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妙凝：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独家报道《商王朝：从传说走向信史》

第一篇：孙妙凝：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独家报道《商王朝：从传说走向信史》

孙妙凝：商王朝从传说走向信史

八十七载殷墟发掘

2015年08月14日 08: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4日

作者：记者 孙妙凝

洹水，一条在甲骨卜辞中便有记载的河流，她从太行山的怀抱中淌出，蜿蜒而行，最终注入卫水。商朝晚期的都邑遗址——殷墟便坐落在洹河中游一个箕形盆地的口部，往东是一望无际的豫北平原。

洹水无言，曾见证了一个王朝的繁盛与倾覆。千百年来，山河变易，那些瑰丽与沉痛都已随着岁月烟消云散。这片广袤的土壤将文明的密码深埋于地下，等待千年后的有缘人解读。7月中旬，记者来到位于洹河之畔的殷墟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聆听来自三千年前的历史回音。

徜徉于殷墟博物馆文字展厅，一片片甲骨仿佛在诉说三千年前逝去的历史。展厅中最为醒目的是一片1973年出土于殷墟小屯村南地的甲骨，其上有93个字的甲骨卜辞，所记为商王田猎之事。仔细端详甲骨上的文字，它们细小而灵动，当年祝祷的巫师和国王早与宏伟的都城一起灰飞烟灭，而这文字的舞蹈却被定格，成为千年后探寻文明起源的密钥。

殷墟的发现，还得从甲骨的出土说起。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中发现了一些特别的符号，他辨识出是与上古金石文字类似的文字，这便是人们现在熟知的甲骨文。1908年，罗振玉查明甲骨的出土地即安阳小屯村，并通过考索辨明，安阳小屯村即为“武乙之墟”，安阳殷墟遗址从此为世人所知。

这一发现在学术界可谓石破天惊。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所选择的第一个发掘点便是出土甲骨的安阳小屯，并在此后的十年先后开展了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近5万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由李济、梁思永主持。通过发掘，研究者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不仅如此，大量珍贵的文化遗物被发现，包括甲骨文、陶器、铜器、人骨、兽骨等。这些实物资料与文字资料共同描绘出一幅商代晚期高度发展的历史文化画卷，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邑的事实也被确证。

殷墟发掘之始，正值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开始影响中国学界。殷墟是由中国考古学家主持发掘的第一处重要都城遗址，与以往金石学家对甲骨文的探寻不同，李济将西方考古学的知识与中国的田野实践相结合，也更注重对殷墟出土的文字、器物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研究，他曾表示“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有学者认为，由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与研究形成了中国田野考古学技术与方法的传统，他也因而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殷墟的发掘由此被迫中止。殷墟文化发展的时空关系渐清晰

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工作揭开新篇章。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工作队成立，并于1959年设立工作站，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这一阶段的发掘可谓硕果累累。1950年，郭宝钧主持发掘了武官大墓，对于其中人殉与人祭的研究，推动了5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76年，郑振香在小屯村西北地主持发掘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之墓，这是可与甲骨卜辞相印证且能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一座王室墓。

经过多年发掘，如今，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经越来越清晰。殷墟的面积约30平方公里，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其中心是洹河南岸的宫殿宗庙区，在这里发现夯土基址60多座。宫殿宗庙区以外，则是大量的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宫殿区东北部的洹河及西南部的壕沟将王室成员的居住地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起到防御的屏障作用。洹河北岸的西北冈是殷王陵墓区，王陵区东西长约450米，南北长约250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在这里共发现带墓道的大墓13座，还发掘了1400多座祭祀坑。祭祀坑多集中在王陵区的东部，可能是商王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

目前，就殷墟的发掘和研究而言，无论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都取得了进步，一项重要成就是利用地层关系和类型分析方法，对殷墟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期研究，确立了殷代陶器分期标准和组合特征，并找到了其发展序列。依据陶器形态的变化，考古工作者将历时270余年的殷墟文化分为四期，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也为确定殷墟文化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殷墟文化发展的时空关系逐渐清晰起来。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介绍，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殷墟研究的课题也不断拓展，从殷墟文化分期到环境；从人种、人口、家族组织到建筑业、手工业；从农业到埋葬制度、祭祀制度；从文字到艺术以及晚商社会性质等，都有所突破。以殷墟为“支点”探中华文明起源

