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尔雅国学报名家学术访谈录】谢思炜教授访谈录(一)大全
【尔雅国学报名家学术访谈录】谢思炜教授访谈录
（一）访谈对象：谢思炜教授采访人：杨阿敏采访地点：清华大学新斋采访时间：2017年11月12日10：00——12：00录音整理：杨青 谢思炜，1954年生，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84年获硕士学位以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199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2001年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
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唐宋诗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唐代的文学精神》（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等。
杨阿敏，1993年生，江西吉安人。2017年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曾任职于《儒风大家》编辑部，白鹿洞书院文化交流中心，现在北京采薇阁工作。2015年10月11日创办“尔雅国学报”微信公众号，独立运营两周年来，关注者超过12000余人。尔雅国学报公众号新开辟“名家学术访谈录”栏目，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整理记录：家庭与求学历程部分；工作与访学经历部分；学术思想部分；学术评论部分；社会关怀部分。希望能全面保存访谈者的生平经历与学术思想，为学术史留下鲜活的资料。相信通过这种形式，对发表学术新见，传播学术思想，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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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求学经历
杨：谢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尔雅国学报”公众号的访谈。请您谈谈中小学的教育经历。
谢：实际上是这样，我小学到五年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你知道那个时候就都停课不上学了，后来到进入中学应该是在67年，小学等于没毕业。进入中学之后呢，那个时候又不能正常的教学，文化课这些就上的很少，就经常搞运动和学工学农啊各种活动。后来到70年我们就应该初中毕业了，但实际上在中学的两年多时间吧真正在学习上的时间是不多的。比如说我们的数学，学到什么（哪里）呢，就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外语呢，就是英语，是开过几次，大概就是学了最简单的一些问候语。
杨：当时学英语吗？我看好多人都是学俄语的。
谢：那个时候已经不学俄语了，但是其他的也是学的很少，那时候也没有高中，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后还没有恢复高中，一直到我们下面的一届两届才开始恢复高中，有一部分学生可以升入高中。我们中学毕业以后呢，那个时候都是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像我哥哥当时就去的东北的建设兵团，他比我早一届，他是69届的。我们这一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大部分没有上山下乡，因为当时北京市缺工人，前面的好多毕业生都到外地到农村去了，然后我们那一届基本上就都留在北京了，被分配到各个单位，我们中学大概有好几百人都分配到一个建筑公司。杨：都到那边当工人去了？
谢：对对对，我做了将近八年的建筑工人。接近八年，差几个月吧。我们是六月份毕业嘛，然后马上就直接分配到工厂了，建筑公司，一直到恢复高考以后，这期间一直是在建筑公司。
杨：那您在建筑公司做什么呢？
谢：我们那个工种叫抹灰工，跟瓦工差不多的，它可以归到瓦工里面，要细分的话叫抹灰工，就相当于现在搞装修房子那个内装修外装修、处理墙体地面啊这些工作。这是建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种。后来就恢复高考了，但是这之前呢，有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差不多都有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学习机会，没有一个完整的好好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不能说是好处，就是当时没有后来的应试教育的一些压力，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找书来读。杨：当时您看书的途径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谢：书当时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的，从图书馆也能借到，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可能借不了，但是到后来也就慢慢恢复了。我父亲在中学，他从他们学校的图书馆能够借出一些书来，当时社会上也流传一些书，就是各种各样的书都会有一些的。那时候我们读的比较多的，提倡读的就是叫读马列的原著，那时候像这种书我们都读过一些，包括比较难懂的像《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读这些书至少你对到马克思之前的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因为这些书也是训练你的思维。后来我和我的一个研究生同学聊，他说他当时把马恩全集全读了一遍。我没有读那么多，但是我也看过一些，包括三卷《资本论》我都读下来了。
