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称城市考生保送大学机会系农村17倍

第一篇：研究称城市考生保送大学机会系农村17倍

研究称城市考生保送大学机会系农村17

倍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2年05月28日04:00 中国青年报

保送生正成为中国综合排名靠前的大学的一个重要生源渠道。教育部“阳光高考”网公示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微博)、上海交通大学(微博)、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拟录取保送生比例占本科生招生计划的10%以上，其中中国科技大学比例更是超过20%。

“超级中学”对国内排名靠前高校的垄断优势依然强大。各省(区、市)公示的保送生数据显示，河南、山东等都出现了一所中学垄断全省近一半保送生的状况。湖南保送至北大、清华的学生一共72名，除3人外，其余全部来自湖南省四大中学名校。

保送生跟自主招生不一样，除极少数省份外，保送生可以免于参加高考而直接升上大学，而自主招生考生必须参加高考，录取时一般可降低20～30分提档(上海部分高校将高考成绩作为参考)。因此，保送生作为高考之外的特别渠道备受关注。尤其是保送生制度在一些地方曾一度沦为“选官不选民，选良不选优”的升学腐败通道，声誉曾受到极大损害。

2001年，教育部曾对保送生制度进行重大调整，将全国的保送生计划由两万人缩减至5000人，并加强对保送学校的资格认定，严格保送标准，保送生问题因此得以大为缓解。

然而，从“阳光高考”网公示的数据看，保送生制度仍有值得审视的地方。

有的高校5个新生中就有1个是保送生

数据显示，2012年，在保送生拟录取名单上，北京大学有662人，浙江大学(微博)590人，清华大学537人，上海交大438人，中国科技大学428人，5所大学排在了招收保送生最多高校的前5位。

由于保送的目的是“推优”，因此，国内综合排名靠前的高校，也往往是招收保送生最大的高校。除上述大学外，复旦(微博)大学有271人，武汉大学(微博)158人，南京大学(微博)135人，中山大学(微博)97人，西安交通大学(微博)89人，华中科技大学(微博)81人。

从计划招生人数看，2012年，北大、清华、上海交大、中国科大依次为3495人、3372人、3850人、1800人，如此算来，保送生占这些高校生源比例都超过10%，其中，中国科大最高，占23.8%，保送生人数超过新生数的1/5。北大其次，占18.9%，清华占15.9%。

浙江大学尚未公布2012年招生计划，中国青年报记者咨询了浙大招生办，工作人员称，数据要等到本月底或6月初才能公布。从去年该校招生规模约5600人来看，如果今年招生规模与去年持平，浙大保送生人数也将占计划招生人数的10%以上。

从北大清华过去几年的数据看，从2009年至2011年，北大招收的保送生依次为536人、588人、631人；清华依次为535人、549人、675人。

北大的数据相对稳定，清华的数据变动较大，今年跟去年比，保送生数量减少了40%。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称，今年跟去年比，清华在全国认定的自主招生享受加分的考生也减少了1/3以上，这意味着通过“裸考”竞争清华的考生能获得更多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语类大学也招收了不少保送生，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微博)229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微博)220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62人。

这是因为根据国家政策，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对生源有特殊要求，因此，非通用语专业在外语学校中提前录取正是通过保送生这一渠道。目前有天津外国语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等16所外国语中学具有推荐保送生的资格。

2012年，这些外国语学校一共推荐了2495名保送生。这部分占的比例很高，如上海市一共保送301人，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就录取了61人。

“超级中学”的保送生垄断北大清华生源

从“阳光高考”网公示的数据，再结合各省(区、市)公示的数据看，“超级中学”对北大清华保送生的垄断依然表现明显。

河南省公示的数据显示，2012年，河南省共有60名学生拟被保送到北大清华，其中北大26人，清华34人。

从公示名单上看，60名学生中，绝大多数学生来自郑州外国语学校、郑州一中和河南省实验中学，仅有3名学生来自其他中学。

郑州外国语学校又是一家独大，清华大学在河南招收34人，郑州外国语学校就有22人；北京大学在河南招收26人，该校就有13人。河南拟被保送的452名学生，200多人来自郑州外国语学校及其分校。

