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约定的效力

第一篇：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约定的效力

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约定的效力

撰文---大连交通事故网张天祥律师

现实生活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是经常发生的交易行为。对这种交易 行为如何进行规制，是公司法的重大理论问题。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条件进行了明确地规定，而第四款又指出“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何理解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另有规定”，如何认定这种“另有规定”的法律效力？本文将以公司章程的自治性与国家法律的制约性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实务案例研究、比较立法透视以及基础理论探析，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时章程的效力进行深入说明，并最终得出结论。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 章程效力 章程自治性 法律制约性

章程是公司的宪章，是公司组织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因此可以说，章程是包含着贯穿公司始终的众多要素的基石性制度——对于公司具体的组织或行为，公司法可以原则性地进行基本要求，但不可能进行细致而充分地个别规定；如果一定要对某个公司的具体组织或行为进行特别设置，只能通过具体公司的章程来规定。

现实生活里，股权转让是有限责任公司中经常发生的交易行为。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条件进行了明确地规定，但其第四款又指出“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也就是说，我国公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公司章程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的“另有规定”——但是，这种“另有规定”的自由空间与范围究竟是多大？这种“另有规定”是否仍需要受到限制？如果需要受到限制，限制的标准或者界限是什么？笔者将通过实务案例研究、比较立法透视以及基础理论探析，从而讨论分析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规定的现实效力。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规定之现实类型

《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其中第四款：“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种规定尊重了股东的自主权，也适应了股东和公司个性化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假设：当事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协商一致的结果不仅满足了自身需要，也使社会效益得到增加。《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使得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的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作出不同于公司法设定规则的规定并优先适用。但是，由于公司实践的复杂与当事人创造思维的丰富，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约定的条件可能会多种多样而且形形色色，如何看待这些约定的法律效力，已经成为司法实务中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归纳出如下几种情况：

（一）股权转让的禁止、变相禁止类型。

例一“甲乙丙三人成立一有限责任公司。在章程中规定，在有生之年不得将股份转让于他人。经营一段时间后，乙深受甲之压榨，故欲转让其股份于他人，却受制于公司章程“禁止转让”之规定。后乙向甲、丙二人提出转让请求，甲、丙既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又拒绝乙向他人转让股份，因而成讼。乙遂向法院主张章程中的“禁止转让”条款无效。“ 此约定，即属于禁止转让，股东无法实现对其所有的股权实体进行处分。

例二，“在由两方股东组建的公司的章程中规定，一方转让股权必须经另一方股东同意方为有效，另一方股东如不同意其转让，亦无购买其股权的义务。该类规定在股东之间形成了“既己同生，亦求共死”的关系。“此约定系变相禁止股权转让，文义上无“禁止”、“不得”等表述，但在履行过程中，一旦另一股东不同意其转让，其就无法实现股权转让之目的。

（二）股权转让的实体比例限制

例三，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参照《公司法》对股份公司股份的限制转让的规定，在章程中约定可转让股权的比例，“股东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此约定，系限制了股东自由转让全部股权的能力，仅允许其转让部分股权。限定股东仅能转让其持有的部分股权，在实践中并不少见，笔者曾根据当事人的要求，设计过一份章程，该有限责任公司得大股东为了吸引邱某担任公司高级职员，赠与其部分股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章程中，往往限制邱某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其全部股份，但可以转让其持有的10%的股份。

（三）股权转让的对象限制

例四，如某公司原为国企，后经政府批准全员改制，公司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职工出资认购公司股权，成为股东，并将股权分成两大块：职工平均股和岗位股，具体体现是，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担任公司某几个高级管理职务的员工，可以出资认购高于职工平均股的股权（即岗位股），享有这些股权所带来的表决、分红等股东权利。如这部分股东因故不再担任这些职务时，应按上一年度财务报表计算所得的股权净值，将这部分因任职而取得的股权由公司回购后转让给继任者。此约定，将股东股权的转让对象限制在“公司”，股东无法向其他人，甚至是股东转让股权。

例五，公司运营一段时间后，A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对章程第12条进行修改，增加“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由工会股东接收”的内容。该决议按公司880万元注册资本，每l万元出资额为一计票额进行表决，最终以872票同意、8票弃权而获得通过，乙某投了弃权票。上述章程修改报经工商部门备案核准。后乙离职，A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取消乙股东资格；并告知乙其股权已按章程转让给工会持股会，要求其领取转让款。乙: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判决A公司强制转让其股权的行为无效。该案中，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对象为工会股东，即工会持股会。

这类股权转让对象的限制，一般发生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公司出于稳定内部职工的任职并给予职工股东相应的优惠待遇的目的而实施。

（四）股权转让的程序限制

例六，某公司股东《公司章程》将涉及股权转让的条款制定如下：“股东的股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股、法人股股东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时，对于将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予本公司有同业竞争关系的客户的情况、或股权转让后将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股权转让事项，必须经全体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股权，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股权有优先购买权。股东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权后，由本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该项约定在转让程序上设置了二重限制，其一，比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更为严格，该公司要求“必须经全体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二，在程序上需判断何为“股权转让后将会对公司的经营造

成重大影响的股权转让事项”，履行完该项程序后，才能实施具体的股权转让程序，究竟是按照《公司法》的程序履行，还是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程序履行。

（五）股权转让的价格、金额限制

例七，2006年7月28日丰鹿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议题为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辞职、除名、开除，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会可以决定其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股权转让价格不论公司到时盈亏状况，一律以实际认缴出资的原值结算，转让人拒收股权转让金的，受让股东可将其提存至公司。”到会8名股东签字同意修正后的公司章程，周岩投了反对票。同年8月3日丰鹿公司将修订后的章程到工商部门进行了备案。2006年9月28日，周岩起诉至大丰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无效。本案中公司通过修改章程，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不论公司到时盈亏状况，一律以实际认缴出资的原值结算”。将股东的股权转让价格限定在出资原值。

例八，2005年10月，江苏省镇江市某化工集团公司的经营层及中层干部共同投资设立了一家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化工集团的股东。刘文斌为化工集团所属分公司经理，2005年11月15日在投资公司登记股东谢永超的名下出资14万元。投资协议及公司章程约定，股东退休前因被免职不担任化工集团中层干部时，必须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化工集团的主要经营者，五年内转让价为出资额加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2006年8月，化工集团解除了刘文斌分公司经理的聘用，化工集团董事长赵玉强即要求刘文斌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自己，但遭到刘文斌的拒绝，赵玉强遂将刘文斌告上法院。本案中公司章程约定“五年内转让价为出资额加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将股东的股权转让价格限定在出资额加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同时限定了持股时间，即五年之内。

（六）股权转让无限制

例九，某有限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无需经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也不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出让股东和受让股东仅需要将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递交公司，即视为转让完成。公司收到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如果公司怠于行使上述义务的，出让股东和受让股东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相应的义务并承担有关诉讼费用和实际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该约定，系典型的无任何限制的自由转让模式，内部股东系放弃公司法72条前三款规定的权利（知情同意权、优先购买权），只要股东与其他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公司履行告知义务，即可完成有关股权转让手续。

（七）股权转让部分权能的限制

例十，某有限公司章程约定：“为奖励对公司具有特殊贡献的高管或者技术骨干，公司控股股东可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进行赠与，但出让股东仅转让相应比例的分红权，受让股东不享有表决权和转让权以及其他股东权益。”此约定，就是将股权中的分红权能进行了转让，股权中其他的各项权能，仍然属于公司控股股东。

二、结论

结合上述章程法律性质的分析和域外法律的考察，不难看出，有限公司章程对股权对外转让是否应该限制，限制的具体范围都没有一个准确可行的判定规则。如果说自由是企业的精髓和灵魂，那么公司章程自治就是公司法的精髓和灵魂。公司法应当给公司自治留有足够的空间，这个空间应当主要由公司章程予以填充。我们虽然不会盲目乐观地相信公司章程自治的理念，但是对公司法中明确给公司章程授权的规范、确定公司章程对公司事务决定效力规范的分析研究，也确实能为我们重新认识公司及公司法的本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如美国詹姆斯·威尔逊所说：“没有自由，法律就名实俱亡，就是压迫的工具；没有法律，自由也同

样名实俱亡，就是无法无天。”，公司章程自治同样不是绝对和不受任何约束的，恰恰相反，它需要公司法的补充和修正，需要承担和公司社会责任相匹配的义务，需要在逐利过程中考虑相关利益者的权利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绝不能是绝对任意的，它不应该冲破法律的“边界”。其限制应该以合法至少不违背立法本意为前提。如果章程的约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应当认为章程约定无效，当某些限制通过引用章程约定或法律规定，借助于程序或实体修正，从而实现公平、正义，也不宜简单认定其无效。笔者基于这样的认识，得出对前述案例的分析结论如下，案例一禁止转让约定和案例二变相禁止转让，因违反我国公司法的股权自由转让之原则一般应认定无效，但如果章程中有类似《意大利民法典》“法定退出权转让股权或退出公司”的条款可适用，也不宜认定该条款无效，而应适用该修正条款。案例

