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山隐堂洞隋开皇五年石刻碑文考

第一篇：子夏山隐堂洞隋开皇五年石刻碑文考

子夏山隐堂洞隋开皇五年石刻碑文考

刘新创

【简介】

子夏山隐堂洞也称隐泉山隐唐洞，位于山西省文水县马西乡神堂村西。隐堂洞石刻群是子夏山区人文遗产的核心，隋开皇五年石刻是目前发现刻石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石刻。对研究子夏三晋讲学及子夏山佛教文化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此碑文在隋开皇五年（585）正月勒石，为摩崖石刻，现存文水县子夏山隐堂洞。形制为长方形，其碑身高43厘米，长205厘米，厚13厘米。碑文约370字，计41行，满行9字，整齐工整，字体为隶楷过渡体楷书。现在石刻部分碑文字迹脱落。碑文内容首句引申于《通玄真经卷八·自然》的“仁德”学说；次句又用儒家礼教思想辨析；而后借用佛家说教，阐述了勒石的原因和过程；最后倾诉了作者的宏愿。

本文就此碑刻民间存在两大争议：碑文作者和“慧远比丘僧”进行了考究。【碑文】

□□□同三司许昌公贺兰志侍佛时 □□慧远 比丘僧和 比丘道弁

□帝地載天臨，春生夏長，乃神乃聖。亭之毒之。□以七德九功，其利未博；五禮六樂，厥道弗弘。乃廣布慈雲，遍流法雨，投施妙藥，濟扷群生，載以寶船，昇於彼岸。貴臣良將，先沐聖道，善因緣業，多樹福田。開府許昌公賀蘭志、上儀同三司郁久閭相貴等，或鳴玉垂纓，柳楊槐鼎；或治戎練武，升降偏裨。並斂衽法門，濯身德水，共於福地，同建寶坊。隱泉山者，蓋西河之巨鎮。長汾遠亘，衝波淼其蕩薄；疊章迴臨，高樹欝其森聳。又有子夏遺稱，僧光舊迹。行雨行雲，登年不爽；或祈或報，神聽無違。於是妙選良工，式刊靈石，遙希尊相，敬圖安養。神儀映迥，融若聚金；瑞景騰空，皎如衆日。凌波藕葉，對寶塔而俱開；拂霧仙衣，雜天花而共下。閑房肅敞，高行所歸，飲露餐松，經行宴坐。清净之業已遠，汲引之路方弘。勒銘巖阿，其詞云爾：靈山作鎮，巖岫陵虛。達人運力，經營净居。右橫龛隱，寺遠鐘踈。道心有願，妙果無餘。開皇五年歲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建 【译文】

（黄帝）顺应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推行仁德，便被尊为神圣。如果停止或破坏这些规则，虽然文洽九功，武苞七德，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好处利益；五礼六乐这些治国安邦之术也不会得到弘扬。因此，请求佛祖大发慈悲，普度众生，让每个人都度过劫难，修得善果。各位将军吏官都接受过圣人教诲，更应该多行善积德。今天开府许昌公贺兰志、上仪同三司郁久闾相贵等人，虽远离朝堂，官职有升有降，却穿着整洁的衣服，精心梳理一番，齐聚于这个福地，修建宝坊为众生祈福。这个福地叫隐泉山，是西河郡的一个重要军镇。这里山前有远远长流的汾河水，山上树木郁郁葱葱，峰峦叠嶂。还曾是卜子夏设教、释僧光修行的场所。常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山上圣灵有求必应。于是聘请优秀的工匠在石壁上开凿神龛，雕塑神像，让神灵永远庇护大家。佛像神情仪表远远望去，端庄祥和；空中祥和的日光照耀着大地。天空仿佛出现一妙境：仙池的水面盛开着鲜艳的荷花，池边仙塔矗立，仙女在迷雾中飞舞，向人间撒下了五颜六色的花瓣。宽坦的房屋是得道高圣的居所，而佛陀和弟子们常在野外风餐露宿静心修行。清静修行的道路已与我们远驰，但立功报效国家的大门为我们敞开。勒铭岩阿，其词云尔：灵山作镇，岩岫陵虚。达人运力，经营净居。右横龛隐，寺远钟竦。道心有愿，妙果无馀。【考证】

此碑在本地民间存在两大争议，现将本人的考证列于下：

1、碑文为何人之作。

有不少书家、学者称，此碑乃虞世南之作。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汉族，越州余姚（今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场）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陈朝太子中庶子虞荔之子、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开皇九年（589年），陈朝灭亡后，虞世南与虞世基始一起到北方隋朝京师长安，兄弟二人都名重一时，当时的人把他们比作西晋的陆机与其弟陆云。由此可见，虞世南与碑刻时各据南北，并未有时空重合。在《文水县志》载：“······（隐堂洞）石室前壁子夏山涧沟之中，曾镌刻有唐太宗秘书少鉴、书法家虞世南手迹：‘石门宕雪’”。这一记载误导了大家。虞世南游历子夏山留书，是在碑成之后的事了。再则隋初书风相似，而虞世南只是书家代表人物之一，我们不能以点代面。如同《龙藏寺碑》，杨守敬《平碑记》云：“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结果就有人误传其为虞世南所书，实为时间本末倒置，却也体现虞世南书法在民间的崇高地位。

