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话昂山素季：我追求的是修复式正义
对话昂山素季：我追求的是修复式正义
以昂山素季为原型的电影《The Lady》海报。该片由于某些原因至今无法在大陆上映。昂山素季此次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面恐怕也无法改变这部影片在中国的命运。
6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正式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她的首次中国之旅中，这位昔日的敏感人物将在北京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面。全球眼曾在本月5日刊发前《亚洲周刊》记者张倩烨的文章《专访昂山素季：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给我发邮件》，在微信朋友圈引发较大反响。今日全球眼刊发另外一篇中文媒体昔日对昂山素季的专访。原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杨潇四年后的作者手记
2011年11月，我和摄影师姜晓明经昆明飞抵仰光，其时缅甸政治解冻开始不久，我们拿的都是旅游签证，一个是“语文老师”，一个是“设计师”。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热浪滚滚，尾气味道很重，倒意外治好了我的重感冒。
到达仰光之前我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把国家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与缅甸近现代史和昂山素季的重要书籍都翻了个遍，又提前约好了一堆采访---这是基于同年采访埃及革命的经验，不过主要是因为并不知道此行能否专访到昂山素季，我需要在等待的时候尽可能给自己多找点儿事做。仰光的采访持续了大概10天，很多材料都用在下面这篇文章里。后来我们去了茵莱湖，又去了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期间每天都在写邮件争取采访机会。那时曼德勒是整个缅甸网速最快的地方，不需要等半小时才能进入Gmail邮箱，我在酒店附近一个网吧冲浪（真是如此啊）了一个小时，网吧里的缅甸人要么在上Facebook，要么在看爱情动作片，我想这两者都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吧。网吧里还有一个金发姑娘，听口音应该是美国人，看了会儿雅虎新闻，然后激动地对同伴说，哇，希拉里要访问缅甸了，that's very......她寻找着词汇，important！当天晚上我落枕了。第二天歪着脖子和晓明去爬曼德勒山，然后又沿着护城河打算去那仿造的曼德勒王宫看看，就在王宫门口，我那个在仰光花500块钱买的笨重的中兴手机响了（缅甸当时不支持国际漫游，买本地sim卡还得配一部手机），电话那头的人自称是昂山素季的密友，说夫人愿意接受你们的专访，请问你们哪天方便呢？我们立刻约定时间，飞回仰光，也就有了下面这篇特稿《素季的国度》，和那篇独家对话（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文章是12月回京后写的，出于风险控制的考量，杂志选择在二月年后发表。现在看这篇文章自然还有诸多可以改进之处，不过我始终记得那个结尾，昂山素季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这两三年人人都能感到世界在加速前进，好像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往车窗外扔东西，扔掉被这个时代认为过时的东西。我时不时会想起这个回答，人们对于新奇性的追求是如此根深蒂固，还有什么比“过时”更大的罪过呢？可如果人们对未来是如此确信，为什么我却看到越来越多的自我说服和自我催眠？不要误会，我并不打算为“过时”辩护，我只是觉得许多事情都缺乏检视和辩论，也许我们该想想：对我们来说，究竟有什么，是真正important的呢？首发：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2月10日作者：杨潇 编辑：陈磊1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3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4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5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6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了解有关昂山素季专访的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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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昂山素季观后感
《昂山素季》观后感
看了《昂山素季》，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影片里的情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荡，我敬佩这位女神。
她生于缅甸仰光，是缅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在昂山素季三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因为领导缅甸独立军而在1947年7月19日被暗杀。在长大后，素季离开家乡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在那里认识了丈夫麦克-阿里斯，生下两个孩子，过上了幸福安乐的生活。在1988年的一天夜晚，素季接到一通来自缅甸的电话，得知她的母亲中风入院。这使得她不得不在多年后，再次踏上故土，面对悲伤的回忆。当时，正赶上缅甸政权变动，许多群众上街进行游行。素季在医院亲眼目睹当地士兵向示威的学生开枪，死伤甚众。这唤醒了她心中对民主政权的渴望。许多认识素季父亲的退役军官和反抗人士纷纷邀请她领导民主运动，她也决定继承父亲的衣钵，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在同年8月，素季在仰光近百万群众集会前，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说。随后，她创立了自己的政党，赢得了当年的大选，但军政府取消了票选结果，并通过武力对素季一家进行胁迫„„其后21年间她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其寓所中长达15年，在2010年11月13日终于获释。
我认为她的故事应该得到传播。电影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母亲，一个温婉伟大的女性，一个平和的女子，是她推动了缅甸非暴力民主的进程...昂山素季，不愧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她与英国籍的丈夫爱的是那样的深沉...电影美丽的广播与优美的音乐令人回味，昂山素季的经历耐人寻味
昂山素季是“超越圣女贞德的女英雄”，得力于“非暴力运动”。20世纪以来，面对殖民统治、种族歧视、专制政权等人类社会的毒瘤，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图图、瓦文萨、哈维尔、昂山素季等人倡导与坚守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原先的“暴力革命”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暴力革命”是以“恨”为精神资源，而“非暴力运动” 是以“爱”为精神资源。“暴力革命”的以暴制暴是人本主义的，正义与非正义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经常可能互换位置；而“非暴力运动”不是妥协，而是抗争；不是消灭敌人的肉体，而是征服对手的灵魂。面对残酷的暴戾，非暴力主义者以爱与宽恕来对待，这已经超越
了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所以非暴力主义者都有着宗教的关怀和信仰的力量。对于非暴力主义者，我们不能以“战士”来称谓他们，甚至不能以“英雄”来称谓，他们只适合一个名词，那就是“圣徒”。昂山素季说，绝对不能采取以暴易暴，这种方法实际上却让自己堕落为与军政权同样的地步。在《自由》一书中，昂山素季指出：“一些人改变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当南非的旧政府、拉丁美洲的军事专政进行独裁统治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认识到这些变化不可避免，这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最好道路。我所表达的真正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为别人而活，主动地去承担那些处于恐惧之中的人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的意思是她是一位甘地式的女性，她为了民主手无寸铁地奋斗了30年，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她的话语和演，她为了民主手无寸铁地奋斗了30年，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她的话语和演讲。这是一个女人手无寸铁的战斗，她只是用自己的善意和智慧来战斗，就像甘地一样，她是一位甘地式的女性。在历史上，你能够找出几位这样的女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但却被拘禁了24年。这是疯狂的。
在1998年，昂山素季离开牛津回到缅甸探访病中的母亲，并最终留在了这片土地，而在1999年，她的丈夫阿里斯在诊断出癌症晚期后同年去世。阿里斯不被允许入境缅甸，这是为了逼迫昂山素季在去留之间做出最后的抉择。丈夫的病与死成了诱饵。这部电影着重描述了那个压抑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抉择，这是人类的悲剧。他们的爱情是惊心动魄的。