资料显示，郑州外国语学校正是一所“超级中学”，作为河南省最优秀的高级中学之一，该校的高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2009年的高考成绩更是名列郑州市第一。该校2011届毕业生中，有34人被清华、北大录取，人数高居河南省第一，作为全国具备保送资格的16所外国语学校之一，郑州外国语学校保送生人数一直是河南省第一。

这种“超级中学”的垄断在各个省(区、市)都表现得很明显。今年山东省有400余名高中生被保送，但济南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就超过200人，几乎占全省近半数的保送名额。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20余所大学在山东省的招生名额，全部招录了该校学生。

今年湖南保送至北大的学生47名，除一名学生外，其余全部来自于长沙四大名校：长沙市第一中学、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微博)附属中学。湖南保送至清华的学生25名，除两名来自省内其他中学外，其余全为上述4大名校包揽。

清华大学在湖北的保送生共64人，绝大部分也被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二中、华师大第一附中、黄冈中学、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第三中学垄断。

陕西也是如此。2012年，该省有保送生的中学只有11所，共97名学生被保送，其中，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25人，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23人，西安市铁一中15人，西安高新第一中学16人，四所中学共79人，其余7所中学一共才18人。

陕西保送至北大清华的学生一共43人，其中，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就有17人。

广东的深圳中学今年保送至北大清华的学生共21人，保送人数全省最多。

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曾对媒体透露，北京生源越来越明显地在海淀、西城两个区的“超级中学”聚集，且程度在继续提升。

仅有13省保送省级优秀学生

由于保送生制度曾沦为腐败通道，因此，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多次进行了保送生制度的改革。

目前，只有以下几类考生能获得保送资格：省级优秀学生；奥赛部分奖项获得者；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或“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中部分获奖者；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获得者；经教育部批准具有推荐保送生资格的外国语中学推荐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获奖运动员；公安英烈子女。

然而，江西、湖北自2005年起就取消了省级优秀学生享受保送和优惠加分的政策，浙江也从2008年起取消省级优秀学生保送加分政策。

记者看到“阳光高考”网只公示了北京、天津、山西等13个省(区、市)的省级优秀学生的保送资格情况。其中，河南省人数最多，有147人，其次是山东117人，广东111人，其余10个省份都都没有超过80人。

从对保送生的公示情况来看，各省的差异很大。

湖北省公示得较完整，公示了考号、学生姓名、毕业学校、录取高校和“保送特征”(因何录取)。但湖南省的公示没有“保送特征”这一栏，上海市未公示“保送特征”，黑龙江省则未公示录取学校。

河南的公示中，跟湖北省相比，多了院校代码和性别信息，但没有公示考号。“保送特征”也以“特征代码”代替，如11、21等。陕西是按中学校别进行的公示。

农村考生保送机会少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实习生 张晔 郝帅斌

陈金辉是清华大学物理系2011级学生，他是被保送上清华的：高三上学期，他获得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一等奖，由此获得保送生考试资格。笔试和面试后，他成为那40%中的一员。

作为来自山东聊城的农村考生，陈金辉尤为不易。多种数据表明，保送生中的农村生源比例，比考上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要低很多。

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家庭所在地为省会城市的学生，获得保送资格的可能性是郊区农村学生的11.1倍。

教育学博士、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

种种数据表明，保送生的城乡差距成为当前教育不均衡的表现之一。

好大学难觅农村保送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级本科生、2011级研究生虞鑫回忆，自己本科所在的年级一共42人，其中有5个保送生，他们全都来自外国语学校。

虞鑫现在担任新闻学院2011级本科生辅导员，两个班49人中，有8名保送生，没有来自农村的保送生。

清华大学热能系2011级一名学生介绍，他们班23名学生中，10名保送生都不是农村户口。

中国人民大学一名曾在学生处工作过的同学透露，人大每年招收的保送生不算多，一般不超过100人，“农村生源非常少见，至少在我工作的这一年里没有见过来自农村的保送生。”