杨：有些人讲当时读马恩的书感觉都是罪过，好像有些地方都不允许读。
谢：这个是分时间的，应该是到70年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官方也提倡大家要学马克思主义。杨：那您除了马恩之外还读过什么书呢？
谢：也读过很多历史、文学方面的一些书，像《鲁迅全集》我基本上都看过。其他的像现代文学中比较著名的像茅盾、巴金啊能找到的当时都看过。外国的也看过不少，基本上是当时能够看到的五六十年代翻译的那些。另外，当时七十年代以后就有好多内部书，那时候是由高层组织的一些人专门去翻译的，那些书翻译的质量都很好。
杨：对，那次我在九江火车站看到一本七十年代翻译的一本关于苏联的党史的书，上面那个序言好像还是批判的态度，但是他先翻译出来供大家读。
谢：对对对，当时一般都这样，就说供大家批判，也有一些政治方面的甚至一些小说都是这样。当然这也是有阶段的，在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除了《毛选》你什么书都不能看，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工作的单位，因为有年轻的职工，他看浩然的小说《艳阳天》，我们现在看那个书是很左的小说，当时看那个都不行，是要批判你的。但是这只是一个阶段，后来就慢慢恢复正常，像70年代那些文学名著像《红楼梦》啊就都慢慢发行了。杨：请谈一下您当时怎么参加高考的？
谢：就是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还算比较幸运，当时大概就几个月的时间准备，我的这几个月主要就是学数学。因为以前只学过一点，我就把从初中到高中的数学全学下来了，基本上是自学，包括到高中的解析几何。那年高考也比较有意思，北京市出的题是各个年级水平的都有一部分，比如说你只会初一的，他可能有一道题就是初一的，你能够得十分，他照顾到不同层面。我是数学最难的题都做出来了，但是中间也有两道题是做错了的，因为审题错误。当时也没参加过什么考试，所以也没什么经验，所以就可能说把∠ABC看成∠ACB，就是这样的错误。杨：您当时考了哪几科呢？
谢：当时就是考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文科好像就是考这些。
杨：您还记得您当时写的高考作文吗？
谢：高考作文北京市出的题叫《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个卷子后来说有人还当面跟郭先生求证过，这个题是北师大的郭预衡先生出的。另外还有一些阅读理解题，他也是出的鲁迅的一段话，让你谈怎么去分析它，大概就是这样。杨：当时考外语吗？
谢：那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没有考外语。杨：报志愿是考前填吗？
谢：应该是考前填，但是那个时候只能填三个志愿，就是你只能报三个学校。我第一志愿填的北大，第二志愿填的北师大，当时学校也很少，当时三个学校报的都是中文专业。杨：您是77年高考78年入学的吗？
谢：对，78年春季入学。当时是春季入学到春季毕业。所以我们后面那届78级只和我们差半年。杨：请您讲一下您大学的生活。谢：大学还是很好的，当时上很多课。
杨：您还记得古代文学给您上课的是哪几位老师？
谢：有好多老师啊，像韩兆琦先生给我们上过，辛志贤老师，杨敏如老师，包括启功先生，启先生也给我们上过课。杨：启先生是讲哪一段？
谢：他是讲中间一段，给我们讲杜甫。聂石樵先生，邓魁英先生那时候都给我们上过课。那时候北师大古代文学的这些老师，当时他们力量也很强，这一批老师人数也不少，十几个人吧，基本上都排出来了，就是你在本科阶段基本上都能听他们的课。
杨：您觉得当时的大学中文系和现在的大学中文系感觉有什么差距？
谢：那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老先生教的，接触到很多老先生。他们年龄已经比较大了，给我们开课、讲座什么的。还有一批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主要是五十年代毕业的一批老师，他们给我们讲课。
杨：除了我们今天中文系的专业课，当时的课程设置有没有和现在不一样的地方？
谢：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吧，当然可能政治课后来有一些变化。要讲不足的话，当时不够开放，大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能够了解的学术方面、思想方面还是有一定局限。杨：那当时在学校里面，您自己的读书生活怎么样？读书或是买书的经历是怎样的？
