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作者：不详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1773 更新时间：2009-4-12

导 论

所谓生死观，顾名思义，主要指对于生与死的基本看法，其中包括：如何看待生命、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看待生命进程中必定会降临的死亡等一系列问题。人生在世，无论贫富贵贱，不管职位高低，也不论年龄大小，生死问题是谁都无法逃避的[①]。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新技术日益更新换代。近年来，尤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的历史在发展上出现了飞跃，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文明越来越进步，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远远超过了所有这之前人类史上所创造的物质价值。过去人的梦想甚至是幻想，在科学发展的今天，被一个个实现了，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甚至传说中的“常娥奔月”在现在看来都早已不足为奇。宇宙之迷被一个一个地破解掉了，理性与科学似乎成了万能。

科技使人类获得了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人类俨然就成了世上的神，然而，人类事实上还并非是神，而万能也不等于是全能，当人面对自身的问题——人类的生与死的问题时，科学却丧失了自身强大的威力，一向以“理性动物”自命的人类，终究摆脱不了“动物性”的局限，生来便陷入了智慧与愚昧的矛盾的困扰之中。

生死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最切身、最根本的利益，对它的解答是人们决定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死之迷的破解较之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等现实问题，显得更为现实，更为重要。

其实，早在人类文明发韧的初始，人类就受到了生与死的问题的侵扰，按《圣经》上的记载，人类史上第一个死去的人——亚伯尔，成了第一代人类的困惑，人类自古就在不断追问人的生来死去：人的生命究竟渊源于何处？人是一死永灭还是有来生后世？任何人，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不论帝王将相抑或平民百姓，也不论英雄领袖还是江洋大盗，只要他理智健全，无不有各自对生死问题的答案，即使有人并不承认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生与死的问题必定在他的潜意识中萦绕盘桓过。人类的老祖先们打起初就开始了对生死之迷的破解，也提出了广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答案。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毕竟没有人带着记忆从生前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在死亡后又重返世界。总之，人类拿不出直接自明的证据证明人生前死后的状况。因此，生死之迷便成了人类文明征途中一道无法逾越的洪沟，而现代人所崇尚的、冠以“万能”的科学，在研究科学的研究者时，显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关于生与死，中国古代的先辈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些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生死问题，但在中国历代以来，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于时至今日，中国人仍在骨子里接受着这些观念。在这个科学巨人与道德侏儒比例严重失调的社会，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在逐步滑坡，或许，只有生与死的警示才能重新唤醒人类内在的道德意识。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生死观，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人关于生死之认识的剖析，来探寻生命的意义，以期唤醒人们对生死的意识。

一、敬始、慎终、追远，追求道德超越，提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儒家生死观

数千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导。虽然从先秦至今，历朝统治者对待儒家所采取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儒家文化却无疑深深地渗透于每一个朝代，贯穿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指导着甚至制约着历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的思、言、行、为。

众所周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历史上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一事件为儒家来说无疑于一次毁灭性的灾难，表面看来，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在秦朝似乎没有了活动的市场。然而，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焚书坑儒”只是秦始皇执行法家中央集权政治的一种必然结果，秦朝的“焚书”与“坑儒”，其直接目的是在限制儒生，使其就范，而并非要消灭儒家，相反，作为新的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就需要他必须利用各学派中他视为合理的因素为其统治思想服务，而孔子的忠、孝、节、义思想为当时的统治是再适宜不过的了。因此，儒家思想在秦代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②]。到了汉代，一向自认“以马上得天下”而鄙视一切儒生的汉高祖刘邦，到后来也不得不改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而至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进一步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史上的统治地位。

与其它各家各宗派相比，儒家的得势显然得益于其思想中鲜明的入世思想。儒家即孔子创始之时，就主要关注于社会和人伦问题，强调政治与伦理的教化。同时，由于对原儒思想的继承，儒家思想也包含着浓厚的宗教性氛围，礼教性与宗教性在孔子的思想中互相交连在一起[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的统一。这里的“仁”指的是合同，亦即使各种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相亲相爱；而孔子所谓的“礼”则指的是别异，亦即依血缘关系亲疏厚薄以区分上下等级的观念[④]。“忠恕之道”与“克己复礼”是儒家提倡的人的一生的人格追求。忠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的内涵中积极的一面，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的内涵中消极的一面。“仁”与“礼”是人一生的最高道德理想，是人一生的追求。延伸之，对待人的死也同样要施之以“仁”和“礼”。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认为死与生没有区别。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尤其在对待人的“身后”的葬礼和祭礼中，“仁”与“礼”的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⑤]。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生死的问题上明显表达了重生、乐生而讳死的倾向，当孔子的弟子季路向孔子请教有关“事鬼神”的问题的见解时，孔子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进一步请教有关“死”的道理，孔子答说：“未知生，焉知死？”[⑥]表面看来，孔子对于“事鬼”和“生死”问题采取了一种避而不谈的回避态度，但事实上，孔子的话语中明显透露着一种重视人生的生死观念。《说文解字》上说：“人所归为鬼”，也就是说，所谓鬼，也就是人死后，灵魂的一种存在状态。那么，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事实上讨论的只是一个问题，即人的生与死的问题。从孔子的这两句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始终把“人”的“生”放在首位，孔子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生与死同为生命的一个整体，死不过是生命的一部份——生命的终结部份。因此，了解了生必定就可以了解死，同样，要透彻死，则必须先知道生。朱熹曾引用程颐的话说：“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也。”[⑦]由此来看，在儒家史上，不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还是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抑或是荀子的“内圣外王”观点，都无不透着对生的重视。

但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孔子就曾站在滔滔东去的大江边感叹生命，光阴似箭，时不再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的生命也就如同滔滔江流一般，一去不再复返。如何看待这转瞬即逝的“一生”和转眼即至的“死亡”呢？宋朝张横渠在他的《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也；没吾宁也。”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努力尽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也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既然生不由己，死亦是命，那么，人只能善用自己所能把握的生，活出自己的价值，因此，乐天知命便成了儒家的信条。在这一点上，儒家是明智的。

然而，毕竟“死生亦大矣”。死亡，对于禽兽来说都是一种痛苦，天地之际，那哀鸣的孤雁、独立的野鹤，不能说它们体会不到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何况是人呢？面对生命的短促与人追求永恒价值的矛盾，儒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抗拒。

儒家对于死亡的抗拒的方式，首先是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左传》上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实现道德圆成，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⑧]。儒家崇尚生命，热爱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便对死惟恐避之而不及，相反，当面临生死与仁义、生死与名节之间的重大抉择时，儒家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赴死。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⑨]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其后的荀子则更进一步发挥说：“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者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⑩]为什么“不可以生而可以死”呢？这正是儒家思想核心所不遗余力地坚持的思想及其政治原则——“仁义”的要求。立德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远在生命之上，当道德的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就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的这种“成仁”、“取义”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造就了历代一批批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而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赴汤蹈火所在不惜的仁人志士，为铸就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与爱国主义的灵魂起了积极作用[11]。文天祥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儒家这种“立德”精神的典型写照。次之，所谓“立功”指做出辉煌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孟子·离娄上》说：“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所谓“立言”指著书立说，即留下自己的思想给后人作为精神财富，这样也是有功，堪称不朽了[12]。

其次，子孙家族的嗣续也是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中表现得最为贴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没有能力或自己不尽结婚生子职务的，便是对父母祖上最大的不孝。因而，若一个妇女不能生育或没有生出男孩来，便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的卑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妻妾”制，正是出于对家族传续的需要，“母以子贵”也基于此。而相反地，“断子绝孙”便成了中国人最恶毒的咒语[13]。

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是“重生”而“安死”。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14]人的生与死是生命的两个端点，都是生命的部分，二者合为完整的生命。“善始”，要人看重现实的生活，珍重生命，善待生命，谨慎处世，不轻易论死。但死毕竟是不可避免的，生与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是不可违抗的天命，因而，对待死亡又要“善终”。荀子在《礼记上》上说：“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叛之心也。”因此，儒家要求要“慎终追远”。所谓慎终，指举丧要尽其礼，而所谓追远；则指祭祀父母要尽其诚。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5]这是作为子女应有的基本孝道[16]。面对死亡，中国人有着一整套复杂的丧葬和祭祀礼仪，而这些繁琐的礼节仪式所要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悲恸情怀，更重要的是要为人的“身后”作好妥当安排，也要为人的灵魂的归宿和以后的生活作好充分准备。

丧葬礼即儒家所谓的“慎终”，是指安葬、哀悼死者的一系列活动。人们采取丧葬礼仪的最终目的是即要使死者满意，也要让活人安宁[17]。整个丧葬礼仪，从人刚死之时的初丧礼仪到礼仪的高峰——墓葬礼仪，从证实人确已离去的“属纩礼”到使人“入土为安”的“下葬礼”，事实上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亡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尤其在丧葬礼仪中，从上古的陪葬到后的人殉，再到后来的饭含、覆面、摔盆等礼节直至延续至今的扎纸马、纸人，甚至纸汽车、纸电脑等和撒纸钱等一系列活动，无不饱含着希望人死后灵魂依然平安富贵的深切含义，同时也证明了生者对已亡者的一片孝心。

对于亡者、祖上的祭祀礼，即儒家所谓的“追远”。丧葬活动并不随着死者的埋葬而结束，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虔诚地祭祀死者亡灵的活动，它是人世社会在鬼域社会的一种折射。《太平广记》上说，鬼魂是不会忘记人间的，他们与活着的亲眷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死者的魂灵需要后辈的香火与供品的奉养；同时，生者又受到死者的监视与保护，一切的葬后祭祀礼仪正是肇因于此。

敬始、慎终、追远。儒家对于生死的观念有着一整套符合“仁”与“礼”的完整体系，重生而不贪生，讳死而不惧死。

二、“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道家自然生死观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主流之一，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派，道家和道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人心理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道家”和“道教”的区分是有必要的：道家是一个哲学性的学派；而从道家衍生出来的道教则是一个宗教性的教派。多数学者认为，老庄的道家是哲学性的，它与道教追求肉体长生不老这一核心目标有着本质的区别[18]。不过，二者毕竟同出一源，在观念和目标上又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因此，为了便宜起见，我们不防将二者的思想合称为“道学”。

传统上来说，老子理所当然地是道学的始祖。他是道家的始祖，道教的教主。据传，当老子做周朝宫廷守藏室的史官时，深为王室的衰微而沮丧，于是辞官西行，路经函谷关时，关令尹喜恳请他将自己的学说写下来，于是老子留下了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道德经》又称《老子》，是我国道家学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经典，道家即因此而得名。

与儒家注重政治教化与个人品格修养的“入世之学”相比，道家是“出世之学”，主要内容是宇宙人生，其作用偏重于个人，而且偏重于个人的精神层面。“道”是老子思想中的最高范畴，用以观察和认识客观世界，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宇宙本原，是有与无的统一，无为而无不为[19]。在老子看来，“道”包含着世界万物的道理，它没有形状，没有声音，没有实体，并且永恒不变。

道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庄周，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也同样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但庄子又进一步认为，“道”是无名无形、非无质的东西，它超越了认识的范围，是不可知的。

老庄的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清静无为、全性保身、达生知命、物我同一，乃至消极避世。在生死问题上，相对来说，儒家的重视生命并不是首要的，因为在其上还有一个仁义、道德的价值取向及符合理想道德的名节，而道家则不同，道家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且视功名礼仪是非如粪土。老子就认为，所谓仁、义、礼，都是道被破坏之后的产物，他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20]老子重道轻礼，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认为其有损道的完整性。道家把求得生存与保存生命视为第一要义，因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身处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先秦时期，天灾、人祸使人们大量夭亡或被杀戮。因此，如何全身保命便成了他们最关切的话题[21]。

老子认为，人生在世，处处都充满着危险，生命的存在随时都受到威胁，稍不注意便会堕入死地。他说：“出生入死，生之途十有三，死之途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22]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有可能达到长寿，而大多数人，无论是自然的或是人为的，都会由于种种原因提前夭亡。因而，相对于其它一切来说，生命便显得尤为贵重。老子说：“名与亲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一连串的提问，老子肯定了人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存在的重要，与之相比，无用的虚名与虚假的物质财富便算不得什么了。名誉地位，物质享受更显得微不足道。庄子更进一步发挥说：“至乐活身”，“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事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23]因此，庄子认为，为了追求外在的事物，无论是名还是利，都是不值得的。当楚王派使者带着重礼来找正在钓于濮水边的庄子，欲聘他为相时，庄子毅然回绝说：“吾将曳尾于涂中。”是啊，相对于生命来说，眼前的利与身后的名又有什么意义呢？

