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变化及原因

第一篇：改革开放30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变化及原因

改革开放30年我国财政规模变化及原因

摘要：改革开放30 年以来，我国财政预算规模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对这30 年预算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出财政预算绝对规模逐年上升，财政预算收支占GDP 的比重则呈U 型变化。结合改革开放的历程，得出我国财政收支规模变化与改革有密切关系的结论，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改革开放；财政预算收入；财政预算支出；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体制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尤其是改革开放30 年来，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体制变革使得财政体制的变动更为剧烈。财政收入和支出占GDP 比重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太大的负面影响，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有人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变化尚属正常，国家财力下放和集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力就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伴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是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不断变化，显示了在这30年中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 财政收入绝对数除1979 年和1980 年略有下降外都有增加，财政支出绝对数也除了1980年和1981 年略有减少外都以不同速度增长。与1978 年相比，2007 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加了45.76 倍和44.62倍。从财政收支增长率来看，有的年份增长快，有的年份增长慢，而且在1994 年前后几年波动较大，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如果与GDP 增长率变化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在1994年以后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长率基本大于GDP 增长率，而在1994 年之前是有的年份GDP 增长率大于财政规模变化率，有的年份小于财政规模的变化率。

作为衡量财政规模的另一种更好的指标——财政收支占GDP 的比重的变化则是另一种情形。改革开放30 年国家财力的变动情况,以改革开放的第17 年（1994 年）为转折点, 在1994 年以前有下降趋势, 而在1994 年后又有上升倾向。1978 年以来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占GDP 百分比表示的国家财力呈明显下降趋势，1978 年为10.18%，而在1995 年下降到10.18%的最低点，在以后几年又有回升趋势,2007 年达到了20.80%。与此相对应的全国财政预算支出占GDP 百分比在1987 年为30.50%，在1996 年达到最低点11.11%，2007年又回升到20.09%。

二、我国财政收支规模变化的原因分析

1.对财政收支绝对数增长的解释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首先得益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在这30 年中GDP 年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1987 年GDP 为3 642.2 亿元，而2007 年是246 619.0 亿元，是改革第一年的67.7 倍。在财源扩大的基础上，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其次，价格变动也是引起财政收入增加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方面，随着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财政收入会同比例地增长，表现为财政收入的虚增；另一方面，我国采用了累进税制，“ 档次爬升”效应使得财政收入有所增加。此外，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也会对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影响。

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方面的研究，以“ 瓦格纳法则”最为著名，之后，又有皮考克和怀斯曼的梯度渐进增长论和马斯格雷夫与罗斯托则的经济发展阶段。此外，还有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分析的，如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普维亚尼的财政幻觉假说和选举权扩大增长论等。以上各种理论对我国财政支出不断增长都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不能解释全部原因。