那么，此碑真实作者是谁呢？

碑首刻有一行小于正文字号的刻字：“□□□同三司许昌公贺兰志侍佛时”。意为“□□□同三司许昌公贺兰志祭祀奉佛时刻”。正文中也出现“开府许昌公贺兰志”，碑文内容并写明此碑文是为贺兰志和郁久闾相贵等修建宝坊所撰。两次出现“贺兰志”为什么官衔有别？因碑刻有损，很有可能正文“开府许昌公”为“开府仪同三司许昌公”略写。“开府仪同三司”的意思是设置的府邸和进出仪式都跟三司一样，尽管不是具体的职务，但不仅仅是个荣誉，也是社会地位的肯定。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表功，官位猥滥程度严重。北周分置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等散官号，以酬勋劳。隋初沿袭，分别为三品、正四品、从四品、正五品。贺兰志与虞世南也并未见史载有过接触，隋朝初立也不容许官员与南陈官员私交，再次否定碑刻为虞世南所书。

贺兰志竟为何许人也?查遍史籍只在《隋书·于仲文列传》和《北史·于仲文列传》中找到一处：“······未几，诏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备胡。明年，拜行军元帅，统十二州总管以击胡。出服远镇，遇虏，破之。于是从金河出白道。遣总管辛明瑾、元滂、贺兰志、吕楚、段谐等二万人出盛乐道，趋那颉山。至护军州北，与虏遇。可汗见仲文军容整肃，不战而退·······”。可知贺兰志只是于仲文麾下的一名行军总管，开皇二年（582年），共同抵御南下的突厥。“白狼塞”在今山西应县；今呼和浩特与阴山之间有一片白色的沙漠古称“白道”；高鹰、孙永刚老师的《盛乐考》中得知“盛乐道”在山西定襄一代。说明贺兰志的军队就在山西境内。他被封“开府许昌公”也可能就是在这场战争中所赐，这个称号应得自于贺兰氏为鲜卑族在许昌是望族。而“郁久闾相贵”可能也是于仲文麾下的一名行军总管。“郁久闾氏”实柔然汗国王姓，与北魏时有战事，后归顺。期间有一柔然可汗郁久闾婆罗门一直囚居于洛阳。公元542年，病死于洛南之馆。虽不能证实“郁久闾相贵”是柔然可汗郁久闾婆罗门后人，但他祖籍应在河南无疑。也说明碑文中只出现这两个人名的原因，即他们是同乡。

碑文是贺兰志所写吗?本人存异。两次出现的不同官职称呼，正说明正文祭表为别人书叙，官职应该在贺兰志之上。而小字应为贺兰志监刻或后补。只能证明贺兰志的军队就驻扎在文水一带，最起码文水一带的隋兵归他统辖。

上文中的于仲文。《隋书》和《北史》的列传中这样载道：“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义之兄子。父实，周大左辅、燕国公。仲文少聪敏，髫龀就学，耽阅不倦。其父异之曰“此儿必兴吾宗矣”九岁，尝于云阳宫见周太祖，太祖问曰“闻儿好读书，书有何事”仲文对曰“资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叹之。其后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礼》。略通大义。及长，倜傥有大志，气调英拔，当时号为名公子。”可见这位于仲文不仅是名门之后，还博学多才，精通儒学。杨坚为丞相，尉迟迥作乱河南相州，于仲文时任东郡太守。于仲文舍家弃子，取大义，助杨坚平定河南之乱。官拜柱国、河南道大行台。杨坚受禅称帝，废相州邺城，打压北周重臣。于仲文还未上任，就受其叔父于翼牵连下狱。在狱中于仲文上书隋文帝杨坚，行文内容及手法与碑文惊人相似。书表内容为：

臣闻春生夏长，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诚，人伦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乱，所在影从。臣任处关河，地居冲要，尝胆枕戈，誓以必死。迥时购臣位大将军、邑万户。臣不顾妻子，不爱身命，冒白刃，溃重围，三男一女，相继沦没，披露肝胆，驰赴阙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时河南凶寇，狼顾鸱张，臣以羸兵八千，扫除氛昆。摧刘宽于梁郡，破檀让于蓼堤，平曹州，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围，殄徐州贼。席毗十万之众，一战土崩，河南蚁聚之徒，应时戡定。当群凶问鼎之际，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总驭燕、赵，南邻群寇，北捍旄头，内外安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斿黑水，与王谦为邻，式遏蛮陬，镇绥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敌，乘机剿定，传首京师。王谦窃据二江，叛换三蜀。臣第三叔义受脤庙庭，龚行天讨。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之间，或侍卫钩陈之侧，合门诚款，冀有可明。伏愿下泣辜之恩，降云雨之施，追草昧之始，录涓滴之功，则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胜区区之至，谨冒死以闻。