道家的“重生”观念首先表现为老庄的“全身保真”思想。在《老子》中有多处讲到“贵生轻利”，如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24]，“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25]都有轻物重生的意思。庄子进一步说：“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26]庄子认为，木材之所以被砍伐，正是由于它的有用，“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而那些自身“无所可用”的木材，倒可以免去被伐。由此来看，对别人的无用倒正是对自己的大用。因此庄子总结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枝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一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自己啊[27]！庄子最后将各种保全自己的方法归结为一个总的原则：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28]。

但这样还远远不够，这一切只是外在的因素，而若要做到延年益寿，自身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老子又提出了一套以养神为主的养生原则，老子十分强调：法天则地，天人合一，形神一体。人必须以天地及自然法则为准绳，而天地的根本法则是清静，所以养生的关键是“清静为天下正”，即养神。老子认为，养神的原则有三个，第一个是“致虚极，守静笃”，即以清静为本；其次要“少私寡欲”、“去甚，去奢，去泰”；第三要力争做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在尘世中保持内心平静超脱。庄子则进一步要人把一切的烦恼都加以模糊、淡化，甚至忘却，对于得失、毁誉，都“两相忘而化其道”[29]，并要努力使自己的精神舒畅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30]，“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31]。这样，人的心态必会获得安宁、充实与永恒地愉悦。庄子又把养形与养神结合起来，提出“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32]庄子相信，通过形神、内外的修养，必定可以使人长寿。

到了后来，老庄道家的全身养生思想被后期道家，尤其是东汉发展起来的道教推向了极端。虽然道教在形成之初派别众多，但追求长生几乎是道教诸派的共同理想，并逐渐从开始对老庄道家养生、长生思想的继承一直发展到了后来的成仙、升天说。

长生，首先必须以身体的健康为基础，只有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足够的资本去修养和修炼，否则便一切免谈。因此，祛病除灾，一开始就成了道教修炼的主要内容。而要祛病除灾，最主要、最直接的办法便是行医，所以有不少道士本身就是著名的医生或医药学家，对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葛洪的《抱朴子》一书，收录了很多对药物性质功能的记载，《时后备急方》便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部极有价值的医药学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是中国第一个记录天花病和提出可用免疫方法治疗狂犬病的人；陶景弘是南北朝时一位著名的炼丹家和医学家，他所著的《本草经集注》对我国的医药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孙思邈更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和炼丹家，他的《千金方》是中医药史上的经典著作，后人称他为“药王”[33]。

此外，为了保持健康，延年益寿，运动锻炼也是必要的方法之一。《庄子·刻意》上就曾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熊经鸟伸”就是学着熊、鸟的样子来锻炼身体，这似乎类似于后来华佗的“五禽戏”，想来应该是当时的一种“健身操”吧！《吕氏春秋》上认为，有病之后才吃药，这只是扬汤止沸，而只有加强锻炼，使精气流通，才是釜底抽薪、治本的办法，养生必须治本，这样病才不会发生。

然而，以上这些正如庄子所说的，“为寿而已矣”，不过使人达到正常的寿限而已，而这为道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自古王侯悲短寿”，生命是太短暂了，几十年的时间转眼即逝。因而，道家所要追求的是尽可能地长寿，甚至不死，于是人便开始寻求神仙的帮助，秦皇、汉武都做过类似的事，时至今日，在日本某地，还树立着秦始皇所派寻找神仙的徐福的纪念碑。可是神仙终究没有找到，反而留下历史上著名的“梵书坑儒”事件。秦皇汉武寻找海外神仙失败后，便没有人再去做这个梦了，但人们又不甘心，于是又开始了另一条长生之路：既然找不到神仙，那就只能靠自己了。怎样做呢？寻找不死药。起初的不死药是从普通药物发展而来的，主要是植物药，如灵芝等。古代服药的理论认为，人们服食某种药物，就是把药物的某种性质转到自己身上，那么问题又来了：所有植物药都是要死的，既然植物药自己没有不死的本性，又如何能使人不死呢？显然，要长生不死，必须服食那些自身能长生不死的药。于是人们想到了金和玉，金和玉都是长生的。可是，自然界的金是有毒的，不能直接服用，必须经过烧炼之后才能服用。由此便产生了炼金，即后来的炼丹运动。服丹的结果又如何呢？由于“食物中毒”，从唐太宗到唐宣宗，服丹而死者不计其数。事实证明，“金丹”不能带给人长生，相反，不少人却因此而夭亡。人们不得不去考虑：哪儿错了呢？于是又有人提出，炼丹并没有错，错的是炼丹的原料和方式。其实，“金丹”不必外求，一切都在自身，“铅汞原来在自身，自误何须怪他人。”因为人都是从元气成身，而一切万物也由元气所生，因此，一切外物，人身中皆已自备，只要修炼自身的元气就足够了。于是各种形式的气功便出现了。

纵观道教的整个长生史，也许会觉得荒谬可笑，不过，这也正是人性的真实表露。肉体长生的成仙信仰，出于对人生、人间的挚爱，植根于华夏民族挚爱人生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希求长期地、无限期地活于人间，饱享人世间的各种幸福当然是出于对人生、人间的肯定和眷恋。不过，道家对生命的极端重视，对保全生命、养生长生的种种理论与方法并不妨碍他们对死的问题的思索。

老子崇尚一种自然的人生态度，同样也主张以一种自然的平常心来对待生死，认为人不应该为了出生而欢天喜地，同样也不要因为死而呼天抢地。无拘无束地来，无牵无挂地去，不忘记自己的来源，也不追求自己的归宿，一切顺应自然。“死而不亡者寿”[34]，在老子看来，如果人生顺应自然，那么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庄子更认为，人的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与散的形式转化而已，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之气，从无生之形到有生之形的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转化的回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庄子·大宗师》中说：“死也，命也，其有夜昼之常，天也。”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35]既然生与死的大限是人所不可避免的，那么便只能顺应自然，因此才有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一种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

三、“根尘幻化，业不可逃”的佛教轮回生死观

相对于儒家的乐天知命和道家的顺应自然的生死观，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的生死观与二者大相径庭。在生死问题上，佛教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尤其在对于死亡的研究上，儒道两家思想虽然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但大体上都认为生是可贵的，而死却也并不可畏。佛教却认为，生与死是人生循环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二者都是苦，人所要追求的，是要摆脱生死的束缚，不再执著于生与死，超脱轮回，从而达到涅槃的极乐境界。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是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的儿子。他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比中国的老子、孔子要早一些。悉达多以当时自己对人生生老病死的所见所感为出发点，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提出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因此，佛教徒尊称他为“佛陀”，即觉悟者。

佛教在汉朝时传入中国内地，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通过依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矛盾冲突，最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中国本土化，终于在隋唐以后，为中国文化所吸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净土宗”中的净土法门和在中国兴起的“禅宗”，由于其教义的简便易行，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佛教的基本信仰，即在于说明人生是苦，这集中表现在佛陀提出并由后代佛教加以发挥的“四谛”说上。“谛”是真理的意思，所谓“四谛”即指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是痛苦，“集”是原因，“灭”是寂灭，“道”是途径方法。“四谛”说阐述了四种真理：人生的痛苦现象；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指明解脱人生痛苦的境界；以及解脱痛苦实现境界的途径。“四谛”说集中反映了佛教的人生观[36]。

佛教断定，人世间是一大苦难，人的一生即是苦。“苦谛”说明人生有着不可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和五受蕴等八种苦难，因此，可以说，人生皆苦，苦海无边。既然如此，那么死亡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佛家却又认为，人的死亡并不必然使之摆脱苦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达到真正的觉悟，死亡依然是不可摆脱的痛苦。在“集谛”中，佛教说明了造成人生苦难的根源，那就是人的欲爱，包括对淫乐、长生、权力、金钱的欲爱等等。欲爱有常，可世界的本质却是无常，因此，欲爱永远得不到满足，也不可能持久，由此便产生了一切痛苦，又因为有欲爱便会有行动（包括思想动机和实际行为），有行动便会造成一定的后果，即佛教所称的“业”，今生造业便结来世轮回之果，于是因果不断，生死轮回不已。由此，要想消灭苦，超脱生死轮回，关键便在于消灭欲爱，欲爱消灭了就不会造业，不造业就没有轮回果报，这样就会达到不生不灭绝对宁静的涅槃境界，即通常所说的“极乐世界”，这就是佛教所称的“灭谛”。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太难了，为了达到涅槃，人必须放弃一切的欲爱，但追求涅槃本身就是一种欲爱。“道谛”是佛教提出的达到涅槃的修炼方法，主要有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和正定。八正道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人控制调节自己的心念，不为外界一切所动。因为在佛教看来：境由心造、物由心造，外界的一切是否会在你心中掀起波澜、诱惑你神魂颠倒，归根到底是由你自己的心造就的，只要你能控制自己的心念，那么苦难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

总的来说，佛教认为，在人达到真正的觉悟之前，人的生与死一直是一个循环、轮回的过程：死后再生，生后再死，但还不仅仅是人的生与死的重复，在轮回的过程中，根据个人生前所造的“业”，来生也会有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等六种不同的情况，佛教又称之为“六道轮回”，这便是佛家常说的“因果报应”，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佛教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指一种超越生死轮回，进入永恒寂灭的精神状态。不过“涅槃”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因此，如何恰当地加以诠解：它究竟是一种彻底的断灭，还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喜乐的存在，佛教思想和佛教研究者们迄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37]。

从教义上来说，佛教并不强调生与死孰轻孰重，不过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佛教对于生还是更为重视的，因为很显然，无论是为了来世的幸福而强调今世的“善业”，还是为了达到涅槃境界所行的苦修，都无非是要求得生活的宁静与幸福，特别是融入中国儒道思想的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强调生活的体验与生命的活泼自在情趣，明显表现了热爱现实生活、珍惜生命的观念。比如，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对佛法的解释就是“平常心”，他说：“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后来成为禅宗大师的慧海在回答他人如何修道时也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眼”。后期禅宗临济宗总结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这种顺乎自然、随遇而安、自由自在而又充实地处置每一件事，并能通过直接的感觉去体悟日常生活中如此这般的情趣的态度，在禅宗看来就是把握了佛性，进入了涅槃真如的境地。同样，对于大自然，禅宗也抱有特殊的亲切感，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以禅宗要求人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进一步体悟佛法，去感受生命的内涵，在自然、坦然、多变而生动的生活中获得永恒[38]。

总的来看，中国佛教的思想内涵，虽然也讲“四谛八道”、“六道轮回”、“涅槃”，但这一切显然都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因为无论人世间的苦也好，觉悟后的“涅槃”也好，或者处于“三世”中的“六道轮回”也罢，都是在追求一种生活上的宁静与幸福，这生活即包括现世的，也包括来世的。因而，中国佛教便不只注重讲“生死”，“生活”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四、儒释道三家生死观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困惑

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即有不断的争斗，也有相互的融合，在中国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如《西游记》、《白蛇传》中，都很明显地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这种杂融。在此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中，三家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就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发展的历史。三家的生死观念更是深深地引导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也固定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思想模式。当今社会上广大普通百姓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繁琐的婚、丧、嫁、娶等诸多礼节和种种风俗习惯，便是这种影响的真切体现。比如，由于受到身体头发受之于父母不得毁伤和“完尸”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历来认为解剖尸体是极大的罪孼，因此，尸检率即使在大城市仍然很低，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也因此，死后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也是很难得的。再比如，由于受到“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即使有政府的高压政策，火葬仍然很难推行，中国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将亲人付之一炬这一不肖行为。或者即便迫不得已，将亡人火化，骨灰仍要举行隆重的土葬礼仪，场面花销比单单进行土葬远远要多，真是得不偿失；并且，从古至今，坟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如果一家的祖坟遭到侵占，就算再没有势力，他也会情急拼命的。因此，在中国的土地规划中，坟地便成了一项重要难题[39]。我们很难去评说中国的这种杂融思想的好与坏，毕竟它适应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也同时引导了中国人思想的发展。

