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千古之谜红军长征中的“密电”

第一篇：【转载】千古之谜红军长征中的“密电”

【转载】千古之谜——红军长征中的“密电”

走进巍然屹立在巴中南龛山顶的红军将帅碑林，所有参观者都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

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单尊汉白玉座像，以及王宏坤、傅钟、詹才芳、李卓然、倪志亮、张琴秋、许世友、王建安、周纯全、王维舟、杨克明、魏传统、陈锡联、陈再道……，包括死在张国焘手中的曾中生、邝继勋、任炜章……，以及在长征途中跳崖自尽的余天云等二千六百六十六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早巳牺牲或新中国成立后巳相继辞世的红军副团级以上指挥员的英名纪念单碑，一律面朝北方，整齐地挺立在山顶的绿草坪上。大军列阵，铁马金戈，旆旗一动，气吞山河如虎，恍如林立于群峰之巅的红色“兵马俑”。而在将帅们的座像和英名碑林后面，则是六组阶梯形墓地。一方方花岗石墓穴，排列于绿树草坪之中。红军将士的骨灰安放其间，以供后人千伙万代缅怀。在纪念碑主碑，和由二百六十八块晶莹透亮的花岗石组成的碑墙上，镌刻着七万八千六百六十六名红军将士的姓名和简历。还有国家党政军领导人***、乔石、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等的题词、贺诗。碑墙上有省军职以上红军名录九百四十八人，师职红军名录八百零八人，司局地厅级红军名录一千零二十四人，在乡红军、流落红军、西路红军名录一千零八十九人，二十多个县（市）的红军烈士名录七万二千五百九十一人。

今朝春晓，天边一抹红霞。那种庄严肃穆的场面、气氛，令每一位参观者心灵震撼，醍醐灌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而更令参观者震惊的是，面对着红军将帅方队与红军将士墓穴的，竟然是与主要将帅们同样高大精致的张国焘塑像。用汉白玉雕琢成的张国焘半身像挺立在花岗岩基座上，方脸阔腮，浓眉大眼，头戴红星帽，和面朝着他的将帅们一样神彩奕奕——没有丝毫丑化！

陵园的解释是：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也为当时的川陕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塑了像。由于在北上南下之争中，只有张国焘一个人坚持南下，所以只让他一个人的脸，永远面朝南方。

但是，那样一种排列方式，似乎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这是川陕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在检阅他刚刚打了胜仗归来的指挥员们，或者正在向他们训话。

带有如此重大的政治色彩的举措，显然不是陵园的管理者们能够决定的。

中国人早巳学会了“透过现像看本质”。

伟大的红军统帅与可耻叛徒，这就是张国焘！

党和人民承认了最终成为大叛徒的张国焘人生中也曾有过的光芒闪耀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历史——党的历史！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之日，在将帅碑林的落成典礼上，来自原一、二、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们会聚在了旭日初升霞光普照的南龛山顶。当年英姿勃发红小鬼，均成佝腰驼背白发人。战友相见，敬礼拥抱，忆起当年经历，个个老泪纵横。而且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一概不再提那“令人不快的敏感之事”。

半个世纪过去，连昔日战场上的对手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同一面镰刀斧头红旗下出生**翻雪山过草地的好战友、亲弟兄，自然更应当“历尽劫波兄弟在”了。

尊重历史的真实，过去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愿望与要求。而现在，巳经成为成为了一种共识、一种现实。

一九八二年，徐向前元帅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笔者注：廖盖隆，一九三八年八月到延安，一九四四年起任延安《解放日报》国内评论部副主任，新华社国民党区新闻部主任、朱德的政治秘书，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等人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帅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笔者注：引自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徐帅发表此论时是堪与叶帅比肩的军内元老，由他来向毛泽东钦定的、“经常讲的”、已成为党史军史常识的、一九八二年叶帅又以当事人的身份在《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中确认无误地予以证实的“史实”质疑，作为这一重大事件另一方的当事人，全国也只有叶帅是唯一有资格来郑重回应徐帅质疑的。