2.财政预算收支占GDP 比重U 型变化的解释

从1978 年开始，在财政体制方面进行了“ 让利—放权—分权—非对称性分权”的改革路径。改革开放之前，国民收入分配实行统收统支体制，根据当时实践总结出的“ 2、3、4”比例关系，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普遍较高。在改革开局之年，传统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仍未改变，1978 年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高达30.78%。为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我国政府加快了市场化的改革步伐，多次对企业放权让利，在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时向企业倾斜。当时国有企业运行状况不佳，微观效益不理想，政府逐年加大放权让利的力度，以激励企业行为。这使得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 的比重不可避免地呈直线下降的趋势。同时，为扩大部门财务自主权，把一些本应纳入国家预算内管理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交给各个部门，实行自收自支，形成了大量的预算外管理资金，虽调动了各部门发展经济和增加收入的积极性，但造成了预算外资金挤占预算内收入，肢解了财政预算，也使得财政预算收入占GDP 比下滑。因此，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预算内财政收入的绝对规模虽逐年递增，但其增行速度显然不及GDP 的增长速度。1994年，中国进行了根本性的税收制度改革，初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财政预算收入体系，有效地阻止了财政预算收入占GDP 比重持续下滑的势头。1996 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税收作为预算收入的主体，要解释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必须从税收体制和预算体制两方面入手：（1）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是以增值税为主体，而增值税与工业增加值有密切联系，由于工业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税收收入也显著高于GDP 的速度增长，从而财政收入也开始快于GDP 增速；（2）通过预算体制进行分析。从预算编制阶段来看，在安排税收收入计划指标时往往低估，从而在一开始就预留了一定的“ 超收”空间；从预算执行阶段来看，由于1994年税制设计时的基本思路是“ 宽打窄用”，名义税负设置过高，因此随着近年来税收实际征收率的不断提高，实际税负持续接近名义税负，导致税收收入的高增长；从预算审批阶段看，现行预算法对“ 超收”的规定比较模糊，“ 超收”收入的决策与动用基本上在行政体系内完成，未纳入人大的审批范围。因此从预算收支扩张来看，预算内收入持续高增长，产生大量“ 超收”收入的根本原因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和不健全的预算管理体制。结合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历程来看，1995 年国家逐步实行“ 费改税”试点工作和清理整顿各种基金和收费项目；1996 年又进一步强化了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将一批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和基金转化税收征收，纳入预算内管理；1997 年政府将13 项基金和附加纳入预算内管理，减缓了预算外资金对规模的增长；1998 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完善，经济秩序逐渐好转，同时加强税收征管，财政收入增速比GDP 增速快，造成了财政预算收入占GDP 比重的U 型变化。同样在经济体制改革前,由于“ 低工资、高就业”等政策，需要对国有企业和工人进行大量财政补贴，财政预算支出占GDP 比重相当高，在1978 年仍为30.5%。为改变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调整政府职能和分配格局，激发经济活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财政支出规模也逐年下降。1984 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真正启动了改革的历程。1994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对财政收支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1997 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规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不断减少对经济干预的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一阶段财政支出占GDP 比重持续下降。在经济体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之后，随着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 的增长，逐年下降的趋势得到了扭转。一方面，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来满足公共需要；另一方面，政治决策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有决定性作用，不合理的决策机制扩大了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存在着政府预算中的“ 公地悲剧”。因此，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又逐渐回升。

三、结论

改革开放30 来，我国财政预算规模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财政收支绝对规模逐年增长，而占GDP 比重则大致呈U变化。我国财政预算收支规模的变化深刻地体现出了改革的过程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征。经济体制的改革直接导致了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同时其他因素对财政预算收支规模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源于改革实践。因此，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力就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是不现实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太大的负面影响而要加以控制也是不太合理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变化尚属正常，国家财力下放和集中都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个重要推动力量是片面的，应该注意到改革开放同时也导致了国家财力的变化。

第二篇：如何提高我国财政收入

如何提高我国财政收入

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财政收入是财政分配的第一个阶段，即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一定的权力，将一部分社会产品集中起来所形成的各种货币或实物资产收入。作为一个过程，它组织收入、筹集资金；作为一定量的货币资金，它是国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渠道集中起来的货币资金。

影响财政收的根本性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经济,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财政收入才能增加。增加财政收入要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的关系。财政收入的增加是财政支出的前提，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基础。虽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实力的增强必然会给每个企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机会，但是，它毕竟与企业和人民的希望不完全相等。所以，必须把握财政收入增长的度。

如果国家财政收入过多，就是财政资金分配不当的一种表现。它的结果是会直接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收入，这对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个人购买力的增加产生不利影响，最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背离财政收入增加的初衷，反而导致财政收入增加困难。如果国家财政收入过少，其直接后果则是减少财政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降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最终也将不利于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从而影响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所以，增加财政收入要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的关系。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的基础上，使企业生产得到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应该看到，同其他国家相比，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低，国家掌握的财政收入偏少，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因此，我觉得国家应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在处理调整工资与国家财政的关系上，既不能单纯地为了保证财政收入而使工资长期冻结，影响职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不能脱离国家财力的制约而任意提高工资，而是必须把财政收支的安排同工资增长的幅度密切结合起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处理好调整工资与国家财政的关系，保证工资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这就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采用高科技生产手段，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开展市场竞争，以达到财政收入的增长。