由于“超级中学”对中国排名靠前的大学保送生生源的垄断，而这些“超级中学”绝大多数都位于城市，因此，城市生源对于获取保送资格更有优势。

陈金辉认为，保送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你是什么学校的。如果是在农村或者普通县中读书，就基本没有获得奥赛一等奖的可能。

他说，自己小学毕业是全乡第一，但是进入县城的初中只能排到班里前十。初中毕业是全县前20，但是进入到市里的高中，在班上也只是下游。“我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取得后来的成绩”。

生源来自“超级中学”，并不意味着存在招生腐败等问题，事实上，“超级中学”的保送生确实有过人之处。虞鑫说，他本科班的5个保送生中，有4个成绩都很好，“5个人综合素质也都很牛的”。

清华大学热能系2011级有10个保送生的那个班级，班上成绩前7名全是保送生。

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也称，入校后，大部分保送生相比高考入校的学生在学习上基础更厚、兴趣更浓，清华大学正在开展的“十年生源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保送生的平均学业水平明显高于统招学生的整体水平，与自主招生的水平基本相当；而在大学的各种学术、科技竞赛中，保送生相比其他各类考生明显“技高一筹”。

不利于教育均衡发展

2012年5月，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课题组发布《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2011)》，10万多个数据统计后的结果显示，农业户口学生中，获保送资格的比例为0.3%；非农户口学生中，有0.8%获得保送资格，高于农业户口。除户口外，保送生中，来自城市地区的学生比例明显大于其他地区。家庭所在地为省会城市的学生，获得保送资格的可能性是郊区农村学生的11.1倍。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曾翻阅北方某市1988～2005年的原始保送生档案资料共3525份，结果发现，1988～1994年间，获得保送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干部阶层子女所占比例为50.5%，农民子女只占获得保送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名额的4.9%；1995～2005年间，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占据了重点大学保送生人数的23.5%，而农林牧渔阶层子女只占2.3%。总体而言，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

对于研究结果，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课题组总负责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认为，在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下，农村学生在自主招生等特殊招生方式上确实存在劣势。“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保送生、自主招生等方式，针对的是高考 ‘一刀切’的弊病，给高校一定自主权来选拔更适合自己学校目标的学生。这些学生可能是在某些方面具有特长，也可能是创新能力更强等，是招生选拔更加多样性的体现。”

史静寰认为，不能指望用保送、自主招生等招生方式来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

于涵也称，作为深化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措施，保送生招生是优化优秀人才特别是各类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保证公平性原则的前提下，更关注的是选才的科学性即效率。

但罗立祝认为，实证研究数据充分表明，优势阶层在尽力动用各种资源优势去获得优质的、效用更大的、声望更高的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保送生制度被诟病为‘选官不选民’虽有夸张成分，但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他认为，省级优秀学生等保送标准容易受到权力、人情关系、金钱等因素的侵蚀，从而成为公平防线的决堤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超级中学”对保送生的垄断、城市生源获得保送生机会远高于农村生源，这些都是教育不均衡的表现。“将那些优秀学生高度集中到少数几所学校，只会造成学校的两极分化，从而使中学教育丧失多样化和丰富性，这不符合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也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均衡发展。”

多种举措弥补农村生源的弱势地位

事实上，农村生源的弱势地位已引发警醒，教育主管部门及许多高校已采取措施进行补救。

于涵说，清华大学一直关注教育公平的问题，在自主招生中针对贫困地区学生匹配相应的政策支持(自强计划)，在高考制定招生计划及录取过程中重点向中西部教育落后地区倾斜，并参与了面向连片特困地区的定向扶贫招生计划。

他说，清华今年重点将招生计划向高等教育欠发达且生源数量多的地区倾斜，对甘肃、陕西、四川等西部12个省区市，以及对河北、河南、山东等升学压力较大的省份增加了招生计划投放，比例都在1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增加了20%。

据介绍，清华今年在全国认定的保送生减少了40%，在全国认定的通过自主招生享受加分的考生也减少了1/3以上。

史静寰也称，今年，全国高校针对贫困地区提供了1万个招生名额，以保证这里的孩子有更多机会进入高校。

史静寰认为，提高教育质量是改善教育公平最现实的途径，应弥补城乡学校之间的差距，避免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

