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慧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是“庞氏诈骗”

第一篇：李俊慧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是“庞氏诈骗”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是“庞氏诈骗”

2015年10月30日 10:22 阅读 1030

李俊慧

2012年6月16日

最近，国家打算推迟退休年龄（实际上是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消息引起很大的争议。专家坦言，这是为了缓和社保高达18万亿（！）的缺口。如果你对国外的社会保险制度有所了解，你就会明白，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收益奇劣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社会养老保险有很严重的问题，是个可怕的财政黑洞，迟早会将一国财政、甚至一国财富吞没殆尽，不死不休！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得了，毫无例外。中国好不容易才从改革开放前的、属于“企业办社会”的国企医疗养老制度摆脱出来，却一转身又跳进“社保”这个更可怕的陷阱里去！

从表面上看，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在于收益率低下——是极其的低下，低下得骇人！有美国的经济学家计算过美国的养老金计划的现值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负值！而且学历越高、越晚出生的人亏得越厉害（见下面的阅读材料《社会保障是一项好投资吗？》）。要知道，一项投资（储蓄）的收益率越高，现值就越高。而且人们原则上绝对不会选择现值低于零的投资（储蓄）项目，因为这意味着投资是亏损的。

这可不是美国特有的例外，刚才都说了，所有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都深陷严重亏损的重重危机之中！据说，美国有很多地方政府在财政上面临破产，最大的债务包袱就来自于社会保险的负担。同样地，如今多个欧洲国家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财政支出那么庞大、无法削减？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吞噬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是名符其实的“财政黑洞”。香港十年前开始推行“强制公积金计划”，本质上也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0年过去了，收益率为0！这跟前述的欧美国家亏得一塌糊涂相比其实算是很不错的表现了，但那只是时间不够长而已，随着时间过去，收益率一定会跌到零以下，而且亏损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收益率会这么低下？直接原因是行政垄断！可想而知，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如果拿出前面的阅读材料中的那么一张现值全是负数的表格来给客户看，根本不可能有人愚蠢到会去购买那样巨亏累累的养老金计划。也就是说，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的养老金计划在市场竞争中是不可能生存得了的。它能生存下来，靠的就是政府强制所有人都去购买！因为这是储蓄型保险，支付保险费在前，年金返还要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所以刚一开始的时候，只要购买的人足够多，社会保险制度可以用其他人支付的保险费作为年金返还给那些才投保没多久就已经开始退休的人。然而，前面已经指出“储蓄型保险”应该是以本人支付的保险费来返还年金，不能像“消费型保险”那样用没发生风险事件的其他人的保险费来补偿，因为储蓄型保险严格来说不是保险，而是储蓄。投保人会在指定的时间退休，要求获得年金返还，这件事毫无风险可言，是确定无疑的！可是这样用一个人的投资（储蓄）帐户里的钱去作为投资（储蓄）收益返还给另一个人，本质上属于“庞氏诈骗”的手法！

所谓“庞氏诈骗”，属于“金字塔诈骗”的一种，是20世纪初的一个波士顿美国商人发明的投资诈骗手法，他的名字是庞氏，因此用他的名字命名。庞氏向大众声称他有一个复杂的投资计划，是到欧洲去购买某种邮票，然后运到美国出售，通过赚取两地的差价获利，45天之内可获得高达50％的回报。为了骗取人们的相信，最初一批投资者全部都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庞氏所承诺的回报，于是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跟进。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多达4万波士顿市民上当受骗，交给了庞氏约1500万美元的资金，平均每人“投资”几百美元。未被揭穿骗局之前的庞氏被人盛赞为与哥伦布、马尔孔尼（无线电发明者）齐名的最伟大的三个意大利人之一（庞氏是意大利裔的），因为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钱”。当某个金融专家揭露庞氏的投资骗术时，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驳金融专家，说金融专家什么都不懂。实际上庞氏的诈骗手法很简单，就是以新投资者交给他的“投资本金”用于支付老投资者，也就是中国俗话所说的“拆东墙补西墙”。只要新进来的投资金额的增长速度高于他所承诺的投资回报率，他就总能兑现这天方夜谭一般的承诺。这种诈骗手法属于“金字塔诈骗”的类型也是这个缘故——新投资者是塔底，用来支撑老投资者的塔尖。然而，前面在生产者理论里介绍过的“边际收益递减定律”是铁律，迟早都会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新投资的增长速度迟早会慢下来，要求得到回报的老投资却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会到达塔底无法再支撑塔尖的地步。

自从庞氏诈骗手法发明出来之后，不断地被人们反复地使用，只是用了更漂亮的包装来掩饰其本质而已，如传销就是其中的典型。最新一起庞氏式金融诈骗案是轰动一时的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所创立的投资证券公司的案子，被称为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使投资者损失高达500亿美元。中计者不乏投资老手，他们的智商不可谓不高人一等，经验不可谓不丰富老到，但照样上当受骗！

然而，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可怕的庞氏诈骗，应该是各国政府一手主导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前所述，以各国养老金计划那糟糕透顶的收益率表现，社会养老保险根本不可能吸引到公众购买。最一开始时这项制度能得到接纳，就是因为早期的参保人只需交几年的钱便能得到远高于这些钱所能支撑的养老金返还。这样超常的投资回报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只可能是从那些要交很多年的钱才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所支付的保险费那里“挪用”过去的。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说得好听是要尽可能把所有人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予以保护，其实就是随着参保人不断增加，进入退休阶段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也越来越多，也就是那个金字塔的塔尖越来越大，那支撑起他们的塔底当然是更加要越来越大才行。

由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强制所有人参加，实际上就是行政垄断，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哪会像商业保险公司那样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但强制参保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使得那塔底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可以名正言顺地迅速扩张，但另一方面反过来说，却也导致社会养老保险机构不能拒绝投保，并且不能根据风险的高低不同来收取不同的保险费率。事实上，社会养老保险的收益率如此低得骇人，行政垄断一贯会造成效率低下还不是唯一的原因，无法像商业保险公司那样调整保险费率、甚至索性拒绝风险太高的投保人，导致这些人给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造成巨大的成本亏损，也是重要的原因！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强制参保的双刃剑有利的一面会越来越弱，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在一段时间内的增长速度根本不可能超过塔尖的增长速度。事实上，政府在前期越能强有力地增加参保人口，在后期就会面临着越大的塔底增长速度赶不上塔尖增长的压力。不需要到真的所有人都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那一刻到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末日早在那一刻之前就会大难临头！

于是，一方面是最一开始时的那种交几年保险费就已经能够领取养老金的超常高回报迅速消失、甚至下跌为负值，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不得不对社会保障体系注入财政资金来确保它不会破产。所以，有目共睹的事实进程就是：保险费（社会保险税）无可避免地要提高！——最近我国研究推迟退休年龄就是一种变相手法。