谢：这个应该是跟我们以前的经历有关。因为以前自己已经有一个读书的习惯，自学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跟我经历差不多的这些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原来就是主动找书来读的，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我们自学能力也比较强，上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主要还是靠自己找书来读。进了大学之后当然就条件更好了也更方便了，好多书你都能看到，而且你有比较完整的时间。我在本科的时候把《史记》给读下来了，把《左传》读下来了，这样文献阅读的基础就比较好了。另外像古代文学比较重要的典籍，也都读了一些。杨：我看好多人都提倡读作家要读全集，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谢：读全集也是要分阶段，你本科刚开始进入的时候恐怕读全集是读不进去的，你还是要有一个基础，像我们当时一般是跟着文学史的课，它有一个作品选，你首先要把这些先读下来。然后有余力，你再选择一些作家来读。可以先读我们专业课要求你读的作品选，另外可以再读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家的选本，像李白、杜甫你可以读一些选本，以后再进一步。我们是到研究生阶段老师才要求我们要完整的读作家，要读全集。当然像李白、杜甫这种大家，他们的集子的量也非常大，你读一个差不多就要半年，你如果在本科阶段这样读的话时间也不够用，你读不下来。
杨：那您上大学时有没有买书的经历？谢：也买一些，当时我不像有些同学非常执着，买的非常多。我们当时有些同学只要是出书他都要买，我没有这样。现在来看的话，当时大学买的书后来基本上都没有用，就是能够用上的不多。那个时候因为课比较多，你自己的兴趣也比较广，所以可能各种书你都会买一些，到以后你研究范围可能越来越窄，其他有些专业的书可能就用不到了。可能会有这种体会。杨：那您毕业之后为什么想要考研究生呢？
谢：考研究生就是为了深造，也是学了这么多课程之后发现还是对这个专业比较感兴趣的。以前也曾经考虑是不是考其他的专业，而选择这个专业一个是因为我们专业上古代文学前后几位老师都是讲的非常好的，能吸引你喜欢这个学科。另外我也是在这上面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我们那年的研究生招生不是所有专业都招，有些专业不能保证每年都招生，有些专业是今年招，有些专业是明年招，招生是逐渐在恢复的过程，而我们那一年正好古代文学专业招生的计划名额是最多的，所以从考试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我觉得考这个更有把握一点。杨：当时你们这个专业招了多少同学？
谢：原来的计划是招五个，后来好像是录取了七个。杨：当时有没有保研这样的说法？ 谢：没有没有，那时候都是统考。
杨：那比现在好多了，现在招七八个感觉五六个都是保研的。谢：但是那个时候考都是全国来考，所以竞争也还是很激烈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考研的比例也是很低的。杨：那您硕士为什么只读了两年？
谢：不是两年，就是刚才讲的情况。我们是春季入学，就是82年年初入学，如果完整的话应该是到85年年初毕业，我们当时就稍微提前一点，到84年的年底答辩什么的这些就都进行完了。然后就就职了，按年来算的话其实也还是三年。杨：那您研究生阶段您主要是跟着哪位老师学习的？ 谢：当时是启功先生、邓魁英先生指导我的。杨：那您当时选择的是什么方向呢？
谢：当时就是按段分，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是一段，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是一段，启先生和邓先生是负责指导唐宋这一段，然后元明清是一段。杨：为什么当时有两个导师？
谢：主要是启先生和邓先生合作，因为当时毕竟启先生年龄比较大了，有些具体事情可能都需要邓魁英先生帮着来处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合作指导。
杨：那您研究生阶段一些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可以简单讲一讲吗？
谢：研究生阶段老师指导这些方面还是很具体的，我们当时是唐宋这个方向嘛，所以邓先生就大概给我们分配了一下，一年是读唐代，一年是读宋代。因为老师是有资深经验的，所以就说你要选重要作家来读，要完整的读，一个学期读一个作家。所以我们第一学期读李白，第二学期读杜甫。李白就是读瞿蜕园和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杜甫当时也还是读仇注，这是一年。到第二年读宋代，第一个学期读了苏轼，当然苏轼的量很大，读起来也是很紧张的，诗词文都读，到后来读的就不那么细致了。到第二年第二学期有一点就是要考虑毕业论文这些事，再读一个很大的作家可能就读不下去了，所以当时我自己又读了一些江西诗派，黄庭坚这些。杨：老师除了指导读书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指导吗？