昂山素季，一个女人，用她柔弱的身躯支撑起民主的信念，捍卫着人类普世的尊严。一位伟大的女性，与曼德拉一样在追求自由与民主的道路上坚守了20年。一位为理想牺牲家庭幸福的母亲，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尽管某国已有两位诺和奖得主，但支持邪恶朝鲜的某国无法理解诺奖的真谛。
她从容向百万群众发表演说；在军警的枪口和随时开枪的威胁声中，她面不改色慷慨赴集会；她以绝食至死为抗议，为狱中战友争权利。能够这样做的人，一定是自己首先克服了恐惧的人，昂山素季说：“对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而言，最了不起的天赋是无畏——不是全然的血气之勇，而是打从心中没有恐惧。” “在爱中无恐惧”的伟大精神，正是昂山素季超越圣女贞德的地方，也是“非暴力主义者”超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的地方。
'用你的自由,以促进我们的自由'为缅甸人民的自由和和平,被软禁15年,手无寸铁,只是用自己的善意和智慧来战斗的绝美女子—昂山素季，！这位缅甸人民叫“母亲’的昂山素季，一个平和智慧坚定的女子,一个温婉被丈夫放任但深爱并无私坚持的妻子,一个给孩子大爱正义自信的母亲
与昂山素季的政治经历形成复线，是她与那位英国丈夫迈克·阿里斯之间凄美的爱情，在这个维度，昂山素季表现了作为人尤其是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人性美”。基督徒迈克·阿里斯懂得使命对妻子的呼召，他甚至把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也全部贡献给了妻子的事业：他是民主运动的“印刷工”、是民主运动的宣传员、是妻子无法顾及的家庭支柱、是妻子最大的心理慰籍，他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政要制裁缅甸专制政权，还游说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将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昂山素季。夫妻最后的相聚是在1995年底，可是此后他便不再获准进入缅甸。1999年3月，阿里斯因癌症在牛津逝世，生前他知道昂山素季一旦离开祖国，就再也不能回去，因此拒绝了与最爱之人的最后见面，用生命为妻子的事业做出了最后的贡献，信守了“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的诺言。昂山素季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在与丈夫凄美的爱情故事中，昂山素季在“家庭”环节表现了一个女人最多的柔软，她觉得自己对不住丈夫，对不住孩子，她欠他们太多太多，甚至在丈夫弥留之际也无法去到他的身边。影片中，她的哭、她的思念、她的挂欠、她的孤独都是在“家庭”环节展现出来。但她有使命大于家庭，家庭需要她而人民更需要她，她只能是在牺牲家庭中拥抱国家。家庭这一复线与政治运动相交织，让我们看到神性光芒与人性光辉交相辉映。
昂山素季是我的政治偶像！她是打不到的铁娘子，一位敢于为梦想奔波的母亲、爱人。一个牛津学者的美丽夫人，2个孩子的母亲，叩问;是什么让她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呢？是人类崇高的理想。对于昂山素季，我们都应该表达深深的敬意。
昂山素季，不谈其父对中国远征军的对抗，但为女儿，女人，妻子，母亲都谈不上称职，并不是不爱，只是为拥有自由民主的人民，缅甸人民会像爱他的父亲一样爱她！是为了民族自由和平而奋斗的勇士。
昂山素季真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实在忍不住的泪泪：昂山素季第一次公开演讲；大儿子代替母亲发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时两个时空的合奏；得知丈夫的癌症后俩人都故作坚强的跨国电话；丈夫死之前亦不能见最后一面，一个人蜷缩在地板上哭成泪人。昂山素季不仅是个经历曲折的政治人物，也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不评论政治这种复杂的事，光从电影而言，人物塑造得很真实，让我几度欲落泪；同时也算是让我了解了缅甸这个陌生的国家。
缅甸是个亚洲小国，但却因产生了一位伟大的女性昂山素季，而受到世界不断关注。她就是昂山素季。她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官衔，却是亚洲最有力量、最有美丽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她因我们而失去了自由，这位本来可以在西方过著优越生活的学者。她因我们而处于饥饿之中，这位弱小、文雅而美丽的女性。
还记得一个画面：1989年4月5日，当她和她的同伴一起进行在一个城镇的街上时，一队士兵挡在了她的面前，威胁着如果她们再往前走，就要开枪，昂山素季要求她的支持者们站到边上，独自一人毫无畏惧的挺上前云，面向黑洞洞的枪口，以一个柔弱之躯对峙一群手按扳机的军人。在相持的最后一刻，负责指挥的少校命令士兵不要开火。对于这种勇气，她曾说：“实现民主不要仅仅依靠别人的勇气与无畏。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去成为一个无畏的有勇气的英雄。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
应该相信，在当今这个文明成为强势的世界上，所有的专权者都活在恐惧中，他们知道丛林法则越来越玩不转了，都不愿走到萨达姆和卡扎菲那样的绝境。不过由于各自心怀侥幸，还在做困兽犹斗，以为会时来运转而已。可是昂山素季一类人物的存在，不容他们拖延，逼着他们尽快做出最后的选择！这就是昂山素季这类人物存在的巨大影响力！
在组织中，领导者和成员共同推动着团队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领导者的个性特征和领导艺术，员工的主观能动性，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积极互动，组织战略与经营目标的制定以及实现的过程都与企业的领导者本身的领导能力直接相关！著名领导力训练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领导力的核心是对他人产生的一种持续的影响力。
拿破仑·希尔曾经说过：“在别人的影响下生活着，就等于不属于自己，就等于被别人的意志给俘虏了，这样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会登上一把手的位置。”的确，影响力弱的人只会生活在他人的阴影下。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人，身边总是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他们总是不自觉地会受到他的吸引；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领导，做起事来总是感觉更轻松自如，下属也总是更愿意真心接受他的领导；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职员，不但更易被领导欣赏，轻松让领导接受自己的建议，而且也能更广泛地影响其他同事。
总之，在这个时代里，个人如果想在组织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就要对领导力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虽然我仍然不能认同领导者可以培养出来的观点，但我相信领导力是能够得到提升的。面对这个瞬息万变、日益复杂的世界，谭小芳老师希望每一个领导者都可以重视领导影响力，提升领导影响力！总之，昂山素季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顶天立地！
第三篇：昂山素季电影观后感
《昂山素季》电影观后感
《昂山素季》电影观后感
昨晚看了一直期待的电影《昂山素季》，和一个留宿下来的朋友一起。
她是一个前兽医，理性而固执，看完电影之后，我们几乎是狠狠的争吵了一场。最后她说我观点狭隘，我怒吼：“在我狭隘的观点和我家狭隘的沙发之间，你选一个吧！”
唉，为一部电影吵成这样，今天早晨醒来，不免觉得好笑。
我们爆发的冲突点是： 我的不满在于：“为什么这变成一部歌颂伟大爱情的电影？我想看到的那些都没看到。”
她的观点在于：“如果你只看到了爱情和昂山素季，那么你误解了导演，电影是在让你关注缅甸这个国家，历史和政治，爱情只不过是一个线索而已。” 真的是这样吗？
电影不好看，往往就让我不满。
在一部叫做《昂山素季》的电影里，我想看到什么？ 我想看到一个真实，饱满，生动的人。
一个并非一开始已经是圣人的人，而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我想看到她的生活平衡一夜之间被打破，她本是一个在牛津相夫教子的女人，却必须成为一个混乱国家的政治领袖，她如何重建这种平衡。我想看到她内心的信仰从何而来，如何在几十年中持续的滋养她。
我想知道她精神的绝境可曾出现，而信仰的光芒如何照亮了那些个漫漫长夜。我想看见她性格的不完美处，她的暴躁，易怒，她也应曾憎恨，恐惧，心存放弃，这些东西如何一点一点的改变，就像她的力量如何一点点改变了那些人民。这些人包括了爱戴她的人，憎恨军政府的人，也包括了体制内的人，包括了军人们和他们的亲人，我想，是不是也包括了囚禁她的丹瑞将军本人。据说丹瑞将军晚年也一直在参禅，我想，他在漫长的岁月中，应该一直在掂量昂山素季这个女人，试图去了解这个人。
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爱人，而是你的敌人。
他掂量着她，他们默默的对峙，在几十年内，一再改变对她的看法，也一再改变对她的方法，直到最后，默许了对她的释放，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作为一个长期被软禁的政治人物，她的精神领袖的意义，高于她实际上的政治作为，也就是说，她的理念重于她的方案。电影中，她表现出的理念是坚持，非暴力，我还想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爱。
她一直说，她不恨囚禁自己的军政府，因为她相信，修复式正义比报复式正义更重要。
她相信不地道的手段，难以达到地道的目的。
她相信原谅，但并不是遗忘。化解仇恨，而不是回避仇恨。她相信只要她开始恨，就是向军政府妥协。
人遭受不幸，不可能不恨，就像曹雪芹，我也想看到，她如何把心中的爱
恨都放平，最终达到那种感动人心的高贵和平静。
我想看到的，不仅仅是“昂山素季是谁”，还想看到，“她如何成为昂山素季。” 这是一个过程，是时间流程，也是生命的历程。在我看来，这才是电影。
电影不仅仅是塑造了一个人物，而且揭示了这个人物的蜕变历程，心灵层次。
一个精神领袖，是怎么改变民众的？ 这个确实很难写。