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成就是物质的发展，而物质发展所引起的直接后果则是人类的堕落。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的精神文明却恰恰与此相反地每况愈下地变得越来越贫乏，尤其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于现实的生命不知有其价值，对于眼下的生活不知有其目的，因而常常感觉内心空虚，人生渺茫，恐惧而无所归处。“吃好、喝好，死了拉倒”成了人们生活的座右铭，很多人以追求刺激和满足情欲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空虚，从而维持自己的生活，最终只有懵懵懂懂地虚度一生，甚至过早地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社会风俗的低下、道德的败坏，显示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

西方基督教思想认为，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他的尊贵是因为他是上帝赋予的；中国古人也承认人生命的价值，《孝经·圣治》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也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40]宗密《原人论》说：“三才中惟人灵者，由于心神合也。”这些都是对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不过在这里，人的尊贵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价值是内在于人类本身的。简单说就是：正因为人是人，人类的生命才具有神圣性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因此，中国的儒、道、佛思想更注重的是现实的利益[41]。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享乐主义越来越突显出来，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突破也在不断升级。而相反地，人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却在不断地向下滑坡，以传统儒释道思想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礼仪之邦”随着西方科技的输入与发展，越来越变得“礼崩乐坏”，中国这个“央央大国”已走到了道德危机的边缘，而那些被称为蛮夷的“野蛮民族”相对于我们的“天朝上国”却要文明得多。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怎么了？神州怎么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

五、结论

贪生怕死，几乎是所有动物普遍共具的天性，从猪犬等被宰时的嚎叫挣扎，人们大概不难体味出它们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眷恋，即使低等到小爬虫，也有逃避死亡、保护自家身命的本能，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呢？

生死之迷的破解是基于人内心的需要和感情的信仰。儒、释、道三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它们对于生与死的界定从根本上诠释了他们对于大千世界的不同认识，也显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深层认识，为我们对生命的认知与参悟提供了可贵的帮助。在中国传统的生死观中，无论是儒家的“敬始、慎终、追远”的理性平安，还是道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自然之道，都表达了对待生与死的一种自然心态：“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生与死皆是人生问题的极限，所以最好还是看开一点，有情便是苦，无情方能悬解和自由。不过，究其深处，我们也不难看到在这种乐观思想背后所隐含着的对人生的悲观与无奈：人永远无法与造化之功抗衡。道教对长生追求的失败便是最好的证明。佛家的涅槃境界虽然可以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要摆脱世间生命这无期的生死流浪，简直是不可能的。“轮回”是一个美丽的令人眩晕的词，不死的灵魂可以因此而不断再生，但它却同时又意味着无法摆脱的无尽痛苦。

第二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何通过对一个女人的女阴的观察与验证来判断其好恶之品德，虽属荒谬之至，但也可反映古人对女人的道德评价。在评价一个好女人时，应具备下列条件。《玉房秘诀》指出：“欲御女须取少年，未生乳，多肌肉，丝发小眼，眼睛白黑分明者，面体濡滑，言语音声和调，其四肢百节之骨皆欲令没，肉多而骨不大者，其阴及腋下不欲令有毛，有毛当令细滑也。”《大清经》云：“黄帝曰：‘入相女人云何谓其事？’素女曰：‘入相女人，天性婉顺，气声濡行，丝发黑，弱肌细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凿孔欲高，阴上无毛，多精液者，年五五以上，三十以还，未生产者。交接之时，精液流漾，身体摇动，不能治定，汗流四浦，随人举止，男子者虽不行法，得此人由不为损。”至于所谓的“恶女”，《玉房秘诀》指出：“若恶女之相，蓬头面曾面，槌项结喉，麦齿雄声，大口高鼻，目精浑浊，口及颔有亮毛似鬓发者，骨节高大，黄发少肉，阴毛大而且强，又多逆生，与之交会，皆贼损人。”《大清经》云：“相女之法，当详察其阴及腋下毛，当令顺而濡泽，而反上逆，臂胫毛粗不滑泽者，此皆伤男，虽一合而当百也。”“女子阴男形，随月死生，阴雄之类，伤男尤剧，赤发面曾面，癯瘦固病无气，如此之人，无益于男也。”古人认为，蒙古人种的妇女一般说来比其他种族的妇女阴蒂发育得要小，他们讨厌大阴蒂。从《医心方》引文看来古代中国人认为有些女人的阴蒂随月圆而变大。因此，这时她们必与（另一）女子交合，否则会死。月渐缺时，阴蒂又恢复到原来的大小，这时，她们必与男子交合，否则不能活。因此这种人两周为女，两周为男，并且据说生性极端淫荡。当然，以上所述的房中术理论，视女性为性欲工具，所谓“好女”与“恶女”，只不过是男人挑选滋补男人元气的“药物”的参照。

明代房中书《素女妙论》第六节《大小长短篇》中，论述了女阴的不同位置。“帝问曰：女子玉门有上中下之异，何也？”素女答曰：“牝户之美，非在位而在用也。上中下者各有其异，要之顺利而用之耳。中者四时均宜，百势无防，以不偏为贵是也。上者宜冬，匡床绣被，男伏其上是也。下者宜夏，竹荫石榻，隔山取火是也。斯乃御女器使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阴毛在相术上和医药上具有所谓的特别功效。在生理学上，阴毛成三角形扩大近于脐部的，叫做男子型；阴毛向上呈水平线，向下直到大阴唇的，叫做女子型。这两种型，在中国文化中赋予细部同异研究后，变成了相术的主要项目之一。相术中说阴毛要“三七（二十一岁）之内生，太早，夭；太迟，淫”。阴毛颜色“宜黄宜软，主贵；硬，主贱，如乱草，主淫。”据说汉朝的吕后“阴毛长八尺，黄如金色而拳，名为‘金钱缠阴’，主极品，亦主淫。”除了“白发三千丈”的李白，一般人当然不可能有吕后这种“阴毛长八尺”的天赋，所以，一般说来，女人的阴毛主贵有三个条件：

一、黄毛——黄如金丝，贵而聪敏；

二、拳珠——曲卷如珠，英明过人；

三、柔细——柔细清润，贤淑温和。女性阴毛最“贵”的一种，叫“金钱吊芙蓉”。这种形状据说可旺夫益子。所谓金钱吊芙蓉是指阴毛稀稀疏疏的，只有阴户中间的一撮，而非大森林型的“乱草丛生”。阴毛细而卷曲的女性，假如阴毛呈菱形，表示她“热情如火”，精力旺盛。阴毛稀疏柔软的女性，多是外表窈窕瘦长，假如呈橄榄形，则是所谓的“金钱吊芙蓉”的类型。阴毛粗而硬又浓密的女人，阴户机能比普通女人的“成熟”，她动情时，阴户气味特别浓厚，床上较为主动。阴毛少而杂乱，而毛又粗的女人，性欲较旺盛，为淫荡之女。此外，古人最忌讳的是没有阴毛，没有阴毛的女阴叫“白虎”，也叫“不树”。这是不吉利的，这好像田中长不出禾稻一样。这些都是相术上的“妙论”。

此外，在中国古代医学中，对女阴的阴毛之用处，也有独特的“见解”。女阴的阴毛，一来可用于治“阴阳易病”，用法是在男人病后性交、睾丸肿了或缩入腹内时，“取妇人阴毛烧灰饮服”，饮服用水要用“洗阴水（洗了屄的水）”；二来可用于治“牛胀欲死”，用法是把“妇人阴毛，草裹与食”，牛一吃，立刻病就好了。如此等等，女阴阴毛之“妙处”可见一斑。

在人类历史中，阴毛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生物功用，但是有一个理论主张在人类尚未学会以衣物蔽体之前，阴毛可区分费洛蒙（pheromones，一种体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对其他人有特别的讯息）。这些讯息可能是种信号，例如女性已到了生育期。

阴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一种性的特征。阴毛不象头发那样可以长行很长，它的平均长度为4—8厘米，且其形状都呈弯曲状。阴毛的生长速度是，每天长0.2—0.3豪米，每月长5—8豪米，每年长6—10厘米，但实际上人的阴毛只有4—8厘米，10厘米以上的实属罕见。

一般情况下，人的阴毛总数为1000—3000根，七八个月到一年半之间全部更换一次，所以，人们每天要脱落5—10根阴毛，并长出新的阴毛。

相学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有千余年历史，其中对女性的阴毛似乎有一番“研究”，尤其是对女性阴毛的形状与其所谓淫贱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据相学专家指出，“正统”的阴毛生长形状，是顺而向下呈倒三角型,由小腹对下四个手指横排平放位置开始，直至女阴顶部为止，而毛发较浓密者会由两片阴唇呈八字须状一直向下绕至会阴部位。许多女性的阴毛仅由小腹对下部位伸延至阴部顶端为止，而两片阴唇上面很少有阴毛生长。在古代相学中，将女性的阴毛分为12种类型：

1、碗型。阴毛呈横生向上弯曲；

2、无毛型。阴毛寥寥可数，俗称为“白虎”；

3、葵扇型。阴毛象葵花分布；

4、碟型。阴毛呈横生到股关节；

5、正三角型。

6、箭嘴型。变相的倒三角形，多毛者生到肚脐；

7、稀毛心型。阴毛明显呈心型生长；

8、稀薄型。比无毛型稍稍多阴毛；

9、一字型。阴毛呈横生，生到髀罅；

10、倒三角型。阴毛象扇形分布；

11、菱型。阴毛向上生，有的甚至生至肚脐；

12、喷火型。阴毛象火山爆发形状生长。此外，古代相术还谈到了人种和阴毛的关系。古人认为，阴毛的颜色基本上同头发的颜色一样，金发女人的阴毛就呈金色，黑发女人的阴毛就为黑色，如此类推。通常黑人和白人的阴毛都为卷毛，而黄种人就为直毛。浓度方面，欧美人比较浓，而黄种人就比较疏。

以上所说的女性阴毛12种类型，是指女人直立时从前面所观看到的形状，古代相术还谈到了女性阴毛特殊的延续形态，即女人仰卧，分开大腿，从正常角度所观看到分布于女阴周围的四种形态：

1、箭嘴型；

2、剪刀型；

3、葵扇型；

4、蝴蝶型

日本学者须滕武雄博士在《从毛发看性格与爱情》一书中，对女性的阴毛与性格、爱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将女性的阴毛分为5种类型：

1、倒三角型。女性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倒三角型，它被称为女性的标准型，占女性总数的70%—80%。但是，即使都是倒三角形，其中也有阴毛面积大、面积小、毛厚、毛薄之分。从总体现象来说，阴毛较厚的女人一般性急、好胜、且喜欢出头露面。与此相反，阴毛较薄的的女人，习地善良、老实、内向、贤淑。

2、弦码型。这种阴毛类型的女人较为少见，其性格如男性般易躁、好胜、愿意领导他人，在性生活方面也由于其性欲较强而较为主动。

3、菱形型。这种阴毛类型的女人并不多见，其精力旺盛，头脑机敏，泼辣。4茶碗型。这种阴毛类型的女人极为罕见，其体格如男人般结实，意志坚强，头脑灵活，凡事计划性很强，勇气甚佳，但对性事淡薄。

5、无毛型。这种无毛型为女性所特有，这种无阴毛的症状，绝大多数不是后天的，而是先天的、遗传的。因为阴毛生长在特殊部位，所以这种类型的人也就没有必要为怕人看见而担心。无毛型的女性性情温和内向，不善交际，在家庭则为贤妻角色。

通过对女性阴毛变化的观察和研究，须滕武雄博士进一步指出，女性的阴毛经常发生变化。A、命运与阴毛的生长方式非常相象，阴毛往上长的命运则佳，阴毛往下长的则命运也不济。B、就阴毛的手感而言，“哎呀，真硬”。这种人脾气也倔，灵敏度较差。反之，阴毛较软的人性情温和，性感度强。C、阴毛的弯曲越多，其精神上的烦恼也多。D、爱得越深，阴毛也会长得越浓。（参阅：须藤武雄：《从毛发看性格与爱情》，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3—127页）