三、股权转让的实体比例限制，系股东对股权的自由处分，也仅仅是阶段性地限制处分，最终完全可以实现全部股权转让，因此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该约定有效。案例四，股权转让的对象限制在“公司”，构成了法律上的退股事实，而《公司法》第36条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因直接违反了除法定事由外股东不得退股的强制性规定，应归于无效。案例五，股权转让的对象限制在“工会持股会”，如果该“工会持股会”系合法登记的组织，完全符合股东的主体资格，章程的约定因此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应当认定约定有效，如果“工会持股会”系非法组织，约定自然无效。案例六，股权转让的程序限制，因此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应当认定约定有效。案例七、八，股权转让的价格限制，转让时如果该价格与公司净资产价值或评估价值相对接近，应当认定约定合法，如果转让价格与公司净资产价值或评估价值相距甚远，可以参照适用“显失公平”原则，而认定无效，具体应看转让时点的价值。案例九，股权自由转让，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该约定有效。案例十，股权转让部分权能的限制，与其说是转让股权，不如说是控股股东赠与分红款项的行为，属于自由处分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该约定有效。

第二篇：有限公司章程中强制转让条款的效力分析（定稿）

有限公司章程中强制转让条款的效力分析

——谈公司章程之效力范围的限制

作者： 薛国岳 李学泉 发布时间： 2010-04-11 20:55:37

【编者按】公司章程条款的效力，一是来源于法律的规定，二是来源于股东的约定，而股东的约定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能与 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否则，应当认定无效。

【内容提要】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涉及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强制性条款的诉讼，而现有法律未对此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往往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各地掌握的标准也不一样，判决结果也有差异。因此，亟需澄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和学界不同的观点，从立法的本意和价值取向出发，对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强制性条款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关键词】 股东权 股权转让 公司章程的效力

股权的转让特点及性质 ,能否约定强制转让

股东权，又称股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出资行为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各项权利的总称。股权转让是股东将其在公司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股东权益让与他人，由受让人取得股东权的一种法律行为 ①。广义上的股权转让包括了基本制度（股东向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转让股权），特殊制度（强制执行、公司回购和股权继承）以及股权变更登记制度。股权转让制度在一般情况下，股权是否能够实现主体的变更，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公司或者公司剩余股东是否同意收购的意愿。其次，股权转让具有法定性特点，即股权买卖或者法定条件成就导致的转让（股权的出质和因离婚、继承和执行等条件）都要有公司法上的依据（《公司法》第三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之所以这么要求和规定，这也是由股权的性质所决定的。

①胡明玉.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自由与限制研究 [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4

①江平,李国光.最新公司法教程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120

②烟台芝罘区人民法院（2006）芝民二初字第 579号民事判决。

从性质上看，公司是社团法人的一种，股东是他的成员，股权就是股东基于其社员资格而享有的权利，包括若干财产请求权和共同管理公司的若干权利 ①。因此，股权的转让，既包含财产性，又包含身份性（人和性），同时，因股权的身份性，也决定了股权转让的特点：在尊重自由转让的原则下，还要有限制性和选择性，即要受法定限制和约定的限制。法定的限制、约定的限制包括依章程的股权转让限制、合同的股权转让限制等。法定的限制是一种强制性的限制，是在立法上直接规定股权转让的限制条件，如《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股东向非股东转让出资时，不仅须经过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而且其他原有股东还享有优先购买权。约定性限制是一种自治性限制，特点是不对转让限制作出规定，而是交由股东自行处理，允许通过公司章程或合同等形式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如《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部分股东之间就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所作的互相约定等。

从以上股权的性质和股权转让的特点看，对法律规定的强制性限制没有什么异议，但对约定的股权转让的效力及是否具有强制性问题，特别是公司章程约定的在一定条件下必须转让股权或丧失股东资格的约定条文，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这不仅关系到中小股东的利益，也涉及公司规范和公司结构问题。下面，就公司章程约定的限制股权转让的几种常见情况及判例作一下介绍，供商榷。

公司章程约定之强制性的几种情况及案例

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几种情况及案例：

一、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因离职、退休后，经股东大会表决，公司可回收股东持有的股权

案例一② 被告国有企业改制为某集团有限公司，包括原告在内的 49名自然人股东（包括部分隐名股东）及职工持股会。原告占有 8%的出资额。原告于 2005年 2月主动辞去了在被告某集团公司的相关职务，办理了退休手续。

国企改制时制定的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公司股份实行内部转让，由公司调剂。股份转让价格以公司上一每一股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公司任何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20%。职工因解除劳动合同或其他情况离开公司，其持有的股份必须转让。”

2006年 3月 8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决议。修改后的第十七条内容：“创始人以外的股东离岗后其持有的股份必须转让。如果离岗股东不同意转让其持有的股份，公司应召开股东会就此进行表决，如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转让，则公司有权收购上述股份。”2006年 3月 16日，被告根据2006年 3月 8日的公司章程修正决议向原告发出了关于退股的通知，要求其在 2008年 3月 31日前退出其持有的 8%股权中的4.8%。原告具状确认被告某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作出的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决议无效。

本案诉讼中公司又召开了第六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章程补充修正案，通过了《关于原告股权转让的决议》，决议内容为：“与会股东投票通过原告所持公司 8%股权，按公司章程第十七条之规定，以公司上一每股净资产 1.07元转让给本公司股东„„。”原告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决议投了反对票。原告藉此遂于 2006年4月 29日书面向人民法院变更其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某集团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关于原告股权转让的决议》无效。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一）股东的股权属股东个人的合法财产权，对股权的处分权应当由股东行使。投资者出资成为公司股东后，就享有对股权的处置、收益、表决等股东权利，该权利非依本人意志、法律或司法判决，任何机构、个人均无权予以处分或剥夺。《关于原告股权转让的决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哄抢、破坏”之规定，应依法认定无效。

（二）被告某集团公司章程第十七条中“职工因解除劳动合同或其他情况离开公司其持有的股份必须转让”的规定，不能成为被告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关于原告股权转让的决议》的依据。

（三）公司以股东大会决议行使决定股份转让价格和转让对象是对股东权益的侵犯。所谓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指的是对股东股权转让的受让主体范围、受让程序及优先权行使等非实体处分权范围内的事项，可以以公司章程另行进行规定，而不是对股东是否进行股权转让这一实体权利进行规定。原告主张确认《关于原告股权转让的决议》无效，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二审法院进一步认定公司章程第十七之规定无法律依据，认定无效，并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①《人民法院报》2007年2月17日刊登的案例判解。

②公司烟台芝罘区人民法院（2007）芝民二初字第 1176号民事判决。

二、公司成立后，经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由公司收购离开公司股东的股份，多发生在小型有限公司中，并针对某个特定的对象

案例二①

《人民法院报》2007年 2月 17日刊登了一则案例判解，某法院一审审结一起股东权纠纷案：原告滕芝青是被告某市健康医药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出资 4万元，拥有 0.45%的股权。2002年 7月 28日，被告某市健康医药股东会对原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进行修改，增加“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由工会股东接收”的内容。该章程的修改最终以 872票同意、8票弃权获得通过。原告滕芝青弃权。2002年 7月 31日，原告离职。被告于 2004年 12月 8日书面通知原告，其股权已依公司章程转让工会持股会，并要求其领取相应的转让款。之后，原告没有将出资证明交付给被告，被告也未将转让款交付给原告。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确认被告强制转让股东权的行为无效。受案法院认为股权非经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或法定的强制执行程序不能变动；当事股东未被通知参加或者投票表示反对（或弃权），该股东会决议对其不发生约束力，多数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形式利用资本多数决对原告实施的私人强制。但如果公司章程在公司经营过程依照法律程序已经进行了修改，增设了强制转让规则，该规定能否对此后发生特定情形的股东具有约束力？或者是在股东发生特定情形之前就已经修改了公司章程，如果该股东出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并投票赞成；如果该股东未被通知参加股东会（或参加了股东会表示反对），该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除名规则的约束力是否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这些情况都值得我们探讨。

三、国企改制后，公司股东大会修改原始公司章程，回购公司股权

案例三② 原告吕某 1996年 7月到被告某集团公司工作，2005年劳动合同到期后原告再未续签，被告为原告办理了劳动合同终止手续。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 2003年 8月，被告进行了企业改制。原告经与国有资产管理局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并支付了对价，成为被告股东之一。

2006年 8月 15日，被告召集公司股东会，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将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部分出资。”修改为：“股东需要转让出资，或股东与公司及权属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但不包括退休、病退、死亡之情形），其持有的出资（股权）向持股会转让，由公司按原价加上未参加分红期间的利息（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息）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吕某及另一股东王某投票反对。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股东会决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召集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约定及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和资合性之特征，根据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和资合性之特征，其存在的基础在于股东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合作，而上诉人取得股权是基于其系被上诉人公司的职工身份，因此其股权取得及利润分配也带有明显的身份性质。原告吕某离开公司后，其职工身份丧失，被告公司通过公司章程对原告吕某等股东离开公司后的股权转让加以约束，并未违反公平原则，其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故应当认定被告公司的该次股东会决议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既无瑕疵，内容也合法。如果公司章程存在欠缺或是瑕疵，可以由当事人协议补充或根据《公司法》规定予以补救、修改，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其公司章程的不合法性。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中职工持股能否退股，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操作过程中均存在不同的意见 ①。就本案而言，公司持股会章程未预先设定退股规定，并且未曾经过职工持股大会而由职工持股会理事会作出剥夺持股职工会员资格的决定，不宜认定其为有效。如果在公司持股会章程中约定了会员退股和除名，对该规则效力的认定应结合职工持股大多具有身份性和福利性这一特点进行认定。