我和兽医都谈起《摩托车日记》这部电影，《摩托车日记》好看，也好写，因为切 格瓦拉是一个浓墨重彩的人物，而这部电影又是一部公路片，一直在路上，外部动作连绵不绝，景色丰富多变，人物也自然出入，引发和印证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所以电影生动，丰富，深刻。昂山素季难写，一个是她的外部动作少，一直被囚禁，一个是她一直呆在静室里，场景也难以更换，显得很凝滞。
还有一个，我想，阻碍导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昂山素季还活着，为活着的人物立传，需要更大的勇气，尤其是对一个你崇敬的人物。为尊者讳，为爱者讳，是我们的本能。
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我还是觉得，艺术创作者最大的本能，是最多最真的好奇，对一个人物孜孜不倦的挖掘，以及对这个人物生长的世界，客观自然的看待，错落有致的展示。
就像刨出一棵植物，根须会带出很多泥土，那些泥土随它而来，和它在一起。（最近老想去偷花，不好意思比喻暴露了我的想法！）
很多年以前，我很喜欢一部压根没看过的电影，叫做《神父》。我从《环球银幕》杂志上读到关于这部电影的介绍，很震撼。
电影关于一个神父却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他内心的冲突和痛苦不言而喻。最多的冲突都是灵魂内的冲突，使得”我所在的静室就是我的受难地。“ 他的心不自由，身在何处都不自由。而在昂山素季，如果她曾经被囚禁，那么，囚禁她的，不应该仅仅是外部的暴力。囚禁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恨。我想，她的心一旦获得了自由，那么身处何处，都是自由。她的受难地，应也是她的得救地。
是的，我满想在一部电影里看到这些，虽然兽医一直坚持，这都是我的执念，我的傲慢和偏见，一部电影就是它所展示的样子，不是我想要看到的样子。
最后我说一句，杨紫琼演得真好。
一生的风雨历练，江湖剑气，将老时凝练成一块宝重温润的玉石，手中无剑，心中有剑，以气化人，而不再是以技慑人。
我觉得很有意思，她是一个打女，却扮演一位坚信非暴力的女人。她把昂山素季那种大勇若怯演得很好，那种虚弱下的力量，始终带着人
世沧桑全都经历之后的平静自持。平静来自于不畏惧苦难，也因为，她也配得上她所经历的苦难。
(责任编辑：麦田守望者)
第四篇：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和平奖致辞
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和平奖致辞
国王和王后陛下，王子殿下，阁下们，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卓越的委员们，亲爱的朋友们：
多年以前，有时候回想起 来，好象是多生多世以前，我在牛津同我的儿子亚历山大一起收听广播节目《荒岛唱片》。那是个非常著名的节目（我觉得它现在应该还在广播吧），邀请各行各业 的名人来谈谈，当你身处在荒岛时想携带一件什么东西，是哪八张唱片，是除了圣经和莎士比亚全集之外的哪本书，还是哪一件奢侈品？当节目结束的时候，亚历山 大和我都听得很开心。亚历山大问我是不是可能会上这个节目，我随口答道：“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他知道只有名人才可以上这个节目，就很真心的问我，如果我 被邀请的话，是因为什么理由呢。我想了一会然后答道：“可能是我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吧。”然后我们都笑了。这个前景看起来美好，但确实不太可能。
（我现在记不起为什么我会说这么一个答案，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刚读了一本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书，或者是那天的名人正好是个著名作家。）
1989年，当我第一次被软禁时，我的亡夫迈克尔•阿里斯来 看我，他告诉我有个朋友约翰•菲尼斯提名我为诺贝尔奖候选人。那时候我也笑了。迈克尔忽然觉得很惊讶，然后他也明白为什么我会笑了。诺贝尔奖？这个愿望是 很美好，但确实不太可能。那当我真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多次，这确实是个合适的时机来审视，诺贝尔奖对我意味着什么，和平又意味着什么。就像我在访谈中多次说过 的，有天晚上我听收音机时，得知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之前一周，其他好多广播都说我是最有希望获奖的人之一。当我准备这篇演讲 时，我努力地试图回忆当我得知获奖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我不敢确定，大概是像：“哦，他们把奖给我了。”那种感觉并不很真实，因为那段时间我自己 都不像是个真实的存在了。
在我被软禁的期间，我常 常感觉自己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了。房子就是我的世界，那些同样不自由的人们也有他们的世界，他们在监狱里可以相互陪伴，那些自由的人们也有他们的世界； 每个世界都像是个独立的星球，沿着各自的轨道在不同的孤独宇宙中默默运行。诺贝尔和平奖把我从孤立的世界拉回了和其他人一起的世界，让我重建起了现实感。当然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花了几天，几个月，当各方对获奖的反应的新闻通过电波传到我这里时，我才开始理解诺贝尔奖的意义。它让我再次感到真实，把我 拉回更广阔的人类社区。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全世界都关注缅甸的民主和人权运动，我们不会被忘记。
法国人说，离别，就是一 部分的死亡。其实遗忘也是一部分的死亡。遗忘削弱了把我们凝聚成人类的纽带。我最近访问泰国时会见了缅甸的移民工人和难民，许多人哭泣道：“不要忘了我 们！”他们是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困苦处境，不要忘记做你能做的来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属于你的世界。”当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我这项奖项时，他们也 把那些被压迫和被孤立的缅甸看作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人类的同一性。所以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就对我个人来说，使我对民主与人权的关切超越了国界。诺贝尔和平奖打开了我心中的一扇门。
缅甸的和平观可被看作 是，通过阻止那些妨碍和谐与益处的因素，而获得幸福感的提升。nyein-chan这个词字面上可被翻译为当火被扑灭后的清凉。痛苦与争斗之火在世界熊熊 蔓延。在我的祖国，北部的战争仍未停息，西部的群体暴力导致的纵火与谋杀在我出发的前几天仍在发生。新闻中对他人的暴行充满世界各地。饥饿、疾病、被迫离 家、失业、贫穷、不公、歧视、成见、愚顽，这些构成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哪里都有阴暗的力量在蚕食和平的基石。哪里都能找到对物质与人力资源的轻率浪费，而 这些是在世界上保有和谐与快乐所必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对年轻人的极大消耗，和对我们星球上的正面力量的残酷损害。那个年代的诗篇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我首次读到那些诗时，我正处在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年纪，但他们却不得不在生命之花刚刚盛开的时候就面临枯萎。一名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战斗的年轻美 国人，在他1916年的一次行动之前，像是预见到他的死亡一样写道：“在争夺的障碍前；”“在小山坡的伤疤前；”“在午夜起火的城镇中。”年轻人、爱和生 命，一起永远消失在毫无意义地占领行动中，只为了占领那些没有名字也不会被记住的地方。为了什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在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暴力程度轻一些，而代以鲁莽与毫无远见地罔顾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就可以脱罪吗？战争并不是和平唯一的坟墓。在任何痛苦被忽视的地方，冲突的种子都会在屈辱、苦难与激怒中被埋下。
在孤独中生活的有一个好 处，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我所知与所接受的戒律的含义。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从小就知道“苦谛”的意义。几乎每天，当我身边的老人们，有时还有不那么老的人 们，遭受痛苦或不顺时，他们就会低声吟诵“苦谛，苦谛”。然而，只有当我在被软禁的那些年里，我才真正去研究六种大苦之相。它们是：生、老、病、死、爱别 离、怨憎会。我仔细地审视着六种大苦，不是从宗教经文的角度，而是从每日平常的生活中去审视。如果苦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尽量在世俗活动 中尽量减轻它们。我仔细思考过关于母子的生产护理、关于给予老年人口足够的设施，关于全面的公共卫生服务，关于慈善照料与护理。我尤其升起了对后两种苦的 兴趣：爱别离和怨憎会。我们的佛陀在他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什么，使得他要将这两种苦从许多大苦中总结出来呢？我想起了囚犯、难民、移民工人和非法人口交易 的受害者，他们被从故土上连根拔起，离开家园，同家人和朋友分离，被迫在不欢迎他们的陌生人间艰难生活。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 时代，人们意识到社会福利与人道援助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须的。我很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政治犯的命运受到各地人们的广泛关注，民主与人权已经广泛 地，甚至是普遍地被认同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我被软禁期间，我时常从《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获取力量。我最喜爱的几段话是这样的：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为缅甸的人权奋斗，上面两段话就是答案。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为缅甸的民主奋斗，那是因为我相信民主制度是人权的保证。