自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期间，史学界曾掀起一阵疑古之风。疑古派对传统史学展开猛烈攻击，否定了文献记载的中国古史体系。那么，新的古史体系当如何重建呢？甲骨及殷墟的发现为茫然的求索者点亮了一盏明灯。

甲骨文发现以后，王国维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证，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辑出了一个与《史记·殷本纪》相类的商王世系表，并验证了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自盘庚徒殷至纣之灭，七

（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徒都”的说法。

而自李济、梁思永以来的考古工作者则通过对殷墟的科学发掘，用丰富的遗物与遗迹印证了《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并复原了商代晚期都城的真实面貌。商代的历史由此成为信史。回顾殷墟发掘的经验与启示，李济曾说：“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的构成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寻。”

安阳殷墟的发掘不仅把中国的信史上推到商代，而且为进一步探源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线索，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架构与体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李济认为，通过殷墟的发掘，“我们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它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系”。殷墟也是考古学上一个可用于比较的标杆，用傅斯年的话说，“因为这个时期，是史前的一个最后时期，以这个时期的人骨做标准，去比较其他地方所发见的人骨，来定他们的时代先后，可以知道人类的演进是怎样；同时以殷墟发掘的陶器做标准，推出其他地方的陶器变更情形，及其时代关系，可以断定其时文化是怎么样”。

总的来说，殷墟发掘将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揭露出来，并可与古史相印证，这就构成了一个“已知点”，研究者便可在此基础上追溯更早的中国文化，依据新的考古材料重建中国上古史。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等，其年代、性质的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三代文化体系的构建，可以说都是建立在殷墟这个“支点”上的。

殷墟发掘与研究走向细化

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工作站已经悄然走过50余个年头。虽是盛夏，工作站的小院却显得很是清凉，这方雅洁的小院已经有50余年的历史，院落四周花木扶疏、绿意盎然，一阵风吹过，两边修竹簌簌作响。

在院落右侧的一方大石上，刻有郭沫若先生的题诗：“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这是1959年郭沫若在参观小屯殷墟遗址及安阳工作站后即席题就的。18年后，当赵朴初来到殷墟看到这首诗时，又挥笔写就《访安阳殷墟见郭沫若同志题诗有作》：“郭公翻案话殷辛，不说盘庚与武丁。何事迁殷复祖亳，待凭文物重研寻。”这首诗也被刻在院落左侧的大石上，二石相映成趣，见证了两位先生的隔空对话。

在工作站的食堂里，挂着一幅硕大的毛泽东画像，每有新人来此，唐际根总要让人猜一猜为什么挂它。真实的原因是，这画像也与小院一样见证了历史。

事实上，这方小院曾留下无数前辈学者的足迹，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时代的考古人。他们开拓榛莽、钩沉索隐，共同开拓了殷墟发掘与研究的新局面。如今，以唐际根为领队的安阳考古工作站的队员们还在这个院落里辛勤耕耘着，他们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继续这一薪火相传的事业。

经过学者孜孜不倦的探索，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正不断走向细化、走向综合化。在院落一角，记者看到，几位学者正与技工一起制作白陶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占伟介绍，正在进行的是一项殷墟白陶的复原实验研究，即通过实验复原了解殷墟陶器的制作工艺和烧制技术。岳占伟的另一项研究重点是殷墟的青铜铸造技术，这也是殷墟灿烂的青铜文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他和同事通过陶器岩相学﹑扫描电镜显微结构分析和复原实验的方法，对殷墟出土的陶范和原生土进行了较系统的采样和分析，以期了解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型的制作工艺、殷墟陶范的施纹方法等，目前已初步推测出商代铸造大型青铜容器的工序及场景。

