，中国的地震预报技术并不差，甚至可以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事实上，早在唐山地震之前，中国就有过成功预报大地震的辉煌记录。就在1975年2月，辽宁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但是在地震前几个小时，辽宁省领导发出临震紧急预报：海城、营口可能发生大地震。省和当地政府出面动员群众搬出屋子，并在露天放映电影，辽宁南部一百多万人撤离了建筑物。虽然海城地震波及了6个市、10个县，却只有1328人死亡，仅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创造了海内外公认的“世界奇迹”。在那一次，国家地震局的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只是和唐山地震不同的是，海城地震的前震非常频繁和突出。专家从邢台地震总结出“小震闹，大震到”的经验，再次为海城地震所应验。然而，唐山地震却以“高度平静”为特征。既然前震未到，国家地震局某些领导似乎便认定可以高枕无忧，因而对唐山地震前出现的异常现象视而不见。

是唐山地震没有足够的先兆吗？唐山地震显然不是像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向中央领导汇报的那样：“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无论是众多的群众监测站还是唐山或北京等地的地震办乃至国家地震局本身，都多次预测到强震先兆并发出预报。但事隔多年之后，梅世蓉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示对许多预报意见“不知道”；对于马希融等民间人士提供的突出异常结果，当时又觉得“不可思议”、“大大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因而对其结果不予采信。如果地震局领导真的知道有多个群测点在同一时段里出现突出异常的现象并作出强震预报，“我们一定会特别重视的。”然而，1976年5月和7月的两次会议都是国家地震局主持召开的，因而地震局官员对来自唐山的地震信息应该是知情的。其中的原委究竟如何，现在已不得而知。国家地震局的决策部门或者确实不掌握唐山的前兆异常，或者是固执“华北无大震”的一己之见，有意忽视两次会议提出以及民间反映上来的地震预报意见。

是国家地震局、唐山市政府等部门官僚主义、人浮于事造成的决策失误吗？这固然不错。地震预报确实是一道世界各国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至今也没找到能够准确预报地震的“必震信号”；即便成功预报的海城地震也达不到准确提出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的严格要求，唐山地震更是如此，因而各方在震情判断上存在分歧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由于无震论者掌握了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的学术思想变成了国家地震局的行动指南，对不同意见采取不支持、不理睬甚至专横打压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直至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地震发生后，掌权者更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但是事实是抹杀不了的。从唐山地震前各方面掌握的大量前兆来看，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大体预报是完全可能。正如当年在北京地震队工作的耿庆国后来指出，“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海城可以做到的，唐山也完全可以做到；唐山之所以没有做到，显然是国家地震局以及唐山等地决策者失职的结果。

然而，唐山地震之所以漏报，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唐山不是海城——海城远在辽宁，唐山则近在“天子脚下”。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也最丰富，但是为什么成功的地震预报偏偏都在首都圈外？为什么离首都最近的唐山地震恰恰被漏报了？从他采访的国家地震局官员来看，不论是无震派还是反对派都流露出沉重的思想负担。连一直感觉震情紧迫的汪成民都认为地震预报本身没过关，谁都很难说有把握，偏偏又是预报京津唐这个敏感地区，而上面已有明文规定，在取得领导同意之前，他无权也不敢下结论。梅世蓉则更是坦言：如果报了地震，“北京城要采取一个措施，这是多大的损失？所以，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很轻易的事，思想负担特别重”：“作首都圈的地震预报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这句话正好印证了后来听取她汇报的总理华国锋的宽慰之词：“地震战线的同志们要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对付地下之敌，要决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但华总理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国家地震局的官员正是因为考虑到北京的“损失”，才对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产生极大的思想顾虑。梅世蓉没有明言的是，究竟谁的“损失”？如果说地震预报肯定不是唐山人民的损失，那么是北京人民的损失吗？也许一次误报、虚报乃至谎报会产生无谓的准备、焦虑、恐慌甚至混乱，但是如果我们的人民必须在地震误报和漏报中选择，笔者相信他们还是显然会选择前者；作为理性人，他们宁愿忍受一时的不便，也不会甘冒死亡的风险。然而，在唐山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有过任何选择吗？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许多人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死去。可见地震局官员所考试的“损失”并不是人民的损失，而是领导者的损失：地震误报会扰乱秩序，给管理带来不便，甚至让领导们失威信、“丢面子”，而且在中国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中，擅自发布不实消息而造成社会不安定的下级无疑会受到上级处分，因而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十分把握是绝不敢贸然行事的。这样一来，领导的位置是好坐了，但是广大百姓的生命却危险了，而华国锋也恰恰没有提到如何“保卫”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事实上，国家地震局的领导们早已按照他的话做了：正是为了保卫首都、保卫中央、保卫主席，他们才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那么多地震前兆，才会在唐山地震爆发前15小时还决定“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一次会研究一下”。

唐山地震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决策失误”，而是从国家地震局到地方政府部门集体扣压预报信息造成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从梅世蓉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地方是无权发布大地震预报的，任何一个省市在地震预报前都要和国家地震局通报并得到同意：“如果我们上头不同意，他还是不敢报。”成功预报了海城、唐山和汶川地震的专家耿庆国也同样感叹：“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因此，即便当年唐山地震办主任杨友宸不去干校，指望他说服当地“一把手”也很可能是想当然的一厢情愿，除非唐山市委书记敢于像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那样擅自违规预报；然而，冉广岐显然是一个体制内不足效仿的“另类”，只不过事后因拯救了47万生民的性命而免予处理而已。假如地震没有发生呢？他将为自己的“草率”付出什么代价？在地震发生前，我们相信冉广岐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镇定自若，他是在权衡了自己的“乌纱帽”和47万子民的身家性命之后才毅然作出的沉重决定，而既然个人风险如此之大，我们有什么理由期望或要求和常人一样理性的官员也都像他那样把他人的利益放在自己前面？