叶帅对此信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

范硕后来写到：“叶帅当时身体不太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笔者注：引自范硕《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叶剑英基金会编《叶剑英研究》二00二年第二期。)

“还是免了吧”，说明叶帅对此确有难言之隐；“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表明一、四方面军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对“密电事件”也有不同的说法。

我虽然经历了南下北上之争。但是，我只不过是张国焘身边的一个小兵，对“密电”这样的重大事件，是没有资格知晓上层内幕的。我只能站在一个红四方面军普通战士的角度，谈谈当时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在延安批张运动中，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官兵就在私下议论过“密电”的真伪问题。既然由上而下兴师动众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密电”事件无疑算得上最重要的钢鞭。让人不解的是，凯丰的大块文章和中央关于“批张”运动的决议，都对“密电事件”只字未提。甚至一九三八年张国焘叛逃投敌，中央宣布开除张的党籍时，以及在延河边上组织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声讨大会上，仍然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指出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张国焘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了一份要他们率部南下的电报。这是争辩的双方都予以肯定了的。这没有任何问题。问题的核心是，电文里是否有“以武力解决之”？

毛泽东和叶剑英、徐向前的态度巳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了，那么，我们就再来看看其他几位重要的当事人对这分电报的不同说法吧。

陈祖莫撰文说：“父亲自杀前曾满含冤屈地对我说：‘我有错误，我承认，但密电的事，没有！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张国焘命令我和徐向前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笔者注：引自陈祖莫所撰《回忆父亲陈昌浩》)。

宋侃夫明确表示：“没有发过用武力解决中央这样一分电报。”

宋侃夫当时是为张国焘管电报工作的主官，每一分电报都必须由他审签后方能发出。后来他担任过西路军第三局局长，建国后先后出任过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的证明的真实性应当强于陈昌浩亲人的分量。

而当年随叶剑英一起到右路军中的吕黎平，则在他的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强调：当值班的机要股长陈茂生正在通讯室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走进了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密电的内容：“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这一点，和叶帅与毛泽东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他还肯定地说是他亲手把这封电报交给了叶帅。

与宋侃夫一样，吕黎平将军也绝非等闲之辈，建国后，他相继担任过空军高级航校的校长，空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正反双方旗鼓相当，均言之凿凿，使事件真相扑溯迷离，难辩真伪。

七十年前的这样一桩连当事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重大事件，要我们的后来人当裁判，判出是非真伪，也实在是太难为他们的了。

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作者是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这篇文章不是中共的保密档案，但是涉及中共党史、军史一些以往被歪曲和掩盖的事件，徐向前身为元帅，也无力还历史本来面目，推翻那些定案。他逝世之后，后人把他生前的遗言公布出来，乃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该不会去否定徐向前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吧？ 有关内容，涉及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问题，也涉及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西路军覆灭的责任问题。

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访问记录，是几位中共党史专家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在徐向前寓所就党史的若干问题对徐向前的访问。就是这样一个访问记录，并最后由徐向前亲自审定，也要在十年之后才发表，可见就连徐向前也受党纪约束而没有言论自由，哪怕他是在回忆一些历史事实。徐向前昧着良心签字 当时去访问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廖盖隆、缪楚黄、刘经宇、佟英明、叶心瑜等。后两人的名字以前我没有见过，而廖盖隆和缪楚黄在五十年代就是著名的党史专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中共党史系时，就看过他们的书和一些报告记录。文革结束后，廖盖隆曾作过有关庚申改革的长篇报告，相当激动人心，可惜后来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而使改革受挫，廖盖隆长时间保持低调。刘经宇则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党总支副书记（一九五六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该系下设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两个专业，五八年时前者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系，后者改为中共党史系。刘当时正任此职），一九五八年调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

徐向前接受访问时说：最近两三年内，有好多同志写回忆录，一些问题已经谈了。有些问题要回忆回忆，究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情况。过去有好多框框，现在没有框框了，冲破了框框，就能得来正确的答案，提供正确的参考资料。