强调公司资本维持以及遵循商业判断规则，由公司决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丧失合作基础，应是审理该类型案件必须考虑的因素。

①潘福任.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司法疑难问题[Ｍ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37～ 43

四、公司章程约定公司股东因辞职、除名、开出等解除劳动关系的，由公司按股东实际认缴的原值收购

案例四① 2002年 3月，江苏大丰周某与其他 8名股东成立了某有限责任公司，周某作为股东之一出资 5万，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7.23%。2006年 6月 3日，公司以周某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作出解除与周某劳动合同的决定，并通知了周某。2006年 7月 28日，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议题为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辞职、除名、开除，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会可以决定其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股权转让价格不论公司到时盈亏状况，一律以实际认缴的原值结算，转让人拒收股权转让金的，受让股东可将其提存至公司。”到会 8名股东签字同意修正后的公司章程，周某投了反对票。同年 8月 3日公司将修订的章程到工商部门进行了备案。2006年 9月 13日，公司通知周某于 2006年 9月 22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依据以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作出决定，周某不再享有本公司股东权利。到会 8名股东签字同意，周某未签字同意。

本案中，被告公司作为依照公司法成立的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组成人数相对少，公司组织结构简单，也并非改制形成的有限公司。出资额转让限制以《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为法律依据，学术界及实务操作对此都已经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②。总之，股权转让限制不得实质性剥夺股东转让股权的通道；股权转让价格应当通过协商方式确定，如果不能协商应当进行评估。本案中，被告公司章程条款中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格不论公司到时盈亏状况，一律以实际认缴的原值结算”违反了上述基本认定原则，应当认定为无效。本文赞同这一操作方法。股东会决议作出的除名决议与被除名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决议（主要是强制性转让）不同，前者是股东资格，后者是该股东的出资额。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除名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包括转让、减资、终止清算、强制收购。一旦被除名股东不积极配合，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或者动辄申请公司解散，不利于剩余股东和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客观上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相互缺乏信任达不到可调解的情形下，不允许强制性转让（其他股东、第三人或者公司），势必会造成剩余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损失进一步扩大。但如果对公司股东会决议所通过的强制性转让不加以限制，必然对公司的封闭性产生影响，亦可能导致债权人的利益遭受侵害，或股东权利的滥用。

五、公司章程约定因股东侵犯公司利益或同业竞争时，公司取缔股东的身份，没收其股权，使其自动丧失股东身份

案例五① 1997年，被告公司成立，原告张某作为 16个股东之一履行出资义务，占股10%。被告公司在成立时制定的公司章程第十条股东负有下列义务中的（三）规定，“股东不得为个人私利而从事任何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得在工作时间从事第二职业，不得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不得在工作之余从事与本公司相同经营项目的业务，出现上述问题，没收其全部出资并解聘。”

1999年原被告发生矛盾，1999年至 2000年期间原告张某从被告公司的债务人莱州市云峰铁塔公司取走货款 89 628.46元并离开公司。2000年 12月，被告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决定从 1999年 1月 1日起将原告的出资证明书作废，同时取消股东资格。会议记录由 14名股东签字。2000年 12月 30日，被告公司依据股东会决议下发了对原告的处理决定。原告宋某诉请确认股东资格，并要求判令被告公司返还本金及红利。法院认为公司章程约定没有效，予以驳回。

有限责任公司条件下，公司单方面作出没收处罚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此类案件中，公司有理由认为股东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并对当事股东作出了处罚。这一规定，实为除名规则，除名规则本身针对股东资格，是否能够约定没收股东出资额、红利，由损害公司利益事由启动的除名？对此，有不同认识，有的法院认为，股权非依本人的意志、法律或司法判决，任何机构、个人均无权予以处分或剥夺。《公司法》对除名规则未作出规定，因此公司章程中的除名规则没有法律依据，应认定无效 ②。股东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增加了除名规则，该股东要求公司依照公司章程的除名规则收购其股份。法院认为，依照《公司法》规定，股东不得抽回出资，公司收购离职股东的出资，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但这种暂时状态的存在，必然导致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减少，其合法性不应予以确认 ③。各地法院在认识上的差异，造成裁判标准的不统一。

①烟台市莱州市人民法院（2007）莱州民二初字第 413号民事判决。

②烟台芝罘区人民法院（2006）芝民二初字第579号民事判决。

③曹玉堂诉青岛瑞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权纠纷案。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八条第三项内容为“股东本人因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调离公司，即表示同意将本人股权转让，必须在一个月内将本人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如在一个月内未完成股权转让，由公司按股东当时出资额等额收购其股权，提交董事会。具体分配办法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按现持股比例认购，不得私自转让。”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新类型民商事判例评析 [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416～ 421

①江平,李国光.最新公司法疑难解释 [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58

公司章程约定之强制性的不同认识

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依法订立的规范公司组织与活动的基本法律文件 ①，是由发起股东共同制订，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登记确认的，是公司实现自治的重要依据，是股东们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涉及股东共同利益的事项作出的约定。其效力及于公司、股东、董事、经理等人员，并具有一定的对外公示和涉他效力。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能否基于公司章程被转让，我国《公司法》没有直接规定，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只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所谓的依章程强制转让股权行为，指的是在有限公司章程中约定的，在一定条件成就时，股东就应当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或消灭，不论这种约定是否具备股权转让合同的要件，也不论股东本人是否同意该条款，如当事股东不同意转让，公司则会依照股东会的多数表决，对股权强行转让的行为。对此，在学者中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公司是一个自治组织，公司的章程是公司股东共同意志的体现，是公司的宪法，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等事项除法律规定的外，依靠公司章程来实现自治，公司以及股东均受依法制定的公司章程的约束，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只要章程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就可以基于公司章程而被转让。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权是股东的合法财产权，非经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或法律的强制执行程序不能变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仅在股东主动转让股权的情况下优先适用。股东的权利包括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其中部分股东权是法律强制规定的，是公司章程自治内容中所不能剥夺的。如果允许依公司章程强行转让股东的股权，也就等同于允许章程剥夺公司法中给予股东的强制性保护的权利，实际上也就认可了公司章程可以变相地违背前述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

对此，我们认为，应对股权转让作全面的分析认识：

第一，从股权性质上进行分析。股东向公司投资后即取得了公司的股东身份，持有了公司的股权。关于股权的性质，是否具有所有权性质，在法学界尚有争议，但对股权是股东的合法财产权，是无可争议的。股东合法财产的处分权，只能由股东本人行使。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和《物权法》第六十五条、六十六条均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在没有经股东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章程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行为，是对股东合法权益的一种侵害。而章程是公司自治性规范，该规范与民法、物权法等强制性法律规范相抵触时，应当认定章程的该条约定无效。

第二，从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上分析。股权转让涉及的法律关系虽然较为复杂，但股权转让合同主要涉及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公司也好，章程也好，对股权转让合同来说，都不是直接的合同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依章程转让股权的主要依据是章程自愿原则。因为章程是股东们之间签署的一个合同，这一股权转让的条款已被该股东在章程中签字认可，应当认定该股东是自愿将股权转让的决定权交付给股东会的，因此这种股权的转让有合同基础，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笔者对这一观点，不能苟同。笔者认为，实践中大多公司章程中对强制转让股权条款的约定，不能具备转让合同的主要要件（如受让主体不明，受让价格不定等）。股东签署这种章程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对一个附条件民事行为单方的承诺，但并不构成对一个特定情况下股权转让合同的承诺或生效。在条件成就时，转让股东也往往对是否转让、受让主体和转让价格等情况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依章程强制转让股权，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剥夺了转让者的意思自治权，严重违背了私法自治的合同法基本原则。

因此，如出现上述情况时，仍然需要给予股权的转让方和受让方一个实现合同意思自治的空间，否则股权转让合同就不能成立和生效。从这一点来看，股东签署章程中关于附条件转让股权的约定，如不具备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要件的，也就不能成为依公司章程强制转让股权的合同依据。

第三，从法律的公平性原则方面分析。如果确认依章程强制转让股权合法，则对小股东显然是不公平。根本无法保障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股东权益。实践中，某些公司适用章程这一条款的方式，往往是通过股东会的多数决来实现的。而某些控股股东则往往以此条款来消除异已，任意剥夺小股东的股东资格，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如公司的控股东可以在公司经营效益好时，以控股股东的优势强行在股东会上形成决议，低价收购中小股东的股权，而在公司效益不好时，以高价将股权转让给中小股东。因此，依章程强制转让股东股权的行为，违反法律的公平性原则。