我们暂且不去考虑须滕武雄对女性阴毛的论说有多少科学依据，其牵强附会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对女性阴毛的护理，日本人认为，就象男人需要剃须修脸一样，女性也应该顾及阴毛的美容。不过，用剪刀剪毛，会剌激毛囊，令毛发生长更快，所以古时日本女人，特别是妓女，会用烧香去烧毛前端，轻轻一烧，毛就会立即着火缩短，再用毛巾清理完毕。据说古时候的日本澡堂里，都准备一种去毛石，女人洗澡的时候，就会顺便使用这种石头把阴道口附近的毛去除。

在古希腊有女性剃阴毛的习俗，这是女性对女阴的化妆术之一，他们称之为剃清“维纳斯之丘”（女性下体的三角丘部位）。当时，这种化妆术是和裸体习俗联在一起的，如果不裸体，这种化妆术当然毫无意义。古希腊的男人喜欢女人把隐秘部位的毛发拔掉或用微火烧除，喜剧作家柏拉图曾在作品中提到“用手拔出一束束的爱神木”（《雅典喜剧残篇》第一卷，第684页），而阿里斯托芬说，女人也使用油灯（除毛）（《吕西斯特拉忒》第827页）。此外，还有人使用热灰除毛。南方的妇女毛发生长快速，因此她们常常特意去除毛发为的是不至于遮蔽她们的隐秘部位。

第三篇：庄子生死观

论庄子生死观的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大部分是围绕生命意识开展的。本文试图从庄子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人格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庄子的生死观产生的原因，从庄子对生、对死和对生死关系方面得出他的生死观。并在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中汲取其积极的方面，发掘其现代意义。关键词：庄子 生死观 逍遥 现代意义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by Zhuang-zi’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Content abstract: In Zhuang-zi's philosophy of life, majority of revolve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era background, the cultural context, the personality factor three aspects to analyze the reason which Zhuang-zi's life and death view produces, to lives from Zhuang-zi, to dies with obtains his life and death view to the life and death relations aspect.And treats the life and death in Zhuang-zi in the manner to derive its positive aspect, excavates its modern significance.Key word: Zhuang-zi;the view of life ang death;xiaoyao;modern significance.庄子是战国中期人，生平穷困，性格清高孤傲，不屑于权贵地位。对于他的生平后世传之甚少，只能在一些著作中看到零星的叙述。庄子唯一传之后世的著作——《庄子》，现存三十三篇，作者并不全是庄子本人，有些可能出自其弟子或后人之手。根据历史典籍零星的记载来看，庄子是一个悠闲的隐者，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经过两千余年的洗涤，他恢弘辽阔的思想，透过《庄子》一书仍然闪烁着智慧。作为先秦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的人生哲学围绕生命意识而展开，形成了庄子独特的生死观。

一、庄子生死观产生的原因

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形成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庄子也不例外。庄子生死观的形成既有其个人因素，也有客观环境的烙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时代背景的影响

众所周知，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1]，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之间。这是一个社会剧变的时代，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诸侯之间战争频繁，给社会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当时的情形我们可以在庄子的作品中略窥一二“ 今世殊死者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彼窃钩者诸，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箧》）。从庄子生活环境上说，庄子的家乡宋国，“为殷微子封地，是一个腐朽的领主制国家。庄子大半生所处于宋王偃时期，宋王偃是有名的暴君，荒淫无道，残杀成性，他对外与齐、楚、魏三国为敌，对内沉迷酒色，不纳忠言„„最后激起公愤，被齐国联合魏、楚攻亡”[2]。在这样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王侯之家尚且不能自保，更何况处于社会底层的庄子呢？这样的时代背景对庄子生死观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2.文化背景的影响

庄子生死观的形成离不开其生活时期的文化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各地纷争，挟天子以令诸侯，周王室地位下降。作为当时最高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周礼濒临崩溃，制度和道德准则的动摇，使人们的行为失去了准则和约束。人们的一切观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都在冲突中变革。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士人阶层异军突起。积极地活跃于政治领域，往来游说各诸侯国君，各思想流派针对时弊，激扬文字，提出不同的时政解决方案，以求找到解决时弊的济世大道。儒家、墨家、道家，百家争鸣，成就了当时的多元文化。“宗教和道德精神枷锁的打开，形成了战国士人开放、自由的心灵世界，造就了一批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文化巨人，士人思想意识的独立和分化为庄子的批判与超越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学术沃土”[3]。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也给庄子入世思想的形成创造了空间。

其次，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及土地私有制普遍，士的阶层发生了分化，隐士也随之较多的出现。他们大多出身为没落贵族，思想和一般庶人不同。他们对社会现状比庶人有更深刻、更直观的认识，并且主张自食其力，远离政权，独善其身。“ 隐士思想和行为孕育了道家学派,乃是道家风骨得以形成和滋长的主要社会根基”[3]P62。老子也是一位隐者,正如《史记》所说“老子，隐君子也”。庄子思想体系大部分继承老子，所以隐士思想对庄子思想对庄子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再次，庄子大半生都在蒙地，蒙地，为“今河南商丘东北”[4]，蒙为宋国领土，宋亡后归于楚，是中原文化圈和楚文化圈的重叠之地。楚文化中更多的保留一些对死亡的本能感受。因为明了这种感受，死亡对庄子来说已经褪去了恐惧和神秘。“庄子的哲学思想是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以丰富的楚文化为背景孕育而成的” [5]。3.个人因素

庄子哲学虽然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却并不是突兀的臆造，而是思想文化发展之流孕育的产儿。当然，这也离不开庄子本人的创造性思维。纵观庄子一生，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只出任过“漆园吏”——低微的漆树管理员。据《庄子·列御寇》记载，庄子家贫，有时甚至到了举贷为生的地步。庄子向往自然，顺应自然，反对人为。但对命运的顺从，对“德”的过高期许，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他无比厌恶。庄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其民愚可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得，猖狂妄行，乃蹈平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藏。”（《庄子·山木》）。在现实社会面前这样的理想势必会有巨大的失落，这就导致了庄子的悲态人格。（悲态人格是指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的对立，面对人不能把握的东西，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柔顺性的人格[6]）。把庄子的生平植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庄子的出世、无为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促使庄子不同于儒家“未知生，焉知死” 的逃避态度，他摆脱了死亡的桎梏，用精神遨游，以求达到无界限的空间。

二、庄子的生死观

（一）对生的态度

1.痛惜生命而不厌生

在上文中也提到了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状况，庄子也曾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可是在战争频繁的年代，此种主张不被诸侯国君接受。庄子借用颜回和孔子之间的一个对话来说说明这个事实。颜回听说卫国国君行为专断，大肆用兵，以至于卫国的死人积满了山泽，多得像干草一样。于是颜回打算到卫国去，用仁义感化卫国国君。孔子劝他：“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暴人之前者，是以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之”（《庄子·人间世》）。古时候的至人,先求得自身的安定,然后才求立人.如果硬要以仁义规范的言论陈述于“暴人”面前时,恐怕就要被害了。颜回这种尴尬的境地未尝不是庄子的写照，于是庄子借子桑感叹：我的父母生我养我，当然不希望我贫困；天地无偏无私，也不会故意让我潦倒。那么，为什么我会贫苦交加，潦倒到如此地步呢？通过探求导致此种境地的原因，子桑发出感慨：“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在这种情况下也暴露了庄子无可奈何的心境。

庄子希望超越，希望逍遥处世，在庄子的世界里，现实中的人是不自由的，无时无刻都处在羁绊之中。他提出活着有“物累”、“有待”，借用骷髅之口列举人生之中种种不自由：“贪生失理”、“亡国之事，斧钺之诛”、“不善之行，愧遗父母之丑”、“冻馁之患”、“将子之春秋”（《庄子·至乐》），这些负担，每一种都是人不希望负担的。除此之外，生命还要处于文明的异化的困顿之中。“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也。”（《庄子·天运》）对此，庄子发出了悲叹“一受其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能止，不亦悲乎！”人啊，终身劳苦不休却不见有所成就，疲惫困苦却不知道归宿，岂不是很可哀？活着要经历这么多不可预知的累，可见人生是一段多么无趣的过程。

《庄子·至乐》中，庄子编撰了一个骷髅的故事，他要给骷髅恢复形体，还它骨肉肌肤，把它送回亲友父母身边，按说骷髅应该感激涕零，没想到它很不高兴地说：“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在庄子眼中，活着就是经历“人间之劳”。他对生死的态度搜是顺其自然，一切接受命在冥冥之中的安排，否定了人的努力和奋斗，他只承认成事在天，缩小甚至忽略了谋事在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只会看到生命中的失败和痛苦。而且，“对人而言，生没有属于自己的本质。”[7]所以，庄子只是由对生命的失望而痛惜生命。如果庄子是厌生得,在《庄子》一书中何来养生之说？庄子只是消极的顺应自然，顺应外物，并不主张放弃生命。所以本文认为，王建疆在《超越生命美学和生命美学史》一文中提出的庄子厌生观是不符合庄子原意的。正如作者所引用的“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芄溃痈”（《大宗师》），正是庄子对生还有热爱，才能对生有爱之深恨之切的痛惜。生是无可奈何的过程，既然无法改变活着时的状况，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死后的世界。这是一个无奈的举动，并不是庄子自觉自发的倾向死亡。

如果以庄子在其著作中寓言来证实，在《至乐》中，滑介叔左臂上长出一个瘤子，支离叔问他是否厌恶，滑介叔说道：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不论生命怎样变化，都如昼夜交替一样，我为何要厌恶它哪？庄子看重的并不是生或死的过程，而是注重内心的超越。超越生死，才能视生死为无物，既为无物还有什么值得厌恶的。

2.养生

庄子说生是苦的并不戗生，相反的，养生是庄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养生主》开篇即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已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怠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生，可以尽年。“缘督以为经”即因顺自然之道。庄子提出的养生便是随顺自然。在庄子的精神世界里，生死、善恶是没有分别的，圣人不存于世，社会没有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不论在何种立场上评价生死存亡都会偏离了自我。就像在有限的生命去追随无涯的“知”，只会让生命更加疲困不堪，惟有随顺自然，万物齐一才是保全自我的大道。关于养生，庄子借助了一些小故事来说明：(1)《庄子》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庖丁给文惠君宰牛，进出刀均合于音节，达到超凡脱俗的地步。庖丁说出他的技巧：“方今之时，臣以神遇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彼节者有间，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庄子·养生主》）用心神去接触牛而不用眼睛去看，感觉器官停止作用而只凭心神得运行。依据牛体得自然纹理，顺着它得固有结构用没有厚度的刀子进入有空隙得骨骼，可以穿梭自如。见到难以下刀的地方，就小心谨慎，行动迟缓。这些莫不是庄子在养生上得心得。在生命成长得过程中，总有无可奈何的时候，遇见这些事情“以神遇不以目视”。联系庄子的生活环境，战争频繁，生活困顿，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这在庖丁看来是“难以下刀的地方”。此时处世，不得不小心谨慎，虽然外化，随顺自然，但内心还是要有所坚持保留自己的本真。

(2)孔子在楚国看到一个驼背人在捕蝉，他的动作如同在地上拾取一般，孔子问其技巧，驼背人回答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庄子·达生》）避免与外界产生矛盾、冲突，心智专一，才会得到生命的自在。人的生命由形和神组成，在这两者之间神是生命的本源，养生即是养神。神全者，才是圣人之道。养生便是要虚静恬淡，去除一切欲望的干扰，如同捕蝉人那样，天地之大，万物之多，眼中，心中只有那小小的一只蝉，如此才可守住人的本真。无欲无念，忘却生死，顺应自然，进入虚静的世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保养精神的最佳途径是“纯粹而不混乱，专一而不变化，淡泊而无所作为，行动时顺应自然。” [8]

庄子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政治主张得不到重用，既然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在精神上主张超脱。借精神的自由达到生命的超脱。

（二）对死的态度 1.视死如归

在庄子眼中，活着是一个不断接受外物侵害，不断被外物所累的过程，死才是人的最终归宿。关于反映庄子乐死的话在《庄子》一书中有不少记载，譬如：

“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日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劳，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