其实，这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从社保制度诞生的第一天起，“社保帐户需要做实”的新闻就已经屡见报端，那意思就是社会保险帐户里根本没有钱！是虚的，要注入资金进去把它“做实”。而这种“做实”，并不是以直接提高保险费的方式来做，而是政府注入财政资金。可是这种方式其实比直接提高保险费更糟糕！因为，政府哪来的钱呢？政府不是企业，不从事生产活动，它没有在市场上出售产品获取收入的来源，它的钱就来自于税收，也就是来自于你我这些纳税人。所以，注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资金一定还是来自于税收，只是没有明确地以社会保险税的名义收取而已。资金来源如此含糊不清，只会让参保人对于他的社会保险的投资回报率到底有多糟糕缺乏清醒的认识——如果是直接提高保险费，他会知道享受社会保险的代价上升了；但如果是其它方面的税收上升，他并不知道这成本原来是加到社会保险那方面去的。还有些人天真地主张从靠垄断赚钱的国企那里转移利润去填补社保缺口。可是那些国企这样减少了利润，你以为它们不会一个返身就向我们广大消费者加价来填补这额外的支出？中国古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答非所问

然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收益率低下还只是这项制度的表面问题，它的深层次症结，在于这是一项答非所问的糊涂制度！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们需要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回答是：因为要解决人们的养老问题。继续追问：养老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可不是现在才需要解决的，为什么以前不需要社会保险制度，现在却需要？是的，自古以来人们都要养老，都是以私人养老的方式来解决的，而现代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试图以公共养老的方式来解决有关问题。但为什么要以公共养老来取代、或至少是协助私人养老？几千年来，私人养老不是把这问题都解决得很好吗？到底是什么局限条件在现代发生了变化，使得私人养老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要政府出手来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以公共养老的方式来对付呢？

不妨先来分析私人养老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私人养老的方式其实有两种：其一是存钱养老，就是年轻的时候赚到钱不是全部花光，而是留下一部分存起来，等到年老的时候就花这存款，这是自己养自己。其二是养儿防老，年轻的时候养个儿子，到你老的时候儿子长大了赚钱养你，这是跨代养老——以年轻一代养年老一代。再转向分析公共养老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仔细一看，其实还是模仿私人养老的那两种方式：其一是年轻时交纳保险费，本质上是储蓄，存进社会保险帐户中，年老的时候以退休金的形式逐月从该帐户中提取。其二是跨代养老，即从有工作的人（年轻一代）那里收取保险费（社会保险税），直接转移给已经退休的人（年老一代）。

也就是说，公共养老并没有创新出任何与私人养老有什么不同的神奇方式来解决养老问题。那到底公共养老有什么意义？或者换个提问的方式：几千年以来都运作良好、成功地解决无数代人的养老问题的私人养老，在现代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它没法解决的，于是需要公共养老来解决呢？困难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现代人的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人们在年轻时本来普遍预期自己会活到60岁（因为“七十古来稀”嘛），但到退休时预期寿命却增加到70岁、甚至更高，于是以前根据60岁的预期寿命所存起来的钱不够花了！另一个则是通货膨胀。古代通货膨胀不是常态，现代却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年轻时存的钱被通货膨胀所蚕食，到退休时也不够花了。

然而，公共养老能解决这两个困难吗？显然不行！公共养老相对于私人养老而言，非要说前者有什么优势的话，其实也只有两点优势：一点是这世界上有人小心谨慎地存钱，但也有人大手大脚地挥霍。另一点是这世界上有人养了孝顺的儿子，但也有人养了忤逆不孝之子。如果只有私人养老而没有公共养老，后一种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就会没钱养老，晚景凄凉。但有了公共养老，因为社会保险制度是强制参保的，就算是乱花钱或是养了不孝儿孙的人，老了之后至少还有社会保险金可以领取。

可是，人们需要公共养老不是想它解决有人乱花钱或养了不孝之子那样的问题，而是想它解决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和通货膨胀造成储蓄存款的购买力下降的问题！有人乱花钱或养了不孝之子，这是一种非系统风险；而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和通货膨胀造成储蓄存款的购买力下降，却是一种系统风险。所谓系统风险是指整个系统都存在的风险，因此系统之内所有人都无法幸免于难。而非系统风险却并非存在于整个系统之内，只是系统中的部分人会遭遇不幸。举例来说，好比一个人去买股票，刚好碰上股灾，整个股市所有股票都在下跌，他买进的股票也不可避免地跟着大市下跌，这是系统风险。但如果不是整个股市都在下跌，而是因为他判断不准而买错了股票，结果别的股票在涨，他买的那只却在跌，这是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来自于个人的犯错，但系统风险与个人无关，是大势所趋，个人是无法抗拒的。显然，非系统风险只影响部分人，不影响大局，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需要去担心的问题。社会需要担心的是系统风险，因为它不但影响全局，而且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对付不了的。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公共养老解决的是属于系统风险的问题，它却答非所问，解决的是属于非系统风险的问题！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收益率低下，那是它回答问题回答得不好；公共养老根本没有解决预期寿命大幅提高、通货膨胀造成储蓄存款购买力下降这些私人养老难以应付的系统风险，只是解决了有人不存钱、有人养了不孝之子的非系统风险，那就是它连要它回答的问题都没有回答！作为老师，改卷时遇到前一种学生，我还会给他打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分；但遇到后一种学生，就只剩下直接给他打零分的份了！

正因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根本没能解决这两个系统风险，因此它必然还是要面临这两个系统风险所导致的之前存进来的钱（保险费）到后来越来越不够花的困局。前面说了，如果是用一个人的投资（储蓄）帐户里的钱去支付另一个人的养老金，那么在本质上这项投资（储蓄）计划已经变成“庞氏诈骗”——虽然私人养老里也有用儿子的钱养父母的方式，但父母与儿子之间的权利关系有家族血缘的清晰界定，跟社会保险制度里年轻一代存的钱天晓得会是给了年老一代之中的谁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会出现类似公有制下“名义上人人所有，但其实人人没有”的产权界定模糊的问题。

有人会说，那只要让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只应用“自己养自己”的模式，即某人的社会保险帐户里的钱只能用于支付给他的养老金，不允许挪用，不就行了吗？然而，由于上述两个系统风险的存在，再加上行政垄断的低效率导致社会保险的收益率长期来说一定是负值，个人的社会保险帐户里的钱根本不可能足够支付政府所承诺的退休金。为了不让社会保险制度破产，政府要不就是提取其他未退休者的社会保险帐户里的钱去支付，要不就是注入其它财政资金进去填补亏空。前者是直接从“自己养自己”转向跨代养老，也就使得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沦为“庞氏诈骗”；后者其实还是间接地变成跨代养老，因为政府的钱来自税收，而交税的主要群体当然就是正在工作的年轻一代！