第四，从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分析。上述案例五中的强制退股，实际上是以章程约定的方式确认了股东资格消灭，而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消灭的法律途径仅包括股权转让、公司减资和公司司法解散。《公司法》第三章的股权转让是股东将其出资额让与他人，从而丧失股东地位，完全割舍与公司的存续关系。但若出现无法通过出资额转让的方式消灭股东身份，此时，对于已无意再留于公司的股东而言，面临无可奈何的境地；另一方面，一旦股东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如未按公司设立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倘若当事股东不愿转让出资额，剩余股东无法与其共同经营公司又不能将其开除出公司，取消其股东身份。以公司解散作为高昂的代价对于其他股东的权益，以及公司存在的价值而言，并非是公司法规范应有的适当的处理方式。倘若公司启动公司减资程序实施股东除名，首先，必须考量是否会对公司信用、公司剩余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带来影响；其次，公司实施减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如公司债权人异议）阻却减资程序的进行；最后，公司在经营过程面临对各种情况，如公司因亏损资产达不到维持注册资本额时，或者公司在资产过剩时，都需要减资。公司减资主要是公司为应对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的变化而自主采取的经营策略，其次才是公司在特定情形下的应急措施。显然通过公司减资程序实施股东除名并非上策。在不解散公司的前提下，无论是公司强制股东退出公司，还是股东为了实现投资目的、寻找其他投资机会而自愿退出公司，当事人均倾向于选择最便捷、节约的方式。因此，公司当事人便产生了相应的法律需求。如能在公司章程上直接予以规范，扩张公司章程的效力，认可公司章程的约定，倒是解决公司股权纠纷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而强制退股规则，使公司章程可以直接约定将当事股东的出资额强制转让给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有限责任公司是指由法定人数的股东组成，每一个股东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负责的公司组织形式。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同时《公司法》第七十五条又规定，对公司股东会相应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在几种情况下要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该条中规定的收购一般理解为退股，但这种退股与公司章程中约定的退股，其内涵与外延均不相同，不属于一类概念。可见，《公司法》并未规定公司可以强制股东退股，在《公司法》中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根据《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要求，此类约定亦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章程中的必要记载事项。因此，公司章程中此类条款的性质属于任意记载事项，其法律效力如何应看法律是否有授权以及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离开公司时必须以股权转让的方式退股的，原则上应认定有效。理由是：第一，从公司章程的性质上看，公司章程是规定公司组织及行为的基本规则的重要文件，订立公司章程是股东的共同行为，除《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必要记载事项之外，股东在公司章程中约定股东离开公司时以股权转让的方式退股，属公司意思自治的范畴，并不违法。而且，公司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见，《公司法》有明确授予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作特殊规定。第二，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兼有资合性与人合性，它本质上是资合公司，但它的建立又以股东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因而具有较强的人合性特征，这就使得股东间的相互信任和股东的稳定对公司至关重要；而股东的加入与退出均是建立在公司全体股东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以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正是公司人合性的体现。第三，从股东个人角度分析，在公司章程中约定离开公司时股权被消灭，实为附条件惩罚性的条款，当条件成就，即约定丧失股权的条件发生，而该条件并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另一种观点，股东不能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在股东并无转让意愿的情况下，股权当然按公司章程约定发生转让”内容的条款。理由如下：公司章程约定的股权转让内容应有条件限制。新《公司法》规定的章程对股权转让的约定是有条件的。新《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是对前三款的补充，也就是说，约定的范围仅限于前三款所述的“股东之间转让股权”“股、东向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及“股东优先权行使”三个方面。公司章程仅能对股东主动转让股权时作出特殊约定，而不能强制股东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转让其股权。

① 伍坚.论公司法上的缺省性规则——兼评新《公司法》相关规定之得失[J].法学 ,2007(6).94

从所涉及的价值取向对公司章程强制效力的评判和取舍

一、有关价值取向

人们之所以关注公司法规范结构，是因为试图协调公司法适用中的自由与强制问题，即哪些规范的适用由当事人的意思决定，哪些规范由法院强制适用，哪些规范由当事人请求法院适用。我们赞成第七十二条四款视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缺省性规则 ①。缺省性规则是任意性规则的一种，也就是可由当事人排除适用的公司法规则。在公司法上，缺省性规则具有独特的价值。一方面，其减少了公司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其可以作为信息强制的“惩罚性缺省”而发挥作用，从而促进当事人之间有效率的信息分享。

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条件可以比公司法规定宽松或者排除公司法的适用。第七十二条第四款的效力范围问题，可以细分为三种不同观点：一是限制效力说，即第七十二条第四款只是在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以及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除了法定的表决数、优先购买权两种限制条件以外，还可以通过公司章程设置其他限制条件。即第四款仅仅是对普通股权转让的限制。二是折中效力说，该观点包括了限制效力说，并且还认为《公司法》第三章所规定的特殊股权转让制度并不能脱离普通股权转让行为而存在，事实上在特殊股权转让制度下，仍然需要通过普通股权转让行为来实现，第四款对特殊股权转让制度也可以间接适用。三是扩张效力说。第四款的规定不仅是对《公司法》第三章所规定的股权转让基本制度和特殊制度，还可以在法律规定之外设置新的股权转让制度和股权转让限制。我们赞同折中效力说。第七十二条第四款是股权转让规则被视为缺省性规则的标识，是公司法上股权转让规则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故强制股东退股不能以《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作为法律依据。

另外应考虑的是公司法规范与公司章程关系问题。之所以要讨论公司法规范与公司章程关系，是因为公司自治和尊重当事人经营活动的自主权成为公司法修改的一大亮点，章程自治成为肯定公司章程中约定强制转让股权的合法的理论支撑。强制转让股权虽不以第七十二条第四款作为其法律效力渊源，在公司法规范中，而在公司章程中出现的强制股东退出规则的效力评判又当如何确定呢？公司章程中的是否可以不违反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和公司本质应作为效力判断标准。我们认为，这一评价体系具有普适性，可以对任一公司章程约定内容进行考量，但对于章程所约定特定内容应以其基本属性为基础确定具体评价标准。

依据公司章程与公司法规范在立法上的关系划分分析 ①，我们将案件中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约定的强制规则视为公司法无任何规定时能否允许章程作出规定的关系问题。法律对这种章程规则的效力作何种解释并不明确，且不能机械地认定“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 ②。因此，公司章程中强制规则的效力应当根据个案中具体规则内容进行评判，而不能简单地认定有效或者无效。

此外，从司法看，《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异义股东回购请求权，发生在当出现大股东控制或者小股东利益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形下，公司的赎回虽然可以保证股东获得股份价值，但是股东必须离开公司从而将公司交给剩余股东控制。在公司法未作规定的情形下，为避免公司走向解散的同时顾及其他股东、公司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运用司法裁判权，创设股东除名制度，以符合公司团体分合本质。

从性质看，《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对公司股东会相应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在几种情况下要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该条中规定的收购一般理解为退股，但这种退股与章程“强制转让”条款中约定的退股，其内涵与外延均不相同，不属于一类概念。可见，《公司法》并未规定公司可以强制股东退股，“强制退股”条款在《公司法》中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根据《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要求，此类约定亦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章程中的必要记载事项。因此，公司章程中此类条款的性质属于任意记载事项，其法律效力如何应看法律是否有授权以及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实践中，如果股东将股权退回给公司，可以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公司抽回或抽逃出资；另一种是股权处于待转让状态，股权主体暂时空置。对其法律效力应分别进行分析。

①有学者将公司章程与公司法规范立法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划分：（1）完全授权公司章程作出规定，公司法不作规定；（2）公司法作出规定，授权公司章程作出具体规定；（3）授权公司章程作出规定，但公司法予以适当限制；（4）公司法作出规定，但允许公司章程补充规定；（5）公司法作出规定，但允许公司章程作出排除适用的规定；（6）公司法作出规定，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从其规定。王保树.从法条的公司法到实践的公司法 [J].法学研究 ,2006(6)

② 正如林喆所言，“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实践中，从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并不必然推导出权利。”林喆.“行乞权”之争的法律误区——兼评“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即可作权利的推定”命题 [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4(3)

二、对股权转让的思考

（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公司法的司法思考》文中说，人民法院要审慎处理公司章程的效力问题

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契约，是当事人就公司重大事项的预想，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多轮反复协商达成的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妥协，包含着决定公司今后发展方向和权利分配等重大事项，有理由得到尊重。同时，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的必要条件，公司登记机关将章程的审查作为登记公司的重要前提，因此亦有理由得到尊重。一般而言，公司章程的内容包括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八十四条分别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就是公司法对公司章程这一内部契约的限制；如果存在欠缺或是瑕疵，则可以由当事人协议补充或根据公司法之规定予以补救，而不必然导致公司章程无效或解散公司。公司章程的合法性的实质是公司的效力问题。轻易否定公司章程，不仅会使业已进行的公司行为变得更为复杂，并加重股东责任，而且有损于债权人利益，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

（二）对《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的理解

新《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笔者认为，该款是针对本条前三款而言。是在充分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质的基础上，就股东股权转让的受让主体、受让程序及优先权行使等非实体处分权方面的规定。所谓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指的是对前三款所述的类同情况下的非实体处分权范围内的事项，可以以公司章程另行进行规定。而不是对股东是否进行股权转让这一实体权利的。就如该条前三款开头所述，“股东之间相互转让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均以股东本人同意转让股权为先决条件，这充分证明，只有经股东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下，才涉及章程对上述非实体权利进行自由约定的问题。

因此，《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不能成为以公司章程强制处分股东私有股权的依据。

（三）对公司章程生效时间的三种观点

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公司章程从公司成立之日起生效。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经全体股东或发起人同意并在章程上签名、盖章时生效，而并非以工商登记为生效要件。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根据公司章程的内容来具体确定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章程中调整发起设立公司的投资者之间关系的内容，自签字、盖章时成立并生效。章程中调整尚未成立的公司，尚未产生的董事、监事、经理以及未来可能加入公司的其他股东的那些内容，则自公司成立时生效。但是国外公司立法中，有的规定公司章程经公证之后生效。如《日本公司法典》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章程，未经公证人公证的，不产生效力。”《韩国商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

