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先秦时期德治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第一篇：中国上古先秦时期德治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中国上古先秦时期德治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工业C101 黄鹤 107344 内容提要：自上古先秦时期，中国的先民便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萌发了以德治国的思想，自三皇五帝之时到夏、商、西周三朝之际，再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德治”理论在实践中迅速发展、完善，并最终形成了以“以德治国“理念为主体，强调效法先王，弘扬包容万物的精神和仁德理念的较为完备的“德治”理论体系，对后世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治思想的出现奠定了中华民族以文德而非暴力来调节民族内外部矛盾的主导趋势，为中国古代的迅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当今时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以德治国 上古先秦时期 效法先王 仁德 包容万物

社会统治，从本质上说就是治理人。了解人性 ,研究人伦道德，则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由于中国最初的国家是由血缘家庭脱胎而来的，这使得国家一开始就具有伦理意义。维系宗族成员的伦理道德规范，成为政治的核心问题，以德治国的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德治”思想在我国上古时期就已产生，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不断完善 ,终于在春秋战国时期于围绕着人性的善恶问题的探讨纷争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即德治理论。一、三皇五帝时期德治思想的萌芽和发展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时代，这个时代也是后世先王崇拜思想所崇拜的先王生活的时代。

（一）、三皇时期以“功德”治理天下思想的萌芽。

在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也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原本单一的氏族制度也逐渐形成部落酋长制乃至部落联盟制。部落之间逐渐以 “功德”来取代武力从而决定各个部落在联盟中的地位。“三皇”便是以个人的功与德先后成为了部落联盟首领。三皇时期部落联盟首领的功绩，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是他们个人的功劳，也体现了他们那个时期的先民们的大德！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皇”以身作则修德养性，继而便引起各个部落的效仿，早期德治思想便在中国上古时期萌芽了。

（二）、黄帝时期德治思想的进一步萌芽与初步发展

中国古代的传说都十分推崇黄帝，许多学者都认为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初祖，中华民族独特的德治思想也是由此开始的。《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以仁义，不能禁蚩尤”，“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黄帝战胜了炎帝，却主动与炎帝握手言和，与蚩尤大战，虽斩杀蚩尤，但却又对东夷集团平等对待。以黄帝为代表的有熊氏部落包容万物的仁德和其对当时中国人衣食住行的贡献最终为诸侯部落所拜服，尊其为黄帝，最终使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和谐统一的华夏部落联盟。黄帝以德报怨、包容万物的德行成为当时各个部落的典范，使当时世人形成了性情可亲的淳朴民风，也推动了中国上古时期以德治国理念的萌芽与发展。

（三）、中国德治思想的初步实践——禅让制 黄帝以后，随着氏族制度的崩溃，奴隶制逐渐成熟，在奴隶制王国出现之前，中国上古时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雏形——部落联盟推举制度和禅让制，以各大诸侯、部落共同推举出贤德的人作为新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便是代表。《尚书·尧典》中称赞尧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然而帝尧最大的功德便是开创了禅让制，使得新的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不在是依靠氏族血脉的传承，而是仅仅依靠候选人的个人的才能和道德修养，这一举措直接将中国古代以德治国的思想推向了第一次高潮，也为先王崇拜思想在此之后的夏王朝时期正是诞生起到重要作用。

二、夏、商、西周时期德治思想的发展和法先王思想的初步诞生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由正式建立到解体的时期。这一时期，虽然由于社会发展的原因导致禅让制重新变为了继承制，但德治思想依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夏启修德以服有扈氏到商汤“网开一面”，德治思想到殷商时期已经表现出一种大局的态势，并经过周文王的发展达到初步成熟。

武王伐纣之后，他大力寻找先王后裔，给予封地，使其能够建立宗庙以敬奉祖先。这一举措不仅为当时之人所称颂，也为后世发扬孝顺长辈、敬奉先祖的美德做出了表率。武王之后，周公旦综合先人的智慧结合当时社会状况制定宗法制，进一步发展了德治思想。周公指出“唯命不于常”，“黄天无亲，唯德是辅”。正因为周人注意道德，“明德慎罚”、“天乃命文王”。周公的贡献是进一步提高了德在政治中的地位，他用德的兴废作为夏、商、周更替的历史原因，有德者为王，无德者失天下。他认为君主只有“敬德保民”，才能为民之主。周公把德当做政治思想的中轴，作为一种治国的理念。他的思想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应用德治理念而达到盛世的“成康之治”，也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德治”理论由此产生。