除此之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同样影响财政的收入。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他的发展状况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产业也是我国国民收入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会受到制约；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对财政收入的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第二产业主要指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是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物质基础，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由工业创造的；第三产业主要指除农业和工业之外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包括商品流通业、交通运输业、旅游服务业等，是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第三产业对其他产业财政收入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为第一和第二产业提供科技服务与咨询、信息、购销存储、交通运输以及融资服务等。

第三篇：改革开放后家乡寿光的变化及原因

改革开放后家乡寿光的变化及原因

调查时间：2013年8月1日——2013年8月13日 调查地点：寿光市圣城街道、寿光市羊口镇滨海开发区 调查方法：访谈法、文献法、网络 调查对象：居民、政企负责人、企业员工 调查内容：改革开放后家乡寿光的变化及原因 调查人员：丁春凯、夏晓飞、张涛、张晓琳、毛爱霞

调查背景：寿光因蔬菜而闻名全国，近几年来，随着蔬菜博览会的开展，使家乡这个县级小城而闻名全国乃至世界。“蔬菜之乡”的称号也随着这十几届的菜博会而实至名归。寿光是山东省潍坊市的一个下辖县级市，是中国最主要的蔬菜和原盐产地之一，如今已有中国蔬菜之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市、全国百强县市等等的荣誉。

30年前，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四世同堂十平米，五代家人居陋室”，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已经从以前的平房转变成现在的小高层，复式住宅，人们的居住都向着“更高大，更宽敞，更环保”发展，处处折射出人们住房条件的极大改善，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不仅折射出了菜乡人的勤劳与智慧，也折射出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

经过访谈和文献得知，30年前，由于家庭收入不高，有限的资金主要是优先考虑解决吃饭问题，加上国家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生产能力十分有限，普通居民上班、出行只能靠步行，极个别家境较好的才有可能用自行车代步。如今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大飞跃，城市基础道路建设、交通设施大大改善，人们平时上班、出行的工具更是多种多样，近途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公交车、私家车，出远门到达县级市地上有火车、汽车，天上有飞机，水路有轮船，可随意挑选组合，使居民时时处处感受到方便快捷。

30年前，寿光乃至全国的娱乐方式非常单一。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提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精神文明得到很大发展。影视歌舞、读书看报、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上网冲浪、旅游远足、运动健身等这些过去属于富人的娱乐项目也已进入寿光的寻常百姓家，大大丰富了百姓的业余生活。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家医疗制度的改革，寿光从建立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到遍及城乡的卫生服务体系，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得到较好的诠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成为可能。许多居民家庭没有后顾之忧，不再害怕得病，加之家庭收入和生活条件飞速提高，居民平时从细微之处开始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从过去的“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三十年努力拼搏，三十年沧桑巨变，使寿光一个边境小城达到了116万人。盼小康，祖祖辈辈盼了多少代,奔小康，风风雨雨奔了多少年，今天，小康生活就在我们身边。“菜乡人”的生活的改变也折射出了改革开放后的改变。调查内容：寿光市人民的生活发生如此之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改革开放使寿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寿光市贫穷落后。农业结构单一,靠天吃饭。工业基础薄弱,城乡基础设施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低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有74元。

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寿光经济快速成长,社会全面进步,城乡面貌显著变化。1981—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6%,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增长13.7%和11.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25.7%,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3.5%和16.8%。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3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0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19元,城乡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全面快速发展使寿光在山东省和全国县域经济中的位置快速跃升。在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全国百强县(市)评选活动中,寿光市连续9届跨入全国百强县(市)行列,2005年名列第四十一位。在2005年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寿光市被确定为胡锦涛总书记的联系点。如今的寿光,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中国蔬菜之乡”,成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成为名符其实的“蔬菜之乡”。