“章程，经公证人的认证而发生效力。”对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的生效时间应该采纳赵旭东教授的观点，根据章程的内容确定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日本和韩国公司法规范认为公司章程既不是从股东或者发起人签字、盖章之时生效，也不是从公司成立之时生效，而是从公证后生效。这表明两国对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比较慎重。

三、对章程约定的强制转让股权条文效力的认定

由于对于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发生某种情况，其持有的股权应当转让”的情形，我国《公司法》没有直接作出规范性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说明，强制性条款应当是指不能由当事人自行选择而必须遵守的规定，对该类规定的违反可能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司章程作为股东之间的协议，是公司的组织准则与行为准则，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即具有法定约束力。公司章程与

《公司法》条款规定不一致时，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判定所涉法条的性质是否属于强制性规定，凡所涉法条不属于强制性规定的，即不影响公司章程的效力。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公司章程及股东情况的不同，依章程强制转让股权所涉股东的情形，可作以下处理：

（1）《公司章程》效力对原始股东（发起股东）的约束。对这部分股东来说，章程的强制转让股权的条款，本身就是他们制定和认可的。对于这类股东，如在章程中约定了股东股权转让的条件和方式以及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这些约定足可以成立一个股权转让合同，这种条件下的股权转让实际上可以认定是股东通过章程约定了一个附条件的合同。那么，当一定条件成就时，这个约定即对该股东产生合同的约束力。

（2）《公司章程》中强制转让股权条款是在公司运营过程中通过修改章程而确立，而在修改章程的表决中，股东投的反对票。《公司章程》中的强制条款对此股东不发生效力。对于这类股东，虽然章程通过多数决得以通过，但笔者认为，章程多数决的效力仅应当及于公司经营管理事项和股东共同利益事项，而不应及于股东个人利益事项。这一点从《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分红的规定中可以看出。股东分红是股东个人利益，其分红权的变动，必须得到全体股东的一致同意，而不是实行多数表决制。公司章程是股东们之间的一个合同集合体，在这一合同中，股东投反对票的行为，即表明了该股东不同意这一条款，自然，该条款不应对该股东产生约束力。

（3）《公司章程》中对通过受让股权而取得股东资格的股东的效力。这类股东，在受让股权前，章程这一条款就存在。对这一类的股东，笔者认为，只要该股东不明示同意受该条款的约束，该条款即不能对该股东产生约束力。有人认为，只要该股东受让公司的股权，即应当推定该股东同意接受章程条款的约束。笔者对这一观点不能苟同。首先，作为股权的处分权，涉及的是股东个人的利益，并不是公司或股东整体的利益，以默认或推定形式对股东个人权益进行处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次，股权转让合同是双务合同，以默认或推定形式签订或履行合同，是对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违背。

综上所述，公司章程条款的效力，一是来源于法律的规定，二是来源于股东的约定。而作为章程自治的内容，股东的约定依法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其内容不能与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否则，应当认定无效。章程中强制转让股权的条款，只有在与强行法不相违背，同时又具备股权转让合同要件的情况下，才能受法律保护，否则，该章程条款应认定无效，进而依章程强制转让股权的行为也应当认定为无效。

来源： 中国法院网东营频道

第三篇：如何看待股权转让合同中“阴阳合同”的效力

【合同转让】如何看待股权转让合同中“阴阳合同”的效力?

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中，经常发现股权转让的双方当事人签订有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一份是对外公开的“阳合同”，通常情况下，该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另一份是仅仅存在于当事人内部的“阴合同”，其才是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而“阴阳合同”在内容上尤其是转让价格条款上往往存在很大差别。例如签订“阴合同”后，又签订一份“阳合同”提交给公司登记机关，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其目的多是为了规避有关法律、法规;又如，转让股东为了阻止其他股东的行使优先购买权，签订价格条款不一致的两份合同，然后将价格较高的“阳合同”告知其他股东，使得其他股东不愿意接受该合同条款从而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而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却按照价格条款较低的“阴合同”履行。对此应如何认定两份合同的法律效力呢?

(1)“阳合同”的法律效力。“阳合同”并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仅仅是为了不正当目的而签订，属于当事人恶意串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因此对于“阳合同”应按无效处理。该无效是自始、当然、绝对的无效，因此不论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还是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均可申请确认该合同无效。“阳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根据该合同所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行为也应予以纠正，如根据“阳合同”已经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的，应撤销该变更。

(2)“阴合同”的法律效力。“阴合同”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处理股权转让当事人的内部纠纷时，只要没有其他无效因素，一般应认定为有效。但对于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能否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则要具体分析。对于为了阻止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而签订的“阴合同”，因该合同的履行必将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应有权对“阴合同”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从而使合同归于无效。对于仅仅是为了回避工商登记、逃税而签订的“阴合同”，则不应否认合同的法律效力，但要根据合同重新办理工商登记或补交税款。

第四篇：股东约定与公司章程冲突的效力认定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某。

委托代理人梅心，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某某。

委托代理人吕毅，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杨斌，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联合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

委托代理人严某某。

委托代理人陈燕，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大道公司”)、上诉人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冶”)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联合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集团”)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2)闸民二(商)初字第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联合大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梅心，上诉人中国五冶的委托代理人吕毅，被上诉人联合集团的委托代理人严某某、陈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30日，周某作为联合大道公司的董事长向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联合大道公司第四次股东会暨第一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该通知载明：2012年4月16日召开联合大道公司第四次股东会暨第一届第六次董事会，就有关事项进行审议、确定；已将需审议事项的相关资料收集完毕并汇编成册送达各方；董事会主要议程如下：

一、审议《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1工作总结》，审议《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2工作计划》；

二、审议公司2011的费用预算，2012的费用预算；

三、审议项目资金计划、后续资金保障方案；

四、审议项目专业分包所涉重要事项的原则安排、后续工程施工进度计划；

五、审议公司销售管理制度和销售代理业务招投标文件；

六、审议《2011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经营层考核建议》；

七、审议许应兴提出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议案；股东会会议主要议程如下：

一、审议公司2011费用预算；

二、审议公司2012费用预算。汇编成册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第四次股东会暨第一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资料》作为该通知附件。联合集团及其一方推荐的董事收到上述通知及附件。2012年4月16日，联合大道公司召开第四次股东会暨第一届第六次董事会。联合集团方的股东代表许应兴等4人、推荐董事(或董事代表)王泽华等2人、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代表陈玉才等4人及推荐的董事周某等3人到会。会议结束之后，联合集团收到第四次股东会暨第一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均为夹杂个别手写字样的打印件)。上述“股东会决议一”的内容为：不批准王某某董事并(及)经营层提交的《联合汽车2011费用预算》；股东中国五冶意见：同意以上决议内容(手写字样)；股东联合集团意见：空白。以上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的占全体股东表决权的51%；不同意的占全体股东表决权的0%；弃权的占全体股东表决权的49%。根据联合大道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表决结果有效，即公司股东会通过了该项决议。股东的签名或盖章情况为：陈玉才(手写字样)，同时加盖有中国五冶的印章。“股东会决议二”的内容为：批准董事会提交的甘兴友董事提出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2费用预算(董事建议稿)》，以及《甘兴友董事对其提交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2费用预算(董事建议稿)>补充意见》；其他内容与上述“股东会决议一”一致。

联合集团收到的“董事会决议一”的内容为：鉴于经营层没有实事求是、客观的对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总结，达不到股东要求，并在总结中有推脱责任的表述；因此董事会暂不通过经营层提交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1工作总结》。以上决议事项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董事为三票，不同意的董事为零票，弃权的董事为两票。其中，周某董事意见：同意该决议(手写字样)、签名“周某”(手写字样)；王某某董事意见：空白、签名为空白；黄德鸽董事意见：同意该决议(手写字样)、签名“黄德鸽”(手写字样)；甘兴友董事意见：同意该决议(手写字样)、签名“甘兴友”(手写字样)；王泽华董事意见：空白、签名为空白。“董事会决议二”的内容为：同意甘兴友董事对《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2年工作计划安排》的修改意见。“董事会决议三”的内容为：不通过王某某董事并(及)经营层提交的《联合汽车2011费用预算》。“董事会决议四”的内容为：通过甘兴友董事提出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建设有限公司2012年费用预算(董事建议稿)》以及《甘兴友董事对其提交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2费用预算(董事建议稿)>补充意见》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董事会决议五”的内容为：通过甘兴友董事提交的《上海联合汽车广场项目资金收支计划表》，公司后续资金来源主要为销售回款，若销售回款不能满足公司正常开支，股东双方同时按照出资比例注资或其他融资渠道解决。“董事会决议六”的内容为：同意甘兴友董事对《项目专业分包所涉及重要事项的原则安排》的修改意见。“董事会决议七”的内容为：通过《联合汽车广场项目后续工程施工进度计划》。“董事会决议八”的内容为：通过甘兴友董事提交的《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销售管理制度》。“董事会决议九”的内容为：通过《上海联合汽车广场项目策划及销售代理业务招标文件》。“董事会决议十”的内容为：1.关于经营层提交董事会《2011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经营层考核建议》中相关经营层2011薪酬等事项，鉴于经营层2011经营管理组织不力，项目建设停工七个月与总体开发进度计划偏差太大，达不到股东要求，并有推脱责任的行为，因此除94.21万元已发放部分，对《2011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经营层考核建议》中的剩余部分不再发放；