三、诸子百家的争鸣和德治思想的完善与成熟

随着社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秩序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时期 ,奴隶社会正逐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人们对夏商周以来的神权政治观，宗法思想和人文思想进行了反思。经过诸子百家的激烈辩论和论述，中国的传统美德得以进一步宣扬，传统的德治思想也逐渐趋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古代典籍及上古历史传说的理解想结合，构筑出他们所认同的德治理念，并在与其他学派的碰撞中迅速发展。

（一）、道家对德治思想的论述

道家鼻祖祖老子在《道德经》说天下万物是“道生之，德畜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他认为，治理天下应该顺应民意，无为而治。他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主张效法古圣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思想。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则明确提出了明确效法先王的思想。他认为应该效法上古时期的以三皇为代表的“真人”、“至人”、“神人”，顺应自然，无欲无求，以无为而成德治。

（二）、儒墨对德治思想的称颂

儒家初创之时便是以宣扬《周礼》为主体，处处称颂以德治国的理念，可谓是继承了周公旦的德治思想，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儒家将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德治思想体系，最终在后世的推崇中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独有的特征。儒家特别强调以德治国的理念，儒家经典一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认为无论是大臣还是君主，只有先修己德才有资格为万民表率，才有资格治理国家。更是提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理念，这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有着相当大的警醒作用，为后世开明统治者自觉修德以安民起到重要作用。儒家奠定了后世以德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而脱胎于儒家而不同于儒家的墨家则青出于蓝胜于蓝，墨家提出“兼爱”、“非攻”的思想，强调视人若己、天下无别的理念，这种理念虽然不太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但是确实对德治思想的最高畅想，是对“天下大同”时期百姓德行的阐述。

上古先秦时期的德治思想和先王崇拜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奠定了中华民族以文德而非暴力来调节民族内外部矛盾的主导趋势，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历史上 ,无论哪个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 ,都把实行“德治”作为协调民族关系的实践策略 ,“以德治国”成为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即使是科技文化如此先进的今天我们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尤其是上古先秦时期的德治思想的方法来解决如何加强中国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问题，上古先秦时期的“敬奉先祖”、“修德养性”、“平等待人”、“包容万物”等理念依然能在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82.左丘明，《左传》[M].中华书局，1982.高振铎、刘乾先，《国语选译》[M].巴蜀书社,1990.顾宝天、洪译湖，《尚书译注》[M].中华书局，2008.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M].中华书局，1984.杨伯俊，《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1984.刘泽华，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任福全、吴德义，等.《中国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中国学术期刊文摘》[J].科技导报社，2009.9.自我评价：这篇论文着重阐述了上古先秦时期德治思想的萌芽、发展与完善历程，在论述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古文中记载的史料和后人对先人的评价，并结合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最后在结尾又有了小小的升华。文章总体情况较好。评分：86分

第二篇：先秦时期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先秦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答：先秦时期政治制度主要指中国秦朝以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它包括世袭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和分封制度。这一时期，我国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处于萌芽、雏形时期。其基本特点有：

1、行政制度的特点：

第一，各部门之间还缺乏明确的分工，职、权、责也不很分明。如商代的“多尹”、“御事”等政务官，其具体分工还不清晰，看不出谁是主要长官。尤其司法部门，虽夏有大理或士，商周有司寇，但执行审判和刑罚的事务并不是全归这些部门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得到改变，逐步形成“官府各象其事”，并且实行文武分职。

第二，政权系统和宗法系统紧密结合，行政制度带有浓厚的宗族血缘性质。从甲骨文中看到，几乎所有职官和参与政事的人物都冠以其族名。商为王宗室贵族和一些异姓贵族的“共政”。周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按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大小贵族自然就是政府各级官员，国家机构无异是宗族的扩大。到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关系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宗法对君主的约束力也不断被削弱。