更麻烦的是，一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转向“跨代养老”的形式来使它免于破产，这项制度就很难再被取消。因为年轻一代一直在交钱来支撑这个制度，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好处，现在如果政府突然向公众宣布：这个制度收益率低下、吞噬大量财政收入，难以为继，还是让它破产了吧！这其实是壮士断臂，至少是免去整个社会无穷无尽地继续往那亏空无底的黑洞中投入资金，是长痛不如短痛。但这个决定怎么可能得到公众的同意？——尤其是在那非常民主的西方国家！正在享受的老年人固然不会同意，一直在交钱、从来没享受的年轻人更加不能同意！虽然他们未必不知道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亏空累累、继续维持下去迟早是死路一条，但他们当然是自私地认为，这个制度就算要破产也得至少挨到自己享受完之后再破！所谓“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正是这种并非只有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才会有的想法，让各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再怎么千疮百孔仍然要垂死挣扎，不到将国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最后一块钱都掏空的那一天到来，它都无法破产！哪怕其实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尽早让这制度破产，将所剩无己、但至少还是有点剩下的钱归还公众，让他们重新选择私人养老，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这里，自私之害，又再表现无遗！

事实上，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各国，根源并不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而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耗费巨大才是主因之一（其它社会福利制度、贸易保护主义制度等极为耗钱的制度也都是主因）。因为早在2008年之前，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破产在即，只是当时计算出来的破产时间表会是在21世纪中期，没想到一场金融风暴使得各国政府为了应付危机而更大量地挥洒金钱，使得国库空虚的速度加快，也就使得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破产的时间表被大幅提前了。法国政府为此好不容易通过了一项法案，将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2，然而这只是把定时炸弹的时钟拨后，根本就没有拆弹！尽管如此，这项法案的通过还是大费周章，引起民众强烈反对。以如今西方政府的魄力，还有可能做出壮士断臂之举吗？大概只有逐一沦为希腊那样的悲惨景况，国库之内实在是空空如也、弹尽粮绝，民众再怎么哭再怎么闹也没法让政府凭空地哭出闹出钱来的时候，就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包括其它社会福利制度、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大限临头的末日了吧。

前面说系统风险是个人无法解决的，但这是理论上的说法。在真实世界里，其实私人养老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做点事情来应付那两个系统风险的。对于预期寿命提高，别忘了医疗卫生的进步不仅仅是延长了人们活着的时间，也延长了人们身体健康、适合继续工作的时间！既然寿命延长，不够钱花，那就继续出来工作嘛！只要没有强制规定退休年龄，人们自然会作出适当的选择，解决遇到的问题。然而，恰恰是因为推行了社会保险制度，而社会保险制度明确规定了退休年龄，到了年龄却不退休、继续工作的人会没法领取退休金（我国的社保没这种规定，但外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有），这反倒鼓励了明明还有能力继续工作、自食其力的人选择退休，安坐家中等着收钱，从而妨碍了人们对预期寿命提高的局限条件变化作出适当的反应。

至于通货膨胀，当然最好是由政府出面来解决——因为通货膨胀是政府搞出来的，要治本就得政府出手。然而，政府解决通货膨胀的方法当然绝对不是搞什么社会保险制度这种答非所问的公共养老，而是要控制货币供应量——，但个人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例如，把年轻时的收入存在收益浮动、因此可以对抗通胀的资产（如房地产）之上。

甚至即使是那所谓的非系统风险，虽然公共养老能有效解决，但最好还是不要采用这种强制的方式。在古代，道德观念都提倡勤俭节约、孝顺父母，这正是社会用道德说教来解决非系统风险的方式。而私人的慈善行为也会照顾那些老无所养、晚景凄凉之人。虽然这些自发产生的传统道德、慈善行为不像公共养老那样强而有力，但它们也不会像社会保险制度那样带来负面效果。什么负面效果呢？显然，当人们有了社会保险制度，就会变得没那么愿意存钱，父母子女的亲情关系也变得意义不大——这也是需求定律在发挥作用而已。众所周知，西方人不如东方人那样积极地储蓄，家庭观念、尤其是孝道的道德观更是淡薄得多。但不是众所周知的是，长期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其中一个罪魁祸首！也就是说，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深远的祸害是败坏道德良俗！事实上，社会福利制度会养懒人，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啦。

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我的确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感受到，我国才实施没多少年的社保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削弱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我曾听到一个老年亲戚跟我父母聊天时说起这样的事情：有一天，她去社保局办事，听到一个人在那里说：“安仔是最好的，每个月准时存钱进我帐户！”她以为那人的儿子叫“安仔”，便说：“那不是很好吗？你养了这么一个孝顺儿子！”对方却回答她：“你也有安仔的啊？„安仔‟不是我儿子，„安仔‟是„X安公司‟（那是社保局在我们那里设立的保险公司的名字，当地人俗称它为„安仔‟）。”然后他们一群老人家就在那里笑谈出最后的结论是“有„安仔‟好过有乖仔”（按：“乖仔”是“好儿子”的粤语说法）。有了社会保险制度，年轻一代心安理得不去照顾父母，在古代这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但现在没有了利益维系，就很难再持续下去了。可想而知，再过几代人，中国人难免也会变得像西方人那样各代之间各管各的生活了吧。

第二篇：李俊慧：我是怎么爱上经济学的

李俊慧：我是怎么爱上经济学的

在《我为什么要写〈经济学讲义〉》一文的最后，我说到爱是要说出来的，而《经济学讲义》一书就是我对经济学的“爱的宣言”！

然而，其实我对经济学并非“一见钟情”，亦非简单地“日久生情”，而是经历过一些曲折的，值得趁此《经济学讲义》出版之际作一个详尽的回顾。也欢迎阅读此文的读者也来说一下，他（她）又是怎么爱上经济学的。

以我自小的志趣而言，我喜欢的是文史哲方面的学科。早在初中的时候我已经利用图书馆的资源独自“研究”历史——“研究”这个词很大，用在那时的我那样一个小孩身上显得很夸张。但虽然知识与信息的局限很大，我认为我当时所抱持的热诚专注、严谨认真与全情投入的确是当得起“研究”这个大词的。即使是这些学科之内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比不上当年的我。而以我所熟悉的领域而论，我不怕说一句“大话”：我比那些专家强！

高一的时候，有师范大学的学生来我所在的中学实习当语文老师。他们回去之后，我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他们在回信中极力地游说我去读他们大学的“作家班”。然而，当高二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理科、而不是文科！消息一传出，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为之震惊与不解。我这样选择的理由是：如果把我喜欢的东西作为终生的职业，生存压力之下恐怕我要为五斗米折腰而牺牲所爱。我不想这样，我只想一直把喜欢的东西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以保持着我对它们最纯粹的爱。——这个理由后来我跟周燕说起，她吃惊而感慨地说：“那时你才一个高一升高二的中学生，已经这么会想啦？你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不管怎么样，我在高二分科时选择了理科，而在高三选专业时则又一次面临着人生路向的选择。其时，父母给我联系了一个在中山大学里任教职的朋友马老师，在她的牵线搭桥之下，打算给我办理保送中大的资格。刚开始时，我考虑的专业是跟医学有关系的“生物技术”，因为我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医生。但马老师是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她很想将我罗置于门下，所以说服了父母为我选择计算机专业。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不想读纯理工科的专业，因为我始终对于所爱的文史不能完全地断念。那时保送的事情都差不多办好了，我才说不愿意，害得我爸左右为难，因为已经托请了人情。幸好后来因为我所就读的中学不是省一级中学——那中学虽然已经是本地最好的学校，但因为本地的行政级别不高，导致它没有这个级别——，按规矩是没有资格保送学生去中大的。最后跟中大达成的协议，是只要我的高考分数达到中大整个学校的最低录取线，大学内任何一个专业随便我挑。——据马老师事后说，高考结束后，她所在的计算机专业的系主任看到我的高考成绩时，羡慕得眼睛发光。不过，我既然趁机摆脱了这个专业，自然是不会再选择它的。