但实际上直至今天还有框框，不然徐向前的回忆为什么要十年以后才能发表？为什么陆定一因为在文革结束后率先突破框框批毛，后来却长期受到压抑？

访问的正题是从这几位党史专家给徐向前的一封信谈起的。徐向前说：你们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整理者）。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的。我看那篇文章有三处不正确，被歪曲了，需要更正。

那篇文章并非徐向前所写，而是由他人执笔，但要他签名。在当时的情况下，徐向前作为一个党员，尽管知道有三处不正确，但也非得昧着良心签字不可。身为元帅仍然身不由己，实在可悲。虽然七七年时毛泽东已死，文革已结束，但党史、军史仍然必须按照以前定下的观点和框框来写。

八二年形势较为宽松，徐向前想“翻案”了，但也只能把事实说了出来，仍然翻不了案，因为还没有人有勇气冲破党史禁区，去摸毛泽东的屁股。按照廖盖隆的说法，徐向前的这些肺腑之言，只是供领导参考而已。

中央红军长征实为逃跑

那些有关的领导们现在死得差不多了，看来公布的时机日趋成熟，所以今年一月就公开了这个肺腑之言。而j对泄密的不满，也可能包括这个资料的公开。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所要纠正的问题有三：一是关于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军撤出鄂豫皖的问题；二是一九三五年左路军南下时张国焘是否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三是关于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红军的长征，实质为逃跑。

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毛泽东归罪于左倾路线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接掌大权后，仍然跑下去，并没有回到中央苏区，但是转而歌颂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而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则又归罪于张国焘的擅自决定。

徐向前在这里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而非撤不可的形势。他透露说：关于这个问题，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同志，还有康生找我谈过。但是后来帐还是全算到张国焘身上。

实际上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转战豫西、陕南，后来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壮大队伍，再去川西迎接中央红军，双方在懋功会师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已不到一万人，而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则有八万人。到底谁更像逃跑呢？上述数字，正统的党史当然是不愿披露的。就是徐向前，也只承认自己有八万人。中央红军是多少，我不知道。陈昌浩写标语，说三十万红军大会师。我在旁发冷笑，哪有这么多红军？

正是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势力的悬殊，引发了毛泽东和张国焘的矛盾，特别是毛泽东担心被张国焘吃掉，以致斗争成了你死我活。张国焘玩不过毛泽东，成王败寇，后来的党史、军史把这一段历史的所有罪过都加到张国焘身上。

客观地看，张国焘也有不少问题，特别是左倾肃反扩大化，但毛泽东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则是更加卑鄙了。这还涉及下面的其他两个问题。

两个中央的背后 关于武力解决中央问题，也是传统的说法，这是张国焘搞两个中 央的分裂主义最大罪状。

徐向前的肺腑之言说：一方面军（按即中央红军──笔者）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我们四方面军文化太低，一方面军人才多，我们请求中央派人来红四方面军，中央就派了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还有陈伯钧、张宗逊、彭绍辉等同志。可见如果当时四方面军确实想吃掉中央红军，或者搞独立王国，又何必有此一举？

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军队重新组合，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等是右路军，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是左路军。

徐向前说：当时他们（一、三军团）夜里走了，我们不晓得。早上，前面部队打电话来，说他们走了，还筑了工事，放了警戒，打不打？当时接电话的是陈昌浩，他手中拿着话筒，面对我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一、三军团是毛泽东所属的中央红军的一部份，毛泽东率部夜里北上逃跑，后来却指责是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之所以逃跑，根据某些革命回忆录所说，是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等原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武力解决，捉拿毛泽东，但这个电报给叶剑英发现，向毛通风报信，毛才率领队伍北上……文革期间叶剑英出任军委副主席，抓军事工作，这一点被作为他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表现之一。但是徐向前却另有说法。徐向前说：我们那时候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按指用武力解决捉拿毛泽东的电报──笔者），是指定人译的。发给谁，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叫谁译就是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

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译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显然，徐向前不相信叶剑英可以看到不是发给他的电报。后来廖盖隆向徐向前说，关于张国焘电报的问题，宋侃夫曾经来党史研究室谈过，说四方面军的电报都经过他的手。他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只是有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