不难发现开皇元年（581年）于仲文在家族蒙难时，给隋文帝上书之文，与碑文的行文方式如出一辙。获赦后，于仲文便被派往白狼寨镇守北疆，远离自己经营多年的河南。这种谪迁是王者对大臣的御用之术，说明于仲文虽活命，但隋文帝已对他疏远，重新审核。“或鸣玉垂缨，柳杨槐鼎。或治戎练武，升降偏裨”，“清净之业已远，汲行之路方弘”，正是借贺兰志和郁久闾相贵等口道出了于仲文的心境。

且另一行军总管元滂之兄元谐的史料，可作旁证。“杨坚受禅时，进元谐为上大将军，封乐安郡公，食邑千户，同时奉诏参修律令。隋开皇元年三月为上柱国。八月西北少数民族吐谷浑入寇凉州，诏令元谐为行军元帅，前往征讨。到开皇七年（578年）四月，由于他的刚愎自用，好议论诋毁时政，且不能取媚于左右已失去文帝宠信，只挂着一个安乐公的头衔在京城闲住。开皇九年（589年）四月，有人告其与从父弟上开府仪同三司元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三司祈绪等谋反，文帝大怒，元谐等四人一同伏诛，籍没其家”。（《隋书·元谐列传》）反映出平定尉迟迥叛乱后，杨坚受禅。杨坚对北周故臣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审核，直到开皇九年（589年）南下攻陈前结束，既巩固了皇权，又收服了实心为自己平定南陈的将帅。而于仲文后来的表现也深得隋文帝杨坚盛赞，他通过了考验审核。于仲文书此文，不单单是出于上司对同乡下属的偏爱，更应该是通过对佛的笃诚，向刚刚结束的对突厥战争中死去将士的一种祈祷，同时也是对自己境遇的一种感叹！

2、“慧远比丘僧”考

“慧远”在佛教界有两位大德高僧，即东晋东林寺慧远和隋代净影寺慧远。后人常以“二远”并称。唐刘沧《留别复本修古二上人》诗：“二远相知是昔年，此身长寄礼香烟。”唐于鹄《赠兰若僧》诗：“附入高僧传，长称二远公”。因子夏山与净土宗颇有渊源，故有不少人认为碑文中“慧远”，为东林寺慧远。我考据结论是否定的。

东林寺慧远，法名释慧远，俗姓贾氏，（334年-416年），山西代县人，历史上著名高僧之一，是佛教宗派净土宗的开山祖师、创始人之

一、庐山白莲社创始者。碑文中提到的僧光便是他的门徒。东晋《净土圣贤录易解· 慧恭、僧光、慧兰》中载：“······与僧光、慧兰等一同追随远公学习佛法。僧光等人学习能力虽然不及慧恭，但是对于专心忆想西方净土，却比慧恭更为虔诚恳切”。再细品碑文“隐泉山者，盖西河之巨镇。······又有子夏遗称，僧光旧迹”，说明隐堂洞为僧光故道场。因此误导了不少人，将碑文中的僧光——慧远联系在一起了。

另有旁证：

郦道元《水经注》卷六载：文水又南，迳县，右会隐泉口，水出谒泉山之上顶。俗云：旸雨愆时，是谒 是祷。故山得其名，非所详也。其山石崖绝险，壁立天固，崖半有一石室，去地 可五十馀丈，爰有层松饰岩，列柏绮望。惟西侧一处，得历级升陟，顶上平地一，十许顷。沙门释僧光表建二刹。泉发于两寺之间，东流沥石，沿注山下，又东，津渠隐，没而不恒流，故有隐之名矣。