但是，选什么好呢？那时在中学里的班主任老师也说我选择计算机专业是“太浪费”了，因为其时该专业还不是最热门的，录取分数也就不是最高的，那老师认为以我的成绩选那样的专业是“浪费”了我的高分。好吧，既然是要充分地利用我的高分数，那就选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吧！我就按着这个原则，把记录前一年中大各个专业所录取学生的平均分数——注意：不是录取分数线，而是录取进去的学生的平均分数——的书拿出来，把各个专业按录取学生的平均分数从高到低排列，于是便找到最高分的那个专业是……国际金融！再一看这专业是文理兼收的，正符合我不要纯粹理工科专业的要求。就是这样，我糊里糊涂的一头栽进了经济类的专业之中……是的，我确实是糊里糊涂地栽进去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也对经济毫无兴趣！我后来看到有些学生早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喜欢看财经方面的报刊与书籍，但我完全不

但考完之后便马上忘记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就是这样，虽然对经济学没兴趣，但教科书上有写的、该掌握的知识点我至少是记得极为牢固。

一开始时我对经济学没兴趣固然是有我自己的原因在内，但学校老师的问题也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的原因。我当年学经济学，居然是先学“宏观经济学”，然后才学“微观经济学”的。如此“颠倒”的学习顺序，只不过是因为给我们上这门课的老师所使用的教材印刷量不够，于是只好安排我们国金班与另外的国贸班“错峰”学习——国贸班正常地先上“微观”再上“宏观”，我们国金班就颠倒过来先上“宏观”再上“微观”。平心而论，给我们上经济学的老师在当时的中国来说算是不错的了，虽然用的是他自己编的教材，但基本上都是把国外的教科书里的内容抄过来。只是他当然也是半路出家的，照本宣科还行，却是经不起我稍有点兴趣就开始动起脑筋而向他提问题。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问过这老师一个问题：教材上说交易使消费者获得消费者盈余，生产者获得生产者盈余，怎么会因为交易就凭空多了盈余出来呢？这盈余是从哪里来的？他哑口无言。于是，我再也不提问了。从此只是记下书上写的结论而已。

但这位老师真的算是很不错的了。至少教学态度是很良好的，上课非常用心，不像当时有些老师只是顾着在外头炒股或干着别的什么自己的事情，根本是无心教学；或者就是愤青一枚，一堂课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破口大骂国家长达40分钟，在最后5分钟里以开火车的速度把书上的内容飞快地过一遍……说到这里，我倒是要为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同学完全忘记了在“财务管理”那门课里学过“内涵报酬率”的计算公式的事情作一下“辩护”的。这实在也不能全怪那位同学，因为那门课的老师正是这种人，上课基本上是在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甚至从来就没翻开过教材讲上一页。不过对一般的同学来说，他的口才不错，如此东拉西扯听着也毫无压力，还可以大笑一场，甚是快慰。我却是听了几句之后就知道这老师根本不打算教我们什么，就自个

让我心花怒放的是，当年我选择读经济类专业的决定虽然确实是源自于糊涂，最后的结果却是如此的美好！

最初、最初让我对经济学萌动了些许兴趣的，是一门叫“发展经济学”的课。这个经济学分支的内容早被张五常教授批得体无完肤，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几乎不怎么记得起这门课的老师有真的讲过正统的“发展经济学”里的内容。

所以，我完全不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本身而喜欢上经济学的，而是那门课的老师在某一次课上大概是纯属偶尔地说起“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我记得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棵树那样的形状的图，形象地介绍经济学这棵大树是怎么最初由亚当·斯密出发，发展到李嘉图，其理论体系包含着互相矛盾的成分，马克思继承了其中的“劳动价值论”而形成一个分支，马歇尔则继承了与之矛盾的成分而形成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当时这老师说的话我已经不太记得特别确切了。根据我现在对经济学的认识，在以后的《国际贸易讲义》里我就会指出，李嘉图一方面主张“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又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而后者所赖以成立的“比较成本”的本质就是“机会成本”，与“劳动价值论”的本质之一是以历史成本为成本的概念是针锋相对的。所以，这老师的话有其正确的地方，只是当时他应该不是这样分辨李嘉图的经济思想里包含着的矛盾成分，他具体是怎么区分的我已经不记得了。

不管怎么样，当时虽然听得是似懂非懂，但一下子就撩拨起了我对经济学——不，严格来说，是经济思想史——的一丝丝的兴趣。前面我说过了，我自小就喜欢历史，而本科的时候逃了本专业的课去听政法学院的课，也是为了听名为“东方政治思想史”、实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经济思想史”恰好就是“经济学”与“历史”的一个交叉学科，通过激发我对历史的固有兴趣，也就

人——不一定是专攻政治哲学方面的——都不可能不知道休谟的名字。至于穆勒，那更是天才中的天才，在政治哲学与经济学两大领域里，都是得享盛名的大师级人物，他在两边的成就都堪称辉煌彪炳，是最厉害的“两栖动物”——据我所知，他在心理学方面也是殿堂级的圣贤，其实应该称他为“三栖动物”了。

总而言之，一下子在“经济思想史”里遇到那么多“熟人”，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交集，就别提有多让我高兴了。也于是，不但是借助着对历史的固有兴趣，也多加了“政治哲学”这“新宠”的助力，我对“经济学”这“妻子”的热情之火便被“煽动”得高涨了起来。

一切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有兴趣！这是至理名言。一旦有了兴趣，老师好不好，甚至有没有老师，都已经不再重要！我感兴趣，我要学习！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accessible的资源去了解经济学，去学习经济学，去思考经济学！

在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了互联网，但网络还不是那么发达，所以我能找到的最多资源的来源地还是图书馆。然而，书库里的书太陈旧了，要找最新的资料当然是去阅览室。我也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养成了一有空就往学院图书馆里的现刊阅览室跑的习惯。在众多的学术期刊与报纸中，我最感兴趣、每期必看的是一刊一报，一刊是一份关于国际经济的刊物，而一报就是《经济学消息报》！

《经济学消息报》对我的影响之大，是必须隆而重之地介绍它的。这份报纸应该是国内最早采用张五常教授的“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真实世界中的现象，要以真实世界中的事实验证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来选稿的学术性报纸。它既没有像当时大部分的学术报刊那样连篇累牍的只是在宣扬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纯文字类文章，也没有像后来“东施效颦”地仿效西方的经济学期刊那样

平。显然，物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是从物品转手的角度来理解交易，就无法解释海尔用说明书里的这种规定来保留与洗衣机有关的部分权利，以进行虽然也是与洗衣机的使用密切相关的另一项交易——维修保养服务的交易。但是如果从权利束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变得十分清楚。所谓的物品，无非是各方面属性的权利的一个载体，洗衣功能是一个属性，其权利通过交易转移到消费者手里；打开后壳触动内部机件是另一个属性，其权利仍保留在海尔手上。