俗话说：“上天容易入地难。”唐山地震显示，地震预报并非如火箭上天那般严格的科学，预报显然存在错误的风险。报了没震，可能造成地方混乱、领导苛责；震了没报，则更是没有尽责、对不起人民。但正是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我们才不得不权衡不同的需要并作出选择——首都的需要和外地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和领导的需要，稳定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风险逼迫我们共同面对一个尖锐而艰难的命题：在灾难的风险和错误的风险并存的时候，我们究竟将什么放在第一位？我们应该将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那里？当不充分的证据表明某地某时可能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是优先考虑社会稳定、管理秩序、表面繁荣或领导人的威信，还是老百姓的生命？如果选择前者，那么决策者在唐山地震前表现出来的“审慎”就无可厚非。事实上，别说是在政治气氛高度敏感、紧张、沉重的1976，即便是在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我们也总能拿出一百条理由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破坏安定团结、不损害大好局面的，难道不是吗？但是如果选择后者，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为了理智选择自己的命运而获得政府所掌握的关键信息；至少，政府部门不能随意将这些关乎百姓生死存亡的信息打上“机密”的字样，并动用法律手段惩罚泄密者或“造谣者”。

书曰：“天作孽，尤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唐山地震怨不得老天爷，要怨就怨我们在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制度上的缺陷。这么多重要的预报信息完全掌握在国家——更准确地说，少数几个决策者——手中，最后任由他们出于种种原因的“决策失误”而断送了数十万人的性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策失误”就能说得过去的，而是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一贯忽视的制度缺陷。唐山地震只是通过我们在制度上的漏洞，以或许意想不到的方式突袭了一个信息匮乏的社会而已。

事实上，唐山地震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就在唐山地震发生32年后，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了7.8级大地震。这次地震的预兆不如唐山地震明显，但还是有人预报了。2008年4月26-27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天灾预测委员会”的讨论会上，曾经预报唐山地震的耿庆国教授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会议集体讨论后通过了“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在4月30日通过密件呈报国家地震局等单位。5月3日，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接到群众咨询电话，求证“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村将要发生大地震，村干部劝村民搬到户外居住”的传言是否属实。接到咨询电话后，阿坝州防震减灾局立即要求马尔康县防震减灾局采取措施，查找“谣传”来源并进行辟谣。5月9日，也就是地震前三天，四川省地震局发布了“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的消息。同时，四川恩施市白果乡的观音塘约8万立方米蓄水突然消失；绵竹市西南镇则出现了数十万只蟾蜍的大规模迁徙，一些村民认为这是不好的兆头，但是当地林业部门认为是蟾蜍正常迁徙，并对大量蟾蜍的产生做了“科学的解释”。“辟谣”三天后，汶川大地震就不幸证实了“谣言”的真实性。笔者并不是说这些现象或“谣言”就足以预报地震，但是有关部门的态度和思维却和32年的唐山地震如出一辙。和唐山地震一样，汶川地震也是在当地居民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许多正在上课的学生和老师倒在了危房之下，而政府部门不仅同样没有重视有限的预报，而且还主动出面“辟谣”，以至广大百姓在对灾险毫无知觉和防备的情况下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令人遗憾和深思的是，这一切都还发生在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之后。

和30多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我们今天更有义务追问：政府如何处理可能是捕风捉影的突发事件信息？如何权衡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其它利益？人民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知情权？对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中央究竟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三、权力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这项课题并不研究地震，但或许意想不到的是，唐山地震为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唐山地震让我们看到，在许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政府其实不用特别主动做什么，而只要消极地恪守某些宪法原则，譬如1982年宪法第35条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保障，宪法庇佑下的人民便自然有能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不要忘记，青龙县长的一句话就拯救了当地47万县民，而他做了什么？他只是将自己知道的信息及时转告给父老乡亲而已，而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张口之劳；换言之，他只是没有刻意扣压和占有人民迫切需要的信息，更没有限制或剥夺人民接受这些信息的权利。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早已充分证明，只要给人民以自由，他们的生活自然会变得更富足、更安全也更有意义。中央所需要做的，也正是保证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尊重人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假如在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杆大旗下，中央有关部门不仅自己不压制地震信息，而且还可以通过法律机制迫使地方公开信息，并允许学者、专家或普通公民发表地震预测结果，那么唐山地震就很可能得到准确预报，唐山就可以复制青龙县的奇迹；地震还会照常发生，但是那24万人就不会因为缺乏信息而成为冤魂了。

这项课题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的继续，不过是从一个看上去不相关的视角。传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一般只关注中央和地方的立法、财政或人事分权，而不涉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课题中，我们处理的正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然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最终都是为了人服务的，因而终极意义上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必然应以人权保障为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和地方关系实际上包含着中央、地方和人民三重关系。

如果单纯考虑传统意义上的中央和地方双重关系，就必然忽视了公民权利这个基础层面。在权利缺位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许多方面就失去了基本判断标准，许多问题也就成了难解的“迷”。例如流浪乞讨究竟应该由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规定？农业税究竟应该由中央统一还是各地自主征收或取消？不以公民权利保障作为基本参照系，就无法从根本上回答这些问题。如果说经济改革只考虑中央对地方放权便必然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因而最终的出路在于将经营自主权直接下放到企业，[6]那么宪政改革也同样不能囿于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而不考虑公民权利保障作为终极出路。事实上，即便传统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也不能回避权利问题，譬如地方是否有权自行规定选举当地领导的方式？各地高校是否有权自行规定招生录取标准？这些问题虽然表面上也涉及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但是在本质上关系到公民的选举权和教育平等机会，因而只有从权利视角才能真正求解适当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