尽管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殷墟的发掘却只完成了总面积的很小一部分，殷墟都邑布局始终是殷墟研究的重点。2006—2011年，安阳工作队在位于殷墟南部的刘家庄北地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殷墟时期的道路、沟渠数条，这些发现加深了对殷墟道路，特别是与宫殿宗庙区有关联的交通要道的认识。此外，工作队在刘家庄北地还发现了大量与制陶相关的各类遗迹、遗物，综合数次发掘结果，基本可以将制陶作坊连接到一起。制陶作坊区与东部的苗圃北地铸铜作坊以及铁三路制骨作坊共同构成了殷墟宫殿宗庙区南部的“手工业园区”，对于殷墟手工业生产和布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此外，洹北商城的发掘也为了解中商、晚商都邑布局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洹北商城发现以后，我们把相关发现输入数据库，在网格状的空间关系里观察遗址分布的变化，发现在中商时期，安阳的遗址分布较少，但在殷墟的核心区已经有了一个小的居民点，在后来的殷墟王陵区埋葬了一个国王。到了晚商，洹北商城被废弃后，王陵区被继承下来，而小屯变成了整个王都的核心区。”唐际根说。

第二篇：孙妙凝：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独家报道《从王朝都邑探寻中华文明源头》

从王朝都邑探寻中华文明源头

——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2015年08月14日 14: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妙凝

自殷墟发掘开始，有关商代的遗址不断被发现，比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都取得了重大收获。学术界对于商代文明的认识不断更新。那么，如何看待这些遗址间相互的关系？它们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与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距离殷墟的科学发掘已经接近90年了，距离郑州商城的发现也已有60年。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历史悠久，我国有很多考古学家都为其倾注了大量心血。您怎么看待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贡献？

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和郑州商城发掘的意义应当放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中来看，我说的考古学就是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

殷墟的发掘自1928年开始，在此之前，学界兴起了一股疑古思潮，把司马迁构建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样的古史观破坏了。这就涉及一个如何重建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觉得只有走考古学之路。因此，在1926年李济发现山西夏县的西阴村，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就成立了考古组，开始了殷墟的发掘。经由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大家认识到这就是商朝最后的一个国都所在地。这样，就把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的历史从传说变成了信史。

1955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发现郑州商城并进行了发掘。明确的地层关系证明，郑州商城属于二里岗时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的城，其年代要比殷墟早。邹衡先生认为它可能就是商汤所建的亳都。1983年又发现了偃师商城，我们认为其年代可能要比郑州商城稍晚一点。这些遗址的发现，把商前期的历史由传说变成了信史。这非常重要，因为根据《史记》和其他一些先秦文献的记载，在商之前还有夏，如果我们找到并确定了商朝最早的国都所在地，了解它的面貌，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定点，由此可以往前追溯夏是否存在，夏的遗迹是怎样的。

这样就可以与1959年开始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联系起来，如果它是夏文化，这些遗址的发现就共同把夏商以来的历史串联起来了，这为我们国家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国家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材料。所以，回顾郑州商城的发现以及偃师商城的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它们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发现，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还是很渺茫的。现在我们可以说，夏商周的历史都是可信的，不再像过去认为的都是传说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殷墟的发掘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为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李伯谦：殷墟的发掘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取得的成绩非常巨大，但对殷墟的认识，我认为还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殷墟作为商代最后一个国都，有273年的历史，没有再迁徙。城里居民的构成如何？来源如何？这些都是问题。比如，在殷墟的一些墓葬区里出土的有族徽的青铜器，这些族徽在甲骨文中也能看到。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分析出这些族人如何分布？为何来到国都？这些都是可以继续研究的方向。另外，对整个殷墟布局的认识也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最近几年关于商代考古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有突破性的发现，商代考古处于比较沉寂的状态，您怎么认识商代考古的现状呢？

李伯谦：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学术热点的问题都取决于两点。正如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提到的：一是有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二是有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为什么之前在大家的印象中，有关夏商考古的讨论很活跃呢？那是因为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相继被发现，两者谁早谁晚，究竟谁是最早的国都，这个问题非常重大，所以引起了学术界一致的关注，讨论非常多。