从这一点引申开去，洗衣功能是一个属性，而洗土豆功能也是一个属性。通常来说，生产者制造的这台机器既然命名为“洗衣机”，就是假设消费者买回去使用的只是其洗衣功能，根本不会想到还会拿来洗土豆。然而，在物理属性上，洗衣机确实也有洗土豆的功能，农民“创造性”地“发现”了这个功能，导致机器较快地磨损而需要维修，海尔要不要承担这个免费保修的责任呢？虽然没有像说明书里写着不得打开后壳、触动内部机件那样明确的规定，但既然机器的名字是“洗衣机”，实际上已经隐含地规定，消费者购买的只是洗衣功能，支付的价格并没有包含洗土豆功能在内，农民拿这洗衣机去洗土豆，导致机器较快地磨损，性质上是相当于违反了说明书中的明文规定去打开后壳、触动内部机件，海尔原则上是不需要负免费保修的责任的。然而，问题就在于，海尔很难监管农民的行为，以确保这个隐含的规定得到履行。也就是说，用洗衣机洗土豆的权利正如打开后壳、触动内部机件的权利一样，是保留在海尔手上的，但海尔要保障自己的这个权利是极为困难的（含义着保护有关产权的交易费用很高）。于是，海尔聪明地通过给这所谓的洗衣机增加滤沙功能来将这权利界定给了消费者。它这样增加了机器功能，成本会上升，价格会提高，仍然愿意购买的人所支付的较高价格就是购买这额外的洗土豆功能的权利——当然，现实的情况很可能不是这样，而是海尔通过降低其它与洗衣服有关的功能的质量，在那边减少了成本，于是价格仍然维持跟普通洗衣机差不多的水平，以免农民一看价格比较高就不管这机器有额外的洗土豆功能都已经给吓跑了。而这些农民反正不会拿这洗衣机去洗衣服的，与洗衣服有关的功能的质量下降也不会影响这类产品在目标客户群眼中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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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直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而真正的经济学，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实际上，是魅力无穷！

相信大家看了上述这个例子之后，就能深切地体会到当时的《经济学消息报》是多么的精彩！当然，这里举的是最优秀的文章，并非每篇都有那么高的水平，但整体的风格就是这样的。我被这份报纸吸引，是必然的；而反过来，由于这份报纸的引导，我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认识到真正的经济学是多么的有趣。

就是这样，我一边翻看着“现刊阅览室”里的《经济学消息报》，一边日渐陷入对这份报纸、从而是对真正的经济学的热爱、甚至是迷恋之中。虽然这报纸一个星期就出版一期，比月刊的出版频率高多了，但我还是觉得等待的日子太过难熬，又跑到“过刊阅览室”里把那里存放着的以前年份的《经济学消息报》都翻了出来看。而在翻看那些过刊的时候，一个名字经常地映入我的眼帘——张五常！

跟很多国内的张五常教授的粉丝不同，我并不是因为看了80年代那套“走向未来”的丛书中盗印张五常的《卖桔者言》一书而知道他的名字的。我在文章里与张五常教授“神交”，就是通过《经济学消息报》。所以，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之前说，这份报纸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实际上，大家看下去就更能明白，这份报纸对我的重要性还有很多很多！

自然，《经济学消息报》刊登张五常的文章也是属于未经授权、擅自转载的“盗版”性质，是把当时教授在香港的《苹果日报》与《一周刊》上写的专栏文章，选择其中一些篇章刊登，因此

较便宜才对，现实的情况却是倒过来。正是这个“奇特”得看似“悖谬”的现象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以学过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甚至还在论文里画了几何图来作分析。后来我写成的论文所给出的解释，是“空置成本”。大致的逻辑是这样的：B地是大城市，A地是小城市，从B地到A地的人流量较大，需求较旺，客车的空置率低，空置成本就低，于是价格较便宜。而A地到B地空置率高，客车的车主凭经验就能事前预计到大致的空置成本，把每个座位的价格略为提高，以弥补这空置成本。

姑勿论这解释对不对（解释是提出来了，但没作验证，我那时还完全不懂理论需要验证的道理），如今事后回顾这篇文章，我是有点惊异于当时的自己在对什么叫“经济解释”还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的时候，就已经至少是隐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在这文章里，在面对同一路段、只是不同方向却收不同价格的现象时，我并没有像那些经济学门外汉的愤青们那样条件反射地一想到的就是“对不对”、“应不应该”，没有情绪化地激烈批评从A地到B地收更贵的10元是剥削、是压榨、是欺负乘客——我想这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以逻辑力很强而自傲的人，而一个有逻辑的人绝对不会有那样的想法，因为他会反过来想：为什么从B地到A地就不搞剥削没有压榨不欺负乘客了呢？总而言之，当时我只是好奇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由这一点出发，再回想得更远，我突然发现，尽管我在上大学之前对经济（学）毫无认识，而直到大三之前都还是不感兴趣，但我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个天生就适合学经济学的料！

那还是初中时的事情。当时的语文老师要求我们每周上交一篇周记，而我实际上是天天都写日记的，所以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只是从一星期内写下的七篇日记里挑出一篇自己觉得最好的交上去。有一次我交上去的周记，是写那天上了一堂地理课，内容是介绍黄河的情况。

绩都一样的好，并没有哪一科特别不好的（政治课算是个小小的例外，在当时的100分制下只能考到80多分，考不上90多分）——，而是因为我很喜欢物理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做物理题时，我经常都会摆弄桌上的物件，模拟题目里的情况。数学和化学就没有这种可以亲手摆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的踏实感。后来我信服张五常教授所主张的要有客观事实的验证，大概跟这种偏好也是有点关系的吧？

至于数学，我是喜欢几何远胜代数。以前听“香港五台”的《百科巡礼》，有一期说的就是代数与几何的区别，里面的嘉宾说，喜欢代数的人是抽象思维强，喜欢几何的人是形象思维强。如果这是真的，那似乎又证明了我这种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张五常教授在私下里聊天时也跟我说过，他在UCLA读经济学时，发现经济学很厉害的同学，都是擅长使用几何工具来做分析的，把那些曲线舞来舞去，运用自如，神乎其技，当真让人叹为观止。

平心而论，我觉得经济学里用到的几何真是小儿科！因为几何里最难的可是跟圆有关的证明，经济学里用到的几何却全都与圆无关。想当年高三的时候，每天都要做一份数学卷，卷子里的最后一道超级难题几乎必定是平面几何的证明题，也几乎都是跟圆的证明有关。那时我跟班上几名数学成绩最好的同学（他们几乎全是男生）暗地里较劲，看谁能最快将最后那道难题给解出来。所以我们几个都是卷子一发下来就直接翻到最后一页做最后一题。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最后一节课还没完，我就已经把那最后一题解出来了。我拿着算出答案的草稿纸，走到围成一圈还在埋头苦干的那几名男生那里，将草稿纸往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一摔，道：“我已经解出来了！”我高中时最要好的朋友坐在远处，赶紧过来，把我拉了出去，说：“你别那么狂！你知不知道现在全班的男生都以把你斗倒为头等大事？”时至今日，我不做几何证明题很多年了，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在这方面的能力就像机器太久不用就生锈那样，比高三那时是大大地倒退了。不过，今天的我比当年更能洞明世事，那是因为要理解世事，其实根本用不上那么