反之，从权利视角出发，某些看上去难解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譬如中国一直面临着中央如何防治地方违法、腐败、滥用权力和浪费资源等严峻问题，而无论如何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权限，都无法解决这些长期解决不了的“老大难”；但是一旦有效保障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等宪法基本权利，许多地方问题就自动消失了。如果还需要探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话，那么探讨的论题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而是中央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更有效地保障各地公民的平等权利。事实上，权利保障正是美国联邦宪法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经典的《联邦党文集》第10篇，麦迪逊精辟论证了联邦主义对于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作用，为美国联邦制打下了宪政理论基础。单一制中国没有必要照搬美国的制度，但是两者对于保障人权的出发点是共同的，因而美国宪政的经验和逻辑值得中国借鉴。今天，我们同样有必要将权利保障作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因此，我们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还需要一次根本的重构。中国在传统上注重政府管制，因而中央和地方关系自然限于单纯的中央和地方分权，作为基础的公民权利反而被排除在视线范围之外。但是在宪法强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改变乃至颠覆传统的思维模式，将公民权利保障放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研究的首位。事实上，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中央和地方的适当分权管制，在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既不是中央如何管地方，更不是中央如何管我们，而是中央如何通过更合理的宪法制度设计更有效地保障我们的基本权利。就和中央今天已不需要管制我们的“粮票”、“油票”乃至“布票”，我们自己就能生活得很好一样，中央今天应该做的并不在于它能够积极主动地为我们制定多少法律，而在于如何维护宪法为我们保障的基本权利不受地方侵犯。尤其是中国人多、地大、地方差异更大，如何在照顾地方需要的前提下保障各地公民的平等权利，就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重要使命。

这是一个新的视角。鸟瞰中国版图，但见山峦叠嶂、河流纵横。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是目前水平的科学技术无法改变的。对不同的地方贴上不同的标签，就成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民也享受不同的条件、待遇和权利，其中某些或许是长期自然形成的产物，某些却是人为规定造成的。法律和权利就是人为赋予的，因而也是人所能改变的。人类从大自然那里继承了一幅割裂的版图，但是通过意念和法律将民族国家统一起来，并使之超越自然地理或风土人情造成的隔阂；大自然对人类是不平等的，但是人类却要从这天然的不平等中创造出一种平等的法律秩序。国家和宪法的作用难道不正在于改变大自然套在人类头上的枷锁，人为创造出一种更符合人性、更适合人类进步的基本秩序吗？在制度设计上，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正是要发挥这种作用，将远隔千山万水的不同地方统一在一个国家，并为不同地方、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人提供基本的平等权利。

四、权利平等与国家统一

权利视角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不仅有助于解脱唐山地震遭遇的困惑，而且对于解决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流浪乞讨与城市治安之间的潜在矛盾、高考招生的地域歧视乃至民族区域自治和国家统一等一系列制度问题都有建设性意义。由于笔者学识和视域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涉猎所有相关领域的问题，因而在此只能就近年来所关心的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提供自己的分析。

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不可能回避农村问题，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至今仍是农村。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进程是“农村包围城市”，那么今天中国的城市仍然被广大农村包围着；如果说农村是中国的汪洋大海，那么城镇至今只能算是这片海洋中的孤岛。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平等显然是城乡不平等。我们认为，平等是应该被认真对待的；作为统一国家的公民，个人权利在原则上不应取决于其碰巧出生或生活的地区。因此，中央应尽快取消那些没有存在理由的地区权利差异；对于因现实条件的限制而一时取消不了的差别，也应该采取必要措施逐步缩小差距。因此，中央与其采取统一取消农业税等全国“一刀切”的措施，不如加大平等保护农民权利的力度。

然而，如果城乡差别太大，这么做可行吗、充分吗？要实现城乡平等，可以参考两种相反但又兼容的模式：一是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模式，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来实现平衡；二是德国的政府干预模式，通过宪法保证各地财政均衡来实现公共福利的基本平等，而财政平等的目的至少部分也是为了公民更理性地行使迁徙自由。因此，城乡平等不可避免地涉及农民的迁徙自由。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完全放开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而不会导致灾难性的迁徙、拥挤和贫民窟？城乡平等是否要求采取美国内战后南部地区实施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but equal）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在骨子里是不平等的？[8]这些问题要求我们认真探讨平等权的意义、价值以及缩小地方差距的可行机制。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只是揭开了户籍改革的序幕，实质性平等还要等待在小心试验过程中一点一滴的进步。迁徙自由和城市开放的前提必然是城乡差别的实质性缩小，农村至少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具有城市所没有的吸引力，因而城乡只是代表两种不同但大致对等的不同生活方式而已。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城乡关系才能走上法治化的正常轨道。

城乡差别的另一个突出体现是高考制度。如果说城乡经济和政策差别只是造成结果的不平等，那么高考地域歧视则湮灭了缩小城乡差距的希望。中国所有的大学都集中在城市，绝大多数著名高校都集中在大城市，农村没有一所大学或哪怕是社区学院，而所有公立大学在招生录取标准上都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对“地方子弟”降低录取标准；即便在同一个省的不同地区，大学录取也优先照顾省会等大都市。在地域歧视的自我保护机制下，集中所有高等教育资源的城市子弟当然占尽先机，更不用说他们已经享受12年之久的远比农村优越的基础教育。随着城乡受教育机会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必然逐年缩减。如此趋势恐怕是和城乡平等化政策背道而驰的，而高考改革势必遇到城市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击破地方阻力的最终希望在于中央。只有中央的统一高考政策才能打破各地自保而又自危的困境，“强迫”各地高校实现平等开放的政策。由此看来，近年来高考权力的不断下放恰恰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高考改革不仅涉及国家教育政策，而且最终还涉及民族团结乃至国家统一等宏观问题。正如高考录取政策所显示的，目前国家在各方面都对少数民族和边远贫困地区给予照顾。虽然适当形式的高考纠偏行动及其它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在此还是强调基本自由和权利平等对于民族和谐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唐山的警示再次显示出相关性。虽然经济上的照顾或许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在宗教、文化和民族自治等方面没有必要过多干预。坚守平等、宗教自由和地方民主自治等宪法基本原则，从制度上保证这些原则得到贯彻落实，将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最有效手段。