二、积极探索符合寿光实际的发展之路

寿光市在区位上属于典型的农业地区。不毗邻大城市,享受不到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没有资源优势,不靠近交通运输要道。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没有区位优势、也没有资源优势的地区,寿光人民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靠解放思想和大胆创新,靠辛勤劳动和扎实工作,实现了发展的突破和飞跃,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路子,概括起来讲就是:发挥初始的农业比较优势,由农业起步,创新农业生产方式,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提升经济,靠农业富民,靠工业强市,实现工农互助、城乡互动,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

(一)充分利用初始农业优势,用农业培养工业。寿光发展农业的条件较好。改革开放之初,寿光及时认准了这个优势,大力发展农业,推动经济发展快速起步。寿光发展农业的思路和模式是:靠蔬菜产业领跑,靠科学技术助力,靠产业化经营提升。为了使蔬菜成为一个主导产业,采取生产、流通、加工、品牌一起抓的办法。在蔬菜产业链条上发育形成了储藏、包装、运输、加工、流通、出口、服务、科研、会展、旅游等一大批产业,这些产业已成为寿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寿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成为寿光的标志性特色和重要闪光点。

(二)根据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和推进工业发展,全面构筑现代工业体系。在农业及其培育的工业基础上,寿光市明确提出工业立市的发展思路,适时调整工业发展重点和模式,推动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实现了靠工业强市。目前,寿光已初步形成了造纸包装、纺织服装、海洋化工、机械装备、板材家具、新型建材等六大支柱产业,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26家。

(三)城市与农村有效联动,城乡统筹共同发展。工业崛起使寿光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寿光市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条件,积极推进城乡统筹。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实行“城市向农村延伸、农村向城市聚集”。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确定“五化”、“五通”、“两改”、“一有”建设标准,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坚持把每年新增的社会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加大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2011年财政比2000年增加7倍；农业农村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23%,比2000年提高10.5个百分点。

(四)坚持不懈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增强科学发展活力。围绕工业经济发展,先后实行了企业划型动态管理、名牌奖励、上市融资、出口创汇等一系列激励措施。围绕农业经济发展,积极引导和鼓励创办各种形式的农业园区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采取多种形式合理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围绕城市经济发展,组建城市投资建设管理中心,探索采取特许经营和“转让—经营—转让”(TOT)、“建设—经营—转让”(BOT)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围绕推动工作落实,创新实践了“市委常委包片、政府市长分线、人大政协切块”的工作办法,推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推进机制。

（五）紧跟党的政策，抓住每一次机遇。改革开放使寿光抓住改革与开放的机会，大力推进农业的改革发展。黄渤海经济区的划分使寿光又一次抓住机遇迎接新的发展，在农业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的促进、拉动工业经济的发展。

(六)一以贯之地抓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这是寿光发展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几十年来,寿光市坚持一以贯之地抓党的建设,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抓党建、促发展的优良传统和长效机制,为实现各个时期的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强保证。

三、推动寿光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寿光市提出,以建设环渤海地区、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强市为基本目标,到“十一五”末,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500亿元,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300亿元和15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000元,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达到更高水平。根据自身的区位条件、产业布局和发展方向,“十一五”及2020年期间,努力构筑区域经济的“六大板块”,即突出现代商贸特色的中心城区板块、重点发展服务业和生态旅游业的东城新区板块、重点发展现代农业的南部板块、重点发展市场物流业和造纸包装业的西部板块、集中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北部板块和重点发展盐化工、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寿北板块。发展措施上,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施自主创新、生态环保、寿北开发和人才强市“四大战略”,着力突出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产规模化、城镇特色化、社会和谐化、党建品牌化“六大重点”。结果分析及合理化建议：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寿光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新的时代赢得了国家乃至世界的关注。蔬菜、盐产业基地，为家乡寿光带来了巨大的发展，随着近几年在渤海开发区林立而起的工厂，更进一步大大增加了寿光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文化实力。在时代的新起点上，家乡寿光抓住了改革开放新的机遇，创造了属于菜乡人的文化。使家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持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在寿光这个县级小城，吸进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充分体现了寿光经济的发展迅速与稳定。