编写的剧情是否合乎逻辑与人情常理。也就是说，假设那些情况是真的，人会是那样的反应吗？事情会是那样的发展吗？原则上，其实连“逻辑”也可以由作者设定，但通常来说如果连逻辑都设定成与现实世界大异其趣，会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是不明智之举。而人情常理就更是不可违背，因为作品能打动人，一定是要引起读者的共鸣，与作为人的读者的人情常理相悖的话，是难以激发感动读者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这样的：作者是他所写的作品这个世界里的上帝，可以任意设定作品中的一切（包括人物性格、剧情、命运）；但好的作者不会是个胡作非为的上帝，而是只会设定了起点（剧情起点、人物性格与一些特定的逻辑）之后，就放手让作品里的人物按着合乎人情常理与逻辑的轨迹自行发展，不会再胡乱插手，强行按自己的意志干预人与事的发展，否则只会让读者看了觉得那是强扭的瓜。这种不合理的作品就是失败之作！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写到最后把包法利夫人写死了。他为之悲泣难止，友人大惑不解，问：“你是作者，你可以决定你笔下的人物生死的嘛。你不想包法利夫人死，那写她不死就是！”福楼拜答道：“不，我已经无能为力。她只能死！”这，才是真正的好作者！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再如《苏菲的世界》，我对它的评价是：这是一部虎头蛇尾、前面精彩之极但后面却是大失败的半截子英雄之作！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的结尾是作者强扭而成的甜瓜，是一个为了硬写成大团圆结局而不惜破坏逻辑的大俗套！苏菲是上校创造出来的小说人物，用几何来比喻的话，苏菲与上校处于不同的维度空间之内。逻辑上，上校可以控制苏菲的一切，但不可能苏菲反过来控制上校的一切。作者即使是要让苏菲意识到自己没有自由意志，他也应该是让上校的女儿出于同情苏菲而插手写那小说，让苏菲通过上校的女儿的写作而知道真相。但最后苏菲甚至是跳出了小说之外，进入上校的世界去捉弄上校，这已经是上校的女儿也无法做到的事情——上

是在那样的“假定情境”下，人性是真实的！我们不可能像郭靖、杨过那样武功盖世、奇遇不断，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真的能那样，在那样的内在性格与外在环境下，我们是不是会做跟郭靖、杨过一样的事？科学要求进行事实验证，其实文学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进行验证的，但那是感情的验证。什么意思呢？因为人是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情共鸣的。当感情能够共鸣，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就产生巨大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的存在，就是对成功的文学作品的验证！当然，人心是心理因素，在科学的范畴里不能验证它，所以这依然不是科学。但是，人生不仅仅只有科学一个维度，也有艺术这个维度。当我们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情验证时，我们说的不是科学，我们说的是艺术。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基本假设或默认许可，我们不能站在艺术的领域去否定科学，当然也没有必要站在科学的领域去否定艺术。所谓“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这句话又何止适用于政教分离呢？

所以，当我看到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里说，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自私是不需要真实、不需要证明、只需要接受时，我立即就全盘接受了！不是我盲从——在我的思维能力里，这个词天然地与我绝缘！——而是我在文学批评这个领域内自小浸淫至今达十几年所得到的经验告诉我：这，是对的！

至于科学的特征是“要具有能够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观点我倒是早在高中时看过波普尔的书就知道了。只是那时的书又是翻译书，也是译得晦涩难明，看得我云里雾里，没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只记住了“可证伪性”这个术语。当我一看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虽然用的字眼不同，但我立即就想起了波普尔的那个“可证伪性”，也就立即明白了教授的意思，顺带也对波普尔那本当年把我看得头痛的书的内容在一瞬之间全数顿悟了。

回顾以往，一切指向这一个真理：一理通，百理明！从前我沉醉于文学、历史、乃至哲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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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信息已经充分的时候，还是不能借助逻辑去分析、判断出对与错的区别。

读者“沄之左使”曾在我的帖子后面写了一个长评，里面的两个小标题凝结了这长评的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强大工具”！我想，这正是学习经济学（其实应该是学习一切科学）所最为需要的两种素质：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对了解真正的事实有强烈的兴趣与好奇心；有强大的逻辑力，去分析听到或看到的、往往是夹杂着以讹传讹或有意欺骗的事实与观点，从而作出辨别真伪对错的判断。

前面说到上“发展经济学”那门课时，由于老师提到“经济思想史”的内容而引起了我对经济学的一丝丝兴趣，并由此养成了到学院图书馆的现刊阅览室中看财经报刊的习惯，很喜欢《经济学消息报》里的文章风格。

在“发展经济学”这门课结束时，要求写一篇课程论文作为考核。我写了这篇课程论文之后，这一头上交给老师，另一头就寄给了《经济学消息报》。那是我第一次将经济类文章投稿。而我之所以要向《经济学消息报》投稿，其实纯粹只是为了表达我对这份报纸的喜爱之情，完全没想过要追求发表什么的。所以稿子投出后，我就已经心满意足，根本没期待过能发表。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收到报社寄来的“样报”，打开一看，我的那篇文章，已赫然印成了铅字摆在报纸里了！

其实以往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当然不是写经济类文章投稿了。那时我很喜欢看《读书》这刊物，作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刊物，当时的我对它的感觉只能用“顶礼膜拜”来形容。然后有一天，我有了一个自觉颇有新意的想法，就写成文章，以笔名投稿到《读书》那里去。那样做也完全只是为了表达我很崇拜这本刊物的感情，压根就不敢想象自己这么个小人物写的东西能被

资助我们这些大陆去的学生免费读这个班，就是想让我们也成为这个班的卖点，让那些外国学生能与我们直接交流，从而了解中国的情况。浸会大学向那些外国学生可是收足学费的，从他们身上就赚回了我们的费用还有余。然而我们几个从大陆去的学生的签证（港澳通行证）都是一次性出入，也就是只能出境一次，再入境一次。如果我们也跟着去做这个fieldwork，就会把那唯一的一次入境给用了。我们出来香港已经使用了一次出境，自然不能再回来，这就意味着我们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可是课程还没完，考试是安排在这fieldwork结束之后。我们如果回不了香港，怎么参加考试，怎么完成这个暑假班呢？最初，浸会大学的老师的决定是豁免我们这些大陆学生去做fieldwork的任务，这样我们就继续留在香港，等大家做完fieldwork回来后一起考试。但我灵机一动，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向老师建议说：不如我们还是去做fieldwork，但就不回来参加考试了。可是分数怎么办呢？写文章怎么样？如果能够灵活地调整考试的方式，不是以做试卷的方式来考试，而是写文章，那么我们这些大陆学生回去之后就不需要再出来，在里面写了文章，寄到浸会大学来，不就行了吗？浸会大学的老师听了我的建议，略一商量，就采纳了我这法子。