第三，“臣仆用事”。在甲骨文中常见的“小臣”，本身属于为王家服役的人员，却经常受王委派，分管某一项政务，逐步演变成为国家行政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西周时期有外廷政务官（负责军事、行政、司法等）、内廷事务官（主要是近侍，权限日渐扩大）。春秋以后的官僚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僚是以国王的巨仆身份参与治理，对国王负责。

第四，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地方管理上实行分封制度，分封制下受封者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时，早期王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约，要受习惯法和传统礼制的约束，这与后来的皇权是有差异的。

2、其他方面的特点：

在王位和爵位的继承上实行世袭制度；在王族内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西周监察职能的官员开始出现；此外，神权与王权的结合（早期王权是通过神权来表现的，如商王朝的一切政治事务都通过占卜进行决策），也是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典型特征。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雏形和萌芽，它为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篇：关于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探析

关于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探析

论文关键词：先秦 社会思想 特点 具体表现

论文摘要：先秦是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当时大国争霸、礼崩乐坏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在社会转型时期，先秦士人以开放的心态和伟大的政治抱负，为了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而纷纷着书立说。他们开始了对社会的探索和理性思考，建构丰富的社会思想。先秦社会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七个方面分析了先秦社会思想的特点。

中国社会思想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从西周的“礼乐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数百年间涌现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不仅有孔、墨显学等诸子学说，甚至还包含有名不见经传的一般言论。这些社会思想闪耀着几千年的历史光辉，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先秦社会思想具有系统性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政权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 Jacques 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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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7)[M]，北京：中华书局，1989

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J]，中国法学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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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处辉冲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德]卡尔·雅斯贝斯着，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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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语。见陆学艺，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周泰卷)[M]

[10]老子·第六十六章[M]

[1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2]韩非子·解老[M]

第四篇：苏格拉底与孔子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苏格拉底与孔子德治思想比较研究

宋慧娟(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长春 130032)

[摘 要]作为西方道德学鼻祖的苏格拉底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在治国方针上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德治观,把自上而下地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准看成是领导者的要务。然而,由于中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在德治与法制、德治与政体、德治与领袖素质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苏格拉底倾向于理性化,孔于倾向于情感化,这种差别对于我们认识中西方文化的个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主张德治的终极目的,是使人类社会达到世界大同,充满和平、关爱与民主,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关键词]苏格拉底;孔子;德治思想;西方文化;东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8X(2002)03-0054-0

5苏格拉底与孔子分属中西方两个国度且相距百年之遥,但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苏格拉底经历了希腊由全面繁荣的古典时代高峰期向城邦混战的低谷期的过度阶段,而其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成为这一转折的重要标志,目睹沧桑巨变的苏格拉底开始思考国家的政治出路问题。处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对诸侯并起,攻伐无度的政治局面更是痛心疾首,积极探求一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治国方策。激变的历史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使这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思想家找到了一条共同的救国安邦之策——德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共同的精神需要。由于这两位思想家在中西方薪火相传,影响深远,将他们的德治思想作一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中西方德治观念的共性与个性。

一、德治思想的产生及内容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一前399年)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谜,由于他述而不作,我们只能从他的弟子柏拉图、色诺芬等人对他的记述中解开这个谜团。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雕刻匠人之家,早年对希腊世界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如智者派、爱利亚学派等都有深刻的研究,在对这两大派别的抨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是他改变了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向,即以自然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从而创立了西方伦理学。苏格拉底对德治的看法,总体说来包括四个方面:

1.道德教化。认为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人的灵魂入手,改善公民的丑恶灵魂,使他们变得崇高而善良,并且把国家的荣辱放在第一位,重视个人的名誉,不要为一己私利而不顾一切。

2.专家治国。苏格拉底认识到政治是一门严肃、伟大、美妙的技艺,这种技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掌握纯熟的,只有兼具卓越的智慧和崇高道德水准者才能运用好这门技艺,从而被称为政治家。也就是说,政治家不仅要具备博大深厚的知识积累,他的灵魂也必须有善的哲学修养,方能引导人们从善如流。否则让那些不懂治国之道的吹牛政客来治理城邦是很危险的,就像“一个没有必要知识的人却被任命去驾驶一条船或带领一支军队,他只会给那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同时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1]这就是他的所谓“贤人政治论”。[收稿日期]2002-04-15[作者简介]宋慧娟(1963-),女,吉林磐石人,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世界上古中古史教学与研究。