最后，权利平等似乎是有限度的。在国家没有完成政治统一的前提下，还没有一部相互认同的统一宪法，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平等。事实上，即便已经回归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分别受各自的基本法管辖，特区居民享受和内地人民不同的宪法性权利，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为了体现“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基本精神，中央也不会主动为这些地区的居民权利像内地人民那样提供底线保障。然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权利保障为出发点的一贯思路还是有效的。无论是对于港澳还是台湾，只要中央充分保证地方民主自治，信任、尊重并顺应当地民意要求，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这些地区之上，那么必将争取更多的民心、建立更多的互信、营造更多的和谐，国家统一也将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时间问题。

第三篇：张自荣 从《春江花月夜》看诗歌、音乐与舞蹈的关系

从《春江花月夜》看诗歌、音乐、舞蹈的关系

梁原中学

张自荣

作为人类庆典和祭祀活动的重要方式，原始人既唱歌就必跳舞，既跳舞就必唱歌。所以博托库多（Botocudo）民族表示歌舞只有一个字。近代欧洲文ballda如一字也兼含歌、舞二义。抒情诗则是沿用希腊文Lyric，原义是说弹竖琴时所唱的歌。依阮元说，《诗经》的“颂”原训“舞容”。颂诗是歌舞的混合，痕迹也很显然。惠周惕也说“《风》、《雅》、《颂》以音别”。汉魏《乐府》有《鼓吹》、《横吹》、《清商》等名，都是以乐调命名诗篇。这些事实都证明诗歌、音乐、舞蹈在中国古代就是一种混合的艺术。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在原始时代，诗歌可以没有意义，音乐可以没有“和谐”，舞蹈可以不问姿态，但是都必有节奏。后来三种艺术分化，每种均仍保存节奏，但于节奏之外，音乐尽量向“和谐”方面发展，舞蹈尽量向姿态方面发展，诗歌尽量向文字意义方面发展，于是彼此距离遂日渐其远了。

就诗与乐的关系说，中国旧有“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的分别（《诗经·魏风·园有桃》），“我歌且谣”的毛传人“徒歌”完全在人声中见音乐，“乐歌”则是歌声与乐器相应。“徒歌”原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声音的曲折随情感的起伏，与手舞足蹈诸姿势相似，“乐歌”则意识到节奏、音阶的关系，而要把这种关系用乐器的声音表达出来，对于自然节奏须多少加以形式化。所以“徒歌”理应在“乐歌”之前。最原始的伴歌的乐器大概像澳洲土著歌中指挥者所执的棍棒和妇女所敲的袋鼠皮，都极简单，用意只在点明节奏。《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激”之说，与澳洲土著风俗相似。现代中国京戏中的鼓板，和西方乐队指挥者所用的棍子，也许是最原始的伴歌乐器的遗痕。

《乐记.乐象篇》中说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无论诗、歌或舞，都是由人的内心出发的，内心所指，然后才表露于外。艺术形象本于人的内心，然后才有乐舞的外在表现。

在《诗经“大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充分说明三者都是表达人们内心情感的不同形式彼此辉映，相得益彰。

如果我们把同名的诗歌、音乐和舞蹈《春江花月夜》结合在一起来赏析，我们就不难理解舞蹈、诗歌及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思想情感的发泄，更是情绪的宣泄。三种艺术形式在意境上，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一、诗歌《春江花月夜》中的韵律美

《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旧题。创制者是谁，说法不一。或说“未详所起”；或说陈后主所作；或说隋炀帝所作。今据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除张若虚这一首外，尚有隋炀帝二首，诸葛颖一首，张子容二首，温庭筠一首。它们或显得格局狭小，或显得脂粉气过浓，远不及张若虚此篇。这一旧题，到了张若虚手里，突发异彩，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时至今日，人们甚至不再去考索旧题的原始创制者究竟是谁，而把《春江花月夜》这一诗题的真正创制权归之于张若虚了。诗歌的语言美主要表现为弹性美和音乐美。弹性美来自诗歌语言的特殊使用和组合方式；音乐美来自诗歌语言的合乎声律，合乎声律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齐整的句式和鲜明上口的节奏感，在形式上是情绪流动的音乐曲线——旋律。这篇诗的题目就令人心驰神往。春、江、花、月、夜，这五种事物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构成了诱人探寻的奇妙的艺术境界。全诗三十六句，四句一转韵，共九韵，每韵构成一个小的段落，极具旋律感。

诗从月生写到月落，把客观的实境与诗中人的梦境结合在一起，写得迷离惝恍，气氛很朦胧。也可以说整首诗的感情就像一场梦幻，随着月下景物的推移逐渐地展开着。亦虚亦实，忽此忽彼，跳动的，断续的，有时简直让人把握不住写的究竟是什么，可是又觉得有深邃的、丰富的东西蕴涵在里面，等待我们去挖掘、体味。