目前，我觉得无论是对郑州商城还是偃师商城，都还有继续做工作、深入研究的必要。商代考古看似进入了一个沉寂的时期，这其实也是消化材料、思考问题的必经阶段，未来伴随新的考古发现，还会有新的热点问题出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现，是不是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也有帮助？

李伯谦：当然有帮助，郑州商城宫城城墙的发现以及处于宫城内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很重要，它的年代应该是比较早的，甚至有些可能是在夏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根据文献记载，商灭夏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在扫清夏的外围以后，才灭掉夏，然后又回到亳这个地方建立都城。如果弄清这个过程，就可以进一步确立夏商分界的标准，这一点还需要细致的工作。现在关于夏商分界问题意见不太一致，究竟是在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下层之间，还是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间是有争论的。这一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郑州商城的进一步发掘，也取决于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的进一步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在郑州周边有很多小的遗址被发现，比如东赵遗址、望京楼遗址等，其规模可能并没有殷墟那么大，但是这种小的发现对整个夏商研究的意义何在？

李伯谦：东赵遗址确实是很重要的发现。比如现在在那里发现了二里岗时期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但是没有发现相应的城墙，这就是个问题。为什么在距离郑州商城有相当距离的东赵会出现这么大的建筑基址？它的性质是什么？这很值得思考，未来也会引起很多讨论。

此外，在东赵还发现了一个二里头时期的城，最近几年发现了好几处类似的遗址，比如大师姑遗址、望京楼遗址，为什么在二里头晚期的时候这个地方有这些城？它和郑州商城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和二里头遗址又是什么关系？这都值得思考。当然，早于二里头的新砦期城址的发现也非常值得关注。根据我们的研究，新砦期遗存是“夷羿代夏”时期的遗存，它在这里发现就与巩义的花地嘴遗址联系了起来，这正是来自东方的夷人向夏的政治中心二里头进军路线上留下的遗迹证据。还有，二里头一期遗存打破了新砦期城地层关系的发现，这一发现，证明了新砦期确实早于二里头。《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来，关于商代考古有哪些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包括前几年讨论比较多的夏商分界问题，您如何看待其后续的研究？

李伯谦：夏商分界的问题，我想还是要继续讨论下去。最近，由于二里头遗址不断有新发现，特别是发现了一些二里头四期的宫殿建筑基址，因此，有人提出二里头四期没有衰落。如果是这样，就牵涉到二里头四期和郑州商城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讨论的。

另外，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的关系问题也有争论。过去安金槐先生认为郑州商城是隞都，现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旭提出，小双桥遗址才是隞都，郑州商城不是隞都，是亳都。孰是孰非，这就需要依靠小双桥遗址和郑州商城的进一步发掘。

由此引出另一问题，商朝建国之后到盘庚迁殷之间，经过了九世之乱，其间频繁迁都，包括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等。这些都城究竟在哪儿也需要继续探索。比如奄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没有找到。文献记载它是在曲阜，可是曲阜没有发现和它相对应的同时期的遗存，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商朝几个都城的迁徙过程还需要继续理清楚。

此外，商人和周围不同的族群都发生过复杂的联系，比如商王武丁就曾率军对外征伐。这些材料既要取决于商系统的考古继续进行，也涉及同时期周边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比如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山东大辛庄遗址的发现，以及山西、陕西的相关发现，都为研究商王朝和周边的关系，商人和商势力的发展，以及文化之间的融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如果考古发现能够不断补充这些材料，我们就能进一步弄清楚华夏文化是如何交汇、融合并发展壮大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商代考古在整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地位是怎样的？其重要性如何？

李伯谦：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一直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它都是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只有把它弄清楚，才能对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有更清晰的了解。比如到商代这个时期，特别是商代晚期，想要知道中华文明是怎样的面貌，就必须拿出具体的材料，而王朝的都邑当然最重要。所以，我们觉得对殷墟的认识和了解，对研究中国国家的结构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这个工作可能难以深入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孙妙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