2、经营层须对已发数提供详细发放记录给董事会。“董事会决议十一”的内容为：同意许应兴同志请辞，许应兴同志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同意由师景森同志担任董事会秘书。上述“董事会决议二”至“董事会决议十一”中决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同各董事意见，且与“董事会决议一”一致。联合集团在收到上述决议后的六十日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

1、撤销2012年4月16日的联合大道公司第四次股东会决议一；

2、撤销2012年4月16日的联合大道公司一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一、董事会决议

二、董事会决议

三、董事会决议

五、董事会决议

六、董事会决议

七、董事会决议

八、董事会决议

十、董事会决议十一。

另查明：为开发灵石路XXX号地块，联合集团与中国第五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五冶建设”)出资成立联合大道公司。2006年8月，联合集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五冶建设签署了联合大道公司的第一份公司章程。该章程载明有如下内容：第七条，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认缴出资和出资方式如下：联合集团认缴出资人民币245万元(以下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持股比例为49%；五冶建设认缴出资255万元，持股比例51%；第十八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二十一条，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5名；其中，甲方推荐3名，乙方推荐2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由乙方推荐，董事会产生；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二十二条，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决议应当由三名以上董事通过。该份章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落款的时间为2006年8月22日。同年8月21日，联合集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五冶建设签订了联合大道公司章程附件一份，该份附件载明：经公司投资者及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对联合大道公司章程补充附件内容如下：公司成立之后，在对灵石路XXX号地块开发项目中，甲乙双方对该开发项目的实际投资比例为甲方以部分土地价款投资，占实际投资比例的60%，乙方以现金投资，占实际投资比例的40%；在灵石路XXX号地块的项目开发中，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际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2007年12月25日，联合集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五冶建设作出股东会决议：为配合乙方上级单位中冶集团上市工作，经甲方和乙方友好协商并表决通过，同意修改联合大道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联合大道公司利润按照甲乙投资比例分配；投资比例不作为股东会表决方式；

二、联合大道公司董事会由原甲方推荐三名董事，改为甲方推荐两名董事；余下三名董事由乙方推荐；

三、同意乙方由五冶建设变更为中冶成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成工”)。同日，五冶建设向联合集团出具承诺函一份：“我公司与贵公司在2007年12月25日形成的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会决议，仅作为我公司配合上级单位中冶集团上市工作需要所用，有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按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我们将依然本着诚信原则，按照贵我双方在谈判成立联合大道公司时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共同努力促成灵石路XXX号地块的房地产开发。”。

2008年1月27日，联合大道公司经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七条内容，即将“联合集团认缴出资245万元、持股比例49%，五冶建设认缴出资255万元、持股比例51%”的条款内容，变更为“联合集团认缴出资490万元、持股比例49%，五冶建设认缴出资255万、持股比例25.5%，中冶成工认缴出资255万元、持股比例25.5%”。2008年5月11日，联合大道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再次修改公司章程，原章程中第五章第六条的内容修正为“公司注册资本637.50万元”；第六章第七条的内容修正为“联合集团认缴出资382.50万元、持股比例60%，中冶成工认缴出资255万元，持股比例40%”。

2008年8月，联合集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中冶成工再次签署联合大道公司章程，该章程载明有如下内容：第七条，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认缴出资和出资方式如下：联合集团认缴出资15,480万元，持股比例为60%；中国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认缴出资10,320万元，持股比例40%；第九条，公司成立后，在对灵石路XXX号地块进行开发的项目中，甲乙双方对联合大道公司的投资比例定为：甲方占投资比例60%、乙方占投资比例的40%；第十八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甲方占49%，乙方占51%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二十一条，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5名，其中甲方推荐2名，乙方推荐3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由乙方推荐，董事会产生；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二十二条，董事会对所议事项作出的决定由全体董事人数五分之三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并应作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上述章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落款的时间为2008年8月9日。

2009年4月3日，中冶成工向联合集团发函，标题为“关于38丘桩基工程开工及《补充协议五》签署事宜的复函”，该函载明有如下内容：

三、注意到贵司对签署《补充协议五》的关切，本司也愿意在紧急股东会或董事会上一并讨论和解决此问题；

四、请贵司能注意到去年的《补充协议五》草稿原表述为“重大事项”而非“所议事项”，建议双方均对“重大事项”的概念和范围提出初步意见，以利于在会议上双方进行协商。2009年11月3日，董事长周某及其他两位董事以联合大道公司名义向联合集团发函，标题为“对2009年10月30日来函的复函”，该函部分所称内容为：第四，补充协议五问题，补充协议五不能签订，责任完全在联合集团一方；在去年第三次股东会暨一届四次董事会召开前，股东方中冶成工与联合集团反复协商达成一致的补充协议五表述为：“股东会表决方式为重大事项的股东会决议必须经代表100%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董事会表决方式为重大事项须经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投赞成票方可通过”；2008年8月9日召开的第三次股东会暨一届四次董事会已经表决通过了这份补充协议五的表述；然而，联合集团却置上述已经由双方协商一致的事实于不顾，将协议文本中的“重大事项”修改成“所议事项”后送交股东中冶成工盖章，最终致中冶成工表示不予同意，这直接导致了股东间信任度的降低，也阻止了董事会的召开。

2010年5月31日，联合大道公司又经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七条，即将“联合集团认缴出资15,480万元，其中，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418.05万元，持股比例为60%；五冶建设认缴出资10,320万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10,3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的条款内容，变更为“联合集团认缴出资15,480万元，其中，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418.05万元，以土地使用权方式实缴出资15,061.95万元，持股比例为60%；五冶建设认缴出资10,320万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10,3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2011年6月28日，联合大道公司又再次经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原章程中第五章第六条的内容修正为“联合集团认缴出资15,480万元，其中，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418.05万元，持股比例为60%；中国五冶认缴出资10,320万元，以货币方式实缴出资10,3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

再查明：中冶成工作为甲方、五冶建设作为乙方和作为丙方的联合集团曾共同签署关于灵石路XXX号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主体变更备忘录一份，该备忘录载明：

一、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在本备忘录生效之前乙、丙双方签订的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合同主体均由乙方变更为甲方；

二、本备忘录签署生效之前，乙、丙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中约定的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甲方承继。

又查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意向书中载明：中冶成工是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属于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联合大道公司开发的汽车广场属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建项目，该公司在项目中的权益为37.72%。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在H股股票招股意向书中载明：联合大道公司为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附属公司，拥有其37.72%的权益，联合大道公司开发的汽车广场纳入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物业估值范围内。2009年、2010年、2011年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披露中冶成工(自2010年后为中国五冶)为该公司子公司，上海闸北区联合汽车广场纳入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中。

还查明：2010年6月，中国五冶吸收合并中冶成工。为此，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中冶成工注销其工商登记。

原审审理中，联合集团表示：该公司及其推荐的董事在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上对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不顾公司股东间的约定，坚持让中国五冶按51%股权比例行使股东表决权的行为表示反对，且明确对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提出反对。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则认为：联合集团在知晓股东会、董事会审议事项的情况下，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成，应视为弃权。而且，根据联合集团在收到相关决议后未书面提出异议的事实，亦可印证两公司的上述观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公司决议撤销纠纷，联合集团系因对涉案决议的表决方式持有异议而主张予以撤销，故本案的裁判焦点应为对系争决议表决方式的审查。所谓表决，是通过一定的意思表示方式按一定决议形成的规则而做出的决定。因此，对于表决方式审查应从决议形成的规则和对表决事项的意思表示两方面进行。

第一，关于决议形成的规则的认定。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认为：按照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应由联合集团占49%，中国五冶占51%的比例行使表决权，董事会按董事一人一票由五分之三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联合集团则主张，公司章程是为配合另一股东五冶建设、后为中冶成工及中国五冶的上级公司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需要而签订的，行使表决权不以公司章程为依据，应按股东之间的约定即联合集团在股东会、董事会享有多数表决权为准。原审法院认为，公司章程作为对公司重要和基本问题均作出明确规定的公众法律文件，对公司股东以外的债权人以及其他社会公众来说是其赖以了解公司的基本依据，但对股东之间来说，公司章程仅是股东之间的一种契约，股东可以通过其他合意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甚至否定公司章程的约定，故在股东之间应以股东的真实意思合意为准。本案中，判断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形成的规则也应以股东的真实意思为依据。首先，联合大道公司股东约定其行使表决权不以公司章程为依据。理由如下：从2006年8月21日章程附件、2007年股东会决议、2007年12月25日承诺函可以看出，联合大道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的比例和董事会推荐董事比例的约定与股东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并不一致，股东之间确定决议形成的规则是按照出资比例确定的。对此，联合集团提出的理由是为配合另一股东上级公司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需要，将联合大道公司的开发项目纳入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内。上述主张可从联合集团提供的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A股、H股招股说明书、2009年、2010年、2011年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以及2007年12月25日承诺函中得到印证，故可予以采信。中国五冶提出上述2006年8月21日章程附件、2007年股东会决议、2007年12月25日承诺函所涉及的主体是联合集团和五冶建设，与中国五冶吸收合并的中冶成工及中国五冶本身无关，但中冶成工、五冶建设和联合集团曾共同签署“关于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主体变更备忘录”一份，该备忘录明确联合集团与五冶建设签订的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中五冶建设的权利由中冶成工承继，中国五冶吸收合并了中冶成工，故上述2006年8月21日章程附件、2007年股东会决议、2007年12月25日承诺函对中国五冶有拘束力。中国五冶又辩称该备忘录只涉及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并未提及章程附件、股东会决议和承诺书。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备忘录提到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并未一一罗列，说明对此应做广义的解释，泛指所有涉及五冶建设的真实意思表示，章程附件、股东会决议、承诺函系五冶建设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载体，中国五冶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其次，双方曾就行使表决权的方式进行新的商议但未达成合意。从2009年4月3日中冶成工致联合集团《关于38丘桩基工程开工及<补充协议五>签署事宜的复函》、2009年10月30日来函的复函来看，联合集团与中冶成工就股东会、董事会表决方式进行了新的协商即《补充协议五》，但双方对“重大事项”还是“所议事项”需经100%股东或董事通过存在争议。鉴于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之间不按公司章程行使表决权，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各方对股东会、董事会形成决议的规则达成其他合意的情况下，本案决议形成的规则可按照《公司法》规定予以确定，即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联合集团对联合大道公司的出资比例为60%，中国五冶的出资比例则为40%，故股东会会议由联合集团占60%、中国五冶占40%的比例行使表决权。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则实行一人一票。