在过去一年里，已有迹象 表明，那些为民主和人权所作出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缅甸开花结果。朝民主化方向的一些积极的改变已经出现。如果我说我主张谨慎的乐观，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而是我不愿意盲目地鼓励。如果缺乏对未来的信心，缺乏对民主制度和人权基石在我们社会中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的信念，我们前进的步伐不可能在被破坏这么多年以 后依然经久不衰。我们一些斗士被降职，一些人离开了我们，但是作为核心的奉献精神依然强大而坚定。当我回顾过去的许多年时，我惊讶于在最艰难的处境下还有 这样多坚定的奋斗者。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念不是源于盲目，而是基于对他们坚忍的力量和对人民志向的极度尊重所作出的清楚估计。
今天我能与你们在一起，正是源于近来在我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够产生，是因为你们和其他所有热爱自由与公平的人们，让全球目光都来关注我们的处境。在继续谈论我的国家之前，请允许我先谈一谈我们的良心犯。在缅甸仍然有良心犯被关押。比较令人害怕的是，因为最著名的几个人已经得到释放，剩下的不出名的人将会被遗忘。我因为曾是 一名良心犯而站在这里。当你们看到我听我演讲的时候，请同样记住这个经常被重提的事实：只有一名良心犯仍嫌太多。在我的国家，那些尚未得到自由的，尚未沐 浴公正之光的人远远多于一人。请记住他们，为他们做一切可能的事，使他们尽早获得无条件释放。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多信 仰的国家，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真正的团结精神上。自从我们1948年独立以来，整个国家从未迎来全面的和平。我们没能够建立起信任与理解来消除冲突的根 源。在90年代早期停火的时候，人们又升起了希望，直到2010年的几个月中停火又被打破。一个轻率的举动足以打破长期的停火状态。近几个月来政府和少数 族裔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停火协定可以带来由人民意愿所建立的稳定的政局和团结的精神。
我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同我一道已经准备好在全国和解中扮演任何角色。只有当各方势力都表现出睿智的合作时，由总统吴登盛的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才能持久。这包括军队、少数族裔、各政党、媒体、国内社会组织、商业社团，还有最重要的人民大众。只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改革才谈得上有效，国际社会需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经济发展与人道主义援助，双边的共识和投资都需要互相协调，确保能够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我们国家的潜力是巨大的。它应当孕育和发展出一个不仅繁荣，而且更加和谐与民主的社会，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在和平、安全与自由中生活。
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不可分割。只要有一个地方的消极力量占了上风，我们就都处在危险之中。或许有人会问消极力量能否被根除。答案很简单：“不能！”善恶原本就共存于人性中。然而人类同时也有增强积极力量的能力，将消极力量的影响降到最小。在我们的世界上，绝对的和平是做不到的。但这并不妨我们朝此目标进发。我们专注于目标，就像在沙漠中的旅行者一样，一直朝着指路星的方向前进，最终必能获救。即使绝对和平因为不存在于人间而无法实现，但为了和平的努力将会把个人与个人，国家 与国家团结起来，在信任与友谊的帮助下，将我们人类社会建设得更加安全与仁爱。
我用“仁爱”这个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应该说仔细推敲了许多年。苦难中的快乐并不多见，我找到的最甜蜜和最宝贵的东西是我我所学到的仁爱的价值。我所感受到的每份仁爱，不论大小，都使我确信，仁爱我们的世界上永不嫌多。仁爱是用敏感的心去体察他人的需要，是用温暖的情去响应他人的期望。即使是最轻微的仁爱触碰也可以卸下心灵的负担。仁爱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挪威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模范式的表率。它给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家园，给那些在自己国家得不到安全与自由的人们提供避难之所。
难民遍布世界各地。当我 最近探访泰国的MeaLa难民营时，我遇见了那些为尽可能让被收容者在困苦环境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而每日奋斗的人们。他们谈到关切的事情时提到“捐助疲 劳”，或者也可以被翻译为“同情疲劳”。“捐助疲劳”也就是经费短缺。“同情疲劳”就不太能够准确描述关注减少的情况。他们互为因果。我们能够承担放任同情疲劳所产生的后果吗？如果不盲目而是关注他们的遭遇的话，是满足难民生活需求的成本更高呢，还是漠不关心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呢？我呼吁世界各地的捐助者们满足这些四处寻觅的难民的需求，这些难民在庇护所的寻觅往往是徒劳的。
在MaeLa，我和泰国 负责达克省事务的官员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达克省中还有另外几座难民营。他们让我了解到另外一些和难民营有关的更严重的问题：暴力式的丛林法则，非法使用 药物，私酿烈酒，难以防控疟疾，结核，登革热和霍乱。政府当局的顾虑同难民的渴望一样合情合理。东道国在解决这些与职责所在的困难时，也应当得到外界的关 注和援助。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 个没有被迫迁徙，没有无家可归和没有绝望的世界，一个每个角落都是真正的圣堂，每个居民都生活在自由与和平中的世界。每种想法，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增强 了积极的力量，有益于和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试着创造一个可以安全地入睡，开心地醒来的世界。
在1991年10月14 日，诺贝尔委员会这样为它的陈述做总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昂山素季，向这个女人不屈不挠的努力表示敬意，并向世界各地，致力于以和平方式为民主、人权和民族和解而奋斗的人们表达委员会的支持。”当我参与缅甸民主运动时，我从未觉得自己会得到什么奖或者什么荣誉。我们真正要争取的奖赏，是一个自由，安全和公平的社会，在那里，我们的人民能够意识到他们全部的潜能。获得这项荣誉，正是在于我们的努力。历史已经给予我们机会，使我们可以为我 们所相信的事业而奋斗。当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奖荣誉授予我时，我在自由选择的路上变得不再寂寞。为此我感谢委员会，感谢挪威人民和全世界支持与坚定我的信仰 和共同追求和平的人们。感谢你们。
Your Majesties, Your Royal Highness, Excellencies,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Dear Friends，Long years ago, sometimes it seems many lives ago, I was at Oxford listening to the radio programme Desert Island Discs with my young son Alexander.It was a well-known programme(for all I know it still continues)on which famous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ere invited to talk about the eight discs, the one book beside the bible and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and the one luxury item they would wish to have with them were they to be marooned on a desert island.At the end of the programme, which we had both enjoyed, Alexander asked me if I thought I might ever be invited to speak on Desert Island Discs.“Why not?” I responded lightly.Since he knew that in general only celebrities took part in the programme he proceeded to ask, with genuine interest, for what reason I thought I might be invited.I considered this for a moment and then answered: “Perhaps because I‟d have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we both laughed.The prospect seemed pleasant but hardly probable.(I cannot now remember why I gave that answer, perhaps because I had recently read a book by a Nobel Laureate or perhaps because the Desert Island celebrity of that day had been a famous writer.)