这些话道出了庄子对死的从容、安泰和长久，死在他的眼中不是恐怖的，而是脱离了活着时的一切烦恼，以死为归，以死为息。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从人一出生就是向死而生的，相对于生来说，死更长久。从时间的对比上，人之生倒成了死的一个插曲，生的虚幻反映了死的真实。由此来说，死才是人的本然状态。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庄子托梦化蝶，悠然自得，心意愉悦。飘然醒来，不知庄周是蝴蝶，抑或蝴蝶是庄周。庄周与蝶就像生与死，置身其中就不知谁是谁非了。假如不是我们从生的立场看待死亡，从死的立场看待生，难道生和死真的有分别吗？

死为息，死为归，那么人回归本然状态就无须悲痛哀号，应该庆幸才对。在《养生主》一篇中，秦失吊老聃“三号而出”，老子的弟子对此行为提出了疑问，秦失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对老聃的生死只是用平常心对待。《至乐》中，庄子妻死，他坐在地上，鼓盆而歌。惠子为此责备他不通情理，庄子认为人的本初原本没有生命、没有形体、没有气，“今又变而之死，时相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处于巨室，而我曒曒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人的死是回归了本然，是乐事，怎能哭泣呢？

刁生虎和顾玉文在《庄子的生存哲学》和《试论庄子生死观的三个层面》都提到了庄子乐死。虽然可以在《庄子》原文中看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至乐》）这样的句子，更多的情况是相较于生之苦，庄子把死看作一种解脱，以死为归，以死为息。《庄子》中列举人生种种之苦，都是相对于死的解脱来说的。庄子的思想中充满了相对主义的观点，相较于生时的负担，死亡的确可以放下所有生时不能面对的负担。他认为的死之乐是相对于生之苦的，生死两相比较，庄子以死为乐，但并不是乐死。不同的是前者注重的是态度，后者是心态。2.尽年

庄子乐死，他并不因此而提倡早死或自杀，他主张顺应自然，生死尽年。儒家提倡舍生取义，舍生取仁，庄子对此时反对的。名利和仁义都是外物之累，是有损人清明的绊脚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宝贵过生命。伯夷死名于首阳山之下，盗趾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趾之非乎？”（《庄子•骈拇》）按照世俗的标准，为仁义舍生是君子，为货财舍生的就是小人。如果从残害生命的角度来看，盗趾和伯夷是没有分别的。“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身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生和死是命赋予的，理应由命来决定何时终结，所以生随命，死也要随命，是谓“尽年”。“庄子是从一切世俗的拘束里解脱出来，求得生死一致的观念，并得到不生不死的境界。庄子对生死的观念，即是尽年二字。”

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无惊无澜的活下去简直是妄想。但庄子尽年的意义绝不是庸俗的活着，而在于保持精神的自由逍遥，“秉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利益所驱使，恬静、安宁乃至达到不生不死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单是指人，也针对于处在大道中的万物。顺其自然，合于大道，才是对生命的尊重。尽可以解释为“用尽，全部用出或极力完成”[10]尽年便是全其性命,用尽生命的精力，以尽天年。“所谓尽年者，尽其自然之年。任其自然，不贪生，所以不求长生；不祈死，所以不自残其生。”[9]P16尽年的本意即是全其生，保留生命的长度。不为名利欲望以及外界的侵害轻易放弃生命。从这方面讲，庄子是爱护生命，珍惜生命的。

（三）对生死关系的态度 1.生死一体

《知北游》中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以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也”。人作为自然万物中的普通一种，是始终处于无始无终的变化之中，生命来源于气，道通过气化生万物。除此之外，在《至乐》篇中指出，“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变而之死„„是相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道—气—形—生—死这才是生命进化的一个过程，作为无形无在，无始无终的“气”，产生生命，失去生命都不过是“气”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不同的是，生是气的聚合，死是气的离散。在本质上，生和死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生死气化的基础上，把“道”作为世间最高原理，庄子提出“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消解生与死的两极对立。

2.生死安命

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借用子桑这则寓言指出，人的生老病死，富贵穷达，以及这人生的种种际遇，其实都是“命”的制约。这种“命”独立于人的世界，无法改变，在它面前，人的力量简直是微不足道，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庄子•德充符》）命就像日月运行，它自然而然的产生，没有可遵循的规律，人类对此只能无可奈何。既然始无可奈何，不如顺从命，遵循自然的规律。能安命，便能明了得失存亡皆由命。

既然“命”作为必然性，意味着人生的际遇是定然如此而又不可能改变的，既

[9]无力抵抗又无法逃避的，个人所作的只能是改变对命运的态度，安于现实，以泰然自若的态度来听任命运的安排：“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这样思想上有了一种自觉，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处于何种环境，内心就不会受到伤害，自己的心境就会始终处在“其寝不梦，其觉不扰，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大宗师》）“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庄子•田子方》）的安宁、恬静的状态，从而也在精神上体会到一种自由的满足，对生死抱有平常的心态，生而不悦，死而不祸。3.生死皆坦然

在对生死观超然的态度中，最经典的莫过于《庄子•列御寇》中所载：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赉送。吾葬岂不备邪？”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在死亡降临自我身上时，庄子毫不畏惧，死在他眼里不是生命过程的最终站点，“它的完成，是一个顶点、一个高潮、一个高峰，从那里，生命的波浪回到了它原始的源头。”[11]是自然法则所决定的自然现象。庄子对死亡的冷眼旁观，领悟到生死不同寻常的意义，人本就是从自然中而来，现在应该无任何负载的归于自然。所以庄子笔下创造了一系列“至人”、“神人”、“真人”，他们无待无累，不知悦生，不知恶死，超越生死。这不仅是庄子的理想，也反映了庄子对生死的坦然和超越。

正如于丹所说，生与死是人生起始的两个端点，只有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才能正确的面对死亡。[12]

三、庄子生死观的现代意义

对待生死，庄子始终以超然的心态面对，不贪生，不惧死，清醒的认知。当然庄子的生死观也有其消极作用。对于现代社会，我们更重要的是借鉴他“破除自我中心，使人从固步自封、自我局限的狭隘心境中透脱出来”[13]。用不流于世俗的眼光看待生死。

（一）以平和心态对待生死

庄子的心很大，能装得下宇宙万物；庄子的心也很小，他能看见尘埃里开出的花，他的世界里排除了世俗的烦扰，只用空明虚静的心态看人世变迁，如同庄周梦中的蝴蝶一样，与其纠结不清，不如跳出生死之外，用“无我”的准则行事，以平和的心态向生，豁达地面对生死、得失和祸福。

死是被人忌讳的，人们恐惧死亡，甚至认为谈及与死有关的话题也是不吉利的。在我国，古代把死按等级叫“崩”、“薨”、“卒”等等，现代死的讳语有“逝世、去世、辞世、故去、作古、永别、不治、离开、长眠、仙逝、驾鹤西去、撒手人寰......阴阳家说归西就木、星殒；佛家说溘逝、坐化、涅槃” [14] 等等，可见，从古到今，对死的抵触是一样的。但是，事物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生老病死是人的常态，无法避免，何必太执着于不能改变的东西？不如“无情”。惠子曾问庄子，人既然被称为人，怎么可能无情。庄子回答你说的无情和我说的无情时不一样的，我所说的无情是不以自身的好恶伤害身心，随顺自然忘却行为的动机。不必太执着于避死向生。人在选择的时候，总是不断的挣扎或是执着于某一选择，这样就有可能造成双重伤害。在《刻意》中，庄子提出，悲哀和快乐是违背了天赋；喜悦和愤怒时偏离了大道；爱好与厌恶时迷失了人心。所以，心中无忧无乐是天赋的最高表现；无所寄托是空虚的最高表现；不与外物交接，是淡泊的最高表现；无所违逆是纯粹的最高表现。所有的例证都是放下“情”的执着，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世事。与其“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

放下过度的执着，没有什么可以困扰我们的心。相反的“你恐惧影子像蛇，怕被它吞噬，于是疯狂逃跑，但无论你逃到哪里影子都跟定你，于是胆小的人被自己吓疯了„„死亡就是影子，生命就是阳光，你只需要热爱眼光，淡化影子的位置，就可以青春永驻。”[15]漫步人生路，用一份平和的人生态度，拥有一个虚怀若谷的心胸，还有什么生死得失是让我们耿耿于怀的呢？

（二）心斋正真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心斋是心的斋戒，排除杂念和欲望的精神修养过程，通过心斋达到的虚空、澄静、纯净旷达的心境。也只有虚怀若谷才能容纳万物。

1.去除物役

人生最大的苦恼，不在于自己拥有的太少，而在于向往的太多。“人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手握空拳地离去。人的一生不可能长久地拥有什么，一个人获得生命后，先是童年，接着是青年，壮年，老年。然后这一切又都在不断地失去，在你得到什么的同时，你其实也在失去”[16]庄子用脱离尘世的眼光看待生死，生命就被提升为一种逍遥、无待的精神境界，而生命也因此有了超越。反之，如果以生观生，闪避死亡，畏惧死亡，那将会消除或减弱个体生命的生存意志与独立人格，从而一生都背负着死亡的压迫，再加上各种外物的侵扰，憎恶、愤怒、哀乐、取舍、智虑等等人的一生就是处处受制的时间经历，但庄子追求的是生命自由的逍遥境界。人被生存的环境所敝，为知见所囿，形成锁闭的心灵。人是现实中的人，超脱不了所处的社会，只能提升精神的高度，看轻社会中的贵贱、富贫、荣辱、是非、名利、得失与生死。

“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庄子·至乐》）。所用的技巧是一样的，但内心的倾向却是截然不通的，这是由于注重外物的缘故。太注重外物的，内心自然笨拙。庄子称妨碍内心空明的外物为“累”，累太多，人生的负担也随之增多，损害了人内心的清明。“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庄子·大宗师》）。“这种忘形、忘利、忘心的“坐忘”状态已经进入主体虚静之美的最深层面，时一种更加彻底的无所牵挂的绝对精神自由。”[17] 2.保持“真我”

人最大的认知问题不是认清别人而是认知自己，在面对外来诱惑时，往往对自己会产生怀疑，导致随波逐流将真我埋没。纵观《庄子》全文，不断提及“至人”、“神人”、“圣人”、“真人”，他们“无己”、“无功”、“无名”、“无待”。可以“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庄子·大宗师》）。“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生死无变于己。”（《庄子·齐物论》）。这类人超脱物欲，生命纯真，可以不生不死，这种境界是庄子的理想境界。人之为人不能没有欲望，一定的物欲也是维持人的生命的保证，庄子并非否定人的合理欲望。但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盲目地追求物欲，过分的强调物质，这就破坏了心与身的协调，导致生命背负许多额外的负担，这样是不可取的。这样，非但无益于生命，反而会残生害性，人的欲望可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也给社会和人类自身带来灾难。“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身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庄子•骈拇》）。因此，在俗世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真我，不累于外物。

2004感动中国人物徐本禹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去贵州某贫困山区支教，那儿条件简陋的超乎人的想象，徐本禹却觉得他很富有。[18]本文无意于为徐本禹树碑立传，只想说明纯净的心灵感知，无欲无求的人生态度，自是别有一番心境。当然，现实生活中的人虽然无法完全达到庄子所说的大道，但可以剔出其合理部分指导我们的生活，以心灵宁静为前提，排除各种干扰，保留人性的本真。在纷乱中保持宁静，消除生老存亡成毁的杂念，“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真我存在于心，乱世中才有所坚持，不至于随波逐流。

（三）顺应自然

人的生是秉道而生，死是秉道而亡，人的身体是“天地变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人的生并没有得到什么，人的死也没有失去什运行，是自然而然的么，所以人的生死要顺应自然，不必和自然的力量相抗衡。生和死都是天命的事情，既然不可避免，就不必改变，不如顺应天命。顺应“道”的运行。

《大宗师》中记载，子與生病，子祀前往问候，没想到看到子與弯腰驼背，五脏血管朝上，面颊隐藏在肚脐之下，肩膀高于头顶，发髻指向天空，简直非人非怪的模样。子與却“其心闲而无事”，赞叹“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不仅如此，还说到，造物者假使把我的左臂变成鸡，我就以之司夜报晨；假使把我的右臂变成弹丸，我就以之打可以烤吃的小鸟；假使把我的尸骨变成车轮，把我的精神化为马，我就乘着它行走，哪里还用着更换别的马车呢？人的获得是适时，人的失去是顺应。能安心适时而且顺应变化的人，哀乐情绪就不能侵入他的心中。那种不能自己解脱，强制改变的人就会被事物束缚住。万物都不能胜过天道，庄子强调的是安于天命，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所谓的天命，我们只是要学习庄子顺自然随变化，摈除哀伤，让精神得到解脱，获得一种自然和满足。面对喧嚣的尘世，熙熙攘攘的人寰，“入其俗，从其俗”，外化但保持内心的坚定。