罗立祝建议高校采用类似清华、北大、人大等在自主招生中向农村子女倾斜的优惠招生政策，适当增加对农村子女的保送比例。

(蒋雪婕、王涛、徐文擎对此文亦有贡献)

近12年保送生政策两次大调整

本报记者 叶铁桥整理

可以预见，2014年，我国保送入大学的人数将大为减少。因为2010年教育部调整高考加分政策，奥赛、科技类竞赛获奖者将不再保送。这一新政策从2011年秋季进入高一的学生开始适用。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保送生制度，也是几经变化。

1958年，一些大学对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老干部、工农速成中学的优秀毕业生采取免试保送的办法。但由于生源质量下降，1959年便停止招收保送生。

“文革”期间，我国也曾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考办法，这种招生方式跟保送生制度有相似性，该政策一直实行到1976年。

恢复高考后，1984年，原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山东矿业学院等10多所大学进行了招收保送生的试点工作，招收了近6000名保送生，占当年招生总数的1.2%。1985年，保送生试点院校扩大到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3所高校。

1988年，原国家教委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招收保送生的暂行规定》，对推荐保送生的中等学校的条件、保送条件、高等学校招收保送生的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如明确招收保送生的条件为： 综合表现优秀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或者中师应届毕业生，三好生或优秀学生干部优先，在国际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集训的优秀高中应届毕业生等。保送生工作从此步入正规化、制度化轨道。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保送生人数持续增长，1992年保送生约1.4万人，1993年1.6万余人，2000年左右增长至2.5万人。

由于多种原因，“推良不推优”甚至“推劣不推优”等问题渐渐浮现，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1995年，河南省鹤壁市某中学保送的8名学生中有7人成绩作假；1996年，湖北省某市教委主任利用职权篡改儿子会考成绩，并指定评为省级优秀学生干部，使其子被保送到国内一知名大学；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就清退了3个成绩弄虚作假的保送生。

20世纪90年代末期，教育部要求对保送生进行综合能力的测试以及提出高中会考成绩的等级要求，同时要求各中学接受社会监督，公布保送条件和保送名单。

然而，这些小修小补并未能从根本上抵挡住权力和金钱对保送生制度的侵袭。2000年，中国青年报率先报道了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造假的问题，这一标志性事件引发保送生政策大调整。

这一年，隆回一中14名保送生中竟有13名是假的。隆回一中通过偷梁换柱和考试舞弊等手法，保送了多名成绩中下的权势子弟。高中三年多门功课不及格的校长儿子，被评为该校唯一的省优秀学生干部，成绩中下的副校长的儿子，也被评为省级三好学生。被取消保送资格后，一名学生的高考分数仅为347分，离专科最低分数控制线还差100多分。

保送生制度被异化为升学腐败通道后，2001年，教育部对保送生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压缩规模、严格标准、严格管理，取消指标分配，变数量控制为质量控制，将保送生人数从25000人削减为5000人；二是明确规定了只有四类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才有保送资格；三是在互联网上公示保送生名单，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增加高校对保送生进行文化测试及相关的考核环节。

2007年，教育部又要求高校必须对拟录取的保送生进行文化测试及相关考核，以保证保送生生源质量。教育部同时规定，违规作假取得保送资格的行为，经查实后将记入考生的高考诚信电子档案。已被保送进入高校学习的作假学生，将被取消学籍。违反规定推荐保送生的中学将受到通报批评，视情节轻重，还将给予暂停直至取消其今后推荐保送生资格的处理。

但近年来，为获取加分的资格或身份而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公正。

2010年，教育部再次对高考政策作出调整，一是对奥赛全国决赛获奖学生、科技类竞赛相关获奖学生，由原来的可具备加分、保送资格，调整为高校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参加本校自主选拔录取考核的资格，是否享受加分照顾由生源所在地省级招委决定，不再具备保送资格。二是对奥赛省赛区一等奖获奖学生，由原来的可具备保送、加分资格，调整为高校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参加本校自主选拔录取考核的资格，不再具备保送、加分资格。教育部另外特别规定，在高中阶段，获得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决赛一等奖并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遴选为参加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奥赛国家队集训的学生，应届毕业当年保留高校招生保送资格，经所报考高校测试后决定是否录取。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郑若玲、李峻等人论文)