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主要到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寿光人口达到113.94万。人口的急剧增加也带来诸多的问题，交通堵塞已经问题明显，由交通堵塞更带来汽车尾气污染严重。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加使孩子受教育问题严重突出，外来务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亟待解决。最为严重的是随着黄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大量工厂兴起。工厂的兴起导致经济开发区的环境急剧恶化，周边居民生活条件急剧下降，因工厂的兴起导致庄家的破坏时长发生。另外，工厂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爆炸、毒气泄漏的事件时常发生。在看中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应坚持发展绿色科技的同时改进生产技术，使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蔬菜之乡”的努力下，寿光将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第四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及原因经济犯罪突出是一个国际行问题，无论在我国还是其他国家，经济犯罪都是一类常见多发的犯罪。经济犯罪因其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动摇社会经济基础，各国刑法历来都将其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与经济体制变革相适应，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犯罪形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争执、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日新月异，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冲突、社会矛盾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社会阶层的组织结构、社会交往的方式方法、社会观念的形式内容均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的特点：

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犯罪较之过去，在案发范围、犯罪主体、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犯罪查处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犯罪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有些经济犯罪在地域上已经扩展、延伸到了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犯罪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经济犯罪发案居高不下，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近十几年，为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目标，中国的经济政策分阶段逐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前计划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下曾一度收敛的经济犯罪又猖撅泛滥。尤为突出地表现为贪污、盗窃、诈骗、行贿、受贿、挪用公款、偷税抗税、走私贩私、制造伪劣商品等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犯罪形式。在经济犯罪案件增多的同时，犯罪金额也越来越高，大案要案不断出现，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以上，甚至数百、上千万元的大案时有发生，而且引起世界关注的政府县处级以至更高级的党政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案件和腐败资金外逃情况严重。

②经济犯罪种类和手段不断翻新增加，隐蔽性和智能性增强。现阶段，除走私、贪污、贿赂等原有的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增加外，又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经济犯罪，特别是证券欺诈和操纵市场、盗窃商业秘密、制作虚假广告、侵犯著作版权以及利用信用卡诈骗、伪造倒卖增值税发标、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侵占公司财产、洗钱犯罪等等。行为人往往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经济犯罪活动。他们不仅拥有高度现代化的交通、通 1

讯工具，便于作案前后的联络、指挥和逃离，而且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掌握现代经济运作和管理的专门知识，通晓和能够熟练运用电脑、电信等高科技手段，作案过程诡密、巧妙、快捷，不留痕迹，隐蔽性极强。

③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蔽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目前这类犯罪首先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条件进行经济犯罪的案件数量最为突出，而高层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事实最为惊人;其次是经济犯罪主体规模从高龄化和低龄化到各个年龄层次都有增长趋势;再次是经济犯罪案件盘根错节，群体性经济犯罪越来越严重。

④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单位经济犯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比较多的是走私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妨害国家税收管理以及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等等;犯罪的主体既有法人也有非法人单位;犯罪金额较高。经济犯罪危害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近年来，随着经济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多，大案、要案也在逐年上升，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经济犯罪涉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蔽性等特点，导致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经济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侵吞社会财富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正常、有序的进行，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大社会公害。

二、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犯罪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犯罪形式。但是，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开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经济犯罪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设计存在缺陷，短期内结构性经济问题难以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发育之中，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体制之间的碰撞与矛盾，转型中特有的经济成份的复杂性，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并在客观上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土壤。80年代初的改革战略，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的中国中央又先后明确了计划和市