第二，对表决事项意思表示的认定。原审法院认为，对表决事项的意思表示应该在特定的表决程序中通过一定的形式予以表现，如举手、投票。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即“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以及第四十九条“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的规定，对于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事项的意思表示应该在股东会记录及董事会记录予以记载。本案中，联合大道公司主张联合集团及联合集团推荐董事对表决事项弃权，应出示股东会、董事会会议记录予以证明，然联合大道公司并未出示合法有效的会议记录予以证明，仅提供了有中国五冶代表或中国五冶推荐董事手写的表决意见，但同时又印有表决结果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为证。该份证据既无法证明在特定的表决程序中(如发放空白表决票)赋予联合集团或联合集团推荐董事行使表决的机会，也无法证明表决结果系汇总股东、董事意思表示而得出，更无法证明联合集团及联合集团推荐董事对表决事项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以及表示弃权。联合大道公司未履行法定义务将股东会、董事会所议事项作成会议记录，又无法提供其他充足有效的证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联合大道公司认为联合集团收到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后并未提出书面异议即应视为弃权，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联合集团收到决议后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决议，已经表明联合集团对决议的态度，联合大道公司上述主张，于法相悖，不予采纳。联合大道公司以联合集团及联合集团推荐董事弃权方式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与客观事实不符，联合大道公司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联合大道公司2012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方式存在瑕疵，现联合集团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一”及“董事会决议一、二、三、五、六、七、八、十、十一”，于法有据，可予以支持。联合大道公司认为联合集团仅撤销部分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应视为对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的认可，因联合集团撤销部分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联合大道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无法律依据，故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

一、撤销联合大道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的第四次股东会决议一；

二、撤销联合大道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的第一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一、决议

二、决议

三、决议

五、决议

六、决议

七、决议

八、决议

十、决议十一。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联合大道公司承担。

原审判决后，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均不服，向本院共同提起上诉称：

1、2008年8月，联合大道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和重新签署公司章程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当时联合集团认缴的15,480万元注册资本金仅到位418万元，而中冶成工认缴的10,320万元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到位，为防控风险和平衡双方实缴注册资本的巨大不平衡，所以双方股东决定对股东会的表决方式作出与双方投资比例相倒置的约定条款，即中冶成工以51%的比例行使股东会表决权，联合集团以49%的比例行使股东会表决权。事实上，联合集团也实际是在时隔近两年后的2010年6月，才将剩余未到位的15,061.95万元的注册资本以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予以实缴到位。因此，2008年8月的联合大道公司章程应为双方股东就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方式重新作出了约定，即否定了五冶建设之前所承诺确认的表决方式。

2、五冶建设、中冶成工与联合集团之间所形成的章程附件、承诺函、备忘录对中国五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效力。

3、经工商部门备案的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章程第三十九条中有关“第十八、二十二条须全体股东补充约定后方可实施”的条款内容，为联合集团所私自添加形成，与中国五冶及联合大道公司所对应持有的章程内容存在不同。上述添加行为的本身恰恰表明了联合大道公司在2008年8月9日之后，就涉及董事会和股东会的表决方式已经不是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来行使，而是按照章程确定的股东表决比例来行使。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联合集团的原审诉请。

联合集团辩称：原审时，联合集团提出要求撤销涉案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的依据为两点。一是决议作出不符合客观事实，当时联合集团在会上就表示不同意表决的方式和结果，当天联合大道公司没有形成任何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但之后联合集团却收到了联合大道公司寄来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的行为强行剥夺了联合集团的股东权利，所以涉案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应当被撤销；二是涉案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方式违反了股东间的约定，联合大道公司于2006年8月成立，当时股东双方是联合集团和五冶建设，之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到2.58亿，联合集团以现金和土地出资、占60%，五冶建设、中冶成工先后以现金出资，占40%，期间，联合集团和五冶建设、中冶成工先后以章程附件、承诺函、备忘录的方式确认股东双方应按出资比例行使对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关于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10月章程的第三十九条规定中有关后一部分的表述内容，并非为联合集团所擅自添加形成，该部分条款是经双方协商后一致同意添加的。从2008年开始，双方就一直在讨论与该条款内容有关的公司议事方式。为此，双方股东一致同意在此后由工商部门备案的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章程第三十九条中加入“第十八、二十二条须全体股东补充约定后方可实施”的条款内容。最终，在2008年8月9日联合大道公司第二次股东暨一届四次董事会上，双方以鼓掌通过的方式通过了股东会和董事会表决方式为全体股东和董事一致同意方能通过的《补充协议五》。综上，请求：维持原判，驳回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联合大道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反映有一份在2009年10月19日修定的公司章程，与之前公司章程相比，章程的第三十九条规定部分添加了“第十八、二十二条须全体股东补充约定后方可实施”的条款内容。

在本院审理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以及就本案股东双方争议的股东会表决方式和董事会中双方人员的构成作出全面客观的认定，要求联合大道公司提供除本案系争的联合大道公司在2008年8月9日以后所形成的董事会决议及表决记录，但相关董事会决议及表决记录均反映为由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故无法印证在双方派驻董事持有不同表决意见的情况下，双方股东实际是如何确定各自的董事会表决票数，即双方究竟系按照2007年12月以后所形成的联合大道公司章程所反映的董事会人员构成比例来行使表决权，还是按照原五冶建设承诺函中所确认的董事会人员构成比例来行使表决权。对此，联合集团认为：上述情况，正好印证了联合集团所陈述的事实，即在2008年8月9日联合大道公司第二次股东暨一届四次董事会上，双方股东以鼓掌通过的方式通过了股东会和董事会表决方式为全体股东和董事一致同意方能通过的《补充协议五》，但上述补充协议事后未能由中冶成工予以正式签署确认。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则认为，上述情况只是因为当时股东双方对所要表决的事项不存在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系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的纠纷案件，作为申请一方的联合集团认为联合大道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违反了股东间约定的表决方式，以及违反了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章程第三十九条的约定，因而依法申请法院予以判令撤销。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根据本案审理所查明的事实反映，联合集团与五冶建设为投资开发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项目，于2006年8月出资成立了联合大道公司，并由双方签署形成了联合大道公司的第一份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确认：联合集团认缴出资245万元、持股比例为49%，五冶建设认缴出资255万元、持股比例51%，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5名，联合集团推荐的董事为3名，五冶建设推荐的董事为2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由五冶建设推荐，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决议应当由三名以上董事通过。嗣后，双方又以签订联合大道公司章程附件的方式确认：联合大道公司成立之后，针对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开发项目，联合集团以部分土地价款投资，占实际投资比例的60%；五冶建设以现金投资，占实际投资比例的40%；在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的项目开发中，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际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2007年12月25日，为配合五冶建设上级单位“中冶集团”的上市工作，双方经协商后同意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修改联合大道公司的部分章程条款，具体为：

一、联合大道公司利润按照双方投资比例分配，投资比例不作为股东会表决方式；

二、联合大道公司董事会由原联合集团推荐三名董事，改为联合集团推荐两名董事，余下三名董事由五冶建设推荐；

三、同意股东一方由五冶建设变更为中冶成工。同日，五冶建设向联合集团出具承诺函一份，明确：双方2007年12月25日形成的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仅作为五冶建设配合其上级单位“中冶集团”上市工作的需要而用，有关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仍按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因此，在中冶成工正式成为联合大道公司股东以及由该公司与联合集团于2008年8月签署形成公司新的章程之前，作为联合大道公司原股东一方的五冶建设始终确认：在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的项目开发中，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际投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联合集团以部分土地价款投资，占实际投资比例的60%；5名董事会成员中，联合集团推荐的董事为3名，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而现在作为吸收合并中冶成工的中国五冶认为联合集团无权申请撤销涉案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的理由为：2008年8月，联合大道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和重新签署公司章程的主要原因在于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当时联合集团认缴的15,480万元注册资本金仅到位418万元，而中冶成工认缴的10,320万元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到位，为防控风险和平衡双方实缴注册资本的巨大不平衡，所以双方决定对股东会的表决方式作出与双方投资比例相倒置的约定条款，即中冶成工以51%的表决比例行使股东会表决权，联合集团以49%的表决比例行使股东会表决权；董事会的表决，则依据章程记载的董事人员构成，实行一人一票，五分之三以上表决通过；事实上，联合集团实际也是在时隔近两年后的2010年6月，才将剩余未到位的15,061.95万元的注册资本以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予以实缴到位；2008年8月的联合大道公司章程应为双方股东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方式重新进行了约定，即否定了五冶建设之前所承诺确认的表决方式。