隐堂洞遗迹只是僧光的修行道场，东林慧远是否来过无史料考证。“比丘僧” 译作乞士，除馑男，道士等。其义为：乞士，上于佛菩萨乞法以资慧命，下于万民乞衣食以种福田，故名乞士。破烦恼：以修圣道而能破烦恼也。怖魔：以出家剃头著染衣而令魔王、魔民恐怖，怖其能行正道，能入涅盘也。净持戒：以受持尽形寿净戒故名净持戒。除馑男：以其为众生种福田，令众生得福而除众生之饥馑也；又以其为众生布法，令众生慧命得法水以资养，除慧命之饥馑也。道士者，举凡修道之士皆可称为道士，古时不分，非比现时以道家修道之人为道士也。僧之意为“众”也，比丘僧，即比丘大众也。出家男众称比丘，出家女众称比丘尼。比丘者，受具足戒之出家人通称比丘。那么“慧远比丘僧”就成为“慧远乞士”。隋代将领请尊东林慧远大师来祈福，就因为这儿是僧光旧迹，僧光是东林慧远的门徒吗？再说僧光已经是故道场，说明僧光已圆寂，提他师傅的尊号也无大意义。但子夏山不仅是净土宗僧光和尚的道场，还是昙鸾与僧光同期在此活动的见证。既弥补了净土宗对僧光历史记载的空缺，还为破解净土宗开山祖师传承谜案提供了线索。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条净土祖师传承链接“慧远——僧光——昙鸾”的假说，有待进一步论证。

净影寺慧远，（523年－592年），俗姓李，祖籍敦煌，世居建兴郡高都霍秀里（在今山西晋城市境内）。隋代高僧，为地论宗重要代表人物。自幼丧父，与叔同居。13岁出家，16岁随湛律师赴邺学法，博读大小乘经论，后从大隐律师学《四分律》，学成后返回高都，在故里结室为庵，创立道场，讲经说法，注疏佛教经典，草创硖石寺，即今古青莲寺。周武帝灭北齐入邺废佛，慧远当众面斥，从此，隐居太行山中静修佛法。三年后，武帝崩，恢复佛法，慧远始出山住持嵩山少林寺。至隋兴，于洛邑大开法门，远近望风来归，复为文帝所重，敕任洛州沙门都。隋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为他建立净影寺，故又被后世称为净影寺慧远、净影慧远。与天台智顗大师、嘉祥吉藏大师，并称为隋代三大师。隋文帝开皇七年（587），被首选为统管天下僧民之事的六名德高望重者之首座而入京，在大兴善寺主持法事，注疏佛经。后移居净影寺。开皇十二年（592），隋文帝敕其主译经文，刊定辞义。不久圆寂于净影寺，终年70岁。

对比二者史料记载，及这次开凿石室的赞助者，既是隋初名宦又都来自河南。他们在当时最熟悉的，也最认同的应该是被隋文帝推崇的净影寺慧远。而此时净影寺慧远的声望在长江以北是与日俱增，家户喻晓的。“比丘道弁”未查到史料，且旁边另一石室开皇六年（586年）的门额碑刻署名也有他。说明他便是当时主持隐堂洞建筑，皈依佛门的僧人之一。“弁”读biàn，古时的一种官帽，通常配礼服用(吉礼之服用冕)。赤黑色布做叫爵弁，是文冠；白鹿皮做的叫皮弁，是武冠。后泛指武官帽子。因武官戴皮制的弁，后专指低级武官。这一法号极有可能为看破尘世，皈依佛门的武官。碑尾有“大龛主仪同三司□□□□”的落款，也反映当时隐堂洞为兵家所据。这样“比丘道弁”虽不名经，当他的法号已对其身份有所暴露，或许他本身就是一名随军僧人。因自己名号不大，只得借助于净影寺慧远的声望来主持这场法事。

仔细考察石刻后，及进一步考证周边石刻文字。终于弄明白“慧远”并非前面两位大德高僧。只是由于碑刻右上角字迹残缺，解读碑文断句失误所致。在小石室门额开皇六年碑文中写有“比丘僧和”，石刻一侧开皇六年佛造像碑文中写有“比丘僧僧和”。碑文应解读为“（比丘）慧远、比丘僧和、比丘道弁”，这三位都是当时隐堂洞的主事僧。【结论】

隋朝初立，突厥族举兵南下。开皇二年，谪迁“白狼寨”的于仲文受命挂帅，统十二州总管以击胡。对突厥的北方大规模战事结束，但因兵燹饥荒，民不聊生。镇守文水一带的贺兰志、郁久闾相贵等地方官员决定在隐堂洞开凿一佛龛石室，为民生祈福，稳定人心。开皇五年（585年）正月，隐堂洞大佛龛石室建成，于仲文受下属贺兰志、郁久闾相贵等所邀，来隐堂洞参加“（比丘）慧远、比丘僧和、比丘道弁”主持的祈福大祭。留文作祭，后刻于石室门额为纪。【附录·参考书籍】

1、《通玄真经卷八·自然》

2、《旧唐书·虞世南传》和《新唐书·虞世南传》

2、《文水县志》天启五年版

3、《隋书·于仲文列传》和《北史·于仲文列传》

4、《隋书·元谐列传》

5、《续高僧传》道宣撰

6、《净土圣贤录易解· 慧恭、僧光、慧兰》

7、《水经注》郦道元

8、开皇五年碑拓片

开皇六年碑拓片

9、开皇六年佛造像碑刻

刘新创，***，山西省文水县子夏山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