3.反对强权。他多次批判智者派所宣扬的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观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把自己比喻成牛虻,为的是时刻提醒人民心存美德,他的伟大使命就是要使政治家和人民懂得改善灵魂中争权夺利的恶念是人类走向美好生活关键所在。

4.尊重法律。他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既然是公民们举手通过认可的法律,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在中国,早于苏格拉底一个多世纪出生的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始终

对国家政治抱有极大热忱,施行德治是孔子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孔子出生的年代恰逢中国的春秋时期,伴随着奴隶制的礼崩乐坏,各种各样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法家、墨家、道家、名家等。孔子虽然出身没落贵族,但却继承了贵族重视文化的传统,少而好学,读书不倦,礼、乐、射、御、书、数样样在行,对历史、哲学、教育都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提出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名垂青史。然而,孔子对这些领域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服务的,他一度把踏入仕途作为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重要手段,宏愿未遂,转而招收门徒,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解惑,成为中国教育史的开创者和最受尊崇的思想家。孔子并没有给后人留下专门的政治理论著作,只有《论语》是最为集中地体现他的政治主张的著作。

孔子的德政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德教。孔子所说的“德”基本上是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德即是仁,仁者爱人。政治被赋予了非常浓厚的道德教化的色彩,甚至可以说道德教化就是“德政”。孔子认为道德教化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本性,使之心存仁厚,自觉尊礼守礼,从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举起所而众星共之。”[2] 《为政》充分道出了德政的重要意义,所以,仁德的君主必须把施行德政、化民以德当作首要任务,“不教而杀谓之虐”。[3]在孔子看来,不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教导,就进行杀戮,可称之为暴政。

2.礼教。道德教化的根本一条就是要人知礼,只有知道礼仪廉耻,才能行仁义之事。“不学礼,无以立”。[4] 也就是说,作为个人,要立足社会,必须知礼学礼,克己复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5]这样就可以做到天下归仁,王道自现。

3.正己。孔子对统治者自身也提出了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作为统治者,应以正己为首任,“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6]孔子要求统治

者通过自己高尚的道德行为影响百姓,身先示范,为百姓做出表率,要百姓有一个形象化的概念。

4.任贤。统治者还要识人善任,选贤任能,善于把贤德之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他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道:“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7]提醒为政者举贤才,远小人。

5.以德代法。孔子反对君王擅用杀戮之刑,认为君王有德,便可使天下百姓沐浴德政,刑罚杀戮便无从谈起。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时,孔子告诉他:“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8] 对人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在孔子看来,为政者仅凭刑法治国,国民不过是摄于刑法之威而不敢犯法,并没有由衷地感到触犯刑律是一种羞耻行为,而用道德规范去教化公民,让他们懂得各自的地位和应该奉行的礼法,人民就会有僭越的耻辱,就会主动地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种规定。

二、德治思想的比较

l.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认识不同

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认为是道德学家,正是因为他处处从道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终究把许多问题归结到道德范畴之中,他认为遵守法律也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因为正义的就是道德的,而“守法就是正义”,当然也是合乎道德规范的。他进一步指出他所说的法就是“城邦的律法”,即“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规定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既然你是这个城邦的公民,且没有因为不满这个城邦的法律而远走他乡,你就有义务遵守这个城邦的法律,虽然法律不是神意,而是人意,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又有修改的必要,但是,决不能因此轻视它的价值,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把法律和道德紧密结合,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虽然他还没有分辨出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法律道德合一论也实在难能可贵。然而他却生不逢时,他的品格,他的思想,不为时人所容,终以教唆青年、亵渎神明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即便在狱中,他对法律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他对劝他逃走的朋友说道:“无论在战场上,在法庭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必须服从你母邦和国家的命令,或者遵守普遍的正义