廖盖隆说，据一九三七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记录，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叶剑英把电报交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话。廖盖隆的结论是：张国焘要求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是肯定有的，主要是对电报用什么措词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中央看到张国焘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感到处境危险，所以立即离开四方面军北上了。

搞分裂的是毛泽东而非张国焘。就是说，张国焘仅仅是要四方面军南下，毛泽东闻讯就带领中央红军北上。也就是说，张国焘的命令还未成为分裂的行动，毛泽东就率先以行动来搞分裂，然后再反诬张国焘要“武力解决”。

廖盖隆还透露，宋侃夫建议他们写信给叶剑英，请他回忆这段历史。而他们也给叶剑英写了信。看来叶剑英并无回音，似乎是有难言之隐了，否则为何不明确说，给后人留下明确的历史呢？

第三个问题是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的西路军过黄河的问题。由于西路军后来差不多被国民党的马家军消灭，在中共党史中也把一切责任推给张国焘。徐向前指出：一九七七年那篇文章说是张国焘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过河的，西路军失败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西路军打败仗是毛之过

其实一九七七年的文章是沿用毛泽东的说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在「注释」中更明确地说：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徐向前承认是他率领四方面军过河的，但那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来电决定的，是中央的命令。徐向前还说：到陕北后，我们同张国焘没有直接关系了。我们主要是与中央军委联系，我们直接隶属中央军委领导，是受中央指挥的，受毛主席指挥的。也就是说，西路军后来打败仗，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挥错误。早几年，为西路军平反的工作已在进行。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做这样的工作（徐向前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是陈昌浩）。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大将）在一些文章中，还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等等，也做这个工作，但是比较有系统的平反，是见诸军内作家黎汝清的长篇记实文学《碧血黄沙》（一九九一年七月出版）。这本书敢于明确指出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遥控指挥的错误，例如在那些不毛之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而且作战命令朝令夕改，使他们无所适从，甚至坐以待毙。

书中也指出当时身为西路军第一把手的陈昌浩，因为曾经在长征中紧跟张国焘而受批评，因此患得患失，在具体指挥西路军作战的过程中，不敢对中央的错误决定提出不同的主张，怕再犯政治错误。在这情况下，西路军终于走向覆灭。而那些后来因为四散而流浪或定居在河西走廊的战士，在中共建政后，还受到歧视，甚至受到迫害。

西路军覆亡后，张国焘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本钱，而且被毛泽东扣上各种大帽子，成了罪魁祸首，以后被迫逃出根据地，投向国民党。

毛泽东在清除了张国焘这个有军事实力的政治对手以后，再清除王明一伙无军事实力的政治对手，一统了党和军队。但是历史是否到此就清楚了呢？我们不禁要问，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将四方面军调去河西走廊这个凶悍的伊斯兰骑兵所在的地区？本来是打通“国际路线”，后来为何又要他们在当地建立根据地？为什么作战上又指挥错误？他是不是借刀杀人，以清除红军中的异己势力？这些问题，还有待党史工作者进一步努力挖掘和探讨。张国焘简介

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又名特立，笔名和化名有： 张特立、特立、张彪、凯音、张特、天师、国焘、焘等。俄文名字： 阿莫索夫。张国焘生于189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二十日），江西省萍乡市（旧时称县）上栗县金山乡山明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被开除党籍。

童年时代在他父亲的好友廖石溪先生所办的私塾里与十几个孩子读诗书,1908年，张国焘来到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习。1914年，张国焘因为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要开除他学籍的威胁，便离开萍乡中学，到南昌心远中学就读。心远中学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一座学校。学校主张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并于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并经常深入工人群体进行演说。此后一段时间积极筹备并进行长辛店补习学校的讲演（对象为工人），为以后的工人运动打好了基础。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在1921年年底参加莫斯科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见到列宁。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12月中旬，张国焘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望报病的孙中山，并与李大钊二人代表中共与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汪精卫为首），商讨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时的相关决策。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6年后，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执行妥协退让政策。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7月陈独秀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

三、周恩来，后补入瞿秋白为成员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同年7月，他受临时中共中央委托赴南昌贯彻中央决议，但张国焘不愿意去，仍对张发奎抱有幻想。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初回国，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米夫的操纵下，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后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并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