谢：其他方面的话，上课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上课是不太多的，那时候也不像后来规定你必须要修多少学分，你必须得开多少课。这种要求当时都不是很死。老师就是布置一些你这学期要读什么，当然到最后你每学期都要提交一些读书报告，你的小论文，所以我们主要学习方式、精力都放在这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学习。那时候也不是说这种方式就叫一个课，它也不叫课，就是老师给你一个具体的指导，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学。另外，启先生也给我们上课，启先生特别是给我们准备一门他开玩笑称之为“猪跑学”的课，就是说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他是从这个俗语来说的，就是说要提供你一些有关古代文史的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性的内容。很多可能是在一般的课程或书本上不一定能查到的，启先生还特别给我们准备这样一个课，给我们讲各个方面的文史的知识、常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个时候老师指导我们更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和我们讨论问题，当然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去问老师的，老师呢特别像启先生，他考虑问题的方式，他有什么想法都会跟我们讲。他对某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包括学术方面的，也包括其他方面，有关历史上的一些看法他都会跟我们讲。就是这种方式对于学生来讲是很有帮助很有收获的。你会经常接触老师去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老师也经常会想要听听我们的看法，听听我们对问题的了解，而且也会让我们介绍一些学术上新的观点之类的，师生之间通过这种方式的交流是很多的。而且这种交流也不限于读学位的这几年，后来我留校工作的这十几年时间还经常会去找老师，当然平常这种交流很随意，就是聊天，听老师谈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帮助很大的。这个就是说老师教你一些东西，给你解答一些问题，直接传授一些知识也包括治学的方法等，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像跟启先生学习，见识了一种做人和做学问的境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在刚刚进入治学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就比较幸运能够接触到这样的前辈学者，你就知道他做学问、做人是怎么样，以及他平常怎样来处理各种事情等等。那么你自己也就知道将来你应该怎么要求自己，向什么方向努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老师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指引你什么，这是一种言传身教，但也不是说一定要教你什么，但你能接触到这样的一种老师的话，对你来讲是很幸运的。杨：嗯嗯，我本科阶段和自己的老师关系还是挺好的，我基本上也是经常去老师家里面，跟老师接触相当多。那老师当时有没有什么固定的讨论啊？ 谢：都没有什么固定的讨论，都是一些日常性的很经常的交流，老师也没有要求你必须什么时间要来参加讨论。杨：那当时您的硕士毕业论文为什么选择研究宋代江西词派的诗人吕本中呢？
谢：这个也是因为当时唐宋诗读下来之后，前面读杜甫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就想到和杜甫有很大关系，受杜甫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江西诗派，我把江西诗派这些像黄庭坚、陈师道就基本都看了一下，黄庭坚的话就花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他的诗是不太好读的。具体到硕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当然要和导师交流，你要选黄庭坚这样的诗人可能就难度比较大，不一定做的下来，硕士论文的话因为它的时间也比较紧，那么我就选择了一个当时相对而言讨论还比较少，但还是有一定重要性的诗人，所以就选择了吕本中的作品。杨：您的论文主要是研究吕本中的什么方面呢？
谢：就比较全面吧，从他的文献调查到整个的作家的生平、创作、思想等等这些。因为他的集子还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作品数量也比较多，大概有一千多首诗吧。而且当时我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他的一个外集，叫《东莱外集》，这个《东莱外集》是收藏在北京图书馆，那么以前其他的人调查的话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包括钱钟书先生，他在《宋诗选注》里面选了吕本中的一些作品，然后里面就提到吕本中有一组诗，只从《瀛奎律髓》里面选了几首，这组诗现在见不到了，他就很遗憾，他说这组诗应该是很重要的。那是靖康事变之后吕本中写的一组诗，但是这组诗实际上是保存在《东莱外集》里面，所以当时通过调查发现这个资料，这个也算是我的运气比较好。是大家曾经知道同时也很重要但是都没有调查到的这样一个资料。所以当时我还给钱钟书先生写过信，告诉他我这个发现，钱钟书先生后来也给我回信了，他说他们所里面也有一个学者，也发现了这些作品，也告诉他这个消息。