来劝阻这一命令,但是你不能伤害你的国家,要知道,即便是伤害了你的父母,也是犯罪,如果伤害了你的国家,更是犯罪。”[11] 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当狱卒拿来毒酒时,苏格拉底表现得从容不迫,异常镇定,反而劝告他身边的朋友们不要伤心落泪。他把国家的利益、公众的法律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所以他才坦然而坚定地迈向另一个世界。

在德与法的问题上,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孔子固然看到了道德教化的重要意义,从他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认识中就可以看出,德与法的目的都在于使人遵守礼仪规范,但德能使人的内心得到约束,而法只是从行为上强迫人们遵从,一个是自愿,一个是强迫,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熟优熟劣,不言自明。对待偏远之地的人也是如此,“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2] 孔子过分地强调了德化的作用,同时他也过分地将人类社会理想化了,没有看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它不仅需要道德也需要法律;文德只能作为调整人们社会伦理关系的手段,但却不能强制镇压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德治和法治有着同等重要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另外,孔子极力推崇君主“正己”,“正己”不仅是对君主道德上的要求,还蕴涵着法律上的标准。在孔子的言论中很少谈到法律问题,他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3] 孔子把君主的道德力量看得如疾风劲草般强大,无疑是要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身示范,然而,无论作则还是示范,均含有标准、样板和法的意味。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记载孔子对晋国铸刑鼎一事的议论,认为从前的晋国尊卑有序,各守其责,十分得当,而文公将法律公布于众,就使贵贱无序,国家也难以治理。在儒家的法典里,圣君贤臣的言行本身就是一部活法典,比起成文法来,活法典显得更直接更实用,因为成文法虽然也是统治阶级(包括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但它却必须得到整个社会的一体周知和一体遵行,具有普遍意义。“在成文法面前,一切人都被还原成一般的人、平等的人,尊贵者因此也失去其尊严,这是不利于维护尊卑、上下秩序的。”[14]可见,孔子把成文法看成是对尊卑观念的一种践踏,尤其是对君主的一种漠视和不公,只有君主以身作则,才能得到万民的尊敬、仰慕乃至于崇拜,从而树立起君主的威仪。比起法制来,孔子更倾向人治。

君权大于法权,君主的威信至高无上,这与苏格拉底的法律是城邦意志的体现,尊法便是尊重城邦,是爱国爱民的思想比较起来,孔子的认识则表现出明显的狭隘性和落后性。因为法律是政治的附属品,是组织实现国家权利的基本方法,把国家权利交给一视同人的法律,还是交给个别人,换句话说,主张法治还是主张人治,是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进步与落后的尺度。

2.德治与政体关系的认识不同

苏格拉底并没有给我们描绘出贤人政体的具体模式,但我们从柏拉图所写的《美涅克塞努》篇中,却看到了他对雅典民主制的激情盛赞,他认为“雅典政府虽然时有不同名称,有时称为民主制,实质上都是经多数人赞同建立的最好的政府,即贤人政治aristoeraey,这种政府的统治者最初是世袭的[只在这个阶段可以译为贵族制],后来实行民选,权力主要在人民手中,经多数公众选出贤能的统治者,他们又将各级权力委托给那些胜任的智贤人士。遴选的唯一原则是统治者必须是既明智又善的人。这样建立雅典政府的根据是雅典公民是生而平等的,他们都是城邦所生的子女,这种自然的平等使人们寻求法律上的平等,认识到公民之间只有美德和智慧上的差异,别无任何优劣和主奴之分。”[15] 苏格拉底所说的贤人政治,是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有道德、有知识的领导者,苏格拉底把这样的国家政体称为君王制。这种君王制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君主制,不能简单地用贵族制一言以蔽之,苏格拉底理想中的君王既不是斯巴达式的国王,也不是亚历山大那样的专制皇帝,他的产生必须以选举为前提,以德才兼备为准绳,而君王又必须依法治国,不可一人大权独揽,一家独尊,这很接近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主制。

由于苏格拉底的君王制被柏拉图用了这样一个词“aristocracy”,在中文翻译中被译为“贵族制”,而苏格拉底本人对雅典民主政治曾经提出过批评意见,且他的著名弟子柏拉图被公认为贵族制的代表人物,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他们政治上同出一辙,坚持贵族制立场,我国学者的著