本诗一开头先点出题目中春、江、月三字，但诗人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此，第一句“春江潮水连海平”，就已把大海包括进来了。第二句“海上明月共潮生”，告诉我们那一轮明月乃是伴随着海潮一同生长的。诗人在这里不用升起的“升”字，而用生长的“生”字，一字之别，另有一番意味。明月共潮升，不过是平时习见的景色，比较平淡。“明月共潮生”，就渗入诗人主观的想象，仿佛明月和潮水都具有生命，她们像一对姊妹，共同生长，共同嬉戏。这个“生”字使整个诗句变活了。三四句：“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滟滟是水波溢满的样子。这一小节四句运用了“平仄平仄”的结尾，是全诗一开始就使乐、舞的节奏与意象共生。江海相通，春潮涣涣，月光随着海潮涌进江来，潮水走到哪里，月光跟随到哪里，哪一处春江没有月光的闪耀呢？ 我们似乎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和月亮一同出现，在月光下开始起舞，而此时潮起潮落，时空无限，意味无穷。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白云一片悠悠飘去，本来就足以牵动人的离愁，何况是在浦口，青绿的枫叶点缀其间，更增添了许多愁绪。“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月光之下，是谁家的游子乘着一叶扁舟在外飘荡呢？那家中的思妇又是在哪座楼上想念着他呢？一句写游子，一句写思妇，同一种离愁别绪，从两方面落笔，颇有一唱三叹的韵味。

诗的韵律节奏也饶有特色。诗人灌注在诗中的感情旋律极其悲慨激荡，但那旋律既不是哀丝豪竹，也不是急管繁弦，而是象小提琴奏出的小夜曲或梦幻曲，含蕴，隽永。诗的内在感情是那样热烈、深沉，看来却是自然的、平和的，犹如脉搏跳动那样有规律，有节奏，而诗的韵律也相应地扬抑回旋。全诗共三十六句，四句一换韵，共换九韵。又平声庚韵起首，中间为仄声霰韵、平声真韵、仄声纸韵、平声尤韵、灰韵、文韵、麻韵，最后以仄声遇韵结束。诗人把阳辙韵与阴辙韵交互杂沓，高低音相间，依次为洪亮级（庚、霰、真）——细微极（纸）——柔和级（尤、灰）——洪亮级（文、麻）——细微级（遇）。全诗随着韵脚的转换变化，平仄的交错运用，一唱三叹，前呼后应，既回环反复，又层出不穷，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这种语音与韵味的变化，又是切合着诗情的起伏，可谓声情与文情丝丝入扣，宛转谐美。

《春江花月夜》从字里行间透出的音乐的氛围让人忍不住想像。这使得音乐不再只是诗歌的描写对象而外在于诗歌，而是内化到诗人的表情达意中，丰富了诗歌的内容与表达方式，成为诗歌的一部分，这无疑使得音乐与诗歌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三者共鸣，情景与音乐交融，震撼人心。我想这也是《春江花月夜》 的艺术魅力所在。

二、乐曲《春江花月夜》中的意象美

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的前身是一首传统的琵琶独奏曲，原名《夕阳箫鼓》,明清时期就已流传了。根据记载，乐谱最早见于鞠士林与吴畹卿的手抄本，李芳园在1895年编集《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时收入此曲，曲名《浔阳琵琶》。1925年，上海大同乐会的柳尧章、郑觐文将此曲改为丝竹合奏，同时根据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春江花朝秋月夜“更名为《春江花月夜》。1929年在沈浩初编的《养正轩琵琶谱》中，曲名叫《夕阳箫鼓》。

乐曲《春江花月夜》不仅是一支优美、流畅、典雅的浪漫抒情乐曲，更是一幅夜色明月山水画卷，它充分展示了春天夜晚的静谧，闭上眼睛去听音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月亮在春潮涌动的江面徐徐升起，有小舟在月下的江面上荡漾,岸边花弄影摇曳在大自然中那迷人景色中。全曲分成10段：江楼钟鼓、月上东山、风回曲水、花影层叠、水深云际、渔歌唱晚、回澜拍岸、桡鸣远漱、唉乃归舟和尾声。10个片段，宛如十幕画卷，随着音乐的推进，画面一幕幕徐徐展现在我们眼前。乐曲从平静渐起，到第九段全曲的高潮，随后音乐在快速激进中戛然而止，然后渐渐又回复到平静、轻柔的意境之中，然后便转入尾声。尾声的音乐是那样飘渺、悠长、好象轻舟在远处的江面渐渐消失，春江的夜空幽静而安详，使人沉湎在这迷人的诗画意境。

音乐《春江花月夜》作为舞蹈《春江花月夜》的灵魂，与舞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彼此不可分割。所创设的意境又和诗歌《春江花月夜》极其相似。

乐为舞之魂，在欣赏音乐《春江花月夜》时，我们完全深深感到，舞蹈和音乐已经浑然天成，不可分割，它们是那样的和谐一致，让人感觉其实音乐与舞蹈，本就是一体，共同缔造出《春江花月夜》这样完美的艺术花朵。在那高低起伏的旋律中使乐队音响富有高、低、浓、淡、厚、薄的变化，层次分明；在音乐表现方面，既发扬古典音韵优雅的格调，又使音乐充满内在的激情，颇具情韵，富有生气；舞者的人体的线条运动和情绪也在随着音乐的节奏起伏而起伏，充分表达了诗歌《春江花月夜》中创设的那种悠远旷世的思念之情

三、舞蹈《春江花月夜》中的意境美

舞蹈《春江花月夜》用同名古典曲目为舞蹈的音乐，并借助了张若虚的同名诗作中“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意境作为舞蹈的背景，向我们展示了一副美丽的春江花月夜未眠的美丽意境，同时舞蹈动作适当借鉴了戏曲舞蹈中的一些舞蹈动作和身段，以婀娜柔美的舞姿，细腻而含蓄的情韵，表现了月夜下少女对幸福生活的无比憧憬之情。