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1979年因病去世。

陈昌浩简介

陈昌浩（1906-1967 07.30），湖北武汉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我军最高将帅之一。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帅；从担任红四军政委开始，与徐向前共同征战6年，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陈昌浩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参与指挥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３５年５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曾获金质红星奖章。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１２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７年３月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１９３９年８月去苏联。１９５２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等职。１９６７年７月３０日卒于北京。

第二篇：红军长征

红军岩的故事

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的红军岩，长约10来米，形状有如龙的舌头，老百姓原来叫它龙舌岩。岩石上留下的一幅红军标语至今还清晰可见。岩石旁边还有一座风格别致的凉亭。有关这块岩石和这座凉亭的历史。

1934年的时候，红军长征从我们这里路过，有几个红军伤员就住（躲）在这个岩洞下面，当时我们村民就把粮食呀、生活用水呀送给他们，他们伤好后为感谢我们的村民，就在岩石上刻下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后来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当地百姓就把这个岩石改叫”红军岩。

泗水乡白面瑶族寨的瑶族老人还告诉我们说，当年红军进入龙胜后，桂系军阀派遣特务混入红军宿营的村寨四处纵火，散布谣言诋毁红军，挑拨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频繁的火灾引起红军的高度警觉。在龙胜县龙平镇，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白天经过了一天的行军，晚上又开了几个小时的会。半夜刚回来休息，不久忽然有哨兵高喊“起火了！”同时，噼噼啪啪的闹声响成一片。警卫员惊醒起来一看，周副主席睡觉的房子已经被火光包围，烟火往房内直喷。警卫员顺手提着一条军毯冲进房内。周副主席正在向外摸。警卫员把军毯蒙在副主席的头上，拉出门外来，才脱离了危险。周恩来派出侦察员，抓获了几名纵火犯。红军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挂军敌特的卑鄙行径，同时不发放救济款接济受损失的群众，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群众了解事情真相后，消除了误会，开始积极帮助红军，不少青壮年还加入了红军。

其实，红军与广西各民族人民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年的12月，邓小平、张云逸、韦拨群领导百色起义，开辟左右江根据地，把革命内的火种撒向了广西这个多民族聚集区。

百色起义之后成立的红七军，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1931年，毛泽东曾经亲手授予转战到中央苏区的红七军一面锦旗，上面书写着“转战千里”四个大字。此后，毛泽东还多次称赞：“红七军特别能打硬仗！”

英勇的红军突破湘江之后，向越城岭以西的地域前进，原计划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计划被蒋介石察觉，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张网以待中央红军。

在这个紧要关头，已被剥夺了军事领导权的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设想，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

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挺进贵州，这就使刚刚经过湘江战役鏖战的红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硬拼，使敌人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的计划破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934年12月3号到6号，中央红军越过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

长征历程---中央红军血战湘江

70多年前，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境内。蒋介石急忙调集30万大军，依托湘江屏障，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妄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关系红军生死存亡而又空前惨烈的湘江战役就发生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灌阳、全州一带。

当年湘江战役的战场如今美丽富饶

说起湘江战役，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它发生在湖南。虽然“湘”是湖南省的简称，湘江也贯穿湖南全境，流入长江。但它的上游和源头则在广西境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下令开凿灵渠，连通了湘江和漓江，随即发兵50万一举统一岭南。

人们说兴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两次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一条灵渠成就了秦始皇的统一大业；血战湘江突破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了胜利。湘江战役虽然胜利突破了国民党中央军、湘军和桂系、粤系等地方军阀3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但这也是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也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受创最重、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经过这次战役，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当年的漫画标语——国民匪党

湘江战役8万红军与30万敌人血战了7天7夜。从我们的直播所在地兴安县城沿322国道顺湘江北上，约40公里就是全州县城。今天的322国道就是当年连接湖南与广西的主要通道---桂黄公路。作为保护中央纵队右翼前锋的红一军团过江后，在脚山铺一线切断 桂黄公路，阻击从全州县城急于南下封锁湘江的湘军。