述中这样的观点不在少数,其实他们师徒之间的政治立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极尽褒扬,但也的确提出过批评意见,认为伯里克利不懂得道德是政治的根本,将雅典公民培植得骄纵、怠惰和狂野,以至于埋伏下了伯罗奔尼撤战争期间道德危机的种子。[16]应该说,苏格拉底的批评是中肯的,战争期间,雅典民主政权数易其手,许多人公开违法乱纪,把荣誉置之脑后,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堪忧。苏格拉底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完全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出于维护民主制度的本意,并非否定民主制,更不是要用贵族政治取而代之,否则,他不会拒绝雅典三十僭主的邀请,也不会用生命来捍卫雅典法律的尊严。

孔子初级理想社会是“小康”,他具体描述道:“礼仪以为纪,以正君子,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闲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17]孔子以文、武、成王、周公时的君主制国家为蓝本描述他的“小康”世界,显然是把希望寄托在了贤明君主的身上,他选择了开明的君主制。虽然君主制比希腊的民主制较为专制,但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向往国家一统,人民安居乐业,是人之常理,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要求孔子凭空设想出个民主制来。

3.德治与领袖素质的要求不同

苏格拉底理想的政治领袖也就是他所说的贤人,是将道德与智慧集于一身的人物,他经常劝那些想步入政界的青年应培养自己节制、正义等美德和吃苦耐劳的修养,要勤奋学习,广泛涉猎,强调指出政治家应该是“知识最广博的人”。可见,苏格拉底不仅认识到了道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且也充分注意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在他的思想观念里,知识与美德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说法“知识即美德”。[18]这就是说,苏格拉底一方面把道德伦理提高到知识的水平,另一方面也给知识充实以社会的人的内容,把这种智德合一论运用到政治领域中。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家应该是智慧与道德最完美的统一体。苏格拉底所说的智慧,是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给予哲学高度的概括、总结和运用,从而使国家制度和人民的要求能够趋于一致。

孔子在对领袖素质的认识上更看中其个人品质是否仁德,是否能知人善任。只有仁德的君主才能实行仁政(德政),至于君主的政治才干问题,孔子重视的是选贤任能,他一再推崇尧舜之治也是由于尧舜能够举贤让贤,并反复强调“举贤才”的重要意义。当仲弓问政于孔子,孔子也答复他以“举贤才”为要。[19]可以说作为一个君主只要做到仁德、任贤这两点,就可称为理想的君主了。“举贤才”固然重要,如何“举”法,却很有讲究,孔子时代,绝无选举之说,只能靠各级官吏的举荐,凭君主的好恶论官行赏。然而,这种“举贤才”的做法,缺乏一定的客观标准,势必导致个人崇拜,投机钻营,官场的种种弊端亦油然而生。

三、对苏格拉底与孔子德治思想的反思

l.居乱思治——道德的回归与超越但凡革旧鼎新之时,都会有新的思想理论先声夺人,为新时代的到来准备新的舆论工具,总会有一些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这样的舆论新人。苏格拉底与孔子就是这样的新人,他们的思想表面上看充满怀旧情绪,希望回归到从前的“德治年代”,而究其实质,则是在旧有道德基础上的一个超越,是在呼唤新时代新的道德治国论。

苏格拉底德治观的核心就是道德、智慧的有机结合,而这种意识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到了苏格拉底时代,面对新形势的需要,他赋予道德以新的内容,这种大胆的创新思想体现在他的至理名言“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中。他在积极歌颂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同时,也看到了这种民主政治的缺陷——缺乏智慧含量。他认为知识是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有善行修养的政治家也必定是一个知识渊博、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必定能拯救国民道德并将其引导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人, 这个新的高度就是理智地发挥勇敢、友爱、虔诚、智慧、正义、自制等体现人的道德本性的东西,而不是“狂野”和“娇纵”,他所谓的“贤人政治”,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而确立的一种政治理想。孔子在“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思想指导下,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0]孔子考察了三代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后,确立了“因继”、“损益”的历史观,并且预言以后百世的历史也都会在“因继”、“损益”中向前发展。“因继”为继承之意,“损益”就是今天所说的发展变化。当颜渊问他为邦之道时,他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侵人。郑声淫,佞人怠。”[21] 只要能取各时代有德之礼,为我所用,就能在新的时代里打开新的德治局面。孔子实际上阐明了一条显而易见的历史规律:历史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只有兼收并蓄历代之长,不断地吐故纳新,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种善于总结、大胆屏弃、勇于超越的历史观,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2.异曲同工——人类大同的政治畅往