舞蹈采用古典乐曲《春江花月夜》的音乐作为音乐背景，用诗歌《春江花月夜》中“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意境。月明江边，春花枝头，随着音乐响起，一妙龄女子轻挥长袖，翩然起舞。看到这时，我不仅眼前一亮，突然想起那句“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诗句，更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遐想。随着乐曲的推进，少女婀娜的身段此起彼伏，少女的舞蹈是”无声"的艺术，在音乐的伴奏下，舞姿更加优美动人，舞者更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舞者所表现内容和情感，让人感觉音乐奏舒展悦耳，舞者表达的意境深远空灵，令人抚今追昔，思接千载。此时此刻，我不禁再次想起了张若虚的诗歌《春江花月夜》所蕴涵的意境，既然诗歌、音乐与舞蹈能如此和谐地在舞蹈《春江花月夜》完美结合在一起，那么他们一定有结合点，他们相互依存的支点究竟是什么？我认为除了诗歌、音乐、舞蹈在其发展过程中本身具有“三位”一体的溯源外，在舞蹈《春江花月夜》更是“意境”将三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共同的意境中我们体会到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聆听着那优美的音乐旋律，感受着那富有节奏感的舞蹈动作，此时你怎么也无法将舞蹈和音乐分开，你所有的感觉只能是舞蹈和音乐拥有着共同的节奏，他们所表现出的节奏感是那样的统一与和谐。

舞蹈《春江花月夜》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画面，是直观的舞蹈，但我们听到的，却是音乐，想到的却是诗歌，这一切都引导着我们的思绪，让我们陷入《春江花月夜》表达的那种美丽朦胧的意境里。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那美好的月光似乎有意和思妇作伴，总在她的闺楼上徘徊着不肯离去，想必已照上她的梳妆台了。月光照在门帘上，卷也卷不去；照在衣砧上，拂了却又来。她是那样的依人，却又那样的恼人，使思妇无法忘记在这同一轮明月之下的远方的亲人：“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一轮明月同照两地，就和我想念你一样，你一定也在望着明月想念我。有明月像镜子似地悬在中间，我们互相望着，但彼此的呼唤是听不到的。我愿随着月光投入你的怀抱，但我们相距太远了。上有广袤的天空，善于长途飞翔的鸿雁尚且不能随月光飞度到你的身边；下有悠长的流水，潜跃的鱼龙也只能泛起一层层波纹而难以游到你的跟前。我又怎么能够和你相见呢？“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思妇回想昨夜的梦境：闲潭落花，春过已半，可惜丈夫还不回来。江水不停地奔流，快要把春天送走了；江潭的落月也更斜向西边，想借明月来寄托相思也几乎是不可能了。这四句把梦境与实境结合在一起写，是梦是醒，思妇自己也分辨不清了。对诗歌的联想会让我们加深对舞蹈作品的理解，舞蹈《春江花月夜》实际上是舞动的音乐、舞动的诗歌。

总之，我认为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是音乐的回声，诗歌是舞蹈的内容，舞蹈是诗歌的升华。中国舞蹈家吴晓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作了验证。他认为：“任何舞蹈在艺术形象上都必须通过音乐，才能把它的‘意思’完整地表现出来。”而通过舞蹈《春江花月夜》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假如没有音乐，我们就难以想象这样的舞蹈该是多么干瘪无无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舞蹈所表现出的诗歌内容，更显得丰满与深刻。

参考文献

【1】彭金山《中国新诗艺术论》第142页

【2】许光毅《谈谈优秀古典乐曲<春江花月夜>》，载《人民音乐》1983年第2期54页 【3】周宗汉《民族器乐曲<春江花月夜>》一文，载《民族器乐广播讲座》，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37页）

【4】李西安《钢琴曲<夕阳箫鼓>音乐分析》，1982年第1期《中国音乐》第65页。【5】汪以平《舞蹈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章舞蹈的起源和艺术特征。第25页。【6】董学文《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参考第192-193页 【7】孙景琛《舞蹈艺术浅谈》人民音乐出版社第11页

内容提要

歌舞作为远古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推动了社会 文明的巨大进步，也促进了文学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诗歌的欣欣向荣。到了张若虚这里，可以说三者完美的结合达到了极致，诗歌《春江花月夜》中的意境、韵律和诗歌所包含的丰富意象，使人不得不为之起舞、为之深思、为之奏鸣。本文以诗歌《春江花月夜》为主线，深刻分析了同名舞蹈和乐曲中所包含的悠远意境和优美旋律及其内在的联系，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诗歌、音乐与舞蹈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诗

乐 舞 联系

第四篇：从陈独秀、李大钊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看“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

从陈独秀、李大钊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看

“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

江苏省宜兴市汇文中学

何平

摘要：陈独秀和李大钊被誉为“北大红楼两巨人”，二人在中共的创建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共“一大”上，“南陈北李”的命运迥然不同：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本文仅就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与中共“一大”代表的关系亲疏方面分析一下“南陈”当选而“北李”落选的原因。

关键词：“南陈北李” 中共“一大” 选举 人际关系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为中共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却无职务。这个疑问引发了不少学者的研究，但切入点都是“陈独秀为何会当选为总书记”，都从陈独秀的个人威望和社会影响力来考虑。主要是他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创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来探讨，从而证明陈独秀的当选是历史的必然。（1）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共产国际的影响（2）。诚然，这些都是陈独秀当选的重要原因，但一次选举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被选举人自身的威望和影响力以及外来压力，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其中，被选举人和选举人之间的关系亲疏就是一条重要原因。本文想就从这个方面探讨一下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的选举问题。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位代表，来自七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是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3），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东京代表周佛海。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些代表和“南陈北李”的人际关系情况。