In 1989, when my late husband Michael Aris came to see me during my first term of house arrest, he told me that a friend, John Finnis, had nominated me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This time also I laughed.For an instant Michael looked amazed, then he realized why I was amused.The Nobel Peace Prize? A pleasant prospect, but quite improbable!So how did I feel when I was actually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Peace? The question has been put to me many times and this is surely the most appropriate occasion on which to examine what the Nobel Prize means to me and what peace means to me.As I have said repeatedly in many an interview, I heard the news that I had been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on the radio one evening.It did not altogether come as a surprise because I had been mentioned as one of the frontrunners for the prize in a number of broadcasts during the previous week.While drafting this lecture, I have tried very hard to remember what my immediate reaction to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award had been.I think, I can no longer be sure, it was something like: “Oh, so they‟ve decided to give it to me.” It did not seem quite real because in a sense I did not feel myself to be quite real at that time.Often during my days of house arrest it felt as though I were no longer a part of the real world.There was the house which was my world, there was the world of others who also were not free but who were together in prison as a community, and there was the world of the free;each was a different planet pursuing its own separate course in an indifferent universe.What the Nobel Peace Prize did was to draw me once again into the world of other human beings outside the isolated area in which I lived, to restore a sense of reality to me.This did not happen instantly, of course, but as the days and months went by and news of reactions to the award came over the airwaves,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obel Prize.It had made me real once again;it had drawn me back into the wider human community.And what was more important, the Nobel Prize had drawn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to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Burma.We were not going to be forgotten.To be forgotten.The French say that to part is to die a little.To be forgotten too is to die a little.It is to lose some of the links that anchor us to the rest of humanity.When I met Burmese migrant workers and refugees during my recent visit to Thailand, many cried out: “Don‟t forget us!” They meant: “don‟t forget our plight, don‟t forget to do what you can to help us, don‟t forget we also belong to your world.” When the Nobel Committee awarded the Peace Prize to me they were recognizing that the oppressed and the isolated in Burma were also a part of the world, they were recognizing the oneness of humanity.So for me receiv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means personally extending my concerns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beyond national borders.The Nobel Peace Prize opened up a door in my heart.The Burmese concept of peace can be explained as the happiness arising from the cessation of factors that militate against the harmonious and the wholesome.The word nyein-chan translates literally as the beneficial coolness that comes when a fire is extinguished.Fires of suffering and strife are raging around the world.In my own country, hostilities have not ceased in the far north;to the west, communal violence resulting in arson and murder were taking place just several days before I started out on the journey that has brought me here today.News of atrocities in other reaches of the earth abound.Reports of hunger, disease, displacement, joblessness, poverty, injustice, discrimination, prejudice, bigotry;these are our daily fare.Everywhere there are negative forces eating away at the foundations of peace.Everywhere can be found thoughtless dissipation of material and human resourc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armony and happiness in our world.The First World War represented a terrifying waste of youth and potential, a cruel squandering of the positive forces of our planet.The poetry of that era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me because I first read it at a time when I was the same age as many of those young men who had to face the prospect of withering before they had barely blossomed.A young American fighting with the French Foreign Legion wrote before he was killed in action in 1916 that he would meet his death: “at some disputed barricade;” “on some scarred slope of battered hill;” “at midnight in some flaming town.” Youth and love and life perishing forever in senseless attempts to capture nameless, unremembered places.And for what? Nearly a century on, we have yet to find a satisfactory answer.Are we not still guilty, if to a less violent degree, of recklessness, of improvidence with regard to our future and our humanity? War is not the only arena where peace is done to death.Wherever suffering is ignored, there will be the seeds of conflict, for suffering degrades and embitters and enrages.A positive aspect of living in isolation was that I had ample time in which to ruminate over the meaning of words and precepts that I had known and accepted all my life.As a Buddhist, I had heard about dukha, generally translated as suffering, since I was a small child.Almost on a daily basis elderly, and sometimes not so elderly, people around me would murmur “dukha, dukha” when they suffered from aches and pains or when they met with some small, annoying mishaps.However, it was only during my years of house arrest that I got around to investigating the nature of the six great dukha.These are: to be conceived, to age, to sicken, to die, to be parted from those one loves, to be forced to live in propinquity with those one does not love.I examined each of the six great sufferings, not in a religious context but in the context of our ordinary, everyday lives.If suffering were an unavoidable part of our existence, we should try to alleviate it as far as possible in practical, earthly ways.I mulled 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ante-and post-natal programmes and mother and childcare;of adequate facilities for the aging population;of comprehensive health services;of compassionate nursing and hospices.I was particularly intrigued by the last two kinds of suffering: to be parted from those one loves and to be forced to live in propinquity with those one does not love.What experiences might our Lord Buddha have undergone in his own life that he had included these two states among the great sufferings? I thought of prisoners and refuge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of that great mass of the uprooted of the earth who have been torn away from their homes, parted from families and friends, forced to live out their lives among strangers who are not always welcoming.We are fortunate to be living in an age when social welfare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re recognized not only as desirable but necessary.I am fortunate to be living in an age when the fate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ywhere has become the concern of peoples everywhere, an age whe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re widely, even if not universally, accepted as the birthright of all.How often during my years under house arrest have I drawn strength from my favourite passages in the preamble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disregard and contempt for human rights have resulted in barbarous acts which have outraged the conscience of mankind, and the advent of a world in which human beings shall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and belief and freedom from fear and want has been proclaimed as the highest aspirations of the common people，…… it is essential, if man is not to be compelled to have recourse, as a last resort, to rebellion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that human rights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rule of law...If I am asked why I am fighting for human rights in Burma the above passages will provide the answer.If I am asked why I am fighting for democracy in Burma, it is because I believe tha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are necessary for the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Over the past year there have been signs that the endeavours of those who believe i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re beginning to bear fruit in Burma.There have been changes in a positive direction;steps towards democratization have been taken.If I advocate cautious optimism it is not because I do not have faith in the future but because I do not want to encourage blind faith.Without faith in the future, without the conviction that democratic values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e not only necessary but possible for our society, our movement could not have been sustained throughout the destroying years.Some of our warriors fell at their post, some deserted us, but a dedicated core remained strong and committed.At times when I think of the years that have passed, I am amazed that so many remained staunch under the most trying circumstances.Their faith in our cause is not blind;it is based on a clear-eyed assessment of their own powers of endurance and a profound respect for the aspirations of our people.It is because of recent changes in my country that I am with you today;and these changes have come about because of you and other lovers of freedom and justice who contributed towards a global awareness of our situation.Before continuing to speak of my country, may I speak out for ou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There still remain such prisoners in Burma.It is to be feared that because the best known detainees have been released, the remainder, the unknown ones, will be forgotten.I am standing here because I was once a prisoner of conscience.As you look at me and listen to me, please remember the often repeated truth that one prisoner of conscience is one too many.Those who have not yet been freed, those who have not yet been given access to the benefits of justice in my country number much more than one.Please remember them and do whatever is possible to effect their earliest, unconditional release.Burma is a country of many ethnic nationalities and faith in its future can be founded only on a true spirit of union.Since we achieved independence in 1948, there never has been a time when we could claim the whole country was at peace.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develop the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necessary to remove causes of conflict.Hopes were raised by ceasefires that were maintained from the early 1990s until 2010 when these broke down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One unconsidered move can be enough to remove long-standing ceasefires.In recent months,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thnic nationality forces have been making progress.We hope that ceasefire agreements will lead to political settlements founded on the aspirations of the peoples, and the spirit of union.My party, the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and I stand ready and willing to play an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The reform measures that were put into motion by President U Thein Sein‟s government can be sustained only with the intelligent cooperation of all internal forces: the military, our ethnic nationalities, political parties, the media,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general public.We can say that reform is effective only if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re improved and in this regar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 vital role to play.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id, bi-lateral agreements and investments should be coordinated and calibrated to ensure that these will promot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The potential of our country is enormous.This should be nurtured and developed to create not just a more prosperous but also a more harmonious,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our people can live in peace, security and freedom.The peace of our world is indivisible.As long as negative forces are getting the better of positive forces anywhere, we are all at risk.It may be questioned whether all negative forces could ever be removed.The simple answer is: “No!” It is in human nature to contain both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However, it is also within human capability to work to reinforce the positive and to minimize or neutralize the negative.Absolute peace in our world is an unattainable goal.But it is one towards which we must continue to journey, our eyes fixed on it as a traveller in a desert fixes his eyes on the one guiding star that will lead him to salvation.Even if we do not achieve perfect peace on earth, because perfect peace is not of this earth, common endeavours to gain peace will unite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in trust and friendship and help to make our human community safer and kinder.I used the word „kinder‟ after careful deliberation;I might say the careful deliberation of many years.Of the sweets of adversity, and let me say that these are not numerous, I have found the sweetest, the most precious of all, is the lesson I learnt on the value of kindness.Every kindness I received, small or big, convinced me that there could never be enough of it in our world.To be kind is to respond with sensitivity and human warmth to the hopes and needs of others.Even the briefest touch of kindness can lighten a heavy heart.Kindness can change the lives of people.Norway has shown exemplary kindness in providing a home for the displaced of the earth, offering sanctuary to those who have been cut loose from the moorings of security and freedom in their native lands.There are refuge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When I was at the Maela refugee camp in Thailand recently, I met dedicated people who were striving daily to make the lives of the inmates as free from hardship as possible.They spoke of their concern over „donor fatigue,‟ which could also translate as „compassion fatigue.‟ „Donor fatigue‟ expresses itself precisely in the reduction of funding.„Compassion fatigue‟ expresses itself less obviously in the reduction of concern.One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other.Can we afford to indulge in compassion fatigue? Is the cost of meeting the needs of refugees greater than the cost that would be consequent on turning an indifferent, if not a blind, eye on their suffering? I appeal to donors the world over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these people who are in search, often it must seem to them a vain search, of refuge.At Maela, I had valuable discussions with Thai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k province where this and several other camps are situated.They acquainted me with some of the more serious problems related to refugee camps: violation of forestry laws, illegal drug use, home brewed spirits, the problems of controlling malaria, tuberculosis, dengue fever and cholera.The concerns of the administration are as legitimate as the concerns of the refugees.Host countries also deserve consideration and practical help in coping with the difficulties related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Ultimately our aim should be to create a world free from the displaced, the homeless and the hopeless, a world of which each and every corner is a true sanctuary where the inhabitants will have the freedom and the capacity to live in peace.Every thought, every word, and every action that adds to the positive and the wholesome is a contribution to peace.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is capable of making such a contribution.Let us join hands to try to create a peaceful world where we can sleep in security and wake in happiness.The Nobel Committee concluded its statement of 14 October 1991 with the words: “In award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to Aung San Suu Kyi,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wishes to honour this woman for her unflagging efforts and to show its support for the many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who are striving to attain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ethnic conciliation by peaceful means.” When I joined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Burma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hat I might ever be the recipient of any prize or honour.The prize we were working for was a free, secure and just society where our people might be able to realize their full potential.The honour lay in our endeavour.History had given us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of our best for a cause in which we believed.When the Nobel Committee chose to honour me, the road I had chosen of my own free will became a less lonely path to follow.For this I thank the Committee, the people of Norway and peoples all over the world whose support has strengthened my faith in the common quest for peace.Thank you.