第二篇：河南46岁盲人考生首次高考 称机会远比成绩重要

若禹教育郑州花园路国基路交叉口居易国际1号楼145室55608589

河南46岁盲人考生首次高考 称机会远比成绩重要

今天（6月7日）是高考的第一天，对于驻马店确山县46岁的盲人李金生来说，这个日子不只是“高考”二字那么简单。作为“河南盲人高考第一人”的他，作为一名特殊的考生，他终于实现了自己26年的高考梦想。

店面正常营业自己专心复习

6月6日，高考前一天。如同往常一样，李金生开在驻马店文化路的按摩中心里，他雇用的5名残疾按摩师正在为顾客按摩，而他本人在按摩中心二楼的卧室，进行最后的复习。这间只有六七平方米大的屋子，勉强摆放着一张床和一台老式电脑。屋子吊顶很低，楼梯狭窄，正常人通过都要加倍小心，可李金生在这里穿梭自如。

上午10点，李金生用电脑的读屏软件再一次复习2013高考文综试卷，对于楼下蜂拥而至的记者，老李好像全然不知。在电脑桌前的墙壁上，写着一行铅笔字，“距离高考还有1天。认识自我，战胜自我，完善自我”。这句话是李金生朋友写的，倒计时每天都会修改，虽然看不见，但他心里有数。

考试机会远比成绩重要得多

26岁那年，李金生因视网膜脱落而双目失明。失明的20年里，不灭的是他的“高考梦”，“参加高考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希望像普通人那样参加考试”。

12年前，他通过不懈努力，报名参加了当年的自学考试，成为盲人自考河南第一人。而参加今年的全国高考，他也成为河南第一位参加全国高考的盲人考生。“今年能让我们盲人参加考试已经是开创先例了。”李金生说，这一天来得太不容易了，这次考试他并不那么看重分数和上什么学校，考试机会远远比成绩重要得多。

为了保证李金生正常发挥，教育部门特事特办，每门科目都为他延长了不同的考试时间，但他还是怕时间不够用，“写盲文卷，是用写字板套在卷子上，拿盲文针一个个戳，写得非常慢。”李金生说，如果今年考不上明年继续，一直要到考上大学为止。

一人高考万人同行

李金生要出发看考场了，他兴奋地表示：即将踏入考场，内心十分激动。而他的残疾朋友们显得比他更兴奋，十几位残疾人在小小的按摩店门外，为心中的“英雄”举行了参加高考庆祝仪式。鞭炮、腰鼓、大红花，好不热闹。李金生戴着墨镜，手拿导盲杖笔直地坐在众人前面，胸前的大红花下写着“一人高考，万人同行”。

他的朋友们甚至举着“热烈祝贺盲人李金生参加高考”的条幅，在驻马店繁华地带展示了一番。“他是我们的榜样，是全国1731万盲人的缩影，我们祝愿他考试成功，考上大学。”李金生的盲人朋友孟总说。

今年3月28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有盲人参加考试时，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通知的下发，让李金生的梦想得以实现。

据了解，今年全国共有3名盲人参加高考。昨日，专门为盲人定制的试卷已经运至确山。今天，李金生将和全省72

尖子生罹患重病“真想进考场坐坐”

2014年1月之前，与其他同龄人一样，18岁的三门峡男孩张雷在为今年的高考做最后的冲刺。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白血病，让他失去了参加今年高考的机会。现在，躺在病床上的他，最想的就是进考场坐坐，体验一下高考氛围。

如果不患病一定可以考上一本

近日下午，记者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张雷。这个昔日帅气的小伙子，正一动不动地侧躺在病床上，四肢消瘦，眼中透露出遗憾和无奈。