脚山铺一战，惨烈异常。因为脚山铺一旦失守，湘军将沿着桂黄公路一路南下，与由南北上的国民党桂系部队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将被蒋介石30万大军彻底包围在湘江以东。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

这是一场恶仗。当时，红一军团利用有利地形在脚山铺构筑了两道阻击线。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更是下定决心：把前线指挥部设在第一道阻击线的米花山上，实行近距离指挥作战，誓与阵地上的战士共存亡，以保证中央红军抢渡湘江。

红军当年路过的瑶寨

脚山铺阻击战

脚山铺这个小山村的周围有几座小山，这些山就叫“脚山”。这个时节山上的树木和植被郁郁葱葱，一片翠绿。这些小山夹着“桂黄公路”，这条路是广西通往湖南的重要干道，公路上一派繁忙景象，货车和客车川流不息。70多年前，红军血战湘江三大阻击战之一的脚山阻击战，就发生在这里。

当时战斗在黎明前打响，隆隆的炮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敌人的一批批敌机俯冲扫射、投弹，整个脚山阵地上顿时土迸石裂、断枝横飞、尘土弥漫、硝烟四起。敌军密集的炮弹几乎把整个脚山翻了个个儿。凶狠的敌人投掷燃烧弹，把前沿阵地烧成一片火海。敌人以为红军伤亡得差不多了，嚎叫着、冲了上来。没想到红军战士从尘土中钻出来，抖掉身上的断枝落叶，居高临下猛烈开火，打得敌人不知所措。

但阻击敌人的红一军团一师和二师，人数不足一万，对手是何键的湘军，有六七万人。11月30号，一师阵地米花山、美女梳头峰相继被突破，红军退守到赤兰铺、白沙、夏壁田一带构筑第二道防线。12月1号，湘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再次发起猛攻，第二道 防线又出现了一条空隙。一股湘军端着刺刀竟摸到了距林彪、聂荣臻指挥所门口40米的地方，幸亏警卫员邱文熙及时发现。大家赶忙收起地图转移。撤退路上，林彪说：“今天真是好险啊，再晚几分钟，我们可真要成为湘军的„座上客‟了！”

这场阻击战中，红军将士牺牲人数达2000多人，二师五团团长易荡平就是在这场阻击战中身负重伤后，誓死不当俘虏，毅然举枪自饮，一师四团团长杨成武也在这场战役中负伤。

在当年阻击战发生的脚山铺村，记者见到了曾见证过这场战役的王寅修老人，他今年已经90岁了。老人说，红军在脚山铺一带打了三天三夜，他和红军呆了两天两夜。敌人有飞机大炮，红军的枪不好，很短，有些子弹头还是竹子和木头做的。子弹打出去，“叭”的一声飞出不远就落在了地上。这场战斗，有的部队整连整营的全拼光了。

红军渡过湘江的指挥所红军堂

红军撤走后，米花山山槽里牺牲的战士垒成了堆，仅一个米花山就有上千人，都来不及埋葬。因为山上有太多尸骨，村里人好久都不敢上去。不久，山上不知为什么起了一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把半边天都烧红了。

当年脚山铺这一带的战场，如今也成了一望无际的稻田。很难再去寻觅当年战场的痕迹了。

从脚山铺到界首，60华里的湘江沿线成为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为守住这60华里的湘江沿线，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就在脚山铺阻击战进行的同时，担任左翼前锋的红三军团四师在界首的光华铺阻击由兴安县向北扑来的国民党桂系部队。

1934年的11月28日，红三军团四师10团赶在敌军达到之前抢先一步渡过湘江，占领界首，并为后续部队搭起过江浮桥。11月29日，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打响。

由于江边上无险可守，无数的红军战士在这里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在他们倒下之前，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抛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作了最后的刺刀拼刺。

第三篇：红军长征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中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和产物。而长征文化，便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革命传统文化之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

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红军长征已过去了七十年，但长征精神依然鲜活地留在人们心中，鼓舞