第五篇：昂山素季：除了爱,也无风雨也无晴（推荐）
昂山素季：除了爱，也无风雨也无晴
2012年，软禁期满一年可以自由活动的素季在奥斯陆终于迎来了迟到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发表了此篇演讲
Your Majesties, Your Royal Highness, Excellencies, Distinguished members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Dear Friends，尊敬的国王和王后陛下，尊敬的皇室家族和各位阁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Long years ago, sometimes it seems many lives ago, I was at Oxford listening to the radio programme Desert Island Discs with my young son Alexander.It was a well-known programme(for all I know it still continues)on which famous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ere invited to talk about the eight discs, the one book beside the bible and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and the one luxury item they would wish to have with them were they to be marooned on a desert island.At the end of the programme, which we had both enjoyed, Alexander asked me if I thought I might ever be invited to speak on Desert Island Discs.‚Why not‛ I responded lightly.Since he knew that in general only celebrities took part in the programme he proceeded to ask, with genuine interest, for what reason I thought I might be invited.I considered this for a moment and then answered ‚Perhaps because I’d have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we both laughed.The prospect seemed pleasant but hardly probable.回忆起多年前，恍若隔世，我和我的小儿子亚历山大正在牛津收听广播节目‚荒岛唱片‛。那是一档知名的广播节目（据我所知它依旧存在），邀请各行各业的名人来谈谈，当他们被放逐到荒岛上后，希望能携带的哪八张唱片？除了《圣经》和莎士比亚著作以外的想带哪本书和哪件奢侈品？节目快结束时，我们都听得非常开心，亚历山大问我想不想被邀请参加‚荒岛唱片‛。我随口答道：‚为什么不？‛ 因为他知道，上节目的通常都是名人，他就继续真心实意地问我觉得自己能被邀请的理由。我想了想，说：‚也许是因为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吧。‛ 然后我们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因为这份憧憬看似美好，却几乎渺无希望。
(I cannot now remember why I gave that answer, perhaps because I had recently read a book by a Nobel Laureate or perhaps because the Desert Island celebrity of that day had been a famous writer.)
（现在，我不记得当时为何要那样回答，也许因为刚好读了一本诺贝尔获奖者的作品，又或许因为那天 ‚荒岛唱片‛ 邀请的名人是位有名的作家。）
In 1989, when my late husband Michael Aris came to see me during my first term of house arrest, he told me that a friend, John Finnis, had nominated me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This time also I laughed.For an instant Michael looked amazed, then he realized why I was amused.The Nobel Peace Prize A pleasant prospect, but quite improbable!So how did I feel when I was actually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Peace The question has been put to me many times and this is surely the most appropriate occasion on which to examine what the Nobel Prize means to me and what peace means to me.1989年，当我第一次被软禁时，我的亡夫迈克•阿里斯前来探望我。迈克告诉我有个朋友约翰•芬尼斯提名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那时，我又笑了。有一瞬间迈克看起来很惊诧，接着他就意识到为什么我会被逗笑了。诺贝尔和平奖？又是一份美好的憧憬，但几乎渺无希望！所以，当我真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我究竟是什么感觉？我被多次问及这个问题，而此时此刻，正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契机，来审视诺贝尔奖对我意味着什么，和平对我意味着什么。
As I have said repeatedly in many an interview, I heard the news that I had been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on the radio one evening.It did not altogether come as a surprise because I had been mentioned as one of the frontrunnersfor the prize in a number of broadcasts during the previous week.While drafting this lecture, I have tried very hard to remember what my immediate reaction to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award had been.I think, I can no longer be sure, it was something like ‚Oh, so they’ve decided to give it to me.‛ It did not seem quite real because in a sense I did not feel myself to be quite real at that time.就像我在访谈中多次说过的，一天晚上，我在广播中得知自己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其实我并不是很惊讶，因为此前一周，许多电视广播都说我是最有希望得奖的人之一。当我起草这篇演讲稿时，我绞尽脑汁地回想我得知获奖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我也不敢确定，大概是这样：‚哦，所以他们决定把奖给我了。‛ 那种感觉不太真实，因为那段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实地存在。
Often during my days of house arrest it felt as though I were no longer a part of the real world.There was the house which was my world, there was the world of others who also were not free but who were together in prison as a community, and there was the world of the free;each was a different planet pursuing its own separate course in an indifferent universe.What the Nobel Peace Prize did was to draw me once again into the world of other human beings outside the isolated area in which I lived, to restore a sense of reality to me.This did not happen instantly, of course, but as the days and months went by and news of reactions to the award came over the airwaves,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obel Prize.It had made me real once again;it had drawn me back into the wider human community.And what was more important, the Nobel Prize had drawn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to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Burma.We were not going to be forgotten.我被软禁期间，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再是这个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房子即是我的全部世界，其他不自由的人们也有自己的世界，他们相伴在监狱中，组成自己的社区，而自由的人也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世界都像是个独立的星球，在这个冷漠的宇宙中沿着各自的轨道默默运转。诺贝尔和平奖把我从孤立的世界中重新拉回到和其他人一起的世界，赋予我真实感。当然，这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几天来几个月来，关于得奖的新闻遍布电波，我开始明白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性。它让我回归真实世界，它把我拉回更广阔的人类世界。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关注缅甸的民主和人权斗争。我们不会被遗忘。
To be forgotten.The French say that to part is to die a little.To be forgotten too is to die a little.It is to lose some of the links that anchor us to the rest of humanity.When I met Burmese migrant workers and
refugees during my recent visit to Thailand, many cried out ‚Don’t forget us!‛ They meant ‚don’t forget our plight, don’t forget to do what you can to help us, don’t forget we also belong to your world.‛ When the Nobel Committee awarded the Peace Prize to me they were recognizing that the oppressed and the isolated in Burma were also a part of the world, they were recognizing the oneness of humanity.So for me receiv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means personally extending my concerns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beyond national borders.The Nobel Peace Prize opened up a door in my heart.被遗忘。法国人说离别会让人感到有些心死。其实被遗忘也是如此。它让我们失去联系人类社会的纽带。最近我走访泰国，与缅甸移民工和难民见面时，许多人哭喊着：‚不要忘了我们！‛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苦难。别忘了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来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属于你们的世界。‛ 当诺贝尔委员会授予我和平奖时，他们意识到在缅甸受压迫的、被孤立的人民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人类的同一性。因此，对我个人来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意味着我对民主和人权的关怀超越了国界。诺贝尔和平奖为我的心开启了一扇门。
The Burmeseconcept of peace can be explained as the happiness arising from the cessation of factors that militate against the harmonious and the wholesome.The word nyein-chan translates literally as the beneficial coolness that comes when a fire is extinguished.Fires of suffering and strife are raging around the world.In my own country, hostilities have not ceased in the far north;to the west, communal violence resulting in arson and murder were taking place just several days before I started out on the journey that has brought me here today.News of atrocities in other reaches of the earth abound.Reports of hunger, disease, displacement, joblessness, poverty, injustice, discrimination, prejudice, bigotry;these are our daily fare.Everywhere there are negative forces eating away at the foundations of peace.Everywhere can be found thoughtless dissipation of material and human resource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armony and happiness in our world.缅甸人民心目中的和平，可以解释为妨碍和谐和健全的因素不复存在而产生的幸福感。‛Nyein-chan‛字面上翻译为火被扑灭后的清凉。痛苦和斗争之火在世界熊熊蔓延。在我的祖国，遥远北方的战争仍未停息；就在我准备来这儿的几天前，西部的公共暴力事件导致了纵火和谋杀。暴行的新闻遍布全球。关于饥饿、疾病、被迫离家、失业、贫穷、不公、歧视、偏见、成见的报道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处都有负面的力量在吞噬和平的根基。到处都能找到对物质和人类资源的随意损耗，而这些恰恰是维持世界和谐与幸福的必需。