其他的就是，我当时做这个论文还给吕本中编了一个年谱，基本上把他的家族的材料、从北宋后期到南宋的历史文献、各种文集我基本上都翻了一遍，所以有关的这些材料就都找出来了。当时这个论文答辩的时候是傅璇琮先生做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因为傅先生编过一个《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的资料汇编》，所以他看这个论文的时候，说我里面有一个材料是他没有用过的，就是关于吕本中的家族的一些材料。通过这些家族材料能够说明吕本中跟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些关系。
杨：那您怎么看吕本中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呢？ 谢：我觉得是过渡性的吧，他位于南北宋之间，但毕竟不是第一流的大诗人。
杨：通过您的研究，您觉得他在文学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成就呢？
谢：我硕士论文后面有一部分讲他的创作的，那个后来就作论文发表了。他主要是在南北宋之交经历一个很大的社会变动，靖康之变这些。比如像同时的也和江西诗派有一定关系的陈与义的创作，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变的，他的诗讲他事变之后的逃难等等这些经历。吕本中也是，在这一个阶段有很集中的一些作品，记述这个时代的。而且当时他就是在东京的围城之内，还参与了当时的一些活动，所以这都在他诗里面有记录的。
杨：他这种集中的书写是不是受到了杜甫的影响？ 谢：应该是跟杜甫有关系，包括他写很长篇的那种像杜甫的《咏怀五百字》这种长篇作品。宋代诗人里面只有少数人选用这种形式来创作。可能与他的创作经历有关系所以他也写这样的长诗，另外写一些组诗。
杨：这是他有意识的记录一些历史事件，就是说他的诗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谢：对对对，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所以包括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面对他有些作品也是评价很高的。
杨：后来您毕业以后留在北师大任教，为什么要考虑到继续读博士呢？
谢：我们读博士是在职的，因为你在高校工作，在学历上当时是没有什么要求的，但是后来还是有要求的。另外读博的话收获会比较大，你可以集中一段时间，你必须要做一个专题。那个时候你正在一个学术的积累阶段，你正是一个上升的阶段，那你有这样一个压力对你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我自己感觉也是在读硕士和博士阶段各方面的进步都比较明显。
杨：那您当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什么课题？
谢：我做的白居易，后来就叫《白居易集综论》，这个是启先生帮我定的题目。因为它有一部分是讨论文献，就是白居易文集的中国的刻本，日本的抄本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献的调查，另外一部分有关白居易的生平、思想、文学创作的讨论，所以用了一个题目是《白居易集综论》。杨：当时为什么想到研究白居易？
谢：选白居易当然也是考虑到他还是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有这种开拓的空间。另外这也受到启先生的影响，启先生对白居易的诗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他有时候讲其他诗人可能说还有一些批评，会挑一些毛病，但是讲起白居易的诗他很少这样。这可能和有些人的看法就不太一样，觉得白居易是那种俗的人，但是启先生的看法和他的诗学的观念是有关联的。我看他书房里挂了一副对联，是他收藏的清代学者的，上联应该是“元白文章新乐府”，下联是“倪黄画法旧诗传”，所以你就可以看出启先生对白居易的诗是非常推崇的。也是受启先生的影响，当时我就想我得把白居易好好读一读。我们在读硕士的阶段其实没有读白居易，那时候老师也说白居易确实不好读，因为那时候白居易诗是没有注的，后来到八十年代后期，大概八八年朱金城先生的笺注出来了，但是他的笺注也是基本上不注典故和词语的，他是主要注人物和事迹。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就没有推荐我们去读白居易，就先读李白、杜甫。所以我自己是到工作以后才开始花时间把白居易完整的读下来。
做博士论文的话就要考虑选择什么题目，我有一段时间还是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杜甫，因为在这之前我读杜甫做他的研究还是比较多。但是后来又看到一篇文章是讲日本学者有关在日本的白居易文集的抄本研究的情况介绍，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就是我了解到有关白居易的相关文献方面，还有很多的我们不太了解的日本学者在做的一些工作。杨：日本流传的白居易抄本具有什么价值？
谢：他的抄本的源流都是唐抄本，跟中国的刻本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是当时由各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日本僧人到苏州南禅院，苏州南禅院保留有一套白居易的集子，这个叫慧萼的和尚就把苏州南禅院的集子整个抄了一遍带回到日本，后来日本的那些抄本就是从这些抄本反复的转抄，这样的一个途径流传下来的，他跟中国的刻本的系统就不太一样。
杨：那他抄的就是白居易自己编的集子吗？那中国的刻本又是怎么来的呢？
谢：对，是白居易自己编的集子，中国的刻本当然也是白居易自己编的，但是它和日本的抄本之间又有些差异，中国的刻本是五代时期的一些传本。