于是，从这国际暑假班回来之后，我就思考要写什么文章。虽然浸会大学的老师没有对文章提出任何要求，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跟那个班是围绕着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主题来展开。思来想去，我决定写自己家乡的“转制”，即那里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化为民营企业的过程，因为这是当时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事情。由于是写自己家乡的事情，是我很熟悉的事情，所以很快就写好了。一如对待“发展经济学”的课程论文那样，我一头把文章寄给浸会大学，另一头就也寄了一份给《经济学消息报》。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收到了报社寄来的“样报”。因为有了上次被录用的经验，这次本来已经

如果说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的时候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第一次听到高先生的声音从千里之外传来的时候则是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一边把话筒从耳边拿开，仔细地看它的结构是不是真的是个电话，一边伸另一手揉揉自己的耳朵，以确认那里的听力也没问题。

但高先生就这样淡定地开始跟我煲起“电话粥”，滔滔不绝地述说他的办报理念——要寻找中国最好的写经济学文章的作者，这“好”是指能以经济学理论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而且要文笔优美，娓娓道来，不是端起架子说大道理的风格……这种好作者很难找到，所以他一旦找到了，就要亲自跟作者沟通，引导他们更好地成长……

听着听着，我与“大人物”猝然而遇的紧张与惊惶之情渐渐的退去，开始觉得高先生像个平辈朋友那样可以开诚布公地交流。于是我开始也说起自己对这份报纸的喜爱，还坦陈看到自己那样名不见经传的学生习作文章竟然能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的那份受宠若惊之情。

高先生也很坦白地告诉我：“将你这样的新作者的文章推上头版头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改革创新的尝试。但我们其实不是盲目地这样做的，而是有密切地监测着市场的反应的。你的文章登上头版头条的那一期，报纸的销量保持平稳，所以我们就知道市场是接受你那样的文章的，这就给了我们继续把你推上去的信心。”然后他又提到，以前他还曾经把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结果那一期的报纸销量就大跌，这教训了他不要盲目地相信名气。他也由此明白，这份报纸的读者都是品味不低的，是不买名气的账的，靠名气而不是靠文章的内容是没法让他们掏出钱包的……

来你就是写那篇文章的作者啊！”

高先生快马加鞭，又给我寄来一本描写硅谷企业的书，让我看能不能在读了此书之后产生一些灵感，写一篇文章。结果，最后我写出来的不是一篇，而是……一个系列！那是关于“创新体制”的一个系列文章，后来还翻译成英语拿去参加了一个在西安交大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

除了高先生给我定这样的“命题作文”之外，我自己也有源源不断的思考成果涌现。在那从硕士一年级到二年级的不到一年时间里，我几乎是几个星期就写出一篇文章，大多都寄给了《经济学消息报》，而且全都发表了出来，区别只在于是发在头版头条，还是头版非头条，还是非头版。我也由此确立了我那擅长写趣味盎然的经济学文章的“江湖名声”——周燕在给我的《经济学讲义》写的序里说王则柯老师在他上的“中级微观”的课里提我的名字，应该就是因为他看了我在《经济学消息报》里频频发表文章。其实王老师并不是我的硕士导师，只是给我们那一级的硕士生上过“中级微观”的课。后来《经济研究》的编辑詹小洪先生创办《经济学家茶座》，其宗旨就是要刊登“有趣味的”经济文章。这本以书代刊的杂志，风格类似于《读书》，大部分文章是采用约稿的方式来获取的，所以里面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经济学界中的大名家写的。我却从第一期开始就隔三岔五地成为这本杂志的作者，就是因为詹先生从《经济学消息报》那里见识了我的文章之后，直接把我的名字列入了他的作者库之内。

不过那段时间我其实还写了一些文章是没有寄给《经济学消息报》的。我记得当时我有打算写一个系列，在那系列的一开头，就是这么一句：“最近我发现经济学教材里有好些概念都是很有问题的，我要写一个系列来逐一批驳这些概念。”——要知道，那时候我还没认识张五常教授！也没看到他写的《经济解释》。然而，那时我已经开始意识到经济学教科书里充满着错误！

写完后，我把日记分别寄给了高小勇先生与王则柯老师——虽然王老师没有参加这次笔会，但我还是把日记寄了给他。我这样做，跟当年写了思想类的文章就寄给《读书》杂志、写了经济类的文章就寄给《经济学消息报》是如出一辙的心思，是为了表达对他（它）们的喜爱！如前所述，其实王老师并不是我的硕士导师，但通过上他的“中级微观”，我终于遇到一位好老师了！本科四年，虽然给我上过课的老师也有态度很认真教学很用心的，但水平……就不要提了吧。像王老师那样水平与态度都并驾齐驱的好老师，我只恨是遇到得太晚！所以，虽然不是他的硕士生，我却是“老实不客气”地就当他是我的导师一样，对经济学有什么想法都写电邮告诉他，与他作很深入的沟通交流。所以，《温州日记》写成，除了寄给像高小勇先生那样的相关人士，还寄给了王老师看。

对我的学术生命影响重大的人，已经一个接一个陆续登场了。但，最重要的那个，还没出现！不急，不急，快了，快了。看哪，那天边已经露出黎明的曙光，万物都在静谧中屏息等候着那一轮骄阳的喷薄而出！而我，正站在经济学的殿堂的门槛之上，还不知道马上就会有一道万丈光芒照射进来，它将穿透我面前那一片迷雾笼罩的苍茫大地，为我指引出登堂入室的康庄正道……

2000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辖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开始发行（官方资料是说该报创刊于2001年1月1日，但其实之前已经试刊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这一件事是中国的财经报业界中的一件大事，也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它成为了我认识张五常教授的契机！

事情是这样的：王则柯老师的女儿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里的一名编辑，其时就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该报有意邀请张五常教授为专栏作家，便联合中大的岭南学院（经济学院）一起请教授到中大去讲学，顺便洽谈有关合作事宜。王老师的女儿“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是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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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写了那篇文章，于今回顾，我写的那篇文章只是一篇典型的“宏大叙事”之作。是的，那时的我很喜欢宏大叙事——喜欢看，也喜欢写。因为我擅长写作，尤其擅长写气势磅礴、感情澎湃、对读者有极大的感染力的大文章。“宏大叙事”正适合我这种文风，所以写起来是格外的得心应手。然而，这种“宏大叙事”虽然很有感染力，可以看得读者热血沸腾、大呼过瘾，但内容其实很空洞，完全不是能以事实验证的科学分析。然而那时的我就这水平，看文章的读者也不外如是，大家都在那里看得热闹，从来没想过要做什么验证。当然，这种文风本身没有错，现在我的文风还是这样，但内里包裹着的是逻辑严密、得到事实充分验证的科学分析。严谨的理性加上排山倒海般的感染力，是更能无往而不利的。

在“温州笔会”时朱锡庆老师也跟我谈论过这篇“火耗归公”的文章，他的意见是：“火耗”的问题类似于“费”，就是具有不确定性，会增加了人们准确预期的困难，所以不好。他还提到古代的蛮夷向中国皇帝纳贡，性质也跟这类似。