着我们每一人。我是一名普通百姓，在我青少年时期，就熟悉了红军的事迹，特别是“会泽扩红”更加耳熟能详，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情结愈发强烈。在我眼里，红军能完成“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的长征，每一位红军将士都是英雄好汉。连外国人斯诺?索尔兹伯里都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没有长征，就不能保存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就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也不会有新中国，更不会有现在改革开放的成就。饮水思源，是大家都明

白的道理，也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的动力，在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为了把这感动一代代人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面对自己的先辈，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的幸福生活来自哪里？我们有没有忘记那些为我们打天下的革命先辈？有人可

能会认为，当年穷人参加红军是为了有饭吃。确实是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当了红军以后，其信念就不只是为了吃饭。我们在长征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深深地

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和巨大牺牲，“送郎当红军”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去的，而且有一些红军将领就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有饭吃，他们就是为了人民的利

益，为了大众的解放扛起了抢。假如仅仅为了吃饭，你就无法解释这样的故事，红军长征到咱们云南时，有12位红军伤员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说，只要你们不

当红军了，就可以放你们生路，不杀你们，但是这几位红军战士个个坚强不屈，敌人没有办法，就把红军伤员带到半山腰一个深不见底的地下河洞口，把前面两个

伤员推到山洞里面，在后面的10位红军就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跳”。当地群众后来把这个洞叫“红军洞”，这个事迹刻在那个洞口的碑上。我觉得，红

军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里，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责任感，最值得我们纪念，也是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最需要的。什么样的精神让我落泪？那就是宁可牺牲自我，去保全集体的团队精神。从资料上见到当年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部队为红军垫后。掩护主力队伍撤退以后，他们只剩

下四五百人。等到他们撤退的时候，湘江已经被******封锁了。他们又饿着肚子翻山越岭退回到湘西打游击。撤退途中，陈师长腹部中了敌人的子弹，他命令其他的战士撤退，自己来掩护，不幸被敌人抓住。敌人非常得意，在抬着他去邀功的时候，陈师长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个故事让

我流泪，长征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为了大部队的安全，牺牲了自己，如果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拥有这种精神，那就无坚不摧了。长征精神是一个宝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让我们受益匪浅。如果要问我，纪念长征的感悟是什么？我们今天纪念红军“长征”，已经没有了战火纷飞的氛围，七十年前艰苦程度甚至超乎

我们的想像，但其精神却会永远激励着我们。毛主席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想，人生可以平谈，但不能虚度光阴。这就是我的最大感悟。我们今后要继续发扬红军长征精神。遥望着眼前的山山水水，眼前总会浮现长征中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今天的纪念活动远远无法表达出我们对红军的崇敬之情。

红军长征读后感范文二还记得毛泽东写的那首气势磅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前山只等闲……”是啊，整整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漫长的征途，我们的红军战士又要经历何等的艰

难困苦呢？诚然，广大红军基层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路上披荆斩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面

对山高邻秃，朔风凛冽，冰雪覆盖的高山，战士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用超乎想象的毅力和艰辛为部队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条磨炼意志的艰难

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之路。遇到开阔美丽的草原，本以为有了希望，谁又能想到里面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战士就这样倒下了，没有一句怨言。当他们把自

己交给党的时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面对粮食的短缺，环境的恶劣，战士们又何尝不是风雨前进，风餐露宿呢？也许，我们只能从书中或电

视上了解这些感人的事迹，但完全可以想象的到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阶级友爱。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不得不被红军的顽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

动。然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用科技强国，以人才壮国。同学们，我们要卧薪尝胆，急起直追，用民族的伟大智慧迎接

挑战，以祖国的兴衰为己任，为祖国的强盛奋斗不息。我们丝毫也不能陶醉在祖先创造的业绩中了，而是要自强、自立，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伟业。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当然，这需要顽强拼搏的精神。

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

长征，那战胜一切困难的气概，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辉煌未来前进。

长征途中，没有吃的，把骡马杀掉；骡马没了，去挖野菜，哏树皮、嚼草根；野菜吃光了，就煮皮带吃……那一件件、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动人的小故