The First World War represented a terrifying waste of youth and potential, a cruel squanderingof the positive forces of our planet.The poetry of that era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me because I first read it at a time when I was the same age as many of those young men who had to face the prospect of withering before they had barely blossomed.A young American fighting with the French Foreign Legion wrote before he was killed in action in 1916 that he would meet his death ‚at some disputed barricade;‛ ‚on some scarred slope of battered hill;‛ ‚at midnight in some flaming town.‛ Youth and love and life perishing forever in senseless attempts to capture nameless, unremembered places.And for what Nearly a century on, we have yet to find a satisfactory answer.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青春和潜能的巨大浪费，是对地球上正面能量的残忍挥霍。这个时期的诗歌对我有很特别 的意义，因为在我第一次读到它们的时候，我和那些在战场上厮杀的年轻人差不多大的年纪，他们的生命之花还没有绽放就那么枯萎凋谢了。1916年在法国外籍军团开战前，一位美国青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预见死亡也许会在 ‚在争夺的路障旁；在伤痕累累的山坡上；在午夜大火燃烧的城镇里‛ 降临。这位年轻人不久就在战场上阵亡。青春，爱情，生命，就这样永远的消失在一次次无谓无名的攻城略地中。这些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已经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也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Are we not still guilty,if to a less violent degree,of recklessness, of improvidence with regard to our future and our humanity War is not the only arena where peace is done to death.Wherever suffering is ignored, there will be the seeds of conflict, for suffering degrades and embittersand enrages.如此的鲁莽轻率，如此的目光短浅，难道我们不会对未来和人类社会心怀愧疚吗？战争并不是唯一绞杀和平的竞技场，只要是有苦难被漠视的地方，就会撒下冲突的种子。那些苦难，让人们互相贬低、怨恨和愤怒。
A positive aspect of living in isolation was that I had ample time in which to ruminate over the meaning of words and precepts that I had known and accepted all my life.As a Buddhist, I had heard about dukha, generally translated as suffering, since I was a small child.Almost on a daily basis elderly, and sometimes not so elderly, people around me would murmur ‚dukha, dukha‛ when they suffered from aches and pains or when they met with some small, annoying mishaps.However, it was only during my years of house arrest that I got around to investigating the nature of the six great dukha.These are to be conceived, to age, to sicken, to die, to be parted from those one loves, to be forced to live in propinquitywith those one does not love.I examined each of the six great sufferings, not in a religious context but in the context of our ordinary, everyday lives.If suffering were an unavoidable part of our existence, we should try to alleviate it as far as possible in practical, earthly ways.I mulled 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ante-and post-natal programmes and mother and childcare;of adequate facilities for the aging population;of comprehensive health services;of compassionate nursing and hospices.I was particularly intrigued by the last two kinds of suffering to be parted from those one loves and to be forced to live in propinquity with those one does not love.What experiences might our Lord Buddha have undergone in his own life that he had included these two states among the great sufferings I thought of prisoners and refuge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victims of human trafficking, of that great mass of the uprooted of the earth who have been torn away from their homes, parted from families and friends, forced to live out their lives among strangers who are not always welcoming.如果说被拘禁在家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我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反思我一生中所了解和接受的词汇和观点的意义。我一个佛教徒，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听说过dukha（译为‚苦‛）的概念。几乎每天，我身边都会有这样的老人或是长者，在他们遭受病痛或是遇到琐碎烦人的不幸时，他们都会低声唠叨‚dukha, dukha‛。然而，我是直到拘禁在家的这些年才开始真正领会六种苦难的涵义，它们是：生老病死，以及分离和与不爱的人在一起。抛开宗教的背景，我将六种苦难臵于现实生活的环境下一一审视。如果苦难是我们生存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世俗现实的方式，尽力减轻我们的痛苦。我反复思考过关于母子产前产后护理的有效性、关于给予老年人口充足的设施、关于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关于慈善护理和临终关怀。我对最后两种苦难尤其感兴趣：骨肉分离和与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们的佛祖究竟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才从苦难中得出这两种状态呢？我想过囚犯和难民、移民工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那些被迫离开家园、从故土被连根拔起的人们，他们与家人和朋友分离，不得不在冷淡的陌
生人群中求生。
We are fortunate to be living in an age when social welfare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re recognized not only as desirable but necessary.I am fortunate to be living in an age when the fate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ywhere has become the concern of peoples everywhere, an age whe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re widely, even if not universally, accepted as the birthright of all.How often during my years under house arrest have I drawn strength from my favourite passages in the preamble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意识到社会救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不仅仅是有利的，还是必须的。我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政治犯的命运得到各地人民的广泛关注，民主和人权即使没有扩散到全世界，但也被广泛认可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被软禁期间，有多少次我都从我最喜欢的文章段落中从汲取力量，它来自《世界人权宣言》：
…….disregard and contempt for human rights have resulted in barbarous acts which have outraged the conscience of mankind, and the advent of a world in which human beings shall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and belief and freedom from fear and want has been proclaimed as the highest aspirations of the common people，……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it is essential, if man is not to be compelled to have recourse, as a last resort, to rebellion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that human rights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rule of law...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If I am asked why I am fighting for human rights in Burma the above passages will provide the answer.If I am asked why I am fighting for democracy in Burma, it is because I believe tha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are necessary for the guarantee of human rights.如果你问我为何在缅甸争取人权，以上段落就是我的答案。如果你问我为何在缅甸争取民主，那是因为我相信民主制度和实践是人权的保障。
Over the past year there have been signs that the endeavours of those who believe i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re beginning to bear fruit in Burma.There have been changes in a positive direction;steps towards democratization have been taken.If I advocate cautious optimism it is not because I do not have faith in the future but because I do not want to encourage blind faith.Without faith in the future, without the conviction that democratic values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e not only necessary but possible for our society, our movement could not have been sustained throughout the destroying years.Some of our warriors fell at their post, some deserted us, but a dedicated core remained strong and committed.At times when I think of the years that have passed, I am amazed that so many remained staunch under the most trying circumstances.Their faith in our cause is not blind;it is based on a clear-eyed assessment of their own powers of endurance and a profound respect for
the aspirations of our people.在过去的一年里，有种种迹象表明，那些为民主和人权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缅甸开花结果。它们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变化；民主化的措施已经开始实施。如果我提倡要谨慎地乐观，并不是因为我对未来没信心，而是因为我不想鼓励盲目的乐观。如果对未来没有信心，对民主价值和基本人权在我们的社会的必要性甚至可能性失去信念，我们的行动就不可能在被一次又一次摧毁之后仍然存在。我们的一些斗士被降职、一些离弃了我们，但是奉献精神作为核心仍然强大而坚定。有时，当我回忆往昔，想到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仍有许多人坚守信念，我感动惊奇不已。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念不是源于盲目，都是基于对自身力量的清晰认识、对人民愿望的极度尊重。
It is because of recent changes in my country that I am with you today;and these changes have come about because of you and other lovers of freedom and justice who contributed towards a global awareness of our situation.Before continuing to speak of my country, may I speak out for ou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There still remain such prisoners in Burma.It is to be feared that because the best known detainees have been released, the remainder, the unknown ones, will be forgotten.I am standing here because I was once a prisoner of conscience.As you look at me and listen to me, please remember the often repeated truth that one prisoner of conscience is one too many.Those who have not yet been freed, those who have not yet been given access to the benefits of justice in my country number much more than one.Please remember them and do whatever is possible to effect their earliest, unconditional release.正是由于我的国家最近改变了，所以今天，我才能和你们在一起。而出现这些变化，是因为有你们和其他热爱自由和正义的人士，不管身处何地，都牵挂着我们的处境。继续谈论我的国家之前，我想为政治犯说几句话。缅甸仍然有一些这样的犯人。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最出名的几名犯人已经被释放，所以那些剩下的、不知名的人可能会被遗忘。我站在这儿，正是因为我也曾是个政治犯。当你们看着我，听我的演讲时，请记得一个一直被重复的事实：一个政治犯就是一个累赘。那些仍被囚禁的、仍不能享受正义果实的人，在我的国家，远远不止一个。请牢记他们，全力以赴，尽早使他们得到无条件的释放。
Burma is a country of many ethnic nationalities and faith in its future can be founded only on a true spirit of union.Since we achieved independence in 1948, there never has been a time when we could claim the whole country was at peace.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develop the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necessary to remove causes of conflict.Hopes were raised by ceasefires that were maintained from the early 1990s until 2010 when these broke down over the course of a few months.One unconsidered move can be enough to remove long-standing ceasefires.In recent months,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thnic nationality forces have been making progress.We hope that ceasefire agreements will lead to political settlements founded on the aspirations of the peoples, and the spirit of union.缅甸是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未来。自从1948年我们实现独立以来，我们从不敢宣称我们实现了全国和平。我们还没有建立必要的信任和理解，所以冲突纷争依然生生不息。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010年，战火停止，我们看到了希望。然而，2010年的几个月，这个局面被打破。一个轻率的举动就足以打破长期的停火状态。最近几个月，政府和民族军的谈判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停火协议能够带来政治稳定，满足人民 的期望，实现团结一致的愿望。