张五常教授不停地问我关于“火耗归公”的事，来来去去都围绕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火耗？我根据从史料上看到的内容向他解释：因为古代将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熔铸在一起时，难免会产生损耗，称为“火耗”。所以地方收取赋税再上交中央时，难免也会少交一些。可教授就像个孩子一样怎么都听不懂，反反复复地还是问同样的问题。

那时我还不清楚教授的性格或风格，所以实在闹不明白他到底哪里不懂了，我的解释不是足够清楚了吗？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明白了。我那解释是浮于表面的，教授当然不接受！“火耗”只是个借口，其本质应该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成。只是这分成率显然没有明文规定，而是根据所谓的“惯例”在“火耗”的名义的遮掩下含糊其辞地允许地方政府提留一部分。有可能各地的分成比例是不同的（由于当时我没能力想到这些，所以没去查雍正年间各地的火耗是否相

人的水平。在水平还不高的时候，是应该多听少问的。

张五常教授来访中大的事就这样很快地过去了。我以为除了他送给我的几本他写的书之外，跟他之间的联系也就此结束了。没想到就在他回了香港的第二天，宿舍里的电话响起，我拿起话筒，里面传来这样的声音：“李俊慧吗？”我作了肯定回答之后，对方说：“这里是香港的花千树公司。你等一下，教授要跟你说话。”

虽然早有高小勇先生千里打来电话的经验在先，我还是作梦都没想到张五常教授那样的大名人会主动打电话找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在我这大吓一跳还没过去之际，电话那头已经换成是教授那随便得像是跟我已经结交了几十年的平起平坐的朋友那样的拉家常的声音。开始时我还诚惶诚恐得很，为教授竟然不惜打国际长途电话来找我而很感不安。但他那种像对待熟悉之极的朋友的语气，很快就让我也放松了下来。从此我就经常跟教授“煲电话粥”，而且很快不仅同宿舍的人、连附近宿舍的同学也都知道了——因为她们进来找我时，经常能看到我在跟教授煲粥。其中一个同学就曾笑着说：“谁能知道正在跟你车天车地车大炮的竟然是张五常啊？”（按：“车天车地车大炮”是粤语俗话，相当于“侃大山”的意思。）这“煲粥大业”就这样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甚至连我中间曾以交换留学生的身份到日本去读了大约一年书的时候，我本来事前很担心这会导致与教授的联系中断一年时间，会使得教授把我给忘记了，可是跟他一说之后，他的电话就直截了当地打到日本去了……

在此之前，我都只是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看教授的文章，在那之后才知道他正在连载《经济解释》，上网一搜，发现有一个香港论坛在偷偷地转载，就在那里跟着看。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因为《经济解释》是集教授的毕生功力之大作，而且是系统性地对整个传统经济学或教科书经济学进行了颠覆性的革命。如果一开始看的是他其它的文章，我大概是不可能如此迅速而

说起来，张五常教授对我的要求都还没像阿尔钦对他的要求那么高呢。但我很早就意识到张五常教授是有挑人说话的。那是他认识了我之后，大概就想起了高小勇先生跟他推荐过的“好作者”，便将朱锡庆老师和王玉霞老师也都找来，一起在白天鹅宾馆见面聊天。那天晚上，我见识到张五常教授在学术上的厉害了，他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不停地说，全是跟经济学有关的，但各个话题之间毫无关系，凭空地从一个跳跃到另一个，而且都是“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马上又跳到下一个话题去了，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或哪怕只是反应稍慢的人都难免会听得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而我则是听得完全是目瞪口呆了，因为一夜之间有那么多以往视为金科玉律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被教授在谈笑之间就全都斩之马下！幸好，他那“杀人如麻”的速度虽然快捷无伦，我却还是能跟得上的，而且都听懂了其中的关键，但都来不及一一反应了，就是只剩下吃惊得张口结舌的份儿了。

第二天，朱锡庆老师跟教授和我们吃过早餐之后就坐飞机回去了。他一转身离开，张五常教授就说：“他（指朱锡庆老师）是我在中国见过的人之中经济学最好的！”他以如此器重之言高度评价朱老师，我当真是喜出望外。早在“温州笔会”的时候第一次认识朱老师，我就已经觉得他很棒很棒，在《温州日记》里把他比喻为《笑傲江湖》里的莫大先生。现在连教授也如此认同他，自然让我喜不自胜。多年之后，张五常教授再次回忆起这件往事，才跟我说出真相，原来那天晚上他是故意地“试探”朱老师，所以才那样一口气地说了那么多与经济学有关的话题，以此来观察朱老师的反应。确实，在那之前或之后，我都从来没见过教授如此整整一晚都“纯粹谈学术”的。

那一晚还有一件趣事。张五常夫人看到我坐立不安之态，问我怎么回事了。我小声地说：“我想去洗手间……”她以为我是不知道洗手间在哪里，连忙给我指点。我却说：“不，我不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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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东莞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东莞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莞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东莞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制度在东莞的全面实施，是市委、市政府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有利于解决农民（部分居民，下同）老有所养问题，保障农民老年基本生活，推进农村社会各项改革，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的文明和进步。

一、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和思想

基本原则：自助为主、互济为辅，个人、村（居）委会、镇（区）、市四级负担的原则；隔代扶持，保险与福利相结合的原则；自愿参保与政策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实现所有适龄人口的全面保障原则。

基本思想：低保障，广覆盖，逐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并不断依靠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社会的社会保障水平。

二、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范围

本市户籍的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年满20周岁起，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岁，按规定须参加农民基本养老保险。

符合参保条件的，原则上都要参保。应参保而不参保的，本人及其父母等直系亲属不能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

三、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

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农民养老保险费由集体和个人按比例共同承担（见下表）。

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费的计征为当年1月至12月，并按月缴交。

集体承担的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市和镇（区）财政各承担20%；村（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共承担60%。

四、个人账户的建立

参保人的农民基本养老保险金个人账户统一按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建立。其中，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集体缴费的50%划入个人账户。

集体缴费划入个人账户后的剩余部分全部计入农民养老保险基金，属于参加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全体参保人共同所有。

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参保人养老。参保期间，除参保人出境（含出台、出港、出澳）定居、户口迁移市外、或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退还给本人或法定继承人外，均不得提前支取。参保人享受农民养老金后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储存余额应退还其法定继承人。

五、申领农民基本养老金条件及待遇

参保人按《东莞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在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的当月，开始登记申领养老金，于次月开始领取农民养老金，直至终老。

农民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150元，以后视基金收支及财政状况调整；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含利息）除以120。

基础养老金从农民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从个人账户中支付（个人账户储存额支付完毕，从农民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

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前，具有本市户籍的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而又没有在单位领取退休金的农（居）民，其应参保的直系亲属参保后，可领取基础养老金150元/人，直至终老。

六、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办理

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停保、退保、关系转移等手续办理事项如下：

所有手续必须首先由各村（居）民委员会登记初审后，送所在镇（区）的社会保障分局核实汇总，统一上报市社会保障局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