场都是手段。并宣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还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我国实行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辅之以按资分配利润、按股分红，并承认风险收入和其他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但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既缺乏实际的经验又缺乏理论的深入研究。于是政策的短视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就突出出来。

(二)法制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为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是，应当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旧的经济运行机制仍在起作用，而新的市场机制远没有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还远没有完成，许多法律制度还有待于不断的完善。这就在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习惯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干预和插手经济事务，而政府行政管理机关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问题的普遍存在，更是助长了经济犯罪的发展事态。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时期，自然导致某些素质不高的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各种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层出不穷。各种权利寻租手段公开盛行，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德心和政府形象。如最近查办的交通部多起副部级干部经济犯罪便是明证。

(三)对市场经济的失灵效应认识不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理想化地认为市场经济自然就是公平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就是规范经济，就是损益经济。因此，强调减少计划指导，尊重市场机制的多，对市场存在的失灵或局限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市场经济中物质和金钱的巨大诱惑，使有些人经不住为满足私欲挺而走险，以身试法，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有些人缺乏真正的竞争能力，为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惜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其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在现阶段，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失灵的足够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对由市场失灵引起的经济犯罪的敏感性不强，对一般的经济犯罪的处罚阻力较大，威慑力较小。

总之，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犯罪之所以猖獗，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有密切关系。欲有效地治理经济犯罪，就必须充分认识其产生原因和经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的久远性、猖狂的暂时性和危害的严重性，进而才能探求出治理经济犯罪的有效途径。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维钧教授

任何一项政治措施，其实都是双刃剑，有利也有弊。改革开放即使作为我国基本国策，也不能例外，需要辩证地看待。不过，有一点非常明显：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来，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中受惠最大的，那一定要数我国的经济了。这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确实举世瞩目：作为一个占有全世界近1/5人口而且国情民情比较复杂的大国，在这些年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接近10%，是世界同期水平的近3倍。而从人民生活来看，也有极大的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物质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另外，改革开放还使得我国的国际贸易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使得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加强，人民也可享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优质商品。经济的大幅度发展，使得我国科教文卫事业也随之发展壮大。2001年，我国加入WTO，卷入经济全球化，这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若不能合理规避其中风险，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政治与文化方面，我国贯彻依法治国原则，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完善，人民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我国的文化事业也发展迅速，文化影响遍及全世界，群众精神文明水平大有提高，可以广纳全世界的文化产品。但其中潜在的危险是，如果不能够辨别其中具有文化侵略性质的因素和一些低俗文化产品，将会受其毒害，因此政府应严加监管文化产品的进入。

不过，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情景之下，问题依然严重存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 文革时期我们经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在邓小平这句话的指导下，经济至上的发展模式，使得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草和苗已经成为了同一种植物。这种情况使得当今的青年基本失去了当初毛泽东时代的坚定信仰，如此一来很容易被资本主义的糟粕侵蚀，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而在社会发展之中，体现最明显也是最容易制造不稳定的词就是“差距”。毛泽东时代，人民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是差距实在很小，人民真正思考的差距是自己与雷锋、时传祥等先进人物的差距，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反而相对感觉幸福；到了今天，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无一不在一直疯狂扩大：在我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国第一第二位的时候，在城市灯红酒绿建筑擎天的时候，发展落后地区的孩子连什么是足球羽毛球都不知道，甚至无法解决温饱；哪怕在同一家公司里，能力差不多，“身份、背景不同”，职位收入的差距堪称巨大；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占有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社会上“富二代”等问题的出现„„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民心思变，逐渐产生很多不稳定因素。

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当然都希望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改革开放对我国发展的积极作用显然是巨大而不可抹杀的，但同时它所显示出的弊端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已经实施三十余年，如果彻底改变国策，或者完全否定改革，这样一来显然个方面成本过高，很可能得不偿失。我认为还是应该采取辩证态度，继续发扬其优势，并通过调整政策制度等方式，对其弊端进行合理的规避乃至部分改革，使得我国真正走在正确而全面发展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