鲁侯得到一只海鸟，视若珍宝，把它迎接到太庙给予高规格的待遇。海鸟不吃不喝三日后死去。这是为什么哪？庄子进行了解答：“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庄子·至乐》）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惠施和鲁侯一样，只用自己想当然的想法思考，忽略了事物的本性。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有我们不能抗拒的名利欲望影响我们的内心，这时唯有清醒的认知自己，保持静明的心，顺应自然，不强求，不刻意，不给生命额外的负担。哪有完全无用的东西，哪有一无是处的人？不自满，不自卑，给生命一个高度，清醒地认知自己，总有一个地方适合自己。

现代人讲究养生，花样百出，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延长生命的渴望，但是养生有度，如果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忘记认知自己的需求，恐怕后果和倏忽为混沌开凿七窍的后果一样。“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庄子·应帝王》）不妨作为行事的准则。

（四）珍视生命

人的生命是在时间中短暂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死亡不可避免已经是人的一种悲哀，庄子已经对此发出了悲叹，而生如白驹过隙，既然生命如此短暂，更加要珍惜生。珍惜生并了解生命的真谛。不必把自己太过纠缠于外物，不过分眷恋生，不轻言死。生和死是自然赋予人的形体，名、利、权、势等都是依附于人的形体才存在的东西，为这些外在的“累”损伤生命甚至放弃生命，岂不是弃本逐末吗？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企业生存、个人的成功都会在竞争中接受考验。为了增强竞争力，为了外在的欲望，每个人都力求自己是最出色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高强度、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使人们的精神终日处于精神高度紧张和疲劳之中，这就很容易造成沉重的思想负担和心理障碍，面对竞争压力大，感情不如意等等，心理不堪负荷，甚至一小部分人轻易放弃了生命。“生命是道德的体现，是道的载体。人应该体道而行。庄子面对苦难的世界，既不苟全性命，也不求长生不老，他以形而上的方式关注人的生命，让人的生命顺应道的规律自然运行，或生或死”[19]让道留驻于身体中，让精神守护着形体，保持身体的宁静。不劳累你的形体，不摇荡你的精神，始终持守着自然的中道。“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珍惜生命，爱惜精神，明了活着是一种责任以尽人之天年。

庄子的生死观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不可避免地包含无法超越时代以及生存环境的局限性。例如，他在礼崩乐坏、战乱纷争的年代主张把人的生命放入主宰无穷的“道”中，通过提升人的修养来建构理想的乐园，而不是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只能构建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因此，“庄子思想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热爱并且眷恋凡尘生活，从思想旨趣上说，并非愿意出世；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与污浊的现实妥协，而宁可避世。这样，庄子哲学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着一种矛盾甚至彷徨的状态，这种状态始终 无法克服。”[20]因此，在对庄子的生死观上，我们应有取舍，有选择的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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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华民族生死观

第一节 中土生死观概观

和世界各民族的先祖一样，华夏民族的远祖，从有遗迹可考的一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开始，便有了死而不亡的观念和相应的葬礼。到氏族公社制时期，形成了崇拜祭祀英雄祖先魂神的制度和“家为巫史”的风俗。奴隶制产生后，鬼神观念进一步清晰，由人为宗教规范化被统治者利用作统御人民的工具。《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谓殷商统治者把率领民众敬事鬼神置于礼治(伦理教化)之先。人死为鬼神，是当时社会人士无容置疑的一致观念。鬼，据《尔雅》解释，是“归”即回老家的意思，意谓入死后灵魂的归宿。英雄人物和统治者的鬼，被称为“神”、“神明”，意谓有不可见而奇妙难测的作用。《礼记·郊特生》曰：“气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左传》昭公二十年记郑子产之言曰：“用物精者，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说神、神明是精气强盛的人的鬼魂，一般人死后为鬼。或说神为阳，鬼后阴。鬼神的住处，或说“魂气归于天”，或说鬼住地下、冢墓中，人死为鬼神的观念及建筑于此种观念的祭祖习俗，长期以来基本上被华夏社会的全体成员所接受，至今在农村尚普遍遗存。这种人死为鬼神的观念，成为佛教轮回说被中土人士广泛接受的基础。

从西周开始，随生产和文化的发达，形成了以人为本、鬼神为次的思想和制度。《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统治者改变了殷商首重敬事鬼神的制度，将伦理教化及调节人际关系的“礼制”等人事置于首位，将华夏人士的思路导向现实生活的人事，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和政治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形态。至人智大开、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同一时期印度思想界诸家多以个人解脱的宗教性追求为旨不同，中国的诸子百家，虽然也还承袭自古相传的鬼神观念和祭祀制度，但对此类问题多存而不论，对人死后生前的问题无多考虑，其思考的着眼点，都在于现实社会的政治和伦理教化，及以政治、伦理教化、个人修养为一体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儒家持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生死观，眼光不出政道人伦圈子。道家哲学思考的落脚点也不离现实人事，持自然主义的生死观。先秦诸子中对鬼神问题最为重视的墨子，虽然撰有《明鬼》篇论述鬼神无处不有，提倡“尊天事鬼”，但其出发点，也和儒家、道家一样，仍在政治和伦理教化，其提倡事鬼，旨在利用鬼神在冥冥中鉴察人善恶而行奖罚的民间信仰，有效地进行社会教化，督促人们自觉按社会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不出所谓“以神道设教”的立场。

到了汉代，随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及沿“近人”的路子思考的深入，伦理现世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儒、道两家打出“贵生”(《孝经》)、“重生”(《太平经》)的旗号，成为逐渐形成中的汉民族人生观、生死观的标帜。贵生重生，肯定、挚爱人生，思考范围、价值取向只着眼于现实人生的世俗生活，成为汉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另一方面，儒、道等诸家的哲学思考，形成了天人合一、辩证取象，以道、太极、元气、阴阳、五行、八卦为结构的模式，成为诸家共同的哲学框架。当理性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和天人合一、辩证取象的哲学模式结合，思考生死、身心问题时，从中土的知识阶层中，便产生出一种主张人死神灭的无神论思潮，这股思潮涌流不绝，渐趋澎湃，在佛教输入后，遂将其批判的矛头对准佛家的轮回、因果报应说，成为佛教在华弘传的强劲阻力。就人死神灭与否的问题，佛教徒与无神论者展开过多次论战，将中土人士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化。汉民族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使在中土流传的一切思想都不得不受其制约，使儒学始终以政治伦理为中心，使道教以长生不死为信仰，使佛教主流禅宗以顿悟成佛，当念解脱，获得一种洒脱、超然的生活艺术为特质。

佛教入华后，中土思想界基本上为儒、佛、道(合道教与道家)三家鼎立的格局，维持近二千年之久。三家的生死观，免不了在互相吸收融摄、互相排斥斗争中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观，大抵出入、依违于三家之间，接受佛家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者固然不少，但以儒家、道家思想为本者居多，不少思想家持理性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生死观，虽然也免不了吸收佛家哲学观、心性论等思想因素，却多排拒、反驳佛家的生死轮回说。道教则对佛家生死观多所吸收，用以组织、改造自家的教义体系，然尚有其独具特色的生死观。自远古以来的鬼神观念、祖先祟拜，则以民间为基地而流传不断，并与渗入民间的佛家、道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鬼神之说杂糅为一，通过家教、民俗、寺庙、传说、文艺等多条信息渠道，默默地储入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电脑。

第二节 儒家的功利主义生死观

源出周朝专司礼制(宗法等级制度仪礼)的“司徒”之儒家，独得周期“尊孔”、“近人”道统的正脉嫡传。生当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周末乱世的儒家“先师至圣”孔老夫子，一生以“克已复礼”——教化已不守旧制的世人克制自己、回归周期礼制，为自己的使命。孔老夫子对周期礼制向往至极，衷心赞叹：“郁郁乎文哉！吾宗周。”(《论语》)，以梦见周期开国元勋、礼制奠基者周公为最大的幸福。他老人家一生唯以天下大事、万世功业为念，孜孜奔走列国，授徒编书，人生态度可谓积极至极，树立了儒家阳刚进取的人生态度的身教典范。对于人事以外的玄学问题、生死灵魂之秘奥，没有多少论述，当然，这种不论述是一种经过理性审视的理性实用主义，与释迦之不回答“十四无记”问题有某种可相比较之点。孔夫子对生死问题、鬼神的理性实用主义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窥谓人应把心思用于实实在在的人生问题上，不应过多考虑那些人智不可能解决的死后去向、鬼神问题。孔夫子拒绝谈论怪、力、乱、神等神秘现象，对“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但对周朝传统的事鬼敬神之制，还是俨然维护的，教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当作鬼神就在面前，恭恭敬敬依古制民俗祭祀鬼神，不可马虎，只不过遵依周朗的原则，对鬼神“敬而远之”，耻于堕入那种鬼里鬼气的巫觋之流，孔夫子读不释手的，是《周易》，这是依神明而行卜筮以占验吉凶之书。看来，孔子绝非无鬼论、无神论、人死断灭论者，不过他不想当、也称不上鬼神问题的专家。

富阳刚之气的儒家，面对人不可能回避的死亡威胁，当然也会有所抗拒，其抗拒的方式，首先是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汉人荀爽说：“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徐干《中论》)。基本表达了儒家创造不朽以抵抗死亡的方式。叔孙豹所说三不朽中，第一等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实现道德圆成，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这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在生命之上，当道德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弃低等的肉体生命，获取至高的道德“仁义”之成就。孔子还有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以道义和真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中华民族的一代代优秀儿女、民族精英，为道义、真理、民众利益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表现出“与天地并存、日月并明”的祟高精神，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是这种精神的典型写照。

叔孙豹所言次一等的不朽立功，指做出辉煌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象孟子所赞颂的大舜一样，“创业垂统”，“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离娄》)这种精神也是够积极的。再次一等立言，谓著书立说，留下思想与后人作精神财富，此亦有功于世、堪称不朽了。不管这三种创造不朽的方式是否真能使人不朽，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是儒家思想、中华民族传统生死观的精华所在。当然，若执着于德、功、言不朽的物质性，则势必要降而为“立名”，孔夫子即有言曰：“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这就庸俗多了。以“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为人生价值者，恐怕无多高的德可立，也不会做出多大真正有益于世的功业，因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字。有人甚至为自己姓名的不朽，“纵不能名扬千古，也要遗臭万年”。今天在中国的旅游、风景名胜区的树木竹石上触处可见的“ＸＸＸ到此一游”，大概便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的古训不无瓜葛。

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是通过子孙、家族的嗣续以达不朽。这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延续自己生命的本能，不少昆虫的唯一使命似乎便是交配以繁衍后代，复制自己的种类，雄虫往往在交配完成后精殚力尽，奄奄待毙。对于不可能立德立功立言、留名千古的绝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这显然是最为现实的战胜死亡的方式了。只要不是性无能，即是白痴也有这种本事。西哲柏拉图、大文豪莎士比亚等都揭露过人们的这种战胜死亡的方式。极重宗族绵延兴旺的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而儒家，则是把这种华夏民族传统的战胜死亡之道理性化、制度化、礼仪化的代表。儒家所极力宣扬的封建宗法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便是出于家族传续的需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能力或未尽职分生子延嗣，被视为最大的不孝，妇人不生育或未生男孩，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群体的卑视。“断子绝孙”，被中国人看作最恶毒的诅咒。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相关联的正面价值观念是“福”，福、禄、寿三星并列，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福，主要指多子，子孙成群，数世同堂，被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和荣耀。这种价值观念代代相传的成果，当然是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称雄，然繁衍至今，人满为患的烦恼，也成了政府和国民难以卸除的沉重包袱。