对此，联合集团的意见为：2008年8月9日，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联合大道公司章程显示，联合集团的出资比例为60%，中冶成工的出资比例为40%，但在股东会的表决权比例方面，联合集团却只占49%，而中冶成工却占到了51%；同样，5名董事会成员中，联合集团推荐2名，中冶成工则推荐3名；如同之前证据所证明的，这一不合理的约定实际只是为了配合中冶成工上级单位“中冶集团”上市工作的包装需要，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本院的认定意见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反映，中冶成工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五冶建设和作为丙方的联合集团，曾共同签署过一份“关于本市灵石路XXX号地块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主体变更备忘录”，该备忘录载明：

一、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在本备忘录生效之前乙、丙双方签订的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合同主体均由乙方变更为甲方；

二、本备忘录签署生效之前，乙、丙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中约定的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由甲方承继。因此，2006年8月21日五冶建设与联合集团签订的联合大道公司章程附件，以及2007年12月25日五冶建设向联合集团所出具的承诺函，在没有相反证据可加以否定其效力的情况下，对中冶成工均具有法律的约束效力。中国五冶作为中冶成工的权利义务继受主体，依法亦应加以恪守。诚如原审法院所分析认定的，公司章程作为对公司重要和基本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公众法律文件，对公司股东以外的债权人以及其他社会公众而言是其赖以了解公司的基本依据，但对股东之间来说，公司章程仅是股东之间的一种契约，股东可以通过其他合意且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甚至否定公司章程的约定，故在股东之间应以股东的真实意思合意为准。本案的事实表明，联合大道公司的股东双方实际并不是以章程的规定来行使对股东会、董事会的表决权，而实际以股东内部协议的方式来确定相应的表决方式，该约定对股东之间具有法律的效力，且与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即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的规定，以及《公司法》第四十九条即关于董事会会议的表决规定相符，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联合集团主张的涉案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违反了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在工商部门备案的章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理由，首先，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主张，上述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中有关“第十八、二十二条须全体股东补充约定后方可实施”的内容为联合集团私自添加后所形成，与中国五冶及联合大道公司所对应持有章程内容存在不一致，并为此提供了由该两公司所对应持有的联合大道公司2009年公司章程加以证明。其次，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在原审中提供了在2009年10月23日由工商部门出具的准予联合大道公司住所地变更登记通知书及相关申请材料一套，用于证明在2009年10月23日联合大道公司只是办理了公司住所地工商变更的登记手续，并不涉及其他事项；联合集团在其他股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借联合大道公司于2009年10月办理公司注册地址工商变更登记之机，擅自对系争章程第三十九条作出了有利于己方利益的篡改。故对于联合集团主张的该节诉请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联合集团主张涉案的联合大道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方式违反了股东间约定的表决方式，进而违反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理由成立，可予以支持。至于联合大道公司、中国五冶主张的上诉理由，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难予支持。本案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0元，由上诉人上海联合汽车大道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上诉人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审 判 长

高增军 代理审判员

韩 俊 代理审判员

杨怡鸣

○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乐轶

二

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五篇：2017有限公司章程范本

2017有限公司章程范本

公司章程是指公司所必备的，是规定其名称、宗旨、资本、组织机构等对内对外事务的基本法律文件。下面是查字典范文网小编准备的2017有限公司章程范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的行为，保障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法律、法律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公司名称：

第三条 公司住所：

第四条 公司由 共同投资组建。

第五条 公司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资格，公司经营期限为 年。第六条 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七条 公司坚决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规定，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接受政府有关的监督。

第八条 公司宗旨：

第九条 本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执行董事、监事、经理均具有约束力。

第十条 本章程经全体股东讨论通过，在公司注册后生效。

第二章 公司的经营范围

第十一条 本公司经营范围：

(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第三章 公司注册资本 第十二条 本公司注册资本为 万元人民币。

第四章 股东的姓名

股东甲：

股东乙：

第五章 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股东享有的权利

1、根据其出资份额享有表决权;

2、有选举和被选举执行董事、监事权;

3、查阅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权;

4、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分取红利;

5、依法转让出资，优先购买公司其他股东转让的出资;

6、优先认购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

7、公司终止后，依法取得公司的剩余财产。

第十五条 股东负有的义务

1、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2、依其所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公司的债务;

3、办理公司注册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

4、遵守公司章程规定。

第六章 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第十六条 本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甲：，以 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万元整，占注册资本的 %。

股东乙：，以 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万元整，占注册资本的 0.%。

第七章 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

第十七条 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其出资，不需要股东会同意。

第十八条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

1、须要有过半数以上并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

2、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若不购买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

3、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第八章 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第十九条 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的报酬事项;

3、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4、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

5、审议批准监事的报告;

6、审议批准公司的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7、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8、对公司的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9、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

10、对公司兼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宜作出决议;

11、修改公司章程。

第二十条 股东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执行董事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执行董事指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

定期会议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当公司出现重大问题时，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第二十一条 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

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作出的决议，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纪要，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纪要上签名。

第二十二条 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二十三条 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5、制订公司的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7、拟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

8、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9、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

10、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第二十四条 执行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二十五条 公司设经理，经股东会同意可由执行董事兼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组织实施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3、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5、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6、聘任或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他有关负责管理人员。

第二十六条 公司设立监事一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执行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第二十七条 监事任期每届三年，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二十八条 监事行使以下职权：

1、检查公司财务;

2、当执行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3、当执行董事、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执行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

4、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第九章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九条 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

第三十条 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允许由非股东担任。第十章 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方法

第三十一条 公司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予解散：

1、营业期限届满;

2、股东会决议解散;

3、因合并和分立需要解散的;

4、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

5、其他法定事由需要解散的。

第三十二条 公司依照上条第(1)、(2)项规定解散的，应在15日内成立清算组，清算组人选由股东会确定;依照上条(4)、(5)项规定解散的，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三十三条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

1、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2、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

3、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

4、清缴所欠税款;

5、清理债权、债务;

6、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7、代理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第三十四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其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第三十五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方案，并报股东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确认。

公司财产能够清偿公司债务的，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级别和劳动保险费用，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

公司财产按前款规定清偿后的剩余财产，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分例进行分配。

清算期间，公司不得开展新的经营活动。公司财产在未按第二款的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股东。

第三十六条 因公司解散而清算，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

第三十七条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有关主管机构确定，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注销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第十一章 公司财务会计制度

第三十八条 公司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三十九条 公司应当每一会计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审查验证。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下列财务会计报表及附属明细表：

1、资产负债表;

2、损益表;

3、现金流量表;

4、财务情况说明表;

5、利润分配表。

第四十条 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依法经审查验证，并在制成后十五日内，报送公司全体股东。

第四十一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并提取利润的5%至10%列入公司法定的公益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不再提取。

第四十二条 公司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上一公司亏损的，在依照前条现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第四十三条 公司提取的法定公益金用于本公司职工的集体福利。

第四十四条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润，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和证明具备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如有不实而造成法律后果的，由公司承担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本章程经股东签名、盖章，在公司注册后生效。

股东签名(盖章)：

二X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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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概念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内容具有根本性，是对于公司及其运作有根本性影响的事项，诸如公司的性质、宗旨、经营范围、组织机构、议事规则、权利义务分配等;二是成立公司的必备法律文件;三是由发起人起草或委托他人起草，并经股东同意。

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的最基本条件和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各国公司立法均要求设立登记公司必须订立公司章程，公司的设立程序以订立章程开始，以设立登记结束。公司章程是公司对政府作出的书面保证，也是国家对公司进行监督管理的主要依据。公司章程是确定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法律文件，公司依章程享有各项权利，并承担各项义务。符合公司章程的行为受法律保护，违反章程的行为，就要受到干预和制裁。

公司章程还是公司实行内部管理和对外进行经济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据。公司章程规定了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原则及细则，它是公司内外活动的基本准则。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义务和确立的内部管理体制，是公司对内进行管理的依据。同时，公司章程也是公司向第三者表明信用和相对人了解公司组织和财产状况的重要法律文件。公司章程向外公开申明的公司宗旨、营业范围、资本数额以及责任形式等内容，为投资者、债权人和第三人与公司进行经济交往提供了条件和资信依据，便于相对人了解公司的组织和财产状况,便于公司与第三人间的经济交往。

在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公司法中，章程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其成员有约束力的内部规范，对加入公司从而自愿服从这些规则的成员有效。

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公司章程的理解略有不同，表现类型也有异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公司章程一般由两个文件组成：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这两部分涵盖了不同的内容，分别为公司的外部宪章和内部宪章。外部宪章规定的是公司中最重要的事项，一般是公司章程根本性的必备条款;内部宪章主要规定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内容具有任意性，被视为公司与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之间的合同。但其总体内容实质上与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公司章程的内容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