苏格拉底与孔子虽然都认识到了道德治国的伟大意义和持久魅力,但正如前面我们谈到的那样,他们德治思想的内涵还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完全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在国家或地域的文化差异性使然。下面,笔者仅就苏格拉底与孔子生活的年代的政治差异谈点看法。

苏格拉底生活在希腊最具典型意义的城邦雅典。雅典在政治上实行直接的民主制,“主权在民”,“轮番为治”是它的基本特点。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它有权讨论决定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外交等事物,每个公民都有一票的表决权,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轮流担任国家公职。据亚里斯多德估计,一年之内,每6个雅典公民中就能有一人担任公职。可见,公民参政的程度和频率都相当高。雅典的这种民主制度不仅给公民带来了极大的国家荣誉感,而且也成为推动雅典乃至整个希腊走向全面繁荣的动力。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的民主制开始走向衰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对人民更有利,这是每个思想家都在思考的问题,苏格拉底认识到民主制的意义所在,同时也看到了雅典式民主制所存在的弊端,才提出了贤人政治的理想,认为只有贤达智慧的人,才能拯救人类的道德,使人类在秩序、自由、平等的空间里健康发展。

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根本无法得知雅典式的民主制为何物,他所能知道的是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和夏商周演变的历史,在他之前的夏、商、周三代政体也都采用了君主制形式,所以,对于孔子来说,似乎除了君主制别无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孔子企盼的终极国家不是“小康”,而是达到“世界大同”,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22]

从上面的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苏格拉底还是孔子,尽管他们所处的国度不同,年代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却异曲同工地勾勒出了理想的社会面貌,即人尽其才,互相关爱,有着充分民主自由的积极乐观的生活空间,他们的政治理想也反映了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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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古代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古代中国先秦政治制度的特点(胡晓涵)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夏朝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出现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古代早期政治制度是高考命题的重点之一，对王位世袭制的考查多侧重于原因条件、基本内容和意义等角度；而对分封制和宗法制的考查则侧重于目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影响和相互关系等方面。

所谓“早期”，是指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前的夏、商、西周政治时期，即先秦时期。中国早期政治制度，是指夏、商、西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代，实行的奴隶制政治制度，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和分封制，是我国政治制度史的第一阶段。其特点为：

1.以宗法血缘为核心，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夏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血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以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此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是一种部族国家，其开创建立的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的血缘关系为核心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的政治制度体系。

2.形成了开创性、继承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特点。夏朝开创了我国早期的一些典型的政治制度，如：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分封制；夏商早期的政治制度对西周政治制度的发展并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3.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相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就是分封制。分封制在血缘关系方面的体现就是宗法制。这两种制度对中国历史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分封制巩固了周朝的统治，扩大了疆域；宗法制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诸侯和卿大夫在自己的封地内有相当大的权力和独立性，便利了其势力的增长。随着诸侯与周王、卿大夫与诸侯等力量对比的变化，旧的统治秩序就难以维持，分封制和宗法制必然受到破坏。

4.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血缘纽带同政治关系相结合。当时的统治关系是由宗法关系来决定的，贵族宗法统治的宗统和贵族政治统治的君统是合一的。周族统治者利用氏族宗法关系组织扩大成国家统治机构，实行逐级的宗法分封，形成了贵族的等级制和对土地的世袭占有制。周礼是西周时期制定的表示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各级贵族的生活准则。它是为维护宗法制和分封制而制定的，是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阶级统治的工具。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齐之以礼”即是指周礼。

【要点提示】

要正确判断夏商政治制度的特点，首先要明确夏商时期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即王位世袭制及其主要特点，以及夏商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不能与其他时期政治制度的内容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