杨：除了文献方面，站在文学创作方面您对白居易有什么看法？通过您的研究，有没有什么跟传统观点不一样的地方？ 谢：文学创作方面，你要说跟传统看法完全不一样应该说不上，就是对前人的研究做一些补充，提出一些新的课题。杨：那您的这个书后来出版了是吧？
谢：对。《白居易集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杨：您研究生阶段师从启功先生和邓魁英先生，启功先生可能大家比较了解您刚刚也讲了一些，您可以讲讲邓魁英先生吗？
谢：邓魁英先生和聂石樵先生是夫妻两个人嘛，所以我们去的话实际上跟两位先生都接触，他们会跟我们谈各种问题。我觉得邓先生和聂先生他们做研究自己很有经验，所以他们对我们学习，我们做研究工作给的指导一个是很具体，另外就是说可以给你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说我选择一个研究题目，我自己觉得这个题目可以做一个学位论文，那么像邓先生聂先生他们，听一听你的想法，他们就能帮你判断你这个题目做得成还是做不成。
这个对学生来讲确实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话确实是没有经验，你可能觉得自己有一点想法，我就把它做下去吧，但是这时候如果有一位有经验的人帮助你来把握一下，帮助你评价一下这个题目是不是有价值，另外就现有的研究、材料来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做下去，这个方面老师就非常重要，如果老师说这个题目做下去是可以得，那基本就能保证你能继续做下去。杨：那在日常生活方面您能谈一下对两位先生的认识吗？
谢：在日常生活中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两位先生都是那种非常谦和、从来也不张扬的知识分子，对学生也都非常关心，有些什么事情他都会帮助你。
杨：那除了这几位先生，您印象比较大的老师还有哪几位呢？
谢：我从当时这些老师那都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像郭预衡先生，他也给我们上过课。当时我调查杜甫的集子，我发现杜集原来有好多小注，这个小注我判断它应该是杜甫的自注，但是过去有一个说法，诗文，自己写的诗不能给它作注，自己作注它不成法，过去的文人有这种说法。所以杜甫诗里面这些注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自注，这个也有好多怀疑。后来有一次在郭先生的课上，课间的时候我就问这个问题，我就问中国古代的文人有没有给自己做自注的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郭先生马上就告诉我像谢灵运的《山居赋》里面就有大段的自注。这个就使我比较有底了，就知道诗文自注实际上是有这种习惯的。在本科阶段郭先生有给我们的讲座辅导，这个给我印象挺深的。他就讲了怎么学习，他说学习要学三方面，一个是要学一点记问之学，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说你必须要记一些东西；第二个叫学一点章句之学，这个主要是指要理解它的篇章大意；还有他讲的一点是要学一点通人之学，这个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还有聂石樵先生，因为我们本科的时候要写毕业论文，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写论文，然后我们就请老师给我们辅导一下，我记得当时聂先生来给我们开一个讲座，就是讲怎么写论文。他首先就讲“首先你的论文题目是从哪来的？”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就希望老师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告诉怎么去找论文题目。聂先生怎么说的呢，聂先生说论文题目是从长期的研究工作积累中得来的。这个大家听了就有点失望，觉得这个还用老师说吗，但是聂先生这个话我感觉都是甘苦之言。就是说你不要想着急于求成，没有什么天下掉馅饼的事，忽然间你就发现一个什么题目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就是靠你学习研究的积累。
聂先生当时还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做学问包括写论文，不要发怪论。聂先生这些讲法其实都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这么多年来他自己做研究看到的一些现象之后有所感，所以他才告诫我们。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人研究杜甫，讲杜甫是“农民诗人”，这个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有人有这种观点的，应该说这个就是怪论。就是你故意的找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说法，看起来好像很新颖，但是其实这种提法并不能说明问题，也不能站得住脚。聂先生的这些告诫对于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们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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