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是颇带哲学气味的实用自然主义的“重生安死”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通过哲学考察，把生死看作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不可违拒的“天命“。《易传·系辞上传》云：“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谓生则有死，如有始则必有终。汉代思想家扬雄《法言·君子》据之解释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以人必有死为自然规律，理智的、现实的态度，是认识到天命、自然之道的不可违，对死亡一事听天由命，“生则乐生，死则安死”，快快乐乐地生活，安安然然地死去。但儒者们尚非庸人式的安生乐死，《礼记·檀弓》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君于是尽到职分、圆成道德，完成做人的使命后安然而死，这叫做“终”(使命的完成)，与凡庸小人轻于鸿毛的死是不同的。如孔子弟子子贡，自觉尽到了各种责任，将死看作休息，所谓“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篇》)与小人们“完蛋”意义上的死大不一样，另一孔门弟子曾子在临死前尚不姑息苟且，“得正而毙”(《礼记·檀弓》)，将严正的品性保持到最后一息。孔门后学，率多以这种理性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生死。如宋代理学大家之一张载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活一天便好好做人，死到临头则平静安然，不畏不拒。朱熹也是同样信念：“人受天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具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朱子语类》三九)生时保全人天赋的善性，具足仁义礼智信，到死时无愧于一生，安然而死。王船山认为禽兽与人死亡的区别，在于禽兽患死(怕死)，不知哀死，人则知哀死而不必患死。死虽不足惧，但实在是一件可悲可哀的事，所以儒家重视丧礼，以表哀戚。既然哀死，则死毕竟不是一件痛快事吧。

对于佛教超出生死、期求涅槃之旨，儒家人士尤理学家们，从功利主义、自然主义生死观出发，多指摘佛家以人为违背自然天理，徒然“患死”而未识透生死为自然规律，更反对佛家之出世、出家。宋明理学家虽多受惠于佛学，带有浓厚的释道气味，但对佛家生死观的主旨多所非议，还往往拾取佛家词句来指斥佛家。如胡五峰说：“释氏之学，必欲出死生者，盖以身为已私也”，不知“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终，不私其身，以公于天下”，斥佛家汲汲于出离生死过于自私，不知应将自身看做天下公物。“四大和合，无非至理；六尘缘影，无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穷，无断无灭，此道之自然，又岂人之所能为哉！”(《知言》)摄取佛家“即事而真”，当相即真之说，论证生死及自然之道，指斥佛家出生死为私、为邪。殊不知佛家出生死的精义，在于如实观俗我之无我、空，“以身为己私”、正是佛家着力破斥的我见。佛家说一切皆真，是对认四大六尘为真的“妄想”作绝对否定后的绝对肯定，胡五峰则直接认四大六尘为真、为我，生生不穷，无断无灭；既然生生不穷，即是生灭无常，岂能称得上真、我？王阳明谈论生死问题，口气更近禅师：“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看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传习录》)以心之全体融释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畏惧，达到对生死无芥蒂于胸中，虽然有取于佛家的心性论和禁欲主义，其立足点仍不离儒家传统的自然主义生死观。

第三节 道家的自然主义生死观

道家之学，据称源出周代史官，其职份在深研历史，为现实政治提供教训和理论指针。道家创始人老子，顺应时代思潮，将由来依卜筮而得的“天道”移植于理性玄思，将贯穿于自然界万事万物中的法则意义上的“道”，奉为高于天帝神鬼的至上原理。“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神鬼神帝”，强调道比上帝鬼神还要神。对鬼神问题，老子也是存而不论，其着眼点也在于现实的人事。老子看到了人“出生入死”的悖论，以“长生久视”、“死而不亡者寿”来抗拒死亡。何谓长生久视、死而不亡！老子没有像儒家那样身殁而道存的明确回答，只是从对道的思辩，强调一切成功，包括长生久视、死而不亡，皆在于效法自然之道。“天地之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若想像天地那样长生，就要取法天地所以能长生的诀窍——“不自生”，不主观地生灭妄动，始终以自然为本。“谷神不死，是谓玄牝”，那不死或死而不亡的东西，是虚而空灵的精神，那是像母性一样，能出生化育物类的万物本根。欲令自己的“谷神”不死，当保持自心的空虚灵明，恬淡寡欲，去奢去泰，“致虚极，守静笃”，进行类似禅定的调心调息的锻炼，以与道相契合。要把自身小我看淡乃至忘舍，“外其身而身存”，“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如若以身为外物，保养谷神，自然便实现了精神不死。这些原则，奠定了道家以道为本以超越死亡的自然主义生死观的基础，这种以自然(本有)的精神不死为特质的自然主义，与儒家顺天安命的自然主义生死观颇为不同。

道家之学到了庄子，着眼点从政治哲学转移到个人精神修养，有追求个人精神解脱自由的明确目标。庄子是对生死问题论述最多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他从浩渺宇宙、万物一体的广大视角俯窥人生，提出了生死的本质与人生之归宿问题：“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天下》生死匆匆，前路茫茫，心灵的归趋，究竟往何处？庄子看到了生死乃理数、天命之自然，“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德充符》)；“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有生必死，是人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庄子深刻反省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看到了芸芸众生们生命之可悲：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音nie2)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齐物论》)

人们一生下来，便踏上了向死亡行进的路途，陷入与自然、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中，急匆匆地追名逐利，弄得精疲力尽而不见有何成功，不知自己的归宿何在，就算活着不死，究竟有什么意义？最可悲的是没有精神，心跟着形体变化不居。人们都是这么糊里糊涂地活着，还是也有不糊涂的？对于儒家所推祟的以身殉名、殉利、殉天下，以求立德立功而创造不朽的抗拒死亡方式，庄子也认为属糊涂之举，说伯夷、盗跖一为仁义而死，一为财死，虽然“事业不同，名声异号”，而其逐物不返、丧失自己真性、“诛生伤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庄子当然要找到一种令精神超越生死的有效之道，他以理性审视生死的实质，以“齐一生死”、“以生死为一条”的超然态度解除死亡焦虑。在庄子看来，生死本来一体，是一个本原的展现、生化过程。生，只是假借，是尘垢，是一气之流变，一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若再深究父母未生之前：

“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

推溯到诞生以前，是“无生”、无气，从混沌恍惚中产生气，气变化而有形体和出生，生后有死，这就像一年四季的代谢，本出自然。理智的人生态度，应顺其自然，“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秋水》)。这个肉体的生存，本来便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甚至应看作“附赘悬疣”，多余的累赘，死，便如“决(疒+丸)溃痈”，说不定要比活着更为快活，就像丽姬嫁于晋国，起初还涕泣沾襟，及至与晋国国君同享富贵，才后悔当初白白哭啼。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传颂千古，成为于生死达观超然的榜样，这与儒家的哀死大为不同。《至乐》篇甚至歌颂死亡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说死比当帝王还要快活。

然而，这只是庄子外在的达观表现，其内在的深意，未必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齐一生死，盲目庆慰死，而是以对“道”的体证超越死亡的理想者、胜利者的达观，庄子向往那种精神“与道为一”，获得绝对自由，精神超出生死而不屑考虑肉体死亡的“至人”、“真人”、“神人”。庄子不仅有成为至人、真人、神人的向往，而且有“与道为一”的具体操作技术“坐忘”、“守道”、“心斋”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忘掉身体的存在，屏弃感觉，便与无所不通的道合一，由此便能超越肉体的凡庸人生，将此身的生死置之于度外(“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忘掉肉体生命的存亡，便能大彻大悟，犹如清晨从长夜迷梦中醒觉(朝彻)，见到绝对的道(见独)，从此使超越时间，不死不生，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超越了肉体的生死。这与佛家由见真实而入涅槃不生不死，颇有相通。庄子认识到人的生命“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以“无已”、“无待”为获绝对自由之要，与佛家的核心思想无常、无我也大略相近。后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便是从庄学出发，归于禅宗之顿悟。庄子描述的至人、神人的风采，成为后世道教神仙信仰的渊源之一，庄子书也被后世道教奉为《南华真经》。

庄子书中，还有一些似乎解释为生死轮回说的语句。如说“死生有待”，“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死生为昼夜”(《至乐》)。既然生死互相依待，那么生则必有死，有死则必应还有再生，死亡意味着另一新生命的开始，就像白昼完了是黑夜，黑夜过去还必有白昼。《养生主》篇还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以薪火相传、薪尽而火不灭，继续点燃别的柴薪，比喻生命现象，与佛典中常用以说明生死轮回、死非断灭的比喻相同，一些从佛学观点解庄者，自然可解释为生死轮回、相续不断。当然，庄子的论述过于简略，没能作出具体的说明。

道教教团诞生以后，道家基本上再未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出现于世，但历代还是有一些深受道家尤庄学熏陶的知识分子，持类似庄子的自然主义生死观。如玄学(包括庄学)流行的魏晋时代的士人中，阮籍、刘伶等人，便能“恬于生而静于死”，视死如归，以达观名世。但他们在精神内涵、哲学思想上要比庄子低好多，没有那种与道为

一、逍遥自在的宏大气度。

第四节 汉代关于形神关系的思考

在佛教西来之前，中土人士便通过对形神关系的哲学思考，对人死后续存与否的问题作出了解答。汉初重要哲学名著《淮南子》，主要继承庄子之说，进一步论述了精神与形体的关系。该书《精神训》说，人的生命是受之于天的精神与禀之于地的形体之结合，身心二者有主从之分：“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强调心、神(心之精华)的主导作用。举例说，比如缺一只脚的人，不妨碍其精神健全，而精神有毛病的狂人，即使形体健全，也神志不清，会干出糊涂事来。由此，推论出人的“神”不会随形体而死亡。

“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以不化应化，千变万抮，而未始有极。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

从道家的万有本根论出发，说形体尽管有变异死亡，但作为心之宝的“神”(指一种奇妙不可思议、不可见的精神本体)，本来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因而不会随形体之死亡腐烂、归于无形，而是与天地齐寿。就像树木之死，是青绿的枝叶消失了，但使树木能成活生长的东西岂是树木本身？那充满于人形体，使形体具有生命的东西(神)，岂是形体？“故生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矣。化物者，未尝化也，其所化则化矣。”能够出生、变化出万物的本原，是不会死亡、变化的，死亡、变化的，只是它所出生、变化出来的东西。能出生、化育形体的神是不死不变的，死亡、化灭的只是由神所出生、化育的形体。

同书《原道训》中，说人的生命是形、神、志气三者的结合，以庄子《养生主》所举膏烛燃烧、“火逾燃而消逾极”，比喻精神、志气越耗越少，只有“静而日充”，才能保持少壮。人应“轻天下”、“细万物”，以自己宝贵的精神为重，注意保养，防止被物欲所诱，燥动耗散。这是《淮南子》注重精神、论证神不灭的着眼点所在，其后，司马迁在《史记·大史公自序》中也强调神为生之本，形为“生之具”(生命的载体、工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散，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生者不可复合”。其旨归与《淮南子》一样，也在现世的精神修养，心理卫生。

《淮南子》强调神为形主，认识到了精神的特质，在中国古代关于形神关系、生命本质的认识上，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仅依神为本原主导论证形死神不灭，忽视了形体对精神的制约作用，其论证在逻辑上不无漏洞。到了东汉，有桓谭、王充等从被《淮南子》所忽视的形体着眼，通过形神关系的辨析，论证其人死神灭的主张。桓谭《新论》利用庄子、《淮南子》所用的烛火之喻，得出与二者完全相反的结论：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尽烛。烛无，火亦不能独立干虚空，又不能后燃其焰；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

精神居住于形体中，就像火点燃着蜡烛，若蜡烛燃完，火也不能独自存在于虚空，不能点燃蜡烛之余烬。如同人若衰老，形体机能衰退，纵然有精神，也不能令其形体恢复青春。由此可知，精神依赖形体而存在，人死则精神亦随灭。桓谭看到，强调了精神对形体的依赖，阐明了被《淮南子》所忽视的形神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然其论证，亦不无漏洞可寻；光有蜡烛，并不能独燃，须得火种来点燃，这火种从哪里来？与蜡烛是一抑非一？烛灭火不能独燃于虚空，却可以点燃别的蜡烛；人老精神虽难以使形体回复青春，但只要存活一日，便不能说没有精神。对此，桓谭似乎亦有所考虑，他比喻说：“草木五谷，以阴阳气生于土，及其长大成实，实复入土，而后能生；犹人与禽兽昆虫，皆以雌雄交接相生。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就像草木五谷从其种子而生，人和动物的生命从其父母交合的“种子”而有，使种类繁衍不断。关于生命的来源，桓谭也只从物质方面做出解释。桓谭所用的草木以种子繁殖之喻，也为佛书如《佛说孛经》等所用，却是作为生死轮回的比喻。