张雷是三门峡卢氏县的一名高三学生，家里靠父母打工为生。2014年1月初的一天，他突然感到浑身没劲，流鼻血不止。当地医院检查说他白细胞数量异常，当天就让他住院。今年3月8日，他被转院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始进行化疗。然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只能忍痛放弃高考。

谈及大学，他觉得大学是一个可以让他实现梦想的地方，“如果不是我患病了，这次高考一定可以考上一本。”张雷很有信心。

考前想进考场坐坐

“今天中午，我还给我同学打了电话，问他们紧不紧张。”张雷说，尽管自己无法参加高考，但还是特别紧张，就像自己明天也要上考场一样。

张雷说，每次化疗特别难受或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都会翻翻课本，做做题。“我现在真想去看看我的准考证，然后去考场坐坐，感受一下考场的氛围。”张雷说，他有信心战胜病魔，明年的高考考场上一定会有他的身影。

万余名考生共赴考场，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三篇：昆曲研究的核心恰恰就是表演传承中国社科报记者孙妙凝访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郑培凯

昆曲研究的核心恰恰就是表演传承

------中国社科报记者孙妙凝访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郑培凯

“传承”是当今昆曲界乃至传统文化界的热点话题。中国传统的昆曲表演讲究“口传心授”，传承不仅仅在于文献的钩沉、文本的阐释，更在于每一位舞台演出者。然而，学界当前的昆曲研究存在注重文本，轻视舞台的问题。

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郑培凯看来，“戏以人传”，传承应首先落实到演员身上，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演员，将是承接这个艺术的直接载体。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于2008年起，由郑培凯教授主持，开展“昆曲传承计划”。计划已陆续邀请多位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来港示范讲座，并采用文字与影像双轨记录方式对艺术家进行“口述历史”系列访谈，力图将近代昆曲代表剧目之传承脉络完整保存。计划所得材料现已陆续整理，第一期成果（《春心无处不飞悬：张继青艺术传承记录》、《普天下有情谁似咱：汪世瑜谈青春版《牡丹亭》的创作》、《依旧是水涌山叠：侯少奎艺术传承记录》）已于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昆曲研究应如何将文本研究和舞台表演相结合？如何通过研究传承昆曲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者就此采访了郑培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昆曲传承计划”中口述历史访谈的情况？计划选取多少艺术家进行访谈？访谈围绕哪些内容进行？进度如何？

郑培凯：自从2008年以来，我们已经访问了汪世瑜、张继青、姚继焜、侯少奎、蔡正仁、梁谷音、岳美缇、计镇华、刘异龙、张铭荣、黄小午等十余位表演艺术家。“昆曲传承计划”的第一阶段，按照原先的预算安排，已经超额完成。这些昆曲艺术家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一般是停留一个月或两个月，每个月进行五、六次艺术示范讲座，同时接受深度采访。

我们的口述历史访谈，与一般对戏曲名家的访谈方式不同。主要着重点不在他们的生平与经历，而在他们对昆曲艺术的传承，是如何学艺，老师怎么教，哪几个老师教，异同之处何在？他们从艺之后，如何体会舞台表演，如何经历不同阶段的认识，如何配合自己的条件来发展自己的风格？从艺五六十年，现在怎么总结，有什么心得，并如何传给下一代的昆曲演员？探讨的问题，环绕“四功五法”，唱念做打。对唱腔与身段的传承，是我们访谈的关注要点，而且还要捋清不同时段的变化。

具体来说，计划的纵向目标，希望分述出几个不同阶段艺术家的艺术呈现：

一、受访者师辈于不同年代的舞台呈现；

二、学戏期间受访者的舞台呈现，是否跟师辈的传授有不同，变的原因是什么？

三、具备舞台实践与理解后，台上的表演又有没有变化；

四、演员会否受到所处社会意识形态冲击而改变表演的观念？多年不演戏，又是否影响自己在舞台的呈现？

五、改革开放后的”变”？是否会受经济改革的社会思潮，表演上会有新的想法，又会否受外来戏剧理念的形响。

六、昆曲获世界文化遗产名衔后，传统艺术受世人肯定，对昆曲的理解又有否改变？

七、传授学生时又有何”变通”？横向的记录，则希望包括每个戏的细致变

化，从以下剧本、唱腔、表演身段、配乐、舞美等方面去叙述。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的昆曲研究多集中于文本，对舞台表演往往比较忽略。您认为未来昆曲研究应该如何推动文本研究与舞台研究进一步结合？对于昆曲的学术研究应如何与昆曲的传承切实结合在一起？