事——《金色的鱼钩》。

这个故事叙述了一位老班长为了让几个伤员不饿肚子，自己不顾疲劳、强忍饥饿来到小水塘为他们钓鱼充饥，自己却一点儿也舍不得吃，最后活活的被饥饿折磨得倒下了。老班长那舍己为

人的精神、那崇高的革命主义品质，深深地打动着我：为了让自己的伤员不饿肚子而牺牲了。试想，当时如果有一把米，对，哪怕只有一把米，老班长也许不会被

饥饿夺去他坚强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少同学不懂得爱惜粮食，他们把饼干、馒头、面包、稀饭随便乱扔，在家里挑吃捡穿……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五千万人吃一年，多么惊人的浪

费啊！

古人尚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彻骨感受，我们应该从中领悟粮食的珍贵。是的，一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经过20道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民多少辛勤的劳动，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你难道还忍心把咬了一口的馒头当泥巴扔，把吃了一口的饭当脏水泼吗？

同学们，多想想长征中的革命先烈吧！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一代，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爱惜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爱惜粮食，就是爱惜生命啊！

一次次的绝地逢生，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当4支红色大军在70年前的那个十月胜利会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红色战士，不仅谱就了长征这样举世罕见的伟大史诗，而且铸就

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

这，就是长征精神——就是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

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

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边是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一边是恶劣到极点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行军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这种

精神。

无论是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还是柔弱刚强的女战士，都被凝聚到了这支红色队伍里，都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正因如此，湘

江血战中的红军将士在成片成片的战友倒下后，又如同潮水般补充上去。正因如此，雪山草地中被饥饿和疲惫逼至生理极限的人们沿着战友的遗体形成的路标顽强

前行，最终走出死的沼泽，迎来生的希望。

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是从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征战的强

大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长征精神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从跟随红二方面军进行部分长征的法国传教士薄复礼到千里迢迢来陕北记录长征的美国记者斯诺，从80年代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到今天仍在这条路

上跋涉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初衷而开始关注长征的外国人在走近这段历史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焦点对准了红军的精神，那

种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

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长征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可贵就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时间积淀中转化为对现实的启示，体现了党之魂、军之魂和民族之魂。

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它承接着井冈山精神，又不断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更为它注入

了新的时代血液，增加了新的丰富内涵。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

考验。正因如此，新世纪新阶段更需要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第四篇：红军长征

红军长征

红军的长征实际是不得已的。由于没有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在原来的根据地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只好进行战略转移。但是究竟到哪里去，是没有明确方向的。北上抗日只是后来的说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时，是准备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师。遇到国民党军严重的阻截。湘江战役遭到严重的损失。从8万多人减少到3万。这是长征途中遭到的最严重的损失。爬雪山，过草地并不是最严重的损失。

后来中央红军转进贵州，占领了遵义。就想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蒋介石立即调集大军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只好决定到川西北和四方面军汇合。但是直接渡过川江穿过四川省当然是不可能的。中央红军于是四渡赤水，冲破包围圈，进入云南。在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彝人区，才摆脱了国民党军。通过彝人区以后，抢夺芦定桥。再前进当然不能经过成都平原，就只能爬雪山过草地了。

所谓雪山草地就是今天阿坝藏族自治洲的夹金山和松番草地。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以后就和四方面军汇合了，双方混编成左右两路军通过草地。结果在通过草地以后红军发生了分裂。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一部分组成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其余部队重新通过草地到了现在甘孜藏族自治洲地区。

陕甘支队北上以后突破腊子口，到达甘肃南部。在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看见一张国民党的报纸，知道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才最后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长征。困在甘孜的四方面军和经过长征的二方面军即原来的二、六军团终于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长征正式结束。

第五篇：红军长征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10日率红1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开始长征。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

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长征中的部分红军女干部——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日至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长征中（1935年3月至5月）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部分干部到达陕北后于延安合影（后排左起第5人为军团长罗炳辉、前排左起第3人为军团政治委员何

长工）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长征经过的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红军走过的水草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1935年9月，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在陕甘苏区延川县永坪镇会师，成立

了红15军团。图为会师的情景。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日至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日至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红4方面军在长征中刻的标语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

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

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

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日至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

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

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

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

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