（一）和陈独秀联系密切的共产主义小组

首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借道天津去上海。许德珩回忆：“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地投入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4）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和李达都是其秘密成员。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小组发起人之一的李达回忆：“我回到上海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5）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小组成立之前，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的关系就已经非常紧密。他们共同发起了工人周刊《劳动界》的出版，又一起在《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社会主义讨论。在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中，李汉俊和李达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陈独秀十分信任李汉俊。1920年底，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赴广州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临行前安排李汉俊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足见他对李汉俊的器重，虽然后来由于党的权利组织问题，二人发生分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个人关系的完全破裂，李汉俊仍对这位上海小组的首创者很尊重。另一位代表李达则早在1919年陈独秀被捕时就曾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6）高度赞扬了陈独秀以及他的新思想，表明了对陈独秀的敬意。陈独秀对李达也很信任，让他主编《共产党》月刊，并亲自撰写了第一号《短言》。在陈独秀和李汉俊闹矛盾时，李达尽力斡旋,后来还曾代理上海小组书记。可见，李汉俊、李达和陈独秀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

湖南小组选派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他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2）可以说李大钊是毛泽东的思想启蒙的引路人，而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的指导者则是陈独秀。毛泽东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早在师范学校学习时，毛泽东就非常钦佩陈独秀的文章，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楷模，并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3）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醒的听得，莫不从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4）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主要就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张国焘回忆：“陈先生与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15）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一大”前就和陈独秀联系非常密切，他曾多次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商讨建立党组织的问题，还有意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陈独秀赴任广东未实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和创办的《共产党》月刊评价也很高：“党一层，陈仲甫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16）在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尤其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确立以及组织发起长沙党小组的过程中，陈独秀和毛泽东的联系频繁密切，这一点是李大钊远远比不上的。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虽然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二人与“南陈北李”有过直接交往的资料，但武汉小组是由上海党小组直接促成的，作为上海党小组书记，陈独秀还是通过李汉俊和包惠僧等人和董必武、陈潭秋保持了很密切的间接联系。1920年2月4日，陈独秀应邀赴武汉讲学，并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的演讲，虽然讲学时间不长，但对武汉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影响了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的思想转变。和武汉小组直接联系的是李汉俊。上海小组一成立后，李汉俊即写信给董必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对李汉俊一直很尊重，称他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8）。于是接到信后就和陈潭秋等人商量，迅速复信表示同意。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的党员湖北人刘伯垂，被陈独秀委派到武汉建立党组织。刘伯垂带回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草案，分别找到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经过多次商议，发起成立了武汉党小组。其间，李汉俊受陈独秀所托，曾亲自多次到武汉指导建党工作，还在董必武家中专门讲《唯物史观》问题，以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董必武也曾“邀请李汉俊到武汉中学作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19）可以说李汉俊代表上海党组织和武汉小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惠僧也回忆：“在我们活动的过程中，和其它支部也发生了一些关系。我们根据上海临时中共的指示，相互交换建党情况......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20）不过，无论是李汉俊、刘伯垂还是包惠僧，都和陈独秀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而陈独秀就是通过他们和董必武、陈潭秋建立了“频繁密切”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间接的，但显然超过了没有和他们建立联系的李大钊。

广东代表是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就曾拜访过陈独秀。他虽然在政治上消极、观潮，但在思想上却不能例外地承受着新时代、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主编陈独秀更是在进步学子中具有崇高的威望，陈公博也同样受到了他的影响和熏陶。1920年夏，陈公博、谭平山等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他们决定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一份大型的报纸《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在办报过程中，曾致信向他们的老师陈独秀请教，陈独秀复信表示热忱支持，希望《广东群报》能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陈独秀还专门为创刊号撰写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表示祝贺。在广东党小组的建立过程中，陈独秀和陈公博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本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广东已经建立了党组织，但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等人并没有参加。1921年初，陈独秀赴任广州，着手改建党组织，首先找到的就是陈公博等人。经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于是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期间，陈公博在宣传社会主义和实际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性，他仍担任《广东群报》主编，陈独秀则不时给予指导。陈独秀对陈公博一直很信任也很器重。包惠僧回忆广东选派参加“一大”代表时，陈独秀说，“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知道的事情多。”（21）陈独秀因自己去不了，就把向中共“一大”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给陈公博，由他带往上海。可见二人关系不同寻常。另一位代表包惠僧本是武汉小组的成员，原想去苏联留学，由于经费问题在上海逗留，遂被李汉俊派往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是1920年2月在武汉演讲时结识包惠僧的，那时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包惠僧回忆：“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那时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22)此后他们便建立了频繁的联系。包惠僧很尊重陈独秀，他说“在我的印象中，陈独秀是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23）在广州期间，他们的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包惠僧回忆“在广州我的事情不多，没事就到陈独秀处去谈天。”（24）正是由于关系很好，在自己无法抽身时，陈独秀才会指派包惠僧去参加会议。相对而言，李大钊和陈公博、包惠僧联系不多。陈公博在北大时对共产主义兴趣不大，整个五四运动也只去发过一次传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接触自然就不多。至于包惠僧，他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记载他和李大钊是1922年初夏第一次见面。因此，显然比不上经常有联系的陈独秀。在广东小组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更是和陈公博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况且陈独秀“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的策源地，非常注意”，（25）而李大钊则主要负责北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广东代表没有直接联系，这也是很正常的。

东京小组的代表是周佛海。当时日本小组一共只有两人，另一个是施存统。他们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周佛海最初认识陈独秀是通过张东荪。周佛海回忆：到上海后，“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要见我。仲甫本是大学教授，主编《新青年》，鼓吹新思想„„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吴廷斯基在座，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以后，便决定组织起来。”（28）后来施存统去日本，陈独秀又写信给他，介绍他和在鹿儿岛就读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共日本小组，并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可见，在“一大”召开之前，周佛海就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联系。在创建东京小组过程中又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关系比较密切。而由于他每次回国时间不长，又都逗留在上海，因此和在北京的李大钊没有什么交往，受其影响自然就比较小了。