郑培凯：我们通过文字与影像并进，是为了尽量保留材料，供将来细部研究之用。出版书籍的文字部份，是我们和昆曲老师共同整理的艺术经验总结。但是，整个访谈与示范材料，是可以多达两个月的录音与录像过程，是极为丰富的原始材料，都存在学校的资料库中，可以供将来的学者使用。材料极多，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制作，只能总结主要论点成书。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做的工作，是尽量保存昆曲艺术家的艺术心得，保留大量的文字与影像材料，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最详实的依据。傅斯年以前就说，先有材料，才能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过去的昆曲研究（以及整体而言的戏曲研究）欠缺舞台表演传承的这一块，原因是没有具体详实的材料，而昆曲研究的核心恰恰就是表演传承。

昆曲作为中国文化“非遗”的一大领域，只有通过累积研究素材，才能出现言之有据的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孙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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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传承计划”的借鉴意义

“昆曲传承计划”限于资源，只能邀约一批演员参与计划，但实际上需要及值得留下艺术纪录的昆曲艺术家仍有很多。这些演员同样继承着上一辈老师的艺术，其本身的行当、承传的剧目、演出风格等，都有其独特之处，都是昆曲艺术的宝藏。在全国各个昆曲院团中，也保留了不少影像或文字数据，但限于其本身的保存意识不足，或技术资金问题，未能把一些老数据很好的保存起来，更不用说将之发行，供研究者参考著论。这些数据却很可能随着时间而日益损坏、遗失。

作为“昆曲传承计划”的补充，由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的“二十世纪昆曲传习与中国文化传承计划”于2010年启动。该计划对中国六大昆曲院团三十九位老一辈昆曲艺人、导演、编剧、作曲、乐师进行了口述历史记录，并探访了院团资料室，搜集当地重要的昆曲表演资料。虽然我们希望尽力弥补昆曲演艺传承数据的缺失，但由于探访时间有限，还是难免有所遗漏。

昆曲艺术的资料除了保存在院团、演员身上，还保存于业余曲界。昆曲与文人的关系一向密切，许多文人除了唱曲，还学戏登台演出，有些戏甚至只见于曲家、名票，但未曾于专业院团演出过。同样，昆曲除了戏工，还有清工一脉，昆曲的清唱艺术在某个意义上，甚至比舞台艺术更为重要。但如今谈昆曲传承，对业余曲界的重视更少。所以也该对上海昆曲研习社、北京昆曲研习社等一批前辈曲家进行采访纪录，他们名气虽不显著于外，但对于昆曲的发展历史、曲唱艺术的研究，同样是无价之宝。

这些艺术家、曲家多已将届古稀。有些老师的身体健康也不容乐观，如蔡瑶珗、成志雄等一批演员都已逝去，除了有限的资料留了下来，许多戏与他们本人的艺术体会也都随着湮灭。可以说，每过一年就少掉一笔珍贵的资料。而这些数据是不仅对于昆曲研究、戏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完全可以作为音乐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材料。

我们希望有更多资源能投入到“真正”的文化传承工作中来。舞台表演的传承实践，学术界较难置喙。但资料保存及抢救工作，却是学界本份。由当地院校做当地的昆曲资料保存，或许最为适当。如北京院校做北昆资料，上海院校做上昆资料，苏州的帮苏昆、南京的帮省昆，湘昆则由湖南院校来安排，这将省去许多行政资源，活动的开展也会更为迅捷有效。

当然，这些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学界真正需要的，是有切实参考意义的数据。这些工作需要懂行的人去进行，相信院校里能够找到较为适合的人选。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关于昆曲艺术传承的探索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昆曲演艺数据保存工作案例，就教与海内外同仁方家，同时也希望更多的研究机构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