My party, the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and I stand ready and willing to play an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The reform measures that were put into motion by President U Thein Sein’s government can be sustained only with the intelligent cooperation of all internal forces the military, our ethnic nationalities, political parties, the media,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general public.We can say that reform is effective only if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re improved and in this regar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 vital role to play.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id, bi-lateral agreements and investments should be coordinated and calibrated to ensure that these will promot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The potential of our country is enormous.This should be nurtured and developed to create not just a more prosperous but also a more harmonious,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our people can live in peace, security and freedom.我和我的政党还有全国民主联盟，已做好准备在全国和解的进程中扮演任何角色。吴登盛政府已经开始实施改革，这些改革只有集合内部各方力量的智慧才能稳步进行：军队、少数民族、政党、媒体、公民社会团体、商业界、最重要的还有人民群众。要使改革行之有效，必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这一方面，国际社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双边协议、资金投入三方面必须协调一致，能够保证促进平衡可持续的社会进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我们国家潜力无限。要呵护发展它，创造出不仅仅是更富裕，而是更和谐、更民主的社会，人们能够幸福安康、自由自在地生活。
The peace of our world is indivisible.As long as negative forces are getting the better of positive forces anywhere, we are all at risk.It may be questioned whether all negative forces could ever be removed.The simple answer is ‚No!‛ It is in human nature to contain both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However, it is also within human capabilityto work to reinforce the positive and to minimize or neutralize the negative.Absolute peace in our world is an unattainable goal.But it is one towards which we must continue to journey, our eyes fixed on it as a traveller in a desert fixes his eyes on the one guiding star that will lead him to salvation.Even if we do not achieve perfect peace on earth, because perfect peace is not of this earth, common endeavours to gain peace will unite individuals and nations in trust and friendship and help to make our human community safer and kinder.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只要负面力量比正面力量强大，我们仍处在危险中。有人也许会质疑是否能消灭所有负面力量。答案很简单：‚不能！‛人性使然，世界上同时存在着正面和负面力量。但是，人类也同样力所能及，能够增强正面力量，尽力减弱或中立负面力量。绝对的世界和平是不可企及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眼睛盯着它，就像沙漠中的旅行者看着指路星，最终能得到解救一样。即使我们不能实现世界的完全和平，因为完全和平根本不存在，但为争取和平而齐心协力，将会团结个人和国家，使他们彼此信任、搭起友谊的桥梁，使人类社会更加安全、人们心怀更多的善意。
I used the word ‘kinder’ after careful deliberation;I might say the careful deliberation of many years.Of the sweets of adversity, and let me say that these are not numerous, I have found the sweetest, the most precious of all, is the lesson I learnt on the value of kindness.Every kindness I received，small or big, convinced me that there could never be enough of it in our world.To be kind is to respond with sensitivity and human warmth to the hopes and needs of others.Even the briefest touch of kindness can lighten a heavy heart.Kindness can change the lives of people.Norway has shown exemplary kindness in providing a home for the displaced of the earth, offering sanctuary to those who have been cut loose from the moorings of security and freedom in their native lands.我深思熟虑后，用了‚善意‛这个词；应该说我深思熟虑了好几年了。苦难中的甜蜜并不多见，我找到的最甜蜜、最珍贵的，就是善意的价值教会我的。我收获的每一分‚善意‛，不管小还是大，让我相信，世界上拥有越多的善意越好。心怀善意，就是对他人的希望和需要送去理解与温暖。即便是最短暂的善良也能点亮一颗失落的心。善意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挪威是善意的楷模，它为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住处，为那些在祖国得不到安全保障和自由的人提供庇护所。
There are refugee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When I was at the Maela refugee camp in Thailand recently, I met dedicated people who were striving daily to make the lives of the inmates as free from hardship as possible.They spoke of their concern over ‘donor fatigue,’ which could also translate as ‘compassion fatigue.’ ‘Donor fatigue’ expresses itself precisely in the reduction of funding.‘Compassion fatigue’ expresses itself less obviously in the reduction of concern.One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other.Can we afford to indulge in compassion fatigue Is the cost of meeting the needs of refugees greater than the cost that would be consequenton turning an indifferent, if not a blind, eye on their suffering I appeal to donors the world over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these people who are in search, often it must seem to them a vain search, of refuge.世界各地都有难民，当我最近探访泰国的Maela难民营时，我见到了不少富有奉献精神的人，他们每天都尽可能努力把落难者从困苦中解救出来。他们谈到对‚捐赠疲劳‛或‚同情疲劳‛的担忧。‚捐赠疲劳‛就是资金减少。‚同情疲劳‛就是关心减少。他们互为因果。我们能承担得起对‚同情疲劳‛的放纵吗？难道满足难民的需要比漠视，甚至是视而不见他们的苦难造成的后果代价大吗？我呼吁世界上的捐助者来满足这些难民的需求，他们正在徒劳无助地寻求避难所。
At Maela, I had valuable discussions with Thai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k province where this and several other camps are situated.They acquainted me with some of the more serious problems related to refugee camps violation of forestry laws, illegal drug use, home brewed spirits, the problems of controlling malaria, tuberculosis, dengue fever and cholera.The concerns of the administration are as legitimate as the concerns of the refugees.Host countries also deserve consideration and practical help in coping with the difficulties related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在Maela，我与负责达克省行政的泰国官员进行了重要的交谈，达克省还有几个难民营。他们告诉我几个与难民营有关的更严重问题：触犯林业法律、使用非法药物、家庭酿造烈酒、疟疾、肺结核、登革热、霍乱这些病的防控问题。政府当局的担忧同难民的担忧一样合情合理。当东道主国家担起责任却遇到困难时，同样需要得到理解与实际的帮助。
Ultimately our aim should be to create a world free from the displaced, the homeless and the hopeless, a world of which each and every corner is a true sanctuary where the inhabitants will have
the freedom and the capacity to live in peace.Every thought, every word, and every action that adds to the positive and the wholesome is a contribution to peace.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is capable of making such a contribution.Let us join hands to try to create a peaceful world where we can sleep in security and wake in happiness.我们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创造一个没有流离失所、没有无家可归、没有绝望的世界，创造一个每一个角落都是个真正的庇护所，那儿的居民自由自在和平地生活。为积极健康世界而努力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词语、每一个行动都是对和平的贡献。我们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手牵着手，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让我们能够安心地睡觉，幸福地醒来。
The Nobel Committee concluded its statement of 14 October 1991 with the words ‚In award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to Aung San Suu Kyi,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wishes to honour this woman for her unflagging efforts and to show its support for the many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who are striving to attain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ethnic conciliation by peaceful means.‛ When I joined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Burma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hat I might ever be the recipient of any prize or honour.The prize we were working for was a free, secure and just society where our people might be able to realize their full potential.The honour lay in our endeavour.History had given us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of our best for a cause in which we believed.When the Nobel Committee chose to honour me, the road I had chosen of my own free will became a less lonely path to follow.For this I thank the Committee, the people of Norway and peoples all over the world whose support has strengthened my faith in the common quest for peace.Thank you.诺贝尔委员会1991年10月14日是这样为它的陈述做总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昂山素季诺贝尔和平奖，向这位女性坚持不懈的努力表达敬意。同时，我们向全世界和平争取民主、人权、民族和解的人们表示支持。‛ 当我参与缅甸的民主运动时，我从来没想过我能有荣幸获得任何奖赏或荣誉。我们追寻的奖赏是一个自由、安全、公平的社会，人们能够发挥各自的潜能。这份荣誉在于我们的努力。历史赐予我们这个机会，我相信是对我们这个事业的最好赏赐。当诺贝尔委员会选择授予我这份荣誉时，我选择的道路不在孤单。为此，我感谢委员会、挪威人民、和全世界支持我、给予我力量与信念的和平人士。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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