（二）和李大钊交往频繁的共产主义小组

济南小组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济南党小组的建立是与李大钊的积极帮助分不开的，他在整个创建过程中起了指导作用。据《王尽美传》：“尽美同志同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人的联系是比较早的。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在发展北京以外的第一批会员时，就吸收了尽美同志。”（26）王尽美结识李大钊是在五四运动期间，王尽美经常以山东学生会代表的身份去北京进行革命活动，曾得到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导，李大钊热忱地向这位进步青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知识。回到山东后，王尽美以北京为榜样，在济南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此以后，他们的联系就更多了。王尽美经常到北京去，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在山东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邓恩铭也曾代表山东学生界去北京参观学习。李大钊也多次派人到济南来指导工作。1920年9月，北京党小组建立以后，李大钊派陈为人来济南，找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研究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陈为人受李大钊所托，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经验，对王尽美等同志的帮助和启发很大。在这个期间，陈独秀也写信给济南的老同盟会员王乐平，请他在济南发起组织共产党支部。王乐平是五四运动时在北京认识陈独秀的，以后一直来往密切。王乐平把信的内容转告给王尽美和邓恩铭，由他们负责组织党支部。两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担起了这个重任。由此可见，对于山东党组织的建立，陈独秀和李大钊都付出了心血。但相对来说李大钊与王尽美等人关系要更密切，关系也更近。张国焘回忆：“北京小组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开展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27）可以看出，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京党组织对济南党小组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陈独秀只是通过王乐平和他们建立了间接的联系，影响没有李大钊那么深远。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张国焘到上海时，陈独秀还曾专门和他谈过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张国焘回京后向李大钊报告会谈情况。李大钊认为“上海所拟定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7）于是李大钊就和张国焘、张申府一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和北京小组的建立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作为中间联络员的就是“一大”代表张国焘。张国焘参加革命活动首先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张国焘回忆：“我景仰李大钊先生，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和陈独秀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他也非常推崇陈独秀。早在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出狱那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张国焘作为学生会干事致欢迎辞：“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在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9）后来他又在文中赞扬道：“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的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起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10）另一位代表刘仁静“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时，就通过《新青年》等杂志开始接触新思想。”当时他就对陈独秀很崇敬，但直到1918年他考上北京大学预科时，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文科学长。由于陈独秀社会活动较多，刘仁静也没有和他有过多少直接的接触。真正对刘仁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指导作用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对这个年仅十几岁就投身革命的青年非常欣赏，称赞他“小小的年纪能奋斗”。当时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为进步青年提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材料和著作。刘仁静在他的指导下，广泛阅读了马列著作，并觉得“自己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活动中，刘仁静也很积极，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对李大钊非常尊崇，认为李大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事实上只有像他这种众望所归、号召力极大的人，才能真正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并称他“无疑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灵魂。”（11）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刘仁静又成为北京党小组的成员，同李大钊建立起师生的深厚情谊，这些都是陈独秀无法比拟的（三）结论

综合以上情况可知，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在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和这些小组的发起人和代表都有直接的联系，且大多关系比较密切。而李大钊除了和北京﹑济南两个党小组代表外，和其他代表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就人际关系来说，明显比不上陈独秀。李达也回忆：“在‘一大’期间，有的代表称陈独秀为我们的领袖，代表们对陈独秀没参加大会深表惋惜。”（29）可见，代表们在会议召开之前，心目中就已经把陈独秀看成是中共的领袖了。到选举时，大家心里的意见也都比较一致。应该说，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就是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相反，李大钊由于种种原因，和“一大”代表们关系不是很亲密，因此落选也就难免了。仅从这个方面考虑，纵观十三位代表：陈公博没有参加最后一次选举中央局的南湖会议，刘仁静回忆说他选的是李汉俊（30），其余十一位代表中，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周佛海应该都会选陈独秀；王尽美﹑邓恩铭则有可能会选李大钊；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过矛盾，态度不明确；至于张国焘，身受“南陈北李”二人的关怀与指导，他会选择谁，我们无法推测，不过这并不影响选举结果。陈独秀的支持率远远在李大钊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独秀和“一大”代表的关系比李大钊要亲密得多，这应该是他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范守信《党的“一大”为什么选陈独秀当总书记》，《新时期》1979年第1期；宋镜明、马建离《论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刘舜辉《陈独秀为什么会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书记》，《江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2）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3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

（3）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尚有争论：张国焘《我的回忆》、周佛海《往矣集》认为是武汉代表；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包惠僧回忆录》认为是广东代表；刘仁静《一大琐记》认为不是正式代表；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沙健孙《中国共产党通史》认为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本文取包惠僧为武汉代表。

（4）

许德珩著《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转引自《陈独秀印象》第8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5）《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转引自《新时期》1980 年第5期

（6）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24日，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0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8）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75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9）朱洪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32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

（10）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87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11）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一卷，第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第11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朱洪著《陈独秀与中国名人》第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14）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第6-7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15）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9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16）中国革命博物馆, 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17）谢觉哉《谢觉哉文集》第54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转引自《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人物传》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

（18）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上）第42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19）《董必武年谱》编辑组编《董必武年谱》第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20）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卷，第6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1）《包惠僧回忆录》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2)《包惠僧回忆录》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3)《包惠僧回忆录》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党史研究资料》第1卷，第109--1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5)《“一大”前后》

（二）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转引自贾兴权《陈独秀传》第24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26）中共诸城县委,山东大学历史系编《王尽美传》第2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

（27）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17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

（28）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转引自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4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9）《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0）《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关键会议实录》（上）第6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