桓谭之后，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王充，沿着从形体实质着眼的路线，进一步论证神依形存，批判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人死为鬼说。王充从元气本体论出发，认为人的生命源于元气，在元气之中。“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何能有知与？”(《论死》)元气是混沌无知的，从元气而生的人，死后复归元气，岂能有知？人之有聪明智慧，是因为身内五脏中的五常之气，若五脏健全，则人神清智足，五脏有病，则人精神恍惚愚痴。人死，身体五脏腐朽，五常之气无所寄托，何来智慧？他也利用烛火之喻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知不惠”。强调智慧、精神不能离开肉体之物质基础而独存，肉体死亡后精神不能续存，不可能以“鬼”的形式存在。他说：人死血脉枯竭，精气灭，形体朽，哪里会有人能看得见的有形相的鬼？若看到有似活人形状的鬼，那肯定非某一人死后的续存，而是与死人无关的另一种生物。又用梦和殄(假死)比较说，做梦、假死与真死是同类的事，当人做梦、假死时，肉体尚未死，已无知觉智慧，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事，何况死后形体朽败。岂能有知？“人梦不能知觉时所作，犹死不能识生时所为矣。”至于有人看见死人的鬼魂，那是因为思念存想或疾病造成的幻觉，不可能真是死人的鬼魂。

王充看到了形体对精神的作用，却忽视了精神的主导宰制作用和生命活动生灭相续的进程。他的神灭论和无鬼论，有着明显的漏洞。人生从无知之元气来，死归元气而无知，仅属推测，元气的概念过于朦胧，既可推测其无知，也可推测其有知。《死伪》篇论证人死无鬼说：“人生万物之中，物死不能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否认了人尤精神与万物的差异，若按其逻辑，可反驳说：人生万物之中，万物无智慧，人何故独有智慧？何况王充的神灭论并不彻底，如说：“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犹粟米在橐囊中也。死而形体朽，精气散，犹橐囊穿败，粟米弃出也。”承认了精神与形体为二，只是藏在形体仓库中，那么形体虽死，精神当然还会存在于形体之外了。

王充之后，有三国吴园的杨泉，也从人身体的构造着眼，论证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澌(消尽)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物理论》)，以薪尽火灭之喻论证人死神灭，不出桓谭、王充的思路。

中国人的生死观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长期历史沉淀，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对死亡始终采取否定、蒙蔽的负面态度，甚至不可在言语中对死亡有所提及，它是不幸和恐惧的象征；而西方文化主要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徒由耶稣之死来升发对“天堂”，永生的信念，它们认为死亡就是皈依天父（returningtotheheavenlyfatherinpeace）。他们这种对死亡的看法远比传统的中国人的看法积极得多。中国人对死亡的讳莫如深，使人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死亡，“善待”死亡，面对死亡较多表现出的是恐惧，而非面对现实地接受。

因此我们对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老人进行起死亡观的比较，看看宗教信仰对老年人的死亡观有着怎样的影响。在此，我们查阅了各种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并就涉及的有关概念和问题，综述如下：

一、死亡

对某个事物下定义，在逻辑学上，通常是指用该事物的性质加上种概念。而死亡却没有任何人能够直接感受到。当人活着时，他不能体验死；当人死了之后，其又无法体验，更无法言说。既然死的状态人们无法感知，无法用精确的语言来描述，故而人人们对死的认识也就难以上升为建立在客观观察的基础上，且能在实验室里重复展现的科学认知的水平。这样，“死亡”的真正性质对人们而言将永远是个迷。“死”的确切性质无法把握，是人们对“死”不能给出科学的定义。

正因为死不可定义，难以上升为精确的科学，所以它成为了宗教和哲学共同探讨的永恒课题。实际上，宗教用情感与信仰解析死亡，用“死”的必至性证明人生的痛苦，从而促使人建构一种超越性的理念与向往，努力摆脱世俗的限囿，去获得某种永恒不朽与神性。

无论死亡是否被拟人化了（伟大的死神），还是被用阴性名词（死亡）或阳性名词（去世、逝世）来表达，死亡都是一种真实、具体、不同形式的数据资料，它流行在众多的领域中。死亡，其实不就是那种无论从标准还是从定义上任何科学手段都无法划定的大写的“无”，或几乎是“无”吗？如果说一定要给死亡下个定义，那么在众多的领域中，就有着许多关于死亡的描述。

人类最早认识死是从生理学的角度。远古时代，人们以为一位一个人不会动作了，就是死了；后来人们发现没气（呼吸）了才是死；人类进化了，意识到心脏停止跳动才是死；而现代医学则以脑死亡作为人死的标志。受基督教影响的医学定义强调灵魂、肉体的二重性和人、兽差别，因此，在博恩大夫看来，人的死亡在于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动物的死亡则意味着基本生物机能的终止。而《苏联百科全书》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死亡与器官的生命活动的停止同时发生，因此，也与作为独立的生命体系的个人毁灭同时发生；从更普遍意义上来讲，死亡是有生命的物质的最终停止，同时还伴有蛋白质的分解。只有在对有机体的生命本质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的基础上，死亡才能够被理解。”中国古代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如何对待死亡时，告诫弟子：“未知生，焉知死”。古希腊大哲伊壁鸠鲁也有一段名扬四海的关于死亡问题的论述：“当我们存在时，死亡不存在；死亡存在时，我们就不存在了。”德国大哲海德格尔也曾说，人之“生”与“死”并非人生的两个端点，而是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的。死亡是人类永恒的宿命，因此，人的生存意义就在于把自己的生命向死亡抛掷出去再反弹回来而得到规定的。所以，人绝不可以只埋首于“活”，在世俗的生活中混沌不明地“活”，而要时常安静地“思”，尤其要正视“死”，时刻想到“死”。这就是人“生”中重视死亡问题考索的意义和价值。

二、死亡观

死亡观是人类对自身死亡的本质、价值和意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的有机构成部分。从总体上来讲，一般人的死亡观可分为两种。一方面，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具体表现在死亡使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使我们失去一切。由于死亡使痛苦、陌生和孤单的，又是确定但无法预测，它会令人感到恐惧和愤恨不平。同时，死亡还会使人丧失信仰，成为生命的阻力；而在另一方面，死亡却是人类的朋友。因为死亡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死亡，并且只有在死亡之后才有真正的自由。死亡还是宗教界最大的帮手。在死亡面前，人们才会幡然醒悟说出真话。由于中西方文化和传统的宗教信仰迥然不同，反映在死亡观上也颇为明显。

㈠中国人的死亡观 ⒈原始死亡观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思维能力极其低下，人类尚不能对死亡作哲学的思考，甚至不能用人的眼光和自然的眼光看待死亡，这就使人类的原始死亡观普遍采取非自然的宗教神话形式，也就是说死亡问题始终是同原始宗教神话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而作为同原始宗教神话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原始死亡观的最根本特征——是对死亡的反抗和否定。

⑴原始死亡观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否定死亡的普遍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 ⑵原始死亡观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死亡终极性的否定； ⑶原始死亡观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对超个体灵魂不死的信仰。⒉现今中国人心中的“死亡”概念的含义和意向

⑴把死亡当做一种自然的归宿。认为死和生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有生就有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

⑵死是一种令人恐惧的事件；

⑶死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死亡当做追求理想的手段，还有一种就是有意无意地美化死亡；

⑷死是一种威慑的力量。生命的宝贵在于它的惟一性和不可逆性，人生就一次，死亡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与现世存在的彻底断裂；

⑸死亡是一种痛苦的解脱。死亡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和环节，甚至是不很重要的阶段。

彝族

彝族非常注重人的死亡，自古以来就对生死观有所研究，并在毕摩的有关经书上作了记载，流传至今。布拖彝族民间有“死变占卜”和“造死”巫术，论述了人死后灵魂到阴间以人间的方式继续生活的灵魂永存论。“死变占卜”，彝族称“死青色”，彝族认为人死后灵魂能变成一些事物，或变鸟类，或变蛙类，或变蛇类，或变蜜蜂，或变鸣蝉，或变星辰。因此，彝族人死后其亲属便怀着焦虑的心情到毕摩处翻阅“死变”书，看自己的亲人将变成什么事物，哭丧辞中也总是寄托死者变好的愿望：对老年人，就寄托死者不要变成鹰、狼、耕牛、骑马等，而要变成布谷鸟、大雁、粮食、吉尔等的愿望；对姑娘就寄托其变成鸟儿和鸣蝉等。

所谓“造死”巫术，彝族称“死兹”，据说一些高明的毕摩能用奇特的功能让活人的灵魂离开形体，使其暂时处于“死亡”状态，用阴间何如何好的言辞将他的灵魂引向阴间，让他目睹阴间世界和阴间社会现象，然后又用阴间如何如何不好而人间如何如何好的言辞将他的灵魂呼回人间，附于其身，让他“复活”恢复常态，立即让他描述刚才他在阴问所看到的现象，根据他的描述形成生死观。

这些巫术为彝族生死观的形成提供了一些依据。尤其是造死”巫术，为世人描绘了神奇的阴间世界，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生死观。彝族人认为：在世间没有穿耳的人，死后到阴间便失明，因此，生下来几天，便给婴儿穿耳；在世间有偷鸡、偷猫、偷狗行为的人，或父女、母子、姊妹及同姓家族男女之间发生性行为的人，身患麻疯病的人及断子绝孙的人死后灵魂到阴间时，不能在先辈的行列中入伍，永远被阴间的祖先们拒之门外，成为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因此，最忌偷鸡偷猫、偷狗，把偷这三类动物的人看成是最可耻的人，最忌父女、母子、同姓家族内男女发生性行为，如果发现，其亲戚家支将勒令二人自杀，最忌同患麻疯病历史的人打亲家，最蔑视断子绝孙的人，致使“断根人’’这一词语成为侮辱人格程度最深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续了重男轻女的思想；死时丧服多的人，在阴．间就不必为制服而忧虑，必然要清闲些；死时尸体含金带银去的人，在阴间就会成为贵人，因此在老年人断气之时，总是在老人的嘴里投入一粒纯金或白银(除穷人外)；带牛而去的灵魂到阴间就可多开垦荒地，增加土地，增加收入，因此给老年人办丧事时总是喜欢杀牛，为他在阴间开垦荒地作准备；在世间打过父母的人，在阴间必将受人蔑视，因此彝族人十分孝敬父母。

总之，以“造死”巫术和“死变占卜”为基础，形成了彝族传统的生死观念，并以此形成了彝族人民日常生活的行为标准、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

第五篇：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与“和”

“礼”与“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几千年来横贯古今，蜚誉海内外。人们常说的“礼仪之邦”、贵“和”持“中”就是这一基本精神的最好写照。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礼”以及贵“和”持“中”的基本精神，她注重和谐,坚持中庸,讲究礼仪，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条血管的精神。即使“五四”运动之后，这些基本精神也还是生生不息得以传承，可见其生命力多么顽强。

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这在现代管理中有着及其重要的借鉴和引申作用。在管理中意见相左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要看能否“相济”；人们针锋相对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相合”。

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既是强调以“礼”为基础的和谐,又是强调一种“贵和”须要“息争”,“息争”用以“护和”的和谐论。由此看来，“礼”是“和”的基础、标准和途径，“和”是礼的目标和追求。

孟子曾总结了人类成功的三个论断性的要素，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作为最高、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和谐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和谐发展”，都体现了这一中华传统理念和精神，由此可见“和谐”的重要。

实现“和谐”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中”，即中庸之道。何为中庸？即“不偏不倚谓之中庸”。在《中庸》中，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高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之高度。它要求我们做事不要走极端,要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这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的原则。

总之，在“礼”与“和”的关系上，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论述，孟子的“不如人和”的论断，晏婴的“否可相济”的观点，都是站在人类行为的制高点上发出的警世之言，因此，我们学习她、领悟她，